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要通過所謂「大東亞戰爭」想要達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日本想要什麼樣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
日本最開始是跟著列強一起在瓜分中國這塊肥肉。在瓜分的過程中日本徹底清楚了當時的中國已經爛到什麼樣子，這個時候日本動了大心思。
大東亞共榮圈說白了就是想把侵略戰變成內戰，把其他國家的勢力給排擠出去。他以文化為紐帶將中國本土和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圈起來然後自己慢慢吃。
這就像一幫人去搶劫，其中有一個知道要去搶的是他二大爺家，他自己也想搶多年了，奈何一直沒有得手。這次正好可以混進去分肉吃。在進去之後些人知道原來他二大爺家竟然敗落到如此地步，這時他不由的動了心思。
他跳出來對眾人說：這是我二大爺家，從小二大爺教我認字，學習文化，以前逢年過節我都還來我二大爺家拜年。你們搶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良心發現了，我要保護我二大爺家，我和我二大爺家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本家。
聽完眾人大笑，嘲諷道：日本，你和你二大爺家這麼關係密切你搶的時候可不見手軟啊。看看你的包裹里，是不是還有你二大媽的斷指啊？和你說了指甲油塗了就算颳了也沒有辦法用，你還不相信，硬要把人手剁了帶走。
加黑體——《恐怕你是想把我們忽悠走了你獨佔這大宅吧，然後把這人都奴役了做你的奴隸，把這地下的寶藏都佔為己有吧！》
告訴你，不可能！還有，你少他媽的和德國那小子在我們後面嘀嘀咕咕的，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想黑吃黑！
美國你這孫子你和誰倆呢？你是不是找削呢。日本這人最不能激，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揭穿不由得怒從心頭起，大叫一聲向美國撲去。
日本，卒。日本其實沒有什麼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在1850年黑船事件之前，他的體制基本沒有變化，其實他一直比較關心清王朝，1840年鴉片戰爭清朝敗了，他也知道。然後1850年美國軍艦到了之後，日本直接就投降了。他認為強如清朝都打不過，他自己肯定不行。然後伊藤博文等人遍訪歐美，開始近代的工業化改革。
日本明治維新基本全盤接收歐美的體制，他不像中國，在中學和西學之間搖擺，他發現了一個更好的模式之後，直接就貼過去了。然後他就開始學習西方的殖民和侵略擴張。他就覺得西方那些國家都想爭老大，那我就爭個東亞的老大吧。
他跟中國爭老大，中國彼時積貧積弱，但是他只能控制住東北，然後為了保證東北的安全，他要佔領華北。其實他佔領華北之後就發現，代價太大，打治安戰的成本非常高，他根本吞不下。於是他認為把中國滅了就可以了，這樣一步一步的把戰線拉的太長。於是他發現油不夠用了，怎麼辦呢，打東南亞吧，東南亞都是英美法的殖民地。然後為了不讓美國報復他，他先打美國，他本來希望的結果是美國懾於日本強大的軍事實力，與日本開始談判，迅速的結束太平洋戰爭，然後日本大獲全勝，可以安心的經營東亞。
你可以發現，日本的戰略其實很簡單，誰厲害我就跟誰學，學完之後他就不知道該幹嘛了。他缺乏長遠的戰略目標，就是為了解決眼前的事。至於解決之後怎麼辦，他想不出來。日本從中國轉向歐美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他非常成功非常果斷，另一方面，日本本身的立足點在哪？日本的身份是什麼？日本之前是東亞文化圈的，和中國保持了千年的叔侄關係。現在一下子轉向歐美，體制可以改，文化怎麼辦？自我認同感在哪？直到現在，歐美國家真正的接納日本了嗎，日本在美國主導的體系裡面一直都是一個出錢出大頭，說話很小聲的角色。日本現在一直說要走向一個政治大國，我們回過頭來想想，從二戰結束到現在，是中國在壓制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嗎，顯然不是。
大亞洲,大日本主義說沒國際格局那是胡扯。
日本對外戰爭的隱秘邏輯(1592—1945)
【作 者】韓東育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期 刊】《哲學研究》
從１５９２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在東亞地區先後發動了 「壬辰倭亂」、「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等大規模兵燹。這一系列劍指東亞的侵略行動，定調於豐臣秀吉，承紹於明治天皇，膨脹於昭和時代，已形成隱秘於事實背後的一以貫之的思考模式和行為慣性。 「二戰」後主張切斷戰爭間關聯的意見，並不符合歷史上日本人的自身說法和做法，卻符合現代日本學界的個別表述。因此，鉤沉每場戰爭之間的事實和邏輯隱情，還區域戰事以本來屬性，或許能對東亞問題的基礎研究和現實觀照有所補益。
從1592年到1945年，日本在東亞地區發動了數次戰爭。由於這些戰爭時跨前近代和近現代，加之我們已慣常於以時代性質來判斷戰爭性質，因此，雖說對每次戰爭原因的分頭探索和個案討論均不乏仔細，①
但戰爭之間所固有的內在連續性，也不時被人為劃定的時代獨立性所切斷。當每個研究結論的相加之和並不等值於歷史本身、甚至與歷史文脈齟齬橫生時，一個綜合而連貫的觀察視角，或許能給相關研究工作提供某種有意義的啟示。尤其在東亞局勢風雲再起和區域走勢撲朔迷離的今天，鉤沉戰爭與戰爭之間的事實與邏輯隱情，亦將有助於人們對東亞問題的整體認知和規律性把握。
一、日本對戰爭理由的矛盾陳述
讓日本一氣躍居東亞舞台中心的歷史性事件，莫過於「甲午戰爭」(1894-1895)和「日俄戰爭」(1904-1905)。由於這兩次對外軍事行動不僅打敗了亞洲第一大國，也打敗了世界第一領土大國，因此，在日本人的歷史記憶中，這無疑已凝結成「大和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榮」。然而，無論是當時的政界、軍界、輿論界，還是後來的學術界，日本方面在談及發動這兩次戰爭的理由和根據時，均表述得矛盾重重，甚至自相抵消。「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這是常識。可當說到這場戰爭為什麼會因朝鮮而起時，人們卻很難從日方關於戰爭動機及其最直接誘因的「史實」陳述中，找出一般性共識。通常說來，「征韓論」之始作俑者，是明治維新的早期元勛西鄉隆盛(1828-1877)。通行於教科書層面的結論說，西鄉的「征韓」(1873)名目，緣於明治政府對朝鮮繼續「鎖國」、不與交通甚至仇視日本等政策的不滿。②
而進一步的「邏輯」還被表述為：如果朝鮮不開國，日本不但無法以近鄰聯盟的方式來共同抵禦西方，甚至連本國的獨立狀態亦無法確保。
③可結果卻如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是「征韓派」(又稱「外征派」)的下野和「內治派」的勝出。而內治派標榜日本應按照西方的模式實行內部近代化改革而不是對外擴張。持這一觀點者，有岩倉具視(1825-1883)、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木戶孝允(1833-1877)等人。然而，明治政府時過不久的對朝武裝行動，卻不僅令人錯愕，還使「內治論」的標榜者們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1875年，反對西鄉「征韓論」的大久保和木戶等人，為了敦促朝鮮「開國」(這本是西鄉當年主張征韓的堂皇理由之一)，竟以炮艦相逼，在通過《江華條約》(1876)達成朝鮮開國目的的同時，還將當年美國人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款，依樣畫瓢般地壓給了朝鮮。可這樣一來，西鄉的下野原因與朝鮮的被迫開國之間，儼然已構成了某種反諷。而且江華島事件後西鄉寫給友人的信箋還一度讓人感到，西鄉似乎並不比大久保等人更像「征韓論」者。④然而，問題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人們注意到，下野後與政府分庭抗禮並引發 「西南戰爭」的西鄉隆盛，在死後第12年的1889年，竟被明治天皇以所謂「大赦」的方式和「大政復古大功臣」的理由恢復了名譽，並再封為「正三位」。⑤ 明治政府這一戲劇般的轉變，很可能是出於天皇本人的意志。黑龍會所輯《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稱，早年，明治天皇曾對西鄉有過「適當處置韓國問題」的面諭，甚至還有「委任汝總典韓國事」的授命。⑥
1873年西鄉擬親為赴韓使節並準備不惜武力、敦促朝鮮「開國」的決定，雖不能說是在貫徹天皇的命令，但倘無最高權威的默許甚至支持，西鄉的「征韓」態度顯然不可能如此執著甚至頑固。所以有學者指出，稱西鄉的主張與天皇的「征韓」意志全無關聯，反而與史實不符。⑦
這種說法，在有助於解開「征韓派」與「內治派」殊途同歸「謎團」的同時，還給研究者留下了進一步追問的餘地：如果天皇的意志是這種合流的終極原因，那麼天皇何以會形成如此意志?
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敗北，使日本覬覦朝鮮的傳統阻礙力量，被明治兵艦首次逼退。但「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中俄國的積極表現，⑧卻招來了日本的深深怨恨。這不但因為俄國危及了與日本人「主權線」相依存的「利益線」--朝鮮，⑨還在於其干涉還遼行動把甲午戰爭後劃歸日本的遼東權益轉移到自己手中。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勝利。這意味著，清朝以外能夠妨礙日本在朝權益的另一個大國，從此也不再構成妨礙。而正在此時，日本保護朝鮮「獨立」的真實目的，才首次和盤托出。
1910年8月22日，隨著《日韓合併條約》的簽署，日本以外的國家再行干預朝鮮的可能性，暫且化為烏有;⑩而韓國皇帝也從此被明治天皇降格冊封為「李王」。問題是，朝鮮為什麼會被日本強征為自己的「利益線」?其冊封韓皇的行為，又究竟根植於怎樣的歷史邏輯和文脈?
