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日本一些實證主義史學家陷入具體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和史實還原，放棄了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這說法？
《中華讀書報》2015年9月23日第2版的《日軍侵華近萬封密電首次公開披露》稱：
「日本學界將實證主義的精髓丟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躍斌指出，其一，日本一些實證主義史學家逃避重大學術問題，陷入具體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和史實還原，放棄了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其二，某些日本學者自覺不自覺地以偏概全，以點代面，帶來認識上的混亂；其三，一些日本學者甚至以「實證」為幌子來歪曲和篡改歷史。某位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認定人數超不過4萬人，即便有任何新資料面世。正因為如此，在相關的研究領域，日本已經大大地退步了。日本史學界真的像這位研究員所說在中日戰爭研究中的那樣「大大退步」嗎？原文鏈接：日軍侵華近萬封密電首次公開披露
咦，奇怪，我還一直以為「具體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和史實還原」是對東亞史學傳統的最高評價之一呢
實證主義的精髓就是用歷史事實說明歷史事實，盡量避免用價值判斷這種主觀判斷來代替史實不足的之處，而日本史學本身就是以綿密嚴謹和對史料一網打盡稱著，換言之，其史學的本身風格就是一份史料一個結論，乃至沒有結論，這是很正常的事。而所謂宏大的視野，在沒有對資料的詳細考證情況下，憑藉一些草草的估算也算是的話，那要考據學何用呢，是個人都能說自己知道南京被殺了三十萬人，不論那種渠道，他們都算是專家么？牛逼又有誰不會吹呢
嚴格來說，這三條都是意識形態攻擊。
日本史學界在二戰前後經歷了一場巨大波動，美國人一來，戰前的「皇國史觀」被連根拔起，然後左翼學者馬上佔領制高點。早期的左翼學者幾乎是言必稱馬列，後來一方面是美國人禁止共產主義勢力流傳，二來聯合赤軍之流給左派抹了不少黑，日本左翼學者就緩和了很多。
的確，日本左翼學者對於戰爭問題反思很深很透，對日本各種傳統思想，從武士道到忠君愛國全都罵了一個遍，順帶著還專門有一幫人揪著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不放；然而，左翼學者也有著從馬克思到太祖武皇帝一貫的邏輯缺陷：先有論，後有據——永遠試圖用一個框架來套所有事件。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熟知的脫亞入歐，完全是在1951年左翼史學家遠山茂樹硬造的新詞，目的是為了說明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是由一系列民間思想促發而起。這個結論本來沒錯，然而遠山老爺爺卻非要把賬算在一篇《脫亞論》頭上，憑空搞出了「脫亞入歐」，福澤諭吉也從近代啟蒙思想家變成了大逆不道的軍國主義思想家。結果到近期研究中，初出茅廬的山梨大學講師平山洋把這篇文章從頭到尾的發表過程都看了一遍，發現根本沒有證據證明是《脫亞論》是福澤諭吉所作，而且即便是他所作，這篇文章在發表之後數十年都沒有被任何人引用過，完全構不成傳播能力。
但在反駁觀點的時候，無論是日本左翼學者安川壽之輔還是持同樣觀點的中國學者，都無法從文本與流傳手段出發，只是先反覆重申福澤諭吉有「蔑視亞洲的傾向」，進而從福澤諭吉其他實名文章中尋找蛛絲馬跡，拼湊出「福澤諭吉肯定寫了《脫亞論》」的觀點，個人看完覺得有點站不住腳。而且在寫作之時，安川壽之輔還犯了一兩個低級的考據錯誤，被人抓住以後只能修改，不好說是大出洋相，起碼也是臉上無光。
