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如何評價魯迅？

01-19

在外國是否有人喜歡魯迅的文章

法捷耶夫曾在1949年10月率領蘇聯文化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在上海參加了魯迅逝世13周年紀念活動，給素未謀面的文學戰友寫下紀念文章《論魯迅》，譯文發表在1949.10.19的人民日報。全文如下：

在西歐和美國一直到現在還存在著極端個人主義者的作家。他們是所謂「象牙之塔」裡面的人，他們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人。

這些作家是騙人的作家。他們很清楚他們是為誰服務的。

不能感動人們心靈的藝術、無人性的藝術，這是一種退化了的藝術，真正講起來，這已經不是藝術了。而真正作家的人格則是由產生他的人民所形成的。作家對這一點認識得愈清楚，他自己愈能自覺地為人民服務，他的人格就愈高，也愈多方面，而作為作家說來，他就越發偉大。

魯迅是屬於這種作家的。他曾說過。「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作為作家的魯迅，他是那樣深刻和淵博，關於他本人簡直可以寫成幾整本書。在魯迅生前所經歷的那半個世紀內中國人民的生活，幾乎沒有一方面不為魯迅用藝術家和批評家的筆所描寫過的。正是因為自己天才的這些特點，魯迅才是屬於人類的天才思想家，天才的作家。

我不敢把魯迅作為歷史家、藝術學家、批評家、政論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來衡論他。我只把魯迅作為藝術家、作家來講幾句話。

魯迅的創作對於我們俄羅斯作家的親切，是除開我們祖國作家以外的其他國家作家的創作所僅能享有的那樣親切。他是和契訶夫及高爾基並列的。我們對俄羅斯讀者愈廣泛地介紹魯迅——我們將這樣作，——那末這種對於魯迅的親切感覺在俄羅斯人民中就愈為普遍。另一方面，魯迅自己那樣高興地把俄國古典作家的作品譯成中文也不是偶然的。

魯迅由於他那種人道主義的性質而使我們俄羅斯人感到親切。平心而論，十九世紀舊的俄國文學的人道主義是由果戈里的《外套》而來的，由描寫一個俄國小人物的小說而來的。魯迅的人道主義的性格是由他的小說《阿Q正傳》最好地發掘出來的。這篇小說是描寫一個中國小人物的。但是果戈里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傳》的主人翁則是小僱農，這一點足以表示出魯迅的優點，說明魯迅的人民性。然而不要忘掉這兩個作家之間是距離幾乎有一個世紀之久的。在果戈里以後，所有俄國文學也是首先關注農民命運的。魯迅之所以使我們俄羅斯讀者感到親切，更因為他和我們的古典作家一樣，是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家，也就是揭發並攻擊壓迫人民和排斥「小人物」個性的舊社會的勢力的一個作家。在同情並憐憫「小人物」但同時又了解他的弱點的這一點，魯迅與契訶夫是近似的。但是魯迅對於舊社會的批評比較契訶夫來得尖銳，有更明確的社會性質，而在這一點上就與高爾基相近了。

當然，這是因為高爾基和魯迅把自己寫作的生涯和解放運動的先鋒隊，和現代社會最覺悟的和最先進的力量——共產黨結合在一起的緣故，關於魯迅這個特點，毛澤東同志說得很好：

魯迅一貫地不屈不撓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魯迅指出封建社會是在崩潰的過程中，他揭穿了社會制度的罪惡和帝國主義的橫暴勢力。他以他那支諷刺的筆鋒描繪了這些黑暗勢力。他是輝煌的語言藝術家……，我們之所以紀念魯迅，不僅因為他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而且是因為他是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他把自己的所有力量都獻給了革命鬥爭。

魯迅在他的文藝作品中還沒有來得及指出新中國的前進力量，這只是因為他死得太早了。大家都知道，他是願意指出新中國的前進力量的。尤其是他搜集了中國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材料。

正因為作為藝術家的魯迅渴望尋求新的人物——行動家、鬥士和社會改造者，所以他熱愛蘇維埃藝術文學，他對於這一文學盡了如此大的力量，以至於他成為它的翻譯者和宣傳者。(對於這點，我們蘇聯作家永遠要感謝魯迅。)正是在新的蘇維埃生活的土壤上茁壯長大的蘇維埃文學中，第一次在高爾基之後，出現了新的英雄——鬥士和社會改造者。魯迅已經在自己的中國土壤中找到了這一新的英雄，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先鋒隊中間找到了他。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

