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張千帆: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

01-18

文章鏈接:張千帆：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

在各國紀念反法西斯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中國也舉行了規模龐大的閱兵式。中國深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自然有必要紀念勝利。但是紀念不應停留在歡慶勝利、譴責侵略的層次上，更應當反思這場法西斯戰爭發生的原因。
如果只是簡單認為自己是戰勝國和受害者，軍國主義、法西斯是日本、德國的事兒，彷彿這些國家就是特別殘忍好鬥，這些民族存在發動戰爭的「文化基因」，那不僅是膚淺的，而且是危險的。事實上，當年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正是以一戰的戰勝國姿態出現的。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是因為日本人特別「壞」或天然具有某種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受到徹底顛覆。如果國家制度出了根本問題，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法西斯。
今天雖然已離戰爭七十年之久，戰爭的陰影卻並未遠去，中日關係仍不時處於緊張狀態。慶祝戰爭的結束，更要探討當年何以開戰，並從制度上防止戰爭重演，才算不忘前車之鑒。影響基本國策的因素當然很多，但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走上戰爭道路，關鍵因素還是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因為我們首先要問，這個國家到底是誰想打仗？又為什麼能把這場仗打起來？
這個制度分析框架很簡單，但是它能從本質上解釋一個國家會或不會發生什麼事。今年早些時候，國內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可以說是揭示日本侵華制度原因的一部力作。這本篇幅不長的小書用一個個故事，很直觀地反映了戰爭和新聞的關係，生動展現了一個國家要走向法西斯主義，首先就是要廢掉民主、管控新聞，因為這兩者是國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礙。當年日本走向戰爭，新聞管控下的媒體失職難辭其咎。
戰爭是國家行為，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之所以不會打仗，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一般不想主動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著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即便當代戰爭的高科技武器已經大大減少了人員傷亡，即便憲政國家的戰時新聞報道也會受到一定限制，但至少一個民主國家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發動戰爭是難以想像的。發動戰爭的政客，在諸多的現實考量因素之外也要面對巨大的道義壓力和國內民眾的大規模抗議。

今年早些時候，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最後失敗了，但是無論結果是什麼，英格蘭和蘇格蘭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誰也不會為此鬧到動刀動槍的地步。如果哪位領導因為蘇格蘭獨立而對它發動戰爭，那麼人們一定認為這人得了精神病，這麼離譜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
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分在意，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其實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係很大，因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著生命危險上戰場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比較容易擴張，至少沒有什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僅僅武力維持主權，也要依靠優越的制度。如果這套制度能夠給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內沒有各種特權、歧視、衝突、危機，相信大家都願意同在一個國號下過日子。只要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這個世界本來是可以沒有戰爭的。
然而，專制國家天生有更強的打仗動因，因為專制國家的決策由統治者說了算，而統治者自己並不直接承擔戰爭的代價。仗打贏了，自己擴充疆土和財寶；即便打輸了，一般也是割地賠款了事，只要不做亡國之君就不會危及自己家族的生活。既然戰爭對統治者利多弊少，專制國家之間很可能打仗，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也不好說。對於專制者來說，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如果國家貧弱或受制於國內危機，明智的統治者會選擇韜光養晦；一旦覺得自己已經強大「崛起」，則很快就會忘乎所以。
專制者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把他們也忽悠起來認同領土主權的重要性，心甘情願替自己做炮灰。侵華戰爭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滿蒙權益論」，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好像不佔領東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當然是純粹瞎扯。戰後日本也沒有滿蒙，資源跟原來一樣貧瘠，不也發展得很好嗎？諸如此類的「理論」只是專制者炮製出來矇騙人民、發動戰爭的借口，但在當時卻糊弄了一大批人。今天圍繞釣魚島等問題，這類言論似曾相識，不能不引起警惕。
1920年代，日本明治憲政秩序已經遭到軍國主義勢力破壞，原本相對獨立的新聞媒體也遭到政府干涉和管控。《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總結了日本戰時控制新聞的兩種手段。一種是政治手段，一種是經濟手段。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對媒體的直接管控。和中國相比，日本有相當漫長的新聞史，既有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但是兩者都不完善。譬如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媒體就曾和反對黨聯合起來，通過報道政府的醜聞，監督首相的行為，甚至成功逼迫內閣辭職。但是這種機制不夠穩定，尤其是當時對新聞還存在著某些惡法。民主體制遭到破壞以後，軍部就可以通過這些惡法來管控媒體、扭曲新聞。
經濟手段則是軍部通過右翼黑社會發動抵制運動，拒絕購買批評軍國主義政策的報紙。《朝日新聞》是日本比較具有批判性的報紙，但右翼團體聯合政府對發表反戰言論的報紙發動「不買運動」，導致報紙的發行量急劇下滑。報紙市場化本來是日本媒體的優勢，但是也使之在經濟壓力面前顯得非常脆弱，經濟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還管用。兩者雙管齊下，日本的全國性大媒體最終完全屈服了，甚至從戰爭的反對者變成了軍國主義的宣揚鼓動者。媒體失守，輿論失衡，日本國民就成了聾子瞎子，很容易被軍國主義宣傳玩弄於股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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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說，xx、好人和聰明人，一個人只能擁有這三種身份的兩種。 @玄不救非氪不改命無疑是個聰明人。

這裡先不討論什麼叫民主什麼叫專制，民主和專制對戰爭的影響有什麼。單看這個人的回答，蠻有意思。

這個人回答的中心思想就是：德國和日本在走上法西斯之前都是憲政國家，希特勒是被民選的。所以民主也能帶來戰爭。

這個說法有一個關鍵的漏洞：那就是這裡討論的是民主和專制哪個更容易引起戰爭。如果論證「民主也能帶來戰爭」，拿希特勒說事就是自己打臉，因為希特勒是把民主變成專制，才去打仗的，所以反而成了證明確實專制更容易戰爭了——不然為啥還要先變成專制，再去戰爭呢，我直接民主著不就得了嘛！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臉嗎？

所以這個回答下邊有人這麼留言了：

這時候，這個答主是如何回答的呢，請大家注意，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是這麼回應的：

然後肯定很多粉絲大叫：皇上英明！你已經贏了！！打得他滿地找牙了！！！

事實上，這是一個詭計。用一個俗得不能再俗得話，叫偷換概念。

為什麼？

因為我們討論的是，民主與專制哪個更容易引起戰爭。要想討論這個問題，只需要證明：民主很容易造成戰爭。然而他討論的是，民主很容易變成專制，而不是民主很容易造成戰爭！！

這裡就把「戰爭」給偷換成「專制」了。

這太有趣了，因為這個論證的前提就是：專制更容易引發戰爭！！

所以他才說，這個制度不能自我維持，所以引起了戰爭。

換句話說，人家問，民主與專制哪個更容易引起戰爭。他說，民主很容易變成專制，所以民主更容易引起戰爭。

仔細看這句話：

前提：民主容易變成專制。

結論：民主容易造成戰爭。

這個前提是如何推出這個結論的？

顯然還有一個更大的前提：

專制容易引起戰爭嘛。

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臉是什麼？

我說，一個沒有暴力傾向的人，和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哪個更有可能打你？

你說，我舉個例子吧，從前有個人，文質彬彬，有一天忽然被激怒了，殺人了！！！一個沒有暴力傾向的人，連自我維持都費勁，不能阻止自己變成有暴力傾向的人，所以，沒有暴力傾向的人更有可能打你！

