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西園寺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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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西園寺公望這個人是明治國家歷史上最有趣的幾個人之一。但是關於他的書卻很少，《元老西園寺公與政局》這本書到現在也沒有中文版，實在是遺憾。

西園寺公望出生在嘉永二年，黑船來航的嘉永六年他四歲，死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1940年11月。以年數看他的生命比明治國家的生命還長，王政復古那年他19歲，他死的時候明治國家只剩下五年的命了。所以西園寺公望的一生其實可以看作是明治國家本身的一個縮影。

如果要給西園寺公望帖標籤，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我覺得最合適的是「貴族」，西園寺出自清華家裡的西園寺家，但他是作為養子從同為清華家的德大寺家過繼來的。然而這還不算完因為他爸爸德大寺公純也是養子，是德大寺家從五攝家的鷹司家過繼來的。所以從家格門第上說他是清華家的貴公子，從血統上說他其實還有機會成為更高貴的五攝家的貴公子。從出生到明治維新，西園寺公望度過的是一個標準的「公家」的少年期。兩歲敘從五位下，黑船來航的那一年正五位下，七歲正四位下，八歲「元服」「升殿」任官右少將，十二歲就成了「三位中將」，如果他十二歲那年不是「文久元年」而是「元和元年」，那麼他的一生可能就是一個標準的公家名門子弟的生涯，出生就「禁色」「登殿」，喝喝酒作作和歌、跳跳舞，和歌管弦，一帆風順的由「少將」而「中將」而「宰相中將」，然後「中納言」「大納言」，「大臣」「大將」，最後以某某大臣而名留史冊。

但西園寺公望遇到的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黑船來航讓原本被幕府束之高閣的朝廷突然回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公家中間有野心有能力的人與武士中間的活動家結成了一個小集團，也就是公家中的低階公家和對幕府不滿的人，與雄藩的代表、聚集在京都的浪人里的活動家一起，組成了一個幕末志士的小集團，這些人也是明治維新本身最後的贏家。

明治維新表面上看是雄藩干翻了幕府，但實際上幕府失敗了自不待言，但表面上勝利了的雄藩的大名、雄藩的高級武士，還有皇室、攝家、清華家的大部分高級公家，都沒有能夠成功的把握明治國家的實權，明治政府的權力被那些原本被雄藩和朝廷當作白手套的下級武士公家把持了，他們背靠天皇和雄藩干翻了幕府，又背靠天皇搞了廢藩置縣版籍奉還，實際上是通過自己把持天皇，掌握了明治國家。

而西園寺公望十一歲時作為還是「佑宮」的明治天皇近習的時候結實的岩倉具視就是這些人中的重鎮，岩倉具視比西園寺公望大24歲，但家格比西園寺低的多，只是羽林家，所以11歲的西園寺公望敘正四位下的時候，三十五歲的岩倉具視才從四位下，第二年年西園寺升右中將的時候，岩倉具視只是右少將，如果沒有明治維新岩倉具視的極官也就是大納言。

但明治維新來了，幕末的動蕩里，西園寺的叛逆的個性也表現出來了，按道理說身為清華家的當主，西園寺沒有積極投身幕末政局的理由，即使投身也應該是個非常保守的攘夷派，他爸爸德大寺公純就是如此，德大寺公純是堅定的攘夷派，反對遷都、反對效法西洋，甚至連穿洋裝的人都不接待，但是西園寺公望卻異常積極的投身幕末的運動，而且一改公家舊戲，從作風到造型甚至連名字都想武家化。但這還不算完。

但隨著明治維新的推動武士也靠邊站了，新時代是「文明開化」的時代了。這時候的西園寺公望才20出頭，自然要緊跟，於是成為公卿當中剃髮穿洋服第一人，然後依然去法國留學，這一時期「時髦公卿」造型的西園寺公望，以日後留學時候的照片推測應該是醬式的。

求攘夷派的親爹心理陰影面積。

西園寺公望的標籤是「貴族」而不是「公家」，也就在於他生於大動蕩的幕末維新之際，跟上了日本近代化的腳步，而且因為去歐洲，而成功的成為一個近代化的「貴族」，不是幕藩體制下的公家。

