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許多台灣和香港的年輕人的政治傾向如此激進?

今天,台灣地區申請加入亞投行了,大陸表示歡迎。隨即就發生了很多學生運動組織的抗議行為,還出現和警方對峙的事件。

我突然回想到上次兩岸簽訂服貿協定的時候,年輕人們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甚至佔領了台灣立法院。

諸如此類的還有香港的佔中事件、暴力反對大陸遊客事件,簡直不勝枚舉。

我想知道為什麼港台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對於涉及到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如此敏感,如此激進。要知道,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已經在很多方面淡化了意識形態對港台的影響,低姿態尋求合作,為什麼年輕人都不買賬?難道他們的政治教育很不給力嗎?完全不考慮到港台的就業壓力有多麼大以及和大陸合作的好處,實在是令人費解。

幾十年後,這些年輕人會成為台灣和香港的主人,那時對我們豈不是很不利?請作出較全面的解答。


從宏觀的角度看08年後全球的青少年都激進起來了,歸根就底地看就是經濟的衰退,激發青少年對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的強烈不滿。

對全球化的不滿引發由世界公民意識轉向民族或種族或宗教性,貧富差距拉大引發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各左轉與民粹化,導致政治矛盾的激化,令民主政治無法有效運作,無法從議會中解決問題,年青人們就走上街頭,而新科技如臉書等降底組織化成本也有一定推波助瀾之作用。

而佔領華爾街(先是西斑牙其實,現在當時的組織已是第三大黨)給了其他地方的青少年很大的示範作用。台灣的大陽花,香港的中環都是對其的一次抄襲而已。

記憶中十年前老師經常與我們講述全球公民意識,當時我也深以為然,而08年後全球經濟衰退,美國自己的事卻把全世界拖入泥沼(好吧,其實是中國跟日本借錢給美帝玩),這造成了大家對全球化的不滿,也是全球化的又一次失敗。一百年前的金融全球化中,美國的科技浪潮中,褔特發明流水線作業,引發對橡膠的強大需求,而對橡膠公司的股票抄賣,在上海吸引了原本是眾籌用來建川漢鐵路的資金被偷用入市,後來橡膠泡沫爆破,資金斷裂,盛宣懷將川漢鐵路國有化,引發保路運動,最後大清轟然倒下。而一戰也是在當時金融全球化觸發,二戰則只是其延續。還有八十年代那一波。

全球化的失敗,經濟的衰退。讓人重新思考我是誰的身份問題,無法各外擴張則必然內卷,民族,種族,本土(文字語言文化:香港與台灣),宗教都會向來收縮,(其實當經濟衰退市場競爭更劇烈時這是一個理性策略),忿怒與不滿需要出口與敵人,這也是阿拉伯之春與全球右翼興起的背景。而中國則是一波反日浪潮與排外(漢外)情緒。

而貧富差距拉大引發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各左轉與民粹化。佔領華爾街可視作是一場反資本主義運動,08年不但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敗,更被視為一場資本主義的失敗,而QE只是拯救了資產價格,而沒有拯救工作與薪金,令貧富差距拉大,分化有產與無產者,社會矛盾激化。民粹主義興起,十萬人在巴黎街頭大唱國際歌,南歐激進左翼上台等都是其後果。

然而正如上表述政治矛盾的激化,令民主政治無法有效運作,無法從議會中解決問題,年青人們就走上街頭,香港與台灣便明顯有此特徵,而如同其他地區一樣,這些走上街頭的人漸漸開始成立新的政黨,香港有本土派,台灣有時代力量等。而他們都相同地在政治光譜上表現為經濟政策左,而對外各右。其正正就是金融全球化與貧富差距拉大不滿的相結合。

香港與台灣的激進青年少只是大時代下的一個縮影,並無任何特別之處。


一戰德國戰敗,德國年輕人懷念第二帝國時期的光輝,手裡卻連麵包都沒有,於是有了納粹。

二戰日本戰敗,日本年輕人懷念男兒的大和號,卻看著官僚和鬼畜簽訂了日美安保協議,於是有了全共斗。

蘇聯撤出援助,國內經濟活力直線下降,在反對官僚的大旗下,文革持續了十年。

89年東歐經濟崩潰,柏林的年輕人推倒了柏林牆,社會主義陣營解體。

爾後還有阿拉伯之春,離我們時間空間最近的當屬現今台灣和香港的激進狀態。

排除掉所有意識形態孰優孰劣的陳舊思辨,背後的根本原因:

1政府對經濟的發展失去控制,經濟要麼不增長,要麼實惠不會落實到平頭百姓頭上。

2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年輕人來說,依靠自身改變命運的思想不是主流,改變環境的衝動才是主流。

事實上,失控導致的群體盲動,向來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

生命個體想要較好的留存,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就是:悶聲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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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悶聲發大財就……

