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是王安石？

01-18

再看黃如一所著的《鐵血強宋》中，探討過靖康之恥的起因，大致講的就是徽宗聽信蔡京，撕毀和遼國盟約，扶持金國進攻兄弟之國，讓原本穩定的北方陷入混亂，雖然收回幽雲十六州，可是金太祖逝世後，金太宗轉變對宋策略，由恭敬變為侵略，而宋軍主力大多在陝西討伐西夏，而主帥童貫由於夥同蔡京出謀攻遼，加上又是宦官，雖然在同西夏作戰中戰功無數，也被熱血沸騰的宋欽宗砍頭，結果金軍自攻破太原後，在河北常勝軍叛徒郭藥師的幫助下，攻破東京。之中緣由，主要說的是新舊黨政帶來的權利制度的破壞，自太祖以來的三權鼎立逐漸被宰相專權代替，所以最終怪在新黨黨首王安石頭上。不過能否有些史實和更有說服力的辯證來說明這個問題？

按照他這個邏輯，我能說王昭君是羅馬帝國崩潰的罪魁禍首嗎？

王昭君嫁南單于————漢朝與南單于聯合痛毆北單于———北單于致支西逃西域————陳湯發兵殺死北單于————餘下匈奴西遷————匈奴騷擾羅馬，羅馬啟用蠻族僱傭軍自衛————蠻族僱傭軍首領坐大，最終廢黜羅馬皇帝，西羅馬帝國滅亡。

你看這條因果鏈貌似也很順。。。

不是王安石的話，等不到靖康宋朝就沒了······

用王安石會埋下一堆隱患

但是你用司馬光，那就不用擔心隱患了，因為宋朝當時就沒了···

皇帝說：沒錢啊，怎麼辦啊，軍費一年幾千萬貫啊，現在每年差一千多萬啊

王安石：變法，從屌絲手裡和中產手裡坑錢。和上層三七分賬，國家三，他們七。（好吧我是開玩笑，要是王安石真這麼搞，他現在早被上層吹成聖人了，而屌絲的死光了孩子在這種吹噓中長大也會把他當聖人。）

司馬光：陛下你節約點就有錢了，您一年皇宮花費幾十萬貫呢，節約點就夠錢付軍費了

你是皇帝你用誰？？用王安石可能死，用司馬光一定死··········

赤月少爺來了

靖康發生於1127年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發生時王安石已經死了四十年了

首先我並不認為是王安石之過，只能說宋朝積病已久。樓主剛才提到的是公元1120年，宋金兩國結成海上之盟，協議金攻遼中京，而宋攻遼燕京，事成之後，燕雲十六州歸宋，其餘國土歸金。

但是由於金兵攻破遼中京，但宋朝二十萬大軍卻大敗而歸。

最終燕京被金人所攻佔，天祚帝被俘，遼國滅亡。（史稱阿骨打滅遼)

遼被金所滅，宋廷卻要求金人履行，金人則指宋人沒有履行攻打燕京的盟約。

不得已宋廷則用歲幣將燕雲十六州買回。至此宋廷的地位在金人的眼裡已經不是對等的了變成一個軟弱的廢物。

公元1123年7月，前遼國將領、金平州留守張覺以平州降宋，事敗逃奔北宋燕山府，金人為由問罪。宋斬張覺，燕雲十六州的漢人頗為不滿。公元1125年八月，金國以張覺事變為由攻宋。

可以看出靖康之恥只在於國家弱勢，對外不能強硬的敗仗給了金人以宋人無能之感覺，所以才敢於發兵攻擊宋廷。宋之積弱已久，不在於王安石，王安石當宰相時，已經貪腐嚴重，其但是變法主要在1068年雖然最終失敗了但是也對但是的宋廷有了積極作用。

變法的成效有：

　　增加國家收入，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然後再他變法失敗後接近七十年之後發生了靖康恥這等大罪的帽子怎麼能扣在他的身上

每個時代都有無數別有用心的懶惰的人他們不思進取但是喜歡挑撥是非惟恐天下不亂

那個時代也是如此，無數小人在沒有明君的情況下一手遮天國家之腐敗愈發嚴重最終才造成了對外作戰失敗並且最終的靖康恥

同意我的記得點個贊手打這麼多字不容易

這個說法有道理，但太過偏激於表面，沒有注重深層次的問題癥結。

我曾在王安石為人如何？為什麼歷史上褒貶不一？如何正確評價？ - 趙乾的回答中提到過王安石變法，留下來幾個很不好的歷史遺產，其中有兩個方面直接影響了此後北宋的政治走向。

黨爭和君主集權提高。
宋朝由於開國後比較寬鬆的文治措施，使得黨爭情況並不嚴重，即便有意見不同，也更多都是君子和而不同。但是，由於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引入了大量野心勃勃的政治力量，且為了新政效果對舊党進行殘酷打擊，從而使得先前和諧的政壇局面一去不復返。此後整個北宋歷史中，幾乎都充斥著新舊二黨的殘酷鬥爭，國家開始進入內耗嚴重的大折騰時期。這種折騰大大損傷了宋朝的元氣，大批政治精英把力量用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上，嚴重影響了其國力。
另一方面，北宋以來，君權和相權是相對平衡的，大臣們對皇帝有著眾多制約，許多政策的出台經過君主和大臣比較科學周到的研究，從而儘可能規避錯誤。」北宋出相「的背後便是這種優秀的政治模式。而王安石變法由於在士大夫中受到巨大阻力，從而在中央層面上，必須客觀上以君權的增加來強制推行新法。此後，新法用用廢廢，但君主權力失衡的情況則延續下來。以至於此後當君主無道時候，士大夫層也沒有足夠的能力糾偏，使得北宋最終無比窩囊的毀於自己的一系列失誤政策上。

