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的，為什麼他們成功了，我們失敗了？從中我們能獲得什麼樣的啟發？

01-18

歷史

首先說一下人們對明治維新的一個普遍的印象錯誤：明治維新叫維新，實際卻是革命。

薩長聯盟為軍事主力，在天皇的大旗下通過戰爭手段打敗了德川幕府，重新建立各種制度。這種戰爭方式的革命最大好處是可以打破一切固有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更為健康的新機制。

經改，軍改，政改。經改最簡單，政改最難。明治維新可以三項齊飛，洋務運動卻不能。洋務運動從本質上講，只是經改而已。大清的軍改要等到庚子之變後。政改更晚，剛剛開始起步，大清就完了。

從經改上講，洋務運動實際上是成功的。兩次鴉片戰爭後人們開始開眼看世界，突然發現工業革命帶來的好處。這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到處都是農業社會轉化工業社會帶來的商機，落後太多，上升空間大。對大清而言這是一個大的經濟增長點。開始的時候，傳統的官僚資本、特權階級對新事物還沒有足夠的認識，而且蛋糕夠大，民間也可以分一杯羹，上下都有的賺，經濟一片繁榮。可只做經改的弊病也是一定會出現的，大概30-40年的時間，傳統官僚資本和特權階級把新生產業的紅利瓜分完畢，大清的經改也就結束了，社會格局又回到了之前的狀態。

此後就是甲午戰爭，只做經改的大清被全面改革的日本海扁一頓，從而宣布「洋務運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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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說說明治維新和大清軍改：

明治維新開始以後，日本軍隊開始全面軍改，操練新軍，軍隊開始現代化。頒布廢刀令、斷髮令更是徹底消滅了原來的武裝力量，由戰鬥力更強的新軍全面接手。即使是西鄉隆盛在九州起兵反對廢除武士階級，用的也是新軍。

而大清呢？甲午被痛扁才開始操練新軍，整整晚了幾十年。然而即使是晚了這麼多年，大清的軍改也是慢慢騰騰，小腳女人一樣向前慢慢踱步。為什麼？既得利益團體和特權階級阻撓唄，畢竟掌兵的人後面還連接著朝廷。八旗兵在乾隆年間就不行了，可還得軍費養著。綠營在太平天國時期就證明了是廢物，可也得繼續養著。這兩隻大爺軍隊佔用了大量軍費可戰鬥力只是戰五渣，大大延緩了新軍的發展速度。

對比一下就發現，明治維新帶來的徹底革命迅速讓日本走上了現代化道路，是一種至上而下，主動的求變。而大清基本上是被逼著前進，兩次鴉片戰爭，逼出了經改、甲午和庚子逼出了軍改、革命黨的出現逼出了政改。

道理很簡單，但看清楚這一點需要有相當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對政治事務的解構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從浩瀚的訊息中抓住關鍵要素，而非重複不斷地照本宣科或者羅列資料。

清王朝「韃虜入主中原」的國家形態，決定了她不可能施行明治維新式的改革。

明治維新式的改革是什麼？現代化的教育，現代化的官僚選拔制度，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這些會釋放什麼？民族主義，現代官僚，加大貧富分化。

對於日本這種單一民族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富國強兵的良藥，現代官僚能夠提高國家的效率，貧富分化是個問題，但可以克服。

但對於大清呢？現代化教育釋放的漢民族主義首先消滅的就是滿清自己；現代化的官僚將摧毀科舉制度形成的漢族士紳官僚集團，而後者是大清統治漢地的支柱；貧富分化則會加劇不滿，引發動蕩。

所以，大清不可能進行明治維新式的改革，後來的清末新政也證明了，一旦維新改革，廢除科舉制度，釋放出漢民族主義，大清也就很快滅亡了。這就類似於奧地利帝國不可能像普魯士一般能進行現代化改革的道理是一樣。