各位聽著好笑嗎？可是，人們只願意聽自己願意聽得話，哪裡管這話有沒有道理。所以這種人才能出來招搖撞騙了。

我們知道好人很容易變成壞人，然後呢，我們就說好人比壞人還壞？我們知道法律無法完全禁止人做壞事，然後呢？我們就說法律鼓勵了人們做壞事？

道理，不是這麼講的。

道理多麼簡單：即使憲政有時候無法阻止獨裁者發動侵略戰爭，那也比一開始就是獨裁好吧？

可惜，這個答主通過精巧的設計，使得讀者完全被帶到他的謬論中去了，真是厲害！！

xx、好人和聰明人，一個人只能擁有這三種身份的兩種。 @玄不救非氪不改命無疑是個聰明人。

ps， @玄不救非氪不改命論證一站之後戰爭更殘酷的方式，顯然又是一個謬論。一戰之後戰爭殘酷的最大原因，是武器更加先進了。這個問題很容易想到應該採取對照試驗的思路，進行因果識別，他認為歐洲戰爭更殘酷是因為傳統的騎士精神和貴族姻親關係的瓦解，而我們可以看看同時期沒有這些關係瓦解的國家，是不是戰爭也更加殘酷了，如果是，說明貴族關係的瓦解並不是戰爭更加殘酷的原因。

這個道理很簡單，你感冒了吃藥，然後過了七天感冒就好了，葯治好了你的感冒嗎？只要對照那些沒吃藥的人才能說是不是，如果沒吃藥過了七天感冒也好了，我們不能說葯治好了你的感冒。這裡的葯，就是@玄不救非氪不改命說的貴族的騎士精神和關係。

當然，我個人並沒有看過相關的研究，所以這個關係究竟如何，這裡存疑。

之前的回答乾貨太少，反省，現重寫一篇。。。再一次，知乎上的高票都是民族主義的，所以我更感覺有提出一點不同意見的必要。張千帆的言論其實很像民主和平論，這種理論是一種國際關係的理論，認為所有國家只要是實行民主政治，那麼就可以減少戰爭的爆發幾率，甚至就可以避免戰爭。

詳細的可以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5%92%8C%E5%B9%B3%E8%AE%BA

當然，如果翻牆不了，也可以看我的回答

以下部分引用自維基

康德在1795年寫下的論文《論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概念，雖然當時他僅是將憲法制共和國作為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之一。康德的理論主張，大多數人們永遠不會在投票中支持發起戰爭，除非是出於防衛。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共和國，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了，因為先行的侵犯永遠都不會產生。

可以看出，其實幾百年前「人民不好戰，所以民主就不會有戰爭」這樣的觀點就已經有人提出來了。

但是民主和平論在康德之後的一百多年裡消聲匿跡，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主和平論才重新被人提出，雖然由此也有很多爭議，但是隨著蘇聯崩潰，西方自由主義高歌猛進，民主和平論也在西方獲得了更多支持的土壤，甚至影響了一些民主國家制定政策。比如美國兩大政黨的人物都有表示過支持民主和平論，美國國會通過的《促進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甚至指出

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非常少見的，而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則相當的常見，已經有將近170,000,000人因為極權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實際上現在民主和平論依靠的最重要論點正是基於近兩個世紀以來的戰爭記錄，民主國家間的戰爭很少甚至就沒有。的確，至少冷戰以來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內部就是其樂融融的，即使有政治不合也沒有聽說過真打起來，而另一邊比如社會主義陣營就是亂成一鍋粥了。但是仍然有許多人提出各種例外，民主和平論者也提出了一些反駁，比如當被問到希特勒是民選的問題時，就反駁道「希特勒以權力陰謀消滅國會中的競爭對手，踐踏公民自由，因為首先摧毀了德國民主制然後才能讓德國暴走」。並且更進一步引申出「不成熟民主」的概念來應對例外情況，比如研究者發現正處於民主轉型的國家不僅不會愛好和平，反而更容易捲入戰爭，換言之，不成熟的選民容易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欺騙。也有些人提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對立反而容易刺激戰爭，比如近年美國對中東的戰爭，對於這一點許多自由主義者也進行了反思，認為強制民主化可能只會製造不成熟民主，是適得其反，支持他國內生民主或者外交手段（和平演變）可能更有效果。

無論如何，絕大多數西方研究者幾乎都承認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民主和平，雖然不能保證和平，但至少能減少幾率。

至於為什麼能造成民主和平，除了傳統的「人民不好戰」以外還有這樣的解釋：

1.民主文化孕育於有成熟市場經濟的社會，這種社會注重法治、規則與協商，影響了領導人解決衝突的方式

2.民主政治架構對政治決策者起到了一定監督的作用，即使國家在好戰氣氛下進入戰爭，如果戰爭陷入不利，國內反戰勢力增長，也可以幫助緩和問題。

當然還有許多反駁的觀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翻牆去看維基。我不是專業的，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我只是想拋磚引玉，尤其不希望知乎上只有一種意見。

張千帆這篇東西的假天真、無邏輯，清晰解剖的回答已經很多。但看到張對歷史的曲解卻還有側面的洗地。對，我說的就是 @迅疾，這位和張千帆教授類似擁有相關高級教育頭銜的先生，在相關問題總是極力反對「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依靠的恰恰就是民主憲政」，一再聲稱「希特勒是宮廷政變上台，修改授權法大權在握也是宮廷政變」。以此來防堵納粹德國的誕生，對於西式民主制聲譽的殺傷性。

OK，我們都知道，從芝諾以來，一些學者們就能隨時按需要論證左等於右，左不等於右，左既等於右又不等於右。所以，讓我們先跳過他們的大段論證，直接先看史實，看客觀的，不會在生花妙筆下會一天呈現出十八種不同模樣的冷冰冰的數字。

1930 年9 月14 日，納粹黨崛起的關鍵之日。在這一天的魏瑪德國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得到了選票增加到了6409600 張，佔全部選票的18.3%，取得了107 個國會席位，按國會議席數從排名第九一躍成為第二大黨。

接下去的一次德國議會大選是在1932年7 月31 日，納粹黨一共獲得1374.5 萬張選票，佔總數的37.3%，取得了230個席位

再之後，也就是希特勒終於獲得組閣權的那屆國會，選舉日期是1932年11月16日，納粹黨少了大約200萬票，議會席位下降到196個，但仍是毫無疑問的第一大黨，這一點由於社會民主黨也進一步受到削弱（只剩下121席）而得到了加強。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

@迅疾極力強調

希特勒第一次擔任總理時，他不是由國會選舉產生的，而是興登堡總統周圍的小圈子的秘密協商下利用48條建立的總統內閣

然而這並不符合事實，納粹黨是國會第一大黨，無論是按當時魏瑪德國的憲法及傳統，還是當代的歐美議會或半議會制下的政治運作原則，國會第一大黨領頭組閣都毫無違反憲政民主制之處。雖然現在聽上去很嚇人，但是詭異之處正在於：從嚴格的憲政角度出發，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讓他組織新內閣，爭取國會多數信任。才是排除了濫用總統緊急權力，重新回到按憲法和民主制度決定國家權力轉移的正軌上。不然，可以請問 @迅疾，他以為的符合憲政民主制度的總理產生流程應該是什麼樣的？

而且當時希特勒還有一起入閣的民族人民黨支持（51席），在魏瑪德國歷史上，總數583席中佔有247席的內閣已經算得上是「強勢」的少數派政府（少數派政府是魏瑪德國歷史上的主流，如果魏瑪德國不夠有「民主代表性」，隔壁的老冤家法國，當時的第三共和國也是三天兩頭在玩少數派內閣），實際上按《第三帝國的興亡》引述紐倫堡審判繳獲的文件資料，握有70席的中央黨本來也是願意「以一定的讓步」換取支持希特勒內閣通過國會信任案的，只是希特勒確信在新選舉中納粹黨一定能獲勝才作罷。