各位稍安勿躁,

我想說的是主流的年輕人雖然擁有通過改變社會結構來實現公平的願望,卻多沒有改變的能力,往往還會成為被利用的群眾盲動。

最好的社會制度一直是現代社會的鄉愿,我們需要的是適度的社會公平,剩餘的一切需要通過個人努力,來改變自身的處境。因為浪潮總是一輪接著一輪,每一次的浪潮未必是社會的進步。

歷史的溜溜球你琢磨不透,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開始往回碾了,碾在推動者的身上。

青年的精力應該有所自控,更專註於自身前途,才是對自己負責的價值觀念。

其他的,請交給時間,再交給歲月沉澱下的自己。

社會再公平,也不如你有個好爸爸來得重要,所以先搞清楚自己能不能做讓家人依靠的人,再來考慮這些你是否力能所及。你可能沒有選擇投胎的權利,但是至少你有做個好爸爸的權利吧。

當然如果諸位有人設計出了最優的社會制度,那麼也會是那些翹楚優先坐享其成。

所以大家想一想,到底贏的會是誰?你到底想不想贏?

當然,除去生命個體的優勝和爭奪慾望,還有荷爾蒙的播撒與之抗衡,從哪一種選擇中得到更多的快感,個體是有差異的。

懷揣著昂揚的情緒散步,還是抱著多砸幾個窗戶的情緒散步,抑或在窗前漠視著看人散步。大家都開心就好,這才是我理解的多元社會。

多年前的那次採訪,話語辛辣,但是多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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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一張圖足以回答問題。

上車就是交首付的意思。「實現上車夢想,有部電話就可以做業主」——這特么是我見過的最悲傷的遊戲宣傳文案……


Update November 15, 2016

本回答最新的留言。拜 @楊門 所賜:

現在川普當選了,更加印證了我之前說的:答主這種屬於高高在上何不食肉糜的角度,完全脫離了沉默的大多數所看見的實際。香港年輕人有機會成為社會棟樑=廢青能成為社會棟樑?哪有那麼輕而易舉。

首先,為了避免更多上綱上線的爭論,我必須聲明,本回答本意只在於提供一個非經濟學角度的解答。這是由於我的專業視角,促使我去做一些人性角度的思考。我自覺沒有資格去評述那些宏觀經濟角度的解釋(比如「買不起房激進論」、「經濟衰退激進論」、「社會歷史潮流激進論」之類的雄辯)。而且,在我看來,心理學層面的分析和經濟學層面的分析本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補充的。

其次,有些人認為科研=脫離實際,而政客的幾句花言巧語=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利益。這是我真正感到悲哀的。一些人認為只要實現了經濟增長,民眾就會自動獲得幸福感(對於很多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國家來說,這也許是對的),這種簡單思維已經帶來了太多弊端,這裡就不再贅述了。比這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認為在競選時口頭承諾短期內改善民眾處境,反倒勝過兢兢業業從事調研工作,致力於社會的長遠發展,因為前者「更貼近民眾」。民眾之所以可被政客所蠱惑所利用,恰恰是因為社會科學普及之不足。而不了解社會運轉的規律(在這背後很大一部分即是心理規律),社會科學的普及必然是無價值無說服力的說教。我所做的卑微工作,無非是用堅實證據支撐的心理規律去替代那些有著良好初衷卻缺乏實際效果的說教。

最後,既然有人提到了川總統當選這個熱門話題,我就斗膽套用我回答中的理論來解釋一下這個現象。(1)美國的諸多社會問題長期存在,未得到解決,而前任總統任期內推行的舉措,其長遠利益尚未顯現而短期內弊端叢生,這使民眾自然而然地歸因為社會需要變革。川總統的「激進」言論和議題,基本上主題都是圍繞著如何推翻各種現有體系,從奧巴馬醫改、TPP、NAFTA到稅法、移民政策、外交關係。這些都使他的支持者產生了「這就是我們需要的候選人」這一看法,且不論這些舉措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2)然而川普激發的並不是一個親社會激進主義的潮流,而恰恰是反社會激進主義的再次興起。無論他的觀點聽上去有多麼在理——和希拉里的高談闊論相比,這都只是用來維護個人利益的武器,而非建立一個人們自覺去維護別人的利益的可持續的社會體系。與之相反的,高舉種族平等、黑人生命同樣重要、女性權利、同性戀權利以及其它一百種權利的旗幟的親社會激進分子是完全反對川普的,這表明(雖然本來就是不言自喻的)同樣是希望社會變革,雙方卻有可能站到對立面上。(3)此次選舉中投票支持川普的有很大一批是中老年選民。然而,這批選民似乎更大程度上是由於對民主黨政府的失望,以及對回歸保守政策的期望,才選擇支持川普。也就是說,他們並不真的認為川普的那些大刀闊斧變革的舉措是可行的,但相比之下他們只是覺得奧巴馬-柯林頓政策更加不可行。中老年傾向於保守的態度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回答最後的推斷。(4)我個人並不支持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對於一個局外人來說,根本不存在二者擇其一的問題。原因即在於,我雖然同情親社會激進主義者的很多觀點,但並不認同其站在道德制高點,在尚未搞清實際情況的情況下就貿然干涉的態度(這也是本人最近的研究課題~)。但我至少知道,你能夠與一個親社會激進主義者展開辯論甚至說服對方,而與一個反社會激進者只有討價還價。