西園寺日後因為「鐵路國有」而號稱赤色公爵，但是1871年他來到法國看到「巴黎公社」的時候卻是「勃然大怒」。西園寺公望留學法國之際剛好趕上巴黎公社，1917年加賀百萬石的侯爵前田利維在俄國當駐外武官目睹十月革命，都是華族出身的日本貴族被歐洲階級鬥爭震驚的著名事件。但是剛剛放眼望世界的西園寺跟幾十年後已經「文明開化」的前田利維還不能比，前田利維看到十月革命沒有勃然大怒，而是趕緊吩咐家裡人把侯爵府改造的簡樸一點兒。

西園寺在歐洲的留學據說還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但是我覺得以西園寺的政策看，他在政治上依然是比較典型的19世紀末的民主派開明貴族，在這裡我沒有用「自由派」，是因為眼下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和選舉擴大的一面已經幾乎被自由派抹殺了，自由派被描述的除了經濟自由主義之外一無所有了，所以我用了「民主派」，畢竟西園寺是鼓吹過鐵路國有的「赤色公爵」，肯定不入眼下自由派的法眼。

西園寺之進入明治政權的核心，第一靠的是出身，如果他不是清華家的當主，他不可能是西園寺公望，第二靠的是跟他有一點交情的岩倉右大臣，那時候比他大小一輪位卻低一階的岩倉，如今是公爵了西園寺只是侯爵。但是西園寺1881年留學歸國卻沒有去投靠他的親戚和朋友們，相反這位從歐洲回來的叛逆貴族，在明治寡頭專制即將因為內訌而崩潰的明治十四年，當了鼓吹自由民權的《東洋自由新聞》的社長，這簡直是公開跟「有司專制」的明治政府挑釁，結果被當宮內卿的親哥德大寺實則叫到宮內省，拿著天皇的「內敕」讓他辭職。這段經歷大概也是明治維新五十周年的時候，會選擇他來寫《新聞紙之由來》的緣故吧。

我發現再這麼一來就要變成西園寺生平概說了，我還是評價一下算了。

西園寺之在明治國家的經歷大體上分為幾個時期，首先是公家貴公子到出國留學的叛逆貴族這一階段，然後是作為支持伊藤博文的開明派貴族的階段，然後是作為繼伊藤博文之後擔任政友會總裁，進而總理大臣，與桂太郎交替之爭的「桂園時期」的階段，然後是作為元老參與「奏薦」參與左右日本政局的時期，再後來是作為「最後的元老」一人左右日本政局的階段，然後是他奏薦的內閣不斷失敗，甚至連奏薦的能力也遭到挑戰甚至失敗而退出政局的末路期。

如前所述明治維新是少數作為朝廷和雄藩的白手套的下級公家、武士依靠大義名分壓倒了幕府、雄藩而獨霸新政權的活動。這些人建立起來的寡頭政府，就是明治政府，而被排除在外的勢力則在武裝舉兵失敗之後，轉而利用「五條御誓文」里開國會的許諾作為工具，進行合法的要求寡頭分享權力的鬥爭，這就是自由民權運動。

而藩閥圍繞立憲問題又發生了內鬨，明治十四年也就是西園寺跳出來辦東洋自由新聞的那一年，太政官圍繞普魯士式憲法還是英國式憲法發生了內鬨，這就是明治十四年政變，因為主張英國式立憲而被排擠出去的佐賀派轉而跟土佐派一起鼓吹自由民權，政府迫不得以宣布制定憲法召開國會。這一時期的日本民權運動與國會召開之後的國會政黨其實都是幕末以來失勢的各派的工具，關東派不用說根基就是舊幕府，東北派是奧羽越烈藩同盟的賊藩，九州派是佐賀士族，四國派就是土佐，這四派到昭和初年都是政友會的主力，更不用說在明治時期。

