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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客觀地評價陳獨秀?


我同意你的後半句。

陳獨秀其實是一個悲劇。我們作為後來人看當年中共創立的那幾位「元老」:陳,李大釗,張國燾,董必武,李達以及毛澤東(當然,中共著名的南湖一大中陳和李大釗都沒有參加),真正善終的好像只有毛和董。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是,亦很微妙。

陳獨秀作為第二次民主主義革命的執牛耳者,他的貢獻當然是不可磨滅的。尤以《新青年》為最,如果沒有他,沒有他的《新青年》,舊中國自然不會——至少不會那麼早就那麼集體化地接觸「德先生「賽先生」。魯迅和林語堂,梁實秋等人亦沒有了對罵的主陣地,更不會有那麼多的青年及時的接觸共產主義。應該說,陳獨秀以及他創辦的《新青年》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那點「星星之火」,點燃了後來燎原的焰火。這亦解釋了為何1921他儘管缺席中共一大,仍當選為中央局書記。

但是,中共初期的一大硬傷是:大多數人都是文人,都極其的理想化。譬如李大釗,1927年的北京早已不適合共產黨人生活,當時他仍然為了一些遠不及他生命珍貴的東西留守在北京,所以,,,(可能這就是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吧)。陳亦是如此。他對於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頗有煩言,以至於他極其地不信任國民黨——無論是孫中山的還是蔣介石的,同時他也不相信共產國際的代表(這在後來看來是很有遠見的),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簡單想法和理想色彩,覺得靠自己就可以打出一片天下。當然他對蔣介石和斯大林的敵意是可以理解的,在那個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都以蘇聯的斯大林模式頂禮膜拜的時候,他是極少數幾個看出這種貌似對國家很好,實則傷害了農民——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根基的「偽社會主義」的缺點的人。但也正是這種「誰也不依靠,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的觀點,讓他在當時的黨內頗不受支持,尤其是共產國際代表對他的打壓,讓他很受傷。

於是到了1927,也許是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頤指氣使厭煩了,也許是他和張國燾等人的矛盾進一步激烈了。無論怎樣,結果就是他隨了汪精衛——那是汪還不是漢奸,甚至還是國民黨的元老人物。

我想陳獨秀這麼做,可能與汪精衛亦是一個文人有關吧,就像張愛玲只愛了一個胡蘭成,只因為兩者文化素養相近(並非志氣相同)。

但是,文人究竟太理想化。4月4日汪和陳發表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28日他的戰友李大釗遇難,7月4日他的長子陳延年遇難,7月12日,他被中共中央停職,7月15日,汪在武漢又發動了七一五政變,他一手創立的中共幾乎毀於一旦。

可以說,此後的陳獨秀就像官渡後的袁氏集團,已經一蹶不振了。

再後來,被捕,判刑,他對「修齊治平」的理想慢慢退為只修身了。於是他「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完成了一個文人應該完成的事。

所以,綜上所述,陳獨秀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在「夢想遠大而現實殘酷」的背景下無奈做出錯誤決定的,文化素養頗高的文人。

附:在當時那個險惡的環境下,能做出正確決定的共產主義者實在不多。還是以南湖一大為例,參加的13位代表中,自始自終都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活著或者死去的,只有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 鄧恩銘、 陳潭秋以及王盡美,如果除去早亡的何叔衡、 鄧恩銘、 陳潭秋,王盡美,那就真的只有兩個人了!

註:本人為一理科生,若有錯誤之處,望諒。


用他自己的文字來說,「如果能叫馬克思、列寧復生,肯定今日蘇聯所行的一切就是他倆的主張,那我也要說一聲,你們的學說我不贊成,我寧要民主不要專政」。就是說陳獨秀把自己前半生全部否了。前半生他自己認為是馬克思、列寧的信徒。他對列寧直接提出的批評,他對「無產階級專政」,當年陳獨秀那時候的敘述叫「無產階級獨裁」,陳獨秀晚年非常敏銳地說了,「無產階級獨裁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製都和殘暴、封閉、欺騙、腐化、貪污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蘇聯尤其是後10年的苦經驗應該值得反省,我們只是閉起眼睛來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在10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了他自己才想到了黨、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他最終的結論是「列托之見解,在中國不合適,在俄國和西歐又何嘗正確」。這是他自己的見解,我覺得這是一份非常珍貴的歷史遺產。這是陳獨秀對政黨、對體制的一種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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