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承秦製為什麼秦二世而亡，漢卻可延續400年？秦朝滅亡根源是什麼？
二者的本質區別在哪兒？為何國祚有如此大的不同？
賈誼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聽人說秦國的滅亡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和平，請問，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謝謝邀請。
秦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由於長期的戰爭，這個國家的體制在各方面都是面向戰爭的。比如說階層流動性，就很大程度上依賴戰爭而存在。通過斬首的數量來晉陞的體制，在和平時期顯然就不好用了。總體上說，秦朝一直未能完成從戰時體制向和平體制的平穩轉換。軍法是極度嚴酷的，放在戰爭時期尚可，放在和平時期，久了自然就會引起民亂。
另外，郡縣制第一次實現了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但是這是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也是最不成熟的。最不成熟的地方就在於權力的分享。各地都有豪強，當他們分享不到權力而又有一定實力的時候，就會考慮推翻現政權來謀取天下，或至少割據統治。秦朝時，楚國舊貴族分享不到權力，最後自然要起兵叛亂。中國古代的制度演進，其中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加強全國豪強分享權力的途徑。從皇帝任意指派，到察舉制，到九品中正制，到科舉。實際上就是把權力分享範圍不斷擴大，不斷制度化。秦的時候，如果有科舉制度，楚國舊貴族未必會起兵反叛——通過科舉來分享權力無疑比戰爭更可控、成本更低。
漢朝時，為了與地方豪強妥協，產生出來了察舉制。察舉制，說白了，就是給予了各地豪強派遣代理人進入中央分享權力的機會。由於有了這樣的機會，就能減少地方豪強的分離主義傾向，能夠分享權力的豪強自然會主動穩定局勢。這對政治穩定是非常關鍵的。
在此以後，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主要朝著將察舉的標準一步步明晰化、法制化的方向發展。直到科舉制度的產生，又一次將中國的政治體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就這麼簡單的政治思想，其實很多國家到今天都沒有學會。沒有這種分享權力的政治制度，就難以長期維持一個統一的大國。一個大國可能在富貴的時候能夠維持，但是當走入低谷的時候，沒有中央集權和有效的權力分享制度，就可能迅速分崩離析，徹底消失。秦是非常典型的軍國。「虎豹之秦」統一六國不是制度最優越，而是制度在戰爭狀態下最優越，他是建立了一個非常強大的組織能力把民力集中起來。統一之後，秦始皇沒有改變軍國體系，只是改變了目標。從把民力集中起來征服六國變成了把民力集中起來搞各種工程。適應戰爭的體系不一定能適應和平，實際上通常很不適應和平，這就是秦的問題。戰爭狀態下，秦消耗自己的民力發動戰爭，但戰利品則來自於被征服者。和平狀態下，秦消耗自己的民力各種折騰，而供養包括秦始皇在內的軍國上層的「戰利品」沒有了，同樣來自人民。情況變成戰爭結束了，負擔卻更重了的反差狀態，這就造成民怨鼎沸。周分崩已久，六國的本國意識已經很強烈，作為亡國者他們對秦本身就仇視，六國王族很容易利用這些新仇舊恨坐等其變。秦始皇之後只要是庸主，秦就危險，何況二世連庸主都不夠格。再說漢，漢在短暫的戰爭後很聰明的採取了息民政策。文景對匈奴堅定不移裝孫子是漢朝持久的關鍵，休養政策平息民怨用時間沖淡了六國國家意識培養了漢人意識，這個階段沒有出漢武帝是萬幸。漢武帝雖然終於出了，還折騰了很多年，但是昭帝又回到了休養政策。一張一弛，漢朝始終處於不出格的狀態。另外，漢朝有個優勢是取代了被六國深恨的秦和又被秦人深恨的項羽，扮演個業界良心七國燈塔的角色，雄踞道德制高點不容易拉仇恨。劉邦雖是楚人卻不強調楚國（與其平民出身有關）對化解周時期諸侯本國影響力也開了個好頭，如果是大楚沙文主義的項羽得了天下恐怕就久不了。
「漢承秦制」這句話，主要是指漢朝繼承了秦朝的政治架構，包括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郡縣制）等等，但是這種繼承只是精神層面的繼承，在具體操作層面，是有很大改良，並且分階段的。所以，「漢承秦制」這說法，就好比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共和國」一樣，聽著好像是那麼一回事，實際上謬之千里。
試舉例以說明：
首先說法律——秦朝的法律是非常周密瑣細苛嚴的，百姓動輒獲咎。西漢繼承了秦朝的律令，但是在執行方面上，跟秦朝就一個天一個地了。
比如，劉邦初入關，跟百姓「約法三章」；惠帝、高後、文帝、景帝時代，為了修養生息，學黃老之術，行無為之治，網禁很寬；漢初的前幾任皇帝，持續的廢除秦朝的一些惡法，比如惠帝廢挾書令、文帝廢肉刑、景帝改革刑律等等。後來到了武帝時期，要打仗、要建宮殿、要求仙，錢不夠用了，法網才重新繁密起來。再說郡縣制——秦朝的郡縣制從一開始就非常徹底的，但西漢的郡縣制是逐步實現的，甚至在最後定型的時候，也不如秦朝的徹底。
起初，劉邦剛得了天下，分疆裂土犒勞開國功臣，總數封了七個異姓王、一百四十三個列侯。漢初，這些王國、公國、侯國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特別是那七個諸侯王，集行政、經濟、人事任免權於一手，又因為他們都是赫赫有名的戰將，在軍隊中有很高威望，所以虎符之制其實也制約不了他們。這種不受中央政府制約的國中之國，對於郡縣制是極大的反動，並不符合皇帝的利益。所以劉邦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逼反這些異姓王，一個一個將之剪除，最後自己也死於平定英布叛亂時的箭傷。
到劉邦去世的時候，八個異姓王（燕王臧荼死後，由劉邦的發小盧綰為燕王）只剩長沙王吳芮還在其位，這也是因為長沙國離中原太遠，經濟又落後，對政局沒多大影響的緣故。劉邦除掉異姓王之後，改封同姓宗室為王，並立下了「非劉氏不得王」的祖訓。這些同姓王的許可權比之前的異姓王已有很大縮小，像國相、中尉這些重要的人事崗位必須由中央政府任免，國相是諸侯國的最高行政長官，中尉是諸侯國的最高軍事長官，所以行政權也間接地受中央政府的制約。但這依然是不徹底的，諸侯國稅賦不用上交，在經濟上依然有較強實力，特別漢文帝時放開民間鑄錢的禁令，讓境內有銅礦的吳王發了大財。有了錢，那些諸侯王就可以養門客、死士，招納逃犯、無賴少年，具備造反的實力了。所以就七國之亂了。
