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計劃經濟，蘇聯和中國是各自什麼原因導致了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強盛與中國的相對落後？
又看到這位熟悉的歷史發明家 @經略幽燕我童貫 ，在根本不了解的歷史問題上胡說八道了。這次他又針對蘇、中兩國計劃經濟，炮製出兩個新的歷史發明，截圖如下——
尤其是第二個， @經略幽燕我童貫 連涉及到新中國建國初期最基本的常識都在胡說八道。
在此特別更正一下：「以糧為綱」即不是陳提出來的，也不是正確和有道理的；而是毛在1953年糧食工作會議上首先提出的，大躍進期間受極左路線影響，在過分樂觀情緒下又再次倡導的。
而且，提出「以糧為綱」，並不代表放棄「以鋼為綱」，而是「糧食、鋼鐵、機械，三大作風，齊頭並重」，「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這三件，別的也就有了。——《農業大有希望》，1958年6月，對第二個五年農業發展規劃要點做出的批示。@經略幽燕我童貫 這位歷史發明家張嘴就能扯犢子的功夫，真是天下無敵了。北宋的他胡扯；明清的他胡扯；現在建國後的，他繼續胡扯~
在此帖出《MZD與新中國糧食工作的大政方針研究》和《全國糧食緊急會議》文件中相關內容依據——
糾錯部分到此結束。現在我說下自己的內容
在前段時間寫20世紀蘇印關係史的這個知乎長文——《一個開掛的民族，一個驕傲的鄰邦——「印度威脅論」簡述》（知乎 - 與世界分享你的知識、經驗和見解）時，我參閱過不少蘇聯從20年代「列寧主義」、「新經濟政策」、1928年開始的「一五」、「二五」時期國內經濟等方面的資料。既然如此，我簡單解答以下這個問題。既然題主是把蘇聯和中國相比，又具體說到了是斯大林時代，那麼，我們先明確兩國國情方面，幾個顯著不同的區別點——一、
無論是帝俄、蘇俄（聯）還是1991年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北極熊始終是個富資源國家，從十八、十九世紀西歐英法普等國開始工業革命時起，位於東歐的俄國就是最近的工業原料與農產品提供國、以及西歐工業產品的主要進口消費國、工業技術的引進國。一直到現在，俄羅斯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石油天然氣）、初級礦石的出口國。又因為俄國人口基數少，這個富資源國家，表現在人均富資源方面更加突出，可以這麼說，俄國人哪怕懶到不努力發展第二、第三產業的程度，單憑資源出口這招，也能混日子。這一點，是中國這種看似資源也不少，但人口基數龐大，資源分配緊張的國家不具備的。「地大物博」這個咱們都很熟悉的成語，形容俄國很恰當，形容中國反而不合適。
二、
在斯大林時代，蘇聯的國際環境，在絕大多數時間，是相對寬鬆的；尤其是從1924年初列寧去世，到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的這前後17年間，是斯大林時代的黃金歲月（針對以斯大林為首的蘇俄最高政權而言）。1924年1月，以列寧的去世為標誌，蘇聯進入斯大林時代。就在次月，英國率先承認蘇俄政權並與之建交；三天後，義大利與蘇聯建交；同年10月，法國與蘇建交。三個老牌資本主義大國開了頭，其他西方國家肯定紛紛效仿。1925年2月，東方強國日本也和蘇聯建交。在1918年一戰結束後，國際舞台上出現了國際組織是協約國組織的「國聯」，此時，英法意日這四國，是「國聯」及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國，相當於今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短短一年，四個大國都和蘇聯建交，標誌著蘇聯的國際地位得到了承認。美國是個另類，遲至1933年初才承認蘇聯，但此時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不強，在以「國聯」為代表的國際舞台上，還只能是大國的之一，也遠沒有能當世界警察的體量。以上這些情況說明，從斯大林時代一開始，蘇聯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他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大大緩和了。雖然這些西方國家基於意識形態對抗，依然對蘇有一定技術出口封鎖之類的限制，但在大宗工業產業、工業母機、原料精加工技術等方面的限制並不苛刻。
這就是給接下來，蘇聯執行一五計劃（1928~33年）、二五計劃（1934~1937），提供了一個特別優越、寬鬆的外部環境。蘇聯可以比較方便的從西方國家進口搞國內建設所需的工業資源，包括成套裝備與部分高端技術專利轉讓。在蘇聯計劃經濟的歷史上，一五、二五計劃佔有重要地位，決定了此後該國經濟建設的模式。國際環境寬鬆，是這兩個五年計劃總體上大獲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相比之下，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特別是1953年開始的一五計劃，因為朝鮮戰爭、美國幫助國民黨協防台灣等原因，新中國的國際環境相當險惡。從50~70年代初，本該是交通方便、對外交往前沿的東南沿海地區，反而是與境外勢力、台灣國民黨勢力激烈對抗的前沿，是二戰後冷戰格局中的一個重要的「局部戰場」。因此，我們不得不在50年代初，選擇了全面靠近蘇聯的一邊倒政策。在這裡，務必請大家注意特別重要的一點：1953年新中國制定的「一五計劃」，其制定的首要依據並不是遵照中國國情，而是首先遵照蘇聯國情。在當時，中國出現了一股全盤「蘇化」、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國防、文化建設等領域全面照搬蘇聯的風氣。三、
整個二十年代的十年，被譽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的「黃金時代」，然而就在二十年代末期，老天爺送給蘇聯一個意想不到的大禮包：1929年10月29日，華爾街發生股災，並在隨後數年席捲整個西方世界，演變成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西方世界的大蕭條來了。
「大蕭條」是西方社會前所未有的社會災難，卻給此時正在施行一五計劃的蘇聯打了一針思想強心劑，注入了意外的養料。1、本來，在蘇聯一五計劃中，諸如集體農莊、農產品強制過度徵收、工業企業聯合體中「幹部專家」路線等方面的政策，都遭到了西方社會的抨擊嘲弄，蘇聯國內也是人心惶惶；而29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證明西方社會照樣有巨大的弊病。西方世界對蘇聯幸災樂禍半天，結果自己更丟人，惹了一個更大的洋相。斯大林這時候終於能揚眉吐氣了地對西方國家說：「你們先別笑話我，先看看你們自己是什麼貨色吧！」1929年西方經濟危機的爆發，促進了西方各國左翼文化思想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經濟危機的爆發，又把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在外，對比之下，凸顯了蘇聯集權計劃經濟的某些優勢特徵（尤其是宏觀調控方面）。因此，在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不僅蘇聯領導人的自信心明顯提高了，西方世界還出現了一股研究、肯定蘇聯計劃經濟的社會潮流。大量西方左翼文人、演員、記者，以及亞非拉丁美洲早期民族獨立運動領導人前往蘇聯留學、考察或遊歷，希望能從中找出可以利用的經驗，其中就包括後來的印度開國之父尼赫魯。此時中國政府元首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早在1925年就前往蘇聯留學去了。2、西方各國為了化解這場經濟危機，採取各種措施，其中包括貿易關稅壁壘。而此時施行高度集權計劃經濟的蘇聯，則對此免疫。西方社會顯然不會引進蘇式計劃經濟這服藥來給自己治病，但他們發現，此時擴大與蘇聯貿易，則能夠藉助外力為自己緩解病痛。就以此時的美國為例，儘管還沒有和蘇聯建交，但面對國內糟糕的民眾情緒和經濟形勢，也不得不做出某種妥協。大量美國企業前往蘇聯投資開廠，飽受失業困擾的美國熟練產業工人和工程師跟隨去投資的企業，前往美國企業在蘇聯的投資項目去應聘工作。而此時的蘇聯，又處在「一五計劃」的關鍵時期，急需引進西方先進的工業設備與工業技術。一個急著買、一個特別想賣，那還有什麼好說的，一拍即合唄。
A、1927年，引進美國技術設備、由美國工程師設計的第聶伯河水電站開建。這座蘇聯水電站，在美國還引起了一場「姓資姓社，黑貓白貓」式的討論——在1932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宣揚拯救本國經濟的「新經濟政策」，遭到了競爭者和反對派的強烈抨擊，羅斯福就以第聶伯河水電站為例，「……這是一座俄國人出錢，美國人設計，給眾多美國人提供工作、讓數十家美國企業免於破產的項目，憑什麼因為僅僅他是為蘇聯修建的就要遭到如此的反對？」（1932年10月20日，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的費城競選演講）
不僅如此，在1933年正式當選總統後，羅斯福更是力排眾議，推動美國政府承認蘇聯。1933年1月，美蘇建交。羅斯福此舉，為隨後更多美國企業赴蘇投資辦廠，通過參與蘇聯基礎設置建設大賺特賺，開通了一條大門。如此高調的親蘇路線，在1924年後的歷任美國總統里，也是相當鮮見的，以至於在羅斯福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期，美國國內一直有右翼勢力聲音，懷疑他是共產黨+蘇聯間諜。B、1931年，著名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體建成投產（即大躍進時被毛澤東批判的「馬鋼憲法、馬鋼路線」），他是以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美國鋼鐵公司格里工廠為模型設計的。C、高爾基汽車廠，於30年代初由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援建；D、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先整套設計、初建於美國，再分批拆運至蘇聯，約有80家美、德企業參與到該廠的建設投產；E、位於烏克蘭的哈爾科夫拖拉機廠設備是德國和美國製造的，由美國人擔任建設總工程師，於1931年10月建成。………… ………… …………………… ………… …………由美國人設計的蘇聯第聶伯河水電站。蘇德戰爭爆發後，為免於落入德國人之手，蘇軍在撤退前將壩體炸毀，二戰後重建——
在此必須補充一點題外話：上世紀20~30年代中期的美國，長期奉行「孤立主義」，與二戰後那個四處發揮影響力的超級大國美國，是完全不同的國際路線。
很不幸，到了新中國成立，也開始奉行蘇聯式集權計劃經濟時，正好遇到的是冷戰格局和那個四處發揮影響力的超級大國美國，我們和西方世界長期緊張對峙，意識形態的對抗激烈，導致我們沒有遇到過如此慷慨的外部援助。我們不得不一邊倒地貼近蘇聯，但蘇聯人並沒有美國人的性格，在加上從50年代中期，中蘇裂痕加劇，兩國關係破裂，我們更缺少外部支援了。四、
