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眾是怎麼反思納粹的罪行的？
戰爭結束後那些對納粹犯罪行為一無所知的民眾或支持納粹的民眾是怎麼從戰爭時期的狂熱轉向反思的？有什麼內在或外在的因素促成這種反思嗎？
十幾年前在倫敦地鐵上親眼目睹的一幕:
一個英國小夥子上了地鐵, 他的衣領上佩戴著一個納粹黨衛隊的徽章.
坐在這位英國小夥子對面的乘客注意到了他衣領上的這個徽章, 站起來揪著這個徽章對著他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是德國人. 你知道你戴的這個徽章意味著什麼么? 要讓我在德國見到你戴這個徽章, 我會殺了你."「戰爭結束後那些對納粹犯罪行為一無所知的民眾或支持納粹的民眾是怎麼從戰爭時期的狂熱轉向反思的？有什麼內在或外在的因素促成這種反思嗎？」————————————————————————————————————————
- 首先，納粹黨是1933年以約44%的選票上台的，這意味著當時一半以上德國人沒有投票支持納粹。
- 其次，戰爭開始後，德國民眾和納粹戰爭機器捆綁在一起，所謂戰爭時期的「民眾的狂熱」並不意味著完全認同納粹的種族政策，而是個人命運與納粹黨的命運捆綁。
因此，德國人在戰後的思想困惑，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難以拋棄納粹思想，而是不相信德國人會那麼壞：難以相信集中營對600萬猶太人有組織的大屠殺，難以相信國防軍也會和武裝黨衛軍一樣在各地濫殺無辜，犯下大規模戰爭罪行。（對於戰後出生的德國人來說，難以理解的還有德國民眾/父輩對納粹的盲從。）
另外還要明確一點的是，談及戰後德國，一定要說明東德還是西德。東德雖然被西德吞併，被今天的德國不遺餘力的污名化，但這段歷史不能抹殺。
回到原本問題上，德國人反思的外因很簡單，一是德國戰敗並被英法美蘇四國佔領（敗了就要反省）；二是德國地處歐洲大陸中心，被自己所侵略過的國家包圍（當今德國的鄰國順時針為丹麥、波蘭、捷克、奧地利、瑞士、法國、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因為戰敗和地緣原因，德國人必須反省才能再戰後歐洲生存。（陸地接壤，意味著德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會鄰國人打交道，且不似日本國民一貫有其獨特的島國心態。）
當然，戰後初期，德國人反思並不徹底，外因也很簡單：冷戰開始了。
1945年7月，Entnazifizierung（去納粹化）開始，詳細內容請參見德國維基百科該詞條。
納粹黨員和幹部遭到清算，但並不徹底，政治罪責沒有被深究，因為不論英美法還是蘇聯，都需要在其佔領區迅速找到德國代理人來維持戰後秩序。隨著冷戰開始，西德東德先後建國，大量前納粹政權和軍隊官員在完成了名義上的去納粹化後，在東德和西德政府機構或軍隊任職，充當東西方衝突的馬前卒和預備炮灰.
東德的情況（1949-1990）：在東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取代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統一社會黨的一黨統治對習慣了納粹統治的德國人來說，接受起來似乎還更容易一些，畢竟是從一種社會主義變成了另外一種社會主義。東德用洗腦方式，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意識形態教育灌輸方式（這個想必大家都有體會）來去除納粹的影響，簡單粗暴、立竿見影、氣勢如虹，只可惜還不夠走心。
因為東德將自己與納粹政權切割，將自身定義為人民推翻納粹暴政的革命成果，而將西德視為容納納粹政權殘餘的批判對象。這種推卸責任式的淺層次的反省的惡果是：當1990年柏林牆被推到、民主德國敗亡，東德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後，新納粹勢力興起。德國東部至今都是德國排外和極右勢力的大本營。但要說明的是，排外和極右也並不等同於認同納粹思想。兩者多少還是有區別的。- 西德或者說聯邦德國的情況：
目前有高票答案說，德國人其實沒有反省。這是根本不符合事實的。
的確，部分納粹高官和軍人在戰後一個時期仍然在聯邦德國社會佔據重要位置，但這並不能說明德國人整體沒有反省。德國人的反省是漸進式的，高潮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並且在那個時候確立了今天德國的政治正確標準），而這涉及題主所問的內因。
戰爭的推動者，參與者和親歷者，在戰後的首要任務是生存，繼而是在廢墟上建設，隨即又被捲入冷戰的洪流。的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尤其是許多負有戰爭責任的人，選擇了遺忘或隱瞞——畢竟連幾乎被封聖的諾貝爾文學獎君特·格拉斯也隱瞞了自己在希特勒青年團的經歷。 這也是人之常情。隱瞞和洗白，對一些人來說是不得已，是違心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也意味著知恥。
但是在戰後出生的德國人，沒有父母背負的這種心理負擔，他們天然沒有戰爭責任，也就少了阻礙他們反思的心理負擔。他們在德國戰後經濟奇蹟的時代成長，在冷戰高峰步入青春期，開始質疑一切，思考親歷過戰爭的德國人所不會去想的問題，開始深究德國人的戰爭責任，開始叛逆父母，叛逆社會，在思想上尋求不同於前人的出路。這種反思和叛逆的社會運動1968年在德國達到高潮，而且與中國的文革、西方反越戰反美等左翼社會運動同步，是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這方面的資料書籍很多，具體過程就不贅述了。）總之，經歷過這次世代鬥爭和社會變革，德國人基本完成了對戰爭責任和納粹的深刻反省，確立了新的（乃至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標準。
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德國人在非正式國際場合不會主動表明國籍，德國人普遍不唱國歌，不掛國旗。這種情況直到2006年德國世界盃才最終結束。德國媒體在2006年驚訝地宣布，德國民眾終於也可以像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公開唱國歌、揮舞國旗，表達自己的民族的自豪感，而且不用擔心招致反感了。
此外，當今德國社會反戰氣氛濃厚，以至於軍人在社會上被污名化。而且德國政治人物絕對不可以公開批評以色列，哪怕是譴責以色列欺壓巴勒斯坦人都不可以，因為這在德國觸碰了政治正確的紅線，要以個人的政治前途為代價。就此而言，德國的反省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矯枉過正了。
總之：德國人對二戰和納粹的反省是漸進式的，時至今日已經可以說是非常徹底了。
另外，有人喜歡將德國的新納粹、排外、極右勢力等問題歸結為德國人反省不夠。我覺得這是有偏頗的。第一，極右在德國是絕對的非主流；第二，德國常住人口中外國人比例近7%，2015年統計德國監獄犯人三分之一是外國人。鑒於這種情況，德國一些人有排外情緒毫不奇怪，而且甚至可以說德國社會對外國人比世界上很多非傳統移民國家都還要包容。
另外還有一部德國電影叫《柏林的女人》，根據真實經歷改編，講的是柏林婦女被蘇軍強暴的故事。請注意，電影里沒有控訴！有的是對蘇軍的理解和同情。這種對戰爭深層次原因的深刻反省，是德國的主流。
最後，目前最高票答案裡面事實都寫錯了。怎麼可能得出正確結論？1. 施佩爾回憶錄1969年德國出版，1970年英國出版。不存在所謂首先在英國出版的情況。2. 《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被德國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出處在哪兒？恕我查不到。此書招致德國一些政治家批評，被認為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但這也是在正常的書評範疇內吧。以下內容選自本人譯作《勒熱夫絞肉機》 在我們抵達弗里德貝格之後不久，集團軍方面給師里下達了對德國人進行重新教育的指示。希洛維奇上校讓我來主要負責這一工作。因為我多少懂一些德語，而且曾經和當地市長以及其他德國人有過接觸，所以在這一工作中負主要責任。
