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對鄭和下西洋的爭議評價？
鄭和下西洋一種觀點認為是面子工程，虛耗國力，因此被叫停了。另一種觀點鄭和下西洋是國家壟斷貿易，同時造船等複雜的國家大型工程產業鏈很長，帶動沿海經濟異常繁榮，只是破壞了沿海世家大族的走私利益，被這些人動用了政治關係把國企廢掉了。
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正確評價鄭和下西洋。
謝邀。
我以前曾寫了一篇有關明朝海事的，大概是05年吧，打算從鄭和寫起，寫到汪直、鄭成功，寫一半的時候有事，就撂下了。結果……就撂了到現在……
現在看來，當然很多觀點值得商榷，不少史料也有待核實完善，畢竟是十年前寫的東西了。不過大方向和觀點，我迄今以為沒太大問題，就偷個懶，不修正了，直接貼其中一部分吧。-------------------------------------------------------第一章，耀眼而短暫的中華最強海權——世界最強之海軍：明帝國的鄭和艦隊世界最強最大的鄭和艦隊大航海，比之歐洲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早了整整將近一百年，可最後鄭和艦隊輝煌的航海成果，卻以一種滑稽的形式被徹底毀滅了，中國和人類社會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擦身而過。
中國，也許因此失去的是一個世界。1，歷史記載中的鄭和無敵艦隊一縷曙光透過厚重的雲層，照亮了六百年前中國蘇州的太倉劉家河港口。青灰色的天幕前，影影憧憧地顯露出一大片和小山一樣龐然大物，連綿不絕地填滿了整個港口和河道。這片龐然大物，是一支由兩百多艘海船組成的遠洋艦隊。船隻上那些巨大的桅杆，象原始森林中的參天大樹一樣密密麻麻地矗立在港口中，無數尖利的桅頂直指微微泛著青光的天空。這支龐大的艦隊中最大的六十三艘海船，長達四十四丈，寬十八丈，是艦隊的核心，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這些船隻上，一共搭乘著約二萬七千八百名大明朝的精銳海軍將士，而在它們的船艙里，除了航海必需的補給物資外，還滿載著各種中原特產，如絲綢、瓷器、茶葉、工藝品等等，更有無數的金銀珠寶。大明成祖皇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世界上最大的、掌握最好航海技術、擁有以最先進造船技術製造出來的最好戰船的遠洋艦隊——鄭和艦隊，從中國蘇州起航直抵福建，然後自福建五虎門迎著東升的太陽，駛進了茫茫太平洋的深處。中國乃至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時間最早的一次的大航海開始了。中國，這個古老而龐大的東方陸地帝國，第一次將眼睛看向了海洋深處，海洋的另一邊，那中國大陸以外廣闊的新世界。大明帝國派出的鄭和艦隊，在當時是一支真正的超級無敵艦隊。它的總噸位超過了當時全世界海軍力量的總和，單只是艦隊中一艘船的噸位，就大約等於當時歐洲國家一支常規船隊的總噸位。
根據《明史》和其他各種資料的記載，鄭和艦隊共有五種不同尺寸和功能的船隻，最大的名叫「寶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按這個尺寸推測其載重量大約在八百噸左右，這樣大小的海船大概可以裝載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第二種則叫「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是「糧船」，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是「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是「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但是近年來不少學者認為，《明史》記載里的這個寶船尺寸，是有問題的。如果將記載中四十四丈長、十八丈寬的明尺尺寸折算成米，那麼寶船的長度大約是125.65米，寬約為50.94米。以此計算其排水量，則寶船的排水量大約在一萬六千噸到一萬八千噸左右，是艘接近兩萬噸級的大木船。但是，學者們提出的問題就在於如此大尺寸的木船龍骨以及其他建造材料，都將非常的成問題。因為以木材的長度和強度，不足以支撐如此大的長度、寬度，而更有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即使在目前的科技和工業水平下，也依然很難製造出如此巨大的純木帆船。在1999年，我國的金秋鵬研究員率先發現了刻於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應經》，也就是現在鄭和研究中經常提起的《天妃經》。在《天妃經》的卷首，繪有鄭和下西洋船隊圖，這幅圖是由隨鄭和下西洋的僧人勝慧口述，由其弟子描繪而成的。
《天妃經》完成時，鄭和船隊正處於下西洋的高峰時期，因此這無疑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研究者發現圖上的船型為船首及船尾上翹，屬於尖底福船，船也沒有出梢，和長期以來認為鄭和寶船是有1/3船長出梢的北直隸平底沙船造型不同，同時圖像表明其船上有六桅，和史料中記載的九桅、四桅也不一樣。與此相關的是，其他一部分學者經過多年研究，認為在近二十種明清時期的書籍里記載寶船四十四丈長、十八丈寬的尺寸，都是源自於明萬曆年間一位叫羅懋登的人所寫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屬於小說家杜撰，寶船的真實尺度和排水量，應該以《南京靜海寺殘碑》和祝允明《前聞記》記載中所說的兩千料、一千五百料、大八櫓和二八櫓船為準。目前一般研究者普遍認可的是明代兩千料船總長大約為60米，寬15米，排水量約為1500噸，而部分學者們認為這才是當時鄭和下西洋中最大的「寶船」尺寸，國內鄭和研究權威學者之一的楊槱先生也持此見，他在2002年的《現實地和科學地探討「鄭和寶船」》一文中認為：「鄭和遠航用的船舶的尺度不大於12丈長，3——4桅，可載200——300噸貨物和200餘人。」但問題在於《崇明縣誌》中卻有記載說，鄭和艦隊返航後，在永樂末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竟然因為其中的寶船太大而無法駛入劉家河，因此寶船不得不回到崇明去停泊。《明史》以及其他資料都沒有記載能證明那年出現了大旱或者水文異常，也就是說當年的長江水位是正常的。可著名的太倉劉家河港竟然不能讓寶船駛入，可見其吃水之深和尺寸之大，這極可能是在南京或福建附近等入海口船廠所製造的大號寶船。同時，在明代南京龍江船廠遺址上，於1957年5月和不久前兩次出土了全長超過11米的巨型舵桿，如果以正常比例來推測船體大小的話，是確實存在著44丈長和18寬的大木船的，而支持存在大「寶船」的鄭和研究學者，也為數不少，如鄭鶴聲、鄭一鈞、庄為璣等著名學者均持此說。
由於原始資料的缺乏，目前鄭和寶船的尺寸問題還遠不到定論的時候，無論是南京明代龍江船廠遺址還是最近蘇州附近發現的寶船製造基地遺址，都沒能發掘出除舵桿以外可以確定寶船尺寸的船體部件實物，所以如果要想有定論，則唯有寄希望於發掘出新的史料和實物了，而現在只能是各種觀點並存。但是，不管最後事實的真相會是什麼，退一步說，即便鄭和寶船確實是排水量1500噸的兩千料船，那也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由兩百多艘如此噸位海船組成的鄭和艦隊，依然是當時世界上實力最強、規模最大的遠洋艦隊。除了艦隊的船隻規模和數量外，在先後四次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所著之《瀛涯勝覽》一書中，則記敘了鄭和艦隊的人員規模。根據此書記載，在第四次下西洋時鄭和艦隊共擁有「官校、旗軍、勇士、通事、民梢、買辦、書手通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其中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名，指揮九十三員，都指揮二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一百零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陰陽官一員，教諭一員，舍人二員，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員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監七名，監承五員，少監十員內官、內使五十三員。」另據明人祝允明的《前聞記》所言，鄭和艦隊中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各類軍、工專業人員。談論鄭和，有一部描寫鄭和事迹的明代小說是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部小說是萬曆年間人羅懋登有感東南沿海的倭患，根據鄭和的隨從馬歡、費信兩人的《瀛涯勝覽》、《星搓勝覽》，還有鞏珍的《西洋蕃國志》等筆記資料創作的神魔小說，習慣上簡稱為《西洋記》（2）。一直以來有相當部分學者認為這部小說對考證鄭和下西洋的事迹有著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如向達和趙景深等人。還有部分意見是認為《明史》中「寶船」的尺寸，便是來自這部小說。
在這部小說中，對鄭和艦隊的航行隊形有過這樣的描寫：在艦隊的數量上，羅懋登顯然是在完全自由發揮了。因為在他筆下，鄭和艦隊的規模竟然達到了1400餘艘，此實不足為憑。不過，書中關於航行隊形的描寫，倒確實頗有點實戰風範，按照他的描寫，整個艦隊有著規範的人字形前衛、兩翼衛隊、後衛戰鬥編隊以及指揮中心和主力戰艦集群，各個戰鬥編隊的方向轉動、作戰、護衛救助等功能都相當完善。無論這是小說還是紀實，作為一名小說家寫出了這樣的軍事部署，似乎應該可以說在明朝時期的海軍的作戰技術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善了，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個常識，並不是什麼不傳之秘，因此小說家才能將其寫入自己的作品中。撇開《西洋記》的可信度不說，只憑前面所述的船隻規模和人員配備的鄭和艦隊，哪怕放在二十一世紀來看，也是相當龐大的，其規模幾乎和一支配備了海軍陸戰隊的航母特混艦隊編製相差無幾。鄭和的首次航行，歷時約兩年零三個月，於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結束，整個艦隊回到了中國大陸。其後，鄭和又率領著這支無敵艦隊六次下西洋，前後歷時二十九年，合計七次，時間分別是：每日行船，以四帥字型大小船為中軍帳；以寶船三十二隻為中軍營，環繞帳外；以坐船三百號，分前後左右四營環繞中軍營外。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前哨，出前營之前，以馬船一百號實其後，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左哨，列於左，人字一撇撇開去，如鳥舒左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列到左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號副於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右哨，列於右，人字一捺捺開去，如鳥舒右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到右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後哨，留後分二隊，如燕尾形；馬船一百號當其當；以糧船六十號從左哨頭起，斜曳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以糧船六十叼從右哨頭起，斜曳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
然而，鄭和真的是為追殺建文帝而七下西洋嗎？明太祖朱元璋自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起事，在江南和元朝政府軍以及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武裝勢力鏖戰十六年後，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在南京即皇帝位，國號曰「明」，建元洪武。之後他又經過了近三十年的奮戰，才逐漸消滅了全部對手，並將元軍逐出中原肅清了邊疆，奠定了明帝國基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閏五月十日，七十一歲的朱元璋病故，由死去的懿文太子第二子朱允炆繼位，這就是明惠帝，因其年號為建文，故又稱建文帝。據說建文帝生性仁厚，史稱其自小「潁慧好學，性至孝」，又說其「寬大」、「天資仁厚」，所以甚得朱元璋歡心，於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九月被立為皇太孫（1）。然而這位「寬大」、「天資仁厚」的建文帝繼位後，他爺爺派出去守邊的那些叔伯們的藩王勢力，卻馬上開始讓他感得寢食難安。在和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等人商議後，年少氣盛的建文帝決定削藩。僅僅在其繼位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各地藩王中被削廢、問死者就有五人：燕王朱棣之弟周王朱橚以謀反罪被監禁，隨後「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徙漳州」，緊接著「詔讓燕王棣，逮王府官僚」（2），準備對長期駐紮在北方、防備蒙古的燕王朱棣下手。朱棣見勢不妙，於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起兵反叛。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率軍攻下南京，建文帝生死不明或者說不知所終，朱棣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隨即他遷都北京，改年號為永樂，故史稱「永樂大帝」。由於在此次奪位之戰中，朱棣的大軍號稱「靖難之師」，因此這場奪位之戰又叫「靖難之役」。然而，建文帝年紀既小，從他先前貿然削藩的舉動，還有他在四年的戰爭過程中的表現，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缺乏出色的軍事、政治才能，再加上他的得力部下又已在「靖難之役」中和之後被全部消滅，所以雖然他本人於大火中「不知所終」生死不明，但政治上極成熟而又生性強悍的明成祖，是否僅因此便會孜孜不倦地追殺他近二十年，甚至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派遣出一支無比龐大的艦隊，遠至海外萬里的不毛之地，去查訪這個顯然已是孤家寡人的建文帝蹤跡呢？由於沒有其他直接資料的反證，我們目前不能完全否定這種可能。但是，僅以這個理由，或者炫耀武力、宣示中國富強等等，顯然都是不足以解釋在永樂時期持續近二十年的龐大而又頻繁的鄭和下西洋行動，這兩條理由肯定是讓人難以完全信服的。那麼，其他還可能有些什麼原因呢？