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豪強地主到底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不是有算緡告緡嗎？另外地主的田莊經濟在稅賦上有什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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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
歷史
古代經濟

可能有不對題的地方，也順便幫自己理一下兩漢豪族的發展歷史，完善下思路，希望能對自己寫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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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以來，興起的「豪強地主」，其面貌是「豪族」。

豪即指其擁有土地、財富的經濟實力，族即指其宗族勢力、社會地位。

兩漢豪族又與先秦時代的宗族不同，先秦時代的宗法分封融合了整個國家社會的統治制度，宗族即政權。

但漢承秦制，高祖、蕭何建立起的制度依然是始皇帝的那套統治模式。秦國本就地處西僻，公族勢力遠不如東方六國強盛，商君變法又全面抑制了公族血緣宗法。

至始皇帝統一天下後，郡縣而不封建，天子富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再遷徙六國貴族豪富於關中，都促進分解了以血緣為核心的宗族勢力。

而後高皇帝定都長安，昔日秦末競起為亂的齊田楚景等大姓，繼續被遷徙於關中。雖然開國時劉邦依然分封軍功諸侯和劉氏子弟，但後來又被一一敉平。高皇帝以下，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宣等歷朝，皆以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充奉陵邑。把地方豪強整宗整族的遷往關中。

功臣諸侯的封國也同樣是建立在郡縣之上，於是徹底與先秦時代整個國家制度下的血緣宗族區別開。兩漢的宗族是與鄉里的地緣結合的，所謂強宗不僅僅是自己的血緣宗族，而是同一鄉里範圍內，受其影響控制依託於其存在的鄉眾，以某一大姓為核心的許多家或單人的人身、政治、經濟依附關係。豪族的勢力更在於「武斷鄉曲」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前漢孝武一朝是對地方豪族限制最嚴格的，但題主所說的「緡錢」制度，直接目標是把大商人打擊成灰了，促使他們放棄商業，向土地地主轉化。

武帝前期重用酷吏、遷徙豪強，濫殺之餘，國力大損。晚年只能放寬限制，停止與匈奴的戰爭，專心恢復經濟。

待到宣、元之後，朝廷弱勢，豪族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勢力逐漸恢復。恢復了經濟實力的豪族，伴隨著主動和被動的土地兼并，不自覺與國家爭奪自由民，在地方形成了新的統治模式，並開始逐步控制郡縣之下的政治權力了。

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政策的改變，停止了遷徙豪族的政策，也不任用酷吏去鎮壓豪族，反而把豪族收入郡縣的統治之中，任其子弟為郡吏掾屬。

後漢立國，本就是南陽潁川、河北、關隴三地豪族在光武的帶領之下中興。光武本人是南陽豪族出身，聞名天下的昆陽之戰即在潁川，而後單車安集河北，河北大族跟隨者眾多。再與竇融、梁統、馬援等關隴豪族結合，遂定天下。

所以，後漢不會去過多限制豪族的發展。光武恢復了前漢時的田租三十稅一，極有利於大地主豪族。同時，後漢豪族出現了最顯著的特徵經學化。經學化而世官化，雖然軍功集團以外戚化而覆滅，但卻鼓勵了其餘的家族前赴後繼的走上這條道路。

名士、冠冕、權貴、世官等相互促進，互為因果，最終是導致了後漢末年世家大族的出現。這裡要提一下，權貴、世官、名士都可以作為起點，軍功集團代表的豪族扶風馬氏可以有馬融這種經學大師，宦官勢力可以衍生出曹吉利家族這種後代跟士人子弟交往過密的地方豪族，單微起家的名士陳寔也能建立起堂堂潁川陳氏，至於三門峽楊家和駐馬店老袁家這種頂級世官豪族更不用說了。

朝廷雖以三互法限制官員不得自鎮本州，州牧刺史太守縣令皆由朝廷任命，但長官僚屬往往即被當地豪族佔據，而郡縣長官也需要依賴他們或者說必須依賴他們的力量才能進行有效的統治。