而在以前，我只跟手裡有槍的德國人打過交道，覺得他們的好戰心態和對俄國人的仇恨很難消解。而現在我要和行行色色的德國人打交道，但是誰能說這些德國人和我們以前在戰場上遇到的沒有區別呢？我謹慎的看了看指示，然後跟希洛維奇說：
「上校同志，這個指示有些錯誤的概念。我們怎麼來重新教育那些在完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長大的成年人呢？弗里德貝格是個小城，戰爭爆發前只有3000多人。現在這座小城裡有8個寡婦，6個殘疾人，還有4個家庭在戰爭中失去了父親或兒子。而其中大部分傷亡都是在東線發生的。宣傳和現實可是兩個概念；我希望您會同意我的觀點。」我這還是第一次觀看萬達·瓦西萊夫斯卡婭（Wanda Wasilewska）拍攝的影片。 這是一部小成本的宣傳片，記錄了德國佔領軍在蘇聯的罪惡，記敘了他們的暴行。在電影放映的時候，我坐在最前排，然後試著將裡邊的解說詞翻譯成德語。但是等電影院里的燈重新亮起來的時候，我發現留下來看完電影的只剩下6個人了。
「為什麼會這樣？」我又問威利。
他是這麼回答我的：
「人們不相信電影里所講的內容。對他們來說，德國國防軍乾淨的就像嶄新的玻璃窗一樣一塵不染。你們的人和黨衛軍造了很多孽，特別是在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
「那麼德國人沒有屠殺過猶太人么？」
「報紙上曾經報道，在戰爭爆發之前希特勒曾經向斯大林提議，將250萬猶太人從德國和波蘭遷移到俄羅斯，但是貴國領導人拒絕了這一建議。」 當時我還不相信威利說的話。但是歷史將解釋一切。戰爭大約結束50年以後，所謂德國國防軍有著貴族般高貴品質的神話才從德國人眼中消失。1995年，在德國漢堡首次舉辦了二戰德國國防軍罪行的展覽。這次展覽的主題為「國防軍，1941-1945」，由德國社會歷史學會主辦（PS：關於這次展覽的文字內容，可以參考本人譯文：深扒「二戰最帥軍隊」黑歷史）。這次展覽引發了不小的轟動，參觀者看到的是，當年德國國防軍的將軍、軍官和士兵們如同黨衛軍一樣，是殘忍無情的匪幫，所有德國人都被震驚了。這個威利是誰呢？是蘇聯佔領下的弗里德貝格行政當局的德國負責人「我是個社會民主黨人。我曾經在集中營里被關押了四年。我剛剛回到我的家鄉。前任市長已經逃跑了。根據一位牧師的要求，市民們聚集一堂選舉我擔任市長。說到這，我有個問題想問問您，許多市民都很擔憂，貴軍將領曾經許諾，在戰爭結束後將立即釋放德軍戰俘。那麼大家都想知道你們是否會履行承諾？」星期日，威利邀請我參加他妹妹的50歲生日聚會。我帶了另外兩個戰友一起赴宴。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威利的妹妹克拉拉。她是一個又瘦又高的女人，眼睛很大，頭上戴著一塊有些特別的頭巾。這個女人有一股頤指氣使的氣質，不僅僅是臉上的表情。她說話的聲調很高，可能是因為她當了很長時間的老師。威利有一次這麼跟我介紹他的妹妹：「當我被從集中營里釋放出來回家的時候，克拉拉是唯一一個趕來迎接我的人。」
多虧了克拉拉，這次生日聚會很成功。來客紛紛向她致賀並獻上祝福。威利不知從哪搞到一桶啤酒，很快就被大家喝光了。接下來則是德國人的傳統節目—玩一種叫「包糖紙」的遊戲。根據遊戲規則，輸掉一輪遊戲的人必須要遵從女主人的命令做些事情—比如說，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跳一段舞，親吻一位女士，學公雞叫等等。當然，這樣的小節目總是會引來一片笑聲，進一步渲染歡樂的氣氛。
有一次我的一個戰友，一名大尉輸掉了，而克拉拉要他做的事情簡直讓我想往這個娘們臉上吐痰。她要求大尉趴到地上，鑽到桌子下邊去並且大喊；「我是個猶太人！」那個大尉自然是拒絕了克拉拉的無理要求，為了表示對克拉拉的抗議，我們紛紛憤而離席。在我們離開她家的時候，這位大尉說「真是個法西斯蛇蠍！」這是一個蹲過納粹監獄的人，但是他的兒子仍然在北非戰死，而他的妹妹在High了以後居然想到的是用這樣一種方式來侮辱佔領軍軍官—考慮到本書的作者本身就是個猶太人，他沒有當場把這個德國娘們擊斃，簡直就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典範，同時我不得不再次欽佩德國人民作死的勇氣。再看看這一則報道直面歷史 ：「德國國防軍罪行展」內外
此次「德國國防軍罪行展」在德國並非初展。1995年漢堡社會研究所就首次推出揭露國防軍罪行的展覽。但第一次展覽因很多照片缺少註解，有些注釋又與史實不符，在社會上引起強烈批評，右翼新納粹分子更是藉此大做文章，到處組織抗議示威活動，在德國基爾市一次示威集會中極端分子大打出手，造成的財產損失達10萬馬克。主辦者頂著壓力堅持在德國和奧地利33個城市巡展，展出時間長達4年之久，幾十萬人觀展。新展覽在首都柏林開幕的第三天，右翼的國家民主黨就組織4000人的示威遊行，以抗議展覽對國防軍罪行的揭露，其規模之大，氣焰之囂張，都為二戰以來之最。左翼團體對新納粹的行為表示強烈反對，號召人們在這一天前往展覽館參觀並進行反遊行。柏林市警方出動3500名警察和大量警車、裝甲防暴車及直升機，以防不測。 主辦者克服各種阻力，義無反顧地舉辦了這個展覽。這種尊重歷史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敢於對國防軍說「不」的勇氣得到大多數德國人的認同。展覽開幕以來，每天參觀者絡繹不絕，特別是在右翼極端分子大遊行這一天，參觀人數高達1400人。由於遊行，通往展覽館的道路被封，人們只能步行前往。寒風中人們排著長隊，等著一撥撥往展館裡放人。一位中年婦女坦白地說，面對極右分子鬧事，她有些害怕，但正義之感終於佔了上風，不但自己來參觀，她還帶來14歲的女兒。一位從北萊茵州趕來的旅遊者參觀展覽後深有感觸地說，她的84歲母親一直崇敬德國國防軍，這段被歪曲的歷史在下一代人中該糾正過來了。展館外不遠處示威人群歇斯底里的喊叫聲和投擲石塊酒瓶的聲音震耳欲聾。
那就跟反貪官不反皇帝一樣 根本談不上徹底
因為對於二戰的德國來說施暴者絕非只有納粹黨以及納粹德國政府受害者也絕不僅僅是猶太人那個高票答案明顯是在胡扯。
德國民眾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反思，你去德國呆上幾年就清楚了。
我一生最討厭讀者和青年文摘的文章，不是因為讀者或者青年文摘上的文章文筆不好，而是因為，那上面的文章，尤其是關於寫外國的，很大一部分，寫這個文章的作者根本就沒去過那個國家，他們是坐在家裡扣著腳編出來的。
德國的光頭新納粹黨大家基本都知道吧。這個黨的人一有集會，我們那個城市的全城的老百姓都會從家裡出來參與打光頭的活動。這些普通老百姓們自發組織起來，圍堵新納粹，堵住後，一頓臭罵，警告這幫混蛋，休想把德國再次拉入戰爭中。罵的激烈了，直接動手開打。直接把光頭們打散打走。
我在德國6、7年，看德國人打架不超過5次，但是這些有禮貌有風度的德國人打起新納粹是毫不留情的。
2007年，在斯圖加特打工，他的市中心的國王廣場我幾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舉行反戰反納粹演講。
