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與秦朝的興盛和滅亡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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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同樣也有變法，為何秦朝尤為強大？

有很大關係。秦國，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欲分析秦國滅亡，必先看清它的興盛。

一、秦帝國的興盛

對秦國而言，商鞅變法立軍功爵、設郡縣、壓制貴族勢力，加強君主集權。這些是六國變法都做之事，真正讓秦帝國搖身成為虎狼之國的，是背後體制背後的社會倫理——一個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會。

越是激烈的競爭，越是催發極端的體制。戰國時代，是個激進血性的年代，殺伐不斷，英雄疊出。縱如吳起、孫臏一類的軍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統天下，非變革一國體制不可。在體制變革方面，商鞅走得最為深刻，也最為功用。此後，雖然六國在軍事、外交上，有時能勝過秦國，但在長久國運氣數方面，已遠遠落後。

從邊陲之國，到虎狼之國，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則

在構建法家社會關係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學：鐵律制人；舉國體制；利出一孔。基於這三大哲學觀點，商鞅的一切政治變革，都是理所應當，水到渠成。

鐵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與人關係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銀律），君子要忠恕仁義，甚至以德行感化眾生（金律）。以仁義道德約束百姓，境界高遠，但在戰國時代，卻十分不切實際。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拋棄仁義，從人性最惡的角度，來構建整個價值體系。君王不擔心臣子不忠，而讓他不得不忠；不怕萬民作亂，而讓其無法作亂。教化方面，選擇暴力威懾而不是禮義教化，輕罪重罰，刑罰於將過。

舉國體制：極端的競爭，需要極權體制。秦要爭霸，那爭霸必須成為舉國目標。君王的理想，必須徹底貫徹在每一位國民之上。國民可能有他獨有的理想：做個手藝人，演說家……但在秦國霸國夢之下，都被無情碾壓。舉國耕戰，圖強爭霸，是國民不二的理想。六國之中，戰爭固然是常態，但能達到秦如此徹底的舉國體制，或許只有趙武靈王時期的趙國吧。

利出一孔：舉國體制，能調動巨大的體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勞無功。在這一點，商鞅極富有政治遠見，把舉國力量，集中在耕戰二事上。正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對工商業極度打壓，對儒生說客極盡驅趕，對詩書禮樂極數廢棄，對農業和戰爭極端追求！

於是，造就了一個虎狼之國。

2、法家倫理是實踐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商君書·賞刑》

（法家社會倫理關係）

商鞅法家的倫理實踐，體現在如下五各方面。

於國：以一統六國為終極目標，舉國耕戰為基本國策。六國呢？有幾國能做到舉國體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為霸業孜孜以求？

於君：王之所以成為王，不是因為仁義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權勢。君王駕馭臣下，靠的是刑賞兩大權柄。賞有功，誅有過。但僅做到執法賢明，還不夠。春秋戰國數不盡的子弒君，臣犯上。君王必須以極端的利益關係，來看待君臣、家庭關係。而法術勢，就是其中的手段。

於臣：法家從來不幻想臣子會絕對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慾控制住罷了。所以，秦國體制下，從來都是不遺餘力重用人才，同時又不遺餘力制衡權臣。

於民：秦國對待民眾，是極為粗暴的驅使。秦國的目的，從來不是經世濟民，而是王霸之業。為了提高百姓之間的行政效率，商鞅強行改變秦國風俗，讓兄弟分家，增加生產；讓鄉鄰連坐，相互監督。對於百姓而言，帝國只留有一個上升空間，就是軍功爵。無功不封爵，帝國的社會等級，全然和戰爭關聯了起來。

於法：法律方面，秦國是有名的嚴苛繁重。輕罪要重罰，不求公正平等，只是為了法律的震懾；有犯罪動機，縱然無罪也罰，那樣就沒人再敢作亂。亂世用重典，亂世中的嚴刑峻法，雖然無情，但卻是極為功用實效。

於教：秦國教化，冷漠粗暴，一切以耕戰為導向，道德僅僅成了點綴。商君書中，明確聲明儒士、縱橫家、商人等，是社會的蛀蟲。如果他們在秦國得到重用，那百姓就會爭先效仿，而不是從事辛苦的耕戰。

由此可見，商鞅變革後的秦帝國，已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軍國體制。深刻強大、強大得讓人恐懼。