在1920~30年代，美國還沒有形成優勢，歐洲雖然經歷了一戰創傷，但依然還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在此時，歐洲出現了新大國民族主義運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蘇聯和德國。這個「大國精英民族主義」，是一種民族沙文主義，與二戰後亞非拉前殖民地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可不是一回事。簡而言之，就是某些在國際舞台上嚴重受挫的帝國主義或前帝國主義國家，尋找機會恢復「國家之榮光、民族之偉壯」的嘗試。比如說具有強烈驕傲心態的德國，在一戰之後，一直對《凡爾賽合約》對他的苛刻懲罰不滿，尋機掙脫這個條約的束縛，東山再起。德國國內這種抵觸情緒和民族民粹積蓄濃烈，因此到了1930年代，納粹黨和奉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希特勒的崛起，就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蘇聯雖然不採用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喧嚷「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間」的那一套，但俄國人骨子裡性格完全繼承老帝俄。北極熊披了一條紅布單出來，甭管是賣萌賣傻還是賣嗲，照樣還是那頭野心不改的北極熊。那種民族驕傲感依然旺盛，極力鼓吹「蘇維埃赤旗插遍寰球」的革命輸出論。因此，蘇、德這種帶有強烈精英民族主義思潮、整天在憧憬「重新崛起」的國家與其領導人，渴求通過強大自身實力，在國內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大搞領袖個人崇拜；在國際上則逐步加強對外影響。以蘇聯前兩個五年計劃為例，尤其是大獲成功的二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的1937年，也正處在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同時「大清洗」紅色恐怖氣氛達到頂峰的時期。那麼，筆者把蘇聯斯大林時代計劃經濟、通過蘇聯一五、二五計劃這個典型事例加以分析，總結其成功的因素，結論如下：
A、本身有一定的基礎，這個在前面 @雪山象、 @孟德爾兩位答主的答案里已經提到過了，俄國本身就是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帝俄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工業規模比美英德法差遠了，但比中國強多了；B、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大投入，大產出」的粗放型經濟，而他正是富資源國家，本身有豐富的工業原料，給這種粗放型經濟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基礎；C、國際環境寬鬆，只要有錢有資源，可以通過國際貿易進口他所需的工業設備與技術；D、有強效的、長期的、多元化來源的外部援助。除了美國外，20~30年代的德國，也是蘇聯最重要的工業產品（尤其是工業機械設備）出口國，蘇聯把本國的工業原料（能源、礦石）賣給德國，德國的機器設備銷往蘇聯。直到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當天，兩國依然還有貨運列車開往對方境內。E、趕上了1929年「大蕭條」這麼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F、通過計劃經濟，可以鞏固領導人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並有利於對外輸出革命。這ABCDEF六條里，尤其是D、E兩條，對蘇聯特別重要，在以美援為首的大量外援資助下，蘇聯計劃經濟在二五計劃，實現了一次真正的大躍進：
1928~1933年的一五計劃就已經是超額完成了（提前9個月完成指標），在此樂觀基礎上，從1934年開始，蘇聯制定了目標更宏大的二五計劃，然而，這個原定於1938年底實現的計劃，在1936年年中就完成了指標，在下半年開始超額，以至於最高蘇維埃政治局不得不在1937年匆忙宣布二五計劃圓滿結束，再加急制訂新經濟政策，宣布從1938年開始，提前施行三五計劃。「大躍進」這個詞，對於1958~1961年的中國，是個瞎吹牛的慘痛教訓；對於1934~1936年的蘇聯，卻是實實在在的驕傲。相比之下，咱們再來看新中國，就會發現，ACE三條根本沒有，BD也大打折扣，而計劃經濟的五年計劃如果沒搞好，組後一條F就不能成立。
很遺憾，1950年代，已經和1920~1930徹底不同了，而中、俄兩國的國情也有著天壤之別。於是，我們看到，在50年代初期，「中蘇蜜月」最親密的那個時期，憑藉這此時還算慷慨的蘇聯援助，我們完成了第一各五年計劃；然而，在50年代末，中蘇關係就開始逐漸分歧，且裂痕逐步增大，蘇聯對我們的援助也減少並最終完全停止了。中國與俄國截然不同的國情，也讓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蘇聯前兩個五年計劃的經驗與節奏控制。這些，就導致在1958年「一五」之後，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就開始走各種錯誤路線，其中不少錯誤的代價相當慘重；而經濟建設失敗，又導致領導人的自信心不足，對自己政治地位在黨內和國內是否會受到挑戰，感到越來越強烈的擔憂。最終，在這個噁心循環里持續下行……到了今天，我們以事後諸葛亮的口吻，說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是」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之路「，這句話實在是太沉重了。至於某歷史發明家「蘇式體制，是以年需求鋼產量為基本點，圍繞鋼產量來進行各個要素的計算的。」這種歷史發明，諸位當各笑話就可以了。
這即是對蘇聯計劃經濟毫無根據的造謠，也是該發明家一貫信口開河的老毛病。蘇聯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從來不是以「年需求鋼產量為基本點，圍繞鋼產量」計算的，而是採取了一套自創的綜合指標體系。
因為到了一戰之後的世界經濟，單純的鋼產量，已經並不能體現一個國家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的水平了。只有新中國這種從農業國基礎上起步，真實百廢待興的農業國家，才會在執行「大躍進」錯誤路線時，一味追求鋼鐵產量。而蘇聯的情況，完全不同。正如前所述，因為俄國本身就有一定工業基礎，斯大林的政治野心特別高，他通過兩個五年計劃，是打算讓紅色蘇俄成為世界強國，是真要打算超英趕美的。斯大林時代蘇聯計經濟下，從一五計劃開始，就不是簡單追求「鋼產量」，而是追求「鋼質量」。蘇聯領導人甚至擔心鋼鐵企業的產能上去後，如果其他機械、汽車等工業不跟著發展起來，生產出來的鋼鐵都用不掉。蘇聯集權計劃經濟的參照考核，不是以鋼為準，而是一套複雜的指標係數。他的主持制定者，叫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羅維奇·古比雪夫，是蘇聯早期政治局委員，1930年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按照古比雪夫主持制定的這套指標系統，衡量國家經濟的參照數據，既有鋼產量、煤炭產量、發電量等，鋼產量內還分成粗鋼、生鐵、合金特種鋼等，其他煤炭，石油、發電量、三酸兩鹼（化工）方面，也做細分和不同的數據要求，除了工業外，農業、郵電等也包括，其他還包括工人的收入水平，某地區某些資源（如電力）的消費使用情況；甚至還包括文化教育投入，如未成年人入學率與成年人掃盲率（因歷史遺留問題，帝俄時代，俄國廣大農奴普遍沒上過學）等等。
而鋼產量、鋁才產量、煤炭產量、發電量等，只是經濟計劃中的初級產品物資指標，因為這些都是初級工業品和原材料，在工業系統內，他們只是最基本的「毛胚」和「建材」。蘇聯計劃經濟委員會更高的要求，是注重這些初級產品能否變成諸如機床、拖拉機、發電機、電話、電纜、無縫鋼管、自行車、汽車、乃至洋娃娃、電燈泡、鉛筆等具備專有附加值的終極工業製成品（商品）；更注重初級產品通過進一步的加工，轉化成工業製成品的效率等等更高級的指標。這才是蘇聯計劃經濟的真實面。好了，暫時就先打這麼多字吧，算是把這個問題解答了。
在此重申一句，諸位在知乎上看答案，千萬要注意辨別那些信口開河的歷史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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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寫答案，真是認認識真寫，立正把一個問題盡量事無巨細的交待清楚明白，需要很長的篇幅，涉及很多知識層面，還要查閱不少資料，相當耗費時間和精力。現在又是年底了，事情太多，時間實在不充裕。真是挺矛盾的~這樣吧，今天早上，再更新一部分內容，主要講述下蘇聯計劃經濟制訂的方針策略，以及新中國在學習、推廣這套計劃經濟體系時出現的偏差。從這個角度，能更充分地解釋題主的疑問。一
首先，還是在此強調一點，某些歷史發明家張嘴就說「蘇式體制，是以年需求鋼產量為基本點，圍繞鋼產量來進行各個要素的計算的」等純屬扯犢子，胡編亂造呢~~蘇式集權計劃經濟體制是「終極產品目的化」的實用主義，其程序核心可以總結為三個俄語單詞：
Виндекс——指標Координация——協調Взаимопо?мощи——互助這裡面非常有意思的是взаимопо?мощи這個詞，因為在新中國施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我們沒有直接了當的翻譯這個俄語單詞的本意，而是賦予他一個更有氣勢的中文：會戰！二、
蘇聯早期的社會經濟學體系認為，西方世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是追求利潤，資本家都是什麼賺錢就投資什麼的；而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追求最需要的物質「終極產品」。所謂「終極產品目的化」，依照前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的解釋思想體系，是這樣的——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力量和廣大民眾，要有與之配套的暴力工具和生產工具，他們必須是最實用的。鋼鐵廠可以生產出優質的鋼管，可以軋出鐵板，但不能讓紅軍戰士握著鋼管去打擊階級敵人和白衛軍，他們需要的是步槍；也不能讓少先隊員在鐵板上盛放文具，他們需要的是鉛筆盒。步槍和鉛筆盒，是具有實用價值的「終極產品」；而鋼管、鐵板，是製造終極產品的原料，屬於「毛胚」和「建材」。什麼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最需要的物質」呢？要看國家從最高層開始，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安排的重要生產活動和「當前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主要矛盾」。
如果最高蘇維埃政治局把擊敗白匪軍、捍衛紅色政權定為首位，那麼武器裝備、糧食和軍裝被服等就是最重要的物質，必須優先生產；如果蘇維埃把恢復國內經濟，提升工業原料產量定為首位，那麼煤炭、礦石的產量與配套的採掘器械生產就是最重要的物質，必須優先生產。1928年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在「捍衛政權，提升國力」這個總體方針指導下，依照輕重緩急的程序，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
他開始制訂這個經濟計划了。古比雪夫把諸如機械廠、礦山、冶金聯合體、大型水利樞紐等若干「終極產品」用33個大寫俄語字母，按照從A到Я的順序標出，當然，在現實中不可能只有33個；「毛胚」和「建材」，用小寫俄語字母，按照從a到я的順序標出，在現實中，他們更不止33個。1、