七國之亂後，諸侯王江河日下。行政權、人事權被徹底剝奪，之後稅賦也要與中央分成。武帝時推行左官令，把官僚區分為漢朝廷的官與諸侯國的官，諸侯國的官無論待遇、俸祿、升遷，都要低人一等，這是旨在阻止人才流入諸億國去；同時又不停地以這個那個的借口，剝奪了一大批人的爵位。王爵貶為侯爵，侯爵直接就擼為平民。其中最常見的一個借口是祭祀時的黃金成色不足或者酒不好；一系列動作之後，武帝祭出大殺器推恩令，把那些諸侯國拆成一盤散沙，再也無力反抗中央政府。經過劉邦、文帝、景帝、武帝四代皇帝近百年的努力，終於把諸侯國從藏獒馴化成京巴。但是直到漢朝滅亡，依然保留著郡國，並沒有實行完全徹底的郡縣制。
再說治國思想層面——這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眾所周知，秦朝是以法家的霹靂手段治天下的。這個法家跟今天的所謂法治是一點屁關係都沒用的，陰暗得多、血腥得多。法家講究「法、術、勢」，具體就是要法網嚴密、高效執行，君主要集軍政大權於一手，要精通帝王之術，以駕御群臣。
秦朝統治者是想把全國鍛造成一部高效運行的機器，君主是這部機器唯一的大腦，其餘各部分服從命令，做好螺絲釘，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老百姓議論朝政，無論是讚揚或批評，都被嚴格禁止。因此，除了司書、律書、農書等技術類書籍，其他書籍都是沒必要存在的。政府要求百姓以吏為師，學習技術。總而言之，越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就越符合秦朝良好國民的形象。
秦朝對百姓思想的禁錮在漢初被沿襲了下來。只是漢朝統治者沒有秦朝那麼心狠手辣，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要好過得多。其實所謂的黃老思想，也是反智的。
法家雖然便於統治，但它那種想直接把人馴化成牛馬的作法，是違背人性的，與文明發展相悖的。但是集權國家，是不可能放棄思想領域的統治的，法家不可用，那就得另立門戶。
於是漢武帝就「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儒並不是孔子那個原生態的儒，甚至不是孟軻的那個儒，而是董仲舒閹割過後的儒。孔孟的儒對於鬼神的態度是敬而遠之，對於君主的態度是「三諫不從，遂之去」，忠是忠、孝是孝，兩者沒有必然關係；董仲舒的儒，摻合了陰陽五行學說那一套裝神弄鬼的東西，搞什麼天人感應，又把忠孝搞到一塊兒——這個大討漢武帝喜歡。漢武帝選擇儒家，並不是因為它的核心價值觀「仁」，而是因為董仲舒那套玩意兒給予了他「君權天授」的合法性，同時又是一個教化百姓忠於君主的愚民好工具。
（劉邦平民出身，短短几年時間，就做了皇帝，這是不符合當時知識份子世界觀的。周朝得天下，那是周太王、周文王、周武王幾代人修德修來的，秦始皇得了天下，那是秦國諸代君主修德修來的，你劉邦流氓一個，憑什麼做皇帝呢？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覺得這事太毀三觀了，沒有辦法解答這個問題，只好說「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這個合法性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劉家皇帝心裡是很自卑很沒底氣的。）
漢朝只是借了儒家一張皮。當年漢宣帝教訓兒子漢元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意思就是說，法家、儒家並用，用法家的里子、儒家的面子，不要搞混了。可惜漢元帝沒拎清，漢宣帝很失望，預言說：「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一言成讖，西漢王朝果然真的斷送在漢元帝、王政君這對夫婦手上。至於說為什麼秦朝會二世而亡，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是扯淡。治國安邦平天下是個技術活，從來就不是道德問題。那些把「道德」當大力丸推銷的，宣揚「道德好、百病消」的，放在古代，那是視野與思維水平不夠，今天還這麼講的，不是腦子有問題就是良心有問題。秦朝的驟亡，主要原因有三個：一、體制改革過於劇烈，缺乏緩衝；二、規模擴張過快，但未建立與之匹配的組織能力；三、運氣不好，秦二世是胡亥。說「體制改革過於劇烈」，主要是指郡縣制的推行。
郡縣制的目的是中央集權，在這當時是個新鮮玩意兒。若說清末中國面臨兩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那麼秦朝的建立其實也是兩千年未遇之大變局。在此之前一千多年裡，實行的是封建制，所謂封建諸候以藩周室。在秦朝未統一天下之前，政治地位是靠父親的精子換的，諸侯國的存在、諸侯國內小公卿國的存在，都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秦朝在商鞅變法之後，已經換了玩法。在秦國，爵位（當時官位、爵位尚未分家）是要拿軍功來換的，沒有軍功，管你老子是誰，都不得富貴。
這就等於在家族企業里搞績效考核啊，員工的積極性當然高漲，但是老闆的那些親戚們自然是很鬱悶的——天佑秦國，從秦孝公開始，除了幾個短命的，幾乎就沒有差勁的秦王。等到秦始皇的時代，秦國人已經非常習慣於這種績效考核。
此外，到秦始皇時，秦國人也已經明白並且接受郡縣制了。比如王翦伐楚，臨行前向秦始皇要田宅，說：「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可知當時在秦國，有功不得裂土分侯，已成為常識。
可問題是，你秦國人認可了，關東六國可未必認可呀。
關東六國的王族近親，作為舊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怎麼安撫，都肯定會恨秦國。但關東六國的士大夫階層，這部分人是社會的中堅，安撫好了，社會才容易穩定。這些人要麼有大大小小的封邑，要麼做門客有碗閑飯吃，秦國人一來，用郡縣製取消了封邑，又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非宗室籍、宦籍、市籍的全部得去種田，什伍連坐相互監視，偷懶、逃跑都不行。像熊心、田橫這樣的王侯疏族子孫，全都流落成布衣，甚至得去放羊謀生。砸飯碗砸得如此徹底，人家能不恨你嗎！像項梁、張良這樣鐵了心要反秦復國的人畢竟是極少數，絕大部分人還是指望安安穩穩過日子的，像張耳、陳餘、韓廣、田橫這些人，如果那時籠絡進體制內，給塊肉骨頭糊口，何至於要造反？
其實秦始皇對於關東六國王室與名門望族的打壓，還是蠻嚴厲的。每攻滅一國，就將那些家族搬遷到關內，就近監視（後來西漢也學習了這套手法，採取了「遷陵」的政策）。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無奈秦始皇只擅長殺人壓人，卻不屑於哄人。函谷關以東，全都咬牙切齒。
那時代的人，國家觀念本是很淡薄的，但是，只有大棒沒有胡蘿蔔的政治制度、嚴苛殘忍的司法，硬生生地逼出了濃郁的亡國之恨。博浪沙之遇刺，只是張良等少數人的行為；但「始皇帝死而地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則是黔首的心聲了。秦始皇末年的形勢已是地火蔓延，始皇帝卻依然在做著「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的美夢。