二、六國的法家實踐

問題來了，戰國時期，並非只有秦一國變法。魏李悝、楚吳起、齊田忌、韓申不害，都奉行法家變革。秦為何獨強？

1、各國變法異同

商鞅變法和管仲變法的思想，分別代表了春秋和戰國時代變法的最高水平；而吳起李悝身處同一時代，變法多有類似，是戰國變法中除商鞅變法外最好的案例。根據國策分析框架，對比如上圖。（標黃處為重點差異）

國之基石：三家變法差異，源自於價值律不同。

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將古代價值律分為金律、銀律、銅律和鐵律。金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銀律是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指的是自己不希望不願意的事情，也不強加給別人；金律銀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銅律依據的是行為對等原則，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德報德，以怨報怨，輕罪輕罰，重罪重罰。現階段之法制思想，也是基於銅律演變而來；鐵律推崇「己所不欲，先施於人」，以商鞅、韓非為代表。鐵律不考慮道德，以人性惡為基礎，設定他人利益無法完全和自己一致，以暴力震懾，讓別人服法。

各國變法多以銅律，唯獨秦變法以徹底的鐵律。

在君和臣兩大要素中，三家的思想屬於正常法家思想範疇，比較相同。強調君王要依仗權勢，臣子要遵法守法。但是在針對人民方面，商鞅和管仲產生了巨大的分歧。管仲政治思想，把民心放在了極高的位置，順應民心，以民為本，提倡禮義廉恥四類道德。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所以孔子盛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商鞅對外人民，完全是驅使的態度。

國之體制：在外交方面，管仲時代是盟主外交，號召中原諸國，尊王攘夷，地域南蠻楚國。所以外交要有盟主范，救濟別國，獎勵禮義之邦，懲戒不義之國。只有這樣，齊才能成為中原諸國的盟主，號令天下（外交論述見《管子·大匡篇》）。

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李悝吳起和管仲是思想是較為一致的，強調練強兵，發展農業商業。但商鞅在這方面有兩點比六國更徹底：

一是勛爵必須只以軍功為考量。秦的爵位，甚至是高於法律的一套社會體系。爵位可以抵罪，高爵位有權審判低爵位之人。反觀山東六國，軍功必然可以受爵，但善言辭、通詩書、能諂媚，都能獲得爵位。雙方國民之戰力，由此可見高下。二是斬首計功。戰爭中最有效削弱敵國的方式，就是殺敵。所以，就有了斬首計功勛。這一點，沒有史料記載六國也同樣斬首計功。六國一直視秦為虎狼之軀，為何？不是秦法度嚴苛，這些事與六國國民無關，而正是秦斬首計功勛，交戰太兇殘。

在治國方面，商鞅和六國一樣，同樣推動郡縣制、戶籍制、阡陌制等。但商鞅在此之上，還對秦移風易俗，實行分家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目的就是提高勞動力數量，增加稅收。

在國家的對外目標和最高願景方面，秦和六國大體相同。在此不贅述。

三、亢龍有悔：法家體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壞，就得有多大的剋制。在我們看到秦帝國強盛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個體制背後的巨大風險。法家思想，為了追求效率，讓君臣關係、君民關係，走向了絕對的利益面。君王既然無義，臣子何必有情？這樣的體制，猶如快速運轉的機器，極富力量，也極難駕馭。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權獨攬，剛毅明斷。趙高縱然有私心，不敢亂為；陳勝、吳廣就算那時起義，必然被迅速鎮壓；始皇時期，六國反抗勢力不強烈嗎？遠比秦二世時還要兇猛：荊軻、高漸離刺殺，博浪沙襲擊……始皇雄霸，能穩穩把控住動蕩的時局。

在平和穩固的體制下，萬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國安穩如常。但對於秦而言，一個飛奔的法家社會，任何差池，都講以百倍的後果呈現。秦孝公之後，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個個雄才大略。持有國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傷。再者，戰爭時期內部壓迫矛盾可以轉化為外部殺伐；巨大的內部壓力，在不斷的對外戰爭中，是容易掌控的。然而，秦二世，已然太平世，而他太年輕，太庸弱，卻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業。寵幸宦官、誅殺大臣、將士離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繹出了一流水準。關於秦國滅亡的原因紛繁複雜，有說貨幣問題、軍隊離心、農民起義……歸根到底，在於體制和君臣。法家體制社會，矛盾劇烈，對外表現為起義反叛；君臣昏庸，對外表現為誅殺良將，軍將離心。