假設，參照蘇維埃最高國防委員會和紅軍裝備部長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將領在1927年秋季發的意見，列寧格勒軍區在1928年計劃組建一個狙擊手團，為此需要製造1000支搭配瞄準鏡的莫辛納甘步槍。國防委員會批准了這個計劃。古比雪夫開始制訂生產計劃，在「終極產品」名單上，莫辛納甘步槍的代碼是大寫單詞Ж。而生產狙擊步槍、需要鋼管、木材和玻璃，在「毛胚」和「建材」名單上，這三樣的代碼是小寫單詞б、з和ц。在古比雪夫手上，還有另外一份重要參考資料，內容是蘇聯目前工業加工實力的指數與效率統計的單位值，都是對先階段實際生產效率的總結。他從這份資料上找到了步槍的生產效率，把1000支步槍認定一個標準單位，生產1個單位步槍（Ж），需要2單位鋼材（б）、0.5單位木材（з）和0.6單位的玻璃（ц），所用時間是20個月。於是古比雪夫得出一個簡單的公式：Ж=2б+0.5з+0.6ц。依照這個結論，他初步制定了生產任務。最簡單的виндекс——指標階段，就算出台了。2、接下來，他先分別把預備生產任務交給鋼鐵廠、木材廠和玻璃廠的負責人，讓他們各自完成計劃中б、з和ц的指標。反饋回來的信息，讓事情複雜了。木材廠廠長表示，我們為了加工出合格的槍托護木，需要斧子、鋸子和刨子；而生產狙擊鏡的廠家負責人表示，除了需要玻璃，也需要金屬。也就是說，生產木材（з）和玻璃（ц）的過程中也需要鋼材（б），鋼材（б）的需求比原定計劃超出了，要為此制定出更細化的指標計劃和數字公式。大寫字母上面還有更大的字母，小寫字母下面還有更小的字母；大生產計划下還有小計劃，一層套一層。古比雪夫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只能抓大放小。同時，他向鋼鐵廠、木材廠和玻璃廠的負責人保證：放心把同志們，你們所需要的原材料，我一定滿足，請你們保質保量的完成上級交給你們的生產任務。最後，古比雪夫還做出了一些很有誘惑力的獎勵措施，規定的生產計劃是20個月，如果鋼鐵廠的同志們在18個月內就完成任務，你們將得到某種實實在在的物質獎勵，也更有助於該廠負責人的仕途升遷。回去之後，參照木材廠和玻璃廠負責人的反饋意見，古比雪夫同志重新修正了生產計劃和公式，要求鋼鐵廠除了完成之前生產步槍所需的鋼管以外，還要向木材廠和玻璃廠提供為加工木材和製造狙擊鏡所需的鋼材。Координация——協調階段，也算是開始落實了。3、糟糕的事情出現了。當他親自給鋼鐵廠負責人打電話時，這個叫李挺懦夫的鋼鐵廠負責人表示很為難，在20個月內生產出2單位鋼材（б）已經是我們目前最高的生產效率。古比雪夫同志，萬分抱歉，恐怕我們不能完成額外向木材廠和玻璃廠提供鋼材的生產任務了。古比雪夫儘管很失望，但沒有被困難難住。他想到了兩個解決的辦法：從外國購買、擴大生產。因為生產步槍涉及到國防，需要保密，因此「從外國購買」這條被其他委員否定了。計劃經濟委員會決定採取「擴大生產」的方式。古比雪夫又給鋼鐵廠負責人打了第二個電話，這次他的語氣異常堅定：「李挺懦夫同志，如果要生產出更多的鋼材，以滿足那額外的產量，請告訴我，您還需要什麼？統統都告訴我。一切為了蘇維埃！」電話那頭，李挺懦夫終於等到這句話了，嘮嘮叨叨打開了話匣子：「……敬愛的古比雪夫同志，如果工廠再建起一座高爐，我保證能完成任務。但我們要招收更多的工人，安排更多的加班時間，馬上要入冬了，如果我們的工人能再穿上一件厚外套，我想他們是願意加班的；如果再把他們的孩子能住進燒暖氣的託兒所，他們在工作時就不會走神惦記自己的娃了；他們很多人的老婆還沒有工作，既然孩子住進了託兒所，難道讓他們的老婆獨自在家找野漢子嗎？……古比雪夫同志，還有很多的讓我頭疼的問題呢。一切為了蘇維埃！」電話的另一頭，古比雪夫耐心細緻了記下了李挺懦夫這堆抱怨里最重要的細節部分……很快，足夠越冬取暖的煤炭，嶄新的厚外套，以最快的速度調撥到鋼鐵廠。幾乎就在同時，建築隊也在鋼鐵廠宿舍區開始修建託兒所，該州的最高書記還表示，明年我們會在鋼鐵廠附近在開辦一家紡織廠，讓鋼鐵工人的老婆去那裡上班。而古比雪夫的計劃表也更複雜了，又加上了為鋼鐵廠配額煤炭，棉衣、建設託兒所和紡織廠的生產與物資計劃。得益於蘇聯高度集權的自上而下體制，全國一盤棋，為實現某個目標，領導人可以行使手中權利，從全國範圍內調配資源。在中國，我們管這種行政手段叫「集中力量辦大事」、「會戰」。Взаимопо?мощи——互助，就是如此。蘇聯斯大林時代集權計劃經濟體系，就是通過Виндекс、Координация、Взаимопо?мощи，實現對「終極產品」的追求。二、這套集權計劃經濟體系，體現在蘇聯一五、二五建設時期，在工業建設方面，總體上是很成功（農業則很糟糕）。
筆者在上面舉的這個例子，只是用最簡單的加減法，對計劃經濟的「指標」、「協調」做了淺顯的解釋，在現實中肯定不會如此簡單。因為要考慮到太多的既定因素和突發因素，以及更複雜的變化（變數）。某個產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了，某年遇到天災了，某個外國政府允許對蘇聯出口某種重要的高新技術工業品了……都會如「蝴蝶效應」一樣，對計劃的制定和落實產生深遠發散影響，導致演變成一個超級複雜的、容闊了概率論、統籌函數等複雜數學知識的科學工程體系。也就是類似俄國、中國這種對數字比較敏感的民族和大國，才有玩這套理論的人才基礎。這麼一套數學科學系統，我們現在把他歸納到「宏觀調控」這個名字里。古比雪夫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堪稱功不可沒。1935年1月，還不到47歲的古比雪夫因長期過度勞累，心臟病突發，猝然離世。 按照蘇聯對已故領導人的最高葬禮規格，他的遺體被葬在紅場，與列寧的遺體並列。在追悼儀式上，斯大林親自抬棺謁靈，哀榮至極。
俄國一直就有以著名人物、事物和重大歷史事件命名的傳統風俗，在古比雪夫逝後，蘇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系列城市、大型武器裝備、工業項目和地標性建築，其中包括一座水電站，蘇聯海軍的一艘巡洋艦、以及位於伏爾加河流域城市薩馬拉，並在該市為古比雪夫建起一座肖像。這是一座重要的工業城市，曾是蘇聯的備選首都，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戰場局勢惡化時，蘇聯把部分中央機構遷到這裡，一旦莫斯科被德軍攻陷，就以古比雪夫為臨時陪都。1991年蘇聯解體後，古比雪夫又重新改回舊稱薩馬拉，但古比雪夫像依然還在——
這套蘇式集權計劃經濟體系，有一個特突出的特徵，和一個很突出的結果。我們中國人也長期接受和生活在這套體制內。
突出的特徵，是集權體制下的權利意識。全國一盤棋，中央一旦有令，地方高度服從，集中調配，集中使用，集中發揮。操作者要想實現這個效果，手裡必須有說一不二的大權。工農業運營不是簡單的商業行為，而是生產任務，甚至是政治任務。誰敢不執行，輕則受處分，重則打成反革命分子。突出的結果是政企不分，出現很多「大企業，小社會」式的巨型國營企業。諸如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體，馬格尼托哥爾斯克（Магнитогóрск，意思為磁山城）位於俄國腹地，烏拉爾山以東，當地雖然有豐富的礦藏，但在帝俄時代沒有得到開發，僅僅是個村落。該地興旺起來，就是因為蘇聯一五計劃，從1928年開始在這裡建設鋼鐵廠。鋼鐵廠除了必須的配套工業設施外，還要為在這裡數以萬計的鋼廠工人和家屬修建配套的生活設施。隨著鋼鐵廠逐步擴建，體量越來越大，成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體。鋼鐵廠就是這個城市，城市就是鋼鐵廠；廠長就是市長，市長就是廠長。儼然一座新興的單一工業城市。當初為工人修建的社會設施，自然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中國人對此都不會陌生。筆者的父親就是北京一所解放軍總後所屬國營軍產大單位的職工，該單位佔地廣闊，內部細分出生產與生活區，有自己的醫院、車庫、商店、食堂、電影院、操場、託兒所、子弟學校，在郊區還有一座小農場，在文革時代，單位正門有衛兵持槍站崗，廠武裝部還有軍火庫，並定期組織本廠民兵操練軍事技能……廠區實在太大了，甚至還開設了兩條接送職工上下班的通勤公交車路線，並安排有專職司機；單位還有自己的發電廠，在別的小區因限電拉閘一片漆黑時，本廠宿舍區還是萬家燈火……住在這個單位里，都不用出大門，就能解決幾乎一切生活問題，形成了上世紀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大院文化。三、接下來，為了更好的說明這個蘇聯特色集權計劃經濟的時代特徵，筆者將其放在時空當中，在時間軸上分別做一個橫、縱方向的對比。在橫向上，與和他大致同時代的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對比；縱向上，和之後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對比。
1、橫向對比
當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施行這套國家經濟運行體制的前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幹嘛么？他們是否有相似的宏觀調控政策呢？答案當然是肯定。至少在十八世紀，還是英法，剛開始工業革命步伐的英國就採取過一些對國家經濟的政府行政干預措施和立法。但英國這種行政干預主要是作用在特殊時期，尤其是戰時，比如七年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就會宣布本國進入戰爭經濟狀態，然後對工農業、郵傳、新聞報紙、金融、稅收等方面採取一系列戰時管制手段；而戰爭結束之後，就收回管制令，採取放任經濟自由發展的「積極不干預」策略。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基本如此，而且美國對戰時經濟管制，相比英國還更強硬有力。比如說在十九世紀美國進入蓬勃發展的大工業時代，鐵路和石油冶煉成為一項特別熱門的投資項目，美國的鐵路公司皆為私營，鋼鐵和石油產業湧現出了諸如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好幾位托拉斯壟斷巨頭。但美國投資人在投資鐵路、和石油礦場的那時，就必須接受美國聯邦政府一個強制性要求：當美國在進入戰爭等特殊時期，採取戰時經濟管制制度後，鐵路和石油作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接受聯邦政府的統一管制和強制徵用，業主必須無條件服從聯邦政府。1914年夏天「一戰」爆發後，美國宣布中立，兩年多後宣布參戰。1917年4月，美國對德宣戰之後，先是在當年6月頒布《反間諜法》，8月又通過《糧食與燃料管制法》，10月通過《與敵國貿易懲戒法》、次年通過《新聞煽動法》……通過這些法案，對經濟、交通、貿易、新聞等各要害部門加以控制。此時美國沒參與過太多國際事物，在外交上比較生疏，又被之前歐洲戰場的慘烈戰局所震動，再機上促成美國參戰的「齊默曼電報」涉及到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顛覆，因此他的表現屬於過度緊張，把局勢想像的太嚴重了，由此導致美國進入戰時管制體制的力度也過大了。到了1920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哈定本來比較平庸，但他利用了美國社會各界對一戰戰時管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在競選中提出「恢復原狀，一切正常」的口號，深得民心，最終贏得大選。在美國歷史上，哈定這屆政府是以懶散和腐敗著稱的。哈定當選總統之後，採取「懶散執政」態度，廢除了一切戰時強化的政府控制力，極力鼓吹政府「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放任政策。這個政策即促成了20年代的大繁榮，也給20年危機爆發埋下禍根。也就是說，從1917年到1929年，美國其實是走了「非左即右、先收的太緊，又放的太松」的極端搖擺路線。到了1933年羅斯福上台，施行新經濟政策之後，美國才採取了有節奏的、依然是政府行政指令干預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儘管，美國人絕不可能承認這套宏觀調控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但事實上，施行新經濟有一些內容，諸如「以工代賑」，與蘇聯集權計劃經濟有一定相似之處。特別是羅斯福「在新政」中反覆強調的「調整Adjustment」，更是直接讓人聯繫到蘇聯計劃經濟中的Координация。本著務實主義原則，既然布爾什維克能接納美國的東西；那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東西，照樣可以拿來為資本主義建設所用。經歷了1929年經濟危機和隨後的二戰，完全的自由資本主義已經早西方消失了。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到，施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國家，在30年代和二戰後這連個時期，普遍採取了通過行政干預，加強對本國經濟形式宏觀調控的手段。在二戰中，美國研製核武器的「曼哈頓工程」，這個需要調配眾多資源、且高度保密的大型系統工程之所以能順利完成，就與此前羅斯福加強美國政府對社會操控力度有密切的因果聯繫。在二戰後，諸如英國工黨等，也在本國推行了不同形式的國有企業和重大風險的大型國家投資項目。