近年來有些學者們提出了一個新推測，認為永樂大帝派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從側翼包抄對明朝構成威脅的由帖木兒所建之蒙兀兒帝國。蒙兀兒帝國也就是《明史》記載中的撒馬爾罕國。要討論這個問題的可能性，必須從蒙古人成立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說起。在朱元璋消滅了位於中原的蒙古宗主國元朝後，中亞細亞的蒙古察合台汗國也陷入了分裂狀態，但隨即那裡出現了一位傑出的蒙古領袖帖木兒。這個帖木兒的妻子是西察合台汗國合贊汗的女兒，因此《明史》稱帖木兒為元駙馬，其國則為撒馬爾罕國。但是，帖木兒卻固執地認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並且自認是個「拼圖者」，意思是說他要把已經支離破碎的蒙古成吉思汗帝國，再一塊塊地重新拼回去，同時，他還是個狂熱的回教穆斯林。帖木兒於十四世紀末期先統一了西察合台汗國，然後遠征俄羅斯，在十五世紀初又并吞了位於今阿富汗所在的蒙古伊兒汗國，並擊敗了印度和周邊國家擁有象兵的聯軍，南下攻入了印度北方的德里（公元1526年，帖木兒五世孫巴布爾建立了印度歷史上著名的莫卧兒王朝，一個蒙古人統治的印度帝國）。曾經打敗了蒙古西征大軍的馬木路克王朝，也遭到了帖木兒的無情打擊，敘利亞被佔領，歷史名城大馬士革被帖木兒焚毀。公元1402年7月20日，正處於全盛時期，擊敗了歐洲不可一世的法蘭西—勃艮第十字軍騎士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皇帝「雷電」巴耶塞特（巴葉濟德?伊爾迪里姆），和西進的「跛子」帖木兒在小亞細亞的安卡拉平原相遇，爆發了一場參戰人數多達百萬的大決戰。這次決戰的結果是強大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戰敗，巴耶塞特和他的兒子被俘虜。帖木兒善待了他們，後來他們因試圖逃跑而被關入有圍欄的轎子里，由於巴耶塞特認為這是一種莫大的屈辱，所以在幾個月後鬱悶地死去了。而正在遭受巴耶塞特進攻的拜占庭帝國，也因此僥倖地多活了一段時間。帖木兒最後建立了一個橫跨中亞、西亞，幾乎囊括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龐大軍事帝國。然而，這位讓歐亞無數英雄豪傑和輝煌帝國遭受了屈辱與毀滅的「跛子」、「毀滅王子」帖木兒，卻在他開始向西方世界挺進時，三次（公元1387、1392、1397年）派遣使者向明太祖朱元璋贈送了大批馬駝和禮品。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這位狂熱的穆斯林統治者，除了會打仗之外還「有足夠的政治精明，知道該什麼時候停下來等待時機」（3）。作為一個傑出的軍事天才，帖木兒並不想在東西兩面同時開戰，更不願意讓自己的大後方暴露在處在上升時期的明帝國火力之下。同時，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對消滅了蒙古宗主國元朝，並迫使中亞察合台汗國的艾米兒們向自己朝貢的朱元璋感到莫測高深，不知道這個明朝皇帝擁有什麼樣的實力。因此在沒有把握之前，他是不會向這個處於全面上升時期的中原帝國宣戰的。但是，帖木兒派遣使者來北京向明朝朝貢，卻未必是真正友好的表示。如果我們結合他西進過程中他的使團到過的地方，以及這些地方在其後的遭遇來看，那麼就可以發現，他的這些所謂的使團與其說是友好外交使團，還不如說是軍事偵察團來得更確切些。終於，機會來了。帖木兒在公元1402年七月擊敗了強大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後，驚喜地知道東方那個消滅了蒙古宗主國元朝的漢人帝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內戰。公元1404年，也就是明永樂二年，帖木兒揚言要讓中國皈依伊斯蘭教，集結了多達四、五十萬人的大軍，由他親自率領開始東征明朝。望不見盡頭的蒙古部隊又一次向中原開來。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對帖木兒的這次東征行動以及永樂大帝可能的表現，曾有過這樣的評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鄭）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然而在公元1405年，帖木兒卻於東進途中因病去世了，於是這次龐大的軍事行動就此夭折，帖木兒的帝國陷入了奪位的紛爭之中。同年六月，明帝國於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由永樂大帝下令建造的遠洋艦隊業已全部建成，並完成了編組工作。鄭和，這位永樂大帝的親信，善於征戰的總兵級太監，率領著這支當時在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最強大的艦隊，開出了中國港口，駛向南中國海和西方的亞非大陸。永樂大帝朱棣，確實是明朝最強悍的皇帝，也的確可能是帖木兒最難對付的對手。他甚至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不多的幾個最具備軍事天賦的皇帝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在把蒙古人趕出中原後，便馬上派出了他的兒子們去鎮守邊疆。當時身為燕王的朱棣鎮守的是北方軍事重鎮北京，他在這個據點上屢屢發起對漠北蒙古殘元勢力的打擊，戰功累累。對此，朱元璋曾經稱讚他道：「肅清沙漠者，燕王也！」在奪位成功成為明朝皇帝後，永樂大帝和他父親形成鮮明對比的行動是，他的父親試圖在自己家鄉——中國腹地安徽建造首都，並實行了「諸王守邊」、 「海禁」等一系列本土防禦戰略，而他卻立刻放棄了建造完善、富庶而美麗的南京城，把帝國首都遷到了北方的邊鎮北京，以一位堂堂天子和帝國的首都去鎮守明帝國的北方邊疆。永樂大帝顯然不想實行自漢代以後中原帝國沿長城進行防禦的邊塞戰略。他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向著中國版圖的各個方向全線出擊，重點則是西北的蒙古人。所以他自己大多時間駐紮在北京，並五次親自率領明軍深入荒漠，攻擊距離最遠的一次戰役——忽蘭忽失溫會戰，就爆發在今蒙古共和國境內烏蘭巴託附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明成祖朱棣正在試圖徹底消滅一千年多來來自中國西北的游牧民族威脅。而已經被消滅的蒙元王朝在其統治中原期間，曾經數次自中國大陸向海外用兵，動用兵力數以十萬計，戰船多達千艘，征途甚至遠抵印尼群島，這導致了很多周邊國家對中國產生了敵意。而素來與中國交好、奉中國為宗主國的日本更由於遭到了大規模的元軍攻擊，自此開始對中國大陸戒心重重，終元一朝雙方不曾有官方來往，倭寇、各國海盜騷擾中國東南沿海的現象亦自此始。在明朝立國後的宰相胡惟庸謀反一案中，胡惟庸除了被指控暗中勾結蒙古勢力外，還有聯絡日本的罪狀，甚至還牽連到了當時南洋的三佛齊國（今蘇門答臘巨港）（5）。而位於中亞、西亞的回教世界，則素來精通航海之術，自印度洋到遠東地區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此刻明帝國眼中的元朝「駙馬」帖木兒，這個類似「什葉派」的穆斯林統治者（6），卻正好統治著這片擁有純熟航海技術的回教世界。這一切，再加上永樂二年傳來帖木兒在訛答刺（位於今哈薩克共和國土爾克斯坦南帖木兒車站東北）組織了五十萬大軍準備遠征中國的消息，無疑會使任何一位清醒的統治者都明白自己正處於一個由不友好勢力組成的龐大包圍圈內。強悍的永樂大帝面對這樣的局面，捨棄了中原帝國一直以來以長城和高山、海洋為界線的固守本土戰略，採取了四面出擊的主動出擊策略，把戰火燒到了明帝國境外。他一方面試圖從根本上消滅威脅中國的各方勢力，以破除自蒙元之後形成的異族勢力對中國大陸的海陸包圍，鞏固帝國版圖，另一方面顯然還有著極強烈的拓邊擴張意圖，以期有超越其父的建樹。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篡位者」或者叫「奪位者」，通常而言，其心態總是會與一般的正常繼位者有些不一樣的。以中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幾位「篡位」、「奪位」皇帝為例子進行比照的話，就會發現永樂和他們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以「篡位」、「奪位」手段坐上皇位的皇帝，大約要算隋煬帝、唐太宗和永樂大帝這三位了。無論最後的成敗如何，這三人都是無一例外地一登上皇位，就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拓邊和討伐行動，同時也都有修史和修典籍的強烈願望及舉動，並且對此格外關心，因為這項文治工作關係到他們在後世的名聲。另外，他們也都對大規模的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工程很感興趣，尤其是水利和交通等，只要這些工程一旦成功，那將會讓後人們永遠對他們感恩戴德並牢牢記住他們。從客觀上說，這些除軍事行動外的建設工作一旦成功的話，確實對整個帝國的建設有極大好處，同時如果其軍事行動規劃得當，也並不是全無益處的。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的心態也很容易理解，因為他們必須證明自己要比原來指定的繼承者或前任統治者更優秀，這樣才能讓人們承認他們的「篡位」和「奪位」行動是正確而必要的。這些舉動不但可以證明他們比原來的統治者更適合管理這個龐大的帝國，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他們掩蓋繼承皇位的程序的不合法性，因為如果他們成功了，那麼大家就會稱讚他們是明主、雄主，說他們是如何的英明神武，再不會有人提起他們繼位的程序合法問題，人們會因為他們帶來的利益，而忘卻或原諒他們繼位的不合法性，甚至會主動去幫助他們尋找其行動在道德和制度上的合理性，以證明他們的「篡位」和「奪位」是必須的、正確的。而倘若他們碌碌無為，那恐怕除了「篡位」、「奪位」這些惡劣的名聲外，他們將什麼也不會留下，但最可怕的還不是這個問題，可怕的是這極可能引發其他宗室和貴族中的野心者對皇位的覬覦，因此而動搖他們的統治者地位。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所有主動的「篡位」和「奪位」者，首先肯定是一個具有極強政治野心和進取意識，又不因循守舊的人，不然的話，他們是不會有「篡位」、「奪位」這些在道德上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現實中將會導致滅九族的舉動的。野心和征服欲，始終是促使他們「篡位」「奪位」最初始的動力。也因此他們的侵略性和進攻性，也多半要比一般正常繼位的皇帝們來得大，甚至於還可能更勝過那些開國皇帝們。然而要證明自己比原來指定的繼承者和前任統治者更優秀，是困難的，尤其是面對開國皇帝們，他們必須要做出比前任更為巨大的成就來。因此，他們一登位就會無一例外地去進行如開拓疆域，遠征異國，宣諭遠方確立自己宗主國的地位，修建內河疏浚航道，開墾田地減輕賦稅，並按照符合他們利益的準則去編修史書和典籍等等舉動。這些行動，是最符合他們需求的。永樂大帝在奪取了他侄兒的皇位後，首先在外交上採取了一系列的大動作。他向各方派出了使者，《明史》載曰：「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侯）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這個幾乎和鄭和一樣的侯顯「五使絕域」，不太為人所知，但是從其行動來看，他並不比鄭和差，只不過他的行程不如鄭和遠。侯顯曾經兩度奔赴西藏，三次下西洋，率領部隊出使到印度半島的孟加拉邦一帶，幾乎就到達了帖木兒統治圈的邊緣：「帝欲通榜葛剌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榜葛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朴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侵榜葛剌。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7），南亞——西藏——西亞——中亞，從這些半軍事化外交使團的行動軌跡中可以看出，永樂大帝的拓邊願望非常強烈。同樣的拓邊願望也體現在了軍事上。永樂大帝登基後，除了馬上把首都遷移到北方軍事重鎮北京，以便從那裡聚集重兵主動出擊打擊西北的蒙古殘元勢力，打算解除這個中華帝國的千年之癢外，建立了哈密衛，製造了一個緩衝帶以阻止西方帖木兒等蒙古帝國的侵略企圖。同時對來自南方陸地的威脅，他也一樣採取了主動出擊的戰略。自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起，他數次派大軍出征安南（越南）、寮國等地，甚至遠達泰國，對南方鄰國及附屬國的敵對勢力窮追不捨，以穩定南方的陸地疆土。永樂時期，明帝國南方的大規模戰事至少持續了十年以上，甚至有部隊的主帥病死在征途中。最後，來自南方陸地邊疆的威脅基本得以解除，越南也一度被併入了中國版圖。結合這樣的戰略部署和當時亞洲大陸的軍事背景，永樂大帝一上台就立刻偏離了他父親的「海禁」政策初衷，派出一位具有回教徒和佛教徒雙重身份且能征善戰的親信，率領一支極其龐大的艦隊去遠航南洋和南亞、西亞地區，顯然不只是為了追殺建文帝這麼簡單。而《明史》記載的鄭和下西洋的原因，除了「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外，也確實尚有「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之語。因此，有相當的理由讓人相信，龐大的鄭和艦隊遠航南洋、南亞、西亞乃至紅海等地，並不僅僅是為了探察建文帝下落，甚至可能這個理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大的可能是永樂大帝在陸地開拓疆域的同時，已經把眼睛注視到了廣闊無邊的海上，準備對「不服則以武懾之」，永樂大帝也許只是以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為借口，來堵住那些固執地堅守以農為本思想的大臣們的嘴。事實上，他也的確不僅僅只是對「不服則以武懾之」而已，他已經用這支龐大的艦隊，去安撫、震懾甚至消滅了一些地區和國家的統治者，使它們不能威脅中國，徹底破除了來自海上的威脅，讓他們承認了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甚至或成為中國的附屬國。如果在條件允許可能的情況下，他當然可以直接派遣大規模的遠洋艦隊遠征南洋、南亞、西亞地區，建立一個擁有強大海權的東方帝國。但是，話說回來了，要說永樂大帝派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包抄帖木兒帝國，則似乎可能性不大。因為永樂大帝雖然會知道帖木兒帝國試圖對明朝發起戰爭，但目前還沒有資料表明以當時對世界的認知，可以知道自南洋迂迴到西亞能對中亞形成包圍，目前可以證實的是明人能自海路到達麥加，也就是《明史》中所說的天方，還知道在當地有傳說可以自麥加走陸路到中原，其路程大約需要一年時間，而對於其他情況，則不甚了了。如由供職行人司的嚴從簡所作，成書於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的《殊域周咨錄》中道：「天方國與默德那接壤，古筠沖之地，舊名天堂。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達其國。乃西洋之極盡處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用回回曆，比中國曆前後差三日（或雲天方回回祖國也）」，而在《卷十六?