1933年3月5日德國舉行了三年來第五次大選（1932年3-4月舉行了總統選舉），靠著國會縱火案的恐嚇，和德國資產階級的大量財政援助，納粹黨在競選中拿到了44%的選票，議席數是288個，和民族人民黨的52席相加，達到了絕對多數，希特勒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就任德國總理，是不是得到了德國當時民意的支持，是不是符合當時德國家的憲政法律要求。任何人都能自己判斷。

再來說一下《授權法》（《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這部正式奠定了納粹德國基礎的法律是德國國會1933年3月23日以441票贊成，84票反對通過的，而當時德國國會的總席位是648，修憲門檻是三分之二。這個比數意味著即使被逮捕而無法參加投票的81位共產黨議員和幾十名社會民主黨議員全部到場，還是無法阻止它以完全符合憲法要求的多數通過。然而@迅疾把之稱為「宮廷政變」，要語義相符的話，就只有修改「宮廷」和「政變」的定義了。

順便說一句，還有人總是企圖把擁護納粹黨上台的責任加到」下層群眾「頭上，而事實上，納粹黨的真正社會基礎是（前）小資產階級，或者現在流行的用語」中產階級「。從1930年9月到1932年11月的幾次選舉的投票結果看，社會民主黨、民主黨、民族黨等中右翼政黨的巨大損失正是納粹黨支持率暴增的來源，威廉.夏伊勒作為後世的旁觀者都直接了當的結論：」很明顯，納粹黨從其他中產階級政黨那裡奪過來數百萬擁護者。」

@迅疾對納粹上台還有一個重要立論，即不是民主憲政制度的錯誤，而只是魏瑪德國採取的選舉制度，尤其是國會按比例代表制選出的錯。

那讓我們再用事實與數字來對比一下。

二戰後德國（西德）的聯邦下院採取單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制並行的選舉方式——單選區和政黨比例席位各299個（實際還有所謂「延伸席位」，每次不定），最近一次大選（2013年選舉），獲勝的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總得票率是41.5%，在聯邦下院佔有311個席位（總數630席）。

而完全不採用比例代表制，以統一的單選區制產生的英國議會下院，最近一次2015年選舉的獲勝者保守黨，得票率是36.9%，贏得331個席位，下院總議席數650，直接單獨過半。

而從之前已經說明的數據中可知，納粹黨在1932年7月、1933年3月的選舉中，拿到了37.3%和44%的選票，都位列所有政黨第一。稍有政治和數學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與「比例代表制導致納粹坐大、上台」論恰恰相反，實際上，比例代表選舉制很可能一定程度的拖延了納粹最後篡取權力的時間。

看到這些個答案，實在忍不住為張老師說幾句了。一個個的答案都槽點太多。

若要得出因果性結論，必須從某些得到相當共識的一般性結論/假設出發，選取儘可能具備可比性的實例並對它們的相似和不同，試圖用某種方式控制變數，進而基於一定的限制條件得到某種有限的因果性結論。例如，要論證媒體管控和戰爭之間的關係，可以從「戰爭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政治活動的一種高強度表現」這個基點出發，把國家意志分為內政/外交兩大類，再細分為經濟、社會穩定、民族主義、領土和資源訴求等幾小類，再論述每一類訴求受哪些因素影響，再找到可供橫向和縱向對比的例子——時間縱向上可以選擇亞洲國家/日本所發動過的所有戰爭，橫向上可以選擇工業革命後所有現代戰爭的實例，再進一步比較這些實例以得出媒體管控和戰爭之間的關係。

這幾句話說起來蠻輕飄飄的，可是做起來就是強人所難。對於一篇文章來說不可能而且是絕對不可能做得到的，把這些敘述一遍沒個5、600頁的篇幅也不可能了。一些比較有名的作品，比如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都用了很大的篇幅，可也沒寫到這位同學要求的境界。特別後者也算是磚頭級的了。

倫理學上有一句常見的話，「應當包含可能」，也就是說任何要求（should）它的前提是可能性。「如果張教授用這樣的思路寫了一篇論證嚴謹的文章」，可惜沒有任何人能夠用一篇文章的篇幅寫得出，引用這段輕飄飄的話我替你想了一個書名，叫On Everything。

呵呵，「文末的那堆學術頭銜去掉」我的理解希望不是意思是學者不能以自己的頭銜寫這些文章，要麼寫「論證嚴謹」（實際上是強人所難）的大塊頭，不然就閉嘴？那哈貝馬斯、德沃金、阿倫特等等一流學者寫的那些隨筆文章也該shut up？羅爾斯教授更學院派一點，但他晚年也寫過反思原子彈、反對宗教的幾頁紙小文章，是不是前者要把康德哲學綜述一遍，後者要把幾大宗教的神學理論都「嚴謹論證」一遍？他們都沒有嘛，又不是出書，雜誌社也不負責賣磚頭。當然，像哈貝馬斯和羅爾斯這樣的學者，人家不用title有點文化的西方人都知道他是誰的。

學術走到今天，每一個問題幾乎都有可能被視為一個研究領域，需要被論證，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話都需要卷帙浩繁的寫。實際上不同的寫作有不同的目的，各有各的受眾和寫法。專著和論文不同，論文和雜文不同，雜文和微博不同。

還有一點，忘了補上。「在社科人文領域」這一段還有一點非常值得吐槽的。這位同學所說的什麼控制變數得出結論，只是Social Science里的一種，但是！但是，這種研究只是社會科學裡的一塊兒。並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是這樣做的，不要大而化之的稱之為社科人文領域！起碼中國人所稱的大文科可以被分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和人文研究（Humanity），兩個方法論不同的大領域，至於下邊怎麼細分和方法論討論還有很多細節。定量研究一般是控制變數得出結論，但不是所有的所謂「文科」都這麼干。至少對歷史的研究（何況張千帆這個還不是研究，而是報紙雜文），是存在著它究竟是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研究的爭論。如果取向是人文研究，那麼引文說的那些就完全是張冠李戴了，因為人文研究是規範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而不是科學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如果這個問題都還不清楚，我能懷疑「文科」「研究生」文憑么，理工科畢業的吧。

最後回應一次：有很多人說張教授的文章是科普，所以我的這個回答是找茬。

呵呵，我搜索了本頁頁面，發現「科普」兩個字出現在這個貼里最多，其他地方好像沒人說這是科普的。呵呵，人家張千帆自己說要科普嗎？沒有啊。

你先是給人家定了人文社科研究的標準，然後拿人家達不到這個標準來攻擊；現在自知理虧，又給人家定上科普的帽子。這遊戲好玩兒么？

如果沒弄錯的話，該文的出處應該是載於華爾街日報中文版網站的，基本上可以斷定這是一篇雜文。說找茬這個詞還真是准了。政見這個公號倒是辦得不錯，但它的文章都是文獻綜述性質。讀過研究生的人總該知道文獻綜述是什麼含義吧，這和自己寫雜文，發表自己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工作。至於寫雜文，你要說是「大字報「這純屬污名化式攻擊了，發表觀點不等於大字報，德沃金、哈貝馬斯這樣的一流作家寫雜文發表觀點的多了去了。倒是這位同學的一會兒說人家學位放了水一會兒說人家揣著明白裝糊塗，倒像是大字報。

