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會引起經濟蕭條嗎？

01-19

在特定的條件下，反腐的確會造成經濟的下滑

在有些情況下，企業可以通過賄賂特定的人物，從而規避不良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起到促進經濟的作用，這種情況發生的條件是，政府的部分不良的經濟政策導致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的虛高。

舉一個就發生過的例子，8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初期的倒爺，當中國實行的是價格雙軌制，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購入原材料的價格並不相同，民企購入價格要高於國企，然而當時很多新興的民營企業在質量和效益上都高於腐化陳舊的國企，他們的生產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這種時候一些國企高管（其中很多是紅二代）便把本來國企購入的材料以一個在雙規價格之間的價格賣給民營企業，賺取其中的差價，在二者之間實現了帕累托改進，這樣一種情況下，官倒這種腐敗促進的經濟的成長，這時反腐就有兩個思路了，如果是單純的打老虎，狠抓倒爺的話，的確可以減少國有資產流失，但毫無疑問抑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國企腐化的情況也不會得到根本性改善。所以當時中國採取的是另一條路線，也就是價格並軌，這樣的確造成了一定時間的陣痛，但是最後的的確確從根本上解決了倒爺的問題，而且這樣的反腐的確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因為二者購入價格一樣，不可能再會存在賺取中間差價的可能。

因此反腐是否會造成經濟下滑取決於，這個腐敗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如果這個腐敗是一種對不良政策的緩和，通過腐敗行為能夠改善這一不良政策導致的資源錯配，那麼單純地嚴刑峻法阻止這種腐敗行為是會造成經濟增速乏力的，例如通過腐敗繞過不合理的審批，獲得特定政策優惠。然而，的的確確現在很多的反腐行為是導致了這樣的情況的發生，官員變得戰戰兢兢，不敢輕易給予優惠，而整體資源錯配的局面仍然沒有改善，那麼單純的嚴格執法以外，還需要解決資源錯配的政策漏洞，才能在反腐的同時促進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蕭條與反腐不是正相關的。曾經的經濟繁榮可能是虛假繁榮。現在的蕭條可能是回歸正途。

從理論分析來看，反腐不但不會導致經濟蕭條，反而還會提高經濟效率。

首先聲明，我這裡所討論的腐敗，不是指政治上的腐敗，而是尋租行為。

要討論尋租活動，就必須明白其定義

尋租活動:為獲得和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的行為。（高鴻業第六版《西方經濟學》中的定義）

從這段定義中我們可以得知，尋租行為的目的是在於能夠獲得壟斷地位，進而得到壟斷利潤，所以關鍵是壟斷利潤。

圖中模型橫軸代表產量，縱軸代表價格，曲線D和MR分別代表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

假定邊際成本MC和平均成本AC相等且固定不變，由圖中MC=AC水平線來表示。

首先討論壟斷情況

壟斷廠商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在於MR=MC，根據這個原則，壟斷廠商最大化產量為Qm，壟斷價格為Pm，此時壟斷廠商的的壟斷利潤為圖中的藍色的③部分，消費者剩餘為黑色陰影的①部分

相比完全競爭市場下，壟斷市場中壟斷廠商可以賺取多餘的壟斷利潤，由此便刺激了廠商通過尋租行為來獲取壟斷地位進而得到壟斷利潤。

為此，他們所願意付出的最大尋租代價也就是這個壟斷利潤所標示的③部分，因為當尋租成本超過尋租所帶來的利潤時，他們便會放棄尋租行為。

其次對比完全競爭市場

在完全競爭市場下，P=AC=MC，也意味著廠商的超額利潤為0，此時市場的均衡價格為P0，對應的均衡產量為Q0，此時的消費者剩餘為HP0a三角形，也就是①+②+③部分。

對比發現，完全競爭市場與壟斷市場相比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了②+③部分

而完全競爭市場與壟斷市場相比下的生產者剩餘則減少了③部分

社會福利=生產者剩餘+消費者剩餘，因此在完全競爭市場下的社會福利要比壟斷市場下的社會福利多出一個②部分

因此②部分是市場上廠商在追求壟斷而進行尋租活動時候所造成的無謂損失，也被稱為純損三角形。

因此從社會福利角度上來講，反腐（反尋租活動）不但降低了該商品的價格，提高了該商品的供應量，還有利於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水平。