說了這麼多，並不是要黑左翼史學家（雖然心裡真是有點哭笑不得），諸如笠原十九司、井上清等史學家發掘了大量史料，還從日本思想的演化角度來探討日本為何會走上軍國主義；本多勝一、洞富雄等作家、記者也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的實情，讓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先輩犯下的罪行。
這些人的態度很難得，也為中國同行提供了大量史料依據，值得讚揚，但從史學角度來說，史料考據與史實還原是史學家基本功之中的基本功，扔掉史料談歷史，與蔥爆羊肉不要羊肉有什麼區別？
題注提到了「某位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認定人數超不過4萬人」，不用說，這指的肯定是秦郁彥。在所有南京大屠殺研究之中，秦郁彥是唯一一個提出因日軍不法行為而遇難的人數在4萬以內的。其實我蠻希望有專人能去批判一下這種觀點，然而社科院居然不從秦郁彥提出的史料出發一個一個批駁，反而要從政治高度上批評，這種「順我者對，逆我者錯」的態度，的確是繼承了左翼學者的一貫風格。
其實並不是日本人要研究得多細，他們在上世紀50-60年代也有大量不經深入研究就發表的成果，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這麼做，而是因為時代所限，史料整理不全；而在左翼學者普遍大鳴大放的時候，其他學者卻在默默積累素材，如今日本近代幾乎所有大小事件都已經有了專門文章去探討，於是顛覆一些沒有根據的論調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想起了昭和前期史學的重鎮伊藤隆，年輕時候其實本來是激進左派，結果越研究歷史越覺得左派學者不對勁，於是與他們天天進行辯論，到最後就乾脆成了右翼學者，還成為日本扶桑社「新歷史教科書撰寫會」里唯一的史學家。雖然是右翼學者，但伊藤隆的《昭和初期史研究——圍繞倫敦海軍軍縮問題的各政治集團的對抗與聯合》已經成了昭和前期歷史的入門書籍，他費了數十年時間編纂了木戶幸一、小川平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真崎甚三郎、本庄繁、品川彌二郎、木戶孝允、畑俊六等人的日記或關係書信，已經成為如今所有歷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我於是很奇怪，為什麼左派學者就沒能出這麼一個人呢？
倒不是說左翼學者考據水平不高，而是因為他們一度掌控史學界大勢，就逐漸通過機械性的方式去批判戰前日本軍國主義，而不去探求每一個歷史事件中每一個人的作用與地位。應該說，隨著歷史學不斷發展，倒是中右翼史學家不停地探求歷史真相，為還原歷史乃至建立正確的歷史觀提供根據。
的確，中國史學界這些年進步了不少，無論史料收集還是考證都加快了步伐，一直懸而未決的《田中奏摺》問題，現在大部分研究日本史的中國學者也都斥為偽作，這是個好事。但如果總是追求所謂價值觀與宏觀歷史，那麼追趕日本史學的步伐只會越來越慢，因為價值觀應該是從研究全部史料里得來，而不是先有一個價值觀再去判斷史料。
我的一位東大史學系的朋友曾碰見過秦郁彥，據他描述，這老爺子特別主動，見到有人看他整理過的文獻就上來搭話，主動指導晚輩應該查哪個資料，且完全不像80多歲的人。我在想，中國學者到了80多歲還有幾個人會沒事去防衛省查資料，還會沒事就寫本書呢？看過秦郁彥一半以上的著作，也看過中國很多史學家的著作與論文，必須說，我真沒見過有幾個人的史學造詣要高於秦郁彥——當然，中年時期的伊藤隆或許算一個。
秦郁彥的確說南京大屠殺只殺了4萬人，但他也說，4萬人就已經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了。
對於南京大屠殺，無論是殺一個人，還是殺4萬人，還是殺30萬人，都是十惡不赦，日本人的罪行早就板上釘釘，不容辯駁。然而如果非要天天拿30萬人說事，非要說10萬人、4萬人、3萬人就是死不認錯、死不悔改，我倒是覺得，我國應該先拿出30萬具有不同DNA鹼基對的屍骨，而不是在書本上跟日本人扯皮。
「日本一些實證主義史學家陷入具體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和史實還原，放棄了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
這句話讓我想起了一句話：