而把持著政府的薩長藩閥又分為兩派，一派以山縣有朋，井上馨為首，認為憲政就是災難，內閣因為國會成立已經難保了，所以把希望寄托在軍隊上，統帥權獨立可以讓藩閥繼續擺脫國會的干擾而控制國家，薩摩海軍長州陸軍也就是這種心態的產物，而另一派則是比較開明，同時也不那麼腐敗的薩長藩閥，以伊藤博文為首，最初是覺得「國會有什麼了不起」，伊藤博文在地方官會議上就說過「你們看俾斯麥侯爵不就是超脫於政黨鬥爭之上而常保政局的穩定的么？」，儼然以東洋俾斯麥自居，他的講話當時就遭到了他的追隨者伊東巳代治的批評，伊東說「俾斯麥式政治依靠的是俾斯麥式的偉人，日本沒有俾斯麥式的偉人是搞不成俾斯麥式的政治的」，非常不給伊藤面子。但是話糙理不糙，伊藤很快就發現在日本像俾斯麥那樣操縱各政黨是行不通的，所以下決心跟黨人合作，成了政友會的總裁。

而西園寺從各方面看都只能選擇伊藤博文，首先從出身說他是舊公家而不是薩長藩士，他不可能贊同以地域集團的方式把持國家的做法，第二他是開明派貴族，不可能贊同反民主的寡頭政治，第三是西園寺性格上就是比較叛逆的一個人，他不可能對腐敗到毫無下限而且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可以不顧大局的山縣、井上這種人有好感，而伊藤剛好是一個非常有男子氣概的而且比較磊落的人，是那種搞政治「來者不拒去亦不追」的人，雖然當了黨的總裁卻能夠公事公辦的大丈夫型政治家，在這些公開的理由之外還有一點也的考慮到，那就是山縣、井上對三菱財閥的提拔到了紅果果的地步，而西園寺的親弟弟過繼給了住友財閥，是第十五代住友吉左衛門，他也不可能贊同公然給三菱開外掛的山縣井上。

所以在總裁總理大臣以前，西園寺是伊藤的追隨者，而且加入了政友會，在那個「君子不黨」的時代加入政黨也是需要魄力的，伊東巳代治也是伊藤的追隨者，而且參與了創立政友會，但卻沒有加入，西園寺出身華族而且是侯爵，但卻加入了政友會，對伊藤來說確實相當的支持。

作為黨人也好、伊藤派政治家也好，西園寺對元老體制實際上是不以為然的，元老制度本身就是藩閥給自己留的外掛，伊藤博文自己是明治元勛，自然不覺得元老有什麼問題，但是西園寺實際上對元老是批評的，在作為政友會總裁與桂太郎交替執政期間，他們倆實際上用互相推薦的方法，繞過了元老奏薦，西園寺是伊藤的追隨者，桂太郎是山縣有朋的「副官總理」，但這兩個人卻都繞過了元老制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在西園寺的執政期間，西園寺的表現也是非常有輝格黨貴族氣息的，維多利亞女王說德文郡公爵如果不是對政治過於冷漠是可以有更大的作為的，張伯倫對巴爾弗也有這種評論，而西園寺作為總裁總理大臣也被認為是過於冷淡，喜歡留有餘地，動不動就要辭職。而且作為華族出身的人，他對天皇也沒有那種正在逐漸形成的敬畏，他對大正天皇的態度就比較明顯，大正政變的時候天皇把他叫道宮中塞給他一張皺皺巴巴的紙，意思是要他當總理大臣，他退出來之後把紙交給宮內大臣然後說「我不認為這是大命」然後就退出來了。這種事只有把天皇看作是「棋子」的明治元勛和舊公家才幹得出來。

諷刺的是對元老政治採取批評態度的西園寺自己之真正發揮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卻是作為元老。這個尷尬現實的最好體現是原敬可能被奏薦的時候派人去向西園寺打招呼。說「原總裁希望來問候西園寺公」西園寺回答「原敬是元老政治的批評者也要來拜會元老么？」傳話的人立刻回答「原總裁是想向政友會前總裁的黨人老前輩問候」。把西園寺頂了回去。

西園寺公望作為昭和時期政黨政治的守護者，同時見證了日本政黨政治的失敗。他的角色和地位，恰好折射出這一變遷的結構性根源。

在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西園寺身為唯一的元老，由他奏薦首相而非眾議院選舉，催生出政友會和民政黨輪流執政的兩黨政治。兩黨都會揣摩西園寺公望的意向，決定總裁人選，爭取被提名為總理。即升味准之輔所謂「通過西園寺來調節的政黨政治」，「以西園寺奏薦首相為核心的政黨政治」。