說「規模擴張過快，但未建立與之匹配的組織能力」——要說剖析這句話，得從「天下苦秦久矣！」入手。
秦朝統一天下後，並沒有實行一國兩制，特意去奴僕關東六國，只是把之前秦國通行的政策法令推廣到了全國（當然，秦國人跟關東六國人還是有細微差別的，在戶籍上，秦國人另入「故秦民」籍，關東六國入「臣邦人」籍）。若說秦國人以秦朝法令為苦，這顯然不是事實。「天下苦秦久矣！」是陳勝造反時說的，陳勝是陽城人，陽城最早屬於陳國，後來被楚國吞併。陳勝這句話里的「天下」，顯然並非指全部天下人，而僅指關東六國的百姓。
從春秋時期到戰國前期，秦國一直被認為是個野蠻的未開化的落後國家。它躲在西北閉塞的地方，與戎狄為伍，論文明程度、論禮儀繁華都跟三晉、齊魯差得很遠。李斯在寫給始皇帝的《諫逐客書》里也說了，說秦國有什麼呢？由余、商鞅、范雎、張儀，沒有一個是秦國人，陛下喜歡的美玉、珠寶、美女、寶劍、駿馬、高雅的音樂，秦國也根本產不了。真正秦國人的娛樂，就是「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所以，在心理上，關東六國百姓對於秦國是有優越感的。而自己竟然被這群猴子給統治著，這也是比較不能忍受的。
但是，就因為秦國落後，文明程度低，所以秦國人就容易洗腦，不把自己當人看。在冷兵器時代，文明無法轉化成戰鬥力，所以一個國家越文明，它的國防力量反而可能越弱。戰國時期，有人給各國士兵戰鬥力做了個排名，說「齊之技擊不如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如趙之勁騎,趙之勁騎不如秦之死士」——齊國是當時最富有的，富人家的孩子命自然比較值錢，齊國的文明程度又最高，「稷下學社」可以說是戰國時期的哈佛耶魯。所以，齊國是六國之中亡國亡得最窩囊的，一戰未打就投降了。末代齊王是活活餓死的。
韓非子到秦國後，也被秦國人嚇了一跳。說秦國人真的是怪物啊，聽到要打仗就高興得跟過節似的。好多先秦諸子的書中都提到了秦國這架恐怖的戰爭機器，「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有這樣的軍隊，橫掃六國是必然的結局。
但是，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那一套推廣到全國，問題就來了。你秦國猴子不把自己當人看，我們可還是自認為是個人的呀！！
可以預料，關東六國的百姓在執行秦國法律的時候，執行力是遠遠不能跟秦國百姓相比的。秦國人習以為常的事情，在關東六國百姓眼裡，就太不習慣太苦了。
但秦國的法律是嚴苛殘酷的，你達不到政府要求，那就對不起了。《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里，蒯通對范陽縣令說：「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如此一來，關東六國自然更加怨聲載道。
說「運氣不好，秦二世是胡亥。」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想必不用過多闡述。
如果始皇帝不死，秦國則依然鐵板一塊。秦國政府做為執政工具雖然做得非常差勁，但是做為鎮壓工具，它絕對是一流的。在這種威懾力之下，在始皇帝生前，竟然都沒有人敢造反。
始皇帝死後，如果秦二世是扶蘇。
首先，他是名正言順的長子，繼位不至於引起秦國政治的動蕩。秦國不分裂，秦國的威懾力就依然存在；
其次，扶蘇據說是性格較為柔和的，他很有可能對始皇帝的政策進行一些修正，改善百姓的生存環境，而不像胡亥那個二貨，做火上澆油的蠢事。本來失期只是罰錢就可以了事的，到了胡亥時代，「失期，法皆斬」，硬生生逼出了個陳勝吳廣。再次，跟胡亥這個白痴不同，扶蘇是有歷練、有自己成熟想法，並且有擁護者的繼承者。他在位時，必定不會像胡亥那樣胡鬧，必定不會發生像章邯這樣的功勛卓著的猛將，最後竟然會被逼得向造反者流涕投降的事——這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起碼可以再拖一段時間。
秦朝的過失，都被西漢的統治者看在眼裡。秦朝算是「中央集權」的試用版，試用版暴露出來的問題，都被西漢這個修正版打補丁修復。
秦朝二世而亡、西漢立國兩百年，原因就在於這補丁打沒打。
漢承秦制，承接是君主集權的帝國體制，但這個體制背後的社會倫理（法家社會到儒法社會），卻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秦帝國滅亡的根源，正是在一統天下之後，繼續沿襲法家極端模式，而沒有像漢朝一樣，轉向溫和穩定的儒法社會，這猶如駕駛急速飛奔的馬車，不是一定敗亡，而是極難駕馭。
一、秦漢體制：中央集團體制縱覽
在封建王朝中，君王作為帝國的核心，驅動著帝國的運轉。背後的體制結構，如大體下圖所示。
1、皇室圈：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在皇城內，最接近皇帝的有三類人，太子、宦官、後宮外戚。這類人相比大臣而言，有著天然的政治優勢，極容易藉助親密關係，居高位，結朋黨，進而威脅皇權。
2、中央圈：皇權落，權臣出
朝廷百官中，猶以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最為高貴。其中御史大夫掌管監察，太尉主管軍事，丞相則是百官之首，統領帝國政事。御史大夫是個狠角色，糾察百官，但並無軍政實權；太尉雖為名義的軍事首領，但帝國最高軍事權被君王持有，超過五十人的軍隊徵調，都必須由君王審批同意。將領沒有君王虎符，也無法調動軍隊。太尉，只是君王的軍事顧問。真正有可能和皇權產生衝突的，是丞相。漢武帝即位後，有感於相權掣肘，於是設立中朝，建立屬於自己的決策班底。
3、地方圈：官吏與生民百姓
秦漢時期，帝國實行郡縣制，地方的軍政要事，由郡守執行。從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可以窺探王朝的興衰。秦國時期，行郡縣不分封；軍事力量集中中央，對地方行使強有力的督察考核；到了東漢末年，中央腐朽，州郡紛紛招募軍隊，不聽中央，殺伐作亂。
體制本無錯，錯的是，體制里的君王和群臣。
中央和地方，除了權利的制衡，還有兩出一進的關係。兩出是政令和教化，自中央傳至州郡萬民。一進，是地方人才進入中央的上升通道。在這三方面，儒家和法家的治國理念，大相庭徑。詳見下文。
二、秦漢差異：秦法家社會的崩塌
欲分析秦國滅亡，必先看清它的興盛。
對秦國而言，商鞅變法立軍功爵、設郡縣、壓制貴族勢力，加強君主集權。這些是六國變法都做之事，真正讓秦帝國搖身成為虎狼之國的，是背後體制背後的社會倫理——一個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會。
越是激烈的競爭，越是催發極端的體制。戰國時代，是個激進血性的年代，殺伐不斷，英雄疊出。縱如吳起、孫臏一類的軍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統天下，非變革一國體制不可。在體制變革方面，商鞅走得最為深刻，也最為功用。此後，雖然六國在軍事、外交上，有時能勝過秦國，但在長久國運氣數方面，已遠遠落後。