「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我還是想問：
「一室不掃，何以掃除天下？」
很多問題上都遇到過類似的責難，這個時候，你別整那麼多虛的，你就告訴我，我哪裡說錯了！哪句話，哪段推論有問題。
正面來剛！君不見我國著名青年歷史發明家袁騰飛老師威震華夏？
原來歷史本該是不講證據的，我懂了。
我反對這個問題下的高票回答。
我知道靠證據和邏輯才能研究歷史，但是上面所說的一些「實證主義」真的不是抱著研究到底的目的來查證的，這種研究方法實際上只是研究了一半。
我個人看過一些日本記錄片，存在這個問題：靠證據撐住場面，但是到總結真正觀點的時候總是模糊不清。這其實不是用證據研究問題，這是一定程度上的避免談論問題。就好像寫一個議論作文一樣，總分總的格式，日本人只做了總分，最後的總卻停下了。
以一部日本紀錄片為例：日本為何走向戰爭之路
如何評價紀錄片日本為何走向戰爭之路？ - 中日戰爭
這部紀錄片通篇講了四個問題，歸結到一個觀點：這場戰爭是一場意外，是多方人員的失誤、不協調以及瞎起鬨造成的意外。片中的歷史證據精確無誤，也相當細緻，可以說是用證據研究歷史。但是由這些證據得出的回答基本上是把責任歸咎於當時的社會和組織。其實行文至此，本該有更加刨根問底的研究，比如：形成這樣趨勢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然而紀錄片到表面一層的分析後就戛然而止，把責任歸咎於」社會氣氛「」組織混亂「」領袖無能「。這就是題目中所批判的做法，就是沒有真正用心地研究問題。這種做法既是有意的，其實也是無意的，我先說無意的一方面：
日本人作為戰爭的發動者，對於這個問題有著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經歷和感受，在回想其戰爭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沉浸在當時的情緒和細節中，而忽視了這場戰爭的本質是非正義的，或者他們心裡其實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缺點。就好像我們小時候和同學打架一樣，每一方都有一些委屈，但基本會有一方是施虐者。
有意的一方面，我想舉紀錄片中的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關於中國駐屯軍（就是日後侵華日軍的先鋒）的增兵問題：
我不負責任地認為：華北增兵既是為了削弱關東軍的勢力，也是為了讓華北軍更好的擴張，換句話說，更快的佔領華北。當然，這個觀點需要考證。
只是，從這個例子應該能感覺出來，似乎有一些證據被選擇性地忽視掉了。。。
二：中村震太郎事件：
紀錄片中只是說他是偵查敵情，中國的反應也算過激。只是中村震太郎可能並沒有從事偵查敵情的任務，而是執行間諜任務。
日文維基：
中村大尉事件（なかむらたいいじけん）又は中村大尉殺害事件とは1931年（昭和6年）6月27日、新潟県蒲原郡出身の陸軍參謀中村震太郎（1897年-1931年）大尉と他3名が軍用地誌調査の命を受け、大興安嶺の東側一帯（興安嶺地區立入禁止區域に指定）に農業技師と身分を詐稱して調査旅行していた際、中國張學良配下の関玉衛の指揮する屯墾軍に拘束され、銃殺後に証拠隠滅のため遺體を焼き棄てられた事件のこと。中文維基：
1931年（昭和6年）6月27日，出生於日本新潟縣蒲原郡（屬下越地方）的陸軍參謀中村震太郎（1897年—1931年）等3人受命前往中國大興安嶺東側進行為繪製軍用地圖而實施的調查，但是這次調查是違反禁止進入區域條約的。中村等人謊稱是農業專家開始在當地進行調查，在調查途中被張學良部下關玉衡扣留。中村等人隨即被處決，張學良下令滅跡，於是他們的屍體遭到焚燒。可以看出中村確實是間諜，雖然就地處死間諜也太過無謀，但是紀錄片中不談中村的間諜行為而直接指出中國殺害此人，顯然對此事件有所取捨。
總之，我部分同意題目的觀點，不同意價值判斷（即不同意個人感情判斷，同意對事件的定性判斷），但是同意宏觀視野。而日本人的歷史分析，應該是沒有這個宏觀視野的，細節考證的再多，也沒有更多的分析，也沒有更深入的思考。應該說，日本人不願意更深入地思考，他們害怕承認他們是侵略者，無論從事實上還是心理上。如果這樣都能攻擊人，可以說明這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學術流氓。不考據，不深入研究，還要史學幹嘛？還有一點，最基本的學術道德就是在研究中少帶私貨，少來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一份證據一分話。