梅特涅親王常常嘆息包括約瑟夫皇帝在內的每一次奧地利帝國現代化教育、政治和經濟改革，都會釋放出各個民族主義動蕩的魔鬼（《梅特涅親王回憶錄》）；俾斯麥則認為由於普魯士是一個純粹的德意志人國家，可以進行現代化改革，而無須擔憂負面後果，恰恰是相比於奧地利的最大優勢（《思考與回憶》）。

所以，相比於亂扯一通的學界認知們，這些身經百戰大政治家們的看法無疑是相當清晰睿智的，而滿清改革的命運也驗證了這一點。

實事求是地說，從滿清統治者的利益來看，榮祿、慈禧對改革的見解，顯然要比光緒高明一百倍。當然，你要是科班出身，對歷史的殘酷和政治的邏輯理解有限，那麼你永遠不會懂得進步派和工業黨的下場往往會是粉身碎骨，而非功成名就。

「雖有善良的想法，但終究一事無成的人長眠於此」。——失敗的改革皇帝約瑟夫二世

參考鏈接：《印度與中國的本質區別何在：為何印度不可能登頂！》

首先，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認為19世紀中後葉清朝的近代化是完全失敗的，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可能有人覺得，對於清朝，成功就是像VIC2里的開化大清一樣拳打英法腳踩日俄，失敗就是歷史事實，也就是輸掉甲午戰爭和庚子戰爭，最後在革命中滅亡。

實際上，清朝能夠滅亡在1912年，就已經是這些舉措的大成功了。要知道，在這些努力之前，大清其實是這樣的：（av13657446）

這樣的：

歷史上那個樣子根本不叫失敗，叫成功，比上面這兩幅圖更爛的局面才叫失敗。這個成功的結果就是歷史上這個樣子，因為這些舉措也就配得到這樣結果。這個結果已經非常不錯了，沒有洋務運動攢下的軍事工業底子，1900年以後怎麼編練新軍？沒有新軍辛亥年拿頭鬧革命啊？

問題其實在於，為什麼我們的近代化進行的相對緩慢，以至於打不過日本和八國聯軍。

這兩個問題其實根本上都不是軍事問題，不是近代化的快慢問題，而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有一個誤區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迅速走上了革新開化的快車道，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日本的工業化和我國的工業化同樣屬於零散工業化，鋼產量上仍然落後一流列強兩到三個數量級，日本工業的真正起飛還要在這之後。之所以拿著半斤八兩的底子打不過，根本上還是由於北洋水師並不是大清國的海軍，是李鴻章的海軍。

至於八國聯軍戰爭，這更不是一個軍事問題，因為我們並不是輸在戰場上。如果想明白：1900年的中國招惹不起這麼多國家，1900年的日本也招惹不起，甚至2017年的中國也招惹不起，就能發現區別不在於後兩者比前者能打，在於後兩者不會以這種方式給自己加戲，而被列強讓光緒親政的要求惹毛了的慈禧會。

除了常說的，大清只學技術，不學制度。還有：

洋務運動只是地方行為，沒有朝廷的統一籌劃。就這樣，洋務派也沒形成合力，左、李、張等還互相看不上。

恭親王攝政期間，也就是60年代，洋務派還能得到支持，但69年後恭也失勢，在遭到慈禧兩次訓斥後，恭也心灰意冷。而恭和文祥之後，滿人也沒有有遠見、能力的人領航。

實際掌權的慈禧缺乏遠見，沒有魄力。

頑固勢力太大，普遍認為沒有國家能比得上大清、沒有哪個制度能比得上大清制度、沒有哪個學說能比得上儒家學說。

沒有從中國夢裡醒來，比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其他國家想見同治。但我們糾結於他們不肯跪拜，最後見了一次，還是在接待藩國的地方接見的。