從邊陲之國，到虎狼之國，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則
在構建法家社會關係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學：鐵律制人；舉國體制；利出一孔。基於這三大哲學觀點，商鞅的一切政治變革，都是理所應當，水到渠成。
鐵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與人關係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銀律），君子要忠恕仁義，甚至以德行感化眾生（金律）。以仁義道德約束百姓，境界高遠，但在戰國時代，卻十分不切實際。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拋棄仁義，從人性最惡的角度，來構建整個價值體系。君王不擔心臣子不忠，而讓他不得不忠；不怕萬民作亂，而讓其無法作亂。教化方面，選擇暴力威懾而不是禮義教化，輕罪重罰，刑罰於將過。
舉國體制：極端的競爭，需要極權體制。秦要爭霸，那爭霸必須成為舉國目標。君王的理想，必須徹底貫徹在每一位國民之上。國民可能有他獨有的理想：做個手藝人，演說家……但在秦國霸國夢之下，都被無情碾壓。舉國耕戰，圖強爭霸，是國民不二的理想。六國之中，戰爭固然是常態，但能達到秦如此徹底的舉國體制，或許只有趙武靈王時期的趙國吧。
利出一孔：舉國體制，能調動巨大的體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勞無功。在這一點，商鞅極富有政治遠見，把舉國力量，集中在耕戰二事上。正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對工商業極度打壓，對儒生說客極盡驅趕，對詩書禮樂極數廢棄，對農業和戰爭極端追求！
於是，造就了一個虎狼之國。
2、法家倫理是實踐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商君書·賞刑》
商鞅法家的倫理實踐，體現在如下五各方面。
於國：以一統六國為終極目標，舉國耕戰為基本國策。六國呢？有幾國能做到舉國體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為霸業孜孜以求？
於君：王之所以成為王，不是因為仁義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權勢。君王駕馭臣下，靠的是刑賞兩大權柄。賞有功，誅有過。但僅做到執法賢明，還不夠。春秋戰國數不盡的子弒君，臣犯上。君王必須以極端的利益關係，來看待君臣、家庭關係。而法術勢，就是其中的手段。
於臣：法家從來不幻想臣子會絕對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慾控制住罷了。所以，秦國體制下，從來都是不遺餘力重用人才，同時又不遺餘力制衡權臣。
於民：秦國對待民眾，是極為粗暴的驅使。秦國的目的，從來不是經世濟民，而是王霸之業。為了提高百姓之間的行政效率，商鞅強行改變秦國風俗，讓兄弟分家，增加生產；讓鄉鄰連坐，相互監督。對於百姓而言，帝國只留有一個上升空間，就是軍功爵。無功不封爵，帝國的社會等級，全然和戰爭關聯了起來。
於法：法律方面，秦國是有名的嚴苛繁重。輕罪要重罰，不求公正平等，只是為了法律的震懾；有犯罪動機，縱然無罪也罰，那樣就沒人再敢作亂。亂世用重典，亂世中的嚴刑峻法，雖然無情，但卻是極為功用實效。
於教：秦國教化，冷漠粗暴，一切以耕戰為導向，道德僅僅成了點綴。商君書中，明確聲明儒士、縱橫家、商人等，是社會的蛀蟲。如果他們在秦國得到重用，那百姓就會爭先效仿，而不是從事辛苦的耕戰。
由此可見，商鞅變革後的秦帝國，已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軍國體制。深刻強大、強大得讓人恐懼。
3、亢龍有悔：法家體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壞，就得有多大的剋制。在我們看到秦帝國強盛的時候，必須看到這個體制背後的巨大風險。法家思想，為了追求效率，讓君臣關係、君民關係，走向了絕對的利益面。君王既然無義，臣子何必有情？這樣的體制，猶如快速運轉的機器，極富力量，也極難駕馭。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權獨攬，剛毅明斷。趙高縱然有私心，不敢亂為；陳勝、吳廣就算那時起義，必然被迅速鎮壓；始皇時期，六國反抗勢力不強烈嗎？遠比秦二世時還要兇猛：荊軻、高漸離刺殺，博浪沙襲擊……始皇雄霸，能穩穩把控住動蕩的時局。
在平和穩固的體制下，萬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國安穩如常。但對於秦而言，一個飛奔的法家社會，任何差池，都講以百倍的後果呈現。秦孝公之後，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個個雄才大略。持有國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傷。再者，戰爭時期內部壓迫矛盾可以轉化為外部殺伐；然而，秦二世，已然太平世，而他太年輕，太庸弱，卻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業。寵幸宦官、誅殺大臣、將士離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繹出了一流水準。帝國的急劇崩塌，變得不可逆轉。
三、秦亡漢興：儒法社會的重建
秦帝國的崩塌，百姓歡呼雀躍。劉邦入關後，約法三章，秦地百姓夾道歡呼，唯恐劉邦不做秦王。漢朝開國後，如何吸取秦國教訓，重建社會，就成了漢代思想家縈繞於胸的宏大命題。肉體和土地的征服，是容易的。但思想的征服，卻異常艱難。
1、外儒內法的波折歷程
歷史總是在正反合的波折中緩慢前進，競爭鑄就了極端的法家社會，劉邦並非不知道法家社會在行政方面的巨大執行力，但對於久經戰亂的百姓而言，休養生息才是最渴望的啊！漢朝開國初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奉行黃老哲學，無為而治。所謂的無為而治，並非無所作為，而是息兵生聚，緩和吏治。對外和匈奴和親，對內重用厚重長者治理鄉民。道家追崇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希望擯棄仁義道德，回到返璞歸真的社會。這樣政治理念，雖然有些理想不切實際，但是在西漢初期，卻是那個時代最好的政治理念。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德經》