同時尋租過程中的代價是一種純粹的浪費，這個活動並不會創造出任何有益的產出，其機會成本巨大。且尋租活動異常激烈，其代價往往接近甚至等於壟斷利潤部分，大於abc的純損部分。

因為社會中並非單個廠商在追求尋租，在尋租市場中，由於存在大量尋租者，導致整個尋租活動的全部損失等於單個尋租者活動代價的總和。

因此整個尋租活動的經濟損失要遠遠超過傳統壟斷理論中的純損三角形部分。

在這種情況下，反尋租有利於將這一部分損失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從而提高社會生產。

5.9——補充

評論中的@go Go分析的有道理，所以補充下

壟斷本身而言是缺乏效率的，因為壟斷廠商多賺的那部分壟斷利潤並非是通過技術革新，成本縮減等方式獲得，而是通過其壟斷地位獲得，由於僅靠壟斷便可獲得完全競爭狀態下所沒有的額外利潤，壟斷廠商便缺乏進行技術革新，提高產品質量或者降低成本的內在動力，因而行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會停滯不前。（在與完全競爭廠商成本一致的情況下，只要通過尋租便可以獲得額外的利潤，誰還會去更新技術？）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百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內雖然有很多做搜索的企業，但其他企業的搜索在演算法（商品）本身無法與百度競爭，而有競爭的廠商被政府拉黑了，因而百度控制了中國互聯網的大量流量，在行業內處於壟斷地位，後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謝邀

先下結論，反腐並不會導致整體的經濟蕭條，長期來看反而促進健康經濟發展。

反腐之後，相關的曾經繁榮的產業，如「名酒名車豪宅古玩字畫」之類的都蕭條了，如果你是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你自然會覺得天塌了，經濟蕭條了。

但是想想，商人承包工程項目省下了行賄的錢，孩子上學家長省下了擇校費，賑災款沒有被貪而是拿去給災民，這些曾經要通過腐敗經濟鏈條送給貪官消費「名酒名車豪宅古玩字畫」的錢，現在都留在了老百姓的手裡了。

那麼這些留在普通百姓手裡的錢，自然不會去買「名酒名車豪宅古玩字畫」，而更可能去買「普通酒普通車普通房普通收藏品」了，假如你是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你就會覺得經濟景氣了。

反腐而被打擊的消費和經濟鏈（如名酒名車豪宅古玩字畫的消費），雖然不是虛假繁榮，但也是不健康的繁榮。這就好比一根樹杈長歪了，於是將其砍掉，雖然看起來樹稀疏了一些，但因為養分不再被長偏的樹杈分掉，而是集中在其他健康的枝杈樹葉，這對這棵樹的長遠前景是非常有利的。

我倒覺得是因為經濟蕭條所以才導致需要反腐敗。

我覺得腐敗在經濟生活中的損耗。無法杜絕，但可以減少，在某些時候的確會有一定潤滑作用。但這本身就是而外作用。如果有了專用潤滑油就可以替代，效果更好風險更小。

我不認為反腐敗會阻礙經濟發展，但應該會促進行業重組。

我覺得良好經濟發展應該看經濟過程中多少人參與經濟活動。

腐敗會大面積減少經濟活動的參與量。具體咋說我也不好描述。

就像以前人們諷刺統計局的那個笑話。張村有個張千萬，還有九個窮光蛋，若按平均一統計，人人都是張百萬。

張千萬賺的再多，經濟指數再怎麼漲都和其他人沒什麼關係。

我覺得反腐敗如果運作得當還是可以促進發展的。

一個十萬工程，腐敗掉五萬，那麼實際投入在經濟領域的資金其實只有五萬。也就是拿十萬做五萬的事兒。

而另五萬除了吃灰，並不能對經濟領域有太多貢獻。那麼多被查貪官家裡現金按噸堆積著，這些錢如果沒有進入流通領域那對經濟是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對於腐敗經濟我個人認為對經濟發展促進也是有限的。或者這樣說同樣十萬如果不被腐敗掉，用到他本來的領域，產生的經濟效益會更大。