我昨天寫了論文，今天想寫豆腐塊，明天發新浪微博，後天豆瓣說，這有什麼好拿出來說的？

還什麼攻擊別人學歷這樣的比較low的招數，就更沒意思了。

蓋因這裡算是中文網路圈中比較講道理的平台，壓制與己不同的言論意味著邏輯和智力的失敗。

所以我還想補充一句，「博士學位放了水」這樣的攻擊以及「張教授揣著明白裝糊塗」這樣的誅心之論同樣意味著邏輯和智力的失敗。你有根有據你可以說，沒有根據那就形同誹謗。而且張千帆的著作放在那兒，迄今還沒有內行對張千帆的學術能力做過什麼指責。博士論文可能沒出版，但他讀博之前在美國寫的書是出版了一本的。《為了人的尊嚴：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批判與重構》，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是他從理轉文之後、讀博士之前在馬里蘭大學當旁聽生的時候寫出來的。這本書就算不是一流作品，也完全能夠體現他不錯的學術素養了。

有些人要的不是講道理不是討論問題，他們要的只是發泄情緒然後把不待見他們情緒的人都批倒搞臭而已

從這位同學那些話里，我實在是覺得很多時候人要在批評別人的時候反思一下自己，起碼在沒有根據地說張的博士放了水這話的時候，那可不是講道理吧，而且那滿篇的氣勢洶洶的情緒也是剛剛的。說實話，我可不覺得這位同學她自己就比yilin wang客氣多少。而且，我相信如果沒有這位同學一開始就對張千帆劈頭蓋臉的指責，yilin wang也未必有那麼多感嘆號。

因為自己的不冷靜帶來別人的不冷靜，我覺得應該首先反身求諸己。

還有什麼「對於我朝的大部分文科教授來說」，這樣的話，如果我按照這位同學批評張千帆不夠論證嚴謹的話，我又在想你憑什麼又說得出這種呢。

哎喲喂，這位拿著學術標準來衡量張千帆的同學，真是滿身都是槽點。還有什麼「小清新」這些帽子一頂一頂的扣，說不是大字報，還真的沒有別的大字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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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篇文章的水平看，張千帆老師至少在三個領域是門外漢：世界近現代史、比較政治學、國際政治。因為他對德日法西斯的起源根本就不了解，對二戰前夕的國際關係根本就不了解，對各國的具體政治制度根本就不了解。
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依靠的恰恰就是民主憲政，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即使是東亞的日本，你用現在的眼光去看，當然能看出一堆不民主的地方，但是在當時，日本的是亞洲第一個憲政國家：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行憲。而自從搞了憲政以後，日本就走上了侵略擴張的不歸路，直到發動全面侵華，軍費還是民選的眾議院批准通過的。

先吐槽一句，「對各國的具體政治制度根本就不了解」，這句話來說張千帆老師是不準的。起碼張老師那麼厚厚的《西方憲政體系》（再版後分為了《美國憲政》和《法國和德國憲政》），不可能是一個對具體政治制度根本不了解的人能夠寫得出的。說這種風涼話，真沒意思。

其次，我倒是覺得，對世界近現代史、特別是德國法西斯起源有一丁點了解的人，都不會說「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依靠的恰恰就是民主憲政，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這樣的話才是門外漢。

希特勒是宮廷政變上台，修改授權法大權在握也是宮廷政變。

當然說一句就夠了，不過還是要解釋。

希特勒擔任第一次擔任總理不是被選舉上台的，這本就和民主沒有什麼關係了，而是由興登堡根據48條指定為總理的。當時圍繞興登堡周圍早就形成了一個陰謀小圈子，說希特勒上台是宮廷政變，毫不誇張。有一個在很多魏瑪共和國史的書上都能找到的結論：布呂寧第一次依靠48條成為總統內閣的時候，魏瑪憲政就已經崩潰。如果誰還想把這一條的賬也算到憲政的頭上的話，那麼我再多說一句，根據德國歷史學家Wolfgang J. Mommsen的說法，48條只是普魯士憲法戒嚴條款的延續，制憲者從沒有把它變成總統緊急權的想法。換句話說，興登堡對48條的運用是違反了制憲者的原意。實際上持總統內閣違法這種觀點的學者很多，大可去Google Scholar查一下。

而且在希特勒攫取權力之後、國會縱火案後打壓異己的情況下，納粹黨也沒有得到多數票，授權法就是一場鬧劇。

與魏瑪憲法的具體政治制度安排，有興趣的同學大可看我這篇：

當年納粹的上台，是否是德國民主的選擇？ - 迅疾的回答

這個答案已經很詳細了，我就不想在此多談。不看這個回答就來問些傻里巴嘰問題的，我也懶得客氣的。

另外一位仁兄的

《魏瑪憲法》的制度很不錯的，德國走上法西斯道路也是按照憲法程序，一步一步走過去的。

沒什麼好多說的了，只是為了呵呵一下。

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平裝本導論》中最後部分，發過大概類似的評論：如果德國政治精英能夠運作起a decent liberal parliamentary regime的話，就不會有法西斯了。他稱1930年以來的政體叫authoritarian cabinet。羅爾斯在《政治哲學史講義》開篇又一次說德國沒有能建立起憲政民主制度：Here I conjecture that w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 failure of Germany to achieve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regime.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要去吐槽羅爾斯不懂因果關係的了，呵呵。

當然，我幫張老師說幾句話並不意味著我同意他的觀點，他的確是有點天真。

但讓人反感的是，適度調侃可以，但攻擊和侮辱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引入一對政治學概念，legitimacy和legality。

前者翻譯成合法性或者正當性，但翻譯成合法性容易與legality混淆，所以我更喜歡正當性一詞。

僅僅是一套規定起來的憲法及其制度，就只能叫legality，是絕對不會向張老師想像的那麼有用的。

它一定是要有一套民主的政治文化支持，要公民忠於這套制度。或者說這套制度是有legitimacy的。但是反過來說，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前提又是需要一套運作起來了的憲法及其制度。

這並不是說先有雞或者先有蛋，而是一個相互演化和人民學習的過程。如果非得說只能有一個選項誰更重要的話，一定要做出選擇的話，那答案還是：制度。

「良好的國家體制並不能期待於道德，倒是相反，一個民族良好的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與良好的國家體制。」

康德：《論永久和平》，載《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社會的制度形式影響著它的成員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正如它決定著他們所是的那種人一樣。社會結構也以不同的方式限制著人們的抱負和期望，因為他們有理由部分地根據他們在其中的地位來看待他們自己，並考慮到他能現實地預期的手段和機會。因此一種經濟制度不僅是滿足現存慾望和抱負的制度系統，也是一種塑造將來慾望和抱負的方式。更一般地講，基本結構塑造社會體系歷時性地生產與再生產特定文化形式的方式，具有特定善觀念的人們共享這種文化形式。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2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69.

