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極權社會的人民揭竿起義時,他們要反對的不是它的邪惡,而是他的軟弱."這句話要怎樣理解?


"當一個極權社會的人民揭竿起義時,他們要反對的不是它的邪惡,而是它的軟弱."這段話出自埃里克?霍弗 的《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它的上文有一段是

韋爾斯指出,在宗教改革的時代,人們「反對的不是教會的權力,
而是它的弱化......他們在教會內外發動反教會運動,
並非要從宗教的控制下獲得釋放,而是希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樣的宗教控制」。

有鑒於此,作者說反叛所反對的並非反叛口號所稱的「邪惡」,實際上是反對極權社會開始出現的控制「鬆弛」。在這個區間內,他把人定義為「惰性」極強的生物,認為人一旦習慣於既有規則,潛意識裡會構建理想的規則模式,即使受到壓迫也不願意去輕易改變它。反叛不是為了消滅極權,而是為了重建一個新的、更具有極權特徵、更符合其理想模式的極權。

作者的這些理論,雖然看起來可笑。但在歷次封建改朝換代中卻似乎反覆得到了驗證,每次農民起義推翻一個政權,隨之建立的卻又是另一個極權。每次不過是起義者的身份可以「翻盤」,由奴才變成主子,但依舊去奴役其他人。他們對於極權是不反對的,他們反對的是自己所處的位置,以及意識中的「理想」(符合其生存習慣的)極權隨著時間出現的動蕩。

但作者明顯將改變自身境遇的要求置於第二位了,實際上這才是第一推動力。起義者可以不改變權力建制,但絕對要改變自身位置。舊體系的動蕩給了本能的衝動機會,革命才會發生。

與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一樣,埃里克?霍弗的書也像是一部語錄,內容很多,但佐證和分析不多。我們不能直接就接受這些觀點,還要結合社會發展移動的看問題。

埃里克?霍弗終身從事碼頭搬運工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國,看來這位無產階級學者對於共產黨國家的歷史還是很感興趣的。他認為中國的反叛運動不多是由於貧困,人們把低層次的物質需求作為主要需要,不具備物質稍微豐富條件下的高層次追求。這種理論看起來遠遠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中國的革命伴隨著歷史、文化、經濟、交流、技術、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絕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反抗運動的數量也不是可以獨立衡量的。

個人覺得對其觀點必須做我們自身的認識和印證,絕不可以拿來主義。


沙皇俄國殘酷鎮壓那些試圖推翻它的反政府成員時,它沒垮。

當沙皇俄國開始善待那些反政府成員,對流放的政治犯給予比普通百姓還優裕的生活時,它很快就被推翻了。

一個政權倒行逆施的行為只是走向衰敗的初始反應,而真正已經病入膏肓的政權則是軟弱到連任何「邪惡」的行為都無法進行下去的,所以這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在不同時間上的表現。


這是一句放屁的話

這句話的邏輯等於,如果一個極權社會永遠不軟弱,就永遠不會被人民反對。

這是狗屁邏輯,任何有常識的人都嗤之以鼻。


圖中的這位大叔叫卡杜姆·阿爾-賈布里

他是個巴格達的摩托店老闆,因為和薩達姆的兒子發生了經濟糾紛,被抓進監獄裡關了11年。2003年當他得知美軍已經打到了巴格達郊區時,帶上家裡的鐵鎚第一個跑到了市中心廣場上的薩達姆雕像前掄足了勁砸了起來。他感覺到邪惡的獨裁者已經被打垮了,伊拉克人民即將迎來解放。

現在,13年過去了,大叔後悔了。他曾經以為薩達姆是邪惡的,但當這個獨裁者被絞死後,「伊拉克出現了1000個獨裁者」(大叔原話)。恐怖襲擊、戰爭、搶劫、腐敗如同癌症一樣腐蝕著這個曾經美麗富饒的國家,大叔感覺生活像是回到了石器時代。

我們直覺上覺得獨裁是最邪惡的政府體制了,但即使是邪惡的獨裁者也必須遵守社會運行的規則,就像薩達姆,雖然可以運用權力去欺壓一下老百姓,但也僅此而已了,他甚至沒有要了這個得罪過他的大叔的命。薩達姆是殺過很多人,但那些大多是反對他的官僚,一般百姓只要遵守他的規則,至少小命是可以保得住的。當社會的風險是可預期並可規避時,人們心中就不會有恐慌,這樣大家才能安心生產,創造財富。只要社會財富生產不停止,國家就有無盡的稅收資源可以養得起軍隊、警察和大批的政府官員,從而使得政府中央對地方有絕對的控制力。