我覺得應該類似壟斷，打破壟斷後創造的價值更多，雖然單個企業拿出來他的利潤能力反而不如原來的壟斷企業

這一輪經濟蕭條是遲早要來的。

是由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大氣候，和國內日益趨緊的政治生態和投資環境的小氣候共同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傾向於認為，經濟下滑是反腐敗的原因，而不是反腐敗才導致經濟下滑。

財政問題、經濟問題特別困難了，反腐敗的問題已經變得非常突出不得不解決了。認為腐敗有助於經濟增長，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的確增長了，但腐敗也出現了。

以史為鑒，用嘉慶皇帝的例子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何去何從
　　一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這個接班人讓乾隆滿意的有四點：
　　首先，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其次，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於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於為他人著想。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從外表看，嘉慶皇帝是清朝歷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膚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型介於方圓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錶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於條理。
　　另外，這一年，嘉慶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於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
　　因此，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

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二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嘉慶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日，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徵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時，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彙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准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無益民生，皇帝並不喜愛。
　　連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三
　　然而，在樹完新風之後，大清朝的民眾發現，這個年輕的新統治者，卻沒能做出更大的作為。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一百數十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
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帳，把八百多萬元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路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拔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佔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裡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四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方針已定
　　一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歷代王朝，大清子民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歷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二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現象。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裡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亘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麼，為什麼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三
　　從根本上說，「接班人」心態，導致他做出這樣一個今人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
　　「接班人」的性格特徵，是「安全第一」。
　　從十三歲那年被密立為儲君，到三十五歲那年從父親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二年間，我們不知道嘉慶是何時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大清帝國的繼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從始至終在表面上裝得淡泊無比。因為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更何況自己有這樣一個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強大的父親。一個過於英明的父親羽翼下不可能出現同樣鋒芒畢露的兒子。在自己盯著皇位的同時，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緊緊地盯著自己，觀察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只要他表現出一點點對皇位的渴望，立刻就會被老皇帝偵知。
　　從父皇的種種舉動中猜到自己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後，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風險與收益共存，這是永恆的真理。太子這個職位，因為預期收益最大，所以現實風險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擔驚受怕，險象環生，几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獨木橋，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歷史上無數太子的悲慘命運提醒他，必須把自己脾氣中的任何火氣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衝動束縛住。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作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換句話說，總是瞻前顧後，畏狼怕虎。政壇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緊張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穩健」，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最大優點，實際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鎖。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頭腦和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聖人心法」和「祖宗舊制」，沒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這個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問耕耘，莫問收穫」，修身養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證。
　　所以，自從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學聞名。皇十五子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後人稱為是最嚴格、最系統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已，至於尋章摘句，已為末務。」嘉慶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慾」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聖徒的過程。
　　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鍊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聖人心法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制」。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歷朝《實錄》，那些被史臣們不斷聖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
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聖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
嘉慶即位之時，已經三十六歲。人類的悲哀就在於，他不是一種能永遠自我更新的動物。一個人的基本構成，永遠是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和經驗。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個吸收、消化和成長的黃金時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慾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
　　五
做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
事實上，在父親屍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採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於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機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當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複發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並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摺。在奏摺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天下大亂，指日可待。
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於「仁柔」，懲貪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於監督體系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們已經沒有什麼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只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
　　這封奏摺讓皇帝十分震動。內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面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這個奏摺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徹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
　　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摺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守成種種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
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
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裡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