然而物極必反，經過六十餘年的積累，百姓已從戰亂中走出。漢帝國開始遇到新的危機，對內財富累積，貪腐滋生；對外匈奴強盛，大軍壓境。一代有為雄主漢武帝，於是奮然振興，加強中央集權，連年作戰，開疆拓土。名義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武帝一朝本質上就是法家社會的典範，只是相比秦而言，披上了一層儒家薄薄的外衣。司馬遷評論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可謂精闢。武帝一朝，重用武將、酷吏，儒生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漸漸佔據主流，但依然沒有實現儒家社會的政治理想。這樣的非理性慾望，在王莽時期達到了巔峰。王莽被當世儒生寄予了重大的政治期望。在新朝，奉天法古，希望實現烏托邦式的儒家社會。他和秦國一樣，走了極端。經歷了此般大躍進式的跌宕，儒法兩條橫流開始真正融合。儒生開始研習法律，文吏開始研讀經文，兩者的界限變得模糊，深諳儒家思想的士人，不再僅僅是博士、學者，漸漸成為掌握政事的士大夫階層。
2、儒家對社會倫理的重建
儒家對法家社會的倫理關係進行了幾乎全盤的否定。從法制轉向德治，並由此重構了君臣、君民、家庭鄰里之間的倫理關係。這樣的轉變，是有社會背景的。商周從宗族社會走來，那個時期的君王、諸侯本是一家，君王諸侯各以嫡長子繼承地位。宗法就是國法，君權就是父權。基於這樣的血緣親情產生的禮儀規範，和現在的法律有同樣的效用。春秋戰國，經濟逐步發展，小家庭代替了宗族經濟；同時，士卿士祿逐步瓦解，平民之人也能身居高位。在這樣的禮崩樂壞大背景下，法家選擇了對禮制的極端否定，事實證明，全然不顧禮儀親情，對當時社會而言過於激進。與法家相對的儒家，並不愚蠢。他們知道全然復古，推行宗族式『親親』必然違逆潮流。士大夫和君王之間，根本沒有血緣關係。如何建立臣子對君王的效忠？如何在理論上，承認君王地位的合法性？這成為漢代儒生孜孜以求的宏大命題。西漢鴻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東漢白虎觀會議所成的《白虎通》，極為精妙地解答了如上兩大問題。並藉由三綱六紀，構建起的儒家倫理，實行千年。
何為三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君王之上，是天。君王作為天子，撫育萬民。君王替天履行養育萬民的義務，進而享有合理化的帝王權利。君臣關係，在這裡，可以理解成一種擬化的父子關係。子隨父，妻隨夫之間的孝道，可以推演到臣隨君。這在後人看來愚拙的推論，在當時，卻奉為圭臬。漢帝國在百姓群臣中，大行孝道，唯孝是舉。舉薦到帝國中央的能人，必是謹遵三綱六紀之人。百姓之間，不再是督察檢舉的緊張，而是由來已久的親情鄉俗；君臣之間，不再是赤裸裸的利益，而是忠孝道德。可以說，此般變革，雖然降低了法制效率，卻給帝國體制更大的適應性。
在治理民眾方面，儒家並不是完全摒棄法制，而是德主刑輔。主要體現在春秋決獄。在處理案件方面，用孔子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定罪。藉此提倡孝道，緩和社會矛盾。罪犯如果動機是好的，可以減輕罪行；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罪行；准許私人為父報仇……這些在法家看來，極其荒謬的決斷，在那個時代，未必合理，卻是合適的。
總結：漢承秦制，是沿襲了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但體制之下的社會倫理，君臣關係，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純粹的法家社會，內部壓迫，外部殺伐，有很強的行政和軍事效率，但極難駕馭，且一定要有雄主在位。所以太平時代，最好緩和內部矛盾，降低帝國運轉效率。所幸，漢朝完成了這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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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借這個對又老又冷的題目的回答，當作我這些時日刷的幾本書的讀書筆記吧。謬誤可能很多，FBI warning。_(:з)∠)_
題主呀！你這題太大了…簡直要把秦漢史大概扯一遍啊！QWQ……所以，題主，我偷個懶，也是按你的題目描述，我就給你扯扯大秦為啥藥丸——當然，這是讀書筆記，對於原書理解可能謬以千里，還請輕噴。
大秦國這藥丸啊，並不僅僅是因為「統治經驗不足」，它的整個國家制度還是有挺大漏洞的。
法家講究「法、術、勢」。法，就是國家制度；術，就是陰謀權術和具體行政管理的技巧；勢，就是萬人之上的權勢。在日常中保持獨尊的權勢地位，強迫百官一絲不苟地執行制定好的國家制度，偶爾運用權術和陰謀打擊臣僚中的威脅分子。因而，韓非認為，只要君主能夠靈活運用這三個維度，三者合一，國家就長治久安了。
然而，法家理論只是說，這「法術勢」三個維度要靈活運用，但是這三個維度主要依靠哪個，哪個處於主要地位，哪個處於依附地位，法家沒有說。而這三個維度的互相作用，實際上是國家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如果主要依靠「法」，就是國家制度和官僚體制，把一切問題和事務都條文化，制度化，標準化，那麼意味著，君主也不得不變成這個官僚制度的一個普通的零件；雖然很華麗很高貴很精緻，但君主實際上被詳盡的制度和規定架空了，成了個橡皮圖章。日後官僚體制用來鉗制皇權的一個說辭「祖宗之法」，便是一個有點遠的例子吧。
如果主要依靠「勢」或者「術」，君主個人用權勢或者用陰謀權術，來保證自己的權力，使得自身獨立於官僚體制，那麼又會有另一個問題。濫用權術，長期的無視既定的國家法律和規章制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會導致國民對國家制度和法律失去信任，進而國家秩序就不能保證。而且，一旦君主為了自己的私慾而依靠「術」「勢」，那就是更嚴重的問題了。
（可以看看孔飛力的《叫魂》。裡邊描述的乾隆皇帝和清代官僚系統的你拉我扯，便是「法術勢」博弈的一個挺生動的體現）
因此，僅僅說「法術勢」合一是不夠的，主要依靠哪個，又如何運用，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然而法家理論此時失位了，沒有給出合理解釋。假如大秦帝國有好多好多世，後世的皇帝一定會發現，做皇帝這考試，怎麼盡考超綱的內容啊……
而在秦國的具體實踐之中，這個問題一開始是隱而不露的。在商鞅、李斯的理想中，這個「法」又是為君主服務的，君主一定開心的守「法」，兢兢業業為國家強盛而努力——他們，這些帝國的官僚系統的代表，或許覺得，「法」是處於主要地位的。而從2000年的歷代有為皇帝的行事作風看來，或許在君主心目里，「勢」和「術」才值得依靠的。在統一之前，秦國君主和官僚系統迫於關東六國壓力，其分歧還隱而未發。但是一旦失去了共同敵人，這種分歧就會爆發。
丞相李斯出行車隊龐大壯麗，浩浩蕩蕩，暗中窺視嬴政心裡犯嘀咕。有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李斯，李斯立刻收斂了。嬴政大怒，把當時在場的所有侍從都砍腦殼了。或許後人會覺得秦始皇太暴戾了，但是或許這也是秦始皇清洗李斯的內線，保證皇權的一個做法吧。統一之後，君主（主「術」「勢」）和官僚系統（主「法」）的衝突，已經漸漸浮上檯面。