Update April 5, 2016

刪除了上次更新的最後一段,以及倒數第三段的部分,因為網路審查制度和港獨似乎應分列開來討論,不太適合放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中。如果那幾段話有冒犯到誰,請接受我的歉意。

對我的回答,以及其它回答的評論中呈現的兩極分化讓人非常直觀地感受到了中港兩地的意識形態鴻溝。這使我意識到恐怕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發揮著很大的潛在作用。很多大陸出生的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香港人的心目中,首先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然後才是自己是中國人。他們覺得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應該是反過來的——作為香港人,首先得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應該懂得為中國的大局(其實是大陸民眾的利益)著想,然後才是對於香港本地文化的忠誠。然而我們沒有意識到,其實一個香港人唯有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並為自己是香港人而自豪,才有可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嘛)。如果非要一個香港人在中國的大局和本地的利益之間做出選擇,這幾乎是個no-brainer,誰會選擇背叛自家人而照顧大陸的利益呢。唯有當兩地的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比如釣魚島問題),香港人才會表現得和大陸人同仇敵愾,這其實是認同本地文化,進而認同共同的中華文化淵源的表現。當我們強迫香港人不認同本地文化,而首先去認同一個大中國的文化,這其實也是無端加劇意識形態矛盾,削弱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增加香港本地民眾激進政治傾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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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April 1, 2016

這是我在知乎上的第二個回答。有人說這是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哈哈,我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這是職業病啊沒辦法。

評論恕不能一一回復,但少數評論讓我覺得有必要對我的回答的某些部分略作補充,同時也期望這樣做能使後面的評論更具有建設性。

@陳小E提到我對題主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與我前述的觀點存在矛盾。

最後分析社會中堅力量那段已經和前面的「親社會」觀點矛盾了。既然是為了整體利益奮鬥,又怎麼會因為自己有生之年享受不到了就放棄了呢?根本上還是因為慢慢的學習積累,建立了新的價值觀。文革的造反派不是因為覺得不能獲利而放棄,是因為認識到了當年的荒謬而回歸現實。

我同意僅從「隨著年齡增長從社會改變中獲益變少」這一角度恐怕不能解釋曾經的激進分子如何放棄激進思想的。更直接的可能性或許是,隨著年齡增長,為了改變社會付出的代價將會更大。人到了中年,擁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庭,開始為自己的子女操心之後,即使認同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理想,往往也不會立即拋下一切去為之奮鬥。但是我仍然相信一個親社會激進者的社會理想會保持得比反社會激進者更久,即使行動上顯得微不足道。以香港高校的教授為例,雖然當年各大高校和中學學生會舉行罷課期間,學校嚴令要求老師照常上課,不允許支持學生罷課,但仍有不少香港本地教授在此期間把課堂時間用於公民教育、價值教育(當然,他們所說的公民價值對於大陸同胞而言恐怕既陌生又荒謬)。一些人還在辦公室的窗戶上張貼了雨傘行動的黃色小傘標誌,以示對示威者的支持。

需要補充的第二點是,我提出親社會與反社會激進者的區分,旨在說明產生激進思想的原因是多樣的,既然如此,我們也不應一概而論地將香港和台灣的示威者(和暴動者)統統歸為親社會激進者。顯然,一部分人(我相信在絕大多數的社會運動中,情況都是類似的)並沒有太過崇高的追求,他們確實覺得社會在經濟分配上不公,導致他們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失。而過度歸因又將矛盾的焦點引向了大陸遊客、水貨客以及警察這些伸手可及的替罪羊。一旦經濟狀況好轉,恐怕這些人將會是第一批走下街頭的。因此,香港也有反社會激進者,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所指的主要是另一批人,他們走上街頭參與「佔中」的目標,顯然與很多大陸同胞,以及很多評論者所以為的不同。

最後,為什麼我要從心理的角度回答問題?除了職業病以外,最主要的是,把問題一味歸結於經濟下行和思想管制不利(「被美國洗腦」)時,我覺得不僅嚴重低估了人們對自己認同的理想的堅持程度,而且搞錯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如果香港的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原因就是經濟下行(和「被美國洗腦」),那麼我們面對的無非是一群反社會激進分子,要麼被收買了,要麼想要被收買。既然他們的要求如此不合理,那麼也只有動用辣椒噴霧劑、催淚彈和便衣警察來鎮壓了。如此一來,就好比安排外科手術來治療感冒,而不是老老實實地採納更合理的生活作息來提高對感冒的免疫力。就算外科手術能立竿見影治癒感冒,看官你願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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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幾乎每個回答一上來都提到「經濟不景氣」和政治激進之間的聯繫。

好吧,鑒於題主是在」經濟學「這樣的主題下提問的,這也不算奇怪,畢竟是一個外在觀察者的共識吧。

作為一個對社會生態現象感興趣,在香港讀心理學並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大陸遊民,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提得極有意義的。但是我的側重點在於:經濟不景氣,真的會帶來激進的政治傾向嗎?還是說這兩者只是經由某種未被觀察到的因素聯繫起來的」虛假相關「?抑或除了經濟不景氣,還有別的因素共同作用,從而促生了香港和台灣這一代年輕人的激進政治傾向?