這個世界上一直是善於用真理說服人的人，才會搞價值，搞宏觀
其實，這恰恰說明了日本人想通過瑣碎的史料考證和細節的史實還原，來「證明」他們是多麼的「無辜」、「也是受害者」，但正是這種追求「真實」的「實證主義」，到最後卻向打破了他們的「預設結果」發展，結果就難以推進下去或者」有選擇的得出他們想要的結果「。。。所以，他們恰恰不是」放棄了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而是以」預設的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來研究歷史，以其"虛偽的曖昧"為他們的民主主義和右傾主義張目！
在歷次不宜描述的歷史事件中，我們從來不說發生了哪些不宜描述的事情。
我們說「走了一些彎路」，我們說「經驗不足，交了學費」。
我們對歷史宏觀的把握不知道高到哪去了。「日本一些實證主義史學家陷入具體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和史實還原」，要我說，這句話是對一個史學家的最高評價
反對以上的絕大多數答案， @蕭西之水zhenduo的答案看起來是對日本史學研究很有了解的人所作的評價，不知其是否是史學科班出生，但是僅僅是廣泛的了解了，並未理解，更未進行比較和深入的思考。看到這樣的問題，盡然這麼多人以膚淺的認識把屁股坐得這麼歪，可悲。身為日本史學習者，也看過一些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文章、著作，以下為個人粗淺看法，文章稍長，成文於火車上後有補充，未經仔細整理，有些凌亂，謹慎閱讀。————————————————————————————————————
題主所提出的問題，確確實實是日本學者在歷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起碼我個人是這麼認為的。認真仔細的考據、通過對歷史材料的細緻梳理以說明問題，是日本歷史研究者展現出的優良素質，也是當今大陸歷史學術界仍然要付出努力的地方。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視了宏觀思考與價值判斷的根本性作用。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但該問題的描述容易讓激動的人們急於維護心中的「高天原」而產生誤解。「細緻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和事實還原」，這是對史學研究微觀層面的極高評價，然而在對日本史學界做出此評價卻需要了解到，「細緻而瑣碎」是事實，但是「史料考證」、尤其是「史實還原」就需要打上大大的問號。在涉及到歷史爭議問題的討論時，日本部分學者所展現出來的以歷史研究「碎片化」來模糊或者迴避「性質判斷」的問題，國內的日本歷史、思想、社會等研究者（大學、研究所的教授們）對此的批評是很明確的。
以「侵略」擴張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例。近代以來的日本對外上，尤其在東亞區域內，「侵略」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在現在的日本歷史研究中，日本學者卻在不斷努力的迴避這個問題。日本思想史研究學者韓東育對此作出的批評是「一些日本學者慣用強盜邏輯，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換『加害』，以『定量』否決『定性』，是近年來一些日本學者在研究中日戰爭史時的慣用套路。在如此兜來繞去的敘事中，原本直觀的道理被展現為極大的迂迴，十分簡單的事件也總是被塗抹得高度複雜。其中，最先需要關注的，應該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來消解對外侵略之『惡』的學術手法。」（韓東育：《離奇解釋掩蓋不了侵略者的暴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12日。）