有一次，一個德國老頭，上去講，他說，希特勒確實是很壞，但是他也有優點啊，比如德國的高速公路這麼發達，還有。。。，沒等他講完，一個50歲德國胖大媽上去抓住老頭兒的脖領子就把他拉下來了，指著老頭兒鼻子告訴他，休想為納粹搞辯證法翻牌，以後的德國人就算餓死，也不會吃希特勒那類滅絕人性的人發的麵包。以上的這一切，就是真真正正每天發生在德國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難道這還不叫反思？為防止納粹沉渣泛起和新納粹產生，聯邦德國頒布了一系列法律規定。1952年10月，經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取締了1949年成立的新法西斯組織「社會主義帝國黨」；1982年1月，聯邦內政部取締了新納粹組織「德國人民社會主義運動勞動黨」；1983年，查禁了「國家社會主義者行動陣線」。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社會上極右勢力一度重趨活躍，新納粹活動明顯抬頭，聯邦政府在國內外輿論要求下果斷地取締了多個新納粹組織，逮捕了其中的一些頭目。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德國實行「言論、集會自由」，但根據1994年9月聯邦議院通過的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不僅禁止使用納粹的各種標誌、口號和敬禮儀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徵的標記符號、標語和徽章，希特勒的頭像做為納粹的最主要象徵，更是嚴禁使用。而對同情納粹、對猶太人進行誹謗、攻擊和惡意傷害者，或宣揚種族歧視、否認希特勒第三帝國大屠殺犯罪行為者，可依法判處3-5年徒刑。
說什麼不反思什麼反思是心靈雞湯的等等回答，我看著也醉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的通過就代表著反思從想法到輿論上升到了法律，已經都從法律上對於這個反思進行了肯定。更新
這是一篇戾氣比較重的答案，答案下的評論亦如是。對於答案里我偏題的批評我虛心接受，相對切題的答案可以到目前排名第一的答案那邊去看。不刪答案的原因是如果不看問題描述的話我自以為自己的答案是合題意並且三觀相對正常的。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可能會回來更新跟同學或者歷史老師關於戰後一代的討論。
關於到底是民眾反思還是政府反思的討論，我只想說一句德國的政府是Bundestag選出來的。。。雖然聽起來很傻很天真，但是不符合民意的政府是會被踢下台的。左翼政府並不完全被國際政治所決定，所以我大膽地猜測一句政府反思應該是跟民眾反思有一定重合度的。
最後一段是當時看到排名在前面但是沒有邏輯的答案太生氣加上去的，原意是批駁那些寬於律己嚴於待人的憤怒噴子們，如果覺得自己是屬於對這些問題有正常三觀的人請無視。至於跟我說我們現在可以公開公平公正討論這些問題的人，下次看到你們在知乎無比激動地討論相關問題我會幫忙點舉報為「不宜公開談論的政治問題」的，小管家不用謝我哈哈哈哈
(′?ω?`)???????????? ????????????
看到最高票答案們被徹底嚇到過來強答什麼時候在知乎是個反主流反神話的回答就可以得到高票贊同了？！！即使他們的論據錯漏百出而且論證方式完全沒邏輯？！！德吹是討人厭沒有錯，過度美化德國的文章我也看不下去。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用一些不是親身經歷或經不起推敲的資料來否定一個民族二戰結束之後七十年來的反思和自我約束。世人皆知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偏見好嗎！
回到題主的問題上。
先表明自己的身份與立場：鄙人小留學生一個，前年於柏林旁某東德小城市交換完一年後搬到漢堡繼續讀高二，一直就讀於最普通的Gymnasium（文理中學）。最大的感想就是現在德國人對於納粹歷史的反思已經發展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而這些反思深切地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
沒錯，很多納粹高官和窮凶極惡的劊子手納粹醫生沒有得到他們應有的懲罰，但不能忽視的是當時整個德國跟納粹沒有關係的政府官員跟對納粹有正式反抗行為的普通民眾幾乎為零（整個二戰期間主動反抗納粹的德國人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現在我們看到的德國大企業們（西門子，賓士，寶馬，拜厄），當年全部都是使用納粹強制勞動營裡面的Zwangsarbeiter的吸血鬼。廢了納粹黨人和對納粹妥協的人幾乎就是廢了一整個德國精英和中產階層。同樣，吸取了一戰教訓的戰勝國們採取了相對溫和的干預政策，這使得很多納粹黨員得以洗白繼續當政。跟我想像中不一樣的是，反對納粹高官繼續在政府里佔據高位的組織VVN並不是在西德，而是在東德因為間諜嫌疑被解散。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分裂是反法西斯行動的阻礙。
然而這些不徹底的反納粹跡象並不是德國民眾不反思納粹的證明，因為所有這些都被寫進了中小學歷史課本裡面。現在每一個德國人從小學習得最多的歷史就是自己的祖先如何容忍了幫助了一個殺人魔政黨的崛起，又是如何縱容了納粹殘餘在自己的國家行政行醫教書育人，自己身為德國人是多麼多麼地罪責深重。第一遍學習這段歷史是要牢記每個時間節點和事實，第二遍要閱讀分析納粹崛起的各個成因和阻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中國組織春遊秋遊去的都是自然風景區或者遊樂場，德國學校組織去的不是猶太人屠殺紀念館就是集中營遺址。每天電視紀錄片頻道上轟炸著那一段慘無人道的歷史。從1848德國革命到俾斯麥到魏瑪共和國全都被當成民族主義的根源分析了一遍。走在很多城市的市中心都可以看到紀念納粹罪行受害者的紀念碑。街上最多的塗鴉不是別的是 "Nazi raus"。街上反納粹遊行聲勢浩大男女老少一起出動。
說德國人沒有反思的信口雌黃對得起那些寫了成架成架專著分析納粹的歷史學家跟把所有這些分析扔進教學大綱的教育部官員嗎？對得起除了Neonazi之外的把國家主義、個人崇拜、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歧視甚至是廣義的愛國主義全部當作禁詞的德國人嗎？繼「迷惘的一代」之後年輕人（我在這裡指的是大多數人，不是新納粹，這其中包括我本人在這兩年之內遇到的所有年齡在16到19歲之間的同學跟朋友）仍然對自己父輩的罪行感到深惡痛絕。
在這裡連「我愛我的國家」這個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句子都是政治不正確（默克爾的演講裡面都只能講每個聯邦州的人民愛他們各自的聯邦州。。。），很多人連德國國歌都不會唱。國會裡面已經開始討論對新納粹進行黨禁了，但是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理由是上次德國有黨禁這件事還是納粹對社會主義民主黨跟德國共產黨實施的。至於德國人對新納粹的反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思考為什麼納粹會崛起，思考自己如何不要重蹈覆轍，這不是反思是什麼？至於矯枉過正，看看現在德國在難民潮當中的表現就知道他們是多麼害怕再次被稱為納粹餘黨了。
我還想問問說德國人沒有反思的那些人對於wg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看法。即使你們完全沒有參加這場浩劫，你們會覺得這是你們自己的錯誤嗎？推己及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罪行，都有自己瘋狂的時刻。雖然可能會被罵，但是我要說在這個連我們過去的瘋狂都不能公開討論的國度，我們到底有什麼資格指責把所有這些寫進歷史時時刻刻反省的德國人？在反共反蘇的大旗面前，這種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哎呀就不要那麼較真啦~ 反正猶太人也都被弄到中東去隔應阿拉伯人了~ 西方、北約、西德自然可以搞一些不那麼「明顯」的小動作：
前納粹陸軍中將漢斯·斯派達爾（此君算是在七二零事變中賣了最受德粉歡迎的隆美爾大帥）：