首先,我們必須反躬自問,當你說某一方的政治傾向激進的時候,你怎麼知道別人不是這樣看待你的?有可能(在第三方看來),實際上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激進分子,導致你的主張與對方的主張相差更遠,因此才覺得對方的政治傾向激進呢?

在政治心理學領域,美國的研究者早已開發了一系列的自我報告測量方法,來測量一個人的liberal和conservative的程度,並發覺這兩者在美帝群眾當中不僅是負相關,而且還分別與不同的心理變數牽扯在一起,包括對於道德領域的判斷(e.g., Graham, Haidt, Nosek, 2009; Haidt Graham, 2007);宗教信仰的虔誠程度(Malka, Lelkes, Srivastava, Cohen, Miller, 2012);對於同性戀的情緒反應等等(Terrizzi, Shook, Ventis, 2010)。然而這一套方法只能適用於美帝群眾,因為天朝群眾的政治傾向顯然搖擺於不同的維度。類似地,香港和台灣青年的政治傾向與大陸青年的政治傾向也很可能不是一個維度上的,這就導致如何比較政治激進變成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那麼,是不是說沒有客觀標準來衡量政治激進程度了呢?也不是沒有。但是這個衡量方式說出來可能會有點嚇人,更別說測量了。那就是(綜合了別人觀點的個人鄙見),一個人的政治傾向激進程度=其政治理想狀態的實現在多大程度上必須要顛覆整個社會現狀。其實不難理解,在1750年歐洲還是君主制的天下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民選共和政府的理想是非常激進的;在1400年歐洲還是天主教的天下時,改革教會,使普通民眾接受教育的理想是非常激進的;在公元前500年的周朝(或者1800年的美國南方)還是奴隸制的天下時,廢除奴隸制的理想是非常激進的。所有這一切在今天的世界都已經變得遠不那麼激進了。反過來,今天ISIS的社會理想,放在1300年前,恐怕也不是什麼激進得了不得的觀點。換句話說,這些理想只要不與社會現狀脫節,不要求顛覆現有秩序,那麼就不具有(也不需要)煽動性,也不會被認為是不可救藥的空想或是極端危險的毒思。

按照如上推理,如果經濟不景氣影響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們很容易對現狀不滿,從而歸結到現有制度上面去,導致他們想要改變現有秩序,從而產生激進的政治傾向?聽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樣子!有沒有證據支持呢?

還真的有。心理學領域有一堆關於人的歸因傾向的著名研究(老文獻太多,記性不夠,這裡恕不列全部reference,有興趣者自查),目測還是十分穩定可靠的。比如,(又是美國的)研究者發現,人們喜歡把自身失敗歸結於外部原因;人們總在試圖為現狀中令人不滿的方面找替罪羊(通常是現任總統或現任政府,即使經濟現狀往往是應該由前任政府甚至更長期的因素來負責的);此外,有人主張,人們歸因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一種對環境的」控制感「,因此,就像斯金納的鴿子,人們甚至會傾向於把隨機結果歸結在他們(認為)可以控制的因素上,甚至為此而不惜幻想出特定模式來(e.g., Whitson Galinsky, 2008)。更有新的研究發現,在引誘人們去想像經濟困境局面時,那些童年就經歷過貧窮的人,比童年富足的人,更容易對現實具有較低的控制感,這種低控制感進而使其容易做出衝動決定,做事缺少恆心(似乎他們更想要一種」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而不是需要長期努力的解決辦法)(Mittal Griskevicius, 2014)。

此外,在中國古代,如果發生了地震、饑荒、洪水,乃至彗星之類的天災(純粹外部災難),都很容易被歸結於統治者觸怒了老天爺。這個時候皇帝就要下」罪己詔「,好像他給老天爺寫個檢查就能化解各種災難一般。而民間逆反分子往往也趁這種機會煽動造反,因為這種情況下普通民眾更有可能相信需要改變現狀,以息天怒。這種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迷信,恐怕也是歸因錯覺的一種形式。

為什麼人類會產生這種歸因錯覺呢?進化心理學認為,人類的歸因能力是為了適應環境和生存繁衍,而不是為了成為偉大的預言家。考慮到歸因出錯可能有兩種方向,一種是把明明可以避免的人禍,歸結為無法控制的天災;另一種是把明明無法控制的天災,歸結為可以避免的人禍。前者的代價是人禍變成天災(如果沒有犯錯,結果也無非就是省掉了做出補救的力氣),後者的代價不過就是你付出多少補救都是白費力氣(然而如果沒有犯錯,就成功避免了一場人禍)。從自然選擇的角度,傾向於犯前一種錯誤的人類很快就會被淘汰了,而傾向於犯後一種錯誤的人類淘汰得沒那麼快,反而變成了人群中的主流。

扯了那麼多,似乎只是為了支持一個觀點,那就是甭管經濟危機,戰爭,還是其它不可控因素,只要被錯誤歸因在了人為可控的現狀上,人們就有可能產生對現狀的不滿,進而導致激進政治傾向。然而這個公式能夠用到現在香港和台灣的年輕人身上嗎?