他的語言富有民間的形象性。他的諷刺和幽默雖然具有人類共同的性格，但也帶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點。雖然翻譯魯迅作品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沒有這些特點，那就不成其為魯迅了。魯迅是中國文學的光榮，而且是世界文學的著名代表人物。

魯迅是短篇小說的能手。他善於簡短地、明了地、樸素地把思想形象化，以插曲表現大的事件，以個別的人描寫典型。

例如，《阿Q正傳》是魯迅短篇小說中的傑作。魯迅的諷刺和幽默到處都表現出來。但是如果說在《阿Q正傳》中，魯迅是一個表面上好象是無情地敘述事件的敘事的作家，那麼在《傷逝》中，他就是一個觸動心弦的深刻抒情的作家。總之，魯迅在他的所有短篇小說中都善於觸及人類的主要部分——良心，社會良心。這首先是說明了他的心靈的道德力量。

為紀念這一崇高的人物和作家逝世十三周年，我們蘇聯作家以十分虔誠的心向他致敬l

（法捷耶夫與魯迅的淵源極深，魯迅翻譯了《毀滅》並進行了深刻的文學批評，這影響深遠，至今我國文學批評界即使有人對法捷耶夫持蔑視或敵視態度，因為有魯迅影響的壓力，也不敢對《毀滅》盡情潑墨，往往會轉而攻擊《青年近衛軍》或其他作品。法捷耶夫對魯迅的評價，是以自身對魯迅作品的認識出發，且頗有見地。）

那些沒幹貨的能不能不回答啊……

可以讀讀華志堅、德國教授顧彬的作品。我多推薦點吧。

井上廈：《上海月亮》，豆瓣我寫過書評，《1927年的中國會飲》。

美國漢學家有研究七月派的，七月派胡風是魯迅的學生。

研究徐梵澄的都知道徐梵澄是唯意志論、佛經、中國哲學、印度哲學的大師，是魯迅的大弟子。

陳西瀅的後代也有一本研究魯迅的。

張釗貽：《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

詹明信寫過，但是老垃圾了……

台灣有幾個寫魯迅寫得好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把本雅明和魯迅放在一起，寫得非常正宗，沒有任何牽強處，這個我日記里放過。台灣不是國外，但也不是國內，我們把這個思想的比較（就是本雅明）當做海外，可以吧。

還有很多。但是以日本竹內好木山英雄等等為主，日本文學政治思想非常好，但是哲學就一般，哲學都是梳理非常好，比如梳理後現代的。但是魯迅早就玩過後現代了……日本女研究家有一本研究魯迅摩羅詩力說的，真是太美了，非常服氣。

如果站在普世主義者角度反觀魯迅的作品有深刻的反封建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批判主義

魯迅作品中自己所站的人物角度無足輕重而主角卻是在身邊一些不能融入社會或被社會排斥的人阿Q 祥林嫂孔乙己閏土七斤高爾礎等等具有很深的教育意義

這種典型的批判性文學大行其道這和當時的世界文化潮流密不可分二十世紀初這種文學表達方式在西方逐漸被邊緣化這也是魯迅後期作品逐漸減少的原因之一

我不得不說大環境影響人的創作方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階級對立的矛盾尤為突出不少的左翼知識分子謳歌勞動人民唾棄資本主義寡頭而魯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文學作品在那個年代非常流行這是肯定的

可仔細想想你會發現他煽風點火技術非常高超他間接的把那個時代的學生送上了大街在他的過去他討厭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接二連三的批判各種他看不慣的行為事物他的一生好像一個寓言故事然而這麼做後果也是沉重的！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魯迅

他自己似乎明白他走的路他所做的行為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然而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他和這批左翼知識分子的推動沒有今天的中國

一個小時候飽受折磨的人長大後對中國發出的吶喊這也許是他作品的主旨

從個人角度認為他太激進做事寫文章都是不考慮後果當時把成千上萬的學生送上大街鬧革命有他一份功勞文壇筆仗之風盛行有他一份功勞激起國內矛盾工廠罷工的有他一份功勞把一批又一批學生變成極端愛國主義者也有他一份功勞一切是相對的他文學作品中灌輸的絕對理論也只有當時信奉二元論受教育程度不足百分之十總體開化程度不足的中國人能接受井底之蛙總是坐井觀天以狹隘的眼光闡述他的思想而不去放眼世界極端思維充斥著作品之中作為一個讀過他作品很多次的讀者來說用旁人的眼光看就是唯恐天下不亂害人不深他連自己是怎麼被流行都一無所知？或許明白或許糊塗下面是那個寓言故事也許有的人知道