尤其到了後漢後期，朝廷中樞一次次的政變中紊亂不已，君權遠不如前漢強盛，朝廷無能力有效的控制地方。君權下降，地方豪族勢力上升，在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領域都被豪族所滲透。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郡望概念的形成。最終，代替後漢軍功集團成為朝廷舉足輕重力量的是以黨人為最激進代表的世家大族和士人家族。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說好聽的是太守任命黨人，知人善用。說難聽的就是太守不過是個打醬油蓋章的，早就被架空了。

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儁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陰修應當出自南陽陰氏家族，他來當潁川太守，於是任命掾屬，是哪些人呢，潁川鍾氏的鐘繇、潁川荀氏的荀彧荀攸、潁川郭氏的郭圖，而杜佑也許是潁川杜襲的族人。

至於地主莊園經濟情況，可以參考後漢人崔寔的《四民月令》，網上就能搜到。

漢宣帝罵太子（元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簡單說一下，可能不對。

豪族的來源，主要在於土地的分封。漢是軍功和爵位制，爵位的高低決定著可擁有土地的數量。再者就是官員職位也能夠獲得相應的土地。其次就是富賈購買的土地。

前期制度保障還是比較好的，皇權對豪族具有控制力和打壓力。前幾任皇帝陵園修好後，都要遷移天下豪族至陵園所在地，也是打壓豪族的手段。

在後期發展過程中，皇權逐漸失去了對豪族的控制力。這和漢朝的察舉制也有一定的關係，各地舉薦的人在朝當官之後，便有能力為自己和舉薦自己的人獲取更多的土地，其實就是形成了一個個捆綁在一起的利益群體，這樣的一個個利益群體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獲取朝權便是必然的選擇。每個朝代後期皇權必然衰落，所以很多祖制也就難以堅持了。比如遷徙豪族充園陵後面也是搞不動了。

所以就形成了掌握朝權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兼并更多的土地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實力去參與朝權的爭奪。可以說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皇權在和朝權的鬥爭中，難免就要依靠外戚權勢，所以這也是漢朝大多外戚當權的原因，而外戚也是從豪族中產生，所以皇帝死後，他所依靠的外戚在新的鬥爭中必然失敗，所以大多外戚都門戶不全，新的勢力或者之前相鬥的勢力不可能讓他繼續存活，想想這個滅門的外戚倒塌後他們的財產和土地會成為誰的？得以保全的外戚大多都是勢單力薄的家族，比如宣帝的許氏。每個皇帝大封外戚的時候，就有大臣上疏勸諫不要封外戚才能保全外戚家族，皇帝也是沒辦法，在和當權大臣為代表的豪族鬥爭中不得不扶植自己的勢力，而外戚是最可依靠的力量。

在兼并過程中，每個地方都會形成一個以上的豪族，當這些豪族具備的勢力之後，上任的官員不得不依靠他們才能執政。地方的權力大多也就落在這些豪族手裡，在博弈中逐漸脫離中央政權的強烈管控。王莽當政的時候改革，就是想解決政令不出中難嗨的問題，可惜難以實行，後來想要藉助當皇帝這個名號來推行，將矛盾推向極點而失衡，天下蹦亂，群豪奮起而逐之。

說到稅收問題，漢是按戶收稅的，中央政權對戶或者對人口的控制力決定了稅收的多少，稅收的多少決定了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經濟實力決定了和地方博弈中的能力。當年朱相分稅之前，中央窮得一逼，有的地方已經坐大了，分稅之後將稅收大部收歸中央，中央才能較好的控制地方。

回到漢朝，土地兼并之後，一個戶擁有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便有佃農來耕作，而這些佃戶是算在這個戶頭裡面的，中央收稅也只能從豪族這個戶頭上收。那麼，稅收由誰來收呢？由吏，吏是什麼人，這些人不是中央任命的官員，中央也就任命了縣令或者縣長，縣令的工作得靠下面的吏來完成。當然縣下面還有鄉的三老，亭的亭長，里的里長，而這三級也基本上是當地人。吏，三老，亭長，里長，這些人是屬於那個階層？他們為誰代言？為當地的窮人？想想你身邊的政府辦事人員對窮人和富人的態度，自然這些人都是為當地的豪族代言的，他們本身就是處於當地的豪族，那麼這個稅要怎麼收，官員如何打典，事情怎麼辦，怕是得請示請示當地的豪族頭領吧。從來沒有說是你在那個位置上別人就得聽你的，權力遊戲不是那麼簡單，當官看似容易，其實不簡單。