但元老本身並無任何制度上的依據，明治憲法中即無相關設置。作為藩閥政治中的產物，元老也無法同一般民主國家的政客一樣，背靠民意為恃。西園寺公望作為華族，並非藩閥中人，成為元老已是偶然。他在當上首相和元老後，權力也較為有限。第二次西園內閣因為陸軍的不合作而倒閣，等到西園寺成為唯一的元老，獨立行使奏薦首相權力，卻始終也沒有駕馭或限制日漸膨脹的軍部的辦法。皇姑屯事件後，西園寺希望公布陸軍炸死張作霖的真相，並且極力主張從嚴懲處，未能實現；對九一八事變和關東軍擅自出兵，西園寺很不滿意，也無可奈何；犬養毅被刺後，西園寺被迫變動自己確立的推薦政黨總裁為首相的慣例，奏薦齋藤實組織中間內閣；西園寺對近衛日漸失望，卻不得不把他作為自己最後的王牌……都可以見出唯一元老權力的限度。

久野收、鶴見俊輔認為：天皇的權力和權威，有密教和顯教兩種解釋：

所謂顯教，就是把天皇視為具有無限的權威和權力的絕對君主的解釋體系；所謂密教，就是認為天皇的權威和權力事由憲法和其他法律劃定了界限的，天皇是有限君主的解釋。……天皇，作為國民之主，是徹底的絕對君主；而從與統治階層訂立的約法來說，他是立憲君主，是國政的最高機關。

兩者之間的落差，是明治時統治政壇的藩閥政治家們，為自己圓熟控制政局有意留下的空間，明治憲法其他的暗門也多是出於同一目的。在元老們普遍在世，且互相可以妥協、平衡的明治時代及大正前期，尚且能約束各方，不至於出現大的問題。

等到元老凋零，藩閥事實上潰散之時，唯一在世的元老西園寺，無論是個人權威還是性格，都無法填補這大段空白。作為元老政治反對者的西園寺元老，雖然小心翼翼地維持憲政常道，卻最終目睹其失敗。這並非西園寺個人的過錯，而是日本帝國政治的整體失敗。

西園寺公望歷經孝明、明治、大正、裕仁四代日本天皇的人，他從倒幕戰爭中崛起，在日本走向法西斯中落幕，年輕時候積極推崇革命，晚年渴望阻止國家的軍國化，那麼該如何看待這位穿梭於4代天皇的日本重臣呢。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西園寺公望（さいおんじきんもち，1849年10月23日-1940年11月24日），作為活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人，西園寺公望見證了日本的發展，他出生於舊九清華族之家，日本當時將九個家族（久我、三條、西園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門、今出川、廣幡、醍醐）稱為九清華族（貴族），他是德大寺家的孩子，幼年時過繼給西園寺家成為養子。

西園寺公望順利的成為家族繼承人，這使得他4歲時成為孝明天皇的「侍從」、8歲成為少將、13歲成為中將、18歲時已經成為日本朝廷的重臣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不夠勤奮的人，相反西園寺公望從小刻苦學習，雖生於華族卻對革命情有獨鍾。

當時日本的革命是倒幕戰爭，即推翻以德川家為主的幕府制度，讓天皇制度重新恢復活力為主，然而這場戰爭卻並非一種從上至下的改革，相反是以下克上的戰爭。

當時隨著黑船來航事件發生，幕府重臣將是否開國推給了孝明天皇裁決，為此美國艦隊離去，幕府以為事情過去了，但之後再次來航導致幕府不得不選擇開國。需要理解的是日本的閉關鎖國亦不是不與別人交易，而是由幕府壟斷貿易形成官營貿易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主的藩府經常走私，導致藩府對於幕府的統治非常厭惡，非常渴望開國，一旦開國形成貿易，藩府的能力就會大漲。

所以為了擊敗幕府，藩府和天皇逐漸形成了一種默契，導致尊王攘夷運動興起，大量藩府中的志士（上士和下士為主）的革命力量出現，在這種情況下西園寺公望積極與他們聯絡，當倒幕戰爭勝利以後，西園寺公望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藩府志士進行交往。制定了王政復古的政策，就是權利重新由天皇掌控，在這種情況下幕府時代終結。