撒馬兒罕》中則道：「撒馬兒罕不知古何國，或雲漢賓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為諸番勝。元駙馬帖木兒者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午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諸城，皆隸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二人開通道路，貢駝馬。二十七年，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由此可見，即使在萬曆二年，明人也還不是很清楚位於中亞的「撒馬兒罕國」的確切狀況，也不知道西亞和中亞之間是否存在通道，同時即使他們能從方位上判斷出帖木兒帝國和南亞、西亞之間的地理關係，也無法知道由南亞和西亞可以迂迴到中亞。因此，雖然永樂大帝對西方的帖木兒帝國存有相當的戒備之心，並設立了哈密衛等等戰略防禦和緩衝地帶，但要由此推論說他派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形成對帖木兒帝國的包抄，這一假說的證據並不是太充分，成立的基礎不夠。不管怎麼樣，幸運的是那位號稱「毀滅王子」的帖木兒在東征行動發起之時病故，亞洲的這兩大帝國之間最終沒有爆發戰爭。不然的話，恐怕永樂大帝將無法從容地實施他的擴張戰略，並且會馬上面對一個和當年元朝入侵時一樣危險的戰局。無論戰事勝負如何，我們都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中原地區屆時將要付出的代價是極其龐大的。不過帖木兒死後其帝國內部雖然處於分裂狀態，可帖木兒帝國和中亞、西亞的親蒙古回教世界以及其他汗國，對明帝國依然存在敵意，有重新控制東亞中心的企圖，因此不但鄭和在永樂年間自海路六下西洋，明帝國在陸路通使西域的舉動，也始終沒有停止過。目前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是，永樂大帝試圖在構築一個中國歷史上沒出現過的，除陸地外兼具海洋霸主地位的東方新帝國。能夠證明他這個企圖的一個重要證據，就是艦隊司令官鄭和及他的一些重要助手，還有他特意尋覓來的一些艦隊特殊成員的身份，以及遠洋艦隊在海外的軍事行動。（3）（4）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第二部?帖木爾》。 （5）《明史?列傳第二百十二?外國五》：「十年，禮官以諸蕃久缺貢，奏聞。帝曰：『洪武初，諸蕃貢使不絕。邇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浡泥、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等三十國，以胡惟庸作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彼。』」（6）希提（Philip K. Hitti）《阿拉伯通史?第四十九章?馬木路克王朝的終局》：「1400年，帖木兒象旋風似的襲擊了敘利亞北部。……這個侵略者，是名義上的穆斯林，具有什葉派的傾向，他強迫伊斯蘭教的宗教學者們發表聲明，承認他的行為是合乎教律的。」3，來自西域的穆罕默德後裔鄭和及其艦隊成員鄭和，本姓馬，雲南昆陽州人氏。他由於在「靖難之役」對李景隆的一戰中功績顯赫，被永樂大帝賜姓為「鄭」。鄭和出身於一個祖上來自西域的穆斯林家庭，並且是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後裔。鄭和家族的由來，在《鄭氏家譜》的序中，是這樣寫的：無疑，這是中國文明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之一。因為，現在入侵的已經不是尊重佛教和儒學，並希望成為中國天子的某個忽必烈，而是一位狂熱的穆斯林。……當然，明朝最強悍的皇帝永樂大帝並不是輕易就會被擊敗的，他很可能成為帖木兒最難對付的對手（4）。
吾鄭氏自宋以上，吾不得而知。宋神宗熙寧三年，由西域天方國普化力國王，因被鄰國侵略之，不忍以土地這故而害人，舍國適宋，……馬哈木長子賽典赤?贍思丁，帝特命駐鎮咸陽，為都招討大元帥，授上柱國左丞相，封咸陽王，仍管平章政事。
而在中國回教史研究的兩大重要史料之一《賽典赤家譜》中，則有這樣的記載：
十五世所非爾普花力國王。公以宋熙寧三年率弟艾爾沙入貢京師，神宗大悅，封寧彝侯，升慶國公，贈朝奉王，遂家咸陽，……十六世賽嚴，十七世蘇祖沙，十八世麻哈木，二十世賽典赤之平章政事，封太師，咸陽王。謚忠惠。公諱贍思丁，……元帝命駐咸陽，為都招計大元帥。……授上柱國，左丞相，仍管平章事……三命安撫滇南，……為雲南名宦第一，此入滇之始祖也。
由此可見，鄭和是自西域來中原的穆斯林後裔一事，確鑿無疑。因為這一家族名字前面的「賽典赤」，並非是名字，而是一種尊稱，在回教辭彙中是「聖裔」的意思，也就是說他們是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後裔。
鄭和是元朝上柱國左丞相、咸陽王贍思丁的第五子馬速忽後裔，贍思丁的六世孫。此一脈賽典赤的後裔，以馬為漢姓。鄭和的曾祖父名伯顏，祖父察爾?米的納是伯顏的長子，元末時被封為滇陽侯，察爾?米的納之子，就是鄭和的父親米里金。米里金出生於元順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官授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並襲封滇陽侯。其妻溫氏共育有兩子四女，長子馬文銘，次子馬和，就是後來的鄭和。鄭和的祖父和父親，都去過天方（麥加）朝覲，所以有「哈只」之稱，時人不識此乃回教中對朝覲過聖地之人的尊稱，故有誤以為其名字為「哈只」者。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征南將軍傅友德率悍將沐英、藍玉等人攻入雲南，鄭和的父親滇陽侯米里金戰敗被殺（一說病死）。年僅十歲出頭的鄭和被俘獲，沒入宮中為奴成了一名宦官，最後被發配到北京的燕王朱棣府中，開始了他的宦途，也是在這裡，他隨宮中太監的慣例加入了禮佛的行列，因此具備了另一個宗教身份——佛教徒，並擁有佛教法名。除了鄭和之外，鄭和艦隊中還有相當多的重要成員是回教穆斯林。前面提到的鄭和助手，《瀛涯勝覽》和《星搓勝覽》兩書的作者馬歡、費信，就都是回教穆斯林。馬歡，字宗道，別號汝欽，又號會稽山樵，浙江會稽人。他精通阿拉伯語，因此以「通譯番書」的身份，參加了鄭和的第四、六、七三次遠航。馬歡在航行途中，記錄了沿途所見的風俗人情、疆域地理和各地物產，分為十八篇，名曰《瀛涯勝覽》。書中記載有占城、爪哇、祖法兒等亞洲、非洲十九國的詳細情況，是極為珍貴的史料。費信，字公曉，吳郡崑山人。他也和馬歡一樣精通阿拉伯語，以「通事」一職隨鄭和四次下西洋。費信亦是每到一地，就記敘當地的人物風情和地理物產等情況，並據此撰寫了《星槎勝覽》，分為前後兩集，前集記其在當地之所見，後集敘其於外國之所聞，所以和《瀛涯勝覽》一樣，此書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另外還有一位郭崇禮，時人說他與馬歡二人「皆西域天方教，實奇邁之士也」，是杭州仁和人。馬歡《瀛涯勝覽》一書的刊行，他出力甚多，在《瀛涯勝覽》之《紀錄彙編》本後序（撰序人及年月均不明）中，曾有這樣的記敘：在研究中國回教史的資料中，有兩大重要史料，一個是《賽典赤家譜》，另一個則是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壽庚家族的《蒲氏家譜》。根據《蒲氏家譜》記載，蒲家是福建地區航海世家，精通航海之術，通曉外域故事。蒲壽庚的後裔泉州人蒲和日，字貴甫，是位虔誠的穆斯林，在元末時他和金阿里共同修造了泉州的清凈寺，後為鄭和所請，參與了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第五次下西洋。在這次出航前，身為穆斯林的鄭和到泉州穆斯林聖跡靈山聖墓進香，蒲和日勒石立碑，名為《鄭和行香碑》，此事遂得以流傳。蒲和日在歸國後被加封為泉州衛鎮撫，並負責守衛靈山聖墓（1）。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四月，鄭和第四次奉敕前往西域阿拉伯各國，他在行前來到了西安。西安的《萬曆重修清凈寺碑記》說，鄭和此次「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哈三，西安人，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在鄭和第四次遠航期間作為鄭和的翻譯和顧問，他一路「揄揚威德，西夷震礱。及回旆，海中風濤橫作，幾至危險，乃哈三籲天，懇懇默禱於教宗馬聖人者。已而，風恬波寂，安孕得濟。」《碑記》中這段說因哈三籲天而安息風浪的文字，不免過於誇大，但是從鄭和歸國後資助哈三重修了西安清凈寺這個舉動來看，這位大清真寺掌教應該在遠航中起過不小的作用，至少是艦隊回教穆斯林們精神導師，也是和回教世界打交道的重要人物。在鄭和艦隊中，除了這些有名有姓的回教人士外，還有很多無名回教人士。根據《瀛涯勝覽》記載，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的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就曾派遣了七名通曉阿拉伯語的通事，前往麥加聖地朝聖，還「買得各色奇貨異寶、麒麟、獅子、駝雞等物，並畫《天堂圖》真本回京。其默伽國王亦差使臣將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獻齎於朝廷。」這次明帝國外交使節團朝覲麥加聖地的舉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備官方身份的穆斯林朝覲行動，而他們帶回中國的《天堂圖》真本，應該也是我國最早的一份麥加地圖。通過這些資料可以知道，鄭和不但是來自西域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後裔，是一個傳統回教穆斯林家庭的成員，還是蒙元王朝滇陽侯的嫡出子孫，同時他也是一名佛教徒。如果永樂大帝的目標是想在陸地擴張完成後持續向海外擴張，那麼鄭和這樣的身份，顯然足以使他成為遠航艦隊司令官的不二人選。而鄭和艦隊中招攬了如此之多的回教穆斯林精英，也不會是偶然的或僅僅是因為需要他們的航海知識。鄭和的穆罕默德後裔、回教穆斯林身份，對中亞、西亞的穆斯林世界無疑具有相當強的親和力，而他蒙元王朝貴胄後裔的身份，也會讓他在和蒙古勢力可能進行的外交活動中，擁有相當的說服力，且易於獲得對方的尊敬。同時他的另一重佛教徒的宗教身份，顯然也可以使他在和南亞國家，譬如印度等佛國的交往中，獲得很大的認同感。第二章 明帝國的東南亞藩屬控制及帝國艦隊的海外軍事行動1，肅清（蘇門答臘）舊港，舊港宣慰使爭位事件比較能直接體現永樂大帝已經把目光注視到海上的事例之一，是近年來海內外的研究成果表明，當時僑居舊港（今蘇門答臘巨港）的華人首領、回教穆斯林施進卿，協助鄭和剿滅了當時試圖襲擊鄭和船隊的東南亞最大的海盜陳祖義部隊，並在明帝國支持下控制了舊港這個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港口，同時也正是明帝國把施氏家族扶上了統治者的寶座。這件事的經過相當複雜，但其過程卻很明顯地表明了永樂大帝對東南亞海域的重視，以及他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建立海外統治的努力。舊港在洪武時期就與中國關係很密切，但蘇門答臘島本身就許多小國和地方勢力存在，同時在周邊還有暹羅、爪哇、印度勢力，遠一些則還有西亞龐大的阿拉伯勢力，所以在那裡並不是唯中國獨尊。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宰相胡惟庸被指控叛亂，當時在他的罪名中，有勾結蒙古、日本勢力企圖謀反之說，《明史》又曰：「以胡惟庸作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彼」云云，其時爪哇攻破三佛齊國，而廣東人梁道明、陳祖義等則佔領了舊港（1）。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鄭和從滿剌加返航時停靠舊港，陳祖義遂圖謀偷襲鄭和船隊，當時僑居那裡的華人施進卿前來報信，並率領部下加入了鄭和部隊。這是一次真正的高強度海戰，陳祖義部隊當時縱橫東南亞海域無人可制，尤其在前首領梁道明死後，更是橫行一時，並一直控制著馬六甲海峽和舊港。雙方在開戰後，動用了艦隻上的各種火器，結果鄭和艦隊大勝，此戰擊毀對方十艘戰船，斬殺敵軍五千多人，並俘獲七艘戰船，活捉了敵酋陳祖義。鄭和隨後將陳祖義等三人押回了中國，最後他們在中國被永樂大帝下令處死。永樂大帝隨即詔設舊港宣慰使之位，並加封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這實際上等於由明帝國扶立了一位新的舊港統治者，自此以後，舊港便歸屬在明帝國和施氏家族的統治下。施進卿同年派其女婿丘彥誠前來中國朝貢，大約在永樂十九年，施進卿故去，根據鄭和隨從所著的《瀛涯勝覽》言，當時他依照當地習俗，「位不傳子」，以「其女施二姐為王」。施二姐在當地甚得人心，她不但得到了當地華人的支持，還爭取到了爪哇的支持，被人尊稱為「三佛齊國寶林邦俾那智」，「俾那智」在馬來語中乃是首領的意思。可施進卿還有一個兒子叫施濟孫，根據《明史》的記載，他為與施二姐爭位，曾來華求助，要求明帝國冊封他繼承施進卿的舊港宣慰使職位。而丘彥誠則又一次來到中國報告施進卿的死訊，可這個丘彥誠不知道什麼原因，竟然就此滯留在了中國，再也沒有回去舊港。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二月，明帝國任命施濟孫繼任舊港宣慰使。關於這件事，中國本土記載的有《明史》和《殊域周咨錄》等，其中以《殊域周咨錄》的記載比較詳細：余少時觀《異域志》而知天下輿圖之廣，風俗之殊。……今觀馬君宗道、郭君崇禮所經歷諸番之事實，始有以見夫《異域志》之所載，信不誣矣。崇禮乃杭之仁和人，會稽山樵宗道，皆西域天方教，實奇邁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監鄭和統率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勞，而二君善通番語，遂膺是選，三隨並軺，跋涉萬里。……而遠造阿丹、天方，凡二十餘國。皆錄之於筆，畢而成佚。其用心亦勤矣。二君既事竣歸鄉里，恆出以示人，使人皆得以知異域之事也。崇禮尚慮不能使人之盡如，欲鋟莘以廣其傳，因其友陸庭用征序於予，遂錄其梗概於後雲。
這裡有個問題。按目前流行的說法，鄭和是七下西洋，但並沒永樂二十二年這次在內。但關於鄭和於永樂二十二年下西洋卻有很多記載，如《明史》的《成祖本紀》二十二年條下就有明確記載：五年，中使鄭和往西洋還，泊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招之。陳祖義者，廣東人。脫罪避居舊港，久之得為三佛齊將領，暴橫掠過客。至是因鄭和之招，詐降潛謀邀劫和。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於和。和整兵擒祖義，誅其黨五千餘人。承製官進卿留舊港為將領。祖義械送京師，斬於市。諸番聞之，皆服。是年，舊港酋長施進卿遣婿丘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為宣慰使，賜印浩、冠帶、文綺。二十一年，進卿子濟孫復遣彥誠奏父卒。請封，並言印為火所毀，請復給。命濟孫襲宣慰使，賜冠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中使鄭和齎往賜之。自是比諸番國，朝貢不絕。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戊子，大祀天地於南郊。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在《鄭和傳》內也有同樣的記載：