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萬兩，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後六十年間只增加６．３％。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說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三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採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採銅礦，以吸納剩餘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誌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台等縣開採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麼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採，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麼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託，希望事成之後，分肥利已，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緣木求魚
　　一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國歷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們的時間、路線，一點也不走樣，打上兩件東西，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摺，絕不因景緻優美而多耽擱一刻。「慾望」在他看來是最危險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於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的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於攔御轎，那麼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我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皇帝卻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願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
　　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親政不久，他就下詔說，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們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會騎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此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份。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奏摺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後，他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後，朝中大臣們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
　　即使不說嘉慶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如同鐘錶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二年，沒有一天不早起。讀完《實錄》後，天往往還沒亮，他就秉燭批閱奏章。他事事躬已總攬。早膳後召見大臣，往往多達十餘人，披覽奏摺幾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記吃午飯。遇到外出巡視時，更要早起數刻，提前把一天公事辦完。在這點上，他頗有祖父雍正皇帝「事業狂」之作風。
　　從皇子期間養成的每天大量腦力勞動的習慣，使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就渾身不舒服。嘉慶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參加一個祭祀典禮。典禮完成後，才上午十點鐘，他決定回到乾清宮接見大臣。不料一問御前侍衛，侍衛說今天沒有官員請求接見。皇帝有些懷疑，為何今日如此空閑？一問軍機，這才知道，本來是有幾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親王考慮到皇帝參加典禮，已經很累，況且天氣十分炎熱，為了讓皇帝節勞，私自把他們安排到第二天引見。
　　得知此情，嘉慶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親王說：「朕年方四十，雖日理萬機，從不以此為勞。引見這麼幾人，本來也不足為勞。」睿親王如此大膽，擅自改動官員引見日期，意欲何為？一番訓斥之後，將他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睿親王好心沒好報，被降職罰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是，別人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
嘉慶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摺遞進來。皇帝回宮後，無公事辦，十分生氣，下旨給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麼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的有什麼好看。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有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於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概嚴行申飭。
　　節儉也是皇帝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嘉慶5l歲壽辰時，御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萬壽時，於京城演劇十日，並請以後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惟以民生休戚為念，從無崇奈浮侈之事。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做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而景德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於是將景德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今瀋陽)去充當苦差。這個馬屁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三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裡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醜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硃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麼教育都不能清醒！
　　從今以後，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願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麼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後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聖旨，獨一無二。
　　三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徵。在它的背後，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麼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範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儘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斗，然而卻絲毫於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後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後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里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麼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後，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於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後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布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後，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試的監考。由於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裡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於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複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麼「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三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四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辭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
帝，後來是做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滿清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於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並不崇尚虛文粉飾，而採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
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代皇帝們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註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註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註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從政治上講反腐敗當然是一件正確的事情，但是我們要討論經濟問題的話，不可避免地要討論這樣一個政策是否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衝擊。所以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工作，我把各省的GDP增長率和每一個省被抓的副廳級以上的官員的數量做了一個簡單的二維散點圖，這是經濟學家常用的統計手段。橫軸表示的是反腐敗力度，我怎麼衡量反腐敗力度呢?我用各個省被抓的副廳級以上的官員數量來衡量反腐敗力度。如果一個省抓的副廳級以上貪官越多，說明這個省在反腐敗方面做得越好或者說反腐敗努力越高。縱軸表示的是各省GDP增長率。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就是反腐敗努力和經濟增長率是負相關的。也就是說，一個省如果抓的貪污腐敗的官員越多，這個省的GDP增長率就越慢。我要說的是，這裡只是一個相關關係，不是因果關係。然而，我的經濟學同行做過更細緻的研究，他們使用2013年的月度數據，分析的單位是中國300個地級市，發現他們得到的結論跟我的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大家確實看到了反腐敗對於GDP的增長率造成了短期的衝擊。當然我們說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們並不否認其他因素的存在。
……」

參考：

聶輝華.中國各省經濟增長——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視角[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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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句違反了法律法規你們把它刪了就行了，趕快恢復顯示吧。

怎麼還不給顯示？

別人寫的，參考一下吧。

宇文泰是北周開國的奠基者。當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挾天子令諸侯」之時，遇到了可與諸葛亮和王猛齊名的蘇綽。宇文泰向蘇綽討教治國之道，二人密談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說了些什麼，史籍中並無記載。而在下有幸得到一部千古不外傳的秘籍，是專門講述治國之道的書，其中就有一段就說到二人的這次談話，現為讀者節錄如下：

宇文泰問：「國何以立？」

蘇綽答：「具官。」

宇文泰問：「如何具官？」

蘇綽答：「用貪官，反貪官。」

宇文泰不解的問：「為什麼要用貪官？」

蘇綽答：「你要想叫別人為你賣命，就必須給人家好處。而你又沒有那麼多錢給他們，那就給他權，叫他用手中的權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處了嗎？」