日本此前為獨佔朝鮮與俄國締結的「滿韓交換」協議，(11)不但不表明日本對「滿洲」無所關心，相反，朝鮮問題解決後的下一個征服目標，恰恰就是「滿洲」。日本對俄國的這一權宜策略，早就被美國人冷眼窺破;(12)而日本對俄戰爭的勝利，也剛好給日本獨佔下一個目標-- 「滿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不僅如此，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日本，還在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了足以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雖然大隈內閣的無理要求不可能獲得實現，但「日俄戰爭」後日本的一連串舉動，卻把它的更大慾望對象，昭然於天下。為此，它採取了一系列外交手段，諸如出兵西伯利亞(1918-1922)、(13)加入「國際聯盟」(1920)、(14)與英美法組成「四國同盟」(1921)(15)等。
但是，日本對中國日益增大的慾望，也進一步招致了歐美國家的側目。美國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所召集的「華盛頓會議」上，首次系統地推出了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條約》。條約中，美國明確提出了對華政策新原則，即「門戶開放、領土保全」。由於日本有意將中國本土解釋為長城以南地區，於是，日本對「保全領土」原則的認可便意味著既可擁有「滿蒙特殊權益」，亦沒有違背國際公約。換言之，日本接受《九國條約》的一個前提是撤回「二十一條」的核心條款--這似乎表明了日本對「中國本土」的不干涉態度和對歐美壓力的屈從，加之日本的牽強解釋也未能從根本上損害歐美各國的在華利益，於是，列強間的勢力均衡，便最終以中國利益的巨大犧牲而終結。(16)
然而，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所發動的、有蘇聯顧問參與的北伐戰爭，卻開始令日本坐卧不安。(17)因為這意味著，其垂涎已久的「滿洲」權益，可能會因為蔣介石的行動和蘇俄的介入而化為泡影。為了給「滿洲」乃至整個中國問題定調，1927年6月，田中內閣在東京召開了會議，即所謂「東方會議」。(18)然而後來發生的「山東出兵」(1928)、「皇姑屯事件」(1928)、「九一八事變」(1931)以及「關東軍」五個月佔領東北全境並擁立溥儀建立所謂「滿洲國」(1932)等事件，卻反而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日本國內上自天皇、下到內閣，已悉數被「軍部」和「關東軍」的「獨走」行為所劫持，正因為如此，才不得不對「既定事實」予以默認。(19)
可當這種「不得已」的表白一經被國際聯盟派遣的「李頓調查團」所戳穿，(20)當「滿洲國」 的主權屬於中國的看法已在國際聯盟和美國那裡成為共識時，(21)特別當關東軍於1933年2月23日侵佔熱河、向國際聯盟故意示威時，(22)日本政府在2月24日退出國聯，便具有了事實和邏輯上的雙重不可逆性。(23)昭和十年(1935)以來日本政府和軍隊的一系列行動，還意味著，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問題在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為什麼也像對朝鮮一樣被視若當然?石原莞爾憑什麼會提出「滿蒙乃日本生命線」這一彷彿是「自明」的命題?(24)為什麼在《昭和天皇獨白錄》中，「日本對中國的一次次侵略，被描述成一件件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事」?為什麼「日本在華的任何動作，只要不引起英美的干涉，不觸發與英美的衝突，就不必有絲毫顧忌」?(25)
在高度複雜的現代國際局勢中，日本行動依據的自我矛盾處比起近代來，無疑更加突出。它一面令人動容地倡導「東洋一家」、「東亞解放」和「共存共榮」，一面又毫無愧色地侵入疆土、殺人父兄、毀人宗廟;它可以與英國蜜月熱戀，亦可以適時解除「英日聯盟」;它能夠為遏制共產主義蘇聯而參加「四國同盟」，也能做到與蘇聯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它可以宣稱「世界和平」 而加入「國際聯盟」，也能做到瞬間「脫退」……可是，無論日本怎樣一日三變，有一個不易察覺的連貫性卻未曾發生過改變。
人們注意到，內田康哉外相為了使 「滿洲國」得到國際承認，曾發表過不惜舉國焦土的「焦土外交演說」(1932年8月);(26)松岡洋右外相為了使日本獨佔「滿洲國」而不惜退出國聯一事，曾被日本民眾視為「壯舉」，其本人亦一度成為「國民英雄」之象徵(1933年2月24日);(27)至於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為壟斷中國利益而發表的「天羽聲明」，還以「維持東亞和平秩序」乃日本之「使命」的「豪邁氣概」，提出了極力反對國際社會對華援助的「亞洲門羅主義」(1934年4月17 日);(28)而將上述趨勢推向邏輯終點的東條英機，則高調地喊出「亞洲民族解放」和「大東亞共榮圈」等口號(1942年1月)，甚至不惜「舉國玉碎」，實施最後一搏。(29)
所有這些，都極為傳神地記錄了日本這一不曾變奏的連貫音階，也逐步清晰地勾勒出音階的起伏流向和縈繞範圍。這意味著，對於日本在現代國際局勢中的無數即時反應，恐怕已無法再以一連串雜亂無章的偶然性堆積來理解和對待;而一個更長時段和更大背景的探討，或許才有助於人們觸及事情的本來脈絡，並從中發現相應的規律。
在高度複雜的現代國際局勢中，日本行動依據的自我矛盾處比起近代來，無疑更加突出。它一面令人動容地倡導「東洋一家」、「東亞解放」和「共存共榮」，一面又毫無愧色地侵入疆土、殺人父兄、毀人宗廟；它可以與英國蜜月熱戀，亦可以適時解除「英日聯盟」；它能夠為遏制共產主義蘇聯而參加「四國同盟」，也能做到與蘇聯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它可以宣稱「世界和平」而加入「國際聯盟」，也能做到瞬間「脫退」……可是，無論日本怎樣一日三變，有一個不易察覺的連貫性卻未曾發生過改變。人們注意到，內田康哉外相為了使「滿洲國」得到國際承認，曾發表過不惜舉國焦土的「焦土外交演說」(1932年8月)；(26)松岡洋右外相為了使日本獨佔「滿洲國」而不惜退出國聯一事，曾被日本民眾視為「壯舉」，其本人亦一度成為「國民英雄」之象徵(1933年2月24日)；(27)至於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為壟斷中國利益而發表的「天羽聲明」，還以「維持東亞和平秩序」乃日本之「使命」的「豪邁氣概」，提出了極力反對國際社會對華援助的「亞洲門羅主義」(1934年4月17日)；(28)而將上述趨勢推向邏輯終點的東條英機，則高調地喊出「亞洲民族解放」和「大東亞共榮圈」等口號(1942年1月)，甚至不惜「舉國玉碎」，實施最後一搏。(29)
所有這些，都極為傳神地記錄了日本這一不曾變奏的連貫音階，也逐步清晰地勾勒出音階的起伏流向和縈繞範圍。這意味著，對於日本在現代國際局勢中的無數即時反應，恐怕已無法再以一連串雜亂無章的偶然性堆積來理解和對待；而一個更長時段和更大背景的探討，或許才有助於人們觸及事情的本來脈絡，並從中發現相應的規律。
二、規定明治、昭和走向的「執拗低音」
1868年1月15日，明治天皇宣布了他的「發揚國威」意旨：「宜大力充實軍備，光耀國威于海外萬國，以應答祖宗先帝之神靈！」(30)3月14日，明治天皇再度發表了他的「海外雄飛」大略：「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31)
而從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後所頒布的一系列「詔敕」看，昭和的主張顯然延續了明治意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朕賴皇祖皇宗之威靈，繼承萬世一系之皇位，總攬帝國統治之大權，以行踐祚儀式。率由舊章，聿修先德，庶幾無墜祖宗之遺緒。惟以皇祖考叡聖文武之資，恢弘天業。內敷文教，外耀武功，頒千載不滅之憲章，固萬邦無比之國體……(今當)明徵皇祖考之遺訓，繼述丕承皇考之遺志……」；(32)「爾臣民宜騁思神武天皇之創業，使皇圖宏遠，念皇謨之雄深，和衷戮力，日益發揮國體之精華，致力克服時艱，以助國威昂揚，以對祖宗神靈」；(33)「宣揚大義於八紘，以坤輿為一宇，實乃皇祖皇宗之大訓」。(34)
1932年1月8日，昭和天皇還以日本最高統帥的身份，表彰了關東軍侵佔中國東北之「功績」：「宣揚皇軍威武於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將士宜復堅忍自重，以此確立東亞和平之基礎，朕厚有望焉！」(35)在上述「詔敕」中，有這樣幾個共同點值得關註：一是指向性或曰目標性十分明確，即明治與昭和均以「海外雄飛」和「宇內揚威」為職志。其中，明治所奉行的「大日本主義」和昭和著力實踐的「大東亞主義」，名異而實同。
二是連續性或曰超時代性特徵非常明顯，兩者都繼承了千百年來的「列祖偉業」和「先朝宏謨」，時代的變化和當下的妨礙，在祖訓之「定量」面前只是「變數」，而且是可以藐視的「變數」。
三是執著性或曰目的單一性。為了實現鎖定的目標，日本需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排除一切外來的干擾，然後專註目標，為此甚至舉國玉碎亦在所不惜。這些特徵，無疑有助於我們理解明治和昭和天皇為什麼分別成為「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的發動者或追認者，即使在這一過程當中他們也曾有過看似「消極被動」實則「怯於冒險」的情緒性波動。(36)
實際上，「八紘一宇」能夠成為日本政要思想與行動的自明前提，與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壬辰倭亂」及其敗退記憶，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從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大量因由，為我們探索後世難以違拗的深層規定性，提供了令人瞠目的原始記錄。
日本歷史學者雜賀博愛，早年在《大西鄉全傳》中談及西鄉隆盛的「理想」時這樣寫道：「翁之理想，實在於耀皇威於八紘，佈道義於四海。翁大陸經營之大理想，亦實存於此。本欲自膺此大任，橫刀荒原，怎奈時勢不利，事與願違，終化故山之露。」(37)雜賀此書出版於1937年5月。2個月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這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西鄉被恢複名譽以來頻繁掀起的「西鄉熱」中一個小插曲而已。事實上，天皇特赦令下達後，頌讚西鄉的著作就像決堤之洪水般湧向全國，如《日本偉人傳》、《西鄉南洲遺訓》、《西鄉隆盛傳》等。而當時流行最廣的，莫過於內村鑒三(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
書中，西鄉隆盛赫然名列榜首，而該書的出版時間，則剛好是「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內村認為，支配西鄉行為的動力有兩點：一是統一帝國的實現，二是征服東亞。(38)「日韓合併」的1910年，是西鄉戰死第33周年，也是「西鄉熱」臻於巔峰之年。就在這一年，西鄉開始以「國權論」和「亞洲主義」先覺者的名義受到追捧。石原萬岳等創作於1911年的《東京銅像唱歌》這樣寫道：「朝鮮今我有，堪慰吾翁心！」不僅如此，由黑龍會編纂的《西南記傳》(1909—1911)，還詳細記載了西鄉「征韓論」之始末，認為西鄉的榜樣力量將非常有助於對韓政策之最後決斷。此外，北一輝對西鄉之膜拜，自不待言，頭山滿、內田良平和荒尾精等大亞洲主義者或大陸浪人們，不但以西鄉為偶像，還每每自命為「當代西鄉」。後來，三島由紀夫在《與銅像的對話》中這樣感慨：西鄉身上「具有能與日本人內心深處最危險要素兩相契合的美！」——這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三島本人的終局。(39)
日本近現代史上經久不衰的「西鄉熱」，凸顯了以下醒目邏輯：西鄉是「大亞洲主義」的先覺者和「八紘一宇」理想的支持者，而這一先覺者和支持者的實踐端點，便是「征韓論」的推出。於是，對西鄉何以會提出「征韓論」並異常固執的深層背景，便成為一個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歷史上，西鄉所在的薩摩藩，是一個「征韓」觀念普及並深入到每個角落的地方。這固然與作為「朝鮮之役」急先鋒的島津義弘(1535—1619)的軍事行動有關，但更與島津氏留給當地乃至整個日本的、以「征韓」甚至「征明」為主要內容的「鄉中教育」傳統密不可分。有研究顯示，無論是「征韓論」的主張者西鄉隆盛還是後來實踐者的大久保利通，也無論是「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中衝鋒陷陣的軍事指揮官抑或政治領導者，幾乎均程度不等地接受過這類野蠻侵略他國的「鄉中教育」。(40)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時期「征韓論」的最堅定支持者，剛好出自九州、四國和「中國」(41)等地。這些地方也恰恰是豐臣秀吉侵朝時「七大番隊」將士的主要來源地。經過德川二百餘年的歷史，番隊將領的後人們依然繼承著先人的遺願。這使琴秉洞的下列觀點具有了重要的參考意義：單純以「毗鄰朝鮮的地理因素」和「外壓轉移的政治意圖」來解釋九州人率先發起的「征韓」行動，顯然因忽視了當年的歷史因緣而變得十分牽強。(42)
那場幾成「鄉中教育」範本的戰事，發生於1592—1598年，日本稱「文祿·慶長之役」，朝鮮稱「壬辰倭亂」和「丁酉再亂」，明朝稱「萬曆朝鮮之役」。而埋葬了大量耳鼻的「耳(鼻)塚」，位於今日本京都市，是400多年前日本軍在朝鮮實施慘烈殺戮行動的最具象徵性的物質遺存。關於耳鼻的數量，有人曾做過以下統計：日本發動大軍16萬人，殺害朝鮮人18.5738萬，中國人2.9014萬，共計21.4752萬人。現埋於平安城(今京都)東大佛殿旁，築籠土中，上立石塔。(43)關於朝鮮民眾的反應，林羅山(1583—1657)寫道：「朝鮮人來貢之時，到塚下，誦祭文而弔之，哭泣曰：此輩是輸死報國者也。」(44)據研究，「征韓論」被正式提出的前一年，西鄉曾與明治天皇一道「西國巡幸」(1872年5月23日—7月12日)，行至「耳(鼻)塚」時曾駐足小憩。(45)雖不能僅憑這一點就斷言其君臣之間已商定了「征韓」意向，但7月19日，原為「參議」的西鄉隆盛，卻迅速被拔擢為「陸軍元帥兼近衛都督」。從前述黑龍會所輯《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的蛛絲馬跡、明治天皇面對西鄉辭職卻依然保留其「大將」職務的不舍心情(46)以及明治大赦後西鄉被蓋棺定論為「大政復古大功臣」並再封「正三位」等情形看，西鄉被征討，只是因為與岩倉具視等人的意見相左並最終舉兵反叛，而未必真的就有違國家尤其是天皇本人的根本意志。於是，探明天皇的意志與「朝鮮之役」之間的關聯等問題，就成為一個不可小視的關鍵。豐臣秀吉死後，其當年的支持者後陽成天皇(1571—1617)，曾為豐臣氏追贈了「正一位」官品，並授予「豐國大明神」之神號。同時，還在東山阿彌陀峰上建造了佔地30萬坪(一坪約3.3平方米)、社宇達數十棟規模的「豐國社」，豐臣從此被托向神殿。可是，德川政權建立後，不但立即將廟宇拆毀，更將社殿移諸妙法院，神號亦改為「國泰院」。此後二百多年間，盛極一時的豐國大殿，社地荒蕪，雜草枝蔓，直到幕末。(47)德川幕府之所以會採取以上措施，既有否定豐臣政權並取而代之的寓意，也與德川家康(1542—1616)並不贊成那場「無謀」的戰爭有關。然而，到了明治時代，日本的國家走向明顯呈現出對前朝政治的「否定之否定」態勢。結果亦如大家所看到的，不但經國理念和目標設定大踏步地退至德川幕府以前，其對外關係原則，也同時發生了180度的大逆轉。這種逆轉，展開於明治與昭和未嘗間斷且逐步升級的「外征」行動中，而這些行動的前期準備工作，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措置於對豐臣秀吉的形象重塑和意義提升上。