《明史?三佛齊國》則曰：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齊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
可見鄭和應該在永樂二十二年去過西洋。不過我國在1983年10月於江蘇省太倉市城廂公園「樹萱齋」西壁內，發現了「明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尚侯聲遠墓志銘」，一般稱為「周聞墓志銘」，現存太倉人民公園內。在墓志銘中有這麼一句話：二十二年，進卿子濟孫告父訃，乞嗣職，許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貢，訴舊印為火毀，帝命重給。
這是當事人親歷的記載，可說絕無可爭議之處了。所以，永樂二十二年鄭和確實曾奉詔前往舊港的，並已經準備起航，最大的可能是因為永樂大帝突然駕崩而中途被仁宗招回，於是最終沒有成行，《明史》在這點上，肯定是漏記了。而相當多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學者也因從未見過這塊碑銘，因而引發了鄭和下西洋究竟有幾次的爭論。不管怎麼樣，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繼承了施進卿統治權的「三佛齊國寶林邦俾智」施二姐，不但此後依然統治著舊港，而且她撫養長大的一位名叫索朗吉瑞的孩子，成年後還被被爪哇人尊為聖人，並成為了當地教長。而施二姐本人也一直都是舊港的統治者，這個狀況一直維持到明英宗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所以，繼承施進卿管理舊港的真正統治者，應以如《琉球歷代寶案》之類的記載中所說施二姐為準。蓋因其資料有本地人士之記敘，理論上應當比中國的記載更準確些。但《明史》記載中對施濟孫的賜封，也不可能有假，此事非同小可，也斷無錯記、誤記之理。因此，這件事情的差異，很可能是因為永樂大帝在知道施進卿死訊後，自然而然地準備讓施濟孫繼承舊港宣慰使之職，因為這一來符合父死子繼的中國習俗，二來他還不知道舊港發生的爭權之事。時至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九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閏十二月初六，船隊自龍灣（今南京下關）啟航會於太倉劉家港，鄭和等人在此立《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績碑》，之後船隊到達福建長樂太平港，又在南山三峰塔寺立了《天妃靈應之記》石碑，這兩塊碑都記載了前六次下西洋的情況。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十二月九日，鄭和艦隊再次從福建五虎門出發前往南洋和西亞、非洲等地，這次遠航經占城、爪哇、舊港、滿刺加、蘇門答刺、錫蘭山、古里、忽魯謨斯、祖法兒、木骨都束、竹步等地，最後在到達非洲南端後開始返航。當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初船隊到達印度西海岸古里時，鄭和因病於此逝世。艦隊由正使太監王景弘率領，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到達南京。在這次遠航前，明帝國及鄭和肯定已知道了舊港的情況，而目前也沒發現明帝國及鄭和艦隊對施二姐進行斥責或者不友好的記載，顯然兩者良好關係是繼續得以維持的。所以當鄭和率艦隊於宣德七年抵達舊港後，應該是考察了當地實際情況後改弦易轍，承認並支持了施二姐的統治地位。因為倘若當時明帝國以及鄭和對此有異議的話，那麼在如此龐大的帝國艦隊達到後，施二姐是無論如何也坐不住這個位子的，同樣的事例在錫蘭、蘇門答剌等地都發生過，事實上凡是明帝國不支持的統治者，最後都會遭遇鄭和艦隊的武力鎮壓，其首領也都會被抓回中國進行處理，同時明帝國會把選中的人選扶植上台，錫蘭和蘇門答剌事件，都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不過由於在此前明帝國已經把舊港宣慰使的職位頒發給了施濟孫，那也不好追回，但沒有了明帝國和鄭和艦隊的支持，這顯然已成為一個虛銜而並無實際意義，至多只能成為明帝國安慰此人的一個平衡手段而已。在這次事件中，明帝國或者說代表明帝國的鄭和，顯然支持並站在了施二姐這一邊，可以說明問題的現象是，那位施濟孫就此再也沒被提起過。另外，中新社五次前往當地調查鄭和事迹的韓勝寶先生在當地獲取的資料也表明，明帝國和鄭和最後確實承認了施二姐的合法地位，施二姐以「三佛齊國寶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姐」的名號繼續行使職權，這等於是讓她繼承了舊港實權，無非名義不一樣而已。再一個能證實明帝國改而支持施二姐的旁證，則是施濟孫為爭奪舊港統治權，不但到明帝國進行了求助活動，還曾求助過日本和琉球，希望藉助這些國家的力量統治舊港。可在經歷了七年之久的求助過程後，他雖然名義上是繼承了舊港宣慰使之位，但卻依然沒有真正統治舊港。如果明帝國真的支持他繼承，則絕無是理。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施濟孫派那弗答和鄧子昌等人為使者，前往日本尋求支持，但日本方面卻一轉手把這個燙手山芋推給了琉球：「日本國九州官源道鎮，送到舊港施主烈智孫（註：烈智孫既施濟孫）差來那弗答、鄧子昌等二十餘名」（2），然而一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琉球才將他們送回舊港，同時帶來書信一封，名曰：「琉球國王相懷機致舊港國管事官書」，實際這也就等於承認了施二姐的統治地位。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施二姐修國書一封交給琉球船隊，致琉球國王相懷機，題稱《三佛齊國寶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娘仔致琉球國王相懷機書》，內里客氣了一番，同時淡淡地送了幾件禮物，便完結了這樁公案：「今見便船回國，薄禮貢奉……象牙二條，談否仙酒四埕。宣德六年二月初三日，愚婦俾那智施氏大娘仔百拜奉書。」（3）當時的日本，也許還可以說因為他們正處於內亂時期，沒有太大把握和能力去解決這個權利之爭，因此放棄了此次糾紛調解人的角色，但琉球卻是有著足夠能力介入舊港爭奪的。可他們並沒有表現出這樣的願望，兩家政府一個把這個皮球開了個大腳踢的遠遠的，另一個則乾脆押住了使者不放，等幾年之後局勢已定再將他們送了回去，同時還承認了施二姐的統治，這不但不是介入的姿態，差不多已是把這些人送回去給施二姐處理的意思了。這樣的結果，與明帝國的態度以及鄭和艦隊這支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之存在，是有直接關係的。因為鄭和艦隊不但下過西洋，在下西洋之前還曾去過東洋，也就是當時的「倭國」日本。鼎鼎大名的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這麼一條記載：永樂己丑，命內臣下西洋忽魯謨斯等國，選侯偕行。……甲辰又往，仁廟詔停止之。
又，明人馮應京在《皇明經世實用編》中也道：文皇帝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寇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亡。尋寇蘇松諸處。是年，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詔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禮邊倭賊二十餘人。
類似的記載見諸於各書，不下六、七種之多，由此可見，在下西洋前，鄭和的遠洋艦隊已去過日本。雖然，顧炎武說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詔諭海外諸番」不無可能，蓋因鄭和有可能負責統率和協調各出使海外的船隊，譬如侯顯等人，畢竟相當于軍區司令的總兵級太監不是滿地都是的。但如果說出訪水軍有十萬之多，則不免過於誇大，但是，相信這次出訪艦隊的規模比較龐大應該是可以肯定的，支持此判斷的原因有二：一，次年鄭和就開始了龐大的下西洋行動，所以此時艦隊的建造應該已經完成了相當數量，同時明軍原有水師的規模也是比較大的，譬如《明史》記載僅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閏六月，朱元璋一次就「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二，日本在元朝就被蒙古帝國猛烈進攻過，因此對中國一直心懷戒懼。而鄭和前往時期日本正處於「下克上」的內亂時期，相信他們對中國的大規模艦隊也無法組織起全國性的戰鬥力量以抗衡，另外，鄭和的艦隊如果不是足夠龐大，也無法對自元朝以來就對中國懷有相當敵意的日本進行威壓，並致使出現「日本首先納款」、「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我於是有什物紋綉之賜，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等狀況，而日本也不會自此以後就長時間地頻頻捉拿一直在騷擾中國的海盜和倭寇，並遠道而來獻給永樂大帝以邀好。另外，也正是因為日本這樣的臣伏姿態，才換取了其後明帝國給予其「勘合貿易」的資格。但是，這一切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為依靠，是不可能達成的。關於這個問題的具體論證，在以後的章節中會進一步進行討論。這次鄭和下東洋，應該是大規模下西洋前的一次近距離操練。而在遭遇了如此龐大的海軍力量拜訪後，日本對東南亞國家以及海上問題的處理，恐怕一定會先看一看明帝國的眼色，然後再考慮自己怎麼行事的，而東南亞等後來鄭和艦隊頻頻到訪的國家，也更應是如此。因此，日本和琉球兩國對施濟孫求助行動的推諉、冷漠態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施氏這個明帝國任命的回教穆斯林家族掌管並控制了舊港的結果，是保障了明帝國的艦隊可以自此順利地通過馬六甲海峽，並且在海峽的盡頭進行補給後，可以保持充分的給養以繼續開向西方。同時，這也證明了明帝國對舊港的控制和重視程度，這也是比較重要的一點。此外，選擇鄭和作為艦隊司令官，並且在艦隊中大量配備了通曉阿拉伯語的回教穆斯林，甚至包括清真寺大掌教哈三這樣的回教長老這樣的舉動，也顯示出永樂大帝自一開始，就把這支遠洋艦隊的目標定位在南亞和西亞地區，而不僅僅只是南洋地區。鄭和艦隊的航行路線，也證實了這一點。艦隊的第一次下西洋，就是繞過越南、爪哇等地，直抵印度古里（今印度科本科德）後才返回的中國大陸。由此可見，永樂大帝選擇鄭和作為遠洋艦隊的司令官，是符合他的海洋戰略的。而永樂大帝試圖建立強大海權的另一佐證，是鄭和本人的才幹特點和艦隊戰鬥力。2，錫蘭和蘇門答剌戰役，帝國遠洋艦隊的戰鬥力鄭和自十歲余就跟隨朱棣左右，可說是在燕王府中長大的。在「靖難之役」中，燕王手下「不獨名將甚多，而內臣兼智勇者，亦往往有之。……鄭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雲南人。……皆內臣從燕王起兵靖難，出入陣戰，多建奇功」，尤其在對李景隆的鄭村壩（今北京大興縣境內東壩）作戰中，他更是立下了大功。因此永樂二年封賞「靖難」功臣時，永樂大帝曾親筆給他提寫了一個「鄭」字作為賜姓，以表彰此戰功績（1）。所以鄭和不但是永樂大帝身邊的親信，還是一個長於軍事有相當實戰能力的統帥。事實上，鄭和艦隊的七次下西洋中，不計算小規模衝突在內，其中的三次都在海外展開過大規模的軍事打擊行動。而且鄭和率領的艦隊武裝力量，每次都能迅速擊敗對手並堅持追剿，直到徹底消滅並俘虜敵對國家統治者或者當地武裝勢力頭目，把他們帶回中國交給永樂大帝處理為止。前次和陳祖義船隊的戰鬥是一次大海戰，而這次和錫蘭（斯里蘭卡）國王烈苦柰兒之間爆發的一場戰鬥，則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海、陸混合作戰，雙方投入的兵力共有近八萬，這場戰鬥直接導致了錫蘭國王之位的易手。當時錫蘭國王烈苦柰兒部隊有五萬之眾，且佔盡地利，他先誘騙鄭和及部分隨從人員上岸，然後以路障阻斷了他們回艦隊的路，伏軍對鄭和及其衛隊發起了攻擊。同時他的五萬大軍直撲去港口，開始攻擊鄭和船隊，但鄭和艦隊的戰鬥力顯然大出對方意料，並沒有被兩倍之眾的敵軍攻下。而在路上被阻斷歸途並遭遇伏擊的鄭和和他二千精銳衛隊，此時不退反進，反而快速向前方運動，猛攻烈苦柰兒王城。這個行動顯然也是出乎烈苦柰兒意料的，王城當即被攻破，烈苦柰兒本人和其妻子均被鄭和抓獲，隨後鄭和押著他們回到了正在激戰中的港口。烈苦柰兒既然在手，他那五萬大軍也就不攻自破了。鄭和最後把烈苦柰兒和他妻子一行人押回了中國，交給永樂大帝處理。在鄭和將他們押解到中國後，永樂大帝下令禮部詢問俘虜，選擇其國內的賢人為君，最後明帝國認為一位叫「耶乃巴」的「賢人」符合自己的標準，於是便冊封他為新的錫蘭國王，並下詔廢掉了烈苦柰兒，同時下令錫蘭國人在烈苦柰兒被俘後自己擁立的另一位國王遜位：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我於是有什物紋綉之賜，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
其中永樂大帝在冊封耶巴乃那為錫蘭國王的詔書中，還有這麼一段話：九年，歸獻闕下。上命禮部擇其支屬賢者更立之。禮部詢於所俘，國人舉耶巴乃那賢。十年，遣使齎詔印往封之。……時群臣皆請誅烈苦柰兒。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剌查為王。詔諭使遜位。
