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

01-19

事實求實的講，抗日戰爭國軍是主體，犧牲之多，付出之大難以統計，僅少將以上犧牲高級將領有據可查者206名，抗戰爆發時，國軍中下級軍官（上校至少尉），共13.4萬人，僅僅六年之後1943年，軍中正式軍校出身之將官，已僅剩3758人，普通軍人犧牲更以數百萬記。共產黨是輔助，在戰略後方牽制敵人，貢獻在於在精神上一直鼓舞全國抗戰，更多的是戰略上上的貢獻，但在軍事上的貢獻顯然沒有國軍大，當然，這並不是說共產黨沒怎麼打仗，而是共產黨當時的實力實在有限，雖然拚死無畏的同日本作戰，犧牲也很大，但的確軍事戰果有限。

蔣介石政權雖然獨裁腐敗，軍事無能，但不可否認他依然愛國，國軍雖然派系複雜，各為私利，貪污腐敗但不可否認當國難當頭，大多數的部隊和將領都投身衛國，拚死殺敵，軍人的血型在亡國面前總會被最大限度的激發，雖然敗多勝少。其實有很多說國民黨消極避戰的例子根本不成立，抗戰是艱巨的極為困難，要考慮到當時的現實情況和國內國際環境，不能靠衝動和口號辦事。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面，中國除了來複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只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面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像共產黨提議的那樣，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意味著中國孤立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國家的命運必將是倉促應戰以失敗告終。要想打贏一場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決非一朝一夕之功。

後來的兩黨鬥爭不做評判，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和抹殺國軍當年的貢獻，對於中華民族曾經在抗日戰爭中流過的血，是來自一個同胞的血管里的，這也是抹殺不了的！他們將永垂不朽！

共產黨抗日，是靠真刀真槍打出來的。

國民黨抗日，是靠血肉長城死出來的。

對於小資文藝青年來說，那肯定是死人越多死悲慘、死人越多越正確、部隊越弱越有理。可惜國際戰爭里不講究南京老太那一套碰瓷營銷的把戲，光頭和果粉們只能徒呼奈何愴然淚下了。

我猜肯定會有果粉不高興了，覺得憑什麼說國民黨是血肉長城死出來的呢！為什麼這麼說，我們來看看真實的歷史和數據。（內容資料引用來自於獨家網）

比如豫中會戰（1944.04.17--06）

日軍第12集團軍14.8萬人；中國第一戰區43個師約40萬人。

日軍傷亡3350餘人；中國軍隊傷亡32290人，被俘7800人，第一戰區的軍隊損失嚴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撤退中犧牲。第一戰區在戰
役結束後所作《會戰之檢討》中說：「此次中原會戰，挫師失地，罪戾難辭。」確是事實。為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和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均被撤職。

又比如中條山戰役（1941.05.07——05.31）

日軍華北方面軍及漢奸共計10萬人；國軍第一戰區2個集團軍18萬人。

日軍僅戰死673人，負傷2292人；國軍傷亡42000餘人，被俘35000餘人，並有8名將領壯烈殉國，日軍以1：20的極小代價重創國軍。蔣介石稱此役為「抗戰以來最大之錯誤」，「亦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

又比如豫湘桂大潰敗（1944.04.17——12.10）

日軍中國派遣軍51萬人；國軍第一，二，五，九戰區約100萬人。

日軍傷亡約7萬人，日本軍部內部統計的損失（二戰日本體制沒有向國民公布某戰役整體死亡統計的做法）為戰死11742人。但是餓死病死也有至少同樣
數量，這還是只計算到11月下旬的因此是不完全的（《戰爭與營養》與《餓死的英靈》記錄有病員六萬六千，而一處醫院裡收容的患者六千多人死亡二午二百多，
死亡率為37%），因此至少2.4萬日軍死亡，加上傷病共十萬。國軍在豫湘桂戰場上損兵六七十萬人。喪失國土20餘萬平方千米，丟掉城市146座，失去
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淪陷人口6000萬。