對於近世以來日本歷史的認識史觀，日本學界所存在的問題是嚴重的、連續的。以二戰的結束為界點，韓東育教授的文章《日本對外戰爭的隱秘邏輯（1592-1945）》和周頌倫教授的文章《蟄伏於歷史認識根部的日本文化論》都就這一問題作出了說明。這兩篇文章簡單要的內容如下。
從近世肇端到二戰結束的1945年，日本在東亞地區先後發動了「壬辰倭亂」、「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等大規模侵略戰爭。這一系列東亞區域內的侵略行動，其實是近世以來「首尾連貫的日本課題」；突破日本列島的限制，對外侵略擴張的「執拗低音」，定調於豐臣秀吉，承紹於明治天皇，膨脹於昭和時代。《隱秘邏輯》一文即是從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這一形成隱秘於事實背後的一以貫之的思考模式和行為慣性。而這一「隱秘邏輯」，也正是日本歷史論述中被「隱藏」的關鍵，本文的意義在於告訴我們日本歷史的問題所在之處。
《日本文化論》一文立足日本戰後歷史，從「文明的生態史觀」、「照葉樹林文化」和「文化防衛論」三個角度剖析了所謂「日本文化論」的根本指向——取代「反省史觀」、謳歌日本文化的無與倫比和神國日本不同凡響。並指出，在日本文化論的背後有著「以若有似無、若無似有的主觀，擔負起了為不同層面的歷史認識做辯護的責任。」本文的意義在於告訴我們日本歷史的問題在認知中是如何被「隱」去的，動機在哪裡。
以上的文字，致力於在肯定問題提出的價值，並引用了學術論文做了簡要說明，這些論文具體的分析都很精彩，在「中國知網」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資料庫」都可以下載，後者為公開資料庫，註冊即可下載。
下面就用實例分析來「管窺」日本史學界存在的題主所指出的問題——關於「獨島」（竹島）的日本學者池內敏的兩篇論文：『「國境」未満』和『竹島領有権の歴史的事実にかかわる政府見解について』。
提前補充說明：近世時期的竹島指今韓國郁陵島，又稱磯竹島；日本主張主權的島嶼，近世時期稱作「松島」。文中此部分所提竹島，均指郁陵島，但是近世幕府的「渡海禁令」所涉及的是整個郁陵島海域，包括松島在內。
在『「國境」未満』一文中，池內敏的主要說明了日朝（韓）間圍繞「竹島」問題在近世以來（十六世紀末以來）的發展脈絡：1620-1696年，日本渡海免許時期，「鎖國」政策之下，少量日本人被允許前往「竹島」海域；1696年，日本渡海禁止，朝鮮向日本提出劃定「國境」，日本官方認可朝鮮領有「竹島」；此後，日本時有人員渡航至該海域，與日本保持所謂「不即不離」關係；明治前期，日本政府明確認為該海域不屬於日本；直到1905年，日本內閣決定以「無人島」地位主張「竹島」的主權（此處的「竹島」即近世的「松島」而非郁陵島）。論文展現了關於「竹島（郁陵島）」及其附近海域兩方面的歷史，一是在政治上「渡航禁止」下作為日、朝（韓）兩方「國境」的歷史，二是普通人不斷突破「渡海禁止」而渡海的「國境未滿」的歷史。池內在該論文的結尾指出，1625年到1696年期間從「米子·隱岐諸島」為起點渡海到「竹島（郁陵島）」的普通人所感受到的「國境」，和1945年以後從郁陵島渡海到「竹島（獨島）」的普通人所感受到的「國境」具有相似性。同時，對普通人所感受到的「國境」與基於政治權利所劃定的「國境」之間存在落差這一點，也提出注意。本文以普通人生產活動相關的「渡海問題」為視角，淡化表述的政治性，從作者最後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這篇論文中謙遜的作者有使其圖指客觀化，其實是模糊化的意味。這篇文章的標題一開始就暗暗的賦予了「獨島」在近世開始就有有著的日本「國境」的身份，該島嶼及附近海域在近世到明治前期明晰的朝鮮所屬狀態因為有著日本海民違反幕府禁令而活動的痕迹，就被作者覆上了日本「國境」的性質，這一行為背後有著怎樣的思考和歷史觀呢？