「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今特封爾為錫蘭國王」、「惟忠可以事上」、「爾其欽承朕命」云云，以及詔使錫蘭國人自己推立的國王遜位、讓明帝國選擇的人選登上國王寶座這種種行動，都充分表明了明帝國依靠鄭和遠洋艦隊已經完全掌握了錫蘭的統治權，對錫蘭政府予取予奪，把它徹底當作了自己的下屬，這差不多就是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由明帝國操縱統治者的海外殖民地，而鄭和更在滿剌加和舊港等處設立了「官廠」，以為「外府」，進行官方貿易和補給活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帝國也介入了當地的貿易框架。只是明帝國沒有和西方國家一樣，在當地長期駐軍，不過這也是由於當時明帝國的重心放在北方，如果假以時日等北方安定一時，這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以永樂的性格和為人，以及他兼并越南的舉動來看，這種可能性極大。永樂十三年，鄭和艦隊在蘇門答剌又遭到了當地酋長蘇干剌的攻擊。這次戰役，是因為其國前國王在與鄰國花面王的戰爭中死亡而引發的。當時其國的王子年幼，於是王后就頒布號令曰：「孰能為我報仇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其國有一漁翁聞之，當下率國人奮起還擊，遂馘花面王而還。而王后也果然履約下嫁於他，並稱其為老王。後來原國王的王子成年，和部下一起謀殺了老王而奪襲其位，但老王的弟弟蘇干剌逃出，之後連年率眾與新國王對戰不休，新國王不能勝之，於是派遣使者前來明帝國，要求明帝國派部隊前去鎮壓。明帝國顯然認為原王子才是正統繼承者，因此鄭和率領著龐大的帝國艦隊前去調解和彈壓。正常情況下，在這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艦隊威懾下，應該是能夠讓雙方不發生武力而達成某種協議的，但由於蘇干剌嫉恨到達的鄭和沒有給他明帝國的官方賞賜，遂率先領大軍向鄭和艦隊發起了攻擊，於是導致鄭和率領艦隊武裝力量與其展開了激戰。之前當地的新國王與蘇干剌征戰不息，但卻一直未能分出勝負，而鄭和部隊在展開進攻行動後，卻馬上擊敗了蘇干剌大軍，之後又一路猛攻進行追擊，最終在喃渤利俘獲了蘇干剌和其妻子。和以前明帝國敵對者的遭遇一樣，在永樂十三年七月，他們被鄭和押回了中國，交由永樂大帝處置。鄭和遠洋艦隊在海外進行的三次戰役結果大同小異，毫無懸念。舊港海戰的結果是對方五千多人被消滅，擒獲了酋首陳祖義，並將他押回中國斬首示眾；錫蘭和蘇門答剌這二次戰役的結果，也一樣是擊敗了對方正規軍主力，並擒獲了其首領全家，將他們押解回中國後由皇帝進行處理，同時冊封由明帝國選擇或認可的人選為當地統治者。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明帝國依仗鄭和艦隊已經把徹底取得了東南亞海域的制海權和陸地控制權，把整個東南亞地區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只要明帝國願意，鄭和艦隊這支近三萬人的明帝國海上正規軍，可以隨時對東南亞任何一個中小國家發起一場毀滅性的打擊，也可以登陸攻城掠地，與佔有地理及人數優勢的敵軍相峙作戰，甚至登陸進行相當規模的遠征，而且明帝國無論是從船隊還是人手上，都保持著足夠輪番出航遠征的能力。如果用現代軍事術語來說，那就是鄭和艦隊能輕易地完成一次大規模的外科手術式打擊，顛覆和消滅一個國家的政權，干預和操縱當地的統治者和統治。這些作戰行動，還證明了鄭和個人確實具有相當不錯的軍事統帥和實戰能力，史書中說他「出入戰陣，多建奇功」絕非是恭維誇大之語，永樂大帝選擇他作為艦隊司令官的舉動，可說是極其正確的。同時，這些戰役也證實了明帝國這支龐大的遠洋艦隊，確實是一支強大的海陸兩棲作戰力量，而不僅僅是一支外交船隊。譬如被鄭和消滅的陳祖義部隊，就是當時東南亞地區一股實力強大的海盜，而三佛齊舊港之所在，也一樣是東南亞地區一股強大的海上勢力，《明史》對他們有著這樣的描寫：「其地為諸蕃要會，……轄十五洲，……俗富好淫。習於水戰，鄰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如果不是鄭和艦隊在海、陸戰鬥中展示了其強大的戰鬥力，要想讓一個「轄十五洲」、「習於水戰，鄰國畏之」、「庶民皆水居」的長於海事的海洋國家臣服，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明帝國在洪武時期的正規軍中，就已最少擁有十一萬之眾的職業水手和水師戰士了。據《明史》和《明實錄》的記載，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一次就曾下令徵調了方國珍水師舊部和沿海居民「充船戶者，凡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錄各衛為軍」。永樂時期明帝國海軍的突出戰鬥力，有時候簡直讓人目瞪口呆。根據《明實錄》和《國榷》的記載，在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張謙在下西洋後返航至浙江金鄉衛海面時，遭遇大股倭寇，當時船隊官兵合計僅一百六十餘人，然而在海上盤旋激戰二十多個回合後，卻大敗倭寇，消滅四千多人，活捉數十人。這個戰果如果不是記載故意誇大，那實在是有些駭人聽聞，近乎於傳奇了。事實上當時明帝國的海軍實力以及科技水準，確實是相當突出和先進的，完全可能獲取這樣的戰果。明軍的海上導航以及舟船操控技術，從鄭和艦隊下西洋的實例中已經得到充分體現，自不必再說，而其艦隊的編製、裝備和人員素質，應該也可以說是一流的。首先，明朝立國就是起自南方，並且在很長時間內屢屢進行著大規模的水上戰役，它能夠最後戰勝群雄獨霸天下，其水師之強大了很大作用。朱元璋和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勢力都進行過各種規模的水上戰役，尤其他是對陳友諒的作戰，正是因為雙方水師進行了決戰，才奠定了雙方勢力的盛衰，朱元璋最後甚至是憑藉這次勝利而奠定了統一南方的基礎。延至永樂大帝平安南時，明帝國已經獲取了「神機槍砲法」，並且對槍砲的製造和使用技術都已經相當成熟：「制（槍砲）用生、熟赤銅相間，……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3），並開始裝備各邊鎮、衛、所。同時，在當時明軍中的海戰艦隻以浙江舟山的烏槽船為最，其次是廣東船，這些都是「巨而堅」的適合航海的尖底福船，而不是更適合內河航行的平底沙船：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為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為眾所推，今特封爾為錫蘭國王。嗚呼！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眾，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欽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驕，暨子孫世享無疆之福。欽哉！（2）
除這些大號戰艦之外，另外還有小一些的「大福船」和「海蒼船」、「開浪船」等，也都是海戰艦隻。但即使是這些小一些的戰船，也有柁樓三重、艙下四層，其上一樣裝備著槍砲：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為首。福船耐風濤，且御火。浙之十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為之，視福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球（4）。
即使到了一個世紀後歐洲大航海時期，也就是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間，雖然明帝國海軍數量極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但由於倭寇頻繁，頻頻爆發海戰、水戰，所以在戚繼光等善用火器的名將主持下，其水師和海軍的裝備及海戰技術，依然可以說是一流的，並不落後於當時的西方國家：大福船……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柁樓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砲床。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稍小。開浪船能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風潮順逆（5）。
所以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永樂朝在洪武朝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明水師和海軍，其戰鬥力和裝備比之洪武朝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而且在當時世界範圍內也是屬於一流的。明帝國強大的海軍力量對海外的威懾作用，還體現在當時國際事務的處理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上。如在永樂十一年左右，滿刺加（馬六甲）與爪哇關係日趨緊張，進入劍拔弩張的准戰爭狀態，永樂大帝派鄭和率領艦隊前去進行調解，正是由於明帝國的介入，最後雙方都接受了調解而沒有爆發戰爭。宣德六年，鄭和又奉命率領艦隊再次前去調解暹羅（泰國）與滿刺加的矛盾以及軍事衝突，同樣地，他也使暹羅答應了不再對滿剌加發起軍事行動，再次使一直處於明帝國庇護下的滿刺加得以繼續安享太平。此外，滿剌加的港務總管，也都是由鄭和招來的占城華人所擔任的。而在暹羅，中國人則擁有相當的特權，如中國商人在當地只需繳六分之一的稅金，而其他國家的商人卻要繳九分之二的稅金；暹羅對西方人及其他種族與當地人的通婚行為是加以限制的，但對中國人卻無此限制，並且還很歡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可以說明當時在東南亞地區，明帝國擁有著強盛的海權，這使得絕大部分的國家都願意並且是自願奉明帝國為宗主國。另外，鄭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到達在滿刺加時，就和滿刺加的國王達成了協議，在當地的一座山上（今三保山）建成了一座城池作為基地。這個建造在山頂的城池擁有堅固的內、外城，四面開門，裡面存放著大批糧食、金銀和補給物資，城堡上設有敵樓，長期駐紮著明軍並有部隊日夜巡邏。這一行動也可以證明，永樂大帝派遣鄭和遠航的目標一開始就絕不是僅僅局限於南洋地區，而包括了南亞和西亞，在泉州的《鄭和行香碑》中也明確地記載道：「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漠斯（今伊朗霍爾木茲海峽格什姆島）等國公幹」，此亦可為一證。滿刺加基地，顯然是明帝國為以後控制東南亞地區，以及繼續通航西方而準備的重要中轉、補給基地，不然的話，完全沒必要在馬六甲海峽建立這麼一個牢固的軍事化基地。滿刺加基地的設立和舊港基地的存在，意義是相當重大的。這使得明帝國在馬六甲海峽的兩端有了兩個牢固的軍事堡壘，這等於控制住了大半個東南亞地區以及極其重要的馬六甲海峽通道。在這個範圍內，任何試圖和明帝國為敵的勢力，都可能遭遇到來自明帝國本土猛烈的輪番打擊，同時因為這些基地的存在，明帝國的遠征部隊可以就地進行補給，進行長期作戰並登陸進行陸地戰鬥。另外，通過馬六甲海峽的船隊也一樣需要對明帝國保持著友好的姿態，不然的話他們將隨時都可能在這裡遭遇打擊，甚至被消滅在這裡。同時明帝國依仗馬六甲海峽這塊穩固的跳板，還可以讓帝國艦隊輕鬆地以此為起點躍過印度洋，到達西亞而進入紅海地區。 結合永樂大帝親自率軍五征漠北，朱能、沐晟、張輔十年討安南，鄭和七下西洋、侯顯五使絕域等行動的結果來看，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陸地穩固，永樂大帝實施海洋擴張戰略而掌握東亞海權的可能性是極大的，而從滿剌加、錫蘭、舊港和蘇門答剌等地的情況來看，幾乎可以說他已經展開了實際行動。然而不幸的是，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十七日，強悍而野心勃勃的永樂大帝，在第五次遠征漠北歸來時於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縣西北）病危，次日便突然病故了。這一突如其來的巨大變故，使得中國歷史上乃至於當時世界史上最強盛的明帝國海權，如同夜空中耀眼的煙花，在瞬間爆發出了無比的輝煌和美麗之後，隨即灰飛煙滅，消散於無形。之後甚至由於一位明帝國官員滑稽而愚蠢的行為，差點連這一瞬間的輝煌都不能留下痕迹。史上最強盛的中華海權，它比煙花更寂寞。第三章：天朝上國和外番蠻夷——明帝國的閉關鎖國和歐洲大航海時代1，祖制、忠臣，突然消亡的明帝國海軍與海權一代雄主永樂大帝死後，繼位的明帝國統治者立刻把歷史行進的軌跡扳回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軌道上。他們顯然無法理解永樂大帝的所作所為，因此把北方戰線再次收縮到了長城一線，因循漢以後中原帝國固守長城的邊塞防禦戰略，從洪武、永樂時期的主動攻擊一變為被動防禦，從此基本上就再沒主動出擊過，導致再次處於漢朝以來中原地區被動挨打的局面，以至於後來瓦剌等部勢力日益猖獗，最終演成了「土木堡之變」。另一方面，明帝國從皇帝到大臣都一起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訓，繼續實行「海禁」政策，由此把永樂時期建立的世界最強海權和海軍艦隊一齊化為了烏有。鄭和艦隊雖然在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第七次遠下西洋，但那是因為「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1），而並非是出於什麼戰略和政策上的考量，純粹是這位皇上自覺我堂堂天朝皇帝登基，那些蠻夷外番們居然遲遲不來朝貢，因此自尊心受到了小小傷害的表現。事實上，永樂之後的繼位者不但不能理解永樂大帝的作為，同樣他們也不能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意圖。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時期制定的收縮戰略，是有著其複雜的大背景的，而他本身也如所有靠戰爭立國的皇帝一樣，絕不是個古板而保守的統治者，他的一系列戰略構想，是基於當時形勢做出的比較務實的策略。朱元璋在佔領了當時擁有超過全國總人口80%的南方地區後，憑藉南方強大的經濟和人口實力，準備向北方蒙古殘元勢力發起攻擊。但是從地理上看，當時的南方擁有漫長的海岸線，首都南京又距離海岸線不遠，海上威脅可輕易直逼帝國首都。而在爭霸中失敗的方國珍、張士誠等人擅長水戰的部分餘黨，此刻逃入了海中成為一個不安定因素，再加上因日本內戰與日本政府交涉不果，零星倭寇屢屢騷擾東南沿海，使得明太祖顧慮很可能在北伐開始以後，他需要兩面開戰。基於這種形勢，他採取了一種收縮型的本土防禦戰略，一方面採取「海禁」政策，在沿海設置「衛所」，對可能的海上襲擊進行陸地防禦，並由此斷絕海上小規模反政府武裝的補給，避免被在海陸兩面夾攻的可能，同時把出擊的重點放在了西北戰線。當他通過一系列戰役將蒙古殘元勢力驅逐出中原後，便馬上重新整建了明長城，並以此為界，讓自己的兒子們去鎮守漫長的長城要塞，先拒敵於國門之外，形成「諸王守邊」的格局，再伺機出擊消滅蒙元殘餘勢力。憑藉江南地區巨大的經濟、人口優勢，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帝國人口已經大大超過六千萬這個數字，耕田達到八百五十萬頃（亦有說四百萬頃者），對於一個農耕國家來說，人口就意味著收入和國力。等到了永樂大帝手上，明帝國的綜合國力已經發展得相當強大了。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檢視永樂時期的大規模行動來驗證這一點。永樂大帝剛一登基，就於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發民夫十餘萬，疏浚吳淞江和運河，以便溝通南北，使南方物資可以通過漕運直達北方的通州。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開始營造北京宮殿，至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完成，歷時十四年。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到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這七年內，修通了四川至西藏的驛道。同時，永樂大帝還發動了龐大的文字工程，編修了著名的《永樂大典》，這部典籍共計二二九三七卷，一一零九五冊，內容多達三億七千多萬字。在這些大規模基礎建設行動的同時，永樂大帝又親自率部五征漠北，派軍討平安南（越南），把安南納入了明朝版圖，遣出鄭和艦隊七下西洋，侯顯五使絕域等等。 然而，即使是永樂大帝在這短短的二十餘年中同時進行了如此之多的大規模基礎建設、軍事、外交行動，明帝國內部也只在小範圍局部地區內有過一些社會動蕩，如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山東唐賽兒起義，而且此次起義的時間很短，幾乎是一起就被討平了（2）。由此可見，這些大規模的建設和軍事外交行動，並沒有給明帝國帶來可以動搖其基礎的嚴重危機與困難，相反，在隨後十多年的「仁宣致治」中，明帝國充分體現了它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持續發展能力。但是由於永樂之前和之後，整個明帝國上下依然都秉承著中國自古以來的重農抑商思想，外加一些所謂的大儒名臣食古不化，視永樂大帝組建強大的遠洋艦隊遠航海外為「徒慕虛名、自弊中土」之舉，同時又死抱著所謂的祖制——朱元璋當初制定的「片板不許入海」之過時條令不放（3），不但使得永樂大帝時期世界最強的無敵艦隊全部活活地爛在港口裡，也讓當時世界最強之海權灰飛煙滅，甚至連此段歷史都差點因此泯滅無聞，後來更是讓倭寇、海盜騷擾中國達百年之久。而現在我們無法確切知道鄭和下西洋所用之「寶船」尺寸，以及鄭和在下西洋期間相當多的事迹、成果湮沒無聞無法考據，甚至失去了製造大規格木帆船的技術等等，也都是由於這個原因。根據《殊域周咨錄?卷四?東夷》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全部檔案，都被成化年間的一位「忠臣」叫劉大夏的給銷毀了，原因乃是要阻止憲宗朱見深再次組織船隊出海遠航，以免荼毒華夏百姓：（佛郎機）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葯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蜈蚣船，象形也，能駕佛朗機銃，底尖面闊，兩傍楫數十，行如飛。兩頭船，旋轉在舵，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速。……戚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能入，必用蒼船逐之，沖敵便捷，溫人謂之蒼山鐵也。」沙、鷹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銳，進退如飛。傍釘大茅竹，竹間窗可發銃箭，窗內舷外隱人以盪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勝（6）。