這兩點對政治的破壞毋庸置疑。黨爭歷來是損傷國家元氣最狠的方式之一，國家精英層都把精力用在你死我活鬥爭上了，誰還能好好治理國家？而君主集權在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未必一定帶來災難後果，但是會大大降低國家的安全係數，會使出問題的風險大幅提升，畢竟將國家治理放在一個人的決策上，偶然因素太大。而這兩者結合起來，後果就是災難性的了：各派大臣為了黨爭勝利，更要依附於皇帝，討好於皇帝，從而皇帝更加集權，更容易接受大臣們的攛掇，更難做好決策。

從後來的情況看，宋徽宗確實是一個昏君，但是他不是暴君。這樣的皇帝不同於隋煬帝那樣的，他放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帶來的後果是不同的。宋徽宗一生荒唐政策無數，但本人並不暴戾，也不是一上來就敢膽大妄為的人。如果按照宋初的政治狀態，君主難以妄為，臣子各盡其責在權力上是制衡而不是諂媚皇上，那麼徽宗也很難做出太大的問題，很可能也就是一個無為而治狀態的庸才皇帝。但是，經過王安石變法後的政治生態改變，使得皇帝不受任何約束，臣子們不恪守職責而是紛紛變著法的討好皇帝，從而在縱容甚至攛掇下，徽宗的種種荒誕行為無限放大，最終對內不斷掏空帝國，對外決策上一錯再錯不斷作死，讓北宋走向了不歸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改變了此後北宋的政治生態，使得國家權力架構和權力使用情況急劇改變，最終滑向了君臣混亂的亡國狀態。但是，將這個結果的主要責任歸咎於王安石是不公平的，這種歸咎方式顛倒了事情的因果。

王安石變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他為什麼會提出變法，為什麼神宗皇帝如此排除萬難支持他變法，這都不是偶然的。要知道，這個變法在在各種反對中持續七年之久，此後許多政策又繼續實行九年。如果僅僅是宋神宗頭腦一熱，王安石急於立功，那麼變法應該來得快去得也快才對。所以說，這個變法本身就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是北宋王朝發展到一定時期的不得已之舉。

還是在上述那個王安石為人如何？為什麼歷史上褒貶不一？如何正確評價？ - 趙乾的回答話題中，我提到變法的背景：

王安石變法的最初原因就是，基於宋代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到了神宗時候，冗官冗兵問題都過於嚴重，從而使得國家財政出現問題。而其官制和軍制問題因為涉及宋朝立國之本，誰也沒有信心和膽量對這個曾經能結束唐末五代動蕩的祖宗之法下刀，因此，為了充盈國庫，就要通過相應的政策手段，在不動搖國本的同時，取得同樣的成效。王安石變法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個背景也就註定王安石變法事實上是一場以經濟為主，兼涉政治、軍事的改革。

也就是說，北宋立國時候時候政治、軍事方面的基本國策，是基於晚唐五代時候軍閥長期混戰這麼一個環境設定的有效對應措施。如今，那個混亂局面已經結束近百年了。北宋經歷高效快速發展，國家穩定，人口增長，戰亂消弭，此時面臨的情況已經與當年截然不同，昔日有效改觀亂世的政策在如今治世中已經逐步落伍，成為越來越嚴重的枷鎖，對北宋的財政、民生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當這個影響已經威脅到統治力量和安全時，改變就成為必然。

但是，在傳統禮法社會，沒有幾個皇帝敢隨意拿祖宗之法開刀的。更何況，晚唐五代長達百餘年的藩鎮割據慘狀距今不過百年，一旦改變了當時立國時候的政治、軍事國策，會不會再次進入五代？這個問題是作為北宋的統治階層不可能迴避且不敢嘗試的。所以，國家政策要改變，但又不能變立國的基本國策，那就只能對經濟方面下手，這也是王安石變法出現及其變法方向的必然性。而在王安石變法後，由於先前提到的矛盾根源和矛盾解決方面並不一致這個原因，幾乎註定變法會走向一條混亂的道路，這不是神宗皇帝或者王安石能夠決定的事情。歷史的必然性在此時充分顯現。

所以說，北宋立國政策與發展現狀相矛盾是因，王安石變法是果。原因不變，結果必將到來，區別不過是早晚二十年的事。北宋最後出問題了，王安石自然要負一定責任；但是，把主要責任推給王安石，那是一種忽視根源的推卸。

你都說是新舊黨的黨爭帶來破壞了，為什麼不起一個「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是司馬光？」的標題？

話說回來，這年頭連童貫都有人給洗地了？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闌相推，全與荊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

悲夫！始也群臣共為一黨為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度，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此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則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為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歸於公，毋亦秦人梟參夷之習未亡乎？

禍宋者實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躋顯要，汲引之者誰乎？非荊公而溫公也。溫公欲廢募役法，復行差役，群僚頗以為難，京五日了之溫公賞其才，遂加委任。若援舉主連坐之律，則溫公得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耶？夫溫公亦賢者也，吾固不敢學史家深文周內之技，以京之禍宋，府罪於溫公；獨奈何山膏善罵者流，乃反以府罪於與京風馬牛不相及之荊公也哉！

剛好又看了一遍梁啟超《王安石傳》，摘抄幾段希望有幫助。稱為完人，固然過譽。亂扣帽子，也不太好。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宋太宗和明太宗，王安石和張居正，兩人去世後五十年左右所屬朝代被滅亡，就當一個閑談吧。