在土地兼并中必然產生流民，這又削弱了中央政府對人口的控制力，在農業時代，人口是稅收來源，想想秦朝為什麼那麼牛逼，分戶，軍功，郡縣，這些都是中央政權對人口的控制力和經濟來源，對於戰爭來說，那就是動員力，就是源源不斷的兵員。流民的產生必然變成強盜，呼聚山林，動政權的統治又造成不良影響。所以西漢末年那麼多的赤眉，銅馬，綠林。

西漢蹦了之後，以劉秀為代表的南陽豪族取得了天下，劉秀以個人能力得到南陽豪族的擁護，但他並沒有絕對的實力控制和約束這些豪族，所以在戰爭時期多有如鄧禹等敢違忤節度，定都洛陽，也是為了離南陽大本營較近。東漢並沒有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戰爭使得人口銳減，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地供應矛盾。光武和明帝是想解決土地兼并，也就是限制擁有土地的數量，但是下面阻力太大，難以推行，後面的皇帝就更加無力了。東漢就在土地兼并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央政府也越來越弱，地方豪族越來越強大，東漢幾任皇帝是依靠宦官上位的，在權力鬥爭中又加入了宦官群體，所以後期變成宦官和豪族之間的鬥爭，新老豪族的鬥爭。東漢還有一大問題是隨著周邊少數民族漢化程度的提高，周邊叛亂不止，西邊有羌，北邊有內附的匈奴，匈奴漢化程度最高，也是後來五胡亂花第一族，還有鮮卑，東胡，內憂外患，最終拖垮了東漢這個孱弱的政權。東漢皇帝短命也是有點扯，加重內鬥和內亂。

東漢末年，群雄四起，本質還是豪族的權力鬥爭。曹操憑個人能力特別是戰爭的能力獲得了北方，但是曹魏政權終究不是最大的勢力，變換法度，觸動來豪族利益，隨著果實還是落入豪族代表司馬家族，本來就是豪族家庭，難怪晉武帝作為開國國君就那麼奢靡，大家都有錢，所以才有那麼多奢靡的故事。司馬政權還是沒有解決豪族之間的問題和矛盾，所以在解決東吳和蜀漢後不久，內部之間的矛盾大爆發，八王之亂玩得不亦悅乎。一部分豪族被趕到南方繼續醉生夢死，發展成為南方世家大族，繼續進行著落後的生產關係。北方進入了大的動蕩，在動蕩中先進的生產關係在醞釀著，最終北魏文帝創建了均田制。

隨著均田制的發展，逐步解決了土地兼并的問題，將土地從豪族控制轉入為中央控制，北方的上層建築在不斷的改進和發展，制度在不斷的改進和提高，最後碾壓南方的落後制度。

土地兼并的內因和民族融合的外因，是四百年的動蕩和黑暗，均田制之後才解決了土地兼并的問題，其結果是強大的唐王朝的誕生。後來均田制的崩壞，加上安史之亂，又是幾百年的分裂，直到新的莊園經濟的產生，也就是宋明清的經濟形態，這樣的經濟形態也培育了現在的民族性格。

總的來說，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這事兒得問漢昭帝霍光漢元帝。

開個腦洞。

私以為豪族地主的產生與郡縣制不無關係。

郡縣制都是釆用流官，縣令或縣長做為地方上的行政長官，卻是個有任期的外地人。他只能與當地人合作才能完成統治。不過，郡縣制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分封制並存。彼時，地方上的豪族也許剛剛萌芽，與控制諸候國的貴族相比可以說根本不值一提。

不過，隨著春秋戰國的兼并戰爭，諸候越來越少，郡縣越來越多增多，地方上的宗族發展空間越來越大。再後來，經過秦始皇的統一中國、秦末農民戰爭、劉邦建立漢朝滅異姓王遷六國貴族於關中，至此傳統的貴族基本上消聲匿跡，接著是漢景帝削藩漢武推恩令，漢朝的宗親貴族也分崩離析。在這種情況下，地方豪族終於登上了歷寫舞台，填補了貴族消失後留下的真空地帶，開始與新興的皇權分庭抗禮。

就寫這麼多吧。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純屬腦洞，歡迎大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