　　傻瓜和聰明人

　　在一個城市裡,住著一個傻瓜,大家都把他看成傻瓜,他很苦惱。

　　有一天,一位智者來到這座城市,專為人解答人生困境,傻瓜便來向智者求助。

　　「你有什麼生命的困境嗎？」智者問。

　　「我不喜歡人們把我看成傻瓜，請問有什麼辦法讓別人把我看成聰明人呢？」傻瓜說。

　　「這非常簡單，從現在開始，不管任何事情，你都給予最多最無理的批評，特別是對那些美好的事情加以批評。七天以後，大家都會認為你是聰明人了。」

　　「就這麼簡單嗎？那我該怎麼做呢？」

　　「例如，若有人說：『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就加以批評，直到別人相信月色對人生無用為止，若有人說：『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愛！』你也立即加以批評，直到別人相信愛對人生一點也不重要；若有人說：『這本書寫得很好！』你仍然立即加以批評，直到別人相信完全不需要這本書。......這樣，你懂了嗎？」

　　「懂了，懂了！」傻瓜說，「但是，只要這麼簡單，別人就會相信我不是傻瓜了嗎？」

　　「相信我！我會在這裡停留七天，七天之後你來見我，我保證別人不管以前怎麼看你，那時他們都會認為你是聰明人。」

　　傻瓜就按照智者的教導去做了，他不論聽到任何事情，總是立刻跳起來批評，把他所知道的所有非理性的字眼都傾吐出來，直到別人相信他為止。

　　七天以後，傻瓜回來探望智者，他的後面跟著一千多個門徒，對他畢恭畢敬，並且稱呼他為「大師」。

以下是轉載至互聯網的一篇文章，並非個人觀點。

十號的風球過去了，雨忽大忽小，卻從未中斷，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發狂的潮濕里。此刻，艷陽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長椅上，曬一曬發霉的身心，讀星期日版的《明報》。

這張報紙早不複查良鏞時代的風味，知識人的立場、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學與新聞的曖昧地帶，都隨那個緩慢的舊時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讀。

不過，缺乏耐心並不全然是壞事，偶爾的激烈言語與行動，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間的前提。「假如一見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這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然而幾個人既然站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讀到魯迅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的序言。

銳利又複雜、悲憤且柔情的魯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導師與朋友，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貫穿一生的掙扎中，尋找到隻言片語來獲取能量。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僅借用了魯迅的比喻，還把自己的文章命名為「覺醒」。

倘若魯迅得知，該做何感？一生中，他到過到過香港三次，兩次乘船路過，一次專門演講，都發生在1927年，這一年也是國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對香港印象不佳，曾不無刻薄的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不過，他在這個殖民地發表的演講倒頗富價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的《無聲的中國》，不僅在說那個時代，也似乎是對今天所講。他用開窗子來比喻中國變革的困難性，你必須通過拆屋頂的方式，才能讓人們勉強接受開窗的變化，「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還講到中國人缺乏對自身處境的描述能力，是因為人們身陷各種習俗與網路中，缺乏對「真」的追求，「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

對於當時的魯迅而言，倘若以個人的覺醒為標誌，以《新青年》為標誌的啟蒙運動不僅遠未結束，還陷入了新的危險。個人不僅被傳統的文化、家族、社會習俗封閉，還被新湧現出的黨派與主義所窒息。那些在五四運動中共同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兩不同的派別，還相互殘殺。他對於與帝國主義結盟的國民黨深感絕望，在短暫的投身於共產黨的主張、對蘇聯的實驗投注熱情後，他更感到另一種幻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寫道：「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到了1949年後，中國變成了徹底的「無聲之國」，人們不僅失去了描述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還生活在一種徹底虛構的歷史與現實中。偌大的國家連雜音都沒了，只剩下一種領袖的聲音。而至於魯迅留在大陸的同代人，不管是朋友還是論敵，不僅都穿上了「紅背心」，遭受的痛苦更遠勝於「掃馬路」。

二

「這項研究開始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或『洗腦』的心理評估……它不可避免的發展成對極端主義與全能主義的心理研究，更寬泛的說，一項對人類變革採取『封閉』還是『開放』態度的研究。」

羅伯特?J?里夫頓，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他1961年出版的《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的心理——關於中國「洗腦」的研究》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依據的材料，正是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中國與西方難民，他們都曾深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之害。