宇文泰問：「貪官用我給的權得到了好處，又會給我帶來什麼好處？」蘇綽答：「因為他能得到好處是因為你給的權，所以，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好處就必須維護你的權。那麼，你的統治不就牢固了嗎。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沒有貪官維護你的政權，那麼你還怎麼鞏固統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著不解的問道：「既然用了貪官，為什麼還要反呢？」

蘇綽答：「這就是權術的精髓所在。要用貪官，就必須反貪官。只有這樣才能欺騙民眾，才能鞏固政權。」

宇文泰聞聽此語大惑，興奮不已的說：「愛卿快說說其中的奧秘。」

蘇綽答：「這有兩個好處：其一、天下哪有不貪的官？官不怕貪，怕的是不聽你的話。以反貪官為名，消除不聽你話的貪官，保留聽你話的貪官。這樣既可以消除異己，鞏固你的權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對你的擁戴。

其二、官吏只要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貪墨為借口滅了他。貪官怕你滅了他，就只有乖乖聽你的話。所以，『反貪官』是你用來駕御貪官的法寶。如果你不用貪官，你就失去了『反貪官』這個法寶，那麼你還怎麼駕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擁戴，他不聽話，你沒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會引來民情騷動。所以必須用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隊伍，使其成為清一色的擁護你的人。」

他又對宇文泰說：「還有呢？」

宇文泰瞪圓了眼問：「還有什麼？」

蘇綽答：「如果你用貪官而招惹民怨怎麼辦？」

宇文泰一驚，這卻沒有想到，便問：「有何妙計可除此患？」

蘇綽答：「祭起反貪大旗，加大宣傳力度，證明你心系黎民。讓民眾誤認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責任都推到這些貪官的身上，千萬不要讓民眾認為你是任用貪官的元兇。你必須叫民眾認為，你是好的。社會出現這麼多問題，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執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問：「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麼辦？」

蘇綽答：「宰了他，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財放進你的腰包。這樣你可以不負搜刮民財之名，而得搜刮民財之惠。總之，用貪官來培植死黨，除貪官來消除異己，殺貪官來收買人心，沒貪財來實己腰包，這就是玩權術的藝術。

自古至今，皆通一理。

創建於 2016-04-22

作者保留權利

富人不奢侈,窮人將餓死。

關鍵看富人心虛不虛

從事石雕行業5年，就石雕這個行業來說，是的。

11,12年的時候，我所在的青田石雕行業一片繁榮，繁榮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幾個做的比較大的老闆，進來買貨都是指著一個一個的貨說，這些給我，然後轉身出門，無比瀟洒，價格呢？等貨做好了之後，多少錢，由我們定，當然不能太坑。

大部分的貨，可能原石的時候，就已經被定走了，當然這也跟雕刻的技術有關。

好景不長，蕭條的景象大概從14年開始，也就是東莞掃黃的那時間段。

14.15年這兩年景象是怎麼樣的呢，具體說說吧。

12年年底有人出價8萬但當時沒有賣掉的一個作品，到14年的時候，老闆開價已經是3萬了，原石買來是2萬。

這兩年，石雕行業已經由原來的供不應求到現在無人問津了，是的，無人問津。

11.12年，每天晚上一波一波的老闆來工廠逛，現在已經很難見到有需要進貨的老闆了，有的也大都零零散散的買一些旅遊客和平常百姓能消費的作品。

石雕這樣的產品，說實話，消費者也確實大都是那些貪官，近年來的反腐動作，沒有了消費者，自然會蕭條。

題主問題是「破窗理論」的翻版。窗戶打碎後，不得不購買新玻璃、因此增加了消費，擴大了就業，促進了經濟發展（請接著看）

隨著玻璃需求增多，價格水漲船高，同市場均獲取到了暫時性的假高潮，最終導致產能過剩，只能促進去庫存。我只知道，東戴河某「玻璃廠」在北京三環內的一家小門面，每月400多W的租金，因為經濟不景氣，即將要搬到四環；