任何朝代的滅亡，其原因有很多，大部分原因都是隨著根原因裂變而成，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點點累積，由量變產生了質變。我們來看看北宋的主要問題，文官治政導致軍力疲弱，三冗問題導致財政匱乏，邊防問題導致首都無險可守。其實明朝問題也類似，但略微好一點點，前後兩任改革家也吸取了部分王安石的經驗，所以國運長了那麼一點。

王安石改革就是希望能夠解決其中的大部分問題，但他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吏治和皇權。尤其是吏治，雖然王安石本人清廉自首，從謚號和身後名就能看出，但是他太注重他頒布的條令，同時它的條令涉及面太廣，卻忽視了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威望和手段去徹底的執行，哪怕他的手下人才雲集，章淳，呂惠卿等都是少有的人才。我們不妨那明朝做一個對比，明朝表面上是兩代君王實行變法，從高拱開始到張居正，時間上的長度和熙寧變法差不多，但是前期的醞釀，對變法人才的培養，以及一條鞭法的試行，都是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是貫穿嘉靖四十年的，再加上有高拱這個變態，身兼吏部天官和內閣首輔兩職，還有皇帝的無上信任，張居正雖然在倒拱的事情上向皇權妥協，這可以說是直接釀成變法終止的罪魁之一。但是他執政的十幾年，皇帝還幼小，變法最困難的部分也是最得罪人的部分也由高肅卿完成了，雖然他接著得罪人，得罪更大的利益集團，但是他還是有這個權威積極推進變法的。但是王安石呢，神宗皇帝雖然強烈支持他，但還是深諳君王之道，所以他無法徹底排出舊黨，人才和水準也跟不上。這種有掣肘的變法成功難度之大，無異於登天。

但即使這樣，王安石的變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宋廷了一些喘息的時間，至於民間怨聲載道，或者侵犯了民間利益。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宋朝的大地主都是士大夫，這是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明朝的大地主雖然士大夫也不少，但是最大的地主還是宗室勛貴。所以宋朝對大地主土地利益的侵犯是直接侵犯同階級的利益，明朝對土地利益的侵犯在一定程度上是侵犯那些宗室勛貴，這些人在和平時期未必比在野黨強多少。兩者的失敗都在於在侵犯利益的同時沒有給到他們新的利益點，但王安石更失敗是因為他的變法在一定程度上背棄他的階級，滄海之一粟的支持者最後也終將變成同流合污者。這種行為這種真的是以竹竿撬動地球了。

那麼說了那麼多，其實靖康之難的罪魁其實已經找出來了，祖制，士大夫利益集團和皇權。

為什麼要實行變法，是因為祖制

好法施展的時候走樣，是因為執行力，更因為背後的士大夫階級利益集團

那麼罪魁是誰？王文公只是不清醒的變法者而已，但是社會改革在王安石之前少有先例，更少有在範圍上、力度上如此全面強力的改革，他能依靠的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那些改革家的經驗，他肩負著國家使命，其勇氣之大可見一斑。但他沒有成功，錯真是他造成的，是因為他螳臂當車讓社會更亂了，哪怕舊黨重新執政，哪怕到幾十年後也沒有恢復。最後靖康了，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嘛。

那麼又有個理由不實行變法，北宋可能滅的會更晚。北宋的問題從仁宗就開始顯現，慶曆新政失敗後，幾十年內，左補右補，皇帝連海鮮都不捨得吃，好歹是走過來了。再來個守舊派英宗三十多年，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農民生活愈加困頓，財政也越來越拮据，不改行么？難道要等到財政沒錢了，農民開始造反，軍隊完全沒有戰鬥力的時候再改？我們也看到了，那個時候出現的是梁山是方臘，是徽宗，是靖康之亂，那個時候他們改了么？更改不動了。這怪誰？這怪誰？這怪王安石？只能怪皇帝不夠強勢不夠有魄力，否則以仁宗四十年之威望，何至於次。否則以神宗，哲宗，徽宗，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有信念，哪怕改良變法。那麼也不至於次。

最後卻將所有的責任怪到幾十年前就已經結束的變法，幾十年前就已經去世的王安石，那也真是醉了....

還真不是冤枉，勵精圖治是好的，可沒有金剛鑽休攬瓷器活！北宋兩大名臣范仲淹和王安石都害民不淺！這個問題其實由現任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回答最合適不過，他在著作《中國是部金融史》中十分千分萬分詳細的講解了王安石其人其法其事。王安石強行推廣青苗法的本質是放高利貸，掠民財而充國庫，讓北宋喪失了市場活力，內土地歸於豪強百姓流離失所，外重燃戰火卻一敗塗地。

讀後感放前邊（他故事講的太好，後邊你們都不屑於看我了）。課本里王安石的改革派悲情壯志形象深入人心，然而仔細想想他這個人就那麼回事，好大喜功，貪圖虛名，剛愎自用，德才不足。主要是順應了年輕皇帝宋神宗「有為」的態度和勁頭。看王安石身邊朋友同事學生兒子對他的態度，沒有不反目的，清末之前的歷史評價王一直是個聚財之人。人都做不好，還想成事？想多了！

節選片段1：

第一次正式召見王安石，神宗就直截了當地問：當以何治理天下？

王安石回答：必須有恰當的治國之術。（這句話的原文是「擇術為先」，所以，也可以翻譯為「得有點斂財伎倆」。）治國之道在於簡單明快，容易推行的國政才是最好的國政（至簡而不繁、至易而不難）。

《宋史》並未記載王安石如何解釋「至簡而不繁」、「至易而不難」，大概在仁宗朝釣魚的時候他就一直關注池塘里的王八犢子，怎麼看都覺得自己不是這種池中之物：治國嘛，很簡單，摟到錢就可以了！