擋不住敵人的長城，是沒用的。即便果粉和文青們把它渲染得再怎麼悲慘壯美，依舊是一張一捅就破的破紙，保護不了可憐可悲可敬可愛的中國老百姓。

但是，不是沒有好消息，幸好我們還有共產黨。

1944年春季，新四軍率先打響了戰略反攻。

1944年1、2月間，新四軍蘇中部隊連續作戰，連克大官莊、王家營、左溪等17個日偽據點，殲敵2000餘人，並爭取偽軍1000餘人反正。

1944年初，新四軍蘇北部隊攻克塘溝、史集等10餘個日偽據點。3月上旬，又攻克王集等5個據點，4月19日，又出其不意的於白晝發起攻堅戰，攻克高溝、楊口等14個日偽據點。

蘇南，淮北等根據地紛紛響應。

新四軍打響了，八路軍也沒閑著，北嶽區八路軍主力部隊在地方部隊配合下，襲擊了保定、石家莊、忻口等車站和定襄、靈丘、趙縣等縣城，攻克日偽據點、碉堡400餘處，解放村鎮1600餘個。晉冀魯豫根據地發動一系列攻勢作戰。

自1944年春，敵後之八路軍、新四軍展開局部反攻。共進行大小戰鬥11000餘次，攻克日偽據點2580餘處，縣城20餘座。殲滅日偽軍20萬人
（其中晉冀魯豫軍區殲敵72900餘人，晉察冀軍區殲敵45200餘人，新四軍〔不含第五師李先念部〕殲敵53198人），解放人口1700萬餘人。

一邊丟城失地，一邊高歌猛進，也難怪最後日本投降的時候，蔣委員長嚴令日軍必須等待國軍部隊受降，不能就近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

也是，國軍要從重慶到武漢，從武漢到南京，再由美國人派船運到華北乃至東北，而日軍炮樓下面就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就算想向蔣委員長投降，一時半會也找不到啊。

果粉們一邊罵著共產黨游而不擊躲起來不抗日，一邊又大罵共產黨在抗日結束後就近搶佔北方地盤，自抽耳光和精神分裂的癥狀確實不輕。

要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敵後根據地不是等出來的，是打出來的

哪怕日本人也是真正交鋒了之後才意識到，解決掉共產黨軍隊，才是真正佔領中國的必要條件。

1941年1月20日，東條英機在參眾兩院做關於1940年代總結報告時說：「昭和15年重慶敵軍抗戰之特色為作戰非常消極，迄今未進行主力反攻，只有共產黨軍於去年8月在華北進行大規模反攻；與之比較，蔣介石嫡系及旁系軍隊始終採取守勢。」

1943年，北平偽《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偽中華社訊：「共產黨軍......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迹之終局，乃在解決共產黨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1944年，《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

「《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

敵大半為共產黨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共產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共產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
敵遺屍中，共產黨軍約佔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共產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共產黨軍交戰意識的昂
揚.....

既然意識到了這一點，那就要加大打擊力度了。

據史料不完全統計，日軍投入10000人以上對中共軍隊進攻的作戰在67次以上。

而每一次日寇進攻之前，大多是首先由中共軍隊對日寇佔領的淪陷區進行收復，創建根據地的作戰，隨後日本鬼子出兵對這些根據地進行搶奪、掃蕩，然後中共軍隊再進行恢復根據地反攻。

在這67次日寇主動投入10000人以上的大會戰中，有36次日寇投入兵力達到20000人以上。總有人愛說國軍的多少次大會戰，按照國軍的標準，中共以國軍七分之一的兵力，也進行了和國軍同等標準的大會戰36次。

如果按照國軍兵力的七分之一來計算的話，日軍投入70000人以上對國軍的大會戰來比較的話，則國軍就此已無法和中共對日軍會戰次數相比了。

就更不要說1945年7月1日至8月7日，共產黨軍隊收復縣城46座

同時，日軍攻陷國軍17座縣城。

壯哉，國軍。

蔣公，千古。

不管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都有戰鬥都有犧牲，也有戰果

根據國軍戰史統計，八年抗戰國軍共殲滅（斃傷俘）日軍85萬，八路軍戰史統計，共軍共殲滅（斃傷俘）日軍52萬，偽軍100萬，這個數字跟日本自己統計的總損失數字基本沒太大差距。