然而獲得成功的西園寺公望卻選擇了出國，前往法國，當時的法國實質上已經出現了下坡路，真正興起的國家是普魯士也就是之後的德國，在學習了10年後的1880年他返回了日本，法國革命與日本革命有本質的不同，這導致長期在法國學習的西園寺公望歸國後投入了輿論界，西園寺公望與中江兆民聯合創辦了《東洋自由新聞》，在書寫思想的時候其主要想法已經與日本當時所想要進行君主立憲制有很大區別，這讓天皇勢力很是不滿，於是派出原來家族的德大寺實則來遊說西園寺公望，他不為所動。

直到天皇親自發出敕令他才不得不返回政府勢力中，所以該如何理解這一段時期的西園寺公望，西園寺公望雖然出身於貴族可前往法國十年後他逐漸想要進行的不再是傳統式的日本政治，其渴望的是議會政治，在這種情況下他與伊藤博文相談甚歡。

1882年他與伊藤博文前往歐洲考察，在此期間雙方關係發展迅速形成了日後的親密關係，回國後開始制定日本立憲運動，要看到的是日本的君主立憲制更像英國式改革。

也就是說當年取得倒幕戰爭的藩府實際上是想要通過議會制度來架空天皇，雖然天皇至上和一君萬民論等崇尚天皇制度的思想非常久遠，但從實際利益出發表面呼喊天皇萬歲的日本舊藩府勢力實際上是想要爭奪對於議會的控制權。

在這種情況下1900年9月，成立了政友會。政友會可以視作是日本想要維持議會制度的一派勢力，那麼天皇為了獲得權利，則開始拉攏山縣有朋為代表的軍人派，日本的舊時代博弈格局正式出現，當時出現了四大勢力：

天皇、議會、軍人、商人。

這四大勢力中商人勢力最弱，主要是議會與軍人勢力進行博弈，天皇則希望擺脫議會的控制，軍人則試圖與天皇建立管道，在這種情況下西園寺公望已經成為伊藤博文身邊不二人選，到1903年西園寺公望正式成為政友會的總裁，他在伊藤博文之下領導議會制度來對抗軍人勢力。

那麼不管是議會還是軍人他們都是支持擴張的，只是這種擴張的權利是把握在軍人手中，還是把握在議會手中是雙方博弈的關鍵，在之後的時間裡伊藤博文被朝鮮人安重根刺殺，這其實很大程度上減弱了議會的力量，但也使得西園寺公望成為了頭面人物。在這一階段內的「桂園時代」即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進行對議會博弈的時代。

但當時獲得勝利的是議會制度，因為日本的擴張在日俄戰爭後出現了一種暫時擱置現象，而渴望強勢實際上大多被軍人和議會博弈的明治天皇去世，新的大正天皇是一個有腦部疾病的天皇，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處於一種相對和平的時代，在這時候議會就逐漸壓制了軍隊的勢力，使得政友會在這一時代大放異彩。

可是於此同時的是年幼的裕仁天皇卻不這麼看這個問題，裕仁從小見到自己父親大正犯病時候被議會貴族嘲笑，以及他感受到表面上人們高喊萬歲，實質上對於天皇制度卻處處壓制的議會是他的障礙，再加上他從小就被日本軍人如乃木希典等人進行教育，被傳播了大量的軍人思想，這讓他有一個目的要達到。

讓天皇權利至上。

雖然在這個時代議會佔據了強勢的地位，以山縣有朋為起點的軍人在之前創造了參謀本部，日本的參謀與其他國家有很大不同，日本的參謀是直屬於天皇系統的，可以將參謀試做是天皇的監軍，而陸軍參謀本部的建立讓海軍非常眼紅，雙方博弈的結果是在1904年建立了大本營，這種制度的出現讓天皇獲得了與軍人合作的優勢。

當裕仁還是皇太子的時候，他前往德國巴登巴登地區會見了統制派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三人，被稱為「巴登巴登三羽烏」，當時的東條英機還不過是一個列席會議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以日本軍人為代表的新勢力開始崛起。

少壯派軍人們的思想非常明確，他們為何高舉天皇至上的旗幟，其本質就是要突破以議會制度為主的思想，讓日本成為一個軍國主義的思想。但這之中出現了兩派，一派是以制度形式為主的軍國主義，即統制派。另一種是以控制力為主的，皇道派。