這裡面提到的阻止取安南事，還可見《明史?列傳第七十?劉大夏傳》：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德中復開，至正統初復禁。成化間，有中貴迎和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大夏後果至兵部尚書）自後其國亦不常至，間一遣使朝貢雲。
按：《灼艾集》中劉大夏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餘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與此相類，因附記以俟考。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二十歲的時候鄉試第一，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進士。《明史》評其「具經國之遠猷，蘊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跡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而觀此人行事，也確實符合我國數千年來關於「忠臣」的傳統標準。譬如在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他以右副都御史之職治理黃河，自黃陵岡起疏浚賈魯河等處，又築長堤三百六十里，黃河一段大治；弘治十六年、十七年（公元1504年），又接連上疏請革除非祖宗舊制而害軍民者十六條，又陳兵政十害，力爭不已，最後獲得孝宗支持，於是織造、齋醮皆停罷，部隊吃空餉之弊亦大減，並嚴查剋扣貪污軍餉等，可說著實為國為民做了不少好事、實事，是「弘治中興」中的一位名臣。而劉大夏銷毀鄭和航海檔案，在他理念以及相當多的後世名臣儒士之眼中，也都一向是一件為國為民之「大功德」，蓋因他們以為「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同時他們的這一觀點，也非常符合有明一朝奉為根本的《太祖寶訓》之訓導。明初朱元璋在提到海外問題時，曾以隋煬帝為反面榜樣這樣說道：「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4）平心而論，他們的這些觀點和舉措，在一般意義上是相當正確的，而且也確實都出於安邦定國之目的。但是，為官忠直，觀點正確，目的純正的舉動和方針，就一定利國利民么？未必。不但未必，而且還可能是禍國殃民的壞事，甚至可能是貽害無窮、荼毒後世的禍國殃民的大壞事。任何事情都需要審時度勢，一個正確的觀點和方針，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就未必再是正確的。在永樂大帝死後，朝中無數大臣以各種理由開始向明仁宗進諫，要求廢船隊，絕海洋。然而鄭和卻擲地有聲、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陳述了這樣一番話：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寮國，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勿予，密告尚書餘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
鄭和這段話，充分表達了永樂時期的海權意識以及由此產生的永樂海洋戰略，這也是永樂和鄭和在海外對敵對勢力進行大規模軍事打擊，在當地扶植明帝國選中的人選為統治者的根本原因。要想證明劉大夏和鄭和這兩種觀點，哪一個在當時才是正確的，其實也並不困難。我們可以通過對史料的檢閱，將其中所記載的海盜、倭寇侵犯中國的次數進行一次統計，然後以這個數據對比來看看永樂大帝一手建立的強盛海軍及海權對中國本土所起的作用，看看這是不是確實如劉大夏等人所說的那樣，是一件「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於國家何益」的「敝政」，是「大臣所當切諫」之事。所選取的統計樣本首先是官史《明史》和《明實錄》，其次是較著名的相關明史資料：《明史紀事本末》、《籌海圖編》、《日本考略》、《國榷》、《天下郡國利病書》，再就是沿海海盜、倭寇頻發地區的地方志：《定海縣誌》、《寧波府志》、《揭陽縣誌》、《潮洲府志》、《廣東通志》，合計十二種史料。官史覆蓋面廣，相關的筆記野史則大都術有專攻，而相關地方志對一地之事迹記載更是詳細，因此這樣互相比照考證得出的統計，雖然還不能肯定是100%的完全統計數據，但相信基本上能涵蓋絕大部分數據了，入侵事件脫漏出統計範圍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這是能夠說明問題的。根據這十二種史料，可統計出洪武時期海盜為禍中國有21次，倭寇進犯36次，合計57次。永樂時期則是海盜13次，倭寇26次，合計39次。宣德時期，海盜和倭寇各進犯3次，合計6次。而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四朝合計，海盜做亂為16次，倭寇10次，合計26次。從這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永樂時期比之洪武時期的海患下降了整整百分之30%，但考慮到朝代的長短差異，可以理解為持平。洪武朝是三十一年，永樂朝為二十二年，而宣德到天順朝的時間卻長達三十九年。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三十九年中，海盜和倭寇活動處於急劇下降狀態，與永樂朝相比較的話，其比例下降了近60%，如果再考慮到為患規模和時間間隔的話，那麼倭寇活動就幾乎可以說接近絕跡了。同時，要考慮到永樂九年日本與中國絕交的問題。如果去除以本國人為主的海盜活動，以永樂時期與洪武時期相比，雖然洪武時期倭寇進犯頻頻，但洪武時期殲滅倭寇數量有數字記載的，經常是數十數百人，最高是兩千多人。而永樂時期殲滅倭寇的記載則常以千人為單位計算，殲滅三、四千人是經常的，多的殲滅數合計高達七千餘人、船隻上百艘，且與洪武時期相比，海戰明顯增多，並基本保持大勝戰績。如永樂十一年和十四年，浙江和遼東各殲滅倭寇三千多人，十五年六月，張謙在浙江消滅四千多倭寇，十六年五月，浙江、福建、廣東合力消滅倭寇七千多人，十七年於遼東望海堝消滅一千五百人，同年在山東明軍又擊毀、繳獲的戰船九十多艘，按船隻數計算，最少有二千餘人。從這些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相當明確的結論，那就是經過永樂朝大規模消滅海盜倭寇的戰鬥和頻繁的遠洋航行活動後，侵犯中國沿海的海盜和倭寇現象基本被遏制，接近被消滅的狀態，同時也足以說明永樂時期明帝國海軍的強盛，以及永樂大帝海洋戰略的成功。如果沒有永樂朝強大的海軍及其海洋戰略，海盜和倭寇們是絕不可能自動消失的，也絕不可能讓日本政府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為與明帝國交好，一直對海盜倭寇堅持強硬的打擊政策，並跨海千里，頻頻把抓獲的本國罪犯送到中國讓中國政府來處理，甚至在中國政府表示將罪犯交還日本政府處理後，日本使者乾脆自己動手在中國將他們全部處死，以表達其誠意。這就是永樂大帝組建立強大的海軍，獲取了強盛海權之後所帶來的直接結果，也是鄭和所說的「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於海」海權思想之直接體現。而之後如嘉靖時期海盜及倭寇活動，我想已經不用做統計了。眾所周知，明帝國其時早已幾乎沒了海軍，根本不具備大規模海上作戰的能力，甚至連一些小規模的海上作戰都要藉助於商船和民船來進行。那是海盜和倭寇最猖獗的時期，中國為其所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光是明帝國沿海軍民傷亡，因戰鬥和被搶掠造成的損失，長期戰爭所需的軍費這些直接產生的支出，就足夠組建起上百支鄭和艦隊，而且還能有巨大的贏餘，更別說間接經濟損失了。在這樣幾組統計數據以及前後狀況的對比之下，劉大夏這些為國為民的忠臣們毀船隊、絕海洋，銷毀鄭和航海檔案之類的舉動，是否還能說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呢？又到底誰的政治主張和方針才是「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於國家何益」的「敝政」呢？我想，答案已經用不著我來說了。是非對錯，自古從來有公論。2，鄭和下西洋的費用與明帝國財政收支鄭和下西洋行動之所以被取消，在當時和後世，除了前面所說的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徒慕虛名、自弊中土」的「敝政」外，說其財政支出過於龐大以至於明帝國無法負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麼，鄭和下西洋行動是不是真的就讓明帝國負擔不起了呢？是否真的是一件徒耗錢糧毫無意義的海上大遊行呢？我們先來大致測算一下鄭和船隊的各項負擔和費用，計算的標準是就高不就低，就大不就小。目前我們知道，當時南京龍江船廠製造一艘四百料戰船的薪資為銀七十五兩，而龍江船廠也正是負責建造鄭和艦隊船隻的主要船廠之一（1）。以此工價類推，則一艘兩千料戰船的工價大約要耗銀三百七十五兩。當然，隨著長度的增加其寬度也是會相應增加的，只是這個工價是整隻船的工價，因此已包含了同比增長的寬度費用的。但是考慮到記載中「寶船」長寬比其寬度要大於正常船隻，所以在這個基礎上再增加1/3的造價作為補償，這樣一艘鄭和船隊的兩千料戰船的總工價應為四百九十兩左右。如果鄭和「寶船」確實如記載的那樣有四十四丈長的話，那麼大約是十倍於四百料船的長度，因此工價大約為白銀七百五十兩，如前所述，寬度增加工價同時增長，所以約為一千兩。除了製造工價外，關於船本身的造價，目前我也一樣沒能找到直接的資料，所以只好同樣靠推算來間接獲取。有比較明確的尺寸和製造記載的，是明代的各種漕船。明代漕運的「南方運道，由蘇州劉家港、海門黃連沙開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樂間因之」，是走的海路，又「凡海舟，元朝與國初運米者曰遮洋淺船」，而遮洋船的造制是明確的：「視漕肛長一丈六尺，闊二尺五寸，器具皆同」，漕船的標準尺寸則為「底長五丈二尺，……此其初制，載米可近二千石」（2）。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隻海舟遮洋船的尺寸應為長六丈八尺，如此則大致「寶船」是遮洋船的6.5 倍長。根據記載，明萬曆年間的船料價格有「舊例」、「新例」之分，永樂朝的事情自然當遵循「舊例」，南京船廠按「舊例」製造一隻好的楠木漕船的「底船」料銀為一百二十兩，差的衫木、松木製造的只要七十五兩（3）。那麼如果「寶船」也用楠木而不是用更便宜的松、杉木造，料銀應當為七百八十兩。其棧板和船上其他物件的價格，可比照底船料銀，那麼加一倍就應該是一千五百六十兩。再考慮到隨著長度的增加，寬度也要相應增加，故料銀應適當增加，按上文的計算方式，則大約為兩千兩左右，與工價合計則總價約為一艘三千兩。另外，當時造船的材料，官方規定有30%是要用所謂的「舊料」的，也就是舊船上拆下來的材料，屬於循環使用，並不都是全新的材料，而這裡的計算，一概是按照新料計算。因此這個估算價格，相信即使不中亦不遠矣，出入不會太大，而且只高不低。鄭和艦隊中，共有六十三艘大號「寶船」，以此計，當合計耗銀十八萬九千兩。鄭和艦隊除「寶船」外，尚有其他大小四種規格的船隻，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可將兩千料船的價格當作平均值計算。而鄭和艦隊總數量大約在兩百到三百艘之間，因此剩餘船隻可視為兩百艘，兩千料船的工價約為四百九十兩，料銀約一千三百兩，合計約為一千七百九十兩，如此則整個船隊除「寶船」外的造價為三十五萬八千兩。由此可以知道，鄭和艦隊船隻總造價約為白銀五十四萬七千兩。這是一個盡量向高費用靠攏的估算數據。永樂時期的財政狀況，前文已經大致說過，總體上並沒有出現不良狀況，相反，當時府庫之充盈已經達到了幾乎「溢出」的狀態，時常有大批糧食爛在各地糧庫中，以至於碰到災害時，有關部門往往是先放賑，然後才上奏稟告。蓋因當時府庫極為豐盈，永樂帝對此大不以意，故下屬此舉斷無不準之憂，是以才敢先斬後奏。《明史?食貨志》對此有明確的記載：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5）
永樂中，既得交阯，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聞。
明朝的米價約一石摺合白銀二錢五，如此則永樂時期的年度財政收入，光是三千萬石本色稅銀就價值約七百五十萬兩。至於另外的兩千萬絲鈔折色（4），由於此處單位不明，故需要先設定單位然後換算。如果這個單位是錠，按官價則可折米一石，我們按低的算，將其單位視為貫，又明鈔實際的比價並沒有官價那麼高，永樂時一石米摺合十五貫鈔，按此匯率計算，兩千萬絲鈔折色約合三十三萬兩白銀，這與《明史》記載當時「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正好嚴絲密縫，符合若契。加上餘數，當時總歲入合計至少在八百萬兩左右。