王安石進一步把神宗深奧的問題簡單化：只要陛下把不賢的人都殺掉，能臣自然就會出現；能臣是否能夠出現，就看您是否誠心讓賢人輔佐了，與當朝賢臣比，魏徵、諸葛亮又算得了什麼？

王安石這條「殺人變法」的建議，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一千年後他的推崇者康有為第一次面見皇帝也提出了同樣建議：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靠殺幾個高官就能變法，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糾纏如許？

現在，我來為大家解釋王安石這句話的潛台詞：天下只有我才是賢臣，無論位有多高、權有多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無上的權力，就一定能將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個絕對權力的暢想者！

王安石宏偉的論斷打動了宋神宗，可惜，沒輪到他大展拳腳，黃河就給宋神宗上了生動的一課。

熙寧元年（1068年），黃河在河朔一帶潰決，洪災泛濫數郡。這個時刻，皇帝卻在為是否賑災猶豫，因為他正籌備一個盛大的祭天儀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經繼承大統並將有所作為。

賑災要花很多錢，祭天也要花很多錢。

錢就這麼多，先賑災，還是先祭天？

對此，樞密使曾公亮奏陳：現在河朔一帶災荒，國家費用不足，懇請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賜予臣下金錢、錦帛，全力賑災。

曾公亮的反對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從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馬光，在神宗朝，他將成為王安石最大的對手。

司馬光：臣贊同曾大人的提議，應該為救災省下每一枚銅錢，臣請罷此無用的靡費之舉，全力賑災。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袞每天不吃皇帝賜予的午飯，言稱自己這是為朝廷節約金錢，還不是被後世恥笑。曾公、司馬公尚不如常袞，你們真為國家著想，就該首先辭職以削減朝廷俸祿，為何要削減別人俸祿？何況，「國用不足」根本就不是當前最重要問題，我們大宋的天下並不是沒有錢，根本原因是沒有摟到錢。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於理財的人，不用增加賦稅也可以國家足用！

司馬光：常袞哪怕是只為朝廷節約了一枚銅錢，也為朝廷積攢了一錢之利，好過那些毫無作為的人。王公你所謂的「善於理財」，不過是用大掃把掃盡天下財富，把天下錢財都摟到朝廷口袋裡，如此，黎庶過度窮困就會淪為盜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說的不對，善於理財的人，能夠不給民間增加賦稅，卻同樣能讓國庫豐腴。

司馬光憤怒了，在朝堂之上說出了本應光耀千古的一段話，可惜，這段話並不為人們所知：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天道有常，所謂不加賦稅而豐腴國庫，不過是換了別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賦稅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所謂「理財」卻毫無規矩，不知要損害多少生靈！就如同當年桑弘羊糊弄漢武帝，必定讓皇帝在史書中留下罵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馬光的意見。

——以上對話內容摘自《神宗實錄》

少讀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場悲劇在上演……

青苗法I：眾生皆浮雲

熙寧二年（1069年），為今人所熟知的北宋名人大都已經登場：趙普、寇準、范仲淹、歐陽修、三蘇、二程、包拯……也許，只有盛世情懷才能造就如此燦爛的文化，那一年，星漢燦爛的北宋即將走上一條不歸路——熙豐變法。

熙寧二年，王安石成為王朝的參知政事（副相），大宋高官中開始流行三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好一個振聾發聵的三不足，有氣勢、有魄力、有思想！

趙匡胤創立宋朝的時候曾經立下太祖誓碑，以祖宗家法約束子孫後代不得擅自加賦，此為永制。現在，宋神宗、王安石盡變祖宗之法，「三不足」不過是為違背太祖誓言造勢，其潛台詞是：要斂財，就要無所畏懼，不必畏懼悠悠天命、不必畏懼所有規則、更不必畏懼人言洶洶，拿到錢才是硬道理！

或許用王安石自己的詩詞解釋「三不足」最為貼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峰。」在他的邏輯里，所有人的財富都是「浮雲」，只有自己拿到真金白銀才是「最高峰」！

「三不足」立即遭到舉朝反對，韓琦、富弼、司馬光、程顥、韓維、蘇軾、蘇轍……朝臣紛紛上書反對。首輔富弼曾經是慶曆新政的主導者，此時他卻在朝堂之上據理力爭：無論皇帝、宰相、大臣還是黎庶，所有人都必須有所畏懼；一個人真的對什麼都無所畏懼，做起惡來就會沒有任何底線，朝廷的罪惡就會弗遠無界！

富弼罵人罵得很痛快，順帶連皇帝也一起罵了，結果：被迫「稱病」辭職！

熙寧二年三月，北宋王朝開始全面推行新法，內容幾乎囊括了北宋社會、經濟、軍事的方方面面。新法有很多，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為了斂財，惟獨有一條沒有變——「冗官」。新法之中，清末以來（請注意這個詞，僅限於「清末以來」，之前沒有爭議，就連明代權奸劉瑾都知道王安石是聚斂之臣）爭議最大的當屬「青苗法」，恰好，青苗法的表象是金融，我們就從「青苗法」說起。

所謂「青苗法」，其實用一句話就能解釋清楚：縣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自己轄區的農戶發放為期半年的貸款，然後，按40%的年化利率向農戶收取利息，利隨本清。

黎庶向國家貸款以求度過荒年、封建王朝以貸款支持百姓，這件事，聽起來有點像當代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無法獲得商業貸款的弱勢群體可以從獲得政策性金融那裡獲得支持。我也見過很多論文這麼評述「青苗法」，我記得我的學生楊忠恕的博士論文里也曾這麼說。