明治維新勝利的前提是倒幕運動勝利了，這讓改革派徹底打敗了保守派，讓改革得到了政治與軍事上的雙重保障。

洋務運動僅僅停留在「救大清」這個層面，並沒有真正認識到是韃清的制度錯了、思想錯了，卻單純把武器落後作為唯一原因。

反觀明治維新，其改革就是以頂層設計為開端，先在政治上「撥亂反正」，創造良好的氛圍。「廢藩置縣」後，地方再也無法對抗中央，政令通達；政府扶持企業，很快培養了一批大資產階級，完成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化。

但當時的中國，勞動力、市場、貨幣和資源被數萬甚至數十萬個地主牢牢控制在鄉村。村與村、村與城之間相互閉塞，自然經濟在外資衝擊下半死不活，但仍如同殭屍鉗制地方經濟。過去「皇帝、士大夫、地主」共治天下的格局沒有變，縣以下基本被宗族勢力把持，甚至出了直隸，政令就難下達、執行了。

而洋務運動推動者反而是最大的保守派，中央如此，改革結局不難預測了。

日本這個國家，他是一個海島，距離大陸百十公里，在西方海軍虐遍全球之前，基本沒什麼國家能夠打到他那邊去。蒙古人干過兩次，結果運氣不好被「神風」消滅了海軍，丟下了一堆戰俘，成為日本社會最底層「部落人」，就是現在，男女雙方結婚，查到對方是部落人的話，解除婚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國土防禦沒有什麼太大壓力的同時，他可以隨意向別國學習。聖德太子組織的大化改新塑造了古代日本。20年後的白江口，倭國徹底看清了我們的優勢，一大批的留學僧、研究僧來到了我們這兒學習，使得日本在之後幾乎就成了我們唐朝的一個微縮模型。可以說，日本文化之前是豆漿，在碰到了中國的文化這個滷水之後，才成了豆腐。

作為唯一一個延續下來的文明古國，我們的文化其實是有著十分強大的生命力的。那為什麼在近代我們落在了後面，作為學生的日本卻一下子脫亞入歐，成為亞洲唯一一個世界列強。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再擴大一下：

為什麼是西歐和日本這些「蕞爾小國」起來了，然而稱雄中東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土耳其和制霸東亞的中華帝國怎麼都稀里糊塗的落在了後面？

真相絕對不是只有一個，但是兩個大國的同樣一成不變的中央集權制害了自己。或是說，西歐鬆散的君主制，破破爛爛的古典文明使得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階級能夠成長，最終最具活力的商業，最有威力的科學技術成為了現代文明的核心。

你說大清？

一個寫錯字就有可能菜市口睡覺全家發配寧古塔的社會，別說是興起一個階級，偷偷出趟海都是冒著無比的風險。不破不立，西歐脆弱的封建制度恰恰成為了一種後發優勢，而我們密不透風的中央集權在領先了多少年後終於落入「遏止領先原則」這個歷史漩渦，開啟了我們百年屈辱的序幕。

剛才說的是為什麼我們落後了。知道我們落後了之後，為什麼人家日本改革改成了，我們就是走不通這條路呢？

書上是這麼說的：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通過資本主義發展起來。說的對不對？對。這是高中生的標準答案。但是假如僅僅是這樣，那日本呢？

還是我們的君主制度太好了，好的根本就沒法一起好好的玩耍。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薩長兩藩功勞最大，那我們也有湘軍淮軍啊。但是薩長可以推到幕府，可以「王政」復古；李鴻章卻只能自稱「裱糊匠」，要修補大清這個「四處透風的屋子」。沒辦法，中央太強大，在徹底半殖民半封建之前，還沒有別的力量可以撼動清朝的統治。再加上傳統忠君愛國的道德綁架，大部分人選擇的是和清政府站在一起。