1868年，明治天皇發起「大阪親征」行動。在「親征」最後一天(閏四月六日)，天皇發布了「御沙汰」(指天皇或將軍等最高權力者的指示或命令——引者注)： 顯有功而罰有罪者，經國之大綱也。於國家有大勛勞者反無表無顯，將何以勸勵天下哉！豐臣太閤，起於側微，攘一臂以定天下之難，繼述上古列聖之偉業，宣皇威于海外，雖數百年後猶令彼膽寒，可謂於國家有大勛勞且超邁古今者也。抑武臣有功於國家者，皆酬勞其廟食。時朝廷既已追謚廟號，不幸天不祚其家，一朝傾覆。源家康繼出，子孫相受，其宗祠之宏壯，前古無比。以豐太閤之大勛卻委以晦沒，其鬼殆餒，深可嘆也！今般朝憲復故、萬機一新之際，斯不可不興舉廢典。加之值宇內各國相與雄長之時，以豐太閤之英智雄略，宜新興祠宇，彰顯其大偉勛烈，以期萬世不朽。官員及士庶，蒙豐太閤之恩義者不少，宜共謀合力，始可報舊德矣。御沙汰候事。閏四月。(48)1868年5月10日，明治天皇在「招魂社建設」的布告中，再度提及「豐太閤」的精忠偉業，言之剴切，不同尋常。(49)在天皇的號召下，日本官民爭先響應，一座新的「豐國社」，在上下相盪的熱潮中已呼之欲出。1873年(西鄉因「征韓論」下野)，明治政府在豐臣阿彌陀峰墓前，對「豐國社」以「別格官幣社」(50)的形式舉行了祭祀活動。1875年，又將社址遷往方廣寺大佛殿一側。1880年社殿竣工後，政府還舉行了盛大的遷宮儀式。迄於今日，「豐國大明神」與大佛殿同「耳(鼻)塚」相與毗鄰，彼此呼應，已有了133年的歷史。日本學者仲尾宏指出：「進入明治時代以後，秀吉的朝鮮侵略已不再是江戶評價中單純的對外『武威』炫耀，而是對『皇威』的宣揚……秀吉為天皇制的存續而竭盡忠誠的行動，成為他大被彰顯的主要理由。而『武威』向『皇威』的轉化，等於在否定了武家政權的同時，也確立了天皇政權的正統性。於是，對秀吉侵略行為的正面評價，實不啻寄託了下一步對外侵略的野心和願望」。其對「耳塚」的修復和保留行為，也顯然出自這一邏輯。於是，「日清戰爭的戰果與美化秀吉的朝鮮侵略之間」，便「接榫在一起」。而且，從1898年「豐國會」會長黑田長成誦讀於「豐公三百年祭」上的祭文中還不難發現，豐臣秀吉不但能讓「雞林震旦」聞風喪膽，其「一貫祖宗國是」的精神，也足以讓日本人在「弱肉強食」的時代「振作元氣」、「卧薪嘗膽」，並一雪「三國干涉還遼之恥」。(51) 嗣後，越發明顯的日本軍國走勢，不但沒有因為大正時期(1912—1926)的相對和平而有所衰歇，以往用豐臣精神來砥礪國民且舉國動員的官民行動，反而日漸升溫甚至狂熱化。1924年，「新豐國會」再掀高潮，豐國祭祀準備活動充分有加，規模龐大。人們注意到，參加這一活動者，除了政界、商界、華族和地方名流外，內藤湖南、三上參次、三浦周行等歷史學家也紛紛光顧，形成了與「豐公三百年祭」不同的別樣特色。1925年11月18日，在「豐國神社再興五十年」祭典上，「豐臣彰顯文」顯得格外高調(如「新豐國會」總裁淺野長勛、會長池松時和的頌讚等)。與此同時，以往不曾參加此類活動的青年甚至中小學生，亦紛紛被動員前來參拜「豐國神社」，人數竟多達35000餘人！而且，經神社附近「貞教校」校長提議，人們還將每月的18日確定為「太閤日」。進入昭和時期，「貞教校」又把豐臣秀吉與天皇神話做了人為的對接。1931年，為紀念昭和大禮而重建的、幾乎就是豐臣秀吉權力象徵的大阪「天守閣」，舉行竣工儀式。儀式上，除市長外，日本軍第四師團長、大阪府知事等先後致辭，先對豐臣秀吉追懷頌讚，旋即對出席儀式的天皇和皇后，三呼萬歲。於是，「近代天皇制與豐臣秀吉的海外侵略美化行為就這樣結合在一起。後來，直到1945年，作為國家神道庇護之根本的秀吉彰顯事業，一直與美化侵略行為聯袂前行，從未中斷。」(52)而表現在對外行動上，亦如井上清教授所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自1894年日清戰爭以來一直就沒有間斷過。」(53) 這意味著，以下兩條線索，或許才構成了明治以來的「接統」對象：一個是觀念上的自明前提——「八紘一宇」，另一個則是實踐上的行動楷模——「豐太閤」。自明前提的不可置疑性，給對外擴張的思想和行動提供了原理性的支持；而楷模的存在，又無疑會給實踐者帶去反覆起作用的激勵。這也就意味著，比起血統上的「萬世一系」，觀念上的「八紘一宇」才應該是皇統承續的價值前提；而值得承續的皇統代表，則首先必須符合「八紘一宇」原則之傑出踐行者豐臣秀吉的標準。據載，少年明治天皇即位之初，不僅接受了木戶孝允和西鄉隆盛強烈的「征韓論」灌輸，而且久而久之，其自身亦對領土擴張表現出極強的慾望。(54)事實上，日本形成今日領土規模的最早「統一」過程，完成於從織田信長到德川家康的四十年間，其中，豐臣秀吉才是主要代表人物。正因為完成了統一，豐臣才能傾全國之力把下一個征服目標投向本土之外的朝鮮、明朝和更大的區域，而以往的歷代天皇，顯然都不具備這樣的能力。(55)明治君臣之所以盛讚豐臣秀吉「繼述上古列聖之偉業」和「一貫祖宗國是」，之所以將豐臣秀吉的「武威」迻譯為「皇威」乃至將天皇的「萬世一系」與豐臣秀吉的「萬世不朽」相鏈接，應該均來自於上述「接統」邏輯的自然延伸。由於這一傾動整個日本的對外侵略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這一失敗的偶然性因素是因為豐臣秀吉的突然死去，所以，除非沒有能力，只要條件具備或自認為條件具備，後來的日本權力集團就會反覆沉浸於「自明」的目標中，並且會自覺地將自身的「外征」行動視為實現豐臣秀吉遺願的壯舉。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反覆，還會經常不斷地造成無視理性的「執著」。「三國干涉還遼」後，明治天皇曾對臣下講：「此次戰爭使我們了解了當地的地理人情。不久的將來，可以期望在朝鮮或其他地區重新開戰，那時再取遼東不遲。」(56)幾十年後，當英美通過制裁手段遏制日本的「大東亞戰略」時，昭和天皇在「宣戰詔書」中亦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堅強意志」：「朕隱忍久矣……倘如斯推移，帝國為東亞安定所行之積年努力，將化為泡影，帝國之存立亦將瀕臨危殆。事既至此，帝國當毅然蹶起，自存自衛，破碎一切障礙，而別無選擇！」(57)這無疑是一個隱含著大量真實信息的詔書：首先，朝鮮、「滿洲」乃至整個東亞，都是與日本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意味著，除日本外，外人是沒有資格和權力前來分享和染指的；其次，所有來自外部世界的說三道四和力量制衡，都無法對日本構成真正有效的約束。這意味著，明治以來的政治理念、普世說教、外交應對和折衝樽俎，無非是為了掃清實現既定目標之障礙的手段而已。一俟敷衍成功，既定目標仍是一切。第三，東亞與日本帝國之等式既已成立，那麼當「外敵」壓「境」時，日本就應當「毅然崛起」而「別無選擇」。於是，「自存自衛」便意味著，東亞問題已不再是別人的問題，而是日本的家事。 三、首尾連貫的日本課題 日本式「東亞觀」或曰「既定目標」的早期構想者和親身實踐者，是上文中頻繁出現的豐臣秀吉。關於他何以會掀起421年前的那場戰爭，學界的說法莫衷一是，但豐臣秀吉本人的表達似乎才最為重要。從以下的陳詞中不難發現，豐臣秀吉的意志不但十分堅定，而且對自身所要達到的目標亦絲毫不加掩飾，這個目標是：「直以其軍進沖朝鮮，席捲明四百餘州以為皇國之版圖。」(58)為了順利實現這一願望，豐臣秀吉曾以「予當於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的自命不凡口吻，對朝鮮利誘恫嚇。(59)據說，在發動侵朝戰爭之初，豐臣秀吉還制訂過「七條」約定。其第七條為：「秀吉以鞭影，先取高麗國八道，然後大明國四百餘州，然後南蠻、切利支丹國，其外則至於遠島，皆欲奮武運之所極而割取之。」(60)而且，出陣前豐臣秀吉還與部將約定，倘攻下明朝，將賜予加藤清正「明土二十國」，而作為鍋島直茂參軍之彰表，亦許以大明廣袤之領地雲。當豐臣秀吉聞知佔領漢城的消息後，又旋即發布了「明徵服二十五條計劃」。其第十八、十九條謂：恭迎天皇行幸北京，奉京城周圍十國之地以為畿內；以秀次為大唐關白，與之百國之地等等。實際上，按照貫井正之的說法，秀吉欲將中國分與屬下的狂想，當萌生於1585年。(61)不僅如此，從《毛利家文書》和《鍋島家文書》的記錄中還可得知，在豐臣秀吉的宏大計劃中，除朝鮮、明朝和南蠻等地外，印度也被納入他的征伐對象中。而且據稱，豐臣秀吉曾為此做過規模可觀的設計。(62) 以上種種表明，對土地和財產的貪求與佔有慾，才是豐臣秀吉發動那場戰爭的真實動因。在他所圈定的範圍中，「切利支丹」與「南蠻」反映了豐臣秀吉對西洋宗教和經濟勢力的恐懼和嫉恨，所以「征服」雲者，更多表達的是如何阻止「異類」侵蝕日本的情緒；印度地絕遼遠，難以遂願，儘管豐臣秀吉曾為此做過相應的設計。至於明朝，恐怕才是最吸引豐臣秀吉的地方；而朝鮮，則不過是「征明」的跳板而已。問題是，豐臣秀吉的征服對象，為什麼會是上述國度並且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顯然，這與他當時的「世界觀」有關。中世時期(一般指鎌倉、室町時代)的日本人，認為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即所謂「本朝、震旦、天竺」(即日本、中國、印度)。雖然日本在中國、印度和朝鮮的政治文化影響下建立起自身的國家權力，但不久打出的逆轉式思考——「神國觀」，卻試圖使人承認，日本也是一個可以自律的世界，而且還是其他世界所無法比擬的世界。這在室町時期「三國一」和「三國無雙」等流行語里所反映出來的自大情緒中，表現得十分清楚。(63)由於日本中世與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所處的安土、桃山時期，首尾相接，加之「應仁之亂」後日本進入「戰國時代」，(64)埋頭於「下克上」的征戰已變成軍事將領的主要課業，因此，指望豐臣秀吉的世界知識會與明治時代媲美，實為困難。(65)毋庸諱言，豐臣秀吉在對外擴張中碰到了前近代「東亞世界」的規則，並且該規則還將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障礙」擺在了他的面前，諸如出兵朝鮮後明朝軍隊的介入、停戰談判只能在中日雙方進行以及和平的前提是日本接受明朝冊封等。但是，僅憑豐臣秀吉的卑賤出身就斷言他完全不通世情，也不乏臆度之嫌。當我們比照兩個不同的「和平條件」版本——豐臣秀吉本人的「大明日本和平條件」和《李朝實錄》中由他人改撰的豐臣秀吉「降表」(倭表)時發現，在前者以「求婚」、「准貢」、「割地」為目的的「七條」內容中，(66)並沒有後者「伏望陛下廓日月照臨之光，弘天地覆載之量，比照舊例，特賜冊封藩王名號」之類的「求封」說法。(67)而在明朝，人們也確實無法找到豐臣氏七大講和條件的文本，所能看到的，除了明廷令日使(內藤忠俊)轉達「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這「三事」外，(68)就是現收藏於日本、有「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敕諭，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和「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誥命)字樣的萬曆帝冊封敕誥。(69)表面上看，明廷所見之豐臣秀吉講和內容，應該是《李朝實錄》中的文本(70)或與此相類似、有「乞封關白豐臣為日本國王」字樣的「小西飛稟帖」，(71)否則，記錄於明朝方面的文字和日本收藏之「敕誥」內容中就應該有對「求婚」、「准貢」和「割地」要求的回應，當然也就不該有豐臣秀吉未曾提及的「冊封」了。但是，儘管在中日和談信息不對稱問題上有過林林總總的解說，但以下幾點似乎才是關鍵所在：1.豐臣秀吉朝鮮出兵的真實目的被掩藏在恢復「勘合貿易」的堂皇理由中；2.沈惟敬、內藤忠俊和小西行長從中製造了一系列有道理卻無效果的欺瞞；3.豐臣秀吉有意破壞「封貢」規則的冥頑意志使然。其中，第一點決定了第二點，而第三點又從根本上決定了前兩點。
明朝軍隊的出動，使豐臣氏征伐朝鮮、并吞明朝甚至印度的氣焰無疑為之大挫。於是，坐下來談判，就成為他「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計，也是唯一選擇。「勘合貿易」之恢復，無疑是他的條件之一。但作為「封貢體系」的固有規則，「冊封」幾如入場券一般，乃是嗣後一切關係締結的前提。室町幕府時代曾有過的中日關係，堪稱這類關係的典型。豐臣秀吉和談條件中所謂「勘合近年斷絕矣」，表明他對那段歷史是有常識的。有常識卻不提「冊封」而唯求「貢市」，只能說明他是有意為之。然而，負責和談的直接參与者，為了達到目的，便只能在「貢市」的前提——「冊封」上下功夫。於是人們看到，「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幾乎成了這次和談的核心內容。可這顯然不是日本方面的初衷。根據《南舊記玄圃和尚筆》記錄可知，文祿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提出的欲與明朝通婚和割取朝鮮四道的要求，一開始就被明廷代表嚴詞拒絕。豐臣秀吉得知後依然責令日方代表堅持他的意見：「大明日本不行婚嫁禮，則以何表誠意乎？不然，朝鮮八道中，四道者應大明命，可還於朝鮮王，四道者可屬太閤幕下，押大明皇帝金印。中分朝鮮國，可割洪溝。結嫁娶盟耶？中分朝鮮耶？兩條之中，不隨太閤所思，大事難成矣！」(72)這幾近無賴的要求，再次遭到明廷使者的嚴正駁斥。值得注意的是，在參與此次談判之預備談判(5月28日)的日本人中，小西行長赫然名列其間。(73)這意味著，明廷原則的不可犯瀆，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肯參與同沈惟敬和內藤忠俊的密謀並最後決定呈給明廷前述的文本，(74)與他了解明朝可能接受的和談前提有關。在這種情況下，豐臣秀吉聽到神宗皇帝要「冊封」他為「日本國王」後的「震怒」，顯然不是因為明廷「既封不與貢」的措辭，而是他的謀略被戳穿和割地條款未逞。事實上，但求「貢市」而不求「冊封」的做法，也只能得到明廷的同樣對待，於是，「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與其說是明朝在違背「封貢關係」規則，不如說是對豐臣秀吉違規行為的反制手段而已。這樣講的理由還在於，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文祿二年、宣祖二十六年)11月20日，朝鮮都元帥權慄就已經知道了豐臣秀吉的談和條件(和親、割地、求婚、封王、准貢、蟒龍衣、印信等，實為前面兩種文本的混合物)，並迅速呈遞給朝鮮國王宣祖。宣祖知之而明廷反而不知，這在明軍捨生忘死馳援朝鮮的情況下是不成立的。實際上，宣祖得到權傈的報告後，旋即召集臣下沈守慶、柳成龍、李恆福、沈忠謙等急議，並且還物色了堪將此訊達至明廷的人選(崔豈、張雲翼等)。(75)不僅如此，在《宣祖實錄》翌年的記錄中，已有「許筬陳奏之事，不但專為告急，亦有攻破沈惟敬所齎倭表假作之情。今見聞愈所言，倭賊住在釜山等處，事則皇朝已知之矣」的說法。(76)而明廷應更早知道日本底牌的可能性還在於，在幾乎早於朝鮮知情時間近半年的文祿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那場談判後，明朝代表謝國梓、徐一貫不可能、也不敢向朝廷隱瞞日本的實情，因為日本不但沒有因他們的勸說而改變初衷，而且日方代表還特地囑咐，「歸大明可奏之」。(77)這意味著，明廷既知豐臣秀吉全無誠意，虛與委蛇並嚴陣以待，就成了唯一可行的對日周旋方式。至於豐臣秀吉聽罷明廷「敕誥」後的相關反應，賴山陽這樣寫道：「……至日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爾君：我將再遣兵屠爾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故行台。」(78)其中，「取冊書扯裂之」看來是假的，否則，後人就不可能看到被完好收藏於大阪歷史博物館中的原件。此事若假，則豐臣秀吉因之而大動肝火的發作狀，恐怕也應有過度渲染之嫌。但是，其舉「西南四道」之大軍再行侵略，卻並非一時興起，而是有備而來。這從其一邊和談一邊進攻晉州，以及屯兵朝鮮而不動等行為中，不難窺見。而尤當注意者，是「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的蠻橫口吻。某種意義上說，豐臣秀吉的全部觀念和行動，均與此有關。而值得關注的還有豐臣秀吉發動「壬辰倭亂」時的歷史背景：不單朝鮮，與明朝有封貢關係且奉大明正朔的琉球，也同時與日本有類似的關係，即豐臣氏所說的「入貢」。(79)而朝鮮和琉球雙邊朝貢的局面意味著，在當時的東亞地區，中日之間的偏正兩極構造，已初具雛形。(80)原本，以中國為核心而形成的「封貢體系」，主要包括朝鮮、越南和日本。如果按照明太祖的說法，後來還虛實並呈，擴展至「十五國」，即：「東北朝鮮國；正東偏北：日本國(原註：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正南偏東：大琉球國、小琉球；西南：安南國、真臘國、暹羅國、占城國、蘇門答刺國；西洋國：爪哇國、湓亨國、白花國、三弗齊國、渤尼國、西洋頊理(印度)」。(81)前引豐臣秀吉所謂「先取高麗國八道，然後大明國四百餘州，然後南蠻、切利支丹國，其外則至於遠島」，範圍已與明朝划出的「十五國」頗為相似。這也是豐臣秀吉在對外行動中必然會觸及中國中心圈或曰「華夷秩序圈」的原因。然而，從室町幕府(1336—1573)後期的1551年起，日本事實上已從這個圈子中退出，並在政治上進入了自我運轉的過程。這意味著，它將自立規則，也一定要生產出與那個圈子有別的價值觀。如果把中國式「華夷秩序」賴以維繫的紐帶視為「禮樂」，那麼日本尤其是武士當權的日本，其價值的最高體現便是「武威」。在這種情況下，豐臣秀吉雖然可以遷就「封貢關係」內部的某些規則，諸如講和時需要與明朝代表交涉而不是直接對朝鮮談判，(82)但在與明朝的關係上，卻絕不肯被置於中華君臣秩序之下。這也是他只許「貢」而不許「封」等做法的思想基礎。他的自尊雖根源於盲目自大，但一種與中華抗衡的心態，要求他只有強硬到底，才不至於使日本重新回到足利義滿時代對明朝的臣屬狀態。這使他在實力不逮時，往往會通過好勇鬥狠的方式展示其強勢，當然這同時也極易導致他的變態：「耳(鼻)塚」的設立，表現了他的心理變態；而對「華夷秩序圈」的全面并吞衝動和由「視若九州，與畿甸同」這一不切實際目標所帶來的想像與快感，還使他的政治變態達至峰巔。這裡，日本顯然存在著一個對中國理解上的誤區，以為中國的「天下」概念便意味著對普天之下的佔領。它不能理解「華夷秩序」題中應有的倫理屬性，不能理解為什麼其欲與明朝平分「八道」的方案會令中方代表奇怪不已，(83)也不能理解明朝為什麼在要求日本從朝鮮撤出的同時自己也完全撤出且不佔藩邦一寸土地等事實。這種不理解，直到近代森有禮與李鴻章和總理衙門交鋒時，仍表現得十分明顯，諸如在「屬國」概念上中日認識上的鴻溝等。(84)當然，下面的事實對日本而言似乎就更加難以理解，即「清室也和明室一樣，為了保護朝鮮，不惜賭國運與日本一戰，結果不幸失敗。在朝鮮被日本合併的次年，清朝也亡了。」(85)