日軍被中國軍隊斃傷俘的總數，計為133萬餘人（棟田博：《兵隊日本史》第280頁，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5年版；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戰爭》第266頁，株式會社教育社1979年版。

井上清的著作《日本近代史》中統計：日本在中國戰場的傷亡人數達198.4萬（此數目包含日軍在東北的傷亡數）下冊716頁。

說得上勝利的，在所謂正面戰場22次會戰中，也就是上高和雪峰山。

在敵後的大規模掃蕩中，卻是數不勝數。

用血換來的是勝利，而不是失敗。只有勝利才能讓我們挺直腰桿，實打實的對全世界說，我們是戰勝國。

從來勝敗自有憑

抗戰，只有國軍七分之一的共產黨軍隊打出了國軍六成的戰果。

解放戰爭，一千多場戰役國軍贏了不到20場就滾到島上去了。

抗美援朝，對抗聯合國軍這種想都不敢想的偉業，這是讓國軍做夢都不敢去想，更不要提去做的事情。

只有這一戰之後，中國人才算抖掉的東亞病夫的包袱，全世界印象中國這個國家，才清晰而又有力的擺在他們面前，再沒有人敢隨便商談與分割中國的土地和利益。

這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你怎麼可能贏呢？怎麼贏的？

有人覺得是靠小推車，有人覺得是靠分地，有人覺得是靠人民，有人覺得是靠人海戰術。有人覺得是靠國民黨的俘虜兵。

人民沒錯，離開了人民大眾的支持，誰也別想打贏戰爭。

至於人海，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未經訓練的人靠勇氣就能打贏戰爭的事情。

從戰術素養來看，日軍不行，國軍不行，連美軍也應付不來志願軍神出鬼沒的戰術。

在1951年美軍的自我總結中，只能如此強辯

「因此，（我的）初步意見是，中共部隊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攻擊這麼多我們後方的指揮所、炮兵陣地、以及其他敏感而脆弱的單位，主要是因為運氣好而非小心仔細的偵察與計畫。」

這支讓美軍堅持認為是運氣好的軍隊的戰鬥力來源為何呢？

1939年11月上旬，新四軍新6團和1支隊2團對日軍15師團在延陵搶劫的小股日軍和寶埝點增援的日寇進行了殲滅性打擊。擊斃大尉中隊長1名、小隊長3名、士兵164名，俘敵兵三名。

這一戰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專為此戰頒發了嘉獎電，參戰的2團團長王必成也被人民群眾稱為王老虎。

但是王必成沒有滿足，他和新6團團長段煥競一起深入研究寫了《九里鎮戰鬥詳報》，總結了日軍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參戰部隊的優點和缺點，並提出了改進意見。

日軍優點：

能把火力嚴密的組織起來靈活地應付我方面的衝鋒；中下級幹部對部隊的指揮掌握較好，且善於捕捉戰機；能快速構成散兵壕及機槍掩體。

日軍缺點：

自身兵力不足，輕視我軍兵力；援軍因為裝備笨重行軍速度慢；戰術呆板，無勝利信心。

新四軍優點：

進攻精神旺盛，善於利用地形，敢於犧牲。

新四軍缺點：

偵察工作不夠，火力配備組織差，射擊指揮很差以至於平均250發子彈才能斃傷1名日軍。

改進意見：

加強幹部對戰術的研究；加強幹部對於組織戰鬥、組織火力的素養；不斷地研究新的通信聯絡法；嚴密地偵察布置；研究敵人刺殺動作懂得其刺法；加強防毒教育。

這是一場勝仗，是被國民政府嘉獎的勝仗。

然而，不管勝敗，在其中總結經驗教訓，提出改進辦法，不停的進步，這才是人民軍隊戰無不勝的秘密。

勝敗有憑，並非是勝利者書寫歷史，而是歷史早已經選擇了他們必將勝利。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為中國有共產黨這樣偉大的組織和軍隊自豪驕傲，同時也為中國有國民黨這樣無能的組織和軍隊而羞恥憤怒。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絕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歷史的真相。