被魯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僅成了中國最後的自由角落，還成為了觀察中國的極權體制的最佳場所。而里夫頓則發現，思想改造是由一連串步驟構成的。首先，它要攻擊個人身份，倘若個人身份被摧毀，那麼他就容易接受新的變化。接著，你內心會產生罪惡感，不斷強調你做錯了什麼，會讓你覺得該接受處罰與改造。一種自我背叛就會開始，當你必須要譴責你的家人與朋友後，你會盡一步放棄個人身份，脫離與過去經驗的關係，為新人格的建立創造空間。接著你到了某種臨界點，你接近心理崩潰，徹底忘記自己是誰，擔心自己的消失。崩潰之後，人們渴望被拯救與安撫，這時黨組織以安撫者的面貌出現，給你物質的小恩惠，或言語上的勸告。

強迫性懺悔。你從崩潰邊緣被拽了回來，人們會覺得有義務懺悔自己的罪惡，以換取之前的恩惠，同時避免被再次攻擊。經過這樣的程序，人們都已經忘記自己為何被攻擊，只覺得自己一切都錯了。過去的自我消失了，這也說明，你過去整套價值觀都要被拋棄。這時，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被引入你的頭腦，它還許諾一種進步與和諧，你誠心接受這一切，然後獲得重生。

源源不斷湧來的難民，不需要理解里夫頓的理論，卻對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有著直觀式的感受。它用光輝的標語與口號，用集體主義的感召與壓力，讓你放棄個人的思考與感受，而這鍛造出來的「新人」成為各種社會主義建設的磚與瓦，他們作為材料，而不是個人存在。

羅伯特?J?里夫頓在1950年代中的香港研究，最終變成了心理學領域的權威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很快也被引入了對蘇聯與東歐和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分析。蘇聯人或許會嘲笑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嘗試，不過是農民式的造反，充滿了對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誤讀。但在改造思想、創造新人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極權國家——不管它是信奉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能比中國共產黨更有能力。事實上，連「洗腦」這個詞都是中國人創造的。一位叫愛德華?亨特的美國記者在1951年第一次使用了它，Brainwash正是「洗腦」兩個字的直譯。

三

在香港這風雨不斷的一周里，我到處看到、聽到「洗腦」這個詞，而7月29日這個星期天，香港則出現了反洗腦的大遊行。

它源於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學中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公布出的一些教材中，人們看到了濃厚的「中國特色」——謊言被包裝成新學說，強調國家主義、貶抑個人選擇，在談論到「中國模式」時，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當家長們發出質疑時，教育局長不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應道：「如果腎壞了就洗腎，腦有問題，當然要洗腦。」

香港人已談了好一陣的「核心價值觀」。但如今，北京不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產黨員」來管理他們，如今還要用華麗的謊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靈。對於一些憤怒者來說，「國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與納粹時代。當北京在感嘆香港的「人心不回歸」後，似乎準備要來直接改造這些人心。

對於我這樣的大陸人，「國民教育」的教材沒有被描述的那樣可怕，而香港人在過去幾年來的不斷上升的抗爭情緒，似乎也有過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也沒有能力將香港「赤化」，將中國的專制系統引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更無力在這樣多元的社會系統中，進行成功的「洗腦」，此刻的共產黨的感召力與強制力也與狂熱的毛澤東時代大為遜色。不過，過去幾年的中國共產黨的確也發展出一種新的、軟性的洗腦方式，而一位香港作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盛世》中，陳冠中描述了一幅「美麗新世界」式的圖景，大國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們的心竅。

很有可能，我這樣的外來者已經「久居鮑魚之肆」，而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慮。在文章《覺醒》中，安裕回顧了15年來，尤其是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在此後，北京對於香港的干涉明顯增強），香港人內心的變化——「善良的市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著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十五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而他要覺醒的香港人，發出魯迅式的吶喊。

倘若魯迅聽到這喊聲，也必定欣慰。那個由洋主子、高等華人、奴氣同胞與默默吃苦的「土人」構成的香港早已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要擺脫「無聲的香港」的狀態，還可能再度激活那個「無聲的中國」。回歸中國的香港，正以再鮮明不過的姿態表明，對於一個社會，異議的聲音、挑戰的聲音，是多麼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聲音的熱情，將會轉化成多麼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頭，有9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一位香港學者說，這讓他想起哈維爾所說的「活在真實中」。魯迅必樂於聽到這一說法。

這篇文章來自英國《金融時報》中文專欄，與本人無關。

推薦書目送上，太宰治的《惜別》

這部據說是世界文學中唯一一部以魯迅為主人公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