事實上很少有統治者會無緣無故地作惡,因為最高統治者和他的官僚系統是對立的,在整個權力體系中只有官僚有足夠的能力與最高統治者爭奪權力。因此無論是獨裁者也好,皇帝也罷,都是以人民守護神的形象展現在大眾面前的,這樣可以獲得社會普遍的支持,保證自己權力的合法性,最高權力者需要與百姓共同合作來對抗官僚集團。因此,最高統治者展現在自己民眾面前的形象絕對不是邪惡恐怖的嘴臉,相反,為了提高其他官僚造反的難度和成本,並且保證社會能夠持續產生財富,最高統治者還傾向於討好自己的人民,給人民儘可能多的福利,向人民儘可能的展現具有親和力的形象。

歷史上最邪惡的國家可能要算納粹德國了吧?但是希特勒的權力是通過人民的選票得到的,為了「振興」德國經濟,納粹政府頒布了很多利民措施,包括免費教育、醫療保障、養老體系、失業救濟等。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納粹也取得了很多成就,現在我們熟悉的高速公路最早就是納粹德國發明的。希特勒為了討好他的選民可謂用心良苦,甚至編造了雅利安優秀人種理論,給了納粹德國合法洗劫歐洲的充足理由,以此來支撐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納粹德國給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造成了嚴重破壞,初衷竟然是因為希特勒承諾了給自己的老百姓好日子過。你看看那些被徵召成童子軍的少年,眼睛裡有一丁點對元首的恐懼嗎?你只看得到滿眼的崇拜和敬仰。這種盲目的崇拜使雅利安高貴血統論在普通民眾心中深入人心,德國民眾相信了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說辭,導致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送進了毒氣室,而由平民組成的國民衛隊則為他們的元首戰鬥到了納粹德國的最後一天。而就在納粹德國倒台前的3天,政府還討論通過了免費義務教育法案(是不是很耳熟啊?)。

再看看金三胖

一個邪惡的國家,那只是對外邪惡,對內可是好得很呢,至少表面上普通百姓是看不到他們邪惡一面的。百姓怎麼可能會因為統治者的邪惡反對他?

而至於統治者的軟弱可能招致人民的反抗,也並不是因為老白姓覺得統治者好欺負了,而是最高統治者的軟弱會導致整個社會權力體系的崩潰,社會秩序會受到破壞,生產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減弱,這會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如果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強硬的官僚,老百姓就可能出於追求穩定的考慮去支持他造反。

就拿歷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煬帝來說吧,隋朝的統治基礎還是門閥士族,雖然開設了科舉,但還不足以在短時間內動搖門閥的根基,這種社會體系就形成了一種強地方、弱中央的不穩定結構。隋煬帝為了加強中央的控制力,不得不大興土木在全國修運河,這樣即可運糧又可運兵,而對外則發動了數次遠征高麗的戰爭,想以戰功來加強個人權威。可惜的是他失敗了,搞得全國勞民傷財怨聲載道。於是失了民心的隋煬帝被自家親戚小李同學搞死了,死後還被糊了一屁股的屎,成了暴君模範。這就是統治者軟弱的典型悲劇。

而最高統治者的軟弱除了會讓自己被官僚篡權,也會讓整個社會陷入動蕩,國家衰弱無比。比如被列強以各種羞羞的姿勢花樣吊打的清政府,首腦的威信已經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最高統治者幾乎已經沒有能力來遏制官僚集團的腐敗了。相反,為了穩定官僚集團,最高統治者還會對腐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這麼做的後果是社會運行秩序會被特權階級極大的破壞,人民開始要面對經濟衰退和各種搜刮,苦不堪言。在這種情況下,爆發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1851-1864)。所有的農民起義幾乎都不會有好結果,因為他們會同時面對最高統治者和官僚體系的聯合打壓,根本沒有執政能力的農民階級資源整合能力遠遠比不上已經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源的統治階級和官僚集團,太平天國也不例外。但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已經賠款賠的嚴重財政赤字的中央政府只能將部分軍權和行政權下放地方,讓各地自行解決軍費,這進一步削弱了中央的力量。