雖然中國很早就開始「反思」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但是中國從來也沒有真的踐行過斯大林模式。
毛時代對蘇聯模式的反思，不是因為在經濟管理的實踐中體會到了蘇聯模式的問題，而是由於先入為主的偏見、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大型企業和托拉斯管理經驗的缺乏......總之，是因為全黨上下都不太懂工業社會是怎麼回事，而本能地排斥基於工業社會的經濟、企業管理制度和科層制體系，本能地排斥所謂「繁瑣制度」。在不喜歡、不善於採取常態化的管理的同時，又樂於使用群眾性動員手段（又名社會主義義務加班，據說和資本主義義務加班有本質區別）來趕指標、完成任務。前面有答案將其概括為 「農民戰爭式經濟」 ，是非常貼切的。
這就導致，同樣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國和蘇聯的經濟效率有天壤之別。
在25年的時間尺度上，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有20%的差距（注1），也就是說這5000億由蘇聯人來投資的話，至少多給你弄出1000億固定資產來，考慮到蘇聯緯度比中國高，寒冷天氣對基建的破壞，這個差距就更大了。說明中蘇之間的經濟效率差距，不是某一特定時期的、三兩年政策錯誤造成的差距，而是長期的、極大的差距。
如果說蘇聯國內對於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是高考狀元希望更上一層樓的話，毛時代的中國對蘇聯模式的「反思」更像是高中肄業生韓寒噴應試教育 。
一、數據統計、經濟核算
計劃經濟，不言而喻，高度依賴數據統計和經濟核算。而這需要大量的具有專業素養的經濟專業人員。但是，全國培養經濟專業人才的專科院校有限，既缺乏培育新生力量的教育，又無法對在職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注2）。
雖然有蘇聯專家來華指導，但中央各部委在向蘇聯專家學習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規範，不能很好地保證和監督相關幹部和人員與蘇聯專家之間的交流和學習，對重大原則性問題的處理，事先不與蘇聯專家充分研究，等到工作中發生錯誤才去請教，臨時交談，隨學隨忘。不少幹部還對蘇聯專家提出的問題不以為意，認為他們不了解中國國情，要求過高過嚴，一些重要的會議也有意不邀請蘇聯專家參加（注3）。
早在1951年，中財委就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製作了各種統計報表，但憑藉各級統計機關和基層企業統計人員現有的業務能力很難完成填報，即使勉強上報，精準度也無法達標。無奈，報表只好一再簡化（注4）。儘管如此，隨著大規模的經濟計劃的開展，為滿足激增的業務需求，基層企業不得不從產業工人中大量抽調人員，甚至於一些炊事員都充斥到統計隊伍中（注5）。
而原始記錄水平的低下，更加劇了這一問題。1953年6月3日後一天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真整頓原始記錄工作》，批評現行企業制度對原始記錄的忽視。隨後進行了大範圍的檢查和整頓。但是，直到60年代，企業中原始記錄少記、漏記、錯記、字跡潦草等等問題都一直沒能得到根治（注6）。當然，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沒有電腦沒有互聯網沒有微軟office，也的確不容易。
二、鞍鋼憲法與「繁瑣制度」
開頭我說過【毛時代的中國對蘇聯模式的「反思」更像是高中肄業生韓寒噴應試教育 】，在此處尤為明顯地體現出來。國內左派津津樂道於「鞍鋼憲法」（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但其實踐效果，很難看。
第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制度算是「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誰說了算？由於沒有一定的判斷標準，實踐中就是「誰感到什麼制度不順眼， 誰就可以宣布它束縛了生產力而不加遵守，以致有些單位把規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燒掉地契那樣燒毀」（注8）。
幹部下一線勞動後，行政管理權也跟著下放，不少規章制度名存實亡。上鋼三廠撤銷了檢查科，放鋼和澆鋼簽證制度、違反規程考核制度、鍊鋼和澆鋼監督規程等先後被廢除，其他諸如鍊鋼和澆鋼操作規程、平爐護爐制度、配料制度、成品檢驗制度等雖未「宣判死亡」，卻也朝不保夕（注9）。
貫徹「鞍鋼憲法」之後，相關企業由於管理制度弱化，導致成本激增、質量下降、安全事故頻發。。。。。。懶得打字了，放圖：
圖中這些後果，到底是搞計劃經濟的結果，還是不遵守計劃經濟制度和既有的成功經驗所造成的呢？答案是很明顯的。
1961年，在總結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工業七十條》，規範經濟和生產管理。
但是文革開始後，《工業七十條》很快被作為「妄圖通過利潤挂帥、物質刺激、專家治廠等一整套修正主義的破爛，改變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的「黑綱領」，企圖用各種繁瑣的制度、報表、賬票來「管人」、「卡人」（注10）。
1967年6月14日，上海工業系統舉行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砸爛黑《工業七十條》誓師大會」，當年上海國民經濟主要指標比上年普遍跌了1—2成。1968年初，情況繼續惡化，1、2月份由於煤電供應不足，工業產值甚至比以往減少一半以上（注11）。此後，上海狠抓經濟生產，發起增產節約運動，在工廠革委會中留任原廠長等等，終於1968年下半年，工農業生產好轉。
三、計劃多變
計劃多變是中國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特徵。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尤為明顯。這裡講兩點，「鞭打快牛」和「兩本賬」。
大躍進時期，除了對企業每年下達的國家指標之外，還會不定期下達「增產節約指標」，當時的說法叫做「鞭打快牛」，試圖迫使企業不斷優化生產與管理，挖掘生產潛力。但是，頻繁臨時變更計劃，也就喪失了編製計劃的意義。為了應對可能的計劃突變，企業採購原材料盡量放寬、多買，招用工人也是盡量能多招就多招。在大躍進破產後，國家又反過來大量把人口退回農村（三年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實際上就是六十年代版的「大下崗」。
「兩本賬」，同樣也是大躍進時期的事情。所謂「兩本賬」就是中央對地方的兩個計劃，第一個是低計劃，對外公開，要求必須完成；高計劃是努力的目標，不對外公開。問題在於地方上也有高低兩個計劃，低計劃就是中央給地方的高計劃，而自己的高計劃更高於中央的高計劃。這樣，通過層層加碼。。。。。。
四、社會主義臨時工
大躍進失敗之後，國家一直很注意控制企業正式工人數，但是1964年之後濃厚的備戰氣氛導致大量國防和基礎工業項目上馬，對勞動力需求日益緊迫。於是1965年初國家頒布了新的用工制度，強調「多用臨時工，少用固定工」。根據新的規定，國家計劃對臨時工只控制工資總額，不控制人數（注12）。於是企業便大量廉價招雇臨時工。比如截至1965年底，上海市工業企業的臨時工總數已經是1962年末的兩倍有餘。
在當時，臨時工不但工作崗位沒有保障，他們的工資也要比固定工低許多，每天1.2—2元不等，臨時工中的婦女勞動力一般最高每天只有1.6元；獎金和勞保福利與固定工的懸殊就更大了，家屬還不能享受勞保待遇（注13）。
WG開始後，由於不少企業生產被衝擊，生產任務減少，便大量辭退臨時工。於是臨時工聯合起來組成了造反派組織，1966年12月26日，李雲鶴接見了全國臨時工造反組織（正式名稱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
但是，WG也不能解決臨時工的問題。「全紅總」挾被李雲鶴接見之威，迫使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負責人簽發了一份《聯合通告》，宣布各廠礦企業一律不準辭退臨時工。受此激勵，上山下鄉的要求回城市，對工資福利不滿的也起來鬥爭，還有搶佔住房的。1967年2月17日，中央發布通告宣布，此前「全紅總」和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的簽署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予以取消；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和外包工等制度維持現狀；臨時工沒有必要單獨成立組織，取消「全紅總」。
五、社會保障制度
準確的說毛時代根本沒有「社會保障制度」，而是「單位保障制度」，這套單位保障制度不是在全國全社會層面統籌，而是在單位層面統籌，這就是企業辦社會的本質。毛時代各類關於勞動保障、社會保障方面的規定，其義務的負擔主體，始終是「單位」，而非第三方的社保基金等。
如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
第八條 凡根據本條例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其行政方面或資方須按月繳納相當於各該企業全部工人與職員工資總額的3%，作為勞動保險金。此項勞動保險金，不得在 工人與職員工資內扣除，並不得向工人與職員另行徵收。
第九條
乙、在開始實行勞動保險的頭兩個月內，由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按月繳納的勞動保險金，全 數存於中華全國總工會戶內，作為勞動保險總基金，為舉辦集體勞動保險事業之用。自開始 實行的第三個月起，每月繳納的勞動保險金，其中30％，存於中華全國總工會戶內，作為勞 動保險總基金；70％存於各該企業工會基層委員會戶內，作為勞動保險基金，為支付工人與職員按照本條例應得的撫恤費、補助費與救濟費之用。
看上去有一個勞保基金，但這個勞保基金七成存在本單位的工會賬戶內，實際發生針對本單位員工的撫恤、補助、救濟時，使用的就是這筆存在本單位工會賬戶內的錢。
又比如195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
第十三章關於療養所、業餘療養所、託兒所的規定
第五十條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應根據工人職員的需要及企業經濟情況，單獨或聯合其他企業設立療養所、業餘療養所、營養食堂。療養所、業餘療養所、營養食堂的房屋設備、工作人員的工資及一切經常費用，完全由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負擔。休養員及營養員的伙食費，在勞動保險基金支付各項補助費、救濟費、撫恤費後有剩餘時得給予補助，最多不得超過伙食費的二分之一，如因身體衰弱或經濟確實困難負擔不起伙食費者得酌量提高其補助費，但不得超過伙食費的三分之二。各企業工會基層委員會，應按期編製伙食補助費的預算，送掌管調劑金的上級工會組織批准後執行。