在作者的另一篇同樣是關於「竹島」問題的論文，作者的立場卻是判然鮮明的，池內在其論文『竹島領有権の歴史的事実にかかわる政府見解について』中雖不贊同日本政府對「竹島」主權主張的歷史表述，但是贊同政府在主權問題上的立場，並從學者的角度主張日本對「竹島」的主權來源始於1905年日本內閣的領有決定，而不是早前的近世歷史。從這兩篇論文出發，可以看出池內敏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在談論「領土問題」時的立場局限性，將歷史細節扭捏的詳細呈現，看似認真、客觀，真實的意圖卻被模糊、掩藏，或許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還需要作出思考和檢討。問題的具體所在：1、對「竹島（獨島）問題」的考察，並非旨在討論日本是否應該主張對「竹島（獨島）」的主權，而是在討論日本應該如何更加「有利有力」地申索「竹島（獨島）」的主權，雖然如上作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聲明。2、材料的來源及討論的出發點皆在於日本一邊，並未對韓國的意見做出任何回應，自說自話。3、以近代的對外侵略擴張歷史作為戰後領土索取的依據，這種行為本身就值得檢討；日本學者普遍存在如此問題，反映的是他們對「日本近代史——對外侵略擴張」的檢討不足，或者說侵略、擴張行為本身仍然是其歷史自贊意識的來源和有力支撐。
第三個問題與此前在知乎上討論很多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二戰70年講話」一樣讓人不寒而慄，也讓人不齒。安倍講話的起始即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重要意義，「代表」黃種人、亞細亞的勝利，恬不知恥的為侵略、擴張、殖民張目。但是，這不能怪安倍，因為如上這是日本社會從政治到學術到民間普遍存在的歷史認知問題。
然而，在以上的兩篇論文中，日本學者對史料——「近世文書」的考證不可謂不細緻、瑣碎，令人肅然起敬。也因此而感謝日本學者的細緻工作，否則作為第三方的觀察著很難去發現和使用近世日本文書資料，從而了解到關於「竹島」的歷史細節。
下面補充近世日本地圖中的「竹島」情勢。
竹島。放置在近世日本「鎖國」和日、朝交涉的歷史背景中，竹島海域在近世的狀況相對簡明。如上日本學者的研究中，整個近世時期，即使是「松島」（竹島）也不在日本國境之內。近世地圖中的竹島，《日本分野圖》（森幸安）中首次出現竹島，圖中隱岐諸島至「竹島」的海路中注「□□天氣□見竹島」，但圖中僅有「竹島」一嶼，不見後世日本主張主權的「松島」，即現在日本主張主權的「竹島」。赤水圖中也繪入了竹島，其東南方向不遠處繪有「松島」，二島旁註「見高麗猶雲州望隱州」。但此二圖中出現的「竹島」，並未展現出領土領屬。而在《三國通覽輿地路程全圖》（林子平）中，所繪「竹島」旁明確附註「朝鮮領有，從此島出發可遠望隱州，又可見朝鮮」，此一提法與近世幕府的態度也相吻合。因為幕府的態度，所以在歷次「官製圖」（如元祿日本圖、伊能日本圖等）中也無「竹島」任何信息。（下有附圖）
如上所示，日本學者對（竹島）歷史的研究是細緻的，有其值得稱道的地方，但是對其「細緻而瑣碎的史料考證」之後是否能如實反映歷史的批評是必要的、也應該是堅決的。
日本外務省對其「問題領土」的主張，可以自行去其網站主頁上了解。
以上，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就我個人的認識而言，並不反對所有的日本對「問題領土」的主張，比如我很認可其對「北方領土」的主張，在這裡就不多講了。
[1] 韓東育：《離奇解釋掩蓋不了侵略者的暴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12日。
[1] 韓東育：《日本對外戰爭的隱秘邏輯（1592—1945）》，《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1] 周頌倫：《蟄伏於歷史認識根部的日本文化論》，《日本研究》，2014年第2期。
[1] 池內敏：『竹島領有権の歴史的事実にかかわる政府見解について』、日本史研究會編集：『日本史研究』、第六二十二號、2014年6月。
[1] 池內敏：「「國境」未満」，日本史研究會編集：『日本史研究』，第630號，2015年2月。
此圖為「寬永日本圖」，
1640年前後製成。岡山大學·池田家文庫藏：『日本大絵図國別知行高有之』，出版信息不明，資料番號：T10-4，網址：日本大絵図 國別知行高有之。
01547，網址：?O『』ê——}à /。