法家社會的如上優劣，都被後世人，看在眼裡。

四、漢朝對秦法的延續與變革

漢朝開國後，如何吸取秦國教訓，重建社會，就成了漢代思想家縈繞於胸的宏大命題。

肉體和土地的征服，是容易的。但思想的征服，卻異常艱難。

1、外儒內法的波折歷程

（外儒內法的歷程）

歷史總是在正反合的波折中緩慢前進，競爭鑄就了極端的法家社會，劉邦並非不知道法家社會在行政方面的巨大執行力，但對於久經戰亂的百姓而言，休養生息才是最渴望的啊！漢朝開國初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奉行黃老哲學，無為而治。所謂的無為而治，並非無所作為，而是息兵生聚，緩和吏治。對外和匈奴和親，對內重用厚重長者治理鄉民。道家追崇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希望擯棄仁義道德，回到返璞歸真的社會。這樣政治理念，雖然有些理想不切實際，但是在西漢初期，卻是那個時代最好的政治理念。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德經》

然而物極必反，經過六十餘年的積累，百姓已從戰亂中走出。漢帝國開始遇到新的危機，對內財富累積，貪腐滋生；對外匈奴強盛，大軍壓境。一代有為雄主漢武帝，於是奮然振興，加強中央集權，連年作戰，開疆拓土。名義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武帝一朝本質上就是法家社會的典範，只是相比秦而言，披上了一層儒家薄薄的外衣。司馬遷評論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可謂精闢。武帝一朝，重用武將、酷吏，儒生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漸漸佔據主流，但依然沒有實現儒家社會的政治理想。這樣的非理性慾望，在王莽時期達到了巔峰。王莽被當世儒生寄予了重大的政治期望。在新朝，奉天法古，希望實現烏托邦式的儒家社會。他和秦國一樣，走了極端。經歷了此般大躍進式的跌宕，儒法兩條橫流開始真正融合。儒生開始研習法律，文吏開始研讀經文，兩者的界限變得模糊，深諳儒家思想的士人，不再僅僅是博士、學者，漸漸成為掌握政事的士大夫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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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和法家有一定的關係，但細說來是和沒有掩飾沒有限制的法家有關係，或者說和缺少政治傳統有關。

先明確幾條原理：

1、人類社會是一個及其複雜的綜合體，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個事件往往會持續發酵，形成連鎖反應，造成人們想不到的後果。

2、一個有權力制衡的政體，固然效率低下，但任何政策都會在反覆爭吵中定型，會充分照顧各方利益，改變比較慢，這會讓社會的反應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結果會比較穩定。

3、一個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體，固然效率高，但是快速的變革和作為會使得社會發生劇烈的改變，邏輯鏈條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連續發酵，每張骨牌還可能引發另一條連鎖反應，連鎖反應之間也會發生交互作用，這就使得集權政府一旦濫用權力，社會就會發生劇烈地震，產生大量意想不到的後果。往往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就引發了更多地問題。

4、以上2、3條的邏輯適用於國土廣大的國家。因為國家越小社會就越簡單，集權體制的危害就越小，優勢就越大。

言歸正傳秦是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強大的集權使得一點小的措施都可以引發巨大的震動，而秦對此顯然是沒有經驗和思想準備的。

因為秦從地方小國迅速擴展至全國，此時還從來沒有用法家治理整個中國的政治經驗。統治者沒有意識到集權國家的命令對地方的影響如此巨大，沒有想過從中央到地方可能會起的連鎖反應，因為這些在地方性小國時代都無法想像。

作為一個國土廣大的集權國家，要想成功治理國家唯有盡量減少對人民的干預。限制皇權不要讓皇帝為所欲為。然而當時秦沒有一個限制皇權的工具，也沒有面對皇權失控時的及時對策，失敗也是必然。

其實後世各個王朝都是法家，之所以沒出事是因為有儒家的制約，儒家是典型的保守主義，反對濫用權力，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皇權的作用。

和秦朝很像的還有隋朝和本朝，都是集權國家有沒有制約中央的意識。

比如隋朝，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從地方小國迅速擴張至全國，之前是幾百年的大分裂，朝廷治理大帝國的經驗為0，只能按照小國的經驗治理大國。結果和秦一個下場。