然而無論如何，日本這種對土地財產的佔有慾及其擴張行動，畢竟有效地利用了中華文化圈的秩序裝置。江戶時代雖然不失為日本對外和平的典範，但在部分政治家和學者的思想深處，從未停止過豐臣秀吉式的擴張幻想，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德川幕府曾一度想修復與明朝的「勘合貿易」。但其真正目的，是中日貿易再開以及如何實現對明貿易的壟斷。其所需的「勘合符」也顯然與足利義滿時不同，即至多只具有渡航許可證的功能。這意味著，和豐臣秀吉一樣，明朝皇帝的「冊封」顯然未能構成日本對明講和的議事前提。日方的這種態度，特別是「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賨」雲者，(86)已不啻在向明朝示威，告訴明朝它也擁有了一個日式「華夷秩序圈」這一「事實」，並且這一「事實」還與朱元璋「十五不征之國」的範圍基本相同。這種表裡不一的外交手法，顯然無法取得明朝的真正信任。史載，家康未見明朝答覆後十分惱怒，竟一度命令島津氏出兵征伐明朝。雖計劃未果，卻也輿論洶洶。(87)儘管整個德川260餘年幕府無力進兵中國，(88)但日本所設置的兩道「隔離牆」，卻有效地強固了它的「獨立」性格。清朝的建立(1636)及當年12月完成的朝鮮「內屬」行動，給日本帶去了不小的震撼。除其他動因外，1639年幕府宣布的「鎖國令」，無疑在日本與清朝之間豎起了一道政治隔離牆。不僅如此，由於「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眼中不啻「華夷變態」，因此，日本朝野還有意在中日之間豎起了一道價值隔離牆。由於清初內部事務的百廢待舉使它不可能隔海遠征日本，因此，政治隔離牆的意義微弱，反而凸顯了價值隔離牆的重要作用。
正是這道隔離牆，才給日本賦予了「日本才是中華」而「唐土已為夷狄」的文化自信。由於中華價值給前近代東亞地區賦予了「禮樂征伐」的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對日本擴張夙願的達成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它不但需要大力渲染這一「變態」給東亞造成的震蕩烈度，更需要增大對曾經有中、日兩屬傾向區域(琉球和朝鮮等)的對日「藩屬」力度以及如何將其化為己有。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有關輿論不僅醉心於豐臣時代一逞於東亞的刀劍威風，幕府末期，亦有人開始重提征服中國的計劃並首次把「滿洲」納入其擴張視野下。其赤裸的豐臣繼承論，已全無遮掩。曾師從國學者平田篤胤的江戶後期經濟學者佐藤信淵(1769—1850)，在他撰寫的《混同秘策》中，已把如何吞併「朝鮮」、「支那」、「滿洲」、「西域」、「暹羅」乃至「印度」的具體行動步驟，設計得井井有條，並毫不掩飾其對領土擴張的貪慾：「於當今世界萬國中，土地最廣大、物產最豐饒」者，「未有如支那國者也」！所闕如者，只是「有鞭撻宇內之志」的「後來之英主」而已。(89)
而以完成豐臣秀吉未遂「宏願」為己任的幕末尊王論者吉田松陰(1830—1859)，還把自己的「偉大理想」與數百年前那場戰爭一氣貫穿：「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神功、豐國古能為之者，而今不可為乎？……為今日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羈縻二虜，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90)松陰在另一處，則將上文中的「拉滿洲」表述為「奪滿洲」(満州を奪ひ)。(91)松陰的弟子中，有明治重臣木戶孝允、高杉晉作、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其中，木戶曾建議為豐臣秀吉樹碑，而高杉晉作對上海的窺探與山縣有朋、伊藤博文對東亞的衝擊，似已無需贅言。
令人關注的還有下面一些人士。頭懸「啟蒙思想家」光環的福澤諭吉，在對外觀上的談吐，竟與上述高論全無異詞，甚至令人恐怖：「能喚起舉國人心且使全員感動者，莫便於對外征戰。神功皇后之三韓征伐，固在千七百年前，豐太閤之出師亦歷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懷之。今世上有徵韓論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與不忘榮辱之明證也。」(92)事實上，福澤呼籲「今欲守日本島，當確定之最近防禦線者非朝鮮莫屬，毋庸置疑」的時間，(93)比「甲午戰爭」的爆發要早七年，比山縣有朋的「利益線」說亦早三年；而「亞細亞東方首魁盟主論」、(94)「占其土、領其地」(95)和「我當奮起而逐鹿中原」(96)等極富煽動力之號召的提出，則早於政治家的相關說法已不知凡幾。而且無獨有偶，向以博愛著稱的基督教信徒內村鑒三，竟也在這個意義上高度認同「甲午戰爭」中的日方做法，並將豐臣和西鄉譽為日本史上兩位最偉大的人物。(97)
福澤的學生那珂通世(1851—1908)，是學術素養頗深的東洋史學者。然而，從其成名作《支那通史》的「支那帝國全圖」看，他已經用分層設色的方式把清代中國分成了「支那本部」和「滿洲」、蒙古、新疆、青海及西藏等部分。(98)這寓意詭譎的分斷，為後世學者所繼承。那珂弟子桑原騭藏(1871—1931)的教科書《中等東洋史》，顯然極好地發揮了這一分斷，並有意將分斷後的部分與部分間關係朝互不統屬的平行方向推進。(99)通過教科書的方式傳播某一特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是近代以來日本教育體制的慣用手法和有效手段。而桑原的影響能夠如此巨大，還凸顯了福澤學派在日本近現代史上的政治動員力量和思想滲透深度，致使顧頡剛先生憤然道：「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100)這種趨勢發展到後來，竟出現了「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等觀點；(101)而內藤湖南的系列講法，也無法讓人相信，他還是一位「同情」中國的真學者。(102)
在學術與政治之間，還有一股民間助推力量在極大地左右著日本的走向甚至東亞的變化。被後世稱為「日本法西斯大本營」的「玄洋社」及其直系團體「黑龍會」，是這股民間力量的總代表。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團體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出自有過「征韓」體驗的九州福岡地區——豐臣麾下「第五番隊」的主要徵集地。「玄洋社」成立於明治十四年(1881)，是以頭山滿、平岡浩太郎和箱田六輔(所謂「玄洋社三傑」)為核心組建而成的「超國家主義」(極端國家主義)民間團體。其中，平岡浩太郎還是後來「黑龍會」(1901)創立者內田良平的叔父。他們的社會基礎廣泛，明治初年因「廢藩」而失業的武士，僅福岡藩就多達數萬人。這樣才能理解他們早年為什麼會襄贊西鄉隆盛的「西南戰爭」、後來又何以將主要精力投向「國權主義」以及派出無數「大陸浪人」。(103)
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事變」時，「玄洋社」曾給亡命來日的金玉均等人提供過不少幫助。當得知金玉均遇害後，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人仍堅持對「東學黨」實施各種策應。由於他們的連續性行動表現出對朝鮮和大陸的饑渴心情，所以有學者指出，無論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還是「日韓合併」、「滿洲事變」，幾乎每次東亞事件中，都能看到這些「志士」的身影。(104)
1927年7月25日，剛剛開完「東方會議」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將據說是日本政治家對華行動宣言的《田中奏摺》，提交給昭和天皇。在這道奏摺中，田中從軍事、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面全面提出了對華擴張的總戰略；而其中的「支那富源」論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雲者，亦早已為大家所熟知。(105)關於奏摺的真偽問題，歷來爭論頗多。(106)
本文無意於首肯爭論雙方的任何一派意見，但「東方會議」後，日本在中國東北乃至中國全境所製造的一連串事件，卻幾乎與《田中奏摺》所言契若符節；而石原莞爾炮製於1931年5月的「滿洲方案」中，亦有《田中奏摺》的明顯痕迹。(107)然而，當我們仔細梳理完這一過程後會發現，從豐臣秀吉到田中義一，本來是昭然若揭的領土嗜欲，卻幾乎每次都被包裝上了堂皇地說辭。這不但給周遭國家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和永遠的不理解，也在相當程度上耗盡了日本人自身的智能和體能。由於這一系列看似近現代的表述中其實充滿了前近代非主流文明的粗野情結，亦由於這種矛盾的思想與行動總會讓表達者和觀察者反覆陷入難以通達的邏輯怪圈，因此，對這類現象所處的時空格局做出結構性分析，就顯得十分必要。
四、日本對外戰爭的結構性分析
關於東亞數百年來何以會發生如此多戰事的原因，以往曾有過各類不同的解析。其中，能超越某一特定意識形態和不同時期行為表象的深層規律性研究，逐漸引發關注。東京大學文化人類學者船曳健夫認為，雛形於安土、桃山和江戶時期的三種日本類型——織田信長的「國際日本」、豐臣秀吉的「大日本」和德川家康的「小日本」，為日後的日本國家走向，提供了結構上的規定性。與無力外顧從而採行封閉式發展模式的「小日本」不同，「國際日本」和「大日本」框架，造成了日本與西方世界和東亞世界之間的不同對立格局。前者以同西方競爭為指歸，而後者則以取代中國的東亞地位為目標。至於何以會出現這類情況，船曳認為是日本意識到有三重威脅來自三個不同方向，即中國、俄羅斯和西方。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日清」、「日俄」和「日美」戰爭，是不能用善惡標準來判斷的，因為橫亘其間的硬道理是：「不吞噬對方就要被對方所吞噬」。由於是生存競爭的需要，所以，當中、俄、日爭奪朝鮮等地時，「日清」、「日俄」戰爭便當然要爆發；而當西方勢力和日、俄一道爭奪中國與朝鮮時，日本與美、蘇之間的戰爭，也就在所難免。至於西方何以一定要與日本發生衝突的問題，船曳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在奉行「國際日本」原則的同時，也在扮演著「大日本主義」的角色。而在自認攜有全球普世價值的歐美看來，「大日本」價值不但與之相悖，而且也極易導致日本對西方原則的無視惡果。(108)船曳的觀點，在地緣政治學的框架內似不乏邏輯上的圓通，而且其對豐臣秀吉的導入和日本與歐美必然要發生衝突之原因分析，某種程度上亦不失慧眼。但是，這種把人類場域還原成動物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推論，不但把東亞幾千年的文明積累瞬間清零，還掩蔽了日本的原始慾望和固有目的。它不能解釋在「封貢體制」存在的情況下，長達500餘年的明、清兩代為什麼沒有對日本構成過國家安全上的任何威脅，反倒要不斷去面對來自日本的兵燹。顯然，有關東亞戰事的原因問題，還需要我們作出進一步的思索和觀察。
與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明治維新」乃至後來所謂「昭和維新」所面臨的真實問題，是東西方兩大價值體系和兩大國際關係體系遭遇、衝突與匯合後所發生的新舊矛盾糾葛。這意味著，近代以來直至1945年戰敗投降的日本，事實上一直處於前近代與近現代的交匯處或曰過渡期。正是這一過渡特徵，才在某些關鍵點上決定了日本國家行為的基本性質。前近代東亞地區的成熟文明形態，是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禮樂秩序」，而不是以日本原則為核心的「武威秩序」；而近現代推展於世界的新文明形態，則是以歐洲「國際法」為依託的「條約體系」而非「法西斯體系」。西力東漸，曾經給東亞各國帶來過亡國滅種的擔憂，而「民族國家」，也同時給該地區輸入了國家平等的主權意識。在如此古今中西未嘗有過的大變局面前，日本或許有兩種處理問題的可能方式：一是真正「聯亞拒歐」，通過「一衣帶水」的親緣紐帶和「相濡以沫」的彼此提攜，實現新時期東亞各國的平等聯合。二是真正的「脫亞入歐」，把自己變身為與西方獨立國家完全一致的「民族國家」，然後與周邊鄰國平等相待。人們看到，「大亞洲主義」的第一衝動，本不乏區域聯合的真誠，所以，中朝等國為之感動者大有人在，亦自在情理之中。倘日本朝野言行一致，東亞的歷史走向或許會呈現出另外一副面貌亦未可知。與此相對，「國家獨立」和「民族自決」作為通行於19—20世紀的世界「公理」，本不乏近現代國際關係意義上的正麵價值，倘若日本成為模範的實踐者並恪守規則、富於自律精神，則原則固有的典範意義，或許能夠給區域秩序帶來平等與和諧。然而，日本的實際變化軌跡卻展示給世界以第三種方式，即以「民族國家」的「國際法」名義和「文明野蠻」的「近代化」價值，對周邊鄰國實施了一整套有計劃的吞併和侵略行動。實際上，「封貢體系」的內部矛盾，在歐洲「國際法」東漸前即已經有所顯露，並逐漸呈現出「自解體」的趨勢。(109)
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法」對東亞固有國際關係體系的解構，只提供了「助力」而非「主力」。然而，由於以西方價值代言人自居的日本的疾速介入，不但使前近代東亞體系加速了解體過程，還使歐美人亦瞠乎其後，並轉而用驚異的眼光來打量這位東亞的「暴發戶」。這至少帶來了兩個效果，一是原本可能自然分斷的東亞政治倫理紐帶，因日本的閃電手段反而獲得了強化，諸如「甲午戰爭」中清朝與朝鮮的同仇敵愾等。另一個則是歐美國家在與日本相互利用的過程中逐漸萌生了對它的警戒心態，尤其當他們了解到日本的真實動機後更是如此。人們注意到，在國家獨立、民族自決的時代大勢面前，清朝看似在固守「封貢體系」，但實際上卻在努力適應之。甚至在馬建忠幫助朝鮮與歐美各國簽訂條約的行為中，亦不乏利用列強之間的牽制使其獨立而防止被一國吞併的深層含義。(110)與此相反，表面大倡「朝鮮獨立」的日本，反而於1910年吞併了朝鮮。這一令西方世界大跌眼鏡的行動，不但使日本在國際社會上飽失信譽，其欲將中國中心時代虛實參半的「封貢體系」朝實體化方向推進的系列行動，還讓歐美國家發現，他們亟欲解構的前近代區域關係體系，正在被日本所重建，而且是霸佔式的重建。「二戰」期間傾動日本學界的「近代超克論」，(111)還明顯地讓歐美價值體系感受到了威脅。這些都給日後的日美衝突埋下了可以預料的伏筆。
豐臣秀吉以來呈現於前近代東亞地區的偏正兩極結構，引發了日本「去中心化」的「中心化」衝動，(112)並從此前赴後繼地展開了取代中國中心、使日本一極卓立的武裝突進過程。然而，問題本身並非如此簡單。「封貢體系」的巨大慣性和幕府在「明清鼎革」後壘建於「中華自居」心態下的「價值隔離牆」，使日本不但不可能迅速拋卻千百年來的區域價值觀，其全力以赴取代中華的努力，還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它的「宗藩」意識。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韓合併」，明治天皇又於8月29日頒布了冊封朝鮮皇帝為「李王」的詔書。(113)至於福澤諭吉，當聽到「甲午戰爭」日本戰勝的消息後曾一度樂不可支，竟成為戰爭取得「勝利的最大的歡喜者和滿足者」。(114)於是，日本近世以來處心積慮構築的「小中華」體系和為實現這一體系而亟欲顛覆「大中華」體系的焦慮和衝動，終於在福澤的歡娛中，庶幾得到了緩釋。但這卻意味著，明治以來的日本命題，在相當意義上應該是前近代東亞老問題在近代化名義下的翻版，儘管這絲毫不會妨礙明治時代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聖性」。