1950年代被任命為北約中歐地面部隊總司令；前納粹陸軍中將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inger，又是一位藉助在七二零事變後「受迫害」洗白的）：
1950年起擔任聯邦政府的軍事顧問，1955年以中將銜加入聯邦國防軍，1955年11月起擔任軍事領導委員會主席，1957年聯邦國防部軍隊處處長，聯邦國防軍首任總監，1961年任北約駐華盛頓常務軍事委員會主席，1964年退役；（1961年12月12日，蘇聯政府在莫斯科舉行了一場記者招待會，向美國要求引渡豪辛格。蘇聯指控豪辛格二戰期間在蘇德戰場上犯有濫殺平民的戰爭罪行，但美國不予理睬。）前納粹陸軍中將弗里德里希·弗奇（Friedrich Foertsch）：1955年加入西德聯邦國防軍，1961年任國防軍第二任總監，1963年退役；「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西德軍隊和北約的高級指揮層中還有著大批前納粹軍人，如1986-1989年間擔任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沃爾夫岡·阿爾滕堡上將就曾為納粹海軍效勞過。進入90年代後，西德軍隊中的「納粹幫」才開始絕跡，可以說他們是同冷戰相始終。 」
還有許多更為「大牌」的納粹將領曾作為英美、北約、西德的軍事、情報顧問活躍在冷戰的舞台上，與未能成功懲罰他們的宿敵蘇聯對抗：
前納粹陸軍上將馮·曼陀菲爾：
在戰後就被釋放，加入了德國自由民主黨，後來加入了德國黨（German Party，屬於偏右的保守黨），在1950年代積极參与了聯邦國防軍的創（chong）建；後來他又被翻出舊帳（處決逃兵）來起訴，但在德國政壇的斡旋下經過數月羈押並釋放——否則還不知道豪辛格能不能當上首任總監呢呵呵；前納粹陸軍上將瓦爾特·溫克：
此君的名字十分著名，元首咆哮的片段中好像提到過；他受命前往阿根廷，招募前納粹國防軍將領、軍官和黨衛軍軍官回國報效；前納粹陸軍上將弗朗茲·哈爾德：
被駐德美軍戰史局招募，併兼管情報工作。參考來源：
Wiki冷戰德國國防軍：名副其實的納粹國防軍70年前，西德審判納粹時司法體制不作為？--文史--人民網啥？你問我那些對納粹犯罪行為一無所知的民眾或支持納粹的民眾怎麼反思、為什麼反思的？即使他們普遍反思了，這又重要嗎？上面的馮、邱老爺們還是繼續玩他們從18國干涉軍的時代就開始玩的那一套把戲呀~
噴子慎擾，我拉黑人的動作可快了：
好，針對「德國國民無罪論」的譏諷就到此結束，接下來我們要回答提問者的問題：有一位先生試圖證明不應該向樓房射擊，尤其是不應該向他的私人樓房射擊。
我們把1941年8月27日出版的第18期《武裝力量》雜誌放在這位先生面前。「這是你們的雜誌嗎？」先生翻了翻雜誌，看了一下日期和官方出版物的圖章，出版社地址是「柏林，夏洛登堡，第二烏蘭德大街，7—8號」。於是，我們把第六頁和第七頁兩個版面上的照片指給這位先生看。通欄標題是「轟炸莫斯科」。照片拍的是夜間大火的鏡頭。照片說明寫道：「照片表明，德國空軍的毀滅力有多麼大」。我們盡量控制住自己，向他講述了在我們其他城市——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爾等地發生的一切。我們補充說：「現在，我們來回報你們了」。——《1941-1945 戰爭年代的政論作品和報告文學》
在這裡我們主要以追緝納粹戰犯為主線，梳理德國普通民眾在時代變換下的心理變化和對自身歷史責任的態度。—————————開完「動員大會」之後扎堆來給我反對+無幫助的請自重一些。你們的手段和方法都太過於粗糙。有位答主所反對的「最高票答案」不是本答案（那會兒我還沒有寫這個答案呢23333） 神仙打架別殃及升斗小民，謝謝。戰爭結束後那些對納粹犯罪行為一無所知的民眾或支持納粹的民眾是怎麼從戰爭時期的狂熱轉向反思的？
有什麼內在或外在的因素促成這種反思嗎？
戰爭結束後那些對納粹犯罪行為一無所知的民眾或支持納粹的民眾是怎麼從戰爭時期的狂熱轉向反思的？
題主問的是「（曾被希特勒統治的）德國民眾反思戰爭的過程」，是一個歷史類的題目。不是旅遊見聞或者散文小說。
請拿出文獻、檔案、記錄、歷史書籍、相關歷史人物的回憶錄來說事，而不是「我見過」、「我聽說」、「我一個朋友/同學/親戚」、「答主你寫的都是狗屁，我在德國......」。各路真真假假的「留學精英」、「海外高才」們最好不要蠢到跑題，也不要壞到幹些打著反雞湯名號灌假雞湯的勾當。要不然你們爹媽知道在外國讀書讀久了反倒不認識中國字兒，會傷心的。—————————在針對德國的戰爭剛剛結束時，不論美英佔領軍還是蘇聯軍隊，都還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向德國民眾普及納粹罪行上。（即便如此，美國和蘇聯還是組織了一些德國人「參觀」集中營）而試圖「盪盡納粹流毒」的德國共產黨人則第一次發現了自己的天真和幼稚。這讓這些「共產國際的孩子們」感到壓抑和難受。然而，整天跟這些曾對希特勒、戈培爾之流歡呼吶喊過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比我想像的難得多。
大多數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納粹在他們的助紂為虐之下或打著他們的旗號犯下了累累罪行。
沒有誰因納粹的所作所為而感到負罪，或反省自己的責任。
埃米有一次聽到幾個婦女議論我們電台播放的關於德國戰爭罪行的報道：「德國男人絕干不出這樣的事！」
德國男人這種說法完全是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式的語言！這種論調她們聽了整整12年。
在歷史上一向受納粹屠殺和迫害的德國共產黨人管理下的地域尚且如此，美英法佔領區的德國民眾是何思何想，就更不用提了——整個50年代，聯邦德國（美英法佔領區）都沉浸在一股右翼氛圍之中。而強大的西德右翼勢力甚至能夠直接干涉美英當局對納粹戰犯的審理。那時我們非常幼稚。我以為，德國人從戰敗的重擊下醒過來後，越來越多的人會感激蘇聯人把他們從希特勒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並對他們的救星表示熱烈的歡迎。實際情況跟我想的大相徑庭！
在我住的居民區內，有一家納粹分子被趕出了他們那套寬敞的住房後，左鄰右舍開始為誰有資格搬進去而爭吵不休。德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雖已垮台，而德國人仍為爭奪個人的「生存空間」斤斤計較，我不無厭惡地想。
更令我氣憤的是，有一家人聲稱他們從未加入過納粹黨，因此最有資格住進這套房子。實際上，他們是當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當局出賣過5名共產黨員！
而雅斯貝爾斯的命運也恰好折射了當時普通德國人的傾向與心態。早在1949年，在駐德美軍最高長官克萊將軍的縱容下，受右翼勢力強烈影響的西德當局作出廢止死刑的決定。在當時，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決或負案在逃的納粹戰犯。
此外，為取悅於西德右翼勢力，克萊將軍悍然下令，將黨衛軍系統的第二號戰犯卡爾·沃爾夫和血債累累的女戰犯伊爾絲·科赫減刑至釋放。
戰爭剛剛結束，德國傑出的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便在其傳世名著《德國的罪責問題》一書中毫不含混地指出：
凡是不曾以實際行動制止納粹黨上台和發動侵略戰爭的德國人，均應對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承擔責任。然而，他的這種深邃見解，在當時不過是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他所贏得的讚譽甚少，而受到的攻擊和漫罵不知要高多少倍。
義大利人都能在共產黨領導下組建25.6萬人的游擊隊，進行1萬多次大小戰鬥和破壞行動，解放125個城市，牽制20萬德軍，還把墨索里尼掛在絞刑架上風乾，不少時候英美盟軍都得跟在義大利游擊隊後麵灰頭土臉權當陪襯。