本朝開國，反保守主義，主張集權。領導人們沒有統治全國的經驗，（因為原有官僚都被撤換，統治傳統中斷）或者說不打算按傳統經驗走，這就使得秦始皇面臨的問題又回來了，中央對地方有絕對的巨大的影響力，但中央卻既沒有經驗又無法制約，所以不斷遇到挫折，不斷在走彎路，反右文革大躍進，運動一場接著一場。

總之，政治傳統是非常重要的，秦之滅亡，亡在沒有統治經驗，亡在一個集權國家，卻沒有制衡皇權的機制。

真是有意思光盯著秦朝看似乎會得出題主的結論

但是多看幾個朝代漢朝滅亡是否是儒家造成？

蘇俄倒台是否是gczy導致？納粹秒殺法國是否說明nczy比zbzy牛逼？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主義任何主張的宿主都會有滅亡的一天，他們滅亡因為他們被滅亡，滅亡他的勢力戰勝了保護它的勢力。

任何國家任何政權都會有動亂的一天如果當政的領導鎮得住，就可能穩定以後延續很久，鎮不住，再好的制度也是須臾滅亡，主義和主義，建設和毀滅的鬥爭都是依賴人，人不行，幹什麼都會失敗。

我黨的鬥爭歷史告訴我們，右傾的投降主義會招致屠殺，左傾的激進主義會導致自殺，只有真正洞悉全局，洞若觀火的高超的政治家才能掌控全局，在各種危機中尋得求生之路。這樣的經驗我們又該怎麼總結呢？唯物主義？現實主義？算計主義？

秦朝動亂當政的秦二世對局勢顯然沒有研究通透，沒有抓住主要矛盾，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有關係，而且關係比較大。

簡單來說，秦朝滅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政府對法律過度使用，李斯是法家代表，也是秦國最高政府長官，他是秦國各項改革的發起人與執行者，從最開始就為秦國制定了嚴酷的法律制度，後來為迎合秦二世又提出了更嚴酷的法律改革建議。

法家思想對於封建社會統治雖然沒有大問題，但凡事過猶不及，百姓忍無可忍，於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當然與秦朝大興土木，窮凶極奢，以及六國遺留的歷史問題也是有很大關係的。

過去人們對法家思想在秦歷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分為兩個階段,即前期促進了秦的統一,但後期對秦的滅亡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思想者和實踐者是兩回事。如果把李斯換成韓非的話又不一樣。當然，沒有如果。

法家重刑，執行者自然理解為殘暴刑罰。順理成章。要求執行者與思想者擁有一致的把握，即便在今天，也是做不到的。

不能把秦的滅亡歸結於法家思想。秦的滅亡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歸結於秦用法家思想統治而導致秦快速滅亡是缺乏根據的。統一後的秦王朝使用法家思想進行統治對於維護當時的統一局面是有積極意義的。歷史上使用法家思想進行統治的朝代並不只有秦代,漢以後的政權仍然執行的「外儒內法」的思想,但並沒有導致漢王朝很快滅亡

個人認為秦二世的快速滅亡與法家的關係並不大。很簡單的；例子就是秦漢（初）同律，漢朝並沒有在二世迅速滅亡。其實吧就是李斯死的早，趙高太能搞。假設扶蘇當政，階級矛盾會緩和些，但扶蘇也不會改變法家統治的根本，否則他也坐不穩皇位。相反，就算秦二世前朝是唐太宗，讓趙高這樣整一樣完蛋。

當然把責任全推到幾個人身上是不正確的。統一的王朝需要有統一的思想，與皇權政治相輔而行，以增強老百姓的向心力，尤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歸屬感。在經歷幾百年的戰國後的大統一局面下，用法家思想來統治是再合適不過。但是要做到撫平各個階級的矛盾的話，很明顯法家思想還做不到這一點。

法家作為治理社會的方法是違背人性的，採用法家思想治國的社會最終一定會造成社會內部大動亂，要麼毀於戰爭外禍，要麼在國力衰竭中滅亡。法家基本的治國手段不外是：消除社會內部差異，消滅敵對思想，挑起社會間的對立，目的以傾一國之力滅亡外國。在你死我活之間沒有第三方選擇，這樣的社會必然陷入無休止的戰爭，並且毫無未來而言。把思想作為自然中的基因庫考慮，單一基因的物種是很難適應未來多變的環境的。在理想的法家社會中，思想差異都被全部消除了，還指望靠什麼應對變化的外在局勢呢？我們可以看看斯大林的大清洗有何下場：德國入侵的第一年蘇聯國內幾乎無人可用。同樣的，秦滅之前，國內又有幾人可用？