第五十一條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的女工人女職員，有四周歲以內的子女二十人以上，工會基層委員會與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協商單獨或聯合其他企業設立託兒所(如尚未具備設立託兒所條件，而有哺乳嬰兒五個以上須設立哺乳室)。其房屋設備、工作人員的工資及一切經常費用，完全由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負擔，托兒飲食費由托兒父母負擔，如托兒父母經濟確有困難者，得由勞動保險基金項下予以補助，但對每個兒童的補助不得超過托兒飲食費的三分之一。
療養所、業餘療養所、託兒所的運營經費完全是企業行政方面出資，工會基層委員會（前面說了，他們的錢是企業按照工資總額比例提的）還可以補助一部分伙食費。
在國企員工享受全民所有制定向福利供給的同時，農村的保障制度是啥樣的呢？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對於缺乏勞動能力或者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疾的社員，在生產上和生活上給以適當的安排和照顧，保證他們的吃、穿和柴火的供應，保證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後安葬，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依靠。」
文件規定的保吃、保穿、保燒，年幼的保證受到教育和年老的保證死後安葬，簡稱為「五保」，是最基本社會救濟。再加上一個赤腳醫生制度，只能算簡陋條件下的自力更生。
第二共和國的社保「碎片化」跟毛時代比實在小巫見大巫，之所以被詬病得更厲害，是因為第二共和國的勞動力流動更自由，因此對社保全國統籌的需求更強。
從這個的角度來說，毛時代只是在一個未機械化的農業社會汪洋大海中點綴著少數社會主義工業化孤島。
六、難產的經濟激勵
在毛時代的國家政治話語中，物質獎勵（包括工資和獎金）很容易與「經濟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等負面標籤掛鉤，不單勞動競賽獎勵常常有名無實，就連一般的勞動工資也難有實質性增長。
1957年上海發生工潮，1959年，勞動部發文取消加班工資的倍數。
我們來看一下勞動部文件的原文：
勞動部關於試行企業單位工人職員在加班加點、事假、病假和停工期間工資待遇幾項規定的-華文君律師文集 http://www.lawtime.cn/article/lll101569850101574944oo93196
工礦、交通和基本建設企業工人職員加班加點的工資待遇，勞動部在1956年5月間曾經規定：工人職員每天在規定工作時間以外加點，按照本人計時工資標準的150％發給工資；在公休假日加班，原則上應給予工人同等時間的補休，確實不能補休的，按照本人計時工資標準的150％發給工資；在法定節日內加班，按照本人計時工資標準的200％發給工資（以上所稱職員是指隨同工人在車間或工地加班加點工作的職員，不包括科室職員）。當時這樣規定加發較高的工資，一是想藉此來限制企業領導上組織工人加班加點：二是為了補償工人勞動的消耗。過去幾年，在上述企業中一般均已按照上述規定執行。但執行以來，在限制企業領導上組織工人加班加點方面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因為加班加點工資待遇高，促使一部分工人願意加班加點，以致影響職工身體健康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去年大躍進中，隨著職工思想覺悟的提高，不少企業在職工自動要求下，修改了上述規定，有些企業改為按照職工所做加班加點工時發給100％的工資，有不少企業取消了加班加點工資，也有的企業仍維持原制度。因此，有必要對原定的加班加點工資待遇的規定進行適當的修改。具體意見是：
。。。。。。
2.在每天規定的工作時間以外，企業領導上因為生產的特殊需要，必須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的時候，延長的工作時間按計時工資標準100％發給加點工資。
3.企業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不論在法定節日、公休假日加班或者在每天規定的工作時間以外加點，均不另外發給加班加點工資。但在夜間加點工作超過23點以後的，每人發給夜餐費三角，最多不得超過五角。
翻譯一下：曾經規定加班1.5倍或2倍工資，原意是希望你們別加班，結果你們加班反而更多了，影響了工人的健康。去年大躍進中，不少企業職工思想覺悟高，主動要求取消加班工資的倍數，所以我們現在就順應人民的要求取消加班工資的倍數啦，撒花。
應該怎麼解釋？
無非就是壓縮消費提高積累率的「工業黨」邏輯。但是壓縮消費、提高積累率，到底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更快進行、先苦後甜，還是殘酷剝削，說到底是要看國家未來是邁向社會主義還是官僚資本主義。現在的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我不評價，讀者心中自有一桿秤。
從這一點來說，第一共和國只是在薛定諤意義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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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參考林超超的《動員與效率：計劃體制下的上海工業》，下面的注釋是直接從該書抄的~
注1：國家計劃委員會投資研究所、國家統計局投資統計司編：《1989年中國投資報告》，中國計划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頁。
注2：《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關於充分發揮經濟專業人員作用如何調動其積極性問題的材料》，1963年，A38-2-660，上海市檔案館藏，第42-43頁。
注3：《國家計劃委員會辦公廳關於與蘇聯顧問合作、向蘇聯顧問學習情況的檢查報告》（1953年12月8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頁；《中央財政部一九五三年一月至十月蘇聯專家工作檢查報告》（1953年11月24日），載《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第883—885頁。
注4：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
注5：陳鳳岐：《優秀統計員——康積盛同志》，《統計工作通訊》1955年第1期；干無涉：《從一個炊事員到工作有成就的統計員》，《統計工作通訊》1955年第3期。
注6：《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關於上海工業企業開展經濟核算工作的情況彙報》，1963年3月15日，A38-2-660，上海市檔案館藏，第146頁。
注7：《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基本建設投資和建築業卷》，第23頁。
注8：《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67頁。
注9：《三鋼人的足跡——上海第三鋼鐵廠發展史（1913——1989）》，第50頁。
注10：《辦社會主義企業，還是辦資本主義企業？——從上海開關廠看&<工業七十條&>的流毒》，《文匯報》1967年6月15日，第3版；《上海萬人大會狠批中國赫魯曉夫在工業企業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文匯報》1967年6月15日，第2版；《奮起千鈞棒，砸爛&<工業七十條&>》，《文匯報》1967年6月15日，第3版。
注11：祝兆松主編：《上海計劃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頁。
注12：《國務院關於改進對臨時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暫行規定》，1965年3月10日，B127-1-795，上海市檔案館藏，第2頁。
注13：《上海市勞動局關於市區企業使用臨時工的情況和今後意見（修改稿）》，1965年3月23日，B123-6-654，上海市檔案館藏，第5頁。
擴展閱讀：
為什麼說「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769284/answer/75620732
區別在於，蘇聯是真正的計劃經濟，前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只能叫「農民戰爭式經濟」，「胡鬧經濟」，以及最終版「你確定你真的在搞經濟？」。
反正不夠計劃經濟的格。
良好運行的計劃經濟需要三大塊內容：一，精確的統計和數據匯總分析，這是計劃制定的基礎，也是計劃修正的依據。再，精確的符合需求的計劃（理想狀態是「算無遺策」）。三，計劃的科學實施，有賴於良好的管理，勞動者具備的積極性。我們看看蘇聯和東德這樣計劃經濟運行情況過得去的國家，這三條都能較好地實現。這裡就要誇一下頑固不化的德國佬，蘇聯人將計劃經濟強加於他們，他們無力反抗然後順手一搞就超過了蘇聯人，蘇共高層不只一個人贊過東德的計劃經濟。
再看看「前三十年」某些人是怎麼搞的：
數據統計。層層亂報是常態，畝產四萬五千斤咱就不說了，現在看當時統計年鑒里數據的專家都常常一頭霧水。計劃制定。如1964年5月計委起草了以改善「吃穿用」為目標的「三五」計劃，招致不滿沒通過，於是以「早打大打」為目標又在9月搞出個《彙報提綱》，最後三五計劃實施的居然就是個《彙報提綱》。高積累，輕消費，每個蘇東國家都這樣。但要有個民眾能承受的比例。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作大死的重要一步就是大幅削減民生投入。而我國負責種地的人民在豐收的年份每人每天可以分到二百八十克糧食，1億戶人的糧食不夠吃，4000萬戶只夠吃半年。有老同志回憶：鋼材不夠用，於是計委提出下一年度全國都不生產發卡，李先念同志說那怎麼行，婦女沒有發卡怎麼行，這才作罷。這是什麼計劃制定水平？計劃實施。蘇聯是廠長經理負責制，而且多用技術官僚充任，不管這套模式是否合理，這些人是懂行的。反觀中國批「白專路線」，批「唯生產力論」，最大的原則是「政治挂帥」，技術官僚統統一邊玩去。能搞得好才是咄咄怪事。同時批「經濟刺激」，干多干少都十八塊五，誰還認真工作？這樣造成了生產效率不高：如「治理整頓」前，鄭州鐵路局（現在也是樞紐）的正點率已經無限趨近於零。再以農業為例，1958年至1978年，基本建設投資增長7.7倍，大型機械數量增長464倍，化肥增長70倍，農藥增長7倍。在上述投入的情況下，90年代社科院的研究表明，設1952年勞動生產率為100，則1978年為77.6，到1983年為104.5。公社建立後的20年間，每個農業人口每年所生產的糧食減少了22公斤，棉花減少0.05公斤，食用油減少0.8公斤。
也就造成了驚人的貧困：更嚇人的時期略，1978年統計，（此處本來有一組數據，現在應要求刪去，窮還不讓人說了是咋的）1.12億農民每天掙1角1分錢，1.91億農民掙0.137元，2.716億人掙0.164元。報紙報道一個公社經包產到戶當年就終於吃飽，但平均5個半人有1條被子蓋。南疆1.4萬戶牧民沒有氈房，挖土洞挨過寒夜。1981年，以購買力平價標準計算，生活在國際絕對貧困線（赤貧線）以下的農村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88.21%。