這只是一家之言。

以現代經濟學語言解釋，金融的本質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以白話來翻譯：金融業只做錦上添花、從來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錢放到最能賺錢的人手裡，讓比你有錢的人，用你的錢來賺更多的錢！

違反這個規律，金融機構不但有可能賺不到錢，還有可能把本金都賠掉。試想一下，誰又願意把錢借給沒有錢的人呢？所以，開辦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賠錢的決心、還要有很強的賠錢能力。當代，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干這事兒，全球範圍內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國家為虧損兜底。

王安石是一個「聚斂之臣」，怎麼能虧空朝廷府庫扶持輾轉呼號的天下黎庶？青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貧，而在乎於孔方之間！

當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幾位學者也承認，為了斂財、為了完成任務、為了取悅王安石，部分地區青苗法的實際年化利率已經高達300%，100%的年化利率則是一種常態。

利率100%-300%，這是名副其實的高利貸！

用當代經濟學語言描述，也可以這樣直白地解釋青苗法：官府強行要求天下人向朝廷借高利貸，還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執行——無論窮富，反正朝廷的錢必須還！至於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這筆貸款、是不是有能力還本付息，那不是王安石考慮的事情。

城郭之間高利貸就已經搞得雞飛狗跳牆，官府放高利貸、每個人都得借，您還不如直接去搶！青苗法還在醞釀的時候就已經逼走了韓琦、富弼等一批慶曆老臣，實施時就更是舉朝反對。

無論如何損害民生，只要有人能從中獲得利益，千難萬險也會有人去干。結果，只要說青苗法好，無論資歷、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著「人言不足恤」的原則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不但沒有解決冗官問題，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呂惠卿是變法運動中的二號人物，此人在王安石推薦下成為參知政事，進入朝堂中樞之後只做一件事：以種種理由打擊、排擠王安石本人，是王安石兩次被罷相的直接始作俑者。

——鄧綰本是寧州通判，熙寧三年（1070年）上書大頌新法，王安石隨即將之提拔為集賢院校理。由於這條當官的路子實在令人不齒，鄧綰經常成為同年、同鄉的笑料，鄧綰真有唾面自乾的定力，面對恥笑他只留下一句遺臭萬年的名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這樣一來，封建官僚可就不止是「冗官」那麼簡單了。

在中國古代，王安石這種提拔幹部的方法有個專有名詞：幸進，意思是說某人憑著某一件事、一句話、一篇文章驟然升遷高位。

幸進之人是人，是人就會有貪、嗔、痴，是人就會是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儒學造詣並不能抹掉他們身上的貪財底色。現在，幸進之人不僅是「理性人」，還是「皇權—封建官僚—小農」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對理性的封建官僚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實朝廷府庫，而是擴大自己的土地、充實自己的錢包，因為這些人原本就沒有土地、沒有金錢。

王安石縱有萬千治國情懷，又怎能擋住天下熙熙攘攘的利來利往？西漢年間的「皇權—封建官僚—小農」框架中的千年魔咒再現北宋：國家需要集中資源對抗外敵，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勢力，又會在瞬間吸干生民膏血。

據《宋會要》記載，青苗法實行初期五戶、十戶聯保，如果有人不還錢，保戶連坐。問題是，青苗法針對所有人，鄉村無賴、地痞、流氓也在戶籍上。這些人是從來不用還錢的——向這種人收錢很費事，搞不好會他們會對封建官僚打悶棍、撒石灰、背後捅刀子……

如果這筆錢轉嫁到正常人頭上，危險係數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這些地痞無賴實施青苗法，效果一定會更好！

熙寧三年，朝廷開始推行「保甲法」，各地縣衙開始把青苗錢分給保長、甲正，由這些人自主決定把錢發給誰、收多少利息。所謂「保長」、「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賴賬不還、讓別人頂缸的地痞、流氓以及無賴——不是無賴誰又能當得了這個差？

衙門摟錢總要猶抱琵琶半遮面，畢竟端朝廷飯碗的人都是體面人，不能為了幾文錢赤膊上陣。

保長、甲正卻可以什麼臉都不要、就要錢！衙門直接分配青苗錢，起碼還是能看到本金的。青苗錢到了保長、甲正手裡，人們突然發現，所謂青苗錢不過只是每年向這些地痞流氓繳兩次利息錢，本金是想都不要想的——他們徹底撕下了王安石的遮羞布，把青苗法變成赤裸裸的利益之爭！

什麼，沒有錢？

沒錢也可以，把土地拿來！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錢，只有一個方法：散盡家財、把土地典押給官僚和地痞流氓，自己則淪為客戶（或直接逃亡）。

西漢年間漢武帝盡斂天下之財，不知殺掉了多少大員，對地方豪強更是採用了「遷涉」的極端辦法。現在，王安石不但培養封建官僚，甚至藉助豪強勢力，放任封建官僚與地方豪強合而為一。

在中國古代史中，對黎民百姓最有傷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強，而是官、商、豪強合一的「官家豪強」——他們有暴力手段、他們絲毫不講規矩、他們貪婪毫無止境。漢武帝之後，西漢帝國經歷了平、成、順、哀四代帝王才形成了「官家豪強」；王安石治下，這一歷程僅僅用了幾十年。

《水滸傳》描寫的是徽宗年間的故事，徽宗年間的社會結構形成於熙寧年間。水泊梁山便是典型的官家豪強：封建官僚+土匪，又以封建官僚為主。梁山一百單八將都是些什麼人，大家只要數一數就知道了：除了做人肉餡包子的黑店老闆娘、下蒙汗藥的阮小二，大部分人都是有朝廷官職的，縣衙押司（宋江）、兵馬指揮使（呼延灼）、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縣衙都頭（武松）、提轄（魯智深）、知寨（花榮），最牛的是柴進，居然是後周皇室之後，家裡還有太祖頒發的免死丹書鐵契。