可這兩派的爭鬥都以破壞日本內部的議會制度為主，所以在西園寺公望的人生最後期，就是在與這兩方進行博弈，由於到了1924年孫方正義死後，西園寺公望已經成為日本內部最後的元老級人物。

雖然西園寺公望想要拚命的阻止軍國主義思想的崛起，可是真正在推動這一思想的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裕仁天皇另一個則是少壯派軍人。

所以歷史諷刺和尷尬的一幕出現了，這時候的西園寺公望和其所想要維護的議會制度，在少壯派軍人眼中則視作是如同舊幕府一般的存在，另一方面在知識界曾經長期在中國參與革命的北一輝為何回國後就突然開始鼓吹法西斯主義？

這是因為當他回國後看到的是議會制度已經形成了黨派和門閥之間博弈的結果，在這種結果下渴望天皇重新掌權的思想便上升起來，再加上日本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停滯，導致大量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經濟危機的發生讓擴張必然重新返回擴張的時代。

這便是西園寺公望與議會制度最終失敗的根本，他們即得不到天皇的支持，下層不管是軍人的軍國主義，還是文人叫嚷的法西斯主義，都要求權利交給天皇，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激進派軍人開始製造各種事端。

在國內激進的少壯派軍人以刺殺和暗殺為主，在國外他們通過製造如震驚世界的滿洲事變實行擴張為主，製造事變的少壯派軍人在返回國家時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相反得到了如同英雄一般的待遇，這使得西園寺公望逐漸舉步維艱。

這種博弈1936年2月26日在二二六兵變中達到了頂峰。

由於軍人中皇道派不滿統制派的強勢，他們首先在前一年1935年刺殺了裕仁的核心培養對象永田鐵山，到了1936年雙方關係惡化，於是皇道派軍人發動兵變，在過程中他們不僅想要徹底打敗統制派，另外想要打敗議會制度，為此他們襲擊首相、內大臣、財政大臣、教育大臣、侍從長等，其中就包括對於元老們的刺殺，原計划去刺殺西園寺公望，但由於他的地位過於重要，計劃被取消。

兵變雖然被打壓，但是議會制度再也不能壓制軍人的崛起，之後軍人、文人和天皇完成了內部的統一，使得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軍國主義化。正式開始了對外發動戰爭的高潮期。

那麼該如何看待西園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幼年出生於華族，他的理想與抱負是將日本建設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進而使得日本成為議會制度的國家，但是命運尷尬的是，當他成為元老去拚命阻止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時候，他自己則被瘋狂的激進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們視為如同幕府一樣的人。

最終在1940年，西園寺公望去世，之後的日本再也沒有人能阻止戰爭的狂熱，可戰爭的狂熱不能掩蓋的是日本沒有發動持久戰爭的能力，日本也只能掉入自己挖設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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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前被稱作民主的最後希望之光，晚年試圖阻止日本軍國主義，值得稱讚的有現代思想的傳統日本貴族。

這個人有多強看看後代就知道了，後代傳承西園寺刀法，其中以西園寺世界為最，練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西園七連斬，與名門望族伊藤家族聯姻締結盟約，可惜最終不敵攘夷志士假髮傳承下來的假髮族，假髮族家主言葉修得一刀流桂之奧義假髮脫頭刀法，並且與戀足的伊藤家族家主通過修鞋補鞋結識，並最終發展為聯姻關係，此時世界謊稱孕育了下一代伊藤家主，為了伊藤家族和西園寺族的的興旺，世界使用七刀流乾淨利落地擊敗了伊藤家主，準備把持伊藤家，但是最終在與穿著誠心誠意牌涼鞋的言葉的背水一戰中，七刀流不敵一刀流，慘遭卍解，死前回顧一聲，決定立下無字碑供後世評說，自此西園寺家族與伊藤家族由於家主被殺群龍無首逐漸衰落，而攘夷志士黨派首腦言葉也由於再也找不到合適的人字拖而鬱鬱寡歡，最終僅攜帶殘留的誠心拖鞋出海東渡，一刀流就此失傳，攘夷志士內部鬥爭導致分崩離析，而島國也因為長年遭受隕石撞擊，國力逐漸下降，雖有不停轉世意圖拯救世界的志士不斷努力，但由於每次都喝了假酒中毒而無法實現，最終島國淪為另一首腦大國第十一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