我出生在北方一個省會城市，當地不富裕也不算窮，六歲的時候和我爸去市郊的村裡扶貧（因為沒人照看），當時已是1980年代末。村裡人經聯產承包已經可以吃飽，鄉幹部對這點很滿意，但農民的收入仍然很低。當我將帶來的蛋糕分給村裡的一位望眼欲穿盯著我的蛋糕看的小朋友時，他父親問我一個多少錢，然後說：啊呀媽呀，謝謝小少爺，謝謝。隨後他們被市場經濟的大潮托到空中，城市擴張，現在這個村的每戶人家都有幾套房，還有店鋪和股份分紅。如果現在見到，那個大叔肯定不會再叫我少爺了，他大概會說：小夥子，你肯定不是我們村的人，你穿的也太吊絲了。
我要表明一個觀點：改革開放之所以是一個典型的帕累托改進，就是因為過去的模式是一個少見的負帕累托模式，中國在經濟轉型期沒有遇到蘇東國家那樣的大混亂和大破壞，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建立起他們口中的計劃經濟體系，也就不存在「艱難轉型」的問題。
我其實和諸君一樣認為市場經濟雖然不是最好但仍是目前最不壞的模式，但題目這麼問不能不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之間比較，兄弟甚至更傾向於新古典自由主義，儘管如此還是要感謝在評論區對市場經濟優勢作闡述的各位。
感謝邀請。
理論來自科爾內，哈耶克和秦暉教授，數據均來自於公開出版物。此問題的前提不準確，雖然中蘇同樣實行計劃經濟，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中卻是大有區別的。與蘇聯高度集中、事無巨細、嚴格實施的情況不同，中國的計劃經濟集中程度不足。
「一五」於1951年開始編製，由於缺乏經驗、不得不邊編製、邊執行、邊修改，到1955年正式通過時已實施過半。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是「一五」計劃的核心，蘇方直接參与了中國「一五」計划具體項目的編製和設計。蘇聯的計劃、統計專家的的幫助，以及中國政府學習「老大哥」的決心，讓「一五」計劃成為了改開前執行最認真的五年計劃。「一五」計劃為如今的國務院領導部門編製、黨中央決策、全國人大審議的編製程序，奠定了雛形。
「二五」 計劃趕上了大躍進，m提出了著名的」趕英超美」口號，計劃指標被不斷加碼。以鋼產量為例，1958年2月到8月，國家計委連續六次修改鋼產量指標，最終設想1962年生產的鋼產量達8000—10000萬噸，是1956年初方案的8倍。這樣離譜的目標顯然是達不到的，到了原定「二五「計劃結束的1962年底，「二五」計劃的實際執行結果，與八大提出的《建議》相比，除原煤、原油、發電量達到規定指標外，鋼、水泥、棉花等主要工農業產品都未達到計劃指標，糧食和棉花的產量甚至低於1952年的水平。
「三五」計劃一開始，吸取「大躍進」的教訓，強調發展農業，解決吃穿用，後稱「吃穿用計劃」。然而很快m下令改以「備戰」為中心，大搞三線建設，「三五」計劃重新調整，「吃穿用計劃」被擱置。而因為指導思路突變，「三五」計劃編製相當倉促，並未形成完全正式的計劃。
「四五」計划起草是在wg期間，整個計劃文件幾乎就是m語錄的彙編。
wg後期的「五五」計劃一開始並未單獨成篇，而是作為1976—1985年十年規劃的一部分，而這時，中國已經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了。
中國的五年計劃堪稱是世界計劃史上的「異端」。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沒有奉行蘇聯式中央計劃體制的少數國家之一，當時波蘭的著名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指出：中國是一個例外，並沒有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制定事無巨細的計劃。改革以後，中國也沒有像其他市場經濟的國家一樣，徹底拋棄原有的計劃體制。計劃繼續成為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三大基礎手段之一。
中國最初的中央計劃機構基本仿效蘇聯建立，但觸角沒能力延伸到各個微觀角落。結果，要求修改計劃成了家常便飯。計委不斷應各地各行業要求修改計劃，有些部門和地區，直到當年12月，還在修改這一年的年度計劃。人們戲稱為「一年四季編計劃，春夏秋冬議指標」。種種問題使得計委疲於應付。為此，中國演變形成「大計劃、小自由」的體制，國家計劃只對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基本建設總投資額、重大建設單位、職工總數、平均工資及各項事業的發展進行平衡和控制，其他則由地方或者企業等基層單位安排。如農業，計劃指標一般只下放到縣一級，而非基層的生產隊，實行估算性計劃。
m並不認同建立蘇式中央計劃經濟，於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批評了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因基數可控，「計劃是法律」。法律之下，蘇聯的計劃事無巨細、無所不包，就連每年用於保墒的積雪要堆多少噸，都在計劃之列。
蘇聯是一竿子插到底，基層集體農莊不僅產量有規定，甚至增產措施也都是莫斯科下命令。而中國經濟分散，統計資料幾無，沒法學蘇聯。
「一五」後中國拋棄了事無巨細的計劃模式，同時也實質放棄了建立事無巨細的縱向管理體制。學者甘陽稱，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m把中國88％的工廠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將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這導致各省、各地區、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實現m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主張。
回到問題本身，中蘇兩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更多的還是由於起點不同，好比說美國與印度同樣實行市場經濟，為什麼美國強盛而印度相對落後呢？起點不同罷了。
此一時彼一時，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過於完美、過於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也變得難以改革，任何的漸進改革都步履維艱，最後在戈氏的激進改革中轟然倒塌。反倒是中國不那麼嚴格的計劃經濟為自己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你看八十年代中蘇的經濟增速就已經拉開差距了，而到了今日更是甩開俄羅斯幾條街了。
Wg時，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劃，這個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實際上把中國當時力圖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這種破壞性，反而在改革開放後給各地農村和城市企業的突破提供了空間。
曾任柯林頓第二屆政府遠東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在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成功的歷史因素時判斷，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被破壞，實際導致了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同於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結構。例如，中國在計劃經濟最高度的時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種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而蘇聯則高達5500種。換言之，蘇聯中央計劃之外幾乎沒有經濟，但中國經濟體制則是多層次的、區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國經濟決策和協調特別向地方政府傾斜。 據謝淑麗調查統計，中國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國國營企業是直接歸中央政府調控，其餘的企業都為各級地方政府管，其利潤也多歸地方政府。這種高度「行政分權」的結果，是中國和蘇聯的經濟結構截然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特點是企業數量少，但企業規模大，專業分工程度高，中國的經濟分權化特點則是企業數量多，但規模小而且非常土。到1978年的時候，蘇聯一共只有四萬個企業，但規模都比較大，中國卻有三十四萬八千個企業，其中只有四千多家規模比較大，其餘三十四萬四千個企業都是落後中小企業。「這樣大數量而且落後的中小企業是不可能被納入中央計劃體制的，大多數甚至都不是省級企業而都是地縣以至鄉鎮管轄的企業。」謝淑麗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書中稱，中國經濟改革最根本的特點就在於它並不依賴國營企業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計劃以外的地方經濟發展起來的。摘自《中國五年計劃政治史》，有刪改。
蘇聯繼承的沙皇俄國，本身就是工業相對雄厚，科技相對發達的一流強國。在一戰之前俄國是世界第五大工業國家，工業產值僅次於美德英法，誕生了化學家門捷列夫，電氣科學家波波夫，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等一大批世界級的科學家。而且這些科學家的主要教育經歷和科研成果都是在俄羅斯完成的，充分說明了沙皇俄國強大的實力。蘇聯通過計劃經濟從沙俄的世界第五發展到世界第二，雖然很艱難，但並非不可完成的。
新中國則繼承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工業水平世界倒數，還不如印度和菲律賓，荒誕到偽滿洲國工業實力遠超過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工業實力。中華民國倒是為世界貢獻了一些卓有成績的科學家，但這些科學家無論科研教育及訓練還是成果研發都是在外國進行的。充分說明了(1)外國的科研水平與實力,(2)中國人並不蠢但中國的工業和科研卻足夠糟糕。新中國繼承了這樣的一個爛攤子，從世界倒數，能發展到僅僅是"相對與蘇聯落後"，已經是神級水平了（最該感謝的還是蘇聯赫禿子的援助）。