以個人鄙見,既能也不能。能是指內隱心理機制的解釋上,這套理論是管用的。但在外顯心理機制上,這套理論顯然是不管用的。因為激進的政治傾向可以有很多種,它可以左傾可以右傾,可以自由民主可以傳統保守,可以是宗教原教旨可以是新世紀福音戰士,可以無政府主義可以集權獨裁個人崇拜,可以環保綠黨茶葉黨可以經濟建設第一。在具體行為上,也可以有很多不同品種,從非暴力不合作到故意找碴不合作到暴力抗法不合作到全面暴動不合作到與外敵勾結髮起政變不合作到恐怖主義不合作。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也是對現狀不滿,試圖顛覆現有秩序建立新秩序;宗教戰爭也是對現狀不滿,試圖顛覆現有秩序建立新秩序;法國大革命也是對現狀不滿,試圖顛覆現有秩序建立新秩序,但是這些事件的歷史背景經濟社會背景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出發點也不是一回事。那麼現在看香港台灣的年輕人,也有必要審視他們的出發點,難道就是」反中亂港「嗎?

我認為不是的。一種最低級的,也是最缺乏自我意識和目的性的政治激進,就是把改變現狀與改善自己的個人利益掛鉤起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是以一個新的王朝(統治群體)代替一個舊的王朝(統治群體),然而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各個方面,完全沒有必要做什麼改變。這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激進主義,在其自我利益得到滿足後就會立即消退,不會進一步考慮別人的利益,但是在其自我利益得到滿足前,則會不擇手段。可以想見,在物質資源匱乏、社會動蕩不穩的封閉社會,人們不知明天能否安身立命的情況下,最容易產生的就是這種」反社會激進主義「。

另一種情況則比較特殊,那就是當社會穩定富裕,人們接受到的信息豐富多元,但是由於不斷加劇的競爭導致每個個體的發展空間被壓縮時,人們也會試圖改變現狀。但是此種改變的目標不僅僅是改變個人一時一己的利益,而是改變一代人乃至後世好多代人的整體命運。因此,在某些意見領袖的帶動下,具有同樣訴求的一代人會逐漸形成一種對整體命運的社會理想,這種社會理想要求對現有秩序做出改變,因此與現有秩序不相容。在這個情況下,受到這一社會理想影響的人們就會變成所謂的」激進者「。然而,即使他們的個人利益得到補償,即使他們的部分訴求得到滿足,這種激進性也不會馬上消退,因為他們其實並不在乎局部的利益,其真正目標是包含其他人的利益在內的整體命運。另一方面,這些激進者更有自我意識和目的性,他們將會反對那些導致與其目標相違背的社會倒退的純粹破壞性行動。因此,我將這種激進政治傾向稱為」親社會激進主義「,儘管其在很多人看來顯然不具有」親社會「性,但他們的出發點確是非利己主義的。我不確定這些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概括了香港和台灣青年的」激進「思想,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改變現狀,我知道任何的政治現象都是遠比這要複雜的。但是有時候概率真的能夠預測歷史,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上面這一通議論就是說,除了經濟不景氣這樣的觸發因素,其實社會原本的發展水平,穩定程度和競爭壓力,教育普及度,信息傳播的開放程度等等(當然還有原有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會影響具體哪種激進思想發端。在比較發達的現代社會,更可能產生的」親社會激進主義「(比如香港的年輕人。至於台灣青年,他們似乎對於現狀還沒有那麼不滿。。。),而不是」反社會激進主義「。雖然這兩種激進主義都有可能顛覆社會,但其目標和方式畢竟還是大不相同的。

最後一個問題。等這些」激進「的年輕人變成社會的骨幹中堅的時候,會怎麼樣?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想一想中國在Cultural Revolution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或者造反派的後代。他們不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骨幹中堅了么?然而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卻比40年前看起來更寬容一些呢。再想想美國和歐洲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和嬉皮士們,他們不是也變成了那些社會的中堅層,然而卻並沒有帶來想像中那麼巨大的改變么。

重要的一點還是社會改變的時間成本。任何改變現狀的行動都牽扯到一個時間成本的問題——改變需要時間,改變之後帶來的好處,也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體現出來。人生而有涯,隨著一個人的年齡增長,他能夠享受社會改變的好處的年限不斷縮短,而改變的時間成本則不變。更不用說社會改變的成功與否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邊際效益的角度來看,年齡越大的人,越不容易從社會改變中看到任何好處,那麼他們也就越沒有理由激進了。

所以,等二十年後,今天在香港街頭通宵抗議,與警察捉迷藏的年輕人,有可能成為明天的教師、醫生、律師、政客、商人、實業家、科學家、社會工作者和執法者。但是他們作為一個整體,永遠,再也不會,像今天這麼想要改變一個社會。

我只希望他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以至於二十年後他們不會為此而有絲毫的後悔。

References:

Graham, J., Haidt, J.,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29-1046. doi:10.1037/a0015141

Haidt, J., Graham, J. (2007).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 98-116.