此文文采斐然，旁徵博引，思入微茫，可謂是一篇不錯的大字報，哦不，宣傳材料。

它採用的很多論證材料都是確實存在的，最後的結論也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只是，全文基本沒有做什麼有價值的邏輯演繹，所以也不必要去加以駁斥了。

這樣的文字，過去是活在牆頭上或竹竿之間的宣紙上，以及女文工團員的鐵皮話筒里的，它的職能並不是分析事實或者論述觀點，而是類似於止痛片或者煙草，只要提供一個簡單直接的精神安慰就好了，自然，是針對特定成癮人群的。

那個年代，信息變為印刷文字的成本比我們想像的高很多，因而發布信息的門檻是被默認的。

然而鍵盤、網線和HTML改變了這個世界，信息爆炸的後果就是隨機抽取的單位長度信息價值極具縮水，最後的結果就是，大部分文本的職能發生了漂移，從傳遞信息變為直接刺激特定的受體，誘發特定的情緒。

具體到主樓這篇減肥藥，哦不，宣傳材料，其效果是顯著的，那些老生常談的觀點和了無新意的類比，雖然並不能起到建設性的作用，但是可以作為一服完美的止痛劑，撫慰那些。。。因為一次國家儀式而嚇得篩糠的心靈吧。。。

有那麼一群人，對「主權」這個概念及其衍生的一切符號和行動——包括但不僅限於：國家暴力機關的正常公務行動和處突行動（如反恐、救災）、帶有主權符號的文藝作品（如一首抗戰歌曲和某動畫）、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的體育比賽中，自己國家的優勝（如女排世界盃奪冠、劉翔摘得奧運會金牌），以及一些圍繞主權概念衍生的儀式性活動（如大閱兵等）——懷有生理意義上的恐懼，進而產生厭惡，落實到行動上，就是每當此種情況發生，都要忙不迭撰寫很多文字來。。。自我安慰。。。

我其實很難理解這種恐懼——這種恐懼本身毫無邏輯。

如果說這群人，這群自認為的中產階級，社會中堅，渴望一個穩定的生存環境，希望過去三十年那種相對靜態的評價體系繼續延續下去（這是他們在字裡行間所透露的），那麼他們不應該反對穩定主權的存在。一次彰顯中央政府動員力、組織力的儀式應該是增加而非消減他們的安全感，畢竟所謂的盛世，做得出來樣子總比做不出來強——對於一群只能在穩定博弈規則下生存的生物來說。

反過來，如果這群人，堅定認為中央級別的強勢主權是干涉他們的自由發展和利益增長的存在（基本符合事實），要求改變這樣的格局（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那麼，他們就不該訴諸問題中這種文字來表達，更談不上什麼理論了；這裡頭的關係很簡單：不要強勢主權，很好，我贊同，那麼社會規則會完全改變，利益博弈的方式也完全改變，這時候寫什麼新聞自由的鬼話沒有任何意義，先數數自己掌握多大規模的基本盤吧！提什麼法西斯的舊賬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目前經濟形勢下，恰恰是強勢的主權主體在執行贖買底層的職能，如果中斷的話，會有無數個小團體變著花樣讓這位教授明白什麼叫真正的法西斯的。

我個人不認為中國有法西斯化的必要和可能，原因別的答案都講得很好了，不贅述。我就補充一點吧：假設有這樣的可能性，恰恰也不會通過所謂「廢掉民主、管制新聞」來實現。如果這幫幻想愛好者能離開辦公室，坐進一節硬座車廂里度過一個晚上的話（我才不會說這是我上個月的真實經歷呢），他們會發現，要實現法西斯化的最快方法就是大力推進民主，大力開放民間言論。

簡而言之，你們覺得，在這樣一個經濟寒冬，面對剛剛從珠三角回到家鄉的農民工、對著房租發愁的小白領、因為文化不高被迫複員的專業士官以及苦於訂單不足發不出工資的小工廠主們，是像說相聲貫口一樣講「民主完善大法好」有意思呢？還是簡單地一句「中國的劍要為中國的商品打開銷路，要乾死討厭的小日本！」有意義呢？

嘿嘿，言論自由，到時候你們會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的，把億萬個網易騰訊貼吧的憤青放出來自主辦報，interesting~

最後提一下所謂民主和平論的問題，其實這個觀點是有道理的：在美國主導的民主國家關係體系里，戰爭的確是一個很次要的，不經濟的選項，這些國家之間完全沒有必要去對對方主動發動戰爭。

然而，這個理論特指的是「國家間」關係，是體系內穩定的主權主體之間的關係。

脫離了這個前提，講「民主和平」的人會面臨某種好玩的情況：譬如，民主的利比亞新政府民主地處決了民主國家美國的大使。

那麼，未來會不會出現民主的中國政府民主地決策向民主的某島政權開戰的決策，甚至民主的某發達地區政府民主地決策遣返外地失業流民的決策，我們不得而知呀。

從表面上看，「法西斯」國家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機器並成為戰爭策源地，確乎與這些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遭到顛覆有關。然而，只要對那段歷史稍有了解，就能發現拋棄了「民主憲政」制度的恰恰是下層群眾自己。阿道夫·希特勒費心策劃的啤酒館暴動輕易即被德國政府粉碎，還給抓進了監獄，卻不僅只在那裡待了九個月，還得到了輿論同情和群眾的支持，1932年納粹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同樣在1932年，犬養毅之死成為日本政治轉向的重要標誌，刺殺他的卻是基層軍官，1936年發動最激進、血腥政變而被政府果斷鎮壓的二二六黨徒同樣是中下級軍官。有答友舉出的「日比谷燒打」更是明證。中國政府至今仍充滿善意地把當年的日本民眾和日本政府分開，區別對待，卻無視推動日本走向戰爭的正是那些被現代國家體制組織起來的國民。整個國家在學會接受國際秩序之前就凝聚起了挑戰它的意志和力量。

馬克·尼古拉斯在《法西斯主義》一書中指出，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發仞於歐洲的法西斯運動，是對「啟蒙運動」的一個總的回應。自由主義者總是喜歡假定人民是理性的，會作出（而且只會作出）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決定，特別是在「啟蒙運動」之後。但事實上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啟蒙運動」是一場極其不徹底的思想運動，特別是蔓延至缺乏獨立市民社會、乃至農奴還在地里勞動的東歐國家時早已強弩之末，更別提遙隔重洋的遠東，而與此同時英倫列島上的機器已經在隆隆作響。隨之而來的是拿破崙的征服，黑船的傲慢，被迫的「民主化」並不是經濟發展、生產擴大所帶來的社會內部矛盾推動的結果，相反地，讓渡一部分權利給國民的目的是將他們更好地組織起來，激發社會的潛能，振奮民族精神以保衛國家。這是一次因果顛倒的、外部推動的、畸形速成的實驗，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些國家在向現代體制轉型過程中必然裹挾著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如果要在中國尋找類似的歷史事件，那便是短暫的百日維新後席捲起的義和團風潮，它被某些歷史學者誇張地稱為中國「民族主義覺醒的開端」。還有嚴峻的客觀現實是，與國內相比，風雲詭譎的國際環境根本就沒有任何「民主」「平等」可言，弱者不會得到尊重，反而只能淪為強者的板上魚肉。幻想著「世界公民」的自由主義者在大變局中極易招人厭惡，在激發民眾熱情的事業上也難以有所建樹，因為他們的主張本就是：為自己考慮而對國家政治冷嘲熱諷沒有什麼可指責的。更殘忍的真相是自由主義幾乎沒有任何階級基礎。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者要做得更好些，他們宣稱要幫助可憐的無產階級發現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先搗毀目前的上層建築再說。可是，對於蒙昧主義思想回歸的普羅大眾來說，他們相信除了統一的國家以外，自己一無所有。當左派們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喚醒」祖國民眾時，法西斯主義者卻在利用尚未開化的民意來創建自己的獨裁帝國。