「封建官府+地痞流氓」就能替天行道了？

施耐庵腦殼壞掉了，還是封建王朝的天道本就如此？

施耐庵的腦殼當然沒有壞掉，《水滸傳》也遠比書中的打打殺殺更耐人尋味，宋江不是及時雨嗎，下雨很及時，卻都送到了江里；吳用不是智多星嗎，足智多謀卻沒有任何用處……

最有趣的，對水泊梁山威脅最大的既不是禁軍、也不是廂軍，而是跟他們一樣的官家豪強，祝家莊、王家莊、李家莊。水泊梁山是一群中樞朝堂都無能為力的土匪，一群財主卻能組織人馬與之對抗——這絕不再是簡單的土匪或者豪強，而是更有勢力的「官家豪強」。

短短數年間，北宋王朝不僅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官家豪強更是四處開花，「仁宗限田令」幾十年的成果在數年之間就毀於一旦！

熙寧三年，青苗法頒布後僅一年，《宋會要》就為我們描述了這樣兩幕景象。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園廣連阡陌、食品窮盡天下珍饈；他們又喜新厭舊，衣食住行月異而歲殊；如果錢不夠花了，就假託為朝廷斂財之名，盡取民間膏血（株株寸寸而聚之）……

——絕大部分人被奪走土地、田宅，為湊齊青苗錢，人們最後只得賤賣賴以為生的粟米，就連嬌兒妻女在市場上也已經不值一緡錢；鄉村已經成斷壁殘垣，無賴仍舊假借青苗錢之名橫行鄉里，即使親若父兄也不放過……

王安石並非不知道這些事情，對此，他的評價是：天有陰晴，升斗小民幾句抱怨，豈能撼我新法（豈足顧也）？土地兼并是自古皆然的道理，秦嬴政能兼并六國，尚不能遏制土地兼并，況我朝積貧積弱？封建官僚雖富連阡陌，但是，他們同樣也是北宋子民，焉能無故禁其土？

司馬光也知道這些事情，對此，他的評價只是重複了自己的那句話：天地之產有常，有人極其奢華、就必然有人極其貧困；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青苗法卻竭天下之財供一批封建官僚，後者的結局只能是更糟！

青苗法II：皇帝的新裝

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王安石的並不是司馬光，而是當年寫《辨奸論》的蘇洵。

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實施當月，蘇洵就上書指名道姓反對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種變相稅收，錢財「在官何若在民」；城郭財富分配不均確實會導致土地兼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間貧富總有變數，一個人、一個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遠冠絕於世。倘若官家插手，財富就只有一個流向——封建官僚，而且過程不可逆！……

節選片段2：

治理天下如同修補一間宮殿，要拆梁換柱就必須有巧匠和良材，現在既沒有巧匠、也沒有適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宮殿的材料，那麼，這間宮殿很快就連普通風雨都不能庇護了。

司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機並不在於契丹、西夏，而在於那批拆走宮殿的封建官僚。這些人可以為一己之道廢棄惠及天下人的善政、為一己之財遮擋天下人的財路、為一己之名罔顧天下人的生命，結果，天下之道不免於蔽、天下之財不免於亡、天下之名不免於辱！天下本沒有綠林、黃巾、黑山之徒，他們都曾經是疲於奔命的小民！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農抑商」、一面成為獲利最大的「官商」，斷絕天下人財，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這段看得我是熱血沸騰，想直抒胸臆，破口大罵！

當然，也不能全責怪王安石，如果宋神宗頭腦清明一些，體恤百姓，或者朝堂之內有人壓得住王介甫，再或者沈括髮明大炮把遼滅了，再或者極有可能出現了王安石代替品一號、王安石代替品二號，這都可能對吧？分析一下，如果王安石不變法，北宋是否會因為三冗問題滅亡？遼宋是否不久後開戰？金國是否還如此強勢？這些事情，誰又能說的准，又有什麼意義，又豈能是責怪哪一個誰那麼簡單呢？

樓主又在這瞎扯淡，根源是：向皇后讓無繼承權的趙佶當皇帝，藝術家趙佶又用了一幫子花鳥蟲魚當國家股肱大臣！

任何一個朝代、國家、人才從統計學的角度講都是均等出現的，為啥有的國君治國如貞觀、開元、仁宗，有的確國都滅了，北宋滅亡：根因是向皇后干政，執意讓端王趙佶當皇帝所致！

1.任何亡國的國君都應該付第一最大的責任，明君用賢臣，昏君用亂賊

2.皇上很賢明強悍、大臣可以弱點，國家也治理很好

3.君弱加賢臣尚能支撐，昏君+賊臣必亡國

看看歷來組合

唐貞觀天子凌煙閣裡面說不完

宋仁宗晏殊杜衍范仲淹歐陽修陳執中文彥博，還有包拯，電視裡面見的多。

宋神宗安石、司馬光

宋徽宗趙佶傳說「瘦金體」書法為他所創，也是個藝術天才啊：蔡京（書法名家，書法四大家的「蘇黃米蔡"裡面的蔡就是蔡京）、童貫(宦官)、高俅（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有一定的詩詞歌賦的功底，至於蹴鞠是否好未知)