然而，日本的思想和行動卻日益清晰地表現出它的「誤算」本質。首先是日本與東亞各國的關係問題。從室町後期到明治，日本脫離「封貢體系」已長達三四百年。如此而突然萌生出利用東亞固有價值網路來確立日本中心的想法，本來就給人以不自然的突兀感。
朱元璋早年在說到「十五不征國」時曾對日本附過特殊的說明，其「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雲者，已不異於把日本排除於「封貢體系」之外，即使後來中日間仍斷續保持了百餘年的類似關係。這也似乎表明，無論胡惟庸事件的日後解讀有哪些可以討論的疑點，但明朝皇帝的明確態度，實不啻對未來中日關係所作的歷史性預言，也不啻對東亞各國所發布的前近代國際關係宣言。在這樣的歷史延伸線上，日本即便表裡如一地與東亞各國真誠合作，尚且難以打消遭受過「壬辰」禍亂者的疑慮，更不要說其屢現迭出的南轅北轍言行了。這意味著，曾經損害過「封貢體系」的日本，其所謂「近現代」的行動還進一步傷害了東亞「後進國」人民的感情。讓一個對東亞固有的倫理關係原則全無尊重的國家來統攝東亞，事實上已鮮存可能。此亦如西嵨定生教授所說：「日本可謂東亞世界生下的『鬼子』，這個鬼子通過咬破自己母胎的行為和促使東亞世界解體的行動，才變成了近代世界的一員。」(115)而「近代世界的一員」，則正是日本的第二個「誤算」，它體現在與歐美體系之間的關係問題上。
出於肢解前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並保持國際均勢的考慮，某些西方國家的確借用過日本的力量。可是，當歐美列強發現最後想徹底打破國際均勢的國家未必就是中國，而是他們曾經倚重的同盟國日本時，來自歐美的限制甚至制裁，便自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日本一以貫之的野心是如何吞併琉球、朝鮮、中國台灣、中國東北乃至中國全境，而不是什麼文明戰勝野蠻等行動。
於是，當它的堂皇理由被世界輿論所拆穿，特別當相應的限制和制裁紛至沓來時，日本便會舉全國之力，並通過各種外交手段與歐美列強進行各種周旋和交易，一旦手段奏效，便又會回到原來的老路，並為加速實現其既定目標而全力以赴。而當它的全部心機和招數已消耗殆盡時，鋌而走險，向一直被它當做道具的「國際法」宣戰，便成了日本唯一的選擇。重要的是，由於「聯亞拒歐」的「興亞論」騙局早已為東亞各國所識破，特別是當被日本肢解了的傳統「華夷秩序」中的東亞各國開始認真對待「國際法」，進而掀起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自決」等運動時，日本還必須獨自面對來自亞洲和歐美的雙向擠壓。與最終保全了國家獨立和版圖相對完整的中國不同，利用「興亞」、「脫亞」和「征亞」把戲充分玩弄了東西兩大國際關係規則的日本，因「二戰」戰敗和美國的軍事佔領，反而使自身無法保全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東亞諸國對日本的防範有加，又不斷在昭示著該地區在新舊國際關係規則變化過程中曾經遭受過的愚弄，以及對這種愚弄的歷史性反彈。
然而，促使那些「愚弄」手段得以出台的潛在力量，似乎才是問題的關鍵。尤其當我們發現日本的這類做法並非孤例，而是連續不斷、首尾一貫時，則阻斷階段與階段或時代與時代之間事實關聯的研究，便不符合歷史上日本人自身的說法和做法，卻符合現代日本學界的個別表述。有學者認為，「滿洲事變」發生後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均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這一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盧溝橋事變」當屬偶發事件，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東亞戰爭也是兩場不同的戰爭。(116)
這一看似「新見解」的說法，早在竹內好發表於1959年的長文中，就已經有過清晰的表述。他說：「大東亞戰爭，既是殖民地侵略戰爭，同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儘管這兩個側面事實上已被一體化，但我們卻必須對其做出邏輯上的區分。日本並沒有要侵略美國和英國的意圖。它雖然從荷蘭手中奪取了殖民地，卻並無奪取荷蘭本國的想法。由帝國主義來打倒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但由帝國主義來裁判帝國主義，也同樣鮮存可能。」(117)
這無疑是一種錯誤的表述，因為對戰爭的個案和碎片化處理，除了使人看不清中日乃至東亞戰爭的真正原因外，還極易通過「同義反覆」式的語言遊戲，導致「責任」和「教訓」都無從談起的欺瞞；當然，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符合實際的表述，因為它以不經意的方式道出了日本的主要目的在於獨佔東亞這一基本事實。這些無意當中透露出來的真實信息，至少比至今仍貌似「不解」地追問「日本人為什麼會走向戰爭」等說法要誠實一些。(118)
注釋：
①參見鄭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出版，1985年；西里喜行：《清末中瑠日關係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出版會，2005年；岡本隆司：《馬建中の中國近代》，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年；戚其章：《甲午戰爭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朴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東京：青木書店，1999年；筒井清忠編：《新昭和史論：どぅして戦爭をしたのか》，東京：株式會社ゥェツジ，2011年；北岡伸一：《外交的思考》，東京：千倉書房，2012年；等等。 ②佐藤信など：《詳說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340頁。 ③井上壽一：《日本外交史講義》，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17頁。 ④參見《篠原冬一郎への書》(明治八年十月八日)，大西郷全集刊行會編：《大西郷全集》第二巻，東京：平凡社，1927年，第842—844頁。 ⑤參見小川原正道：《西南戦爭》(中公新書)，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227頁。 ⑥黒龍會編：《東亜先覚志士記傳》上巻，東京：原書房，1974年，第44頁。 ⑦參見琴秉洞：《耳塚》，東京：二月社，1978年，第141頁。 ⑧參見《三國干涉一件》、《遼東還附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八巻第二冊，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3年，第1—222、464—552頁。 ⑨山縣有朋：《外交政略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觀》，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81—86頁。 ⑩參見《日韓條約締結一件：韓國併合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三巻第一冊，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62年，第659—728頁。 (11)參見《朝鮮ニ関スル日露協約雑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九巻，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4年，第728—842頁。 (12)參見《米國ノ満州鉄道中立提案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二巻第一冊，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61年，第722—738頁。 (13)參見《シベリァ及東支両鉄道管理二関スル交涉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七年第三冊，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69年，第335—442頁。 (14)此間，曾以《武士道》一書蜚聲世界的新渡戶稻造(1862—1933)，即在該機構擔任了七年之久的「國際聯盟事務局次長」一職。參見《國際連盟理事會二関才スル件》、《國際連盟総會二関スル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九年第三冊上巻，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73年，第93—315頁。 (15)參見《太平洋ニ関スル四國條約ノ成立》，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ヮシントン會議》(上)，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77年，第547—686頁。 (16)「九國」指： 日、美、英、法、意、中、比、荷、葡。參見《中國ニ関スル諸問題·中國ニ関スル諸決議ト九國條約ノ成立》，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ヮシントン會議》(下)，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78年，第24—235頁。 (17)參見《東三省の政情と易幟問題》、《國民革命軍の北伐関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第一部第二巻，東京：日本外務省，1990年，第200—288、289—336頁。 (18)參見《東方會議》，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巻，東京：日本外務省，1989年，第1—67頁。 (19)參見《満州國の成立七日本の承認》，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満州事變》第二巻第一冊，東京：日本外務省，1979年，第341—651頁。 (20)《リツトン?{查団の動向》，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満州事變》第二巻第一冊，第652—989頁。 (21)參見《日中紛爭めをぐゐ米國おょび各國との交渉ならびに國際連盟におけゐ審議狀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満州事變》第二巻第二冊，東京：日本外務省，1980年，第1—436頁。 (22)參見《國際連盟におけゐ日中紛爭審議狀況ならびに列國との交渉·熱河作戦の目的につぃて》，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満州事變》第三巻，東京：日本外務省，1981年，第524頁。 (23)參見《國際連盟におけゐ日中紛爭審議狀況ならびに列國との交渉·日本の連盟脫退を憂慮とのゾルフ博士の談話につぃて》，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満州事變》第三巻，第527頁。 (24)石原六郎等編：《最終戦爭論·戦爭史大観》，東京：たまぃらぼ，1986年。 (25)參見張振鵾：《日本侵華與昭和天皇的獨白》，《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2期。 (26)參見《帝國議會誌》第一期第十三巻，東京：東洋文化社，1976年。 (27)參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松岡外相演說集》，東京：日本國際協會，1941年；岡田益吉：《満州事變と國際連盟脫退》，林正義編：《秘められた昭和史》，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5年。 (28)參見《付：天羽情報部長の非正式談話問題》，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一部第三巻，東京：日本外務省，2000年，第559—612頁。 (29)參見《大東亜共栄圏の建設》之《大東亜省設置問題》、《大東亜會議》，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之《太平洋戦爭》第二冊，東京：日本外務省，2010年，第1437—1554頁。 (30)明治天皇：《對外和親、國威宣揚の布告》，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対外観》，第3頁。 (31)明治天皇：《維新の勅語》，《列聖全集》之《詔勅集》(下巻)，東京：列聖全集編纂會，1916年，第147頁。 (32)《踐祚後朝見ノ儀ニ於テ賜ハリタル勅語》(1927年1月9日)，日本文部省整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大日記》，陸特—S1-4-28，第1375—1379頁。 (33)《2600年紀元節詔書》(1940. 2. 11)，東京：國立公文館蔵《御署名原本·御23258100》(無頁碼標識)。 (34)《日徳意三國條約詔書》(1940. 9. 27)，東京：國立公文館蔵《御署名原本·御23265100》(無頁碼標識)。 (35)《満州事変ニ際シ関東軍ニ賜ハリタル勅語》、小林龍夫など：《現代史資料》7《満州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65年，第337頁。 (36)參見井上清：《天皇與日本的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2期；《昭和天皇獨白録》，《文芸春秋》1990年12月號。 (37)雑賀博愛：《大西郷全傳》第一冊，東京：大西郷全傳刊行會，1937年，第5—6頁。 (38)參見內村鑑三：《代表的日本人》，鈴木範久訳，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原作名為《日本及び日本人(Japan and Japanese)》，最早出版於1894年，是面向英語世界的作品。參見《內村鑑三英文著作全集》第二巻，東京：教文館，2004年。 (39)參見小川原正道：《西南戦爭》(中公新書)，第230—239頁。40)參見琴秉洞：《耳塚》，第138—141頁。 (41)「中國」，是日本律令制時代的區域指代，包括駿河、越前、出雲和備後地區，略當今日之本州西部，包括岡山、廣島、山口、鳥取和島根地區。 (42)參見琴秉洞：《耳塚》，第20—21頁。 (43)參見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巻之三，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13年。 (44)參見羅山子道春：《豊臣秀吉譜》下，［京］山口市郎兵衛、明曆4年(1658)刊。 (45)琴秉洞對此有所考證。(參見《耳塚》，第136—137頁) (46)參見《列聖全集》之《詔勅集》(下卷)，第205頁。 (47)參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申倭亂》，東京：明石書店，2000年，第97頁。 (48)參見琴秉洞：《耳塚》，第132—133頁。 (49)參見《招魂社ヲ建設スル事》，《岩倉公実記》中巻，東京：岩倉公舊跡保存會，1927年，第469頁。 (50)官幣社，為格位極高的神社。古來由神祇官親奉幣帛祭祀，明治以降改由皇室為之，分為大社、中社、小社和別格官幣社。以皇室崇敬的神社和祭祀天皇、皇族、忠臣等神社居多。昭和21年(1946)被廢止。 (51)參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申倭亂》，第99—104頁。 (52)參見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申倭亂》，第99—107頁。 (53)參見井上清：《天皇與日本的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2期。 (54)參見元田永孚：《自伝·日記》，《元田永孚文書》第一巻，東京：元田文書研究會，1969年。 (55)《好太王碑》中記錄的公元4世紀高句麗戰事和663年的「白村江之戰」，都只是規模不大的局部摩擦。 (56)津田茂麿：《明治聖上と臣高行》，東京：原書房，1970年。參見井上清：《天皇與日本的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2期。 (57)《宣戦の詔書》(1941年12月8日)，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5《現代》，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113—114頁。 (58)《日明鮮三國ノ関係及日鮮ノ交涉》，《日本戦史》(朝鮮役)，東京：日本參謀本部，1978年，第10頁。 (59)田中健夫編：《善隣國寶記·新訂統善隣國寶記》，東京：集英社，1995年，第372—374頁。 (60)參見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巻之三。 (61)參見金洪圭編著：《秀吉·耳塚·四百年：豐臣政権の朝鮮侵略と朝鮮人民の闘ぃ》，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8年，第6—7頁。 (62)參見辻善之助：《豊臣秀吉の南方経営》，《海外交通史話》(增訂)，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年，第410—411頁。 (63)參見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國際意識につぃて》，《歷史學研究》(別冊)1982年。 (64)從「應仁之亂」(1467—1477)後織田信長驅逐室町將軍足利義昭起到日本統一止，前後約1個世紀。 (65)參見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第641頁。 (66)參見《大明日本和平條件》，田中健夫編：《善隣國寶記·新訂続善隣國寶記》，第376—378頁。 (67)《宣祖実録》巻五十一，宣祖二十七年五月，載《李朝実録》第二十八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78頁。 (68)參見《明史·外國列傳·朝鮮》，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294頁。此三條通《明通鑒》卷七十「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丁卯條」，與《明神宗實錄》卷二八○「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辰朔甲寅條」亦頗相彷彿。參見《明神宗實錄》，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年，第5172頁。 (69)該「敕諭」和「誥命」，現均藏於日本大阪歷史博物館，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70)西塢定生認為，「對秀吉的冊封，倘就手續而言，乃是對於這一降表的回答」。參見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640頁。 (71)參見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後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 (72)參見《日明和平談判筆記》，《法學協會雑誌》第15巻第3—4號所収，東京：法學協會，1897年3—4月。 (73)參見小瀬甫庵：《太閤記》，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74)參見頼山陽：《日本外史》(下)巻十六《德川氏前記·豊臣氏中》，東京：有朋堂書店，1925年，第423頁。又鄭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第537—538頁。 (75)《宣祖実録》巻四十四，宣祖二十六年十一月，載《李朝実録》第二十七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686頁。 (76)《宣祖実録》巻四十八，宣祖二十七年二月，載《李朝実録》第二十八冊，第29—30頁。 (77)參見《日明和平談判筆記》，《法學協會雑誌》第15巻第3—4號所収。 (78)參見頼山陽：《日本外史》(下)巻十六《德川氏前記·豊臣氏中》，第423—424頁。 (79)參見頼山陽：《日本外史》(下)巻十六《德川氏前記·豊臣氏中》，第358—359頁；田中健夫編：《善隣國寶記·新訂続善隣國寶記》，第362頁。 (80)參見拙文：《關於前近代東亞體系中的倫理問題》，《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 (81)《皇明祖訓》，張德信等主編：《洪武御制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390頁。 (82)參見頼山陽：《日本外史》(下)巻十六《德川氏前記·豊臣氏中》，第421—422頁。 (83)參見《日明和平談判筆記》，《法學協會雑誌》第15巻巻第3—4號所収。 (84)參見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4第35頁，卷5第2—3、6頁，北平：迺茲府關東甸七號，總發行人王希隱，1932年1月。 (85)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4—275頁。 (86)《遣大明國》，參見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上巻，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130—131頁。 (87)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話》(增訂)，第650—651頁。 (88)參見黃宗羲：《行朝錄·日本乞師》，《黃宗羲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0—181頁；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冨山書房，1945年，第120—121頁。 (89)參見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428、430、431頁。 (90)吉田松陰：《丙辰幽室文稿·久坂玄瑞に復すゐ書》、《吉田松陰全集》第4巻，東京：岩波書店，1938年，第151—152頁。 (91)吉田松陰：《野山獄文稿·來原良三に與ふゐ書》，《吉田松陰全集》第4巻，第34頁。 (92)福沢諭吉：《通俗國権論》，《福沢諭吉全集》第4巻，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641頁。 (93)福沢諭吉：《朝鮮和は日本の藩塀なり》，《福沢諭吉全集》第11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177頁。 (94)福沢諭吉：《朝鮮の交際を論ず》，《福沢諭吉全集》第8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30頁。 (95)福沢諭吉：《時事小言》，《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108頁。 (96)福沢諭吉：《兵論》，《福沢諭吉全集》第5巻，第313頁。 (97)內村指出：「如果從我國歷史中挑選兩個最偉大的人物，我會毫不猶豫地舉出太閤和西鄉的名字。兩人都擁有對大陸的野望，都曾以世界為活動舞台，也都擁有本國人所無法比擬的偉大。」(參見內村鑑三：《代表的日本人》，第48頁) (98)參見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付図，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會社，1888年。 (99)參見桑原隲蔵：《中等東洋史》上巻，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會社，1898年，第1、16頁。又黃東蘭：《「吾國無史」乎？》，《「東亞近代知識與制度的形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2011年11月。 (100)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16頁。 (101)參見矢野仁一：《近代支那史》，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年。 (102)參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60—62頁。 (103)參見小川原正道：《西南戦爭》，第230—239頁。 (104)參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3頁。 (105)參見《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上奏日皇之奏章》，南京《時事月報》，1929年2月號。 (106)詳見沈予：《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的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07)石原莞爾：《満蒙問題私見》，曆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5《現代》，第9—12頁。 (108)參見船曳健夫：《右でぁれ左でぁれ、ゎが祖國日本》，東京：PHP新書，2007年，第2—3章。 (109)參見拙文：《「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內情》，《東北師大學報》2008年第1期。 (110)參見馬建忠：《東行初錄》，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6輯《適可齋紀言紀行》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111)參見竹內好：《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化と伝統》，東京：築摩書房，1959年；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東京：青土社，2008年。 (112)參見拙文：《「去中心化」的「中心化」》，《讀書》2009年第8期。 (113)《琉球藩王ヲ封ズルノ勅語》，《列聖全集》之《詔勅集》(下巻)，第194—195頁；《李王冊立ノ詔書》，《列聖全集》之《詔勅集》(下巻)，第409—410頁。 (114)參見丸山真男：《福沢諭吉》，《丸山真男集》第5巻，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332頁。 (115)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667頁。 (116)參見戸部良一：《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爭へ：日中関係の実像》，筒井清忠編：《新昭和史論：どぅして戦爭をしたのか》，第53、62、75—76頁。 (117)參見竹內好：《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化と伝統》，第253頁。 (118)參見NHK取材班編著：《日本人はなぜ戦爭へと向かったのか》，東京：NHK出版，2011年。不是日本想要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因為其實日本人壓根考慮不到那個層面的問題整個後明治時代的日本軍事外交戰略，都是應激的短視的，以轉移當下矛盾為目的。為什麼要一步步擴大侵略中國？因為裁軍裁不動呀！那麼大一個軍隊你不擴張就是在浪費錢，所以只好擴張來填補軍隊的消耗海軍基本上也是這個道理，直接問題早在陸奧造出來的時候就決定了，而根子甚至能找到日俄時代不要命的造艦而為什麼裁軍裁不動呢？難道是陸軍海軍馬鹿本來就這麼大么？當然不是呀。。。實際上日本的軍隊還承擔了一部分維穩的作用，類似例子可以參考北宋的禁軍。而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底層的壓迫也是日益嚴重的，軍隊就成了底層爬升的幾乎唯一途徑所以說雖然德意日在進行法西斯化的時候不怎麼有相互串聯，但是最後都是殊途同歸走向軍國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那不是沒有道理的呀
日本的門羅主義。
不能殖民世界，至少先殖民亞洲，稱霸亞洲，做亞洲的領頭羊。
要稱霸亞洲，先控制中國和東南亞，但是經濟影響力和控制力還不夠，所以先經濟剝削，軍事佔領，扶植了一系列傀儡政府和在各族（包括印度）找合作者。
絕非為日本洗地的回答。（日本國家特性的海權方面後面有補充，還有人認為日本不是海權國家，我也是醉了，這是常識）
有些人認為日本是要佔領中國或是入主中華，那我說你圖樣了。
日本也不可能和中華民族融合，滿清文化斷絕珠玉在前，英國人屠滅印第安人金石在後，日本人當時有的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教訓可以借鑒！
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日本的大東亞戰爭目的是首先打掉東亞諸國的區域霸權（其實就是中國的東亞霸權），然後將他們一個一個亡國滅種，從而實現自己國家的繁榮昌盛。
補充一句：日本是個海權國家，不可能像陸權國家（俄羅斯）一樣，佔領的領土就是自己的，反而有點像英國（美國獨立戰爭那檔子事情沒忘記吧？）。所以才會費勁心思的搞偽滿洲國，把溥儀搞太監化，然後合邦的節奏，這樣對日本來說才安全。
歷史上日本佔領的東五省是交給偽滿洲和德王，佔領的華北、華中是給了扶持汪偽政府，日本根本就沒法直接統治中國的土地。
歷史上如果中國不奮起反抗日本侵略，那接下來在中國的土地上會出現偽政府領導下的合併屯（偽滿洲合併屯應該知道吧？），然後就是合併屯的大屠殺（不然費力搞這個幹什麼？42年東北抗聯都亡了，合併屯防止人民資助抗聯本身就是個偽命題）。
亡國滅種其實也有兩種，一種是印第安人那個，直接大部分團滅；另外一個是印度的那種，殖民百年，整個民族渾渾噩噩。你說按照日本的尿性會選擇哪種？依照我說日本會兩者結合。。。
補充：
海權國家是個地緣政治學概念，在歷史上經常被用做為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干涉他國鼓吹其合理性。日本侵略中國當然鼓吹自己是海權國家？不是的，這個是麥金德在1904年1月份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提出的。
《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提出了世界島和心臟地帶理論。什麼是世界島和心臟地帶呢？
簡單說來就是將歐亞大陸包括北非地區看做是一塊整體，在這個地區上三面環海，一面是天然的屏障撒哈拉沙漠。這樣就形成一個作為整體的世界島。心臟地帶就是指東起蒙古高原，西至東歐平原，南到土耳其-高加索-中亞-帕米爾一線，北延伸西伯利亞森林一直到北冰洋。
然後，從世界島和心臟地帶的觀點來看，由遠到近可以分為：
心臟地帶（陸權國家）：俄羅斯、蒙古
內新月地帶（半陸權、半海權國家）：德國、中國、法國、印度等是這個世界島的四周邊緣地帶。
外新月地帶（海權國家）：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等...