Malka, A., Lelkes, Y., Srivastava, S., Cohen, A. B., Miller, D. T. (2012). The association of religiosity and political conservatism: The role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33(2), 275-299.

Mittal, C., Griskevicius, V. (2014). Sense of control under uncertainty depends on people』s childhood environment: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4), 621.

Terrizzi, J. A., Shook, N. J., Ventis, W. L. (2010). Disgust: A predictor of social conservatism and prejudicial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9(6), 587-592.

Whitson, J. A., Galinsky, A. D.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322(5898), 115-117.


上知乎這麼長時間以來第一次正經作答一個問題,首先,我覺得,激進派終究是少數。 答主就讀於英國某國際高中,學校里接近三分之二都是中國人(國際高中嘛,請勿吐槽。。)其中基本上是香港人一半,大陸人一半的比例。然而經過樓主一年多的相處交流發現,真正激進的,樓主還沒見過。學校近六七十的香港人中,真正稍有政治意見的只見過一個。。。這個後面再提

其他大部分的香港同學,大都表示對政治毫不關心或者沒有看法。樓主說的上次台灣佔領總統府的事件,有一次同一香港女生談起。(慚愧的是,在她告訴我這件事前,答主並不知情-_-) 她給我講述了事件的過程,當我問及她這些台灣大學生為什麼要絕食啊等等時,她說「 我也不知道,就是什麼民主啊什麼什麼的,不理解」 此言一出,頓時顛覆了樓主印象中香港人對民主狂熱追求的形象。我問她難道你們不在意民主嗎?她答我說:「我對政治從來都是沒看法,也不喜歡政治。」然後他又給我講了雨傘運動和魚蛋運動,她的看法是那些參加遊行的人過激。她說,開槍這件事不能怪警察,你說從前警察不干涉你擺攤那是想讓大家都過一個好年。但是這次警察不讓你擺攤又不是人家警察想為難你,他們也只是follow order,做自己的工作而已。這是例一。

另一個例子是一次和另一位香港男同學,他看到我在看香港的政治新聞(慚愧慚愧,答主在學習廣東話,看的是一個關於香港退休保障的視頻,以下附鏈接https://www.facebook.com/I.am.a.Hongkonger/videos/971947259558764/)他還說我覺得你知道到的香港政治新聞都比我多=_= 後來我們說起魚蛋運動,他問我有沒有看過視頻,他說,他看那視頻里,明明是那幫遊行的人先和警察起衝突,然後警察都被推倒了,才對天開了一槍嘛,他們還罵警察,不可理喻。

至於前面說的那個有些略微偏激的同學,其實也不能稱作偏激?她只是對自己的政治目標非常的有追求,就是為香港市民帶來民主,開放什麼的。有一次居然在全校的大會上講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說自己以後的目標就是將香港變得更加民主,當時底下坐的人群里一片竊竊私語聲。她的FB主頁的Propic都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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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其實就答主目前的經驗來看,大部分的香港青年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特別潛力的政治目標的,大多數人都不喜歡政治。(不過答主注意到他們中有一些人確實是不太喜歡特首梁振英,至於為什麼,答主也不清楚。) 現這麼多,手機打字好累啦,求贊求贊。

匿了


其實偏見和敵意還是在漸漸消融呢

圖來自1997 香港政權移交和 1999 澳門政權移交後,阻礙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統一的是什麼? - Sean Chen 的回答


題主啊, 這個問題我們分幾層討論一下。

第一層,激進與否討論的主要是程度,是不能用立場來作為根本的衡量標準的。具體來說,不是說港台年輕人反大陸就是激進,而我們的年輕人讓人家人走地留就不是激進;不是說港台年輕人反對服貿反對大陸客就是激進,而我們的網民意淫蔡英文一旦當選我軍就強推到對岸就不是激進。

第二層,激進與否討論的主要是態度,是不能用形式的不同來作為根本的衡量標準的。具體來說,不是說港台年輕人遊行就是激進,我們在網上罵街就不是激進;不是說肢體暴力是激進,語言暴力就是不激進。

第三層,激進與否討論的主要是本質,是不能用外在表現來作為根本的衡量標準的。具體來說,不是說人家政府讓遊行人家遊行了就是激進,我們政府不讓遊行我們不能遊行就不是激進;不是說人家天天遊行去站中秩序一片良好就是激進,我們政府偶爾放開一下西安鐘樓飯店就被點了就不是激進。