這皇帝用的都是藝術院的人來管理國家！

明太祖

明太宗

明嘉靖（煉丹皇帝、20年不上朝）還有夏言和嚴嵩的內閣幫他管理國家

萬曆張居正一人扛鼎天下

咸豐之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支撐；等賢臣都死了，國也就完了

崇禎皇帝周延儒

明君必能找到賢臣可用，

昏君：總能找到一幫爛賊當權。亡國的基本都是昏君！

就宋朝來說：徽宗即位就是滅亡的根源：

哲宗剛駕崩那會兒，群臣議立新君，宰相章惇並不贊成立端王的，他的理由是：「端王輕挑，不可以君天下！」章惇說趙佶性情輕佻，到底有沒有根據呢？元末明初陶宗儀編著的《書史會要》

上說：「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讚歎其「筆法追勁，意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能自創一派書法字體，稱得上是書法界的一代宗師。

難得的是，書法之外，琴、棋、詩、詞、賦、畫，趙佶同樣玩得出彩，樣樣精妙，尤其是畫，更是超凡入聖。

南宋人鄧椿所著的《畫繼》記趙佶畫《筠庄縱鶴圖》「閑暇之格，清迥之姿，寓於縑素之上，各極其妙。」

本來是個書法畫家確當了皇帝，哎，百姓遭殃了！

年僅25歲的哲宗駕崩，沒留下子嗣。顯然，皇帝只能從哲宗的兄弟中選擇。神宗共有14子，當時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趙佶在內的五人。趙佶雖為神宗之子，卻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並無資格繼承皇位。哲宗去世當天，向太后垂簾，哭著對執政大臣們說：「國家不幸，哲宗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宰相章惇當即提出，按照嫡庶禮法，當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說，若論長幼，那麼當立年長的申王趙佖(bì)為帝。這兩個建議都排除了端王趙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趙佶，可能與趙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關。趙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處請安，稱得上是又聰明又孝順的孩子。她語氣堅決地說：「老身無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應再有區別，簡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為君，所以還是立端王為好!」

表面上看，向太后辦事公平，但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言辭背後，顯然是在偏袒趙佶，為其繼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惇是反對端王即位的，他認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這是將攻擊的矛頭直接轉向了趙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卻不以為然。雙方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讓。關鍵時刻，知樞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議，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也相繼表示贊同。

章惇勢單力薄，不再爭辯。趙佶就這樣當上皇帝徽宗。

《宋史·列傳第二后妃下》：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於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向皇后。帝不豫，後贊宣仁後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後，後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後及諸王納婦，後敕向族勿以女置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閤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後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

不是聽說就算宋朝不支持金朝攻打遼朝

遼也照樣會滅亡么？

金朝戰鬥力太強。而且大遼和大宋和了上百年。軍事方面雙方都頗有鬆懈。而且，大遼漢化太厲害，中後期，契丹文連貴族都不認識了。受宋朝影響，重文輕武。戰鬥力不像其祖先。

而金朝決定攻打宋朝，主要是宋太弱了。這個弱主要指軍事。剛開始金朝還敬畏宋朝，因為宋朝代表中國正統，而在中華文化圈內，基本認為中國是個自古無比強大的國家。

金朝和宋朝建立了聯盟之後。宋朝幾次和金朝約定攻打遼朝，都沒守約。基本全是金朝在打，打完之後還遷使金朝說是因為我們中原之國自古就不喜歡流血，講文明。

金朝最後看明白了，宋朝就是一個軟蛋。所以看著宋朝這麼富裕的國度，而軍事卻異常弱，能不想吞併嗎？

而實際上最後還是文化的勝利。因為百年之後，金朝也被漢化了。又被雄起的蒙古大元所滅。

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

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非百姓也。

來，給舊黨們把地洗了。

這一個娛樂答，外帶發表點感慨，請勿認真，至於筆者觀點其實很簡單、附在結尾、看了答案相信您也不難猜到：

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是王安石嗎？兩個相隔近百年主角完全不同的事件並列陳述，這已經提示至少在主觀上作者對答案其實是有偏向的。

靖康之恥。禍首，王君安石

中華千年孱弱。禍首，王君安石

變法前前：

王君變法的一千五百年前，小小的西北諸侯國秦，曾用法家商君鞅之策，開阡陌重農桑設郡縣賞軍功之，一統中原傳神州皇帝之璽於天下，從此，中原漢族為主的政權訂立了秦漢魏晉隋唐宋的千年基業。

在那一千五百年里，秦國強兵在蒙古打得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大漢王軍曾追擊匈奴王庭於俄國的狼居胥山，大唐西域都護曾飲馬在土庫曼的阿姆河畔。

我不知道如何評價一個古代的帝國王朝是否強大，但把主要戰場維持在國境之外，在民族對峙中經常處於戰略攻擊，大概是應當標準之一。

那麼到宋仁宗之前的時代，中華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強大當之無愧。

變法前：

公元960年，太祖皇帝龍起陳橋，建宋代周，一舉結束百年亂世，重歸中原於一統，秦皇漢武之後，中原漢族彷彿再度升起了希望的曙光。

此後的百年里，宋初三代皇帝將相奮戰北疆不輟，幽州城、高梁河、雁門關，他們行為是渡過黃河北走出國境線攻擊攻擊再攻擊，那是為了他們和中原漢人的夢想：光復自後晉石敬瑭手中丟失了百餘年的北方故疆-——幽雲十六州。雖然最終他們失敗了，承天太后和宋真宗雙雙親征在宋黃河以北的重鎮澶淵城下而成盟罷兵。