怎麼到了法西斯德國這兒，就一大堆諸如「反抗打不過，跑路跑不了，哎呀那些爛事兒我都不知道。」的蹩腳借口呢？哦對了，我看其他答案里有人說寫《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被西德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然後馬上有人跳出來說：不是這回事！《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被德國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出處在哪兒？恕我查不到。
那好，我們看看威廉·夏伊勒自己，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是怎麼說的：
在德國，說得溫和一點，本書沒有得到評論家們的多少好評。
德國人根本沒有正視他們的過去。
在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率領下，本書受到狂暴的攻擊，作者本人也受到中傷。
「一名仇德分子！」阿登納這樣稱呼我。
由於本書是如實記敘納粹德國的歷史以及德國人違背人類精神、侵害鄰國、侵害歐洲猶太人的種種罪行，而我又是讓文件所記錄的事實自己說話，因此，我對德國人的強烈反應有些吃驚，但也並非完全意外。
阿登納先生身為一國總理屈尊大駕，親自帶頭攻擊反納粹書籍，也是辛苦了。
大家可以把聯邦政府總理大人的這番舉動和他的某篇演講結合起來，感受一下什麼叫做兩〇派。另一方面，批判納粹歷史和追捕納粹戰犯的問題很快就隨著東西德國之間的「冷戰」延伸為一個政治問題：正如我們通過揭露敵視我們的政治家或高級官員的納粹歷史把他們搞下台一樣，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員會，一個由逃離東德的律師組成的反共組織也如法炮製，在報上登出了隱藏自己納粹歷史的東德官員的名單。
由於第三帝國期間幾乎所有我們的高級情報官員和政治領導人均流亡國外，或轉入地下，東德人輕而易舉地贏得了這場宣傳戰。
而這場「嘴炮戰爭」的緣由，就是我們剛才提到過的當時聯邦德國的右翼氛圍和聯邦德國政府部門大量放縱並任用納粹戰犯：
原納粹黨人掌握了整個西德國家的情報機構
西德外交部門三分之二的官員是原納粹黨人
西德司法部門有9000名法官、檢察官是原納粹黨人
西德聯邦政府的17個部長當中，有8個納粹黨人曾在納粹德國國家機關中擔任過領導要職。
4人擔任西德政府部長級國務秘書。
漢堡警察局局長博伊森及其下屬3個分局的局長西德追緝納粹戰犯中心的主管艾爾文·許勒、1963年被任命為西德總理的庫爾特·基辛格都是掩蓋了自己真實身份和履歷的納粹戰犯或納粹黨人。
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揮國防軍的將軍們絕大部分均為希特勒軍隊中的上校以上軍官，其中45人的軍銜已經達到將軍。
在這個問題上渾身破綻的聯邦德國政府部門自然就成了民主德國司法部門、情報部門和各國追緝納粹戰犯機構的集火目標。
很快，格羅布克和奧伯倫德這兩個在西德聯邦政府中竊據要職（部長級或部長級國務秘書）的納粹戰犯被民主德國在1963年揭露出廬山真面目，引起了西德社會輿論對眾多的前納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職現象的注意。
剛剛我們還說四五十年代，德國民眾對於納粹的罪行漠不關心，推諉責任。怎麼這會兒納粹分子被揭露之後，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呢？
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反納粹反法西斯進步力量的壯大。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大量關於反映納粹暴行的紀錄作品被送上書架、送上熒幕。
其中影響最為廣泛及深遠者當屬《安妮日記》——這部天才少女安妮·弗蘭克寫於納粹時期的日記，在十幾年後促使德國民眾（主要是青少年）對希特勒發動的侵略戰爭對歐洲各國造成的深重災難的重新反思。從而掀起了一次批判法西斯主義的高潮。
同時，以民主德國牽頭開始了對德國戰爭罪行進行的揭露，和對納粹戰犯的審判及缺席審判。
由於上述因素的影響，在1969年以來至80年代末期。在國際反法西斯勢力及民主德國反法西斯宣傳攻勢的影響下，西德掀起了一輪緝拿漏網納粹戰犯、反思納粹德國歷史的高潮。當時執政的以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和重要的作用。跑題的話：1966年-1988年的民主德國頂著西方國家「踐踏人權」的口誅筆伐，硬是逮捕了一批納粹逃犯，包括那些西方認為無罪並釋放的納粹戰犯並判處其死刑（奧斯維辛殺人醫生弗里茨·菲舍爾）、無期徒刑（3名集中營女看守）以及徒刑。怎麼在某些人的詭辯和混淆視聽之下，民主德國才是那個一度縱容極右翼思想、包庇甚至大量任用納粹戰犯的國度呢？——————————————————————————————————為了狠煞這個納粹戰犯的囂張氣焰，民主德國首先公開披露了他的主要歷史罪惡，又於1962—1963年，在證據確鑿的前提下，對格羅布克缺席判處無期徒刑。
這一判決對西德、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引起了正義力量和反法西斯人士對納粹戰犯陰謀活動的警覺，促使西德政界對本國懲辦納粹戰犯嚴重滯後狀況作出反思，推動了西德和歐洲國家追緝納粹戰犯的進程。
不過在政府追緝納粹戰犯及民眾反納粹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個別人士的記性咋就下去的這麼快呢？
在1983年，乙級戰犯，原納粹黨人，原納粹德軍柏林警備司令奧托·雷默公開宣稱：「在最近18個月中，我在（西）德國參加了300 多個新納粹組織的會議……」
然後問題來了，有些人在「反思」，他們在「反思」什麼？
我們先來翻翻納粹將軍和德國士兵們的回憶錄..........他的這個辯解是如此出色，以至除了「下賤」這個形容詞以外，我想不出其它詞句來形容他。——《庫爾斯克戰役》 作者：Mars......曼斯坦因在其著名的回憶錄中談到這個問題時稱：蘇聯人民為了逃避某種「共產暴政」自願毀掉家園跟隨德軍撤退，而在撤退過程中，德軍無私地為他們提供幫助，在過了第聶伯河之後德軍甚至還為他們提供了食宿。
因而：「同飽受轟炸的德國人民相比，他們是多麼幸運啊！」引摘自曼施坦因回憶錄《失去的勝利》
而這本回憶錄的中文版譯者趙國星，都對霍特的這番言論看不下去，諷刺道：（霍特辯稱）：
蘇軍戰俘得到了人道的待遇，而且不會對其有什麼侮辱性的稱呼（不像德國戰俘被稱為「德寇」）。霍特說德軍士兵對蘇軍戰俘會用比較友好的昵稱「伊萬」稱呼，這證明：「我軍士兵和蘇軍戰俘之間維持著一種家人式的關係」。——《赫爾曼·霍特大將戰爭回憶錄》
至於一些更為厚顏無恥的納粹稱自己率領的侵略軍隊如何受歡迎，誇耀自己是「解放者」和「聖戰軍」，吹噓佔領區民眾「熱烈歡迎德軍」、「擁護納粹大歐洲共榮圈」的。在此限於篇幅就先摁下不表，不做詳細介紹和摘錄。「啊，可惜了，當年要不是元首傻〇、隊友傻〇、後勤傻〇、天公不作美。蛐蛐俄毛不足掛齒。」這種思想在原納粹將軍們的回憶錄中頻頻閃現——反戰敗，而不反戰。而這種思想的危險性和可怖性在於——這些高級將領在擔任對蘇作戰指揮官的時候，都已經明確知曉了「屠殺政委令」、「巴巴羅薩軍事管制計劃」和擊敗蘇聯後，對蘇聯國民實施全民滅絕的「東方總計劃」。而他們卻絲毫不顧自己的為虎作倀會帶來什麼後果，反而對自己支持和發動的侵略戰爭遭到了失敗搖頭嘆息，毫無悔意。（墨索里尼至少還曾經勸阻希特勒放棄對蘇聯的侵略，而納粹黨魁赫爾曼·戈林也曾對入侵蘇聯表達「憂慮」。可我們的國防軍將軍們倒是一個個信心滿滿，無人反對希特勒的侵略計劃。）而民眾輿論方面也不是鐵板一塊：——獨露親善 共存共榮 共同建設大東歐共榮圈
90年代，她頂住極大的壓力，毅然揭露了一批父母的熟人、同時也是納粹戰犯的真實身份......