說白了,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都是激進的;國家、地區在國際社會或雙邊關係上越弱勢就越激進;年輕人代表的群體在社會上越弱勢就越激進。這是基本的規律,對我國大陸也是成立的;承認這一點,不能光看激進者立場是什麼,形式是什麼,外在表現是什麼。

說完了這三層,其實還可以具體補充回答一下題主的疑問。

今天,台灣地區申請加入亞投行了,大陸表示歡迎。隨即就發生了很多學生運動組織的抗議行為,還出現和警方對峙的事件。

其實所謂民主社會的運作往往都是這樣的,你吵吵你的,我干我的。很多網民覺得民進黨上台了台灣就要獨立了,可是蔡英文甫一勝選就發表講話說要「促進有序的兩岸關係」,現在要重啟服貿談判,要加入亞投行,愛國青年們是不是有點吃了狗屎的感覺?

我突然回想到上次兩岸簽訂服貿協定的時候,年輕人們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甚至佔領了台灣立法院。

然而大部分台灣人都認為,那次佔領重點反的是黑箱操作,並不完全是服貿本身;也即與其說它體現的是對所謂對大陸經濟政治問題的態度,倒不如說也更多體現了對馬政府的不滿。另外,呼應前面「年輕人都是激進的」的觀點,其實島內對於服貿的問題看法也很撕裂,這種撕裂也突出體現在年輕人和中年人觀點的不同上——正如題主所述,就業壓力大,及與大陸合作的好處。

諸如此類的還有香港的佔中事件、暴力反對大陸遊客事件,簡直不勝枚舉。

站中真的不暴力,反對大陸遊客事件的次數恐怕也夠不上不勝枚舉,甚至比北京人反對外地逼事件的次數都少一點……

要知道,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已經在很多方面淡化了意識形態對港台的影響,低姿態尋求合作,為什麼年輕人都不買賬?難道他們的政治教育很不給力嗎?

前面有題主提到了教育與教材,題主可以自行參看對比。另外,低姿態尋求合作恐怕也只是從我們的視角看到的表象,知乎上有不少帖子闡述了大陸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各種壓制,我就不再贅述了。總之事情沒那麼簡單。

完全不考慮到港台的就業壓力有多麼大以及和大陸合作的好處,實在是令人費解。

上文說過了年輕人和中年人看法的不同,再次就不重複了。另外就香港的例子而言,年輕人的激進態度恰恰與就業壓力、貧富差距、資源擠占、收入分配不公這一類既與日常生活、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又直接源自與大陸」合作「的問題直接相關,所以題主說完全不考慮云云,顯然是有點以自我為中心,帶一點一廂情願的恩主心態了。

說完了。


結了婚還房貸有孩子的年輕人政治觀念最保守,國家穩定的關鍵是讓年輕人畢業後能找到工作,能儘快付首付。

古時候皇帝看到年輕人都來考科舉就高興:「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現在要是年輕人都趕緊買房,領導人看見也會很高興:「天下英雄進入吾彀中」。說什麼「29歲之前買房很神奇的人」那叫做不懂政治。


某些地方人倒是不激進,最近工資都要不到,還被打。

你覺得這對我們有利么?


你看到的只是媒體呈現出來的樣子,香港和台灣的絕大部分年輕人對政治都不甚敏感。類似的事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常發生,只不過當這些事情被媒體摘出來而我們又做為被針對的對象,就會給你港台年輕人特別容易被煽動特別愛鬧特別不懂事的印象,其實他們只是小眾。

當然如果跟大陸年輕人比較的話,他們對政治的參與度還是要高得多的。因為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的就是與自己相關的生活,而我們關心政治,更多的是「操中南海的心」,沒有參與感,哪來積極性?

另外冒死說一句,就個人觀感而言,港台青年的政治素養是要明顯高於大陸青年的。我們從小政治歷史乃至語文課教的那一套,更多的是立場而不是知識,這就使得我們在談論政治話題的時候常常缺乏乾貨,甚至常識


這個比較不公平。在警察沒有嚴厲阻止時,大陸遊行的年輕人砸毀日本料理餐館,砸日本車,攻擊日本車車主將人打成重傷殘廢,香港這群年輕人相比之下弱爆了。

要比較,就必須在相同條件下比。

另外,我們幾乎看不到這種新聞:香港中年人上街聚集討薪,到特區政府門前要求大學錄取名額。

這是不是證明香港中年人比大陸的中年人溫和得多呢?