再看看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清政府，他的目的是什麼，不是中華民族制霸全球，那時還沒有中華民族這麼一說，清政府的核心利益就是維持滿人的統治，延續大清的正統。翁同龢可以因為限制漢人官員的力量砍掉北洋水師的經費，慈溪辦壽也可以為了熱鬧不要那艘後來成為日本聯合艦隊主力戰艦的吉野號。我們一直覺得很多清朝官員是豬一樣的隊友，但是站在維護滿人統治這樣一個出發點，他們做的很好。無論是洋務運動、義和團、還是戊戌變法，對我滿人有利我可以用你。假如不利，那麼對不起，卸磨殺驢也好，割地賠款也好，對我大清只是肌膚之痛，只要大清正統還在，祖宗之法不變，一切都還好說。

歷史，充滿了很多偶然，但是背後，卻又有更多讓人無可奈何的必然。

謝邀，向大家推薦井底望天博客的說文論武部分，我根據印象答。

明治維新據說在國外都被稱為明治復辟，實權勢力推翻幕府後進行各項改革措施，自然輕輕鬆鬆。另外也可以類比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實權沙皇自上而下發動的，乃至後來慈禧太后的新政，實際上也取得了不少進步（參考《重說中國近代史》）。

而戊戌變法呢，一個天真沒有什麼能力的皇帝，用了一群沒有搞過政治的青年書生，並且拒絕和實權人物如李鴻章等人合作，要能成功，就怪了。重點：改革要靠實權人物，改革要有妥協。

改革這東西，即便有了實權人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一步一步來，有節奏，有過渡，鄧公的改革開放，也是多少年的實踐，維新人士天真幼稚，百日維新據說平均每日推出三條法令，這麼做，還不天下大亂，最後慈禧出面，倒有點不得不收拾殘局的感覺了。史上成功的改革，如秦商鞅，西漢桑弘羊，明張居正，其改革的關鍵重點不出四條。重點：改革要有節奏，有重點。

我們受到的啟發就是，不要相信公知，他們忽悠還可以，真上來准搞砸了。我看好習總。

鄭觀應《盛世危言》載：「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麥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學管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問船炮之利，某廠價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源，其在此乎？嗚呼，今雖不幸而言中矣。」

原因在於清朝的統治集團與日本有著根本不同。

清朝的統治集團是一個少數民族，統治著人口為其上百倍的漢族人。從而清朝不得不對漢族人口處處提防。不論是洋務運動，還是變法維新，都是以漢人為主搞的一套東西（事實上因為漢人占絕大多數，不論做什麼事，基本都將以漢人為主）。這些運動，任何一次成功，都將影響皇權的權威性。即使像甲午戰爭這樣的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朝庭中盼著北洋艦隊輸、等著看李鴻章笑話的滿臣不在少數。海戰打輸了，割地賠款，清庭的統治仍能續命；一旦北洋做大，尾大不調，朝庭還能不能苟且都是問題。（有趣的是，因鎮壓辛亥革命清庭不得不給袁世凱擴權；擴權之後，清庭真的就沒了）

而日本不同，多少年來，基本是大和這個族自己管理著自己，即使自己廝殺了很多年，中央政府並不是很強勢，但天皇的地位卻是從沒有動搖過的。在合適的時候，出了一位能幹的天皇，事情就順水推舟了。

所謂學如逆水行舟，那個時代的改革競賽也一樣。中國慢了一步，就步步慢，直到日本領先到有能力開始侵略中國，攫取中國的賠款進一步作為他們的資本積累。而隨著中國的一點點失血，資本外流，工業化的時機已然錯失了。

德國人說，日本把技術、政治制度都拿去學習。

中國人只學技術，指望夷之長技以制夷。技術是表象，根本是其制度問題。

而且兩者的推動程度天差地別，一個是天皇帶頭，中國只能靠幾個開明大臣來推動。

日本是真正的開始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的只是弄了一些官辦企業，由於官員確實無法勝任經營企業的責任，還造成了很多浪費。最後漢陽鐵廠產的鐵價高質劣，某軍火長的產品淮軍都拒絕使用。