仍舊持此觀點的同學沒有想，同樣的一筆錢購買了玻璃，便無形中降低了其它支出（衣食住行、娛樂消費等），而後者同樣能夠增加消費、擴大就業、促進經濟良性發展。

反腐是一項長期工作

個人觀點闡述，長期來看，反腐不會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而有些問題確實會對經濟造成影響，那就是政策上不公開、不透明、不穩定。

出於政治需要，當權者無法將真實想法公之眾，甚至需要進一步退兩步（自行腦補）。這種不確定性無法使企業對市場進行穩定的預判，影響投資信心，最終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半途而廢只會加劇人們對未來政策走向的疑惑跟盲從；

反腐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市場經濟，但會影響官員的忠誠度。

一方面反腐使得官員人人自危，另一方面，反腐確實影響到了很多官員的切身利益，自然會影響官員的忠誠度，因為允許適度的腐敗本身就是提高忠誠的最佳手段。

而過度腐敗會直接影響經濟的良性發展。不難理解，如果企業通過賄賂官員能從政府渠道謀取大量財富，甚至壟斷（自行腦補），違反了市場經濟下，企業還有什麼動力去創新、費心費力滿足消費者需求呢？

凡事有度，允許適度腐敗會提高身體免疫，腐敗過度只會挖空企業的內臟。

企業即小社會，即使靠一時融資獲得短時利益，仍然不能長久。反腐工作如同調理身體，長期累積下的問題絕不能單靠一時的大補，需要慢慢調理，同理反腐也是需長期落實的重點工作，通過體制不斷完善逐漸管控，否則如同曇花一般。

（回答僅代表個人立場）

我不關心反腐是否會引來經濟蕭條，我就問問反腐的錢都哪兒去了。為啥房價越來越離譜沒人管。因為灰色收入沒了所以直接漲房價是嗎？

因為反腐會影響政策的連續性啊！

比如我現在在長沙，如果長沙市長被抓了，那麼下一個過來他又要開始摸底、民意調查等等，這些很耗財力物力人力的，而且他可能覺得以前的政策不好，要自己弄，所以之前的項目就會被中斷……當然，這是最淺顯的解讀！

不反腐也會這樣，問題關鍵是錢在誰那裡，還有怎麼花。

不反腐，貧富差距巨大，一有分吹草動，富人不消費了，也是一個卵樣的。

錢怎麼花，也很重要，假定貧富差距很大，就幾個富豪有錢，但生產能力在，產品能養活國民，結果這幾位喜歡人妖，我靠那好了，老百姓要吃飯吧，做人妖，富豪的錢轉移到牛逼的人妖，牛逼人妖的錢轉移到經紀人，賣煎餅果子的、賣油條的，人妖學校。。。。。。我靠，人妖產業鏈呀！這個國家就光產人妖了。