日本和美國、加拿大、南非一樣是個海權國家！
統領整個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不出意外的話此時應該是德國領導的）決戰，勝利的一方稱霸世界
至於內部的制度應該會類似殖民時代的歐洲與殖民地，如果局勢穩下來的話日本應該會遷都到東亞最適合居住的中國大陸，並且大量移民，一等人日本大和族人，二等人是以溥儀和汪精衛為代表的少數前中國人，三等人是多數中國人以及東方其他地方的人
為什麼大東亞共榮，八紘一宇，尊王攘夷？
這個牽扯到大亞洲主義。
大亞洲主義_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大亞洲主義」(The Great Asianism或Pan—Asianism)，是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11月28日應邀向日本神戶高等女子學校演講「大亞洲主義」的專題學術演講。其精義為：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
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致力於改變亞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呼籲以中、日合作為基礎，並聯合亞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謀亞洲發展的亞洲區域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方略與日本左翼大亞洲主義的主張十分接近，但與右翼大亞洲主義則有本質區別。日本右翼大亞洲主義者強調亞洲國家大聯合，共同驅逐歐美侵略勢力，但卻主張建立以日本為霸主的新的殖民體系，帶有濃烈的侵略色彩。孫中山從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必須與其他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相結合的高度出發，闡述了實行大亞洲主義的必要性。孫中山反覆論述中國的「次殖民地地位」和「奴隸地位」，
涉及這個原文如下：
大亞洲主義(註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
諸君：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講演，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銷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亞洲衰弱，到三十年以前，又再復興，那個要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當三十年以前，廢除了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像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的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為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膽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一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為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縐眉，以為日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觀念。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說：「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甚麼事情呢？你們為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消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而且我們住在運河的兩邊，總是看見俄國的傷兵，由一船一船的運回歐洲去，這一定是俄國打了大敗仗的景況。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的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為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像這個樣子看起來，日本戰勝俄國，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呢？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在東方的亞洲人聽到了，或者以為不大重要，不極高興。但是在西方的亞洲人，和歐洲人毗連，朝夕相見，天天受他們的壓迫，天天覺得痛苦，他們所受的壓迫，比較東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較東方人更深，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次戰勝的消息，所現出的高興，更比較我們東方人尤甚。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演講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五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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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註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東方飯店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演講
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我們中國領事和華僑諸君：今晚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招待，兄弟實在是感激無量。我這回繞道神戶，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熱誠歡迎，就這種偶然經過的情形看，便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國民是很親善的。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譬如兄弟這次出來，是由南中國到北中國，就是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我的家內北邊，繞道神戶，就像經過一個日本人的家庭一樣，只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北邊，便要經過他們日本人的家庭。專就交通一項說，中國同日本便有這樣的密切。其他種種關係，都是不是很密切的。我們兩國國民向來的口頭禪，都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兩國國民應該要攜手。從前日本的維新元老，在維新沒有成功的時候，本有中日兩國攜手的提倡。現在日本維新已經成了功，但是中日兩國國民的口頭禪，還沒有達到目的，這是為甚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們中國從前睡了覺，當中經過日本維新的幾十年，中國是在夢中，毫不知道。經過近來世界的大變遷，和歐美勢力東侵來壓迫中國，中國也是在夢中，也是不知道。到十三年之前，中國才有革命。中國發生革命，是少數先知先覺的提倡，要把政治改良，要把國民喚醒，要把國家的地位恢復到和從前一樣，所以才有革命。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時機，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便大不相同。當日本維新的時候，歐美勢力還沒有完全東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制肘，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完全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這十幾年以來，本來已經推翻了滿清的舊皇帝，銷滅了袁世凱的新皇帝，掃除了種種障礙，就是最近曹、吳的大軍閥，也被我們推倒了。在國內對於革命的障礙，都被我們銷滅完了。我們在國內沒有革命的障礙；既是沒有革命的障礙，革命便應該可以成功，為甚麼還說不能成功，還不能達到圓滿目的呢？因為還有國外的障礙，沒有打破；這種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 從那些條約的字面說，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講到內容，不但是中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旁觀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講起來，那些條約的來源，是從前中國和十幾個外國所訂立的。外國在中國定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的原故，是因為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要求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很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現在一共有三國是已經廢除了，另外還有十幾國沒有廢除，還是握我們中國的主權。 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呢？老實說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還有十幾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國主人，我們現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是十幾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幾國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紐絲蘭也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英國平時對於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權利很少，而所負的義務很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對於母國反要享很大的權利。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別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所以我們中國人做人的奴隸，沾不到一點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見有痛苦，逼到在中國之內，無路可走，寧可跑到外國，去做一國的奴隸。好像廣東人就近便跑到香港，遠一點便跑到南洋羣島和南北美洲一樣。他們那些人跑到了外國之後，都是不想歸家鄉，自然是覺得做一國的奴隸，比做十幾國的奴隸，要愉快得多。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們的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富頂強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眾的民族，還不能成一個獨立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我們現在不是一個獨立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中國人自己還不知道，我看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我們廣東從前有甲、乙兩個朋友，甲是廣州人，在廣州很有勢力，很有地位，可以說是一個紳士；乙是一個鄉下的世僕（粵俗家庭中永久的奴僕的之稱，與北方老家奴的名稱相似。）還沒有脫離奴隸的地位，後來到廣州做生意，發了大財，也是很有勢力，因為朋友的介紹，便認識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請乙去吃飯，兩個人都是很闊綽，搖搖擺擺去上酒席館，正在街上走到得意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個鄉下佬，正從鄉下上街來，沒有穿甚麼好衣，又沒有穿鞋，手內只拿一把大傘，走路很遠，身體極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為乙是他的世僕，所以他便不客氣，便馬上問乙說：「我許久不見你了，你是怎麼樣變到這樣闊綽呢？你今天穿到這樣好看，是到甚麼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拿這把大傘，跟我來聽差罷。」乙因為是那位鄉下佬的世僕，所以便不敢推辭，只得替他的主人去拿傘，同他的主人一路走。乙因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傘，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飯，因此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的目的，便不能夠達到。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均沾的條約，日本自己還不覺得是中國的主人，日日反要來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一樣，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飯。中國現在就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由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要來和我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國的第一個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個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要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人，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們拿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吃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是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是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改良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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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烈鈞囑仍留日本為發起亞洲大同盟宣傳電(註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日本東京李烈鈞先生鑒：功密。昨覆一電，相機行動；但詳細考量，兄為派駐日本聯絡彼中朝野之士，為發起亞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種之侵略而往，為久駐日本，宣傳此旨之任務。今忽有回命之請，想彼政府膽小如鼷，不敢接納吾人之大亞洲主義；果爾，則兄萬不宜自行離日，當久駐而為積極之宣傳，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後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孫文、元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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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日本擊敗俄羅斯，中國革命黨人是非常高興的，以為亞洲人終於擊敗了歐洲人，同感光榮，儘管作戰土地是在中國，不少中國人受到屠殺。