1.關於抗日戰爭，有關於國共的戰績問題，基本上是相互的一面倒的態勢，而且論述引用的數據以最駭人聽聞為優先，以期最大程度消解對方，最大程度證明自己，這樣的答案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2.自《俄共（布）黨史》跟《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立了大陸的歷史編輯指導，歷史不是以求真為志趣，而是作為資政的工具，也就是黨史教授不是歷史教授，而是法學教授，它是規範和指導歷史學的，是政治理論為主的，以論帶史的意識形態學科。這樣長期以來導致大陸的歷史學，特別是黨史學的幾乎全部著作以政治為訴求而非真實，故有袁騰飛說中國歷史教科書真實的不到百分之五，包括了標點符號!這給普通的人們添加了迷霧。另外由於太多領域作為禁區不能討論，不能出版，更主要的是歷史資料檔案沒有很好的公開。這些給歷史的學者設置了太多障礙，而讀者就更難了解。

3.甄別歷史信息是很必要的，歷史愛好者要有這樣的自覺。引用數據或者史料要一手的，並且反覆比較，可以相互證明的。像平型關大捷，由於都是抗戰宣傳需要，當然會把勝利的數據加大，以鼓舞國人，但如果真真去討論這個戰役，不能以宣傳的數據為準，說殲滅敵人一萬，那麼考證日本的隊伍才5-600人，這個還沒有全部殲滅，當然還有一些援兵，而朱德在一次內部的報告里說500多人，這個是比較合理的數據。而這些數據是需要通過日本，tg，tg給國民黨的報告等各個方面史料綜合出來的。直接為了自己的價值就隨便取一個數字，國民黨研究者說殲滅不到300，宣傳的10000多，這些都不是適合的態度。還有就是之前比較流行的回憶錄，因為太缺乏史料，像張國燾的，或者在當時內地的國民黨將領的，他們的回憶錄本來就有立場的嫌疑，而且回憶錄不比日記，更不能比電報，會議記錄這些一手史料。甄別，討論歷史，在迷霧裡自覺的去看在現在是難得和可貴的。

4.對抗戰歷史背景要有比較充分的認識，比如日本跟中國的經濟產量，特別是武器彈藥方面，持有量，素養等等問題，為什麼國民黨的部隊跟日本的部隊作戰傷亡比是10:1甚至更多？在淞滬會戰的時候是這樣，在豫湘桂的時候也是這樣。那很大部分原因是日本的軍隊素養高而且火力比差不多是50:1，所以日本軍隊在中國是攻無不克的。那麼國民黨的部隊能不能做得更好呢？當然可以。但從後面往前看的上帝視角，我認為是要剋制的。

5.關於國共在抗戰的作用，首先，國共都是堅定的抗日的，日本的意圖是希望蔣能投降，但美國參戰後，蔣連談判都不談。那麼tg呢，tg作為蘇聯的支部，有明確的蘇聯立場，所以日本跟tg沒有什麼好談的，德國入侵蘇聯的時候，斯大林要求毛去拖住日本，但毛表示只能擾襲。但同時tg中國人的革命的理想，抗日的態度跟氣節是堅定的，甚至比蔣堅定。就抗戰人員投入，武器裝備，國民黨是作為主要的力量，是正面抗戰的中堅力量。tg在敵後根據地的活動，並沒有多少正面的殺傷，但tg對日本造成了管治危機，這種管治危機對日本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比國民黨的部隊還大，因為以日本的軍力，攻無不克的力量，給國民黨更大的打擊是不難做到的，豫湘桂大戰可以體現，只是奪城容易，管治難。日本是希望蔣介石能投降，然後讓他幫助有效管治的（個人看法）！但tg的敵後根據地的發展使日本真真陷入了泥潭。與此同時，日本的戰線拉得太長，關東軍跟蘇聯相互牽制，而海軍要對付美國，從戰略上，日本的國力不足以勝任。當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勝利的天平就指向了中國，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其中一個戰場，而中國的軍隊的任務也只能起到牽制消耗拖住日本的作用。