我們以前弄的滿街高檔酒店和空房子，難道是準備盛產廚子、跑堂、建築工、妓女、各種奶嗎？！！！！！

我記得有個叫做直腸國的。家裡主人吃玩拉的翔就給僕人吃，原來是主人反腐不吃飯了，僕人們沒翔吃了，大駭，叫著說，主人別反腐了，俺要吃翔。

都是些什麼王八蛋在說這些屁話。

腐敗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就這樣走上了死路。

吳思《血酬定律》

巨量的資源通過潛流網路流向劉瑾集團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許多太監自稱洒家，尊奉佛教，喜歡投巨資建立廟宇，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旅遊景點，這不挺好嗎？即使不建廟宇，我在劉瑾家產的清單上見過「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寶物，這不也創造出了珍貴文物嗎？誰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不合帝國的財政規範，那麼頤和園便是潛流的輝煌結晶了。我們一邊讚賞結晶，一邊罵潛流，是不是應該打個磕巴？
再進一步說，修建頤和園花費的巨額銀兩，轉個身就變成了手工藝品製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錢，從他們手裡再轉個身，又變成了糧農菜農小商小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劉瑾潛流」究竟有什麼不好？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又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升為更大的長期性問題：腐敗且不斷膨脹的官吏集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後邊這個問題泛了些，不容易說清楚，這裡還是收斂一些，揪住劉瑾不放。
我們可以拿劉瑾與其他千年世界級巨富做個對比，從來源和去向這兩個方面討論劉瑾潛流的影響。
在排行榜上，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有軟體大王比爾·蓋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這些人財富的來源與劉瑾截然不同。人們主動購買他們提供的產品，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比較高，價格比較低，物有所值，買了之後可以獲得福利而不是損失。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後，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於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裡，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體、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循環往複，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2811座圖書館，蓋茨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蹤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份，其中以暴力為後盾的統治者最多，佔22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茨、洛克菲勒等）並列第二，各有9位；官場上的貪污受賄者第三，共有4位，中國和法國各佔2位；並列第四的有三種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與蓋茨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於1303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於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闆，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於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展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劉瑾的財富，乃是暴力勒索而來的財富，是「血酬」的巨量彙集，潛流的網路則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順便交代一句：皮茹茲的財富最後在國王們的沒收、賴賬和處罰之下消失了，歐洲的資產階級後來之所以鬧革命，就是企圖控制經常被國王濫用的破壞力。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聖賢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於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於感覺匱乏的比例是10%。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願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並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後不怕洪水滔天，憑什麼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裡，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於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下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颳得心理老大不平衡，於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後的標準結果。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後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在來源方面，劉瑾潛流對百姓造成的損害已經超過帝國稅收，在去向方面，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卻不如帝國開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財富，除了個人消費外，大量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歷史學家的評論里，譬如在司馬遷的評價中，秦帝國一統天下是一件大好事。司馬遷說，秦帝國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戰爭，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獲得了當時天下的擁護。忽必烈也有同樣的功能。他打通了亞歐大陸的貿易通道，維護了秩序，平息了戰爭。秦帝國和元帝國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長城的時候，在治理黃河的時候。長城和黃河畢竟關係到公共福利，而劉瑾的錢根本不會往公共福利上投。據我所見，劉瑾的開支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家奴的收入，龐大的家奴隊伍又狐假虎威，到處敲詐勒索，也就是說，劉瑾的開支製造出來更多的小劉瑾，更多的掠奪者，而不是阻止掠奪的設施。
我好像把劉瑾說得一無是處了。這有點不公平。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劉瑾並沒有把家產轉移到國外，他甚至從日本使臣那裡敲了一萬兩銀子的賄賂，如此說來，劉太監也可以算愛國人士。不過，他對邊防和國力的損害又遠遠不止幾萬兩銀子。另外，從當時人的角度看，畢竟劉瑾為手工藝匠人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業崗位，不過，他剝奪的就業機會又要多得多。從後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製造和保留也要托劉瑾之流的福，不過，沒有劉瑾，我們的祖先可能要少經歷許多戰爭，少被人家掠奪多次，有機會創造並保留更多的文物。劉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小成績還是有的，整體上卻得不償失。
但劉瑾還是留下了一項確定無疑的功績，思想建設方面的功績，這是幾乎與劉瑾同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啟發我想到的。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據說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皇。他的腐敗和放蕩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再虔誠的信徒也無法繼續相信這傢伙可以代表上帝，於是就轉向自己的內心尋找上帝。
劉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後一個高峰，逼出了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成就。在劉瑾「杖責」為大學士劉健說情的眾御史的時候，王陽明是國防部的一個處長（兵部主事）。王陽明跳出來為眾御史說情，說杖責御史將堵塞信息通道，不利於皇帝全面了解情況，不合聖賢的教導和祖先的規定等等，說得堂堂正正，無法辯駁。劉瑾根本就不辯駁，下令打了王陽明四十廷杖，又在監獄裡關了數月，然後撤消幹部身份，貶為貴州龍場驛丞，當了偏遠地區的小郵局兼招待所的職工頭頭。
王陽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為，追問自己到底要什麼，尋找支撐正義行為的精神力量。最後他發現那力量無須依賴外人的獎罰，因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名曰「良知」。「良知」被後世的哲學家們罵作主觀唯心主義。我讀不明白這些唯心唯物的高論，只見那些認識的字句在眼前飄過，卻一句也不能落入心裡。但我卻可以從心底理解王陽明。他在惡人得勢、好人倒霉的處境中冥思苦想，以決定自己未來如何生活，在這種處境中的人們應該如何生活，要不要繼續自找倒霉，等等。換了我也會苦想，儘管未必能想出他那種簡潔有力、以聖賢之道為根據的觀點。我認為他的觀點的正確性不足一半，但我仍然替王陽明高興，他找到了一種善行的基礎，找到了對抗「欽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安寧和解放。
總之，上述比較表明，劉瑾潛流的潛作用幾乎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就這樣走上了死路。
好在還有希望。法國和中國一樣也出產劉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國在英國鄰居的挑戰下洗心革面，繼而脫胎換骨，八九十年後初得正果。法國走得通，中國更大更集權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終卻也應該能走通。從戊戌變法開始洗心革面，中國一路血雨腥風地走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反腐可以提高行業競爭，減少權力尋租，更加市場化。這隻會讓經濟更加繁榮。