以此計算，鄭和艦隊的總造價還不到其一年財政收入的6.8%。但鄭和艦隊是在永樂元年下令開始製造的，到永樂三年才完成，建造時間長達三年，因此實際上每年的支出還不到歲入的2.3%，而且在造完之後，已無需年年再造，所以這個費用僅只產生在製造階段，也就是永樂元年到永樂三年這三年中，每年約支出十八萬二千兩，這實在不算什麼大的負擔。我們再做個橫向比較，當時無論是疏浚運河還是黃河築堤，修川藏公路或是編撰《永樂大典》，乃至於遠征漠北、南平交阯，這些活動每年支出要數倍甚至十數倍於這個開支，持續時間之長也都大大過於三年，所以這遠遠談不上什麼耗盡國庫云云。此外，也有部分人說，常年養著那麼大一支艦隊的費用，也是明政府財政上一筆不堪重負的支出。確實，我們需要承認，在船隻造完之後，無論使用不使用，都需要維修保養。因此我們確實需要看一看當時明政府關於船隻維護和保養的規定是什麼樣的。在明初和明中葉，凡是楠木製造的海船，官方規定是每十五年一改造，如果有不需進行改造還可使用的，會淘汰下來去當漕船繼續用，其使用年限可長達三十年（5）。即使是到了明中葉造船質量大為下降的時候，官方的大修改造年限也限定在十五年（6）。又，萬曆《明會典》中有記載天順朝對松、杉木船的規定維修年限：「松木二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由此可見，楠木海船至多只需要四、五年一小修，八到十年大修，十五年改造，質量尚好的甚至不改造乾脆直接作為漕船繼續使用，且在維修過程產生的「舊料」還要繼續循環使用，所以就是以一年的維護和損耗為總造價的五分之一計，也不過年支出十一萬兩而已。由此可見，鄭和艦隊「寶船」和其他艦隻在建成以後的養護、維修費用並不大。再一個支出是船隊所屬的兩萬七千多人部隊，這個數字單獨聽起來似乎很大，但放在永樂時期的部隊編製中，也只是個零頭而已。事實上，不單是明朝，中國歷代皇朝的部隊都是極其龐大的，少則七、八十萬，多則數百萬，這兩、三萬人的部隊，無論在哪一個朝代的強盛時期，都不是一個可以造成負擔的數目，也都只能算是個零頭。以明代著名的北京守衛部隊「京師三大營」為例，這支直屬皇帝和京師的部隊，其制度就是完成於永樂時期。《明史》載，這批京師部隊在洪武四年時定製為四十八衛，人數已達二十萬七千八百人，到永樂時期更增加到七十二衛，最後形成名為「五軍」、「三千」、「神機」的京師三大營。而洪武二十六年，這三大營將士支出為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其他則有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二萬四千石，草八十萬束，倘若鄭和部隊以三大營的1/7計，一年也就一萬多兩的費用。至於其他部隊，單是洪武二十六年時制定的天下都司衛所，就計有十七個都司，留守司一個，三百二十九個內、外衛，守御千戶所六十五所，此外尚有民兵、鄉兵等未計算入內，而《明史》說永樂時對這些「都司衛所」多有「增改」，可見其時編製人員比洪武時期還要多。如果按黃仁宇先生所敘的明常備軍總數，那麼鄭和部隊僅占其中的1.35%而已（7）。另外鄭和艦隊下西洋的費用，倒是有明確數據可查的。明宣宗五年，曾經下過一道敕令，其中說到下西洋開支時說：「仍於南京天財庫支鈔十萬貫與爾為下番之費，其西洋諸番國事皆付託於爾」（8），由這個「仍」字可知此乃慣例，也就是說一次下西洋的標準國家財政開支為十萬貫，折米六千六百餘石，折白銀僅為一千六百六十餘兩。不過當時的狀況下，即使一分不帶也無妨，只要有中國產品在船上，那就是錢，而且回來時候所得，肯定大大超出這一千餘兩。也許有人會說，兩萬七千人的差旅費只有一千多兩是不是可信，我會說，最好相信，不要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有明一代官員俸祿之低，可謂古今罕見，相當多的學者已經就這個問題有很多論著。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那就是明代著名清官海瑞，由於清廉他只靠俸祿生活，其結果是怎麼樣的呢？結果就是他為他老娘過生日去割了點肉吃，便在第二日的朝班上成為當日朝廷頭條新聞，說海瑞家吃肉了，明官員俸祿之低於此可見一斑，甚至於《明史》作者最後也禁不住在《俸餉》一節中哀嘆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此外一直以來有相當多的學人都認為鄭和及艦隊成員有私人進行貿易之情況，且找出了不少證據，但關於這個問題我未深加考據，故不能做進一步之探討，僅為一說錄於此。不管怎麼樣，綜上所敘，單論鄭和艦隊本身的製造、維護以及人員開支，都只能算是整個國家財政開支中極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因此耗盡府庫而導致航海活動無以為繼，即使是劉大夏，也只能指控其「費錢糧數十萬」而已，而不是「百萬」級的單位，這個開支，在明初的財政中應付起來是綽綽有餘的。至於有人說當時明政府因財政緊張發不出俸祿，只得用實物來發放鄭和艦隊成員的俸祿云云，在這裡可以我很明確地說，這不但是一種誤解，而且是一種因對《明史》和明代財政特點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而導致的錯誤認識。明代，尤其是明初，確實有相當多以實物代替俸祿的事例，但這絕不是財政不良導致的，而是因為明代俸祿制度和賦稅特點而導致的。明代自立國起，就不是貨幣化的俸祿制度，而是以實物和貨幣並行的俸祿制度。而賦稅也是以實物賦稅為主，兼有貨幣賦稅。之後由於實物賦稅尤其是田賦及徭役的各種弊端，才逐漸改實物稅為貨幣稅，俸祿也漸趨向於貨幣發放。明神宗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張居正開始推行「一條鞭法」，把徭役合併到了田賦中，計畝征銀，把勞役稅徹底轉化成為貨幣稅，並規定各種賦稅一律徵收銀兩，從而完成了中國財政史上實物稅到貨幣稅的轉變，結束了中國因襲兩千多年的實物稅、勞役稅、貨幣稅並行的賦稅制度，而勞役制度也因此而消亡，這是我國財政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在此前，由於實行的是實物賦稅，又因當時的白銀產量問題及元朝時中國白銀大量流至中亞的影響，所以明政府雖然收入相當豐厚，可白銀卻一直非常短缺，故一直禁止民間以白銀為貨幣進行交易，而使用寶鈔和銅錢，如永樂時期「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9），這個情況一直到隆慶年間才有所改變。而明代皇親國戚和官員們的俸祿，更是一開始全以實物支取，其後才米鈔兼給，又郡王的兒子一類，則乾脆賜給田地，讓他們以租稅為收入，不給俸祿，到後來才改換成祿米。《明史》中對這些規章制度記載得很是清楚翔實，現僅擇錄其兩條於此：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提到北京和南京兩地的文武官員們下半年的折色俸，是用「蘇木」（一種棉布染料）、「胡椒」支付的，而這兩樣正是當年鄭和下西洋時經常貿易項目，這些產品在南洋一帶產地其價格極低，通常只需要用陶瓷或其他中國普通產品交換就可大量獲取，與中國市場的差價數以十倍計，所以一直到後來嘉靖、萬曆年間海商們的大利潤經常貿易項目中，這兩樣還依然是大宗。事實上這應該算鄭和下西洋的一大功績，因為這使得明政府等於在用價值無幾的產品，如陶瓷和鐵器、棉布等等作為俸祿發放，極大地為明政府節約了財政開支。說到這裡，則必須說說鄭和下西洋時期的貿易得失了。關於此事，不得不說由於太多的政治性支出，所以單純從收支平衡上看，鄭和下西洋是個虧本的買賣，但這個結果需要從多個角度來看待。鄭和下西洋，首先是秉承了永樂大帝可能要掌控東南亞海域海權，讓東南亞各國承認中國是其宗主國，讓他們成為附屬國的旨意，所以在下西洋過程中，賞賜頻頻，同時對當地統治者的朝貢舉動回報巨大。這導致了各國使者頻頻前來朝貢，雖然其中多有仰慕中華者，但亦不可排除有不少是沖著朝貢貿易的豐厚回報來的，因此單純從貿易角度看，這確實是得不償失的。不過明政府和百姓們從鄭和下西洋時購回的海外產品中得到利潤回報，也是相當巨大的，如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花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親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
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惟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吏，米鈔兼支。……正統中，……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
自永樂改元，譴使四齣，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
所謂博買，大略是先由政府機構統購統銷，然後餘下部分讓市民與對方直接交易，政府從中抽稅。正是由於海外商人和貢使帶來的產品價格和中國市場價格差異巨大，因此才有「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一說，如果沒有明政府的賞賜和朝貢回報，下西洋和朝貢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是非常明顯的。
---------------------------------------這稿子的目錄大綱我是做出來了的，一併貼上，這裡的內容只有大約1/3，有興趣的可以看看，應該可以知道我做這篇東西的大致思路。粗體是我貼出來的部分。明帝國海風雲
——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海上霸主
汗青
目錄
第一部：它比煙花更寂寞
第一章：耀眼而短暫的中華最強海權
——世界最強之海軍：鄭和艦隊
1，
歷史記載中的鄭和無敵艦隊
2，
永樂大帝戰略和鄭和下西洋
3，來自西域的穆罕默德後裔鄭和及其艦隊成員
第二章 明帝國的東南亞藩屬控制及帝國艦隊的海外軍事行動
1，肅清（蘇門答臘）舊港，舊港宣慰使爭位事件
2，錫蘭和蘇門答剌戰役，帝國遠洋艦隊的戰鬥力
第三章：天朝上國和外番蠻夷
——明帝國的閉關鎖國和歐洲大航海時代
1，祖制、忠臣，突然消亡的明帝國海軍與海權
2，鄭和下西洋的費用與明帝國財政收支
3，
海外貿易、白銀、江南經濟和資本主義
4，
航海王子亨利和葡萄牙的崛起及東方海洋經濟
第二部：第二代東亞海上霸主——武裝海商
——明朝海商及倭亂
第一章 明帝國的「海禁」與經濟、海商及海盜
1，「海禁」與日本內戰、倭寇
2，「海禁」與江南經濟
第二章 互市和海商、海盜、倭寇
1，，少年無賴宗主、徽州大行商汪直
2，，東亞海上霸主：「巨寇」汪直
第三章：生死宦途和國計民生
1， 明帝國政界主撫、主戰兩派的生死惡鬥
2，生死政戰下的胡宗憲江南經略
3，帝國政事和汪直之死
——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第四章 「巨寇」汪直之死與隨之而來的倭亂顛峰
1，沒有出路的海商和海盜
2，平定倭亂與平倭將臣們的宿命
——趙文華、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等人的結局
3，海禁終於還是開了
尾聲：日月落滄海——最後的中國海霸主
——顏思齊、鄭芝龍和鄭氏武裝
「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鄭和，明成祖可謂中國海權戰略意識第一人，所謂尋找建文帝下落亦或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為自己篡位奪權增加合法性的說法，都非常淺薄，根本無法解釋鄭和七下西洋的持續穩定投入。
很多人認為明朝朝貢堪和體系是散財賺面子輸里子，這種其實是種誤讀。堪和貿易核心在於利用中國龍頭經濟實力，輻射周邊國家，利用經濟槓桿，實現外交利益最大化，非常類似於美國當年對中國的所謂最惠國待遇。同時，反過來利用堪和貿易體系，掌控主導經濟貿易權，建立對周邊國家的貿易體系。 而鄭和下西洋，則更進一步，一改天朝上國，坐居天下之中，以待萬邦來朝的政治傳統，進擊藍海，布國威於萬里，開創貿易線，建立進取型遠洋貿易體系，真正把商業貿易當做國之重器。
明成祖一朝短短20年，營建北京，五征蒙古，收復交趾，穩定遼東，哪一項不是靡費萬千，農業稅在剛剛經歷靖難之役的中國絕無可能支撐的起如此耗費，而居然永樂年間沒有出現巨大的政府財政危機，這個經濟奇蹟中國數千年只有隻有打通絲綢貿易線的初唐勉強或可比肩。 而明朝陸上交通線遠未打通東西，中亞混戰不休，根本不可能成為可靠的貿易線，唯一能夠解釋的就是鄭和打通的西洋貿易線，想必是依賴於深入藍海，遠達印度的牢固貿易線，配合通過海禁和堪合朝貢體系下的實現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獲得了極大暴利才有可能支撐起如此龐大的開支。
但這一看似為帝國政府帶來極大經濟利益的政策最終卻人亡政息，無法延續成為國策，一定存在著其巨大的不合理性和背後的政治博弈。
顯然，鄭和作為內廷官員的代表，某種程度是代表了皇家私人利益，與士大夫階層存在著天然的隔閡和政治角力。士大夫體系斷無可能容忍這一勢力的快速膨脹。
其次，海禁和國家堪和貿易體系經濟上追求國家壟斷貿易，希望實現政府利益最大化。但實際操作層面其實難以有效管控民間私人集團的出海貿易，所以雖然明太祖海禁政策執行數十年，但東南外海已經形成了很多華人為主的海盜貿易集團，這些集團與東南士族兼富商形成灰色地下渠道，運轉良好，利潤豐厚。而鄭和艦隊一出，則徹底打破了原有的生態格局，這些個人勢力無論在武力還是具備的商品財貨方面都完全無法與皇家政府的合法代表相競爭，不是被剿就是在商業競爭中被擊敗。這就嚴重損害了東南士族的經濟利益。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鄭和不知被多少官員所詛咒，污名化運動早已在輿論場展開較量。
還有，鄭和下西洋雖然是賺了很多銀子，但很可能最終是很大一部分落入了皇家內府，沒有進入正常政府財政體系。政府財政體系要負擔著供養西洋艦隊龐大的開支，卻無法形成透明可預期可衡量的財務收益，皇上雖然有錢了，時不時拿出費用貼補財用，但這與鄭和下西洋毫無關係。所以即便是持身正派，為天下蒼生為念的道學清流派士大夫階層對這個花錢，不解決財政問題的投入非常痛恨也就毫不奇怪了。
基於這種情況，沒有理清理順國家開拓型貿易體系背後的各個政治勢力間的利益分配分享問題，這項對於國家財政小虧錢，士大夫官僚大虧錢，皇家小金庫一家大賺錢的政策是極難維繫長久的。
說到底，這是中國古典時期政府與皇家非常奇葩的體製造成的。一方面，理論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理論上只是皇家的行政班子，天子奉養都應該由政府承擔。但實際上，政府由官僚系統運作，具有自己的責任權力和義務，與皇權存在著一定的衝突制衡。所以中國歷史上大凡雄主，一方面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程度，另一方面建立完全聽命於自己意志的私人系統（宦官內廷），同時建立完全屬於自己的經濟體系。但皇家的經濟系統的小金庫為最大化，合法化的獲得收益，就又一定會利用皇權對政府的強大主導性，獲得政策面支持，花錢經費天經地義讓政府出，收益呢，除了農業稅自己要留一堆小金庫。 這種不清晰的產權，政府機構間扭曲的責權利，相互間的博弈就只能朝著雙輸方向發展。
其實，鄭和的事業依靠鄭和和成祖創立的模式，根本無法長久，只說一點，鄭和之後，皇家再能找出鄭和這麼牛逼的太監嗎？因人成事，最後人亡政息，也在所難免。
如果想要成功，在控制力薄弱的古典社會，開萬里之波濤靠行政壟斷是絕無可能的。只有建立如英國荷蘭那樣產權明晰的股份企業化去經略海外，形成廣泛的利益共同體才能形成政策共識，有效的政府政策牽引，以國家意志形成雁行陣，國家隊皇家隊士大夫商隊打頭陣，後面跟隨鋪天蓋地的小的民間貿易團，才能開創中國的大航海時代。
不過，這很難在中國這種農業文明為主的社會中誕生，海洋貿易終究難以進入主導國家戰略士大夫的視野。清朝最後肅清沿海，實現了壟斷貿易，萬邦來朝，坐擁巨利，認為既然別人願意上門，又何必歷不測之大洋去出擊海外呢？
鄭和之後，再無鄭和，那振聾發聵的海權意識吶喊，已成絕響，一聲嘆息！一是為了找他侄子阿，結果不是沒找到就是已經弄死了。二是參考美聯合艦隊，就是讓附近小弟認清楚誰是老大誰是最牛逼皇帝。
鄭和下西洋完全就是中國面子工程登峰造極的案例，最後因為入不敷出而停止。國企、權利、經濟人