與西歐紳士們夸夸其談虛無縹緲的「理性」不同，德國本土的哲學家們從康德開始就強調「意志」的重要性，直到叔本華和尼採的唯意志論。民主制度試圖協調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被發明出來原本是為了平衡利益，而非集中資源。這一點在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中有很好的體現。法西斯主義者卻從來不講什麼「理性」，而是在狂熱的宣傳中把國家意志與人的意志統合起來。因為從根本上講群眾行為是非理性的，即使賦予他們民主權利，他們也無法選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可國家的意志卻得到了被一絲不苟地貫徹的機會。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民主憲政給了人民自由，卻無法將他們有效聯合起來，也沒能激發起社會的活力；不僅如此，它甚至還人為製造出不同的利益集團，反而導致整個社會淪陷在更加深刻的割裂之中。魏瑪共和國面對超級通脹一籌莫展，日本政府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軍隊，恰恰是原先的民主政府執行力低下的結果。當民眾對民主失去了耐心，發現它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甚至指責它忘記了自己的初衷是建設一個讓國民能為之驕傲的偉大國家的時候，民主制度已經岌岌可危。

在一個尚未形成強大公民社會的國家推行民主制度，要麼培養出一個軟弱扯皮的政府和一堆迷惘分裂的國民，要麼圍繞著某個天花亂墜的煽動家形成新的危險的領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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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一句，中國現在某些組織的意識形態都遠比政府更接近法西斯（雖是多年前的老文章）：

從漢網李里大帝的傑作：第三條路――看皇漢的納粹本質
鐵血網

對張老師這篇文章的看法，這是篇雜文，沒有必要用那麼嚴格的眼光來挑刺。民主是大勢所趨，早晚的事。但是我不能認同德國、日本等發動戰爭是「體制」問題，而是它們本質上就採取了這樣一種後發超越性的、積極擴張性的國家戰略（甚至蘇聯、中國也可以認為是曾經走過這條道路），極權主義的回潮恰恰是源於它們與外部世界的對抗心理和危機心態，而非相反，是專制導致了擴軍備戰，只能說是相互加強吧。雖然中國現如今的好戰分子不少，但國家一貫表示合作共贏、改革開放、和平崛起，我對於中國不會重蹈軸心國覆轍是有信心的。也許中國大陸在公民意識逐漸覺醒的歷程之後，能夠平穩地過渡到一個更加自由與文明的社會。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口水仗，本文只針對原文論證過程的邏輯缺陷和論據中的史實錯誤，不參與「自由民主憲政」的摳字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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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結論：立場先行，拼湊論據，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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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簡單認為自己是戰勝國和受害者，軍國主義、法西斯是日本、德國的事兒，彷彿這些國家就是特別殘忍好鬥，這些民族存在發動戰爭的「文化基因」，那不僅是膚淺的，而且是危險的。事實上，當年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正是以一戰的戰勝國姿態出現的。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是因為日本人特別「壞」或天然具有某種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受到徹底顛覆。如果國家制度出了根本問題，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法西斯。

首先，客觀的講，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雖然有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還有著名的自由民權運動，但總的來說並沒有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自然也無法歸因於」它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受到徹底顛覆「。如果要找原因，明治維新遺留的土地兼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問題，與1929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日本的衝擊，所負的責任要更大一些。德國納粹的上台倒是可以探討下民主制度失效的問題，可是很多學者往往只盯著民主憲政制度設計本身，卻沒考慮，納粹的民意基礎是如此之大，再好的制度也頂不住啊。至於導致納粹獲得民眾支持的經濟基礎難道不是更值得研究嗎？

影響基本國策的因素當然很多，但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走上戰爭道路，關鍵因素還是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因為我們首先要問，這個國家到底是誰想打仗？又為什麼能把這場仗打起來？

張千帆先生的這個」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是否走上戰爭道路，關鍵因素還是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的結論從何得出我不知道，但我好奇的是他這麼說就沒想過把這個結論代入世界歷史去檢驗下嗎？英國崛起為」日不落帝國「的過程中發動了多次戰爭，難道張千帆是在諷刺現代憲政制度的起源地不夠」自由民主憲政「？至少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一國是否走向戰爭，是經濟基礎與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制度因素還談不上」關鍵「。

今年早些時候，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最後失敗了，但是無論結果是什麼，英格蘭和蘇格蘭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誰也不會為此鬧到動刀動槍的地步。如果哪位領導因為蘇格蘭獨立而對它發動戰爭，那麼人們一定認為這人得了精神病，這麼離譜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

請張千帆解釋下北愛爾蘭何以鬧到動刀動槍卻也沒有獨立的原因？

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分在意，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其實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係很大，因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著生命危險上戰場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比較容易擴張，至少沒有什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僅僅武力維持主權，也要依靠優越的制度。如果這套制度能夠給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內沒有各種特權、歧視、衝突、危機，相信大家都願意同在一個國號下過日子。只要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這個世界本來是可以沒有戰爭的。

」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比較容易擴張，至少沒有什麼分裂的威脅「，英國有北愛爾蘭和蘇格蘭（以後可能還有威爾士233）分離勢力，西班牙有巴斯克分離勢力，法國有科西嘉分離勢力，加拿大有魁北克分離勢力，日本有沖繩分離勢力（當然說實話不成氣候），美國已經為了制止分裂打過一仗了，張千帆對」自由國家「的國運這麼看好，是不是可以拿獎章？

專制者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把他們也忽悠起來認同領土主權的重要性，心甘情願替自己做炮灰。侵華戰爭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滿蒙權益論」，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好像不佔領東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當然是純粹瞎扯。戰後日本也沒有滿蒙，資源跟原來一樣貧瘠，不也發展得很好嗎？諸如此類的「理論」只是專制者炮製出來矇騙人民、發動戰爭的借口，但在當時卻糊弄了一大批人。今天圍繞釣魚島等問題，這類言論似曾相識，不能不引起警惕。

說破大天，滿蒙跟日本也不沾邊，而釣魚島即使退一萬步講，至少也是爭議領土，這種類比本身就不恰當。

侵華戰爭時期，日本絕大多數國民相信政府發動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九一八」事變明明是日本間諜挑起，日本媒體一開始報道卻說是中國人挑釁，日本予以反擊是「正義之舉」。南京大屠殺這麼殘酷的暴行，當時日本國內卻根本不知道，到了東京審判的時候才知道。當時攻破了中國的首都，日本國內一片歡呼，都以為是皇軍的偉大勝利。
這就是日本政府操縱宣傳機器給民眾洗腦，掩蓋戰爭真相造成的後果。假如當時能及時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發表到報紙上，日本國內就會產生一定的反戰壓力。美國之所以停止越南戰爭，和國內反戰壓力有很大關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不僅沒有收手，而且在偷襲珍珠港之後全面擴大到太平洋戰爭，都是在新聞嚴格管控的情況下發生的。

首先上圖打臉，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日本國內百姓不知道嗎？再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是一向對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概念很推崇嗎，怎麼到了張千帆這日本國民就成了被蒙蔽的白蓮花了？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不僅沒有收手，而且在偷襲珍珠港之後全面擴大到太平洋戰爭，都是在新聞嚴格管控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是典型的強加因果的邏輯謬誤，日本擴大戰爭和日本政府新聞管控確實是同時發生的，但構成因果關係嗎？

東京大學憲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曾屢次批評軍部政策，包括滿洲事變，雖然受到很大壓力，但是政府也不能撤他的教職。

1935年其天皇機關說引發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的強力抨擊，極右派教授筧克彥也指控其學說犯了「不敬罪」。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之職。遭東京大學解聘，隨即其《憲法概要》等五部著作被禁止發行，甚至受到異議人士的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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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說：