而這種衝突，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爆發了。胡亥本來只想做個安靜的皇子，但是陰謀的漩渦把他帶上了至尊之位。在履至尊之後，又屠殺秦國皇室。對於一個二十歲，跟現在大二學生差不多大小的「男生」來說，父親死了，自己又親手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又要獨自扛起一個大帝國的重擔，現實實在過於殘酷。所以，他選擇了逃避——沉溺奢侈的享受，瘋狂放縱自己的私慾，以安慰他已經蜷縮發抖的靈魂。（後世萬曆皇帝可能也是這種心態）
一般人逃避，也就是噹噹死宅，身為neet，人畜無害。可是皇帝這樣搞，連帶的可是整個國家機器。整個秦帝國的國家機器繼續加速運轉，對於平民更加沉重的負擔，滿足的卻只是胡亥的個人的放縱。身為官僚系統之首的李斯，忽然發現自己可能錯了，他以為皇帝會為了自己的帝國而守「法」，卻遇上了一個連空虛到國家都不想要的皇帝。所以他上書皇帝，要求皇帝追思先王守「法」的優良傳統，繼續同官僚系統合作，而不是這樣亂來。結果，下獄，死。
李斯一死，整個官僚系統徹底離心，身在同叛軍作戰的一線的掌握主力軍的親信官僚章邯畏死而投降項羽，秦帝國直接萬劫不復。
這樣說來，在法家的中，沒有說明「法術勢」誰是主要的問題，也沒有給君主同官僚系統的博弈一個軟著陸的方案。在胡亥的放縱和趙高的推波助瀾下，秦帝國的「法」—官僚系統，同「術」「勢」—君主，來了一個正面火併。最終君主勝出，秦帝國也吃了一顆碧髯藥丸。
這還不算完。
秦帝國內部問題固然很大，但是它處理關東六國佔領區的不當，或許在秦帝國的崩塌上發揮了更嚴重的作用。
秦國自誕生以來，長期處於戎狄的包圍之中，軍事是國家的第一大事。這種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催生的是軍國主義傳統，是國家權力大於一切的傳統，這也是為什麼秦國能夠徹底「變法」走上中央集權制度的重要原因。而採用中央集權制度之後，秦更是「以吏為師」，不用禮儀（傳統里就沒有這東西），強調國法，強調政府強大的權力，強調專業化的行政。
而東方國家則不然。楚地文化天真散漫，長於哲學思辨，短於具體行政。齊魯大地倫理學術盛行，學士自由度高，經常議論國君。韓趙魏前身晉國，也是長期跟戎狄作戰，跟秦文化傳統類似，但是，秦國在長平殺了趙國四十萬壯年男子，還把魏國大梁城徹底夷平，這簡直是國讎家恨。
因而，秦國的統一，只是政治和軍事的統一，從文化上來說，這個帝國還是處於戰國時代。文化不統一，東方六國遺民對於關中政權沒有認同感，帝國實際上還是坐在火山口上。這是擺在秦國上下的一個棘手的課題。
秦國給出的回答是什麼呢？一切照商君之法，利用官僚體制，強行壓制六國文化，利用秦國法律強行移風易俗。
在睡虎地的秦簡中，就有描述這樣的過程。在楚國郢都附近的縣城裡，秦國縣長推行秦法，但是楚國人沒見過這個，自由散漫慣了，一開始很不順利。這個縣長後來就變通了一下，不那麼強制推行。但是很快收到上邊的命令，要求強制推行秦法。縣長就繼續強制推行秦國法律，強行移風易俗。楚國的郢都，在秦滅六國之戰之前，已經入秦久矣，而尚且如此掙扎。那麼BC230之後征服的土地，當地居民對於秦法的抵觸，秦政府的強制移風易俗，則不難揣測了。
更重要的是，BC230之後秦國征服的土地的體量，跟自己舊秦地（關中+漢中+四川+郢都）體量是差不多大的。在這麼廣闊的土地上強行推行秦法，這種時候積累的不滿，跟當年征服四川、郢都時可真不是一個數量級的。
不滿也就罷了，如果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合力，還不足以為憂。但是，秦政府雖然打擊了六國的王室，但是六國可跟秦國政府—君主掌控一切不同，六國的舊貴族有實力的還是大有人在的。陳涉吳廣雖然都是貧民，但是楚地的項梁和項氏家族可不是，齊地的田氏兄弟和田氏家族可不是。當然，戰國末年的遊俠以及遊俠所組成的系統也在暗中蠢蠢欲動。（這些遊俠里，就有被誤解為「痞子」的劉邦）
以國家暴力強行推進文化統一，加上這些在暗處蠢蠢欲動的家族和遊俠，即使秦始皇在，六國還時常策劃謀殺，更何況繼任的胡亥還是個空虛無知的少年？
總得說來，在商君變法之後，秦國走上了中央集權的軍國主義道路。秦滅六國之後，依照老辦法處理被佔領區的文化不統一問題，造成舉國不滿，而暗中活動的六國舊貴族和遊俠，又把這些不滿聚集成合力。而商君之法沒有給出君主同官僚系統博弈軟著陸的方案，也沒有給出當「皇帝不履行皇帝職責」時的備選方案，導致了秦中樞在六國復辟面前自己自爆了……
這大秦國，這隻怕是，藥丸啊。這藥丸啊，還是被車裂的商君自己喂的……
始皇帝收繳了天下兵器，但是對六國餘孽很寬容，沒有剷除。漢軍文膽張良，楚霸王項羽都是六國貴族後代，在那個時代，前朝貴族擁有太大的社會資源和號召力，本身就是起兵的好幌子加之身負亡國之恨；陳勝吳廣反後，六國紛紛復國，如果沒有六國王室的大旗，叛軍是聚集不了這麼多人的；再有就是貴族本身也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強人，作為前朝後裔無法被吸收進體制，滿腹怨恨，本身也有實力，野有遺賢，世必大亂，何況大量遺賢。
漢立國後，韓信為首的一干戰將和前朝降將紛紛被呂后誅殺，有能力造反的已被清除，隨後高皇帝分封諸國，及景帝也經歷了八王之亂，若不是有周亞夫，只怕也是個短命朝代。
高皇帝劉邦建議的漢朝在200年後亡於王莽，東漢其實是另一個故事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決策人的思路問題。
秦始皇不知道給六國遺老豐厚待遇他們也會反，不知道壓迫普通百姓他們會反。
漢高祖知道給前朝貴族和功臣豐厚待遇他們也會反，知道壓迫普通百姓他們會反。為什麼有這樣思路的問題？出身不同。
秦始皇最強國貴族出身，誰都看不上眼，誰都能力不行。別的貴族都是腦殘，百姓更是棋子工具——不需要防。
漢高祖最底層混混出身，誰都不敢小瞧，誰都強過自己。貴族都是人中龍鳳，百姓也是卧虎藏龍——不得不防。所以秦始皇覺得造反是要靠打仗的，打仗是要靠武器的。
所以漢高祖覺得造反是要靠打仗的，打仗是要靠人的。總結：
秦始皇：
1. 我的貴族不會反，因為他們天生腦殘，而且過得不錯；2. 我的百姓不會反，因為他們出身低微，無人領導；3. 打仗最根本的東西——武器——已經被我掌握了。所以，沒有人會反。漢高祖：
1. 我的貴族會反，因為他們能力出眾，而且富有野心（我後來就這樣）；2. 我的百姓會反，因為他們家境貧寒，食不果腹（我小時候就這樣）；3. 打仗最根本的東西——人——我還沒完全掌握（我就是靠人打下的天下）。所以，我得防著人反我。看看後來，為什麼約法三章？為什麼誅盡功臣？為什麼休養生息？為什麼獨尊儒術？
生於憂患，死於安逸。這個問題很宏大，也很有趣，不邀自答，也是拋磚引玉，說點淺見。我其實很期待@冷哲兄的答案，所以我也幫題主邀請了他。
下面開始正文，秦漢的對比
先說說『瓶頸期』：