在1875年爆發了持續3年的丁戊奇荒就清晰的反映了中央羸弱給百姓帶來的悲劇。這場災害波及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省,受災人口1億,造成1000餘萬人餓死,另有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但由於中央無力賑災,各地政府也開始拚命自保求全,沒有受災的省份拚死抵抗災民的湧入,並且嚴防本省糧食外流,這進一步加劇了災害的影響。

即使清政府已經這樣孱弱不堪,最後也不是被百姓推翻的。民國國父孫中山,其實是國內代表地主階級的官僚里的先進分子和另外一股新興政治勢力——資本家的代理人,這使得革命黨有能力直接策反了很多清朝的下級軍官,這才有了發起武昌起義的條件。因為新興的政治勢力也希望有一個可掌控的局面,於是革命爆發後各地的官僚、軍隊也紛紛響應。有趣的是,孫中山本身並不是什麼名門之後,力量十分有限,雖然他被作為反清的旗幟,但力量弱小的他依然沒有能夠守住中央的權力,最後被袁世凱這樣的舊軍閥篡奪了勝利果實,中國也從此進入了軍閥混戰的黑暗時期。中央弱了,苦的還是百姓呀,但這時的百姓已經困苦得只能給軍閥賣命了,哪還有力量起來反抗呢?


一個句子的意思,既要符合上下文的連貫性,也要考慮全書的中心思想。一個獨立的句子,怎麼就能拿出來問如何理解呢?

這句話來自於第一部第一章第35節:瓦解中的集體結構是群眾運動萌芽的最佳環境,所以這句話也是為這一個觀點來服務的。這一節的核心觀點是,獨裁者保持一個社會制度良好運轉的時候,不適合發起群眾運動。而由於某種原因導致這種緊密的組織結構發生分崩離析的時候,上層社會對底層的控制能力不足,就適合發起群眾運動。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角度來看,應該是說,生產關係跟不上生產力發展的時候,才應該發起生產關係的變革。


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邪惡的清政府此等字眼,一般都是說腐朽無能的清政府,假如清政府強大到能打贏鴉片戰爭、碾壓眾列強的地步,不論它邪惡到何種地步,辛亥革命也推翻不了它。

反觀元初清初,這麼多屠城死了這麼多平民,夠邪惡吧,為什麼沒有被人民立即推翻,因為當時它們還不夠軟弱。而元末清末這些被漢化後的統治階層顯然文明了許多沒那邪惡了,卻反而被推翻了,無它,因為它們變軟弱了,已經沒有力量鎮壓反動的民意了。


造反派最大的敵人不是造反對象里最腐敗最無能的人,而是造反對象里最有能力最有操守的人。你看辛亥革命第一個死的清廷高官就是評價非常不錯的端方。


統治者最大的罪過是無能。

如果統治者不能給社會帶來發展,至少不能維護社會的基本循壞運行,他們又怎麼能解決那些反對他們的人呢?


2000多年不停的接桿,只不過在那裡原地打轉、新的一群暴民代替了暴君而已;因為他們沒有思想上的進步,每次都被打土豪均平富這種口號所忽悠。人心中有一種對平等的惡癖,那些弱者會試圖將強者扯到和他們一樣低的位置上,從而使人愛好奴隸的平等甚於在自由中的不平等。托克維爾在18世紀參觀美帝後,悲觀的預言「向下平等」「多數人暴正」將要在那裡上演,的確在後來的人類歷史上出現了,不過不是在美,而是在某些激進國家。(反對知識分子,鬥地主精英,反對個體發展,多元文化..)


這句話無邏輯。

就中國歷史上來說,揭竿而起的原因只有一個:普通人的基本生存(物質的)維持不下去了。


等一下,大秦是怎麼亡的?


有些西方的理念和西方人說的話,不能簡單的套到中國頭上,否則你會發現怎麼都套不進去。


為了押韻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先舉個例子佔個坑。

拿破崙可謂是出色的獨裁者,但你覺得他邪惡嗎?


中國歷史上這種例子太多太多了,不舉個例了

政權的軟弱和邪惡一定是有個先後的,當一個政權軟弱無能的時候,受社會因素影響,為了讓政權存活就必須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壓榨,農民起義反抗的是政權的軟弱,反抗的是政策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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