儘管她受到市政當局、教會勢力甚至一些熟人的責難和排斥，她依然堅持追緝納粹戰犯的正義行動。1993年，安妮·羅斯姆斯榮獲德國進步勢力頒發的朔爾兄妹獎。
這些德國反法西斯主義進步人士真心不容易。
不過這些進步人士遭受到的政府阻礙和民眾壓力，就要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個別德國人的「反思」，反思的是對歐洲各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創傷嗎？還是說單純的「反戰敗」，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小日子被轟炸機炸爛了，被T-34坦克碾碎了。所以知道「戰爭不好」、「納粹不好」就可以了？不管德國反法西斯的態度有沒有被神化和雞湯化，至少社會對納粹和希特勒是有進行公開的反思。能被拿出來當作一個公共議題一直討論就能反應德國政府和民眾的態度。樓上提到新納粹主義的，那肯定也知道新納粹主義在主流媒體被批得多麼慘。日本民間也有一些致力於對侵華反思和道歉的活動，但是政府一直持遮遮掩掩的態度。認識的幾個日本法學教授連討論起這件事都很尷尬，可見這在現今還不是一個能被正視的話題。都不能公然正視的問題又何來反思。日本是在歐洲形象最好的亞洲國家，但提到日本對二戰的態度連哈日的德國小夥伴都直搖頭。
我記得剛到德國留學那一年有個新聞。杜沙夫人蠟像館在德國開分館，希大魔王的蠟像也包含在展品中。開張沒到半上午，蠟像就被哪個大爺還是大娘一掌梟首。各種報紙對大俠的掌法一致好評。
這就是民意的立場。我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題主的問題描述：戰爭結束後那些對納粹犯罪行為一無所知的民眾或支持納粹的民眾是怎麼從戰爭時期的狂熱轉向反思的？有什麼內在或外在的因素促成這種反思嗎？所以請不要再拿幾十年後德國人的反思說事了。至於題主的問題，很簡單——那整整一代德國人，「希特勒的孩子」們，從來都沒有，也不會有一星半點的反戰心理，讓他們感到痛苦的是，也僅僅只是戰敗和戰敗的苦痛。從那個時期大量的德國著作中（德國觀點的兩本二戰史，各將領的回憶錄）你可以明白無誤的感受到這一點，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威廉夏伊勒在三十年後兩德統一時仍然對德國充滿警惕之心。但我想說的是，這種心態的產生，冷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恐怕是對他人和己方痛苦的曖昧心態——人總是容易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的。在普遍受苦的戰時歐洲，德國人也很難對猶太人究竟遭受了什麼有真正的感受。
不是大V，不學歷史，不學政治。我只是想說說自己的見聞。
我在英國留學三年，我的tutor是德國人，做過一些project也遇到了德國的teammate。相比出於禮貌我們幾乎不和日本朋友聊政治，我的德國朋友們顯得大度很多。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去見tutor，那是我第一次見到poppy，罌粟花。當時可能因為覺得大男人胸前別小花就很好奇多看了兩眼，他告訴我，這是為了對戰爭中逝者的緬懷，我當時隨口就接了 World War II？當時真的很想把自己的舌頭擰下來大一就得罪tutor是不是媽的不想畢業了？？？
然後他說，Exactly, the mistake.The mistake. 我記得這個回應，雖然我大一剛到英國不久，對於長句子很難捕捉準確的意思，但是我聽到了這個詞，他下一句說的是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but some will never be forgiven.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都很少和導師聊到學術意外的話題，他一直維持著德國人標誌性一樣的嚴禁和嚴肅，所以就讓我尤其記得他那次少有的感情流露。還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看《那年那兔那些事兒》正好看到抗美援朝那一集的最後哭的和個白痴一樣，完全無法自已。我一個德國朋友正巧路過瞄了一眼屏幕看到的是片尾曲那些老照片，他問我，抗日戰爭嗎？我當時一邊擦鼻涕一邊問他這麼黑乎乎的你都能看出是啥啊？我記得他大概說的是，Sorry but I see you are crying and obviously this is something about war. A Chinese girl, cry for a war, what am I expecting to say? 然後他做出了一副很委屈的樣子，我們就聊到了二戰。
我儘可能避免了納粹這樣的字眼，反而是突然聊著聊著他問我，他說你知道納粹嗎？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可能以為我沒有聽懂那個英文詞，就說，就是那群瘋狂殺猶太人的psychopath……我當時不太確定自己聽到的詞，我反問了一句 psychopath？然後他突然做出了很抱歉的表情說，Oh sorry I am not absolving them from blame but just cannot find a more appropriate word. 他以為我認為psychopath這個詞是在辯解是因為他們精神出了問題而非主觀判斷做錯了事。我只能說當時那一瞬間我是震撼的。最後一個故事，是當時和朋友去德國旅遊。從柏林到科隆的火車異常的貴，我們就試圖找到更便宜的出行方法，按照一些前輩的攻略，我們下了一個叫做blablacar的APP，就相當於國內的滴滴打車吧不過是跑長途的。柏林到科隆車程將近七個小時，我同行的兩個朋友睡得東倒西歪，一路上為了防止大叔疲勞駕駛我一直在和他聊天。他是個退役的德國軍人，現在自己有家在柏林的公司，但是太太和兒子在科隆。兩周回家一次，車程很久所以一個人很無聊才會去那個APP上尋找同行的人。當時我們正好路過了柏林那片猶太人紀念廣場，此起彼伏的石柱很像一個個墓碑。
當時車裡的氣氛突然沉悶了下來，他先開口問我，你們去過那邊嗎？我說，去過了，很震撼。「可是無論再震撼也無法彌補當時犯下的錯誤啊。我們真的很害怕再犯這樣的錯誤，所以現在的德國真的非常厭惡戰爭，非常。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政府會拒絕道歉，畢竟曾經的傷害是那麼可怕，死了那麼多的人。罪孽是無法被原諒的，永遠都不能原諒。"
那個時候我想起了我的導師。他說，everyone makes mistakes but some will never be forgiven.很遺憾地說，雖然德國人一直被當作悔過的表率，但是如果沒有軍事上的徹底失敗，反思是不可能的。
促成反思的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戰敗。最大的內部因素是飢餓和恐懼。
讓其反對黨上台，最好是那種本國的被迫害過的，他們自己會清算的。
1976年春,前德國空軍上校，已經從商的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Luftwaffe Colonel Hans-Ulrich Rudel）在聚會中的不當言論被媒體披露，引發軒然大波，聯邦德國國防部長和數位軍官因此被迫解職。 呵呵 反思
前言:我準備介紹一下戰後德國在學術界和思想界關於納粹的反思，兩個德國路線問題的爭論，「集體罪責」等。雖然介紹的主要對象為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也是大眾的一部分。本文將長期更新。手機碼字，手動翻書，排版不易，請諒解。不定時更新，想第一時間看到更新內容的朋友可以添加評論，每次更新我會提醒大家，感謝支持。
一、「懷疑的一代」
大眾一詞過於籠統，不同群體對於納粹的反思當然也不一樣。我先引入第一個群體性概念「懷疑的一代」。也稱為「希特勒青年一代」。但是即使是「希特勒青年一代」，也可區分為以下四個群體:
1.在1927年或者之前出生的戰後青年，他們可能成為防衛軍士兵甚至少尉。2.出生於1927年和1928年之間的戰後青年，他們雖然沒有參加真正的納粹德軍，但是仍以操縱高射炮的形式而參與了戰爭，即「高炮連助手的一代」。3.1929年出生的，他們雖然沒有參加防空單位，但也以其他形式參與了第三帝國的防衛。4.在1930年或之後出生的那些人則被稱為「清白的幾代」。而這短短几年的差別確足以使不同群體對戰爭的認知與反思有著天壤之別，這種區別不僅限於政治觀點，還在於對於世界的認知。以恩岑斯貝爾為例，他就說過:「千萬別忘了，我曾經親歷過那場浩劫。那時我坐在地下室里，而當我們再次上去的時候，房子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某種對世界的信任感便再也無法重建。」而出生更早一些的成長於1930年代的人們，他們青年時期是生活在一個他們認為的「正常的生活」之中，但實際上他們卻參與以及捍衛一個集權政體，正如《消失者的仇詛》中所寫的那樣「在法西斯時代我未嘗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時代」。雖然自己「要變成納粹，年齡還太小，但是被（納粹政權）塑造，卻是足夠大了」。社會學家舍爾斯基也指出，這一代人曾經遭受了「希特勒青年運動」的思想灌輸，又經歷了1945年的總崩潰--傳統的權威、家長、學校和軍隊，在他們眼前紛紛崩潰。所以不信任一直是這些戰後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徵。他們不乞靈於諸如民族一類的「本體性的」實體，而更偏愛程序主義和所謂「道德觀上的實用主義」。在後來東西德合併時，民族主義乃至權威主義的復辟也成了「懷疑的一代」的心病。這是我要引入的第一個知識分子群體概念。———————3.21更新——————————
二、「流亡者」、「青年知識先鋒」、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及其他們的主張界定一個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在1871年之後就已經變得很困難，而1945年以後，這種困難已經無法解決了，因為德國人更加不認同兩個分別以英美式民主及蘇聯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而建立起來的國家。但這就是現實，德意志民族已經四分五裂無力回天，他們試圖從已經斷裂的文明中尋求新的民族與國家的認同，「德國」應該怎樣去面對自己的歷史。
當歷史學家們在為自己尋找各種解釋來開脫罪責的時候，流亡作家們則不失時機的抓住了「民族良心」的角色，聲稱自己對過去難辭其咎，主張建立一個更好的、更加民主的未來。同時，以托馬斯·曼為首的海外流亡作家開始譴責1933年至1945年之間在德國創作的文學作品。隨即爆發了一場論戰，爭議的核心是作家是否有責任要擔當政治角色。但是東西陣營的分裂使得「流亡者」在兩個德國受到的待遇迥然不同。在西德流亡作家被視為異己甚至叛徒，而在民主德國的流亡作家則備受民眾歡迎。在之後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更為激進的流亡學者也有意識地把自己的理論「非激進化」，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這兩位思想家試圖從法蘭克福學派的文獻中抹去對馬克思主義的明顯指涉，以適應聯邦德國的市民氣候。阿多諾也提醒西德人，即便日常的「正常生活」看似得到了重建，但是任何在大屠殺的「浩劫」之後，有關「正常」的思想也都是「愚蠢的」。(《最小道德:出自忙碌生活的沉思》)緊接著戰後的那個時期，人文主義開始喜歡使用「新開端」、「抉擇」這樣的語言，這是流行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存在主義式的決斷」的遺痕。從戰場上歸來的「青年知識先鋒」就採取了這種幻滅的倔強，比如《吶喊》雜誌的作者們，他們常常迴響著英雄主義決斷的納粹語言——既是針對老一輩人，也是針對流亡者。他們邀請流亡者同「德國青年一代」聯合起來，然而他們的思想強調青年、以前線經歷為核心，使得《吶喊》雜誌於1947年被盟軍當局查禁。而被譽為「歐洲思想刊物」的《墨丘利》則是西德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這份刊物號稱超然於一切意識形態，但保守主義者確在這裡鼓吹人文主義、「日落之地」及其歐洲基督教價值，來反擊東方共產主義威脅、抵禦1950年代以後西德日常生活中與日俱增的美國化和自由化。代表人物有伽塞特（Ortega y Gasset）、艾略特（T.S.Eliot）等人。————————3.26更新—————————
三、雅思貝爾斯在戰後的哲學界，討論罪責問題的學者並不多，寥寥幾人。比如特奧多爾·利特(Theodor Litt)主張，納粹時代的恐怖是某種「人的原形畢露」，提供了「對我們自身的清楚認識」，「解放我們的真理」讓人們認識到人類是能夠犯下普遍的罪惡的。又比如呼喚傳統康德主義復興的尤里烏斯·艾賓豪斯(Julius Ebbinghaus)，他呼喚德國人需要就自己在過去12年中的行為做「自我啟蒙」(《民族社會主義和『西德哲學』的新開端:1945-1950》)。
當然，最重要的是卡爾·雅思貝爾斯的探討。雅思貝爾斯在1946年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一書，此書為戰後討論德國人罪責問題及其與德意志民族之間的關係建立了一個基本準繩，以至於左翼自由派知識分子會不斷回溯到雅思貝爾斯所使用的那些範疇中去。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在講左翼自由派知識分子前先介紹雅思貝爾斯的原因。雅思貝爾斯在罪上做了一個基本區分:刑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學的罪。刑事的罪是違反實體法的結果；政治上的罪是作為一個公民被捲入一個嗜殺政權的罪；道德的罪是由於沒有堅守自己的道德義務；最後，形而上學的罪，指的是在一切人類之間，基本的團結這一結構的解體。刑事的罪由法庭來處理，政治的罪由戰爭勝利者來判定，道德上的罪必須由每一個德國人來贖，而形而上學的罪只能由上帝來審判。雅思貝爾斯把罪的問題和德國統一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認為不論是民主的政治認同還是德國的共同性，都只有當德國人肩負起集體責任的時候才能達成一致。他摒棄了自己早年從其導師馬克思·韋博那裡接受的民族主義，否定了德國人能夠同時擁有自由的政治認同和一個民族國家框架的可能性。正如上文所述，戰後許多知識分子簡單地把德國人的罪責消解於西方文化中心衰落的普遍化敘事之中。面對此種情況，雅思貝爾斯則強調，「正如道德的罪是個人良心的問題一樣，對待整體德國人的罪責的唯一方法是通過自由的公共交往，而非互相之間的道德譴責。」這一主張根植於雅思貝爾斯關於平等者之間自由交往的哲學學說，也是後來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公共交往理論」的理論來源。——————————3.31更新——————而反對雅思貝爾斯的一些因與民族主義有牽連而名譽掃地的知識分子，比如「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卡爾·施密特，則把法律正義的腐敗歸咎於神學；又比如馬丁·海德格爾，他則把納粹的暴虐歸咎於西方人文主義以及「形而上學主體主義」的哲學傳統。戲劇性的是，這些反對者的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的理論被上世紀90年代前後的意識形態運動所發現並廣為傳播(如上世紀90年代大陸高校的「海德格爾熱」)。四、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的官方立場