至於秦暉之流說"計劃經濟"和"專家經濟"，新中國要想發展專家經濟也得有專家啊，但民國只給新中國留下了一大堆的國學大師。還有，至於清華的那個秦暉教授，水平很次的，曾在《南方周末》上寫專欄用偽滿洲國的成績吹噓國民黨工業化有方，當場被人啪啪的打臉。本來中國還有可能走向和蘇聯一樣的強盛的道路上。要知道建國後蘇聯援助中國的156.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跨入工業國。完成了國防工業自主（一批五字開頭的武器裝備）。當時中國也沒有出現人才斷檔，甚至有錢學森這樣的神一樣的人存在。只是當中國準備奮起直追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中蘇交惡，開始三線籌劃）內部環境發生變化（十年浩劫開始除了重大項目外人才斷檔，基礎科研緩慢前進），此時世界科技高速發展，中國落後了。好不容易浩劫結束了。準備一心一意的搞工業搞技術的發現沒錢。好吧。。。先攢錢再說好不容易攢了30年有點家底了，開始投資技術科學和理論研究，然後才有這幾年的各種技術成果三代機，海軍下餃子。。。順便再說幾句：蘇聯的強盛是外強中乾。眾做周知的重工業強大輕工業落後。沒有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發展科學技術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理論誰都有（原子彈的製作理論網路上大把），可是從理論到實際操作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這就是基礎工業的重要性。美帝技術現金，科技發達。除了人家科學管理等一些軟理念外，最重要的硬體人家一點都不落後。尤其是被稱為黑科技之家的NASA，冷戰期間NASA的資金充裕到像怎麼研究就怎麼研究，美帝甚至提純100%的純鈾（竟然在前幾年被人家從「垃圾堆」翻出來了？？暴殄天物的美帝啊。。。。）再看看美帝龐大的驗證機隊伍和試飛隊伍，你就知道美帝航空工業發達不是外星人憑空給的。。。。
真有趣，沙俄孬好不濟也是和英法血拚克里米亞，和德奧血拚一戰的第一序列工業國。人家有門捷列夫為代表的一大票科學家，你民國有毛啊？國學大師嗎？！
俄國第一艘國產戰列艦：彼得大帝號，1869年開工。
日本第一艘國產戰列艦：比睿號，1911年開工。中國第一艘國產戰列艦：呃……現在不流行戰列艦這玩意了，連巡洋艦都不流行了，中國最大的除了毛子的遼寧，就是毛子的現代級，00年交貨的……如果要說國產噸位接近的，應該是昆崙山登陸艦吧，好歹也算作戰艦艇了，記得是21世紀開工的。（有朋友國產第一艘鐵甲艦是平遠，不過那是個岸防艦噸位才2000多不好和彼得他老人家列一起吧）動手晚不能直接說明問題，因為可能出於各種原因比如沒需求或者政治壓力（類似赫魯曉夫時期對傳統軍艦的打壓），但是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坐標。中國並不缺少海防的需求，否則也不會有北洋水師了，但是從民國到286時代，海軍的建造一直無法正常展開，始終是購買為主甚至只有購買，確實也說明我國軍工基礎之薄弱。過去是沒產能沒技術，現在是有產能沒技術。
按工業水平算，49建國的時候中國工業落後俄羅斯100年以上，只多不少，這個是起步就已經晚了，後來還不斷被落下。
我們的工業和日本倒是同時起步，漢陽鐵廠還比八幡制鐵所早幾年，但是搞的實在是……屬於起了個大早，到了鎮上集市已經散了。就像 雪山象老師說的，解放時我國的工業水平在亞洲恐怕排不上號，得去非洲混了，如果不是繼承了日本人的遺產，然後被老大哥緊急搶救了10年，移植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真的就要從0開始了。中國剛建立時資本為零，即搞不了計劃經濟，也搞不了市場經濟。中國是用勞動力代替資本走過這段時期的。
蘇聯的前身是俄國，底子要比中國好很多。蘇聯斯大林時期經歷了了百年一遇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靠著這場危機，蘇聯踩著西歐的肩膀迅速發展。
先問是不是。首先用同時期來對比中蘇本身就是不公平且錯誤的。蘇聯在1949年已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而在蘇聯建立時的20年代初，其工業基礎也比中國40年代末要好太多。中國能夠在1949年的基礎上，發展20多年就躋身為世界前十的主要工業國，本身已經說明題主設問的前提是錯誤的。夏爾·貝特蘭的《中國的文化革命與工業組織》比較全面的分析了中國70年代初計劃經濟的特色，以及與蘇聯模式的主要不同：
一、不同的「權力下放」
中國的「權力下放」政策與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的「權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蘇聯和東歐，「權力下放」的特點是企業聯合體的作用越來越大，而計劃指標則不斷減少。與之相聯的政治背景也不同。根據蘇聯現行做法，權力不斷的轉移給經理階層而不是工人階級。這種「權力下放」實際上是國家資產階級內部權力的再分配。從經濟方面來看，蘇聯的「權力下放」侵蝕了價格計劃體系，使得利潤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在中國，「權力下放」使得工人階級能夠開始集體支配自己的生活，物價由計劃控制，利潤不是決定因素。正是這些措施使得中國的計劃完全不同於蘇聯的計劃。「權力下放」使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管理機構得以大量削減。而且，這樣的「權力下放」是發展社會主義管理形式的條件，也是工人參加管理的條件。
二、計劃的制定過程
許多產品被指定為「基本產品」，例如像煤和鋼這樣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國家計劃。次要產品（水泥、用具）由省來計劃。其他產品（農業工具、日常必需品）由於很廣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計劃，這些產品的計劃由地區來制定。集體企業的產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費來決定，歸入地區計劃。
消費品通過國家物資局分配，這在制定和調整計劃的時候往往扮演著重要角色。物資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為對於企業來講，他們代表了消費者—在企業和物資局之間的會議上，他們會詳細的探討消費者的需求—並確保這些需求會得到充分的考慮。生產單位進行自己的調查並且盡各種努力了解人們的需要。這些調查是在物資局的協作和幫助下進行的。在計劃人們對各種不同產品的精確需求量的過程中，政府部門會對如下因素進行計算，如存貨周轉率、日循環產量等。新產品的樣品（例如鞋）會有一個展覽，以此了解消費者的想法和需要。國家物資局制定產品的具體數量，並在一年中間進行修訂。生產單位也要調查消費者的反應來完成產品設計：他們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場所進行調查，幫助他們決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三、農業問題與計劃
關於農業問題，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向我作了如下解釋：「目前，全省農業生產基本能實現自給自足。全省城鎮人口比重最高的瀋陽（城鎮人口佔60%）也實現了糧食和蔬菜的充足供應。過去我們每年需要輸入8億斤糧食。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去年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過去我們要從廣東和一些北方省份輸入一些蔬菜。到去年為止，已足夠滿足城鎮人口需要，我們甚至可以拿出一些蔬菜給外省。蔬菜產量達到了15億斤。這些事實證明，儘管城市人口很多，我們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和蔬菜，同時也沒有忽視發展我們的工業潛力。」
關於計劃，這位委員提供下列資料：「在制定計劃方面，我們正在鬥批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主張利潤挂帥，大搞物質刺激，專家治廠，依賴外國人—正在被推翻。工廠生產方面，我們不再是僅考慮利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滿足國民經濟的需要。……為了成功完成計劃，我們依靠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的三結合，而不是少數幾個專家。」
四、各級計劃的完善
計劃通過幾個階段不斷完善。生產單位會先得到反映社會需要的總的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並沒有確切的數字，而只是包括優先順序和數量級。計劃的初步擬定是在每一個生產單位，遵循「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的原則。有一點經常被強調：要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充分估計困難。既要大膽，又要謹慎。
工廠的工人們開展調查，以獲得關於顧客或用戶的需求的具體數據。比如，農機廠的工人會調查人民公社的情況以了解他們對農機的需求情況。如果有幾家廠生產同樣的產品，他們將派出代表進行討論，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產量。這些調查及討論的結果將受革委會、工人管理小組及各廠三結合小組的審查。
五、關於價格的作用
價格在中國經濟中發揮相當次要的作用。……在價格穩定和總體財政平衡方面有一個偏見，即價格必須穩定同時生產單位一定要儘可能少地依賴公共財政資源來彌補赤字，對生產單位來說虧損只能導致不良狀況。恰恰相反，生產單位的收益取決於總體經濟的發展。
1. 重要必需品沒有利潤，如有必要國家會補貼。以穀物為例，因為國家壟斷，對農民的實際收購價就等於零售價。這意味著國家承擔了經營成本、運輸成本等。在特定地區，比如北方，穀物的成本價（從人民公社的收購價）比較高，零售價仍然和其他地區一樣。在這些產品上，物資局長期虧損。整體上說，近年來必需品的消費物價不斷下降而同時對人民公社的收購價卻沒有降低。例如50公斤大米的售價，從1950年的17.63元降到了1970年的16.40元。同樣地，人民公社收購價可以上升，但消費者價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價格就是這樣。
2. 與人民健康有關的實物以成本價售出，這意味著沒有獲得利潤。例如藥品的價格，隨著成本的減少而降低。這樣20萬單位的青黴素的價格從1953年2.10元降到了1970年的1.23元。當一種社會需求必須優先考慮時，收費就被免費發放所代替，比如節育設施。
3. 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儘管維持著一定利潤。例如50公斤煤的價格，從1950年的2.8元降到了1970年的2.5元。
六、群眾性的技術改造
在社會方面，科技活動正融入到工人活動當中，而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割裂這些活動的。這種融合意味著新技術和新生產過程不僅僅屬於少數專家，也能被大多數工人所掌握，他們的能力也因此被廣泛的動員起來。我們正在見證著科學技術的新式社會組織的誕生，其基礎是中國人所說的群眾路線。確實是群眾自己越來越多的開展並促進技術改造，這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七、中小企業、社隊企業的廣泛發展與不同的工業化道路
大部分近年來到過中國的人都會對這一現象記憶猶新：很多中小型企業迅速在各地「繁衍」，同樣的工廠和技術一點不差地大量複製出來。新技術的發展不再受資本增殖條件的約束，也不再受資本積累和積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術可以在中小型企業之間毫無秘密的直接傳播。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年產量幾千噸的小化肥廠正在廣闊的農村地區大量建成投產，這些工廠使用的小型壓縮機尺寸不大，在社隊企業里很容易就能生產出來。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中小企業的大量增加，還有它們強大的生命力，它們能夠依靠當地資源和當地群眾的聰明智慧，從5、6個工人的規模，經過幾年時間就發展成為兩、三百人的工廠，這一過程甚至不需要國家投資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連機器、設備都是工人自己製造出來的。