從中國近2000年的帝制時期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一個新興王朝在建立伊始，一般會有一個動亂出現，這個動亂在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裡面有所提及，並稱作『瓶頸期』，我認為很有道理。 一般這個『瓶頸期』出現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開國皇帝故去或老去，但並沒有處理好比如：皇族子嗣問題、開國臣子功高問題、體制完善問題這中間的一個或幾個，而新一輪的農業生產高潮尚未到來（我們知道，改朝換代伴隨的戰爭會使人口大量減少），人民尚未對新王朝產生效忠心理慣性所綜合導致的。一般這個時候，是一個新生王朝最危險的時候。 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如果這樣的一個『瓶頸期』牽扯到了底層的民眾，則容易產生民變，若是僅限於統治層，則會發生政變。 在這個『瓶頸期』內，秦與隋一樣，在這個時候搞很大的工程（長城、直道、秦皇陵、阿房宮、京杭大運河、征高句麗軍事戰備），在古代生產力及其地下的情況下對民力使用過度，民怨沸騰，那麼激起大規模民變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漢，吸取了秦的教訓。在漢朝初期，高祖輕徭薄賦，惠帝蕭規曹隨，文景之治，總算使得漢朝平安度過了這一時期。漢朝也有『瓶頸期』的影響，即七國之亂，雖也是戰亂，但是並未達到激起大規模民變的高度，所以即使當時的中央政府輸掉戰爭，那麼對於漢朝統治的動搖也並不一定是短期內的。 其他朝代，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用『瓶頸期』分析一下，你會發現一個別樣的歷史思考方法。 秦、隋都歷經二世而亡，短命至極，但是秦短命的原因，比隋要複雜一些，其與漢不同的地方也主要體現在下面幾點：- 行政體制：當時人們的思維主要還是受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分封制的影響，並不適應新生的郡縣制。事實上，我們看到秦亡之後，項羽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封，漢立之後，劉邦也將子嗣分封至各地稱王直至七國之亂之後；這麼說來，在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分封制還有著相當大的社會基礎，新生的郡縣制還需要時間適應，直到漢武帝以後，中國才從此才普遍使用郡縣制。
- 濫用民力：這也是秦滅亡的主要原因。史記有記載阿房宮如下，而這只是秦代幾大工程之一。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的人口和生產力下，這樣的工程會給一個王朝帶來怎樣的民怨。
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 貴族問題：秦滅六國，並未對六國的貴族階層做一個大的處理，並沒有通過屠殺滅絕等方式清洗原六國貴族，相當程度的六國貴族只是心懷鬼胎地想著復國。始皇雖然收盡天下兵器，但並沒有肉體消滅，這就為後面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埋下了禍根。而楚漢爭霸之後，原六國貴族已在連年戰亂中凋零殆盡，再加上劉邦對功臣比如韓信彭越的清洗，漢也就少了這個『外人爭國』的大問題。（雖然還有皇族爭位的隱憂）
- 繼承人問題：扶蘇本應是最適合繼位的人，但卻因觸怒始皇落得個放逐北疆。最後沙丘之夜，本不適合繼位的胡亥攫取皇位，加上趙高的野心勃勃，李斯的綏靖妥協，胡亥的倒行逆施也就毫不奇怪。而劉邦的繼承人——惠帝，就是蕭規曹隨的典型，並未在任上作死。而之後的文帝和景帝奠定了漢朝的長久。兩下相比，諸君是否心中瞭然？
- 意識形態：秦的意識形態自商君變法以後便獨尊法家，嚴刑酷法，這使得秦人耕戰有勞，軍國一體，滅六國理所應當，但統一之後，獨尊法家的軍國制度就不合適了。這時比較好的選擇有外儒內法（如後世大部分朝代一般）、黃老之治，但始皇太過強勢，儒生也太過愚蠢，弄得二者關係不可調和，最後焚書坑儒。可以說，統治方法的維持預示著秦的國祚必不會長。而我們看看漢朝，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崇尚黃老之治，讓農業生產得以發展，漢武帝尊儒，使得皇權統治披上了外儒內法的外殼，總算在意識形態上找到了最契合集權帝制的統治方法。
『瓶頸期』，第一個遇到這麼複雜的情況，確實是一個悲劇。一點淺見，還請知乎上眾多歷史大牛斧正一二。
分封與郡縣：
- 以戰國為起點，秦廢分封，西楚的聯合政權，高祖「白馬之盟」，景帝八「七國之亂」，直至武帝的「推恩令」結束。分封制與郡縣制互相的往來牽扯、暗中角力可能是期間治亂跌宕的根源。郡縣戰勝分封不是一朝而成的，如此重大制度的誕生、長成需要長時間的實驗與試錯。
- 秦廢分封行郡縣是吸取前人經驗，但是用力過猛。秦帝國習慣了以舊有的邦國爭霸的霹靂手段來處理問題，成與此，也敗於此。彼時六國餘威尚在，偶一失誤，就是遍地梟雄。「天下苦秦久矣」，導火線既然已經存在，剩下的就只是砸中哪一個「陳涉」的問題。然而換個方向思考，秦的苛政也是面對故去六邦國餘威的必要選擇。手段仍是邦國爭霸遺留下的手段，制度卻又是郡縣新設上的制度，榫卯不合。
- 西楚的聯合政權亦是不得已為之，誰都知道，十八王分封並列的狀態只是稍縱的喘息。
- 高祖郡國並行，正反經驗都有。但是知道不穩當，怕身死而國滅。找借口，尋理由，異姓王韓信、英布怎麼都得死。於是有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分封劉氏，把希望寄予劉姓同宗。
- 分封出去的邦國坐大，景帝面對宗親也是徒喚奈何。錯不在晁錯，是邦國與中樞、分封與郡縣只能二存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 武帝時中樞終致強大，時機合宜，頒「推恩令」。數代人，幾百年的努力終於達成。至此，郡縣行天下！
- 武帝推恩行郡縣以景帝「七國之亂」為教訓；高帝郡國並行以秦因郡縣只二世為教訓；秦行郡縣以分封而終致戰國為教訓。每一次選擇都以累累白骨為代價，說到底無非是：順時、順勢者昌！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單一維度上的思考，未必正確。
每看到這類題，都想罵人有木有。什麼制度不行法治過嚴社會矛盾激化六國遣老未盡等等都是TMD事後諸葛亮，扯蛋。
秦國自孝公至始皇，除了武王孝文王兩個平庸並且！短命外，哪個國君不是雄才英主？！可惜這麼好的運氣到了二世這便用完了，始皇傳位於扶蘇卻被趙高李斯矯詔立了胡亥，於是這個混蛋胡亥便登場了，秦國才走上了亡國的道路。別扯什麼經濟、制度、人才不濟。正是因為這些在當時戰國是最先進的體制，才造就了秦國一天下。最後毀了秦國的不是這些，而是運氣用盡。要是始皇將扶蘇帶在身邊而不是遣至北邊防匈奴，要是始皇已將傳位詔書發出，何來楚漢爭天下？！我們的身份證民族欄估計都得印著秦族。請容我再罵一遍混蛋胡亥，操！? 秦孝公 ( 前361—前338年) ? 秦惠文王 ( 前337—前311年) ? 秦武王 ( 前310—前307年) ? 秦昭襄王 ( 前306—前251年) ? 秦孝文王 ( 前250年) ? 秦莊襄王 ( 前250—前247年) ? 秦始皇帝 ( 前246—前210年)秦朝是一個激進的改革者，好比商鞅。