跨界發文有風險

沙烏地阿拉伯表示不服，

老子採用了最落後的封建君主世襲專制，竟然也沒有成為法西斯！

天朝表示委屈：

你們批評法西斯是ok的，但是你們不能說我法西斯。尤其不能昨天還說我軟弱無能，今天又說我法西斯。

張千帆當年說利比亞會好，中國不應撤僑，王小東說贊助機票讓他去，張收聲，再無動靜，王今天還調侃呢。

從這篇文章的水平看，張千帆老師至少在三個領域是門外漢：世界近現代史、比較政治學、國際政治。因為他對德日法西斯的起源根本就不了解，對二戰前夕的國際關係根本就不了解，對各國的具體政治制度根本就不了解。舉個例子，亞里士多德在幾千年前就知道把政體分為6種，而到了張老師這裡，卻只知道有民主-專制的兩分法，這個水平真是不如北大任何一幢宿舍樓的樓長，也難怪被清華大學學工科的黨棍笑話。（當然，這裡沒有批評北大學術水平的意思，張老師在本領域內的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在不了解的領域胡亂插嘴，難免被人詬病）

這篇文章的政治用意路人皆知，這裡就不多說了。他的主題很簡單：德國、日本，都是因為沒有民主憲政，才發動了戰爭。假如有民主憲政，二戰就打不起來了。用意很明顯：現在日本有民主憲政，我們沒有，所以我們才是法西斯國家，才會發動新的戰爭，同胞們，警惕啊，

（圖片來源於網路，侵刪）

但是，張千帆所說的事實根本沒有歷史依據。

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依靠的恰恰就是民主憲政，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即使是東亞的日本，你用現在的眼光去看，當然能看出一堆不民主的地方，但是在當時，日本的是亞洲第一個憲政國家：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行憲。而自從搞了憲政以後，日本就走上了侵略擴張的不歸路，直到發動全面侵華，軍費還是民選的眾議院批准通過的。

張千帆老師的民主憲政和平論，其理論基礎是說，老百姓怕做炮灰，所以不想打仗；統治者不用做炮灰，所以要打仗。因此，民主國家是老百姓說了算，所以不想打仗；專制國家是統治者說了算，所以要打仗。

這顯然都是張老師窩在陳明樓裡面腦補出來的。稍有歷史常識都知道，法國大革命以前，特別是三十年戰爭以前，歐洲基督徒之間打仗都要講個溫良恭儉讓，是要講騎士精神的。為什麼呢？因為沒有民主啊。統治者之間都是各種親戚，今天爭個王位繼承權拼個你死我活，明天見了面還是表兄弟，後天還有可能就睡到一張床上去了，幹嘛拼個你死我活？而到了法國大革命以後，人民當家做主，世道就變了。等到一戰前夕，各國民族主義熱情高漲，這才打出索姆河、凡爾登這樣的血戰。

以張老師的身份地位，要搞清楚當今中國究竟是哪些人想要打仗，哪些人不想要打仗是很容易的。我就問你一句，你在美國那麼多年，見到的中國學生都是什麼家庭背景？究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多呢，還是官富二代更多？統治者把老婆孩子都送出去了，怎麼會想打仗？反而是環球時報，甚至火車站賣的介紹諸如中國一艘驅逐艦如何殲滅美國一支航母編隊的地攤小報的讀者，在海外沒有任何利益，沙文主義高漲。

其實法西斯主義說到底是一種保守主義的變種，而各個國家最保守的力量都集中於鄉野之中，民主政治恰恰就是給這些人數龐大的保守主義者以表達的空間。張千帆老師沒有搞明白，他現在之所以有話語權，恰恰是因為中國缺少言論自由，等到真的放開一切言論了，張老師的話根本是沒有人去聽的。

他以為，等到民主憲政那一天，他一個法學家就能比主席總理這樣的政客說話更有分量，圖樣圖森破，這才是中國的主流民意，才叫一句頂一萬句：

法西斯當然沒有離我們遠去。

魔都就有對外打出「漢服復興」旗號、內部宣揚「一個民族一個領袖」、以白領和小業主為主體、紮根於靜安區某街道文化中心的社團在活動。對了，這幫人還特別喜歡cos藍衣社，也曾經鬧出過手捧德軍制服去祭奠「國軍」的烏龍——嗯，也有可能不是烏龍、而是真情流露。

這幫人或許顯得有些滑稽、中二，目前看來還掀不起什麼風浪，但請不要忘記：希特勒當年不過就是一個文藝青年，啤酒館暴動也與鬧劇無異；當經濟危機席捲而來的時候，馮老爺們並不吝於給納粹黨撒錢、讓法西斯來幫忙維穩。——畢竟，納粹黨、法西斯這種「有活力的民間組織」，在欲姓馮而不得的「中產階級」中好歹有些組織動員能力，對基層的掌控力度比起馮老爺們高到不知哪裡去了。

有趣的是，張教授的雄文雖說也喊了喊「反法西斯」，但卻沒提現實中的准法西斯社團（這可以用情報疏漏來解釋、就不苛責了），尤其不敢提究竟是什麼人在支持法西斯、法西斯上台之前錢從哪裡來。如果用陰謀論一點的思路來解釋，這大概也算是張教授的難言之隱：張教授所呼籲的「憲政民主制度」，有相當一部分支持者是欲姓趙而不得的「中產階級」；一旦形勢有變，他們又隨時可能投入法西斯的懷抱。——對這部分人來說來說，這不過是用一種階級調和論取代另一種階級調和論而已，沒啥好遲疑的。

為了日後好相見，張教授也不方便說太細，於是就扯點「民主和平論」的車軲轆話、指桑罵槐卻又不觸及本質地罵罵當局。為了炮製一篇宣傳稿，張教授也真是煞費苦心啊。

推薦閱讀：《為什麼只有中國採用「反法西斯戰爭」這個說法？ - 馬前卒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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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個告示~

本ID「楊愛紅」為原「楊愛紅」（http://www.zhihu.com/people/yang-ai-hong）被汁娘續掉之後的REBORN。為便於區分，我已將新號頭像背景顏色改為粉紅色，請各位留意~

最後回應一次：有很多人說張教授的文章是科普，所以我的這個回答是找茬。要說科普，我覺得一個叫做《政見》的微信號，以及知乎上關於美國大選的專欄都是很好的例子：你可以自己不做這方面的研究，那你好歹要搜集些資料，引用若干篇靠譜的論文和書籍並進行總結分析（而且要考慮反駁性的研究結論），從而支持你的結論。張教授這篇文章不是科普而是升級版的大字報，情懷過剩而論證嚴重缺乏。那些在評論和回答中追著我撕的各位，如果這就是你們喜歡的文風只因為它的結論撓了你們恰到好處的痒痒，那就大大方方承認沒什麼大不了 -- 還是那句話，你開心就好，我沒有義務幫你做閱讀理解，更沒有義務去花力氣摘掉那些你們給我發明的兔雜愛國豚小粉紅之類的帽子或者證明我的學位是不是野雞大學的。

以下是原答案：

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我朝小清新文人不招人待見的原因：抱著某種基於臆想的預設立場去做學問，看似皓首窮經，實則斷章取義，截取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預設觀點，得到的自然是貽笑大方的結論。

在社科人文領域，鑒於對照組實驗的不可行性（那些基於長期、大量的數據收集的研究除外），所謂因果關係是一個非常之強、門檻非常之高的結論。若要得出因果性結論，必須從某些得到相當共識的一般性結論/假設出發，選取儘可能具備可比性的實例並對它們的相似和不同，試圖用某種方式控制變數，進而基於一定的限制條件得到某種有限的因果性結論。例如，要論證媒體管控和戰爭之間的關係，可以從「戰爭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政治活動的一種高強度表現」這個基點出發，把國家意志分為內政/外交兩大類，再細分為經濟、社會穩定、民族主義、領土和資源訴求等幾小類，再論述每一類訴求受哪些因素影響，再找到可供橫向和縱向對比的例子——時間縱向上可以選擇亞洲國家/日本所發動過的所有戰爭，橫向上可以選擇工業革命後所有現代戰爭的實例，再進一步比較這些實例以得出媒體管控和戰爭之間的關係。