解剖這種企業的一個具體例子可以發現這一過程的兩大基本特徵。第一，在新型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下，工人是工廠的主人，這使得小型工廠能夠有機地組織起來，並可以不斷地改進生產工具；第二，社會主義協作關係存在於不同的企業之間，大型的國有企業可以給予中小型企業充分的幫助，如提供工人或技術員。這些大國企的工人和技術員可以幫助人民公社、生產隊以及家庭婦女建立集體企業。正是這兩大基本特徵，使得鄉村工業獲得新生，在區域水平上建立起「初步工業化網路」。每一個已經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業化網路的地區，在接受最初援助之後，就基本依賴自身資源來解決工業化過程中當地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求，創造工業化的條件。
這個意義深遠的開端意味著農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轉折。區域間、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建立了千萬個中小型企業，給農村提供電力、鑄件、鋼鐵、建築材料、各種金屬材料、電線、農業生產工具、耕種機器、化肥、紡織品、農藥，以及生活必需品等。幾個數字可以將這一初步工業化網路的圖景展現於我們面前。以上海附近的嘉定區為例，這一地區有19個人民公社、4個大隊，大約45萬人口。解放前沒有任何現代化工業，僅有幾個木製設備煉油廠、一個手工操作餐巾生產廠和一個石墨碾壓麵粉廠。而在1956年末，該地區已經有140家工廠、7500名工人，產值達到3100萬元；在大躍進後的1960年，有341家工廠、1.25萬工人，產值達到4200萬元；到1971年，發展成為731家工廠、2萬名工人，年產值1.15億元。換句話說，不到十五年內該地區工業產品產量幾乎翻了兩番。在當時的中國，這決不是個案。
初步工業化網路快速發展，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城鄉對立局面（城市=工業和農村=農業），城鄉差別開始消亡——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特徵。中國城鄉對立的消失，是發展鄉村工業的結果，也是不單純依靠工廠規模發展城市工業的結果。……鄉村工業給當地生產活動帶來了重大改變。這些改變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農業基建投資逐漸減少，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發展迅速，勞動力可以從農業解放出來轉向工業生產。因此我們才看到一個嶄新的生產力空間分布格局。這種新式工業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應，也消除了資本主義國家中常見的「城市病」。社會關係和生產力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入的變化，使得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分散化成為現實，給人以深刻印象。
我到現在也沒搞明白「沙俄是農業國，昭和日本是工業國」的邏輯。1913年沙俄的鋼產量日本直到1935年才追上，實際上1913年沙俄的工業產量已經超過了法國。
另外一戰東線的情況被嚴重誤解了，實際上到1916年在俄國軍工廠已經基本解決了軍需的問題,俄國炮兵、機槍兵的彈藥供應並不德法的步炮兵差多少。蘇聯計劃經濟真的是計劃經濟。真的是進行科學的論證，制定目標，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實行。雖然長期來看，會導致低效，質量低下，體制僵化，但短期爆發力強，尤其能夠適應備戰和戰爭狀態。
中國除了一五計劃在陳雲的主持下學習蘇聯執行的是計劃經濟，而後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時期，很難稱的上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是一種政治式運動式的建設方案。比如超英趕美的提法，比如全國大鍊鋼。這都不是什麼科學的制定。
所以79年後，陳雲是想回到蘇聯計劃經濟，他認為以前是瞎折騰，學蘇聯搞的一五計劃就挺好的。
也是塞翁失馬,我們在一五後79年前長期搞的經濟看起來比蘇聯的計劃經濟要瞎的多。但也因此，經濟體制沒有僵化下來（一張白紙），為我們將來實行市場經濟為主的混合經濟，參與國際貿易提供了很大便利。蘇聯即便解體都要經歷休克療法才能開始市場化。畢竟蘇聯以前的路走的太有慣性，不好改。
更新
這個問題，我回答的並不好。因為我對這塊確實沒有看過太多材料或者做過研究。我所表達的意思1，中國如果能延續一五計劃（這當然要意味著同時和蘇聯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應該會取得比那三十年更輝煌的成就。2，但中國也會因此綁定上蘇聯這艘必沉的船，不要說吃不上冷戰福利，還會遭受經濟轉型的困境。3，蘇聯計劃經濟有其固有的弊病，但不是那三十年中國經濟建設不亮眼的主要原因，我認為那三十年中國經濟主要的困境在於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嚴重干擾日常經濟生活。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西街以西 回答的更好。比我的回答更加具有專業性。
評論區有的人已經屏蔽，不過歡迎他寫出自己的答案，並寫出反對我的名字。區別就是沙俄再不濟在弱雞，也是帝國主義，是列強之一，自己能搗鼓戰列艦的國度。誕生過偉大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地方。
我國，那是真的一窮二白啊。。。別再挑北洋系統那些重工業說事兒了，那些前清漢族士大夫，北洋漢族老地主豁出去一生精力建立起來的東西，僅僅能夠保證國民黨抗戰的時候不至於連槍都沒得用。。。
這些不同點直接導致了，蘇聯能夠找到足夠的合格的技術官僚來參與經濟建設，能夠有足夠數量的專家來參與經濟數據的統計分析研判，能拿得出真正的計劃和合理的經濟指標。然而我國，派縣長連高小生都不夠。。。更不用提計劃經濟需要方方面面的技術人才了。1 起點不一樣，中國想發展工業，但是根本就沒有足夠合格的工人。2 人均資源少，經不起浪費。3 戰爭問題，一直到越南戰爭之後才擺脫戰備經濟的狀態。
就這窮酸像也配和俄國比？
手動括弧，東北的鐵路是毛子修的。1914年，毛子的鋼鐵產量只有230萬噸，微不足道的一個數字。然而1937年全中國鋼鐵產量只有55萬噸，額，大約50萬噸出自偽滿洲國的鞍山鋼鐵廠。。
因為中國本來就落後。
蘇俄早在彼得大帝年代就開始西化。
而中國西化至多只能追溯到百日維新，至於工業，真正搞的，也就是張之洞大清的那幾年跟建國後。49年之前，連統一都做不到。
歷史的問題，不是那麼精細不精細的問題，歷史是個算粗帳的。
這是魯迅的說法。
什麼意思。歷史不會跟你扯什麼天人感應，什麼個人品德，什麼優待知識分子，他只算粗帳。
紀曉嵐說過，什麼對國家危害最大。清官。怕出事怕擔責，一事無成，比水還清。那不如樹個木頭人。
比如民國的主席是誰？
估計沒幾個人知道。他叫林森，五個木，真木頭人橡皮章，無害的老花瓶。他私德不錯又無野心。他才是法理上的元首。就是不記得他做過什麼事。只記得校長。所以私德對於領袖有時候，呵呵。
做事做大事，往往要的是魄力與權力。
比如斯大林是不是比被他暗殺掉的托xx壞，沙皇是不是比革命者仁慈，這不重要。
而是他能不能推行政令，能不能保證權力自上而下，能不能維護國家統一完整。
否則談什麼發展經濟制定計劃都是笑談。
比如民國，民國的計劃經濟都是笑談。政令先能出江浙五省，能是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統一國家機器再說。
至於你用什麼手段達成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明白了這個道理，才發現，民國與共和國的區別。共和國與蘇俄的區別。
援助了全套政黨軍隊體系與理論，全套工業體系，共和國才能叫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機器。政令軍令權力做到統一，才能搞經濟建設。
然後再對比時間起點與基礎。
時間短基礎薄弱起點低，當然不可能立刻超過啊。
至於局部細節問題。比如人員素質，路線之爭，計劃有問題，經驗水土不服等等。
那都是可以調整解決的。屬於因為做事才出現的。
蘇聯最大的問題就是做事出事就不做事了。
求全責備，知識越多，思想越活躍越反動。
關鍵是方向與掌控。
民國的計劃經濟考試基本是一張白卷。
這就是說抄作業也沒能力與腦子抄。所以tg抄作業，再爛能爛到哪裡去？而且還不是無腦抄。
你個抄別人作業的，還想考試短期比別人考得還好？
這叫左傾冒進主義。
慢慢惡補熬吧。
超英趕美什麼意思。
是蘇聯超過美國，我們超過英國。不是要我們去超過蘇聯。一則老大哥的面子要顧及。二則紙面數據也是清楚的。先定個小目標。太祖曾經不無得意的說：斯大林給了我們援助。我給了他親手種的紅辣椒。
我們跟斯大林打了個平手。對赫魯曉夫還是略佔上風。
這場六七十年的長跑，得看誰笑到最後，到今天，我們看來是暫時略佔上風。
現在輪到我們去俄羅斯建工廠。輪到我們賣給俄羅斯工業品了。
騷年，人生看久遠點。何況國運。
人生就是挑重擔而行遠路，不要著急慢慢來。
至於我們這個郭嘉，民族，什麼沒經歷過。不要在意一時得失悲喜。1.底子比中國好
2.比中國更徹底的中央計劃模式。地方政府的自主權力比中國還要小很多。當然這也是雙刃劍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因為中蘇兩國的經濟模式還真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句簡簡單單的計劃經濟。蘇聯是計劃經濟的標準樣本，擁有完備的計劃統計部門，在經濟領域裡堅決執行技術人員為核心，搞工程師負責制，工人就是工人，技師就是技師，嚴格實行生產一長制。計劃制定也不再簡單依靠物資平衡表，而是依靠發達的數學模型制定生產計劃，蘇聯在1971年建立了"自動化計劃計算系統"，依靠這一系統運用經濟數學方法和通訊手段，編製和監督計劃執行。從生產到分配嚴格執行統計部門的計劃統籌，別看老毛子民族性格這麼狂野，在計劃問題上一直執行的都不賴。中國的經濟模式雖說是以蘇為師，但到了50年代中期基本就走樣了。按照"發動群眾、戰無不勝"的指導思想，計劃執行情況是一改再改，基本就沒嚴格執行過，計劃設立的作用就是為了被一而再地打破。革命熱情比計劃指標要厲害的多，只是在分配領域實行非常嚴格的計劃分配。所以在中國真稱不上是僵化的計劃經濟帶來的惡果，廣大老幹部的內心都是階級鬥爭干擾了正常的經濟建設，計劃經濟都沒認真執行過好么？說句題外的話，說起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模式好像只有一種計劃經濟模式。其實根本不是如此，南斯拉夫的鐵托集體自治小民主模式,匈牙利的卡達爾全民兼職模式，中國的土法快上模式，都是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突破。至於說誰發展的好？這就不是一句經濟模式就能說清的事了。
中國早期那一套根本不是計劃經濟，應該叫「指令經濟」或者「行政經濟」。基本特徵就是上層一群人定個大方向和目標，往下層層傳達細化，最終由工人農民執行並層層反饋回高層。其中繁文縟節，層層加碼，傳達不暢的問題是計劃經濟的大忌。
真正的計劃經濟，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計委」，一個由技術人員組成的大腦來制定計劃，修改計劃並維持計劃的正確實施。中國的所謂計劃經濟，其實是依賴於現有官僚系統的指令經濟。其實確定一個國家是否搞的計劃經濟，最簡單的就是看它的數學水平，就中國在數學上的投入和取得的成果，你確定能玩計劃經濟？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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