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功績」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一：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二：給偽軍發軍餉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三：自己虐死的壯丁，比被日軍打死的士兵還多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四：全面抗戰已經開打，國府卻還繼續給日軍支付庚子賠款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五：一部分國民黨軍（注意：是國軍，不是偽軍！）竟被日軍稱為「友軍」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六：逼老百姓幫日軍打擊本國軍隊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七：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後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一：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進行抵抗，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就算不積極投身抗戰，最起碼，不能投敵，資敵，助敵。而國民黨軍隊，這支但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軍隊，卻出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記錄：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不信嗎？我們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死亡人數總共為43.56萬人。其中1937年起至1945年8月14日的死亡人數是38.52萬人。（詳見[日]生田惇：《日本陸軍史》表8）。美國統計為死亡44.7萬人（詳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所以還是比較可信的。也就是說，侵華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等等，甚至還包括了1945年8月投降之後死在中國的總數）人數為45萬以下，即國民黨軍殺敵人數絕對不足45萬。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據《岡村寧次回憶錄》記載「後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誠的重慶系地方軍的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8頁）。這僅僅是岡村寧次「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時的數字，而且也只包括了「地方軍」的投敵人數。故總數當大於之。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如是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佔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這裡說投敵數字共為50萬，但只說到1943年，沒有包括1944年和1945年的。所以投敵總人數，可能比這更多一些。換句話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至少在50萬。

所以可見，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當了偽軍的至少有50萬，而就算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病死、被共產黨軍隊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個也沒有，死掉的全是被國民黨軍隊殺掉的，那國民黨軍撐死也只殺敵45萬。無論怎麼算，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投敵人數還是超過了殺敵人數。這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一個戰爭奇觀，國民黨軍隊也因此成為整個二戰盟軍中唯一的異類。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二：給偽軍發軍餉

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戰鬥力，只是消耗日軍的糧食，也算是樁功績。是這樣嗎？頂無極的事實是，有些偽軍（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在投敵後，仍然領著重慶的軍餉，領著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原話：「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327頁）。此乃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第二個戰爭奇觀並成為盟軍中又一唯一的異類：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神奇的是這些偽軍竟然也有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三：自己虐死的壯丁，比被日軍打死的士兵還多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注釋

從這段話看，國民黨自己編寫的官方抗戰史已經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但是這可能包括了逃跑的和死亡的。為了給國府一點面子，蔣夢麟所說那死掉的1400萬我們就姑且假定是不小心多寫了個零吧。就算虐死的壯丁不是1400萬，是140萬。

而根據1947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所報數字，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受傷1769299人，死亡1328501人，失蹤422479人，被俘捕130126人，合計3650405人。

——孟國祥《關於抗戰時期中國軍民傷亡數字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頁

（注意：這裡這死亡的132萬多人只是死亡人數，不是陣亡人數。也就是說，並不全都是作戰中死的。）

也就是說，日軍打死的國民黨官兵最多不超過133萬。而國民黨自己虐死的壯丁有140萬。可見，國軍虐死的自己士兵，比日軍打死的還多。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四：全面抗戰已經開打，國府卻還繼續給日軍支付庚子賠款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標誌著全面抗戰開始。同月蔣介石發表廬山抗日聲明，號召全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13日，淞滬會戰開打。8月26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應付日庚款及善後結款，為保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計，仍應暫予照付，以全債信而免糾紛。除面陳次座外，謹電請鑒核。」8月27日孔祥熙致梅樂和電：「宥電悉。月款可照議暫付。」（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6頁）

1937年9月7日梅樂和致關務署第11969號呈：「……至日本庚子賠款部分計英金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繫於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嗣於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撥付，即於當日將款如數撥付，已由日方收訖。嗣後對於日本債、賠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應遵照此次電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時照撥，以全債信……」（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7頁）

一邊在廬山發表聲明要全國軍民起來抗戰，一邊卻給侵略者送錢「以全債信」。天底下的「運輸大隊長」，還有比這更盡職盡責的嗎？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五：山西國民黨軍（注意：是國軍，不是偽軍！）竟被日軍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山西新軍決死隊被中共赤化後，閻錫山萬分惱怒，雙方互相攻擊。但只見山西國民黨軍作為日軍的「友軍」共同打擊共產黨軍隊，而不見共產黨軍隊作為日偽的友軍共同打擊國民黨軍隊。不也能說明點什麼嗎？