漢朝是繼承了這次改革的得益者，好比秦惠文王。秦始皇若不死（好比秦孝公不死），秦朝（商鞅）還可以繼續下去。自古改革的第一批人，基本都是被後浪拍死在沙灘上的。若繼始皇帝之後，有一位好比漢文帝一般的皇帝，秦自不會亡。很多方面:1.膨脹過快，現有體制無法控制這麼大的土地人口;2.統治階層有問題;3.民眾尤其是遺留的各國貴族對秦不認同
其實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君縣製造成的地方控制力下降，給造反提供了空間。一顆火星落到棉花上。。。。
（PS:漢的刑罰不弱於秦，君只見陳勝吳廣憤起兵，不見其灰頭土臉不保身。。。刑罰不是秦滅亡的因素）
秦自始皇並天下，國民處新王督責之下，不逞寧處。北築長城，南戍百粵。內開馳道，建咸陽宮殿。物質上之種種建設，亦至偉大。然民力已竭，而秦法益峻。秦人之視東土，仍以戰勝奴虜視之。指揮鞭撻，不稍體恤。始皇既卒，趙高用事。天下解體，怨望日甚。封建之殘念，戰國之餘影，尚留存於人民之腦際。於是戍卒一呼，山東響應，為古代封建政體作反動，而秦遂以亡。
貴族傳統，在當時人心理中，蓋莫有莫大之勢力。然而時代大趨乃與人心迷信相背。蓋自秦人一統，中國歷史已走入一新局，為往古所未有，而一時昧者不之知。故群情懷古，仍不免戀戀於封建之舊統。雖始皇李斯毅然排眾論而主獨是，然亦不能盡脫一時舊見之束縛。如其欲復古者學術統於王官之陳規，摧折民間家言，而成蔽塞之勢。又役使東方民力，逾於其量。七科之戍，閭左之發，實為召亂之大源。秦人自狃於往昔封建時代之成法，而不悟社會生業之分化已繁，政府統治之疆域亦廓。掃荊吳之閭巷，驅之漁陽之邊塞，豈得不群情憤騷，揭竿而起。平心論之，此雖秦廷之虐政，亦自本於一種心理上之錯誤。而當時山東豪傑，一呼百應，亦為恢復封建之迷夢所驅。實亦不免於以另一種迷誤之心理為之策動。而事實終於趨新，不能重歸故態。項羽入關，大燒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此亦東方人嫉視秦廷建設之心理表示。然始皇李斯十餘年來為全國努力建設新首都，使社會民眾從此有一集中之視聽，其精神之影響，已有成效，不可磨滅。項王不願居關中，而亦不肯使沛公居之，是其心中亦隱然已存一咸陽為帝都王域之想，故不敢畀之畏敵也。可見一統之局已成，縱使一時崩壞，其勢不能仍歸於分裂。項羽分封諸侯王，互不自安，還相攻伐。終使群雄全滅，仍歸一王。而後民間六國重立之迷濛，亦遂告畢。漢帝因得安享其成。
以東方崛起之平民，入距咸陽，得全國共仰之首邑。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共濟，天下乃安。而漢高君臣，起於卑微，其樸實之本色，平民化之精神，實較秦皇李相之以貴族地位學士智識凌駕一世者，更足以暗合於時代之趨向。斯則漢祖之大度，蕭相之恭謹，所由以創開國弘遠之模也。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柳宗元《封建論》
古代中國都有個人口極限每個時期在當時的可耕種面積及科技水平上，舉個例子，能養活5000萬人就養活5000萬人，變成6000萬人就有1000萬人沒地方種田，和之前GDP保8一個道理秦朝滅亡的原因當然不是人太多，這裡原因就不討論了但漢朝能迅速發展絕對和秦末戰爭人口大量減少有關西漢初只有1500萬人，只要不犯錯誤，讓每個人都有田種就行了，相反西漢末已近有5000-6000萬人再加上土地兼并，王莽改革也沒用，百姓沒田種當然要造反，然後隨便一個權貴就能帶頭造反到了東漢初，人口減少，劉秀當然好辦，只要智力沒問題，安排好每個老百姓有田種就行了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坐在龍椅上的那位的職責更是關係國運。秦帝國的崩潰，並不一定緣於「二世」的無能懦弱，鼠目寸光，但定有巨大關係。秦帝國亡於內部分裂，從南征的五十萬將士隔路閉關，北邊國防軍進兵遲緩可以看出。秦帝國兩方主力部隊按兵不動，寄希望於免刑的勞夫！豈有不亡之理。
夏商西周三朝雖然在行政上是統一的國家，但是國家賴以運行的行政管理制度還不足以使統治階層達到強大中央集權的程度，統治階級對於國民的控制還沒有後期王朝那麼明顯，國民對於一個統一國家的需求也不強烈，加之周王朝分封制度，造成了春秋戰國500年的諸侯紛爭的大爭之世，在戰國後期，國民對於本國的認同已經遠遠超過了對於周天子的認同。而在戰國後期，七大國之中，由於商鞅變法，秦國國立迅速增強，對外征伐屢屢得手，經濟實力已是各國之首，加之法治的良好實行，給秦國帶來了一個相對公平的國民生活環境，國民對於國家的認同感與日俱增。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秦國國民的國家意識較之其他諸侯國更加強烈，這也是秦國能夠在不到10年間掀起了滅國大戰，完成統一大業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說是別國所不具備的軟實力。但是正是由於滅國大戰的準備和開展，也從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已經正常運行了150年的秦國法治系統。滅國大戰，除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最不能忽視的其實是整個統治階級的團結和全國資源的同意調配，這勢必在不經意間，使得秦國的中央集權力度迅速加強，為滅國大戰作準備的很多工作也勢必會違反現行的法治系統。秦國在10年間迅速完成了統一大戰，就如同一個富有的國家迅速接受了來自四方的難民，國民素質的不同，造成了統一後的秦國社會矛盾激化，秦國國民與他國國民之間，秦國貴族與他國貴族之間的矛盾日益嚴重，加之秦王稱帝，始皇帝的成就感使得他變成了真正的寡人，周圍充滿了奸佞小人的阿諛奉承，統治集團出現了裂痕。防禦匈奴，連接長城等等一系列的工程，增加賦稅和徭役，國民的生活遭受了嚴重的影響。秦二世元年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成為了秦末農民戰爭及反秦戰爭的導火索，秦國統治階級在再也無力維持一個迅速成長起來的龐大帝國。未完。。。
原因很多，比如貴族殘餘啊，平民的觀念啊，之類的。
但我覺得其實就是因為秦二世是個腦殘皇帝吧，文帝景帝武帝都是明君。在那種高度集權的社會體制下，出一個腦殘皇帝的危害實在太大了。氣運使然= =
秦新滅六國，各國間國讎家恨和跟秦的仇恨很嚴重，從語言文化習慣道德各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另外秦的主力在外。而到漢基本上矛盾沒那麼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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