推動國家的變革不能只靠幾個人來推動，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中國知識分子或者說統治層和日本的知統層有一個本質區別，那就是中方天生覺得老子天下第一，被摁地上揍只要有借口還嘴硬，硬不下去了也就不用維新了，直接革命。

而日方天生知道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不僅樂於接受唐學，也可以接受蘭學。發現英美更強之後當然也比中國維新更容易。

後來日本人見大清死透了，自己又擊敗沙俄揚名立腕，也覺得自己天下第一，卒。

日本是經過幕末戰爭——西南戰爭等數次洗牌的，中央到地方都換了一輪；上下一心銳意進取，鉚足了勁要往前走。

清國僅僅是經歷過太平天國運動，捻軍等洗牌，幾個漢族地方大員脫穎而出罷了。清廷對他們是三分利用七分防備。肯定進度比不過日本。清廷方面上下一心改革則已經是慈禧掛掉，滿族少壯派上位的時期了，大清已經不剩多少年時間了。

孫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勝。信然也。

同樣一個勸學篇，看看福澤諭吉和張之洞寫的，答案就有了。一個從人心，從制度，從根子上去尋求改變，一個從形式上，從器物上去改變，能走到最後，能成功的一定是前者。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放到一百年後的國內，也並不落伍，人人獨立，國家方能獨立，這種獨立，不僅指物質，更是精神的獨立，人格的獨立，共勉

明治維新時的日本跟中國很不一樣，它能成功恰恰說明日本的封建制度並不牢固

江戶幕府坑人更加坑己的「幕藩體制」可是相當脆弱。這種脆弱到什麼程度，別說跟西洋通商能夠瓦解，光是在清初和清朝通商就差點要了它的命。據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從順治五年（1648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日本流入中國的金子約2397600餘兩，白銀約374220,余貫，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七年日本流入中國的銅達114498700餘斤。因此幕府還要對中日貿易就行限制才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如果是木乃伊，江戶幕府下的日本就是一張紙一捅就破。

「安政五國條約」簽訂後日子就更糟糕了，通商口岸開了6個，但都是日本重要的港口和城市（神奈川、長崎、兵庫，新潟、江戶、大阪）跟中國有廣大的縱深能夠抵擋商品傾銷的危害不同，日本自然經濟在1859年7月以後可以說是徹底完蛋了。西方商人和各國使館還利用日本黃金價格低於世界市場的情況，用白銀套購黃金（當時日本金銀比是1:5，歐美比價是1:15）謀取暴利，更是導致日本物價飛漲，廣大農民和下級武士生活水平日益惡化，縮小了幕府本就可憐的抗打擊能力。

日本在黑船事件前和中國明清一樣就出現了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但他們屬於「經濟力量比較弱的工場手工業資本家」政治上具有很強的妥協性，沒有能力來領導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

伴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在日本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在明治維新前，日本資本主義因素主要產生和發展於農村地區。因此農村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主要活動基地······但因幕府末期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水平不高，資產階級尚處於初級階段，他們還不是「現代的資產者」，而是經濟力量較弱的工場手工業資本家。 ——吳於廑《世界史下卷》

所以完成日本倒幕的是外樣大名和一部分武士，他們領導日本倒幕，明治維新。前者很多是對幕府不滿（無權過問幕政，備受將軍的限制），比如西南的薩摩、長洲、土佐、肥前四藩的藩主。後者中的一些下級武士也因為被削減俸祿，生活水平下降，也「恨主如仇」。