當如今翻案風盛行的時候，強調國民黨軍抗日功績成了很時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的歷史教材隱瞞了國民黨抗日主力的真相。這些人不曾想過的是，在隱瞞這一方面的時候，殊不知中共也隱瞞了國民黨軍上述頂風臭八百里的光輝業績哩。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國民黨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給偽軍發軍餉，給日軍掃蕩共產黨之時作為「友軍」參加作戰之類的事情，鄙人中學歷史課本（1996年至2002年期間的浙江中學歷史課本）上是絕對沒有提到的。過去的中學教材，最多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國民黨軍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歷史教材還是對國民黨給足了面子的。現在既然指責中共的官方歷史教材隱瞞真相，那麼就得把所有被隱瞞的都列出來，怎可只揭示功績而對醜行繼續隱瞞？對那些打著還原歷史真相旗號，動輒發上國民黨擊斃日軍將領數量、自己犧牲將領數量來試圖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來說，可別忘了從那些看起來很漂亮的數字中扣除國民黨上述對抗日的「負貢獻」，然後看看剩下來的是正數還是負數。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六：逼老百姓幫日軍打擊本國軍隊

這就完了嗎？不，還沒完。國民黨政府自己的軍隊自己當了偽軍、漢奸，認賊作父，賣身投敵後，似乎仍然嫌日軍所得的幫助不夠，於是還通過橫徵暴斂逼迫老百姓當漢奸，為日軍服務。這是撒謊污衊嗎？我非常希望回答為「是」，但現實就是殘酷的。

「講到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第446頁〕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裡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

——蔣介石：《對於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5,446頁

「此次會戰（即1944年豫中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支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尤以軍隊到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同時，並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於絕對少數不肖士兵不守紀律，擾及閭闔，而行政缺乏基礎，未能配合軍事，實為主因。其結果各部隊於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於作戰之損失，言之殊為痛心。」

——《第一戰區中原會戰之檢討》的最後兩段，選自《中華民國史檔案叢刊.抗日戰爭正面戰場》，1252—1253頁

「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1944年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

——蔣介石：「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講」，摘自《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0,443頁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制了到漢口的鐵路。」

——【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第十八章「戰爭結束」

「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徵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儘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徵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

「國民黨由於它的普遍腐敗和有如脫僵之馬的通貨膨脹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現出與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無能，穀物屯積和投機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間的饑荒，據估計有200萬農民死於飢餓。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時，沒有遇到農民的抵抗。相反，農民在某些場合卻攻擊國民黨軍隊，繳他們的械，甚至把他們殺死。」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651,652頁

本國老百姓自發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資治通鑒》第三卷記載過，公元前314年齊國攻打燕國。燕國政權極不得民心，燕國自己的士兵無心作戰，連城門都懶得關。而燕國百姓竟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結果齊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進展順利得令齊宣王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人力所能為。但是當時畢竟還只是兩個同屬諸夏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而抗日戰爭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兩個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較量。在這種場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府還是創造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記錄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實，難道我們能責怪那些中國農民不愛國嗎？恐怕很難。當自己的國家對待他們還不如敵國，當「國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國奴待遇下尚有一線生機之時，誰還能指責一個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無奈抉擇？這些農民當了賣國賊，這是不容否認的，這是因為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無疑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著當了漢奸的。誰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何其諷刺？

日本這個敵國的侵略軍在中華大地上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製造了不計其數的慘案，其禽獸不如的罪行罄竹難書。國民黨軍隊再壞，畢竟也是自己本國的軍隊。就算老百姓痛恨國軍，至少在國民黨軍和日軍交戰時保持中立總辦得到吧？而國民黨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國人民連這點都做不到，導致在國民黨軍潰退時農民自發組織起來幫助日軍攻擊本國軍隊。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禍害中國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一帶——竟然遠遠超過了日本人。我們在惋惜之餘，也不得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萬分的拜服。

國民黨抗戰奇蹟之七：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後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那些還在不斷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相信自己還有一條底線：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佔領，僅存敵後戰場；而沒有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必然支撐不下去，那麼中國就滅亡了。所以不管國民黨有千般萬般不是，保證了中國沒有滅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這樣嗎？