易行道： 你們想聽我講什麼？
網友：肯定房產。政治什麼的不關我事，人口老齡化和房產和貨幣關係，那都是神仙打架，自己都快流離失所了，講經濟轉型和就業吧。
易行道： 經濟轉型的可能性不大，就業將會長期看衰。就我看來，早賴賬要比晚賴賬成本低，但周奎認為賴賬就要賴多的。
講經濟人吧。
官商。就我看來，中國的商人分為資本家、小資還有官商。儘管國家不容許官員經商，但大量的官員還是曲線經商，道理其實很簡單，灰色的收入需要處理，而微薄的薪水根本養不了一家人。就我的觀點，官商蠢的好有一比，他們大多是通過對某一行業技術、資本、品牌、業務的壟斷過活。天（道）若不予，自取之必禍及子孫。關於這一點，小資最起碼要具備經營一家公司的能力。而資本家就像草原上的狼，他們成群結隊的洗劫小資。小資就像草原上的羊，他們不僅僅要被獵殺，還會被「競爭死」。中國經濟數字始終耐人尋味，二季度GDP增速是6.7%，而民間資本的投入卻是隔岸觀火，對不起狼和羊都不玩了。道理其實很簡單，扭曲的市場經濟規律叫人害怕。
論十大關係之中央與地方。不僅僅歐盟、美國不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一個連鹽政都要壟斷經營的市場經濟體，市場怎麼認可他的市場經濟地位？十七大、十八大都要說退出市場，可惜做的都是表面文章，真正需要退出的領域，有關權利部門根本不願意退出。即使如此，地方政府還非常反感國務院的那地方政府的權利做人情，減少地方政府的權利。地方政府心裡想的是：國務院你放你自己的權利啊。國資委、發改委、工信委這些委的意思是什麼？大意是這些部門，國務院也說了不算啊。這就是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尷尬之處。中國需要的是朱鎔基那樣的總理，擼一批，抓一批，殺一批，否則根本不能破局。
世界上有一個奇葩的部門就是國有企業，衝鋒在堵搶眼的第一線。違反市場經濟規律，那是會死人的啊。但是有關部門根本不計算用人填黑洞的成本。今天有一個問我，為什麼七月房價還沒跌。按照經濟人理論，就要假定人思考和行為都是目標理性的，唯一地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只能給你這麼說：一些市場經濟中笨不該存在的經濟單位，以扭曲經濟價值規律的方式，拉抬中國經濟的投資水平，用製造地王等教科書中看不見，摸不著的第三隻手，操縱經濟，導致房地產價格沒有跌。這種行為方式叫計劃經濟。發改委的前身就是計委，計委的最大行為準則就是扭曲價值規律。比如說：土法鍊鋼，這造出來的是垃圾，但是GDP和投資水平不是最後上去了。用蘇聯的經驗就是莫斯科製造一個紐扣賣一盧布，然後花一百盧布的運費，運輸到海參崴，還賣一盧布。你不是認為虧損了一百盧布？對啊，這就是計劃經濟的好處。然後中國還有新疆用鐵路三千公里拉石油到蘭州煉的神話。石化工業還修在城市的水源上游，和地形風的上風口，美其名曰為人民服務。
經驗之談，還是禁言說這些好。因為你們把我帶迷路了。你開啟了全員禁言。管理員開啟了全員禁言，只有群主和管理員才能發言。
你們扯太遠。都忘光了，我暈。。繼續我們前面的內容，國有企業的效率。國富論裡面有一個觀點，那就是土地一定要交給僱農去種！！！！而不能自己種！！！更不能交給管家去種！！！！！！這個道理其實超級簡單，作為一個經濟人，擁有土地的人是誰？當然是地主和資本家，他們種地理論上會效率最大化，但最後的結果卻是連年虧損。因為他們不會判斷市場、氣候、土壤改良等。那可不可以交給懂的管家去種？這些年一直和佃戶打交道，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事實上也有一些管家精通農作物優選，熟悉市場、懂土壤改良等，但事實上也不可以。道理還是很簡單，經濟人。假如是管家去管理農作物，他會採購最貴的物資，然後從中吃回扣。他會盡量創造損失，然後誇大損失的程度，然後從中取利。這或許就可以解釋國有企業的不正常虧損了。而這個土地必須交給佃戶去種！！佃戶比資本家經營成本高是事實，但佃戶會通過學習農作物優選，熟悉市場、懂土壤改良等提高農業產出和效率。佃戶在知識和經營方面明顯不如管家，但佃戶會為了吃飽肚子和更多的收入而去學習。然後整個經濟活動就合理了。
而國有企業存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管家種地。扭曲價值規律和無視經濟人的結果就是蘇聯年年餓死人！！！蘇聯是世界上陸地面積最大的國家。蘇聯不是有一個勞動模範，據說他一個人的勞動產品相當於美國工人的五十倍，但他的工資比起美國工人而言直接是微不足道，當然他獲得更多的是小紅花。小紅花這種東西騙幼兒園的小朋友還行，你騙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那就不行了。所以蘇聯在勞動模範的背後是國家、社會自上而下系統化的消極怠工。切換到中國就是小崗村，為什麼小崗村會三分之一餓死？因為消極怠工嘛！那為什麼蘇聯不對工人進行物質獎勵？答：經濟效率低下，賣到海參崴的紐扣賠本。一直到蘇聯解體，全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農業完成機械化的蘇聯，在靠出口黃金，來緩解自己的饑荒。這就是理論上國有企業可以經營好，但實際上國有企業不可能經營的好，因為他違反了經濟人原則。
我一直在講中國可能爆發的大規模違約。中國在塔底，你產業升級的結果就是印度經濟起飛，自己還要國有企業頂缸。而所有問題的核心都是，國有企業的彈藥是有限的。國有企業能頂幾個月？國債就是修高鐵，這些都是沒有經濟產出的。日本那樣的經濟質量和經濟總量，才修了一段樣板工程。還債還是其次，最關鍵的還是運營，那不是賠一年，而是如果不炸掉，他會永遠賠下去。剛那句話需要更正一下，就是炸掉還是要賠銀行貸款和利息。
經濟人的概念來自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一段話：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不說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好處。
還是前面講的那個套路，糧食價格決定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價格決定製造業，只有製造業發展了，才能支撐起房地產有序發展。而事實就是民間投資不玩了，不是減速，而是徹底不玩，持幣觀望。都這麼大的人了，道理都懂。「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因為做不到。
用郎咸平的話說：他三十幾歲上沃頓商學院的時候，他28的老師告訴他，不要宏調。為什麼呢？為什麼呢？為什麼呢？因為你在扭曲價值規律，導致市場出現連鎖反應。今天有人要推翻經濟人假設，我告訴他：假如你能推翻經濟人假設，那你就能推翻全部經濟理論（當然不包括資本論）。
（今天氣死我啦，剛百度發現抄襲我公眾號的情況居然那麼嚴重，最可笑的是他們的閱讀量、打賞、點贊是我的幾倍，拳頭立刻就攥了起來，假如加起來那就不忍細說啦。無語啊。假如可以的話，請讀者將此文轉至朋友圈，我先謝謝了。哎。活的真有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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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鄭和下西洋的事明成祖朱棣，他之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原因：1.在經濟方面，通過明朝商船帶有大量的商品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換，買賣，發展經濟。2.在政治方面，由於明成祖朱棣通過兵變取得皇位，為了能讓朝中大臣臣服，他必須有所作為，三年的戰爭對國力消耗很大，因此他想用發展經濟達到政治目的。當時朝中大臣是十分反對商船下西洋的，他力排眾議，堅持下西洋這項活動，就是做給天下人看的。3.在外交方面，通過商船向鄰國及其他國家宣揚天朝天威，達到的效果也很好：許多國家派使團訪問明朝，並有所納貢。4.在軍事方面，當時海盜嚴重威脅沿海安定，鄭和的商船上不僅僅帶有商品，還有大量的精銳軍隊，尋機剿滅海盜。5.最後就是很流行的一種說法：找到建文帝。雖說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是位明君，但他始終洗不掉他謀權篡位的罪名的。
這個話題和10月1日南方周末主題《鐵軌上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南方周末上的觀點很有借鑒意義。《鐵軌上的中國》主題中很重要的話題是「高鐵」，其中就有核算「高鐵是否是門賺錢的生意」，我節選一段：
避免均等化投資並不意味著只講狹義經濟邏輯，只投資會盈利的高鐵線路，而是意味著可以講政治邏輯或廣義經濟邏輯，但不能背棄最基本的經濟邏輯，（一）底線應該是高鐵網的營業收入能夠覆蓋營業成本，就不要考慮折舊與利息（高鐵費用中很多是貸款）等支出了；（二）如果營業收入還能穩定地償還利息，那就更好了；（三）如果還能進一步計提折舊費，那就能還本付息，收回線路投資有望。考慮到中國雄冠全球的整體人口規模及人口聚集規模優勢，高鐵網如果能避免均等化投資陷阱，保一爭二是很有希望的，保二爭三也不是沒有可能。
做到一或二，從狹義經濟核算的角度當然是虧的，但考慮到高鐵的正外部性，從經營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合算的，這是政治邏輯或廣義的經濟邏輯。差別在於經濟核算範圍的大小。
善用正外部性從經營城市的廣義經濟邏輯看，以整個城市為核算單位，修建地鐵網是一門好生意。既然城市政府可以從經營城市的高度來修建地鐵網，國家也可以從經營國家的高度來修建高鐵網。從經營國家的廣義經濟邏輯及政治邏輯看，以整個國家為核算單位，如果擺脫均等化投資的陷阱，修建高鐵網也不失為一門好生意。
高鐵整體虧損是世界性難題，也就是說中國乃至世界目前盈利的高鐵線路少之又少，那國家為什麼還要大力修建高鐵，做這賠本的買賣？這就又要上升到「經營國家」整體層面上來考慮得失，不能僅算狹義經濟賬。
公眾對「鄭和下西洋」的爭論也是站在不同的維度評價：單從狹義經濟來看，鄭和下西洋耗費國力，所能帶回的直接經濟回報肯定得不償失；但從經營國家來看，無論是政治意義、探索價值等等來講，都是一件合算的生意。切換到明朝的歷史環境，「鄭和下西洋」又像當今「人類探索太空」：現在探索太空可是個巨虧的買賣，但考慮到軍事意義、政治意義、長遠未來，探索太空雖然消耗國力，許多政府也都在積极參与。引用來源：南方周末官網南方周末 - 【鐵軌上的中國】高鐵經濟學：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劉慈欣寫過一個短篇《西洋》，假設了鄭和沒有返航繼續向西航行，最後顛倒了世界歷史進程，腦洞相當大，但是感覺代表了部分人對鄭和下西洋的看法。
在蟹爸家聽到的版本大明王朝皇帝覺得自己牛逼哄哄，派鄭和去周邊鄰國送錢，讓他們來朝拜，朝拜的時候會帶些禮物來，但是皇帝會賞賜更多財物，以示國威，我們現在送錢給非洲兄弟，也是尋著先祖的傳統啊……
一聽就是中國人乾的事，往好聽了說是不恃強凌弱，愛好和平。往難聽了說是賠本賺吆喝，打腫臉充胖子。我個人還是希望鄭和能和歐洲那幾個國家幾十年後一樣乾的
成祖時期的國內私營經濟已經初見端倪，滿足國家建設需要之物資充足後，朱棣允許將多餘的投入市場進行貿易。可見明初生產力恢復之迅速。永樂後期，有些官營企業就逐步轉入私營。到了仁宣時，全國範圍的國營工礦企業都已經變賣為私營。國營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比如鄭和下西洋時，永樂在全國開了10多座大型造船廠，宣德以後，大部分都轉賣為私營或者廢棄，官方只保留了三座船廠。成化弘治時，私商乘巨艦開展的海外貿易就已經大成氣候。三言二拍就寫過一個成化時私商去緬甸經營而發家的故事。鄭和之後無鄭和，其實就是官營經濟向私營經濟的迅速轉變。
鄭和，說是去賺錢還是小事，他要為明朝打通去波斯奧斯曼的商路，並且宣揚明朝國威。元朝時就和這些地區貿易頻繁，明朝取代元朝後，西洋諸國不知明朝底細，單方面聽蒙古的說法以為明朝會威脅他們，所以對明朝實行了海禁，禁止明朝商船去那裡貿易。結合蒙古鐵木爾大帝伐明朝失敗，朱棣邀請30多國使臣參觀在土木堡舉行的20萬人大規模軍事演習，大大鎮服西域諸國後。先顯示威儀，再向他們表示友好。鄭和下西洋和軍演兩件事結合，西洋諸國對明朝的戒心徹底消失，成為與明朝友好的邦交往來國，明朝的國際地位正式確立。之後真的不需要鄭和了，私商們去和奧斯曼貿易吧。明朝經濟正式形成騰飛之勢。鄭和下西洋還有其他很多目的，比如去非洲。東非是金礦之地，不過東非的金礦是在14世紀中後期才被發現。明朝的貧礦，確實是有找礦源的目的。沒有找到礦源的明朝，只能大肆發行紙幣。限於技術，紙幣質量很爛，但是越爛越要發，否則經濟就會崩潰。明朝在何時取消紙幣，嘉靖三年1524，結合1492年哥倫布大發現，美洲銀礦開始源源不斷的開進明朝，明朝的貨幣流通足夠了，適時取消紙幣，而後張居正改革擬定白銀為正式流通貨幣。鄭和下西洋還有一些零星目的：消除在南洋西洋橫行的中國海盜，宣揚自己與諸國交好的決心。當然還有鄭和的私人目的：宣揚伊斯蘭教。目的達成後，真的不需要鄭和了。明朝商業稅極低，不下西洋弄錢，哪裡有錢北伐蒙古，艦隊廢除以後，連東邊幾個海盜都解決不了，一打仗就沒錢，沒錢士兵就去搶老百姓，明政府連日常的維持都難以為繼，滿清幾十萬人就把明朝打敗了。美國每年軍費幾千億美元，花這麼多錢為了什麼，這些都是控制全球貿易的硬實力，花這麼多錢完全值得，如果艦隊不廢除，明朝控制全球貿易的話，也就沒西方什麼事兒了。
所謂的萬國來朝，往往並非是亞洲、非洲各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而多只是明朝最高統治者自己想方設法，不惜代價的導演出來的，為的是證明皇權的絕對權威性。
每次的海外來朝，都是要明政府給予超值大賞賜的，在這種情況下，每次去朝貢都意味著朝貢者能發一大筆橫財，以致你不要他們來都難的情況出現。
而鄭和下西洋勞民傷財，耗費國力外，對海外的開拓事業也是場打擊。作者P28語，宋元時期中國私商網路遍及東亞和印度洋水域,印度以東水域的貿易基本上由中國海商主導。海外華人已有自己的集中聚居處,而且規模可觀。中國海外殖民事業進入了貿易和移民並行和互動階段。但是鄭和下西洋後,情況發生根本轉變。鄭和下西洋大規模進行的朝貢貿易使中國海外私商貿易無利可圖。朝貢貿易貫徹厚往薄來」原則，使原來與華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國紛紛加人朝貢行列各國使臣商人不但能搭乘鄭和艦隊攜帶貨物到中國，省卻運費和漫長旅途中的浩大花費·而且能從朝廷饋贈中獲得暴利。鄭和艦隊攜帶的中國貨物數量足以滿足海外各地對中國貨物的需要，原先依賴中國私商的東亞和印度洋各地，不再需要和華商貿易就可以獲得商品。
此外，鄭和下西洋，還負有鎮壓安撫流民的職責。近其四處招諭，有八百多流民回國，但仍有如三佛齊（今菲律賓一地）陳祖義部為首的華商集團有部眾數千，不肯放棄事業，屈服回國，鄭和第二次下西洋，大破陳部，殺戮無數，將陳擒回中國斬首，鄭和對海上遊民和海外華商的打擊，使中國海商不得出洋，即使冒禁出洋也無利可圖，壓縮中國海商的生存空間。後世看到的繁華，興許前人付出了很多代價，歷史的評說里，幾個人會告訴你那些被掩飾的目的？
大概和現在的航天差不多吧。
我覺著花臉唱太監不是新發明，謝謝
15世紀最早的官商海外競爭，後來發現競爭不過，於是耍流氓，規定片帆不許下海了。
據說麻將就是鄭和下西洋的時候發明的。從明朝娛樂到了現在，竟然說沒用。不管當時損失了什麼，但是發展到現在，鄭和下西洋的舉措無疑是正確的，可取的，劃時代的，為人類的娛樂事業做出了貢獻，我覺得不給他立個碑真的對不起鄭和啊。
第二個觀點聞所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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