雖然，這都是主動攻擊的開疆戰役，但是，由於幽雲十六州大部還在耶律手中，北宋留下了一個遺憾的名號——

積貧積弱

變法：

公元1069年，為了不再積貧積弱，宋相國王君安石發動變法，以青苗免疫保甲將兵之術，圖富國利民強兵取士之謀。

可惜事與願違，短短20年，這次變法無疾而終。

然而，這只是災難的開始。

這次變法結束的短短50年里，大宋政權慢慢地昏君庸臣敗將輩出。五十年里，童貫大軍盡出卻面對內亂孱弱西夏未得全勝，宋押司方教主舉起替天行道的義旗，宋徽宗應金之邀毀盟伐遼卻面對遼軍偏師難得一城，直到女真鐵騎踏破了宋在黃河南岸的汴梁故都，史稱

靖康之變

變法後：

不知道是王安石還是他的法，把宋太祖變成了宋徽宗，把包拯寇準變成了蔡京張邦昌秦檜，把狄青楊家將變成了童貫高俅張俊。

南宋學會了取財於民，元學會了殘暴無度，明學會了昏君佞臣，清學會了喪權辱國，R.O.C.學會了專治腐敗，…則兼具各家之所長。

由此看來，直至王君出仕，「變法圖強」，中華氣運至此而絕。

如果鐵木真君成吉思汗，和勃爾只斤黃金家族的諸政權，不算做「傳統」華夏中原漢族政權的話，

那麼，自北宋「檀淵之盟」(目標遼國幽雲十六州)征戰 / 「王安石變法」之後，

華夏中原漢族政權的主政當政者，對陣56個兄弟姐妹外的民族，以非防禦動機為目的，在國境線外獨立自主地出兵萬人以上、以懲戒他國或開疆拓土為目的進攻戰，很可能是近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甚至釣魚島對日無理要求的挑釁之爭。

更有甚者，除了元和清被融合到中原漢政權時的「嫁妝」領土之外。明成祖和清高宗那幾次沒有奪得疆域和百姓的平叛行動，已可視為王安石變法之後中華在疆界上最大的開拓之舉。

曾經像什麼封狼居胥、橫掃王庭、生擒高麗王這種戰役中的勝利者角色，在王安石變法之後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取而代之的，則是君王南渡西狩、會戰王師盡喪甚至南京人民無盡的血淚。

自從王安石變法之後，

中華忘記了他們曾有有衛青霍去病追亡逐北、

曾有班都護馬伏波平西鎮南、

曾有高仙芝薛仁貴奮戰在西域高句麗

自從王安石變法之後，

鄭成功一個明朝國姓爺，在清朝成為民族英雄

雅克薩一坐中國境內的、幾百俄軍鎮守的土寨，被韋小寶率上萬清軍圍攻月余才攻克是大捷

清法戰爭馮老將軍奮戰不息，中法新約卻永遠失去了南亞諸國宗主權，而只保留了天朝的「體面」

那由此而看：

王安石變法之禍，豈不大哉！？

陰謀論、潑黑學，——至於斯者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才華超越了他的時代的王君安石，懷報國救民之心輔佐聖王變法圖強。至今他已長眠了千年，中華民族的強大程度，在這千年里卻再也沒能真正超越他所在之前的時代。

而誰能解吾之惑？

明明是蔡京高俅童貫那些人欺世盜名，與徽宗一同僭用王安石改革派名義行打擊政敵與攬權斂財之實，不會開車，亂轉方向，還拔掉了剎車系統，北宋牌汽車不翻才怪。

還有那些道學家，把什麼狗屁鍋都可以甩到王安石身上，典型無恥之尤，頑固到反對一切改革，上至商鞅，下至戊戌變法與新文化運動，那些人被淘汰不是歷史必然還是什麼？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時謂名言。《孫傅傳》。王安石變法後期由於實際操作問題確實是苦的百姓。不過政府是實實在在掙了錢的徽宗年間的一大票吃穿用度都來自熙寧變法。況且神宗時期的西北開邊也都是明面上的政績，變法的確是國富兵強了。西軍之強也都能看在眼裡，西軍後來的失敗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不當，童貫活活作死了軍隊。

羅輯思維害人不淺

太監童貫治軍，北宋無人矣！

不，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是趙匡胤，因為他居然收攏地方權力，加強中央權力，導致北宋不能打也就罷了，靖康內鬥更是導致國家全線崩盤。

或者更早，畢竟是石敬瑭割了燕雲，才有了北宋的冗兵和戰鬥力低下。

所以罪魁禍首應該是教化蠻夷的天可汗李世民啊，沒有他哪有遼國。

有什麼事就客觀地在當時環境下分析，後代沒幹好的事，別吃飽了撐得往前扣鍋。

更何況靖康之恥假如有一個罪魁禍首那麼一定是宋徽宗道君皇帝趙佶本人……

靖康年間北宋的情況爛嗎？客觀來講，不好，但離亡國還有距離。

結果，趙佶聽說金人來了，突然吧皇位內禪給自己不待見的長子，帶著除了長子（以及被嫌棄的趙構）以外的兒子們跑路去南方了……

他跑就跑吧，還把沿路賦稅都截了——宋欽宗趙桓簡直要被氣死哦。

結果是趙桓利用皇帝的大義把這群人逼回來了……於是二次圍城的時候趙桓腦子裡還全是如何防止太上皇復辟坑我……

加上外面那個只知道自己跑路的趙·天下兵馬大元帥·構……

我認為不能把責任都推給王安石，但是王安石確實需要付次要責任。

老太太出門摔斷了腿，一定是當年沒好好坐月子。中國近代沒有走上科學文明，都怪丘處機沒事瞎溜達，很多人還說明實亡於萬曆，…歷史因素很多抓住一點的論述的話這些都有理有據。

北宋的根本問題是出在精明無比的趙匡胤身上是出在了無解的歷史周期

罪魁禍首是郭藥師

又是個丘處機路過牛家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