國民黨高級將領張發奎在其回憶錄中曾這樣說過：「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志不在長沙，猶如它們志不在韶關，它們只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佔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佔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357頁

（此書有大陸版本，這段話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版的《張發奎口述自傳》中，在267頁）

張發奎作為高級將領，這話說得讓人很喪氣。但是戰後的史料顯示，他這個感覺居然可能是真的。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這樣說過：「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為什麼「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面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佔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佔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

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似乎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和現在網上臆斷敵後戰場的中共武裝依賴正面戰場而存在的人不同，這位第一部長並不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後中共武裝會被消滅，恰恰相反，「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而且從他的口氣來看，中共掌握抗戰的中國，比起國民黨，對日本而言可能還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對抗戰期間的敵後抗戰事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並非杞人憂天。在敵後戰場，常常出現日軍趕走了國民黨軍後共產黨軍隊立刻進來填補真空的事。而日軍要想再把共產黨軍隊趕出去，可就沒那麼容易了，共產黨一旦落地生根便註定要讓日軍永無寧日。比如日軍在中條山會戰後發現「中條山會戰以後，在新佔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面，治安反而惡化了。」（日本防衛廳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2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135頁）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軍不進攻，中共軍本來礙於統一戰線劃界抗戰的約定是不敢隨便進入的。日軍消滅或驅逐了當地國民黨軍，則剛好幫中共軍打掉了負擔，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擴張勢力。如1942年華北日軍進行的「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事後檢討作戰缺陷時這樣說：「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戰果，討伐易於捕捉的重慶軍殘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勢力南進的重慶軍，反而讓中共坐收漁翁之利。」（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2章第5節）

等到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之後，無論國民黨還是日偽要想把中共趕走可就難於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而中共軍隊是怎麼樣一支軍隊呢？這支軍隊在日偽的後方活動囂張到什麼程度？囂張到能讓日軍對一半以上的佔領區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准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來，逐漸好轉的華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趨惡化。本年（1943）夏季以來，中共的活動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劇顯著變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四章第五節）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復振，「在方面軍佔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只有七個縣(佔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三節）

而日軍對中共游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共在敵後戰場的游擊作戰。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共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除去白求恩等個把外國醫生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軍即有可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麼多的外援，那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麼可想而知。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囂張，如果再由外國人給他們機槍大炮，幫他們訓練軍隊，對日軍來說絕對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足見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所說「極端危險的投機」絕非危言聳聽。

這就是個對國民黨而言極其可悲的現實：它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國民黨所謂避免中國亡於日本的「功勞」的來源，竟然是因為日本人覺得國民黨比較好對付，而且與日本侵略軍「有能夠共存的性質」；而「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則「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這是否讓大家想起一個軍旅笑話？——

軍官：「把敵人的狙擊手找出來！」

士兵：「我們知道他在哪兒。」

軍官：「那為什麼不把他幹掉？」

士兵：「幾個星期來，他總是把子彈打在這個土堆上。如果幹掉他，換一個槍法好的來，我們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個狙擊手之所以沒被幹掉是因為槍法臭一樣，國民黨堅持到抗戰勝利竟然是因為它菜，所以日本人捨不得幹掉它，以免換上更令日軍頭痛的中共。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事實資料在那兒擺著，有什麼辦法？誰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響的國民黨抗日功績的來源竟會如此可悲呢？而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為漢奸偽軍發軍餉，把老百姓逼得幫助侵略軍攻擊自己國家的軍隊……這些對抗戰的「負貢獻」說起來倒是那麼貨真價實，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這些以後，我們才會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霧來評價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史。

1937年至1945年，國軍發動大會戰22次、戰役1117次、普通戰鬥28931次。

3211419名官兵壯烈犧牲，

206名將軍殉國。

4321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

國軍海軍全軍覆沒，104艘艦艇全部打光。

至於我黨，在抗日戰爭中擔任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劉邦在滎陽和項羽對峙彭越在後方負責拖垮項羽類似

皖南事變是申凱這輩子做的傻事中的一件兩敗俱傷日本漁翁得利

除掉項英間接幫助毛掌握新四軍嚴重打擊了tg的抗日積極性還被粟裕幹個半死結果最後消極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