而且武士跟中國地主不一樣，幕藩體制下的武士是脫產的，而且居住在城市中，他們是通過與向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大名和將軍領取俸祿的形式參與對農民的剝削，而並非中國士大夫那樣作為地主直接對土地上的佃農進行剝削，因此容易受到市場等外來因素的影響。在開國前後武士尤其是下級武士飽受俸祿下降和物價上漲的痛苦，出現了內部分化，一部分和資產階級合流（通過自行組織商業或組織資本主義家庭勞動，或者收容富有商人的養子來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索性同富商通婚，甚至自己過繼過去當養子來擺脫經濟困難），絕大部分轉化為小商品生產者。也有一部分武士改行當教師，醫生，補充了知識分子隊伍，許多人就學於蘭學家試圖尋求出路，開始產生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朦朧願望。日本武士這種情況在同時期的中國乃至世界封建國家都很少見，日本不僅缺乏像中國科舉這樣的社會泄壓閥，而且日本武士與國內市場聯繫遠比中國乃至同時期的世界封建地主要深刻。

推翻幕府的人選和現成的軍隊都有，開國後幕府更是脆弱無比，因此日本可以在不對下層民眾進行充分動員的情況就完成推翻舊制度的任務，這是日本和中國的本質不同。但這只是完成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而已。

明治政府在明治維新後推行的改革遠比洋務遠動，戊戌變法甚至辛亥革命徹底，因為它有一定的改革空間，這空間是因為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的瓦解導致的。比如：

1廢藩置縣：1869年「戊辰戰爭」後不久進行，把236個「聽從」的藩主和14個尚未聽從藩的進行「奉還版籍」，改藩主為藩知事。1871年索性免除全國藩知事的職務，一律遷往東京。

2廢除封建身份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權。原來的公卿改為華族，一般的武士改為士族（由於西南戰爭的原因，士族的身份進一步降低）1872年規定世襲的卒編入士族（只有一代的卒編入平民）。後逐漸減少俸祿，1876年政府索性「金祿公債」一次性買斷。武士壟斷軍職的特權也在1871年被一紙徵兵令給剝奪了。一部分武士因為「金祿公債」轉化為地主和資本家；下層武士變為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或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武士階層基本不復存在了。

3進行土改（沒錯，土改是每個國家改革的保留節目）1872年明治政府明令廢除幕府所頒布的永世禁止土地買賣的禁令「自今以後，允許四民買賣和私有。」同年八月（明治五年）進一步通告在全國丈量土地，發給土地所有者以土地執照，確認土地所有權。不僅幕末出現的地主取得了土地，許多自耕農也成為了土地所有者。1873年發布「地稅改革法令」：凡持有土地執照者向政府繳納地稅，地稅的稅率為土地價格的3%，一律用現金繳納，而不以農產品的價格變動為轉移。（這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產生了根本區別，中國類似的主張要等到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雖然明治政府各種苛捐雜稅仍然很多（甚至與幕府時期的年貢不相上下），但無論是村費，還是所得稅還是舊稅都改用貨幣繳納，這是明治政府不徹底的土改的最明顯的變革，它用貨幣和契約的關係取代了舊式的人身依附關係，它能為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服務。

有了這些基礎，才會有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等內容！

首先請題主先去好好看看幕末歷史

明治維新是什麼？改朝換代

洋務運動又是什麼？統治者的改良運動

明治維新真正應該對比的對象是誰？辛亥革命。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是什麼樣的？王政復古，廢封建而為帝國。

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是什麼樣的？軍閥混戰，到現在都只是相對完成了一統。

日本西南戰爭之後鎮壓了武士集團，並且利用天皇使得脫亞入歐成為基本國策，政治穩定才有了發展的機會。而我國自辛亥之後各系軍閥輪番上場，政治動蕩，私有財產完全的不到保護，國力又怎麼可能得到發展呢？

啟發就是：

不要怕死人

滿清是變法亡的，不是變法失敗亡的

洋務運動這種表面功夫的改革是滿清續命的良方，實踐中也有不錯的效果

而後來的變法呢：

取消科舉天下漢奸地主官僚離心離德

整練新軍更是滿清掘墓人

ps：十八、十九世紀，歐洲那邊農村作坊都能造火槍，滿清卻只能禁兵禁武，怎麼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維新派那票漢奸再鼓吹「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改變不了滿洲太君砍死漢人不用償命的現實。

