江戶時期的日本儒學家在當時社會裡是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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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戶前中期似乎有不少。但日本沒有科舉，也不能為「將軍大名」師吧。好奇日本儒學家的思想在當時有什麼作用，他們在社會裡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靠什麼為生，寫書嗎？

簡單理幾個思路。

江戶時期的儒學逐漸擺脫了中世僧侶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江戶初期，侍奉德川家康的林羅山，是受了家康的命剃了度，以入道者的身份示人，依然循例中世武家文事諮詢僧侶之慣例。而到了其子林春勝之時，五代將軍便允其還俗。儒佛脫離，江戶的儒者們開始走向「職業化」。

接著上面的這一變化，掌握漢文解讀能力的公家和僧侶，在歷經古代、中世之後逐漸衰弱，而隨著江戶幕府武家勢力的整體抬頭，漢文解讀的技術也滲透到了武家社會的各個階層，不再為公家或僧侶壟斷。這便或是題主提到的「日本江戶前中期似乎有不少（儒學家）」了吧。

「職業化」後的儒者與幕府的文官化相輔相成，這反映在幕府設計的政治架構中，能見到儒者身影的，如「御儒」和「奧儒」。「御儒」定員6人，祿二百俵，役十五人扶持。當職者除了世襲的佐藤、尾藤、古賀家之外，也有僅職一代的儒者，是在林家學問所擔當教授的其他非林家儒者（林家指林羅山所創之湯島聖堂的林家）。平日授學，每月赴江戶城負責講釋。若有朝鮮使者來訪，則承擔外交文書（漢文）的處理；「奧儒」定員2人，布衣，為將軍的近講者，由成島家世襲。這一類型的儒者類似「官方儒者」，直屬幕府的為直臣，隸屬各藩的則為陪臣（藩儒）。也有從陪臣升格為直臣的例子，譬如新井白石。武家大名掌權力主導，儒者們更似高級秘書（政治顧問），雖然無法直接參与政治，但也有可能或多或少會對政局起到作用（將軍、大名的諮詢，或晉獻意見等，但被不被接受無法保證）。

相對於上述儒者，體現了漢文解讀技術滲透到武家社會各階層的表現，還有活躍在城下町，以開塾講學謀生，或周遊四方行講釋的「町儒」及「村儒」（「民間儒者」），將儒學或者漢文作為一種「技藝」行諸道奉公。並伴隨著江戶時代出版業等行業的興盛與發達，與諸媒體相結合，作開講、出版等活動。這使得漢學得以在市井階層中向橫向擴展。能舉上名的，譬如脫藩武士中江藤樹、町人伊藤仁齋等。這裡還要一提的是，儒醫不分家，當時很多儒者還以儒醫的身份出現。

因為日本沒有科舉，所以一定程度上儒者能夠自由地開展自己的學術活動，特別是相對於「官方儒者」的「民間儒者」。反對朱子學聞名的徂徠學，風靡一世，連訪日的朝鮮通信使都佩服不已，便是一證。但寬政年幕府頒布了「異學之禁」——在行使幕臣旗本、家人教育的湯島聖堂，禁止朱子學以外的一切學派授課講學，並限定在以朱子學行官吏登用考試（幕臣）的「學問吟味」。這裡要留意，幕府只針對幕臣，並只限江戶一地，但影響了各藩紛紛效仿的聯動，使得包括朱子學在內的儒學、漢學在全國範圍得以普及（如各地藩校的建立）。而且就算是湯島聖堂的教授們，白天在學校教授朱子學，晚上回到自己的私塾又以各自的學派教導學生。所以，以漢學為基礎的，還與其他諸學發生了互動，譬如蘭學（荷蘭語的學習模仿漢文訓讀、荷蘭語的書籍翻譯為漢文等）。漢學一度成為了各類學科的基礎。

與在大陸和半島涉及生死祭祀的儒學（教）不同。日本有自己的原始信仰來填補心靈上的空缺，而漢學·儒學在江戶思想市場的身份，卻更像是成為其他諸學（國學、蘭學等）開花散枝的血骨。儒學為它們提供了天然的養料（仁、禮等各類專門術語）和世界觀。儒學在江戶初期拚命擺脫佛教的桎梏，取得了自己的獨立。而其他諸學在之後又借儒學所帶來的營養，再從儒學的知識體系之中或以之區別（如國學）、或以之類比（如蘭學）找到自我。而儒學留給江戶的日本的是，滋養在整個權力階層、知識階層的漢文研讀能力。而那些散落在市井的儒學者們、漢學者們，還通過翻譯、出版漢文白話小說等努力，從另一方面刺激了國文化（和小說等）的繁榮。

憑記憶所寫，未能校對史料、細節，如有錯誤，還煩各家斧正。

對日本儒學家不甚了解，只聽說過朱舜水，由於反清復明而流亡日本的中國文人，在日本受到德川光國的禮遇，被視為「國師」，講學傳播自己的儒學思想，對日本水戶派影響深遠。單從他在日本的經歷來看，他作為儒學家扮演了大名的導師和智囊的角色，順便替藩主編寫《大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