對待普通百姓，法家更可謂毫無人性。《商君書》中講以農養戰，百姓對國家的唯一用途就是和平時老實種地，戰時送上戰場為貴族送命。家庭要拆散，免得軟弱士氣，動搖者要立斬，決不允許產生異議。賞罰都是暫時的，利用你而已。普通人在他看來就是賤命一條，國家利益面前前腳賞你，翻臉就可以殺人。商鞅自己不是嗎？貴至國君，老國君一死，一樣死無全屍。國力尚強的時候還有賞罰和軍紀嚴明的軍隊，百姓想動亂也不敢。秦末已經是連年征戰，秦國國力還剩幾許？陳勝吳廣簡直是必須起義。事實也證明，秦朝政權在農民政權面前都是很脆弱的。秦滅必然是情理之中。秦滅後，社會動亂也不比戰國差。法家對社會做出什麼長足貢獻了嗎？沒有。

先說法家與秦國的關係，秦國從孝公和商鞅起就開始了法家的政治道路，到最後韓非系統化的法家思想得以踐行，使得秦國制度上先進，這是秦國強大並一統天下的重要原國。

秦國滅亡與法家也分不開，秦始皇極力推崇法家思想，在文化管制和社會生少上的運用都超過度的原則，使得「天下苦秦久矣」。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法家「無為而治」的理想使得秦國滅亡。秦始皇在位的時候，天下沒有動亂，但他對法家的極度推崇已埋下了動亂的禍根。秦朝動亂髮生在秦二世時期。從治國理念來看，資治通鑒里說到秦二世極力認同帝王應該是享盡天下之樂，於是開始放縱而不理朝政。這是非常要命的，一個國家政府首腦不管事，國家又沒有形成良好的體制，必定會發生動亂。當時讀到這裡我就感覺秦二世這種享盡天下之樂的思想是受了法家的影響。因為法家講君王只把權勢術運用得當，國家就會像機器一樣自動運轉良好，不會發生問題，而君王則可以實現無為而治，享盡天下之樂。因此我想秦二世的這種觀點與法家的目的是有關聯的。只是秦二世沒有把前提做好，即沒有讓國家做為機器運轉起來，就提前享樂，以至秦國最後滅亡。

法家注重法術勢，三點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法用來規範全天下的人，重視信賞必罰，術是對臣子暗地裡搞小動作，讓他們敬畏皇帝，勢是通過朝儀什麼的提升皇帝的威勢，比如秦始皇的皇帝制。

然而秦朝滅亡卻是把法術二則破壞了，自然因法家而亡。一是只罰不賞或者可以說刑法太重了，連坐族誅腰斬什麼我們就不說了，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和重刑「誤期當斬」有關，而人民對嚴刑的不滿造成起義一呼百應。二是法外施刑，違背了法制，例子之一是隕石事件，就因為找不到到底是誰在石頭上寫秦始皇斃於此，所以周圍村民全被處死。前兩個與「法」有關。三是破壞了「術」，趙高指鹿為馬就是一例，朝堂上烏煙瘴氣的，不死也難。秦始皇雖破壞了「法」，可是通過焚書坑儒，南北征戰，統一政策等建立了「術勢」仍可維持，胡亥這傻逼（︶︿︶）=凸

我們現在所講的法治是由現代西方傳入的。西方的法，在其背後是有更高的價值存在。這個價值的背後是人類的理性，是西方的普世價值。中國的法家的背後精神則來源於道家，韓非子非常推崇老子的無為，也就是他取了道家的價值否定論。道家說世上就沒有什麼好和壞，法家把價值否定拿過來，就說法是統治者的工具，只要對統治者有用就可以了，於是，韓非從道家那裡拿了價值否定論，從荀子那裡拿到了外部的規則，他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之後，完成了以維護君權為中心，以「法」、「術」及「勢」來統治天下的一套治世方法。所以大家說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當國家的外部威脅還存在時，這套東西很不錯，而且技術上也可行。但當大一統帝國建立後，再來實行這套東西就會導致一個問題，如果居於最上的統治者昏庸無能怎麼辦？大家願不願服從這樣一位統治者，這就是政權的正當性問題。只有經過超越突破以後的價值系統才能提供這種依據。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儒家思想才能提供這種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