在1950年代的聯邦德國，社會中瀰漫著一種嚴厲的反共主義，在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推動下，這種反共反蘇聯的思潮也被視為一種對民族社會主義的事後抵抗。聯邦德國還聲稱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唯一代表，不承認東德國家和東德公民權，從而造成了東德居民名義上是西德公民，但實際上又不能去西德的悖論局面。並且西德在「克服過去」方面也搞形式、走過場，多次拖延早該舉行的戰犯審判。當「奧斯維辛」作為整個大屠殺的簡稱而受到譴責時，阿登納同其他一些西德歷史學家一樣，堅持認為德國民眾當年對猶太人大屠殺並不知情，它是由希特勒及其一小撮政治幫凶煽動起來的，把「奧斯維辛」從納粹「種族國家」的整體結構孤立出來，把民族社會主義塑造成為希特勒主義，從而為傳統德國精英和國防軍開脫。而且人們也樂於附和這種歷史觀，結果納粹時期聽上去更像是一段噩夢般的插曲，而非活生生的歷史。與此同時，西德政府對納粹分子甚至是戰犯給予大赦和融入機會，以換取他們接受聯邦德國的政治秩序。這一政策在民眾中廣受支持，它用一種「榮譽」的語言把自己包裝起來，實現了前納粹分子向聯邦共和國的平順投效。
民主德國也以某種否定性的意識形態定義來鞏固自己。東德的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構建了一套合法化敘事，大講反法西斯的共產主義英雄和法西斯惡棍，而凡是無法轉化為英雄的法西斯受害者，比如猶太人和同性戀者則在反法西斯解釋中被抹除了記錄。尤其是反猶主義，隨著1950年代早期蘇聯肅清「世界公民」運動的展開，反猶主義在東德幾乎已經成為公眾的共識，這也促使民主德國在後來公開的秉承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立場。在對待歷史這一步，從一開始就因東—西衝突而扭曲。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分別以自己的方式來「克服過去」，並且再次用實踐證明了，記憶永遠是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對大眾媒體的操縱也是卓有成效的——第三帝國一般還是同「好日子」聯想在一起，而大屠殺只處在集體記憶的邊緣位置，防衛軍也和黨衛隊區別對待。這種民眾的「麻木」和遺忘構成了漢娜·阿倫特所描述的「逃避現實」。(《1950德國行紀:納粹政權後遺症》)————————4.9更新————————
五、左翼知識分子戰後的左翼知識分子視聯邦德國的經濟和軍備重建為納粹的「復辟傾向」，並不遺餘力地加以批判，專找同1945年前的德國保持連續性的地方。這種批判的基礎是，左翼人士認為西德民眾在戰後的一個時期里，本來有著廣泛的反法西斯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認同感，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新起點，但由於西德政府的問題而錯過了。使得之後的西德在各界都與以前納粹有著若隱若現的連續性，比如前黨衛軍成員現在卻在商業界教授管理技巧，又比如西德總理阿登納任命曾為紐倫堡種族法案做評註的漢斯·格洛布克為他的國務秘書。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再看1950年代，就會發現那並不是簡單的「復辟」，而是「保守主義表徵」之下一場更複雜的現代化，當然這是後話。在1950年代末期，公眾對待歷史的態度慢慢發生了轉變，特別是在幾件反猶攻擊事件之後。1959年阿多諾發表了著名的廣播談話「打發歷史意味著什麼？」。他主張通過關於歷史的啟蒙和知識進行一種民主「疫苗接種」，來指出民主中留有法西斯的連續性會帶來一些具體危險。此外，由於大多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對1950年代粗俗的物質主義感到恐懼而對一些社會現象進行批判。例如哈貝馬斯曾經以「經濟奇蹟」期間對感情生活的商品化來分析「婚姻市場上的幻象」，恩岑斯貝格和馬丁·瓦爾澤也寫過諷刺小說和詩歌，來抨擊1950年代後期的市儈習氣。德國不光民眾反思納粹，政府同樣如此，德國國會大廈是可以參觀的，在參觀過程中會發講解的機器，在往上走的時候就會有對納粹的反思以及批評，有中文英文等語言。
某些知乎用戶的答案其實暗示的是這個意思：德國人是否有反思，反思充不充分，取決於階級覺悟夠不夠。只有像東德那樣階級覺悟足夠，能把納粹罪行根源歸結於資本主義制度，繼而得出結論說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德國，蘇聯是德國的大救星，這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反思充分」。而這種「充分」的「反思」，又可以輕易推卸掉納粹德國在猶太人大屠殺方面的歷史責任，即：猶太人大屠殺僅僅是壟斷資本主義下發生的普遍性事件之一，從而否認了事實存在的納粹針對猶太人制訂的「最終解決」方案，否定了猶太人大屠殺在人類歷史上的特殊性。於是乎，東德的共產黨人們漂亮地以歷史唯物主義之名把黑鍋甩給容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剩下的東德人就可以在群眾集會上面無愧色地譴責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啦。只可惜，到柏林牆倒塌，東德崩盤的那一天，把新納粹當做精神上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反而是東德人居多。不過，這在掌握了辯證法精髓的某些知乎用戶眼中，也許恰恰是東德人反思更為充分，與「矯枉過正」的西德相比更早走出歷史陰霾的標誌呢。
不要被心靈雞湯給騙了，所謂的德國人反思納粹並不存在！
1945年德國投降後，大批前納粹德國高官和將領均拒絕承認自己在戰爭中付有責任，於是，他們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並在10年內紛紛提前釋放，並且獲得了大量商業機會。但有一個例外，希特勒的密友兼工業部長施佩爾，不僅承認了自己在戰爭中的責任，而且指出德國人在戰爭中是懷著滿腔熱忱為德國的戰爭提供勞動，於是他結結實實的坐了20年牢，沒有減刑，也沒有假釋，出獄後也無人問津，他的《第三帝國內幕》還是在英國出版的。
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在納粹最受歡迎的時期是駐柏林的記者。他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毫不留情的紀錄了當時的德國人是如何瘋狂支持納粹的戰爭政策，並為之獻身的。在戰後他不僅沒得到鮮花，反而被戰後德國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被拒絕入境。
更多的德國人並不認為自己參加的戰爭是錯誤的，戰爭期間獲得的勳章也被他們收藏起來。對於他們來說，戰爭都是那些已經被絞死或者逃亡的人發動的，他們可以享受戰爭紅利，但不承擔戰爭罪行。
1979年，勃蘭特的一跪讓這個神話有了最好的註解。但是，在1945-1979年里，德國人幹嗎去了？！而勃蘭特同學在替德國人民賺足了眼淚之後，被熱淚盈眶的德國人民一腳踢下了總理寶座，甚至都沒有給他在教科書里留個紀錄~
恩，每個心靈雞湯後面的真相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推薦閱讀：
※應該如何看待「川普學習希特勒的演講稿《我的新秩序》」？
※如何評價這條說說？
※沒有元首，德國會更好一些么？
※各位大神認為有什麼理由能夠將川普和希特勒區分開來，他們兩個獲得和掌控權利的方法又是什麼？
※還會出現希特勒這樣的元首嗎？
TAG:德國 | 納粹德國 | 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 | 納粹黨 | 二戰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