第二篇文章可以看出，孫文希望日方幫助中方擺脫列強的控制，但是這想法未免太過樂觀。
第三篇是具體事宜。
而日方呢，他們也宣傳大亞洲主義，但是是由日方主導的大亞洲主義，由他成為新的殖民者，再藉由大家都是亞洲人的理念加以統治，抵抗白人殖民者。
至於他有沒有成功呢？在中國沒成功，在泰國和緬甸成功了，這兩個國家當時已經淪為西方殖民地，當地的反抗者選擇了與日本合作。比如今天緬甸領導人昂山素季的父親，緬甸獨立英雄
昂山_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1940年11月12日，昂山等人在日本特務機關的安排下，化名面田門司，經中國台灣被送往日本。昂山在日期間，與日方商討了「聯日反英」的計劃，之後，他在日本的幫助下於1941年3月3日乘一艘日本郵輪秘密潛回緬甸，就此計劃與人民革命黨成員進行了商議。
1941年3月10日，昂山率領緬甸「三十志士」中第一批人員德欽拉佩（又名波萊雅）、德欽巴姜（又名波拉揚）、德欽埃貌（又名波莫）、郭吞形（又名波仰奈）乘日本郵輪於1941年3月27日抵達日本。之後，他們在日本的安排下於1941年4月赴日軍佔領下的中國的海南島，分別在海南島和台灣接受軍事訓練。之後，他們在泰國曼谷歃血為盟，於1941年12月27日組建了」緬甸獨立軍「（BIA），昂山任副總司令，接受了日本的武裝後潛回緬甸，與英軍作戰。在昂山所領導的緬甸獨立軍協助下，日軍長驅直入，於1942年3月8日，順利攻克了首都仰光。同年3月至8月間，昂山武裝又協助日軍擊敗了中國遠征軍的進攻。不熟悉緬甸地形的中國遠征軍損失慘重，昂山對待中國戰俘手段殘忍，1500名中國遠征軍傷員，不願受被俘虜之辱，慨然於1942年5月21日凌晨集體引火自焚，含恨而終。1942年7月27日，日軍在基本佔領緬甸全境後，解散15000人緬甸獨立軍，組建了規模3000人」緬甸自衛軍「（BDA)，昂山任總司令，昂山當年被日軍授予大佐軍銜（相當於上校）。1943年3月，昂山被日軍提升為少將——「昂山將軍」頭銜由此得名。1943年3月11日，應日本政府的邀請，昂山與巴莫、登貌、德欽妙一道訪問日本。1943年3月22日昂山赴東京拜見日本天皇，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級日升勳章。1943年8月1日，被日軍佔領的緬甸組成以巴莫為首的傀儡政府，昂山出任傀儡政府國防部長。
因此今天，在被日本侵略的國家中，對日本有著深仇大恨的只有中韓。其他亞洲各國家本來就是西方殖民地，日軍甚至自詡解放者，鼓吹大東亞共榮。
理解這個問題，要看兩本書，一本是服部卓四郎（前）陸軍大佐的《大東亞戰爭全史》。另一本是中原茂雄（前）陸軍炮兵中佐的《大東亞補給戰》
兩個佐官一右一左 一反一正的概述出日本本來就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潭難以自拔，為什麼還要賭國運向美國開戰的原由。
簡而言之一句話：統治階級盲目樂觀 盲目賭博。犧牲人民的利益為了自己的飛黃騰達家財萬貫。侵略中國本來就是錯，但是妄圖打敗美國以證明侵略中國是對的，這種奇葩邏輯就是禍根。
頗有那種，我搞不定你，就搞定你蔣介石政府的上級---美國大老闆的意思。
堅決打倒財閥政閥軍閥，這幫人就是人民的公敵！
謝邀
二十世紀以後，世界的格局已經有了變化，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主流，舊時期爭奪殖民地的玩法已經過時，新玩法是傾銷商品，打經濟戰，這就是為什麼列強瓜分中國的時候美國出來調節的一點，都想多佔利益，但都不希望其他國家取得的利益比自己多，那麼不如放開門戶，搞市場競爭，有提條件的也更多關注於壟斷市場和關稅租界。而日本卻不這樣想，他們對於領土的要求大於對錢的要求，甚至覺得這是列強對日本的「壓迫」，所以才出現田中奏摺中「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之類的話。
日本第一次有征服中國的想法，起源於豐臣秀吉。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覺得日本國小地偏，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擴張，借道朝鮮征服大明，也就是中國。
在豐臣秀吉的設想里，征服中國後，他統治中國，他的兒子秀賴統治日本。當然，這個願望最終在明朝和朝鮮的共同抵抗之下，沒能實現。第二次文祿—慶長之戰也隨著豐臣秀吉的死亡而草草收場。
然而，豐臣秀吉的一個後代，具體地說，是秀吉的外甥豐臣秀勝的女兒，豐臣完子，在嫁入皇室之後，其九世孫女——九條節子，誕下一個男孩。這個男孩長大後，叫做裕仁，年號招核。
後世常有附會說法，認為裕仁冥冥中繼承了豐臣血脈中那種對中國領土的無限渴望。就連其侵略中國的思路也與祖先驚人地相似：借道朝鮮，拿下滿洲，然後順海岸線而下擴張。
當然，這種附會說法實屬無稽之談。但是豐臣秀吉的確是一個出色的戰略家。他奠定了日本數百年來的基本地緣戰略：日本這個國家，向北是苦寒之地，向南是孤懸小島，向東是浩瀚大洋，唯有向西擴張，才是唯一的出路。
再結合日本人恃強凌弱的民族性，數百年來，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是以鄰為敵。
日本人所謂的「大東亞戰略」，仍是豐臣秀吉戰略的改良和延伸，實質上就是要鳩佔鵲巢。首先佔領中國，然後以中國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擴張。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包含中國、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蒙古，甚至包括泰國、緬甸等國的，超級帝國。
這與英國的殖民地戰略是不同的。殖民地無論多麼龐大和富饒——比如印度——永遠都不會成為英國的權利核心。而在日本的戰略里，佔領并吞並中國，中國的領土上就會迎來大量的日本移民和日本的權利核心。所謂鳩佔鵲巢就是此意。
其最終目的，是成為世界一極，參與全球爭霸。日本很早就一直有一個設想，征服中國，然後把日本的核心搬到中國來，日本高層也很早就認識到日本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要發展一個超級強權是不足的，所以日本侵略中國逐步升級是必然的，所謂日本是盆中之竹也是日本人自己的看法。
一個人，怎麼成功過，就喜歡用成功經驗，這樣比較熟悉和保險，日本打敗大清，打敗俄國，這種戰略經驗就被日本延續到對美大東亞戰爭中來了，那個九段截擊就是對馬海峽的翻版。日本高層也不全然是什麼都不懂的瘋子，日美的巨大差距是顯而易見的。日本大東亞戰爭的基本戰略是依賴以往的戰略經驗，佔領中國精華部分做穩固防守，侵略南洋地區保證核心石油供應，對美的基本戰略是趁美國要兩洋作戰當口，全力對美海軍作戰，大破之，建立穩固太平洋基地群，在美工業實力完全發揮前對美保證軍事優勢，就是美帝工業產能上來也能依據原有島鏈進行節節阻擊，讓美國因為得不償失而進行和談，這樣日本能維持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的一個新平衡，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日本這個平衡已經很難維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石油，沒有婆羅洲的時候日本的戰爭機器就會自停，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但是，日本被兩個原因所阻礙，一就是中國的抵抗由於共產黨的原因空前的猛烈和持續，日本始終無法穩固在中國的佔領（對比法國，日本的掃蕩是空前頻繁和殘酷的）其二就是美國的工業實力強得遠超日本的想像……
額…我覺得他們想要的東西都說的很直白…
對外宣傳：八紘一宇東亞共榮，從白人和西方世界手中解放亞洲人民，創造屬於亞洲人自己的世界秩序對內：對外擴張，獲取資源，建立殖民地，奴役當地人民，文化語言同化
要征服世界就要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就要征服東北，征服東北就要征服朝鮮。這不寫的清清楚楚嗎，就是殖民體系啊，哪來的的什麼格局和秩序，當上老大殖民全世界就行。
問日本想要什麼樣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首先先要明白當時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是什麼？
一戰以後，國際秩序基本以兩大體系凡爾賽-華盛頓為支撐，凡爾賽體系劃分了當時歐洲列強之間的利益分配以及各自的格局，然而東亞當時的利益格局劃分卻是通過華盛頓體系來建立的。
當時東亞的主要殖民（格局分布）情況是：
蘇聯主要殖民地是蒙古
日本：朝鮮，中國東三省，台灣
印度支那三國（越南寮國柬埔寨）是法國殖民地。
印度和 緬甸是英國殖民地。
馬來西亞（包括新加坡）、印度、緬甸是英國殖民地。
印度尼西亞是荷蘭殖民地。
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
這幾個國家中：
荷蘭，作為一個過時的殖民掠奪者，在新一輪的殖民掠奪者中間已經沒有了分量，能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不被吃掉就算是不錯的了，至於新的利益爭奪，只能寄希望於別人吃肉，自己能有口湯喝，就算不錯了。
蘇聯由於當時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屬於建國之初，因此其對中國利益的爭奪相對來不很關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蘇共想把中國變成自己的紅色兄弟國家，這樣在面對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時候才不是那麼的孤立。
法國剛剛經歷完一戰，法國在一戰中元氣大傷，因此這個階段基本還處於回復元氣過程，基本無力參加東亞地區的新一輪利益爭奪。
大英帝國雖然在一戰中也有損失，但是總體來說，作為當時的世界老大，底子還是有的，還能在東亞的利益爭奪中發出自已的聲音，在新一輪的東亞利益爭奪者中算是一個老者。
美國，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著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生產力，正處於國立的上升期，由於世界基本已經被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瓜分殆盡，因此留給新興國家的地盤已經不多了，美國跨越了整個太平洋已經來到了東亞的邊緣（菲律賓），想要進一步前進的話就只能有中國這個尚未被某一單一列強控制的國家，而且中國這個體量是能讓任何一個殖民掠奪者都垂涎三尺的。
日本，也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在飽經帝國主義殖民者蹂躪後，奮起拜託了被殖民的命運，轉而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一舉打敗當時亞洲第一大清王朝，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為其千百年來征服亞洲的夢想跨出了第一步，緊接著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又戰勝了一個老牌帝國沙俄，第一次在國家戰爭中有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壯舉，進一步增強了自己的民族自信，同時也使其在亞洲大陸站穩了腳跟，為進一步征服亞洲奠定了基礎。特別是一戰後沙俄換成了蘇聯，因此在東北亞，能與日本爭奪的對手已經基本不復存在。在日本進一步佔領東三省之後，此時的中國在日本面前就是一個吃到嘴裡一條大腿的獵物一樣。這時候的日本是與自己千百年來實現自己夢想最近的一步。
在明白了上面列強的各自不同的心態之後，就不難明白，關於亞洲的爭奪其實就是英美日三國在東亞的利益博弈，英國由於有印度這樣一個女王皇冠上的明珠的存在，其本身已經對資源和商品市場的需求沒有那麼強烈，對於中國的野心不是那麼強烈，而美國和日本，則是對這一地區利益勢在必得。
相較日本和美國而言，美國是一個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而日本則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國家，對外依賴度強於任何一個列強，為了能使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在世界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擺脫對列強的依賴度，實現自己的世界一流強國夢想，因此就需要建立和英國美國那樣強大的資源獲取來源和商品銷售市場，實現自己經濟上的獨立。而唯一能實現這個夢想的就是奪取中國。
而在奪取中國的過程中，矛盾就自然產生。美國想依靠自己在一戰中的付出所換來的華盛頓體系來規劃自己在東亞的權益，但是日本卻想自己一心獨佔，為了能在國際體系上能夠和華盛頓體系產生一個抗衡的理由，日本提出了黃種人自治方案，即大東亞共榮（十分類似今天的South China sea中China），一心想把西方勢力排除亞洲之外，主張亞洲事務主要由亞洲人解決。通過這一手段，達到其獨佔亞洲這個目的。隨著糾紛的越來越大，矛盾的主體便逐漸成為美日英之間的利益矛盾，隨著矛盾的不可調和，戰爭也就不可避免。
至於題主說的想要通過戰爭達到什麼目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是經濟利益的發展，對於日本自身可能還需要加上自己的民族夢想吧，畢竟想跨上大陸領土這個夢想從豐臣秀吉就已經有了 ，做了近400年的美夢，從沒有離夢想這麼近，，不試試怎麼行，，
19世紀列強都喜歡為自己的領土擴張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能靠民族主義的就盡量往民族主義上靠（沙俄的泛斯拉夫主義），靠不上民族主義就說是歷史版圖，自古以來（法國的左岸和比利時法國合併計劃，大義大利），再不濟的就說是要開化愚民，天命昭昭（白人的負擔)。日本也是有一套學一套，基本就學的歐洲人這套東西。但是你們說他們真的就沒有想，拯救黃種人兄弟，開化未開化的中國人，興復亞洲嗎？其實多少也是有的，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沙文主義難分彼此。日本人的戰略眼光極為短視，可以說在對東亞策略中顯得貪婪而沒有規劃，辛辛苦苦40年攢的一手好牌打得滿盤皆輸，讓人感慨。但是最本質的問題就是在進入20世紀後，日本依然用19世紀中下葉的思路去思考問題，這讓日本的頂層設計者很難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
或許是採用暴力手段建立1937般的日本一帶一路，結合日本人傳統認知和當時實際情況的一個日本式的殖民體系。
掠奪市場和原材料
日本沒有像德國一樣形成納粹一樣的高效且內部意識統一的政黨 只是國內的矛盾導致軍人干政 槍口指揮國家戰略就會出現哪有利益我就打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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