如果張教授用這樣的思路寫了一篇論證嚴謹的文章，那麼無論他的結論是「九一八是因為天皇想吃東北小米」還是「再播腦殘抗日神劇天朝難免重蹈日本覆轍」，這樣的結論都是在學術上值得尊重並具有討論價值的。至於他現在的這篇莫(gou)名(pi)其(bu)妙(tong)的東西，他最好還是把文末的那堆學術頭銜去掉，把那堆充滿情懷的文字刪掉，直接簡化成「我認為現在天朝的政府是在對人民進行法西斯式洗腦我覺得宣傳部門是混蛋我覺得這個政府應該滾別問我為什麼反正我就是這麼想的——一個看誰都不爽的憤青張千帆啟。」相信我，這樣不但無損於此文的論證強度（反正也沒有），還會讓人覺得他誠實直接。

PS - 基於我在美國讀完了本科和研究生的經驗，我不認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這種級別的學校會讓一個混淆時間順序為因果、混淆相關性為因果、研究因果關係時不考慮內生變數的博士生畢業。因此，要麼是這個學校為了跪舔反X的意識形態給張教授的博士學位放了水，要麼是張教授揣著明白裝糊塗；

PPS - 前些日子我還在圍脖上看到某清華教授也用類似充滿情懷的語調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各種政治派別鬥爭激烈，以色列國內天天為還不還阿拉伯人土地吵得不可開交，但他們從未給不同政見者扣內奸帽子，從未置對方於死地，只有混帳的天朝才黨同伐異blablabla」 —— 於是日本侵華前的一次次「下克上」的政變和暗殺行動被這位教授吃了，拉賓遇刺這種血跡未乾的當代史也被這位教授吃了。對於我朝的大部分文科教授來說，他們對於我朝的缺點了如指掌甚至不惜發明歷史，而對於外國人的劣跡，除了初中歷史必修大綱（不包括課本小字部分）以及圍脖段子之外，其它的都是超綱內容；

PPPS - 如果情懷有卵用，那還要知識和科學方法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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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個題

我以前在知乎是不怎麼拉黑別人的，蓋因這裡算是中文網路圈中比較講道理的平台，壓制與己不同的言論意味著邏輯和智力的失敗。但看了以下這些回答，真的覺得拉黑也可以算是一種必要之惡：有些人要的不是講道理不是討論問題，他們要的只是發泄情緒然後把不待見他們情緒的人都批倒搞臭而已：

1）我說的是「社會科學不具備雙盲實驗能力所以要遵循abcd這樣的論證方法」，此人非要把我的意思歪曲成「你要給社會科學做雙盲實驗你是煞筆」 -- 對啊，我的美國研究生學位是跟方鴻漸一個大學買來的，這樣能讓你開心一點？這樣能從而襯托出你沒有我煞筆？都行，你開心就好。

2）從知乎追到微博一條條地把我睡覺前隨手一說隨手看著好玩一分享的東西一條條揪出來考據進而分析我是什麼樣的人，你們對我真TM是真愛。我結婚了，謝謝，不約，真的不約。（順便，那條微博的前因是有小清新說向日本扔原子彈造成了地獄，於是我轉發回答說不扔原子彈日本不投降引發登陸作戰對於日本來說才是真正的地獄。你們把這條微博拿出來作為我是「法西斯」的證據，敢情你們覺得麥克阿瑟該給你們天皇爹地一個愛的抱抱說我們一起玩耍吧才是對的？）

3）你們覺得海外留學生都是要移民的，要吃外國人的飯捧我朝政府的臭腳，你們覺得自己貧賤不能移特高尚特有氣節具有天然道德優勢，可以，你開心就好，你願意裝睡我叫你幹嘛。

4）我在知乎寫答案要「說服」的本來也不是你們這些人，事實上我對於改變成年人的智商和價值觀這種事毫無興趣。然而我的努力只為了讓那些思維迴路比你們長一點、願意思考的那些讀者看到另外一個思考的角度，因為我不願意把世界讓給你們這樣的人。

看完排名前幾位的答案，我內心十分憤怒。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一批身在國外的留學生，一面享受著國外的民主自由，一面抨擊民主自由，難道我們這些貧賤不能移的賤民，就是不配享有民主？

張千帆先生的文章論題很簡單，那就是專制導致戰爭，民主帶來和平。

這是一個極為簡單的命題。在理論上，從康德提出世界公民這一命題開始，到羅爾斯，到福山，這些哲學偉人都站在理論高度論證過這個命題。以張千帆的學術功底，他不可能沒有能力來進行這樣一個論述，只是作為一篇通俗雜文，沒有必要罷了。

再次，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講，歷史上發生在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少之又少，在專制國家之間則是戰亂不斷，就拿冷戰期間來說，西方陣營從未發生過戰爭，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摩擦必不可少。

再說新聞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張千帆教授的論點也很簡單，對媒體的管控，讓民眾看不到戰爭的殘酷，以至於戰爭能夠輕易發動，很難結束，比如日本民眾就不了解南京大屠殺（甚至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日本官方都試圖隱瞞消息，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美軍投放第二顆原子彈）。而自由的媒體，則對戰爭的殘酷性有所展露，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戰爭的發生。比如越南戰爭就在相關媒體披露了萊梅村慘案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結束。

這個論證，如果有邏輯漏洞，那這個地球的邏輯定律，要改寫了吧。

很多人拿德國說事。人家一北大教授，會不知道德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靠民選上台，這不假，但是否民選上台，就意味著民主？我看朝鮮好像也有投票嘛，其次，發動戰爭之時，德國已經是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聲音，這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顯而易見，二戰就是由一個專制的國家發動的。

知識分子總是要適當和民眾保持距離，民眾民粹的時候，他們就用精英主義去平衡；民眾失去公民權利的時候，他們又會用左派思想平衡。總之，誰都不信，適當聽一點，適當反思下自己，這個國家就不會沉淪或是瘋狂

姑且不論張教授的言論正確與否，

事實上，

張教授的這篇文章存在一個潛在的前提論斷，

那就是這個世界上存在絕對民主憲政國家，凡是有對外戰爭趨勢的國家他的民主憲政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民主憲政國家不具有對外侵略趨勢。

這本身也是《民主和平論》的大前提，甚至在《民主和平論》中，為了堵上這個這個世界上存在絕對民主憲政國家（美國、英國等），卻有絕對民主憲政國家（美國、英國等）發動戰爭的情況，他們又提出民主憲政國家可以為他國的民主憲政建立發動戰爭。

呵呵，這套邏輯真的無懈可擊！

其實這一套就是前幾年『開除民主國家』的把戲，曾經有好多年，一些宣傳民主自由的民主派聲稱，只要民主自由了，我們的國家就會變得更加繁榮富強，人民更加自由富裕。而隨著國外民主國家經濟發生問題，這些民主派開始玩『開除民主國家』的把戲了，比如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就被民主派給開除民主國家集團了。

美國獨立戰爭。

第四次英荷戰爭。

1812年戰爭。

布爾戰爭。

美西戰爭。

菲美戰爭。

鱈魚戰爭。

波蘭-立陶宛戰爭。

土塞戰爭。

忽然發現有兩個國家出鏡率特別高。這兩個國家一般被認為是標杆，是燈塔，是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