以下兩圖貼不出來，有興趣的自己去查看。
森幸安：『日本分野図』，出版事項不明，1754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檔，請求番號：177-0001，網址：重要文化財等コンテンツ。
長久保赤水：『日本輿地路程全図』，出版事項不詳、1775年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綜合資料庫，請求記號：ル11
01137。網址：「ú–{—`』n?H』?『S} / 』·?o?ì [}]。
謝邀 @廖源不知為何會邀請到我，這題並非我所學的領域。但簡單說說。此論斷的分析中所說的三點應是符合事實的。考慮到日本國內的右翼分子學者，以及日本治學的傳統，說某些學者關注瑣碎史料而放棄價值判斷當然是沒問題的。但結論說已丟掉實證主義的精髓，相關領域日本已大大退步則不盡然。首先，從批評某些歷史學家到否定整個相關領域，這樣的推斷從邏輯上即是不通的。其次，第一點的批評不正說明了這些學者遵循著實證主義的原則嘛，怎麼能說是丟掉精髓呢。第二點，價值判斷的多元化應是可以包容的。第三點，實在值得警惕。儘管只是近代史，歷史的真相仍是模糊不清的。若研究伊始即預設價值立場，則很難在研究過程中保持客觀。而從細節性的史料史實出發，即發於精微，是有可能挖掘出歷史深處的面貌的。即這種治學方法是可取的。相反，國內的史學研究在變異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下，很容易從意識形態出發去批判，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近代史。
敵在中宣部
每次那麼好的機會，都能讓他們自己挖坑跳進去阿姨淚流滿面 「這世上還是有人懂我的！」
怎麼說呢？在下不是學歷史的，所以對史學不是很了解。在日本學東洋哲學，看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書。發現日本在描述歷史的時候確實有忽略價值判斷的特點。比如同樣是描述歷史上某個思想家的思想。中國的著作總是傾向於最後對其思想有一個總結性的價值描述。但是日本的基本上沒有。甚至有一個史學家提過，江戶之前的歷史，現在看它要像看外國的歷史一樣去對待。客觀描述而不加價值判斷。而中國的史學傳統就是有價值判斷的。比如「太史公曰」。
因為不是歷史學專業，不知道史學研究上對這種歷史觀如何評價。如果單純的只是古代史的研究上，雖然有差異但也應該能相互學習包容。但是因為二戰史一來是近代史，二來跟政治，民族意識聯繫緊密。所以兩種史觀的矛盾就愈發的顯得激烈了。
說句題外話，覺得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不隨意發表自己的價值觀的習慣。他們似乎覺得價值觀這東西不一樣是很應該的，如果隨意對自己的價值觀高談闊論，就有否定別人的價值觀的嫌疑，很失禮的行為。而且不能認為自己的價值觀一定對。比如說動漫里洗白反派的時候經常有一句，他也是在保護自己珍視的東西啊。日本的一位老師說覺得中國的學生很自我中心，說我們的價值觀是地心說。總覺得自己一定對。如果不去做史料考證和史實還原，反而用價值判斷去代替，那麼豈不是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在事實里摻假並攻擊別人了？
這樣是不行噠。沒有證據，就去悶聲差資料啊。研究歷史也要按照基本法，不能沒有證據就搞個大新聞把別人批判一番。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不是都應該以事實為基礎來作出嘛！無史料考證的價值判斷和宏觀視野，那豈不是成了空中樓閣，和騙子的把戲！研究歷史，無非是為了更好地將來，吸取曾經的教訓和經驗，如果罔顧事實，歷史的悲劇只會重演。
雖然「日本一些實證主義史學家」丟了實證主義的精髓，但知乎上某些人已經學到了日本那些「實證主義史學家」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以點帶面的精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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