明治維新的前提是倒幕運動的成功，並且在倒幕運動中一併還把朝廷里的攝關清華公家也帶走了，不要說幕府尚在，就算那幫攝關公卿尚在，都不可能有任何的維新。

就好像孫中山的口號先是驅除韃虜，然後建立民國，然後平均地權一樣。

明治維新之前的倒幕運動的主體，是一群藩士甚至是脫藩浪人加上像岩倉具視這種官位都不到正八位的下層公卿，既不是島津齊彬和山內容堂想倒幕，島津齊彬把自己親女兒嫁給德川家定，薩長土聯軍打到二條城了山內容堂還在御所里堅持幕府不能亡。也不是近衛忠熙和孝明天皇想倒幕，任何的天皇和攝關家恨幕府不假，然而很明顯天皇和攝關家要比幕府保守的多。幕府只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想保住既得利益而已，天皇和攝關家則是帶有一種尊古和崇古的信仰。

德川幕府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日本幕府制度的死結，是幕府建立以來從來沒有有效解決的問題。幕府和天皇以及朝廷的關係，不管天皇和朝廷如何在幕府強盛的時候受到壓制，一旦幕府羸弱天皇和朝廷的合法性就赫然擺在那裡，國家就會馬上形成兩個中央，反幕的人馬上就會有一個正義光環。幕府中央和地方的問題，德川幕府對於地方的控制是用人質這種恐嚇的方式，一旦中央衰落地方迅速就離心離德。還有武士集團內部的陣營問題，漫長的南北朝和室町以及戰國時期把源平的區分基本解決了，然而關原之後有出現了東軍西軍的問題，當時反德川的西軍藩主從骨子裡就是反德川，一旦有點什麼機會這些人第一個衝出來。

所以幕府崩潰的非常迅速，幾伙浪士一通聯絡，西南諸藩就基本上集體觀望了，四境戰爭一結束，除了關東和東北的少數忠心耿耿的藩之外，大多數藩都等著德川滅亡。然而恰好這時候近衛忠熙和孝明天皇先後辭世，明治年幼致使朝廷被長州幫的公卿把持，而四境戰爭之後薩長土建立的新軍在戰鬥力上已經完爆武士集團的舊式軍隊，這些藩士成為了新軍的軍官，舊的藩主的武士集團失去了軍事優勢。所以國家被一群出身低微的藩士和下層公卿把持著，這些人當然從骨子裡想改變日本上千年以血統傳承製度為核心的各類制度。

回答不忍直視，潦草的寫兩句，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不可作比較。前者是政治改革，觸動根本的，後者只是在軍事，（自強），經濟（求富），在進行探索。性質上有著根本不同，如果非要比較，不妨比較明治維新和百日維新。

同為腐朽沒落愚昧的封建國家，清廷的洋務運動 vs 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的勝敗評判來自，清廷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一敗塗地。

在此之前，說實話，日本覺得自己好像是蠻牛逼了，但是面對對於中國這個做了自己上千年的老師的國家，日本其實心裡沒底的。而且，北洋水師vs日本海軍，光論裝備，從一開始北洋水師就是碾壓日本海軍的水平，當然後期日本勒緊褲腰帶趕上來了。但是心裡的巨大壓力，在日本人心中從未減輕。而且當時西方主流國家對中日對決，也是普遍覺得清廷勝的可能性為大。

直到，甲午海戰，真正第一次，清朝完敗，日本完勝。打敗第一敵國（清帝國），收穫天文數字的賠款，收穫各種割地，收穫不平等條約云云。西方大跌眼鏡，日本自信爆棚。戰爭結束前，勝負已分時，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給丁汝昌寫了一份勸降書，大家有興趣可搜來一看。

其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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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查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

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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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是師其（西方）之技，明治維新是師其（西方）之制。

甲午之敗，其實是制度之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