反腐如果會經濟蕭條

那中國幾年前的繁榮是腐敗導致的么？

發達國家的繁榮也是因為腐敗么？

提問者的本來問題就是錯的

下面的回答者 @沈雅涵還嘩眾取寵。這個回答真心是嘩眾取寵。

你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是官員主導的、國家投資驅動的

但不能說是貪污驅動的啊！【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是貪污驅動的】

有點常識行嗎！

貪污是能帶來投資、還是能帶來消費？

也許官員會因為【政績】而做出一些無效的投資、但不能把貪污這個鍋扣在這種行為上。

經濟蕭條原因千千萬，這個反腐造成蕭條實在是瞎眼了。

也許對某些行業，會造成一點蕭條，比如高檔煙酒。

但是經濟的系統性風險不是某個操作風險所能造成的。

蕭條是全球的事情。

支持反腐

1當前經濟頹勢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是結構性的。包括經濟、人口和國內外形勢等等。

2四萬億續命計劃提前透支了未來的需求導致多個矛盾疊加激化。不過當時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老實說效果如何太難評價。

3反腐降低了經濟活力，用高壓和紀律束縛了我國市場經濟配資的主體——官僚集團的積極性的同時在短期內影響了數個行業的繁榮。

4長期來看反腐有利於經濟運行，尤其是警惕精英階層的墮落。

5結論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經濟活力，但絕非蕭條的主要原因。

多說兩句，腐敗源於權力，絕對的廉政是做不到的。適當放權就是給國家經濟加潤滑劑，不放權國家機器就僵死了，權放多了國家機器就滑脫了。在我看來腐敗某種意義上就和泡沫一樣，少量是推動經濟的，大量是危害經濟的。人都是逐利的，資本家追逐金錢，政客追逐權利。政府是決定我國經濟的大頭而官僚的晉陞標準讓他們偏好保守、穩妥、不犯錯的政策，如果經濟主官銳意進取那麼多半是為了實現其政治野心。以前有些國企領導為什麼不激進改革？就是一怕犯錯，二有國家財政養著。反腐自然是尤其從嚴，官僚的手腳當然更放不開了，怎麼發揮主觀能動性？

老百姓都討厭腐敗，可是把官僚公務員管的太死也不是辦法。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是分配的藝術。適當讓利（放權）才能讓公務員不畏手畏腳，真希望有一套制度能把權利限制在恰當好處的地方。換言之，我們國家需要的是依法治國或者再進一步的法治。建立良好的生態才是治本之策。

在市場監管體制不健全時經濟命脈不能放任給資本。官僚的腐敗至少是違法，資本吸起血來可沒什麼大義可以制止。同樣的，簡單粗暴的民主也不適合中國，民主的前提是各個利益團體可以合理髮聲而非少數團體有大喇叭。民粹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資本和權力精英搶佔輿論高地可能導致少數人的暴政。

況且我國現在既沒有直接民主的可能也沒間接民主的基礎，不信可以簡單假設下全國的人大代表們都是全職而且按西方標準配置辦公室和競選團隊是什麼樣嘛。沒錢就別談什麼民主了~

民主的閃光點在制衡，而制衡是建立在物資相對豐富的基礎上的，因為制衡是降低社會效率的。雖說如此，民主還是現行體制中綜合來看最好的一種，哪怕缺點多多。

也許當今的中國還不太適合完全民主，但民主理應是我們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