你覺得大陸的年輕人不激進么?現在一提港台都是人滾地留,這叫鴿派?《那年那兔》在國人看起來很好,要是以外人眼光來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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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很多評論來自這樣的腦袋: 對於外人(包括洋人與港台同胞)只有兩種對待方式:一,絞盡腦汁的去欺負他們占他們便宜,二跪舔.在我看來,這樣的腦袋就是激進分子,他們看不到友好相處,看不到互惠互利,看不到求同存異. 我並不認為他們與信奉某教的暫時沒有採取行動的狂熱分子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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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評論的挺好,我看著也挺開心,不過看到這個評論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我這裡不是針對這位兄弟,我是針對贊同這位兄弟的每一個人,下面是引用:

「秦國和三晉死磕一百年收復河西也叫激進?你有沒有看過地圖?看過台灣的地理位置嗎?

台灣是文統最好實在不行也必須武統的地方,台灣人的態度確實不
重要,實際上大陸人的態度也不是最重要的。秦國有了河西才有了安全,台灣就是中國的河西,一定要被我們控制。而且他們根本沒有獨立的本錢,中國不要,日本
人就會吞併他們。他們現在一邊台獨一邊親日,什麼原因呢?如果拱手把台灣落到日本人手裡,那才是對中國人的犯罪。

什麼叫激進呢?因為國家強大的緣故,1949年以後你就忘記炮彈落在本土是什麼感覺了,而你因此反過來嘲笑任何把戰爭擋在本土以外的努力。」

這個評論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他們既不肯皈依又不肯去死還佔有了本該屬於我們的土地和資源。」 我上一段話只是誇張的說他們與某些狂熱分子沒有區別,直到看到了這個評論。

我真的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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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被認為是聖母... 再次刷新我對激進者的認知.

多謝你們的評論, 沒有你們評論的佐證, 我的回答只是一個觀點, 現在觀點也有了,證據也有了. 激進的大陸年輕人,不是少數派. 而反觀這個問題與問題的回答們,真是烏鴉說豬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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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麼多主張以激進態度對大陸之外的年輕人們批評我不夠激進,你們是覺得對外一定要努力去撕搶利益是吧,這麼說你們很贊同同樣激進的台灣香港年輕人嘍?看到你們相互理解的樣子真是微妙的違和感啊。


重新補充答案,我的重點在你永遠沒法通過媒體去探知整個事件的真相,更何況有很多媒體嘩眾取寵的去放大捏造很多細節。

我有我的價值觀,我在陳述我的觀點。你的生活不幸福,請自我調節。不要到我的評論區去發泄。

我登錄微博貼吧,會有一種中國要完的錯覺,充斥著逼捐有理,逼婚萬歲,逼生孝順,順我著萬歲,逆我著傻逼的人。

但是在生活中,我身邊的同學朋友溫文有禮,懂得換位思考,希望求同存異。

我相信兩岸的網民並不代表所有群眾的價值觀和處事原則。

媒體宣傳給我們的錯覺罷了


浪潮總是一波一波的。。。

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年輕人都激進。之後就跌入了低谷,之前鬥爭的成果也日漸被蠶食(也不都是鬥爭成果,比如港中大當時剛創校很窮,經常需要學生幫忙幹些活,自然幹什麼,怎麼干,學生都有一定的話事權,這就是中大人津津樂道的員生共治。後來主要靠政府撥款了,自然得優先考慮政府的意願,再加上財政充足不在需要學生幫什麼忙,老一輩有情懷的創校人都死了退休了,員生共治就只剩一個口號了)總之,全世界在沒什麼反對聲音的情況下大搞新自由主義,貧富分化迅速。(大家可以看到二戰後各國貧富差距降低,七十年代開始回升,現在創紀錄的高)越來越多人開始不滿,自然又要進入抗爭的周期了。中國二十年前就激進了,結果被粉碎,才使這些年沒人關心政治。不過,這兩年好像又有回潮的趨勢了。外國沒有中國這麼激烈的改革,矛盾爆發的慢一點也符合情理。

至於為什麼反的是大陸呢,這十年有個反全球化浪潮,在大多國家,這意味著反美帝,而對港台來說,顯然大陸對他們影響更大點。。。你見過拉美一幫人整天反大陸么。。。


自己想要的東西,不說出來,不去爭取,真的指望別人一拍腦門大發慈悲賞給你么

遊行,上街,聚眾

這些在中文語境里已經變了味的辭彙,中國大多數人是不屑的

但是,中國近代就是靠這些才引起的一系列變革

你不上街,指望著慈寧宮裡的老佛爺體恤民情自己變法嘛?


越是能依靠自己實現價值的精英群體越是無暇顧及意識形態,越是生活窘迫的弱勢群體越是用極端行為突顯自身的無能和發泄心中的抑鬱


港台年輕人近年來政治傾向逐漸激進,根本原因在於全球性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的相對停滯:經濟不景氣,從而造成大量人員失業,其中以工作經驗相對欠缺的年輕人為甚。而在一個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或至少遊行示威等政治自由得到較好保障的地區,在經濟衰退後,感到生活無望的年輕人就會發起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運動。

對於港台地區而言,還有個特殊原因,那就是受到大陸的各種影響。在香港與台灣的地區發展中,逐漸產生了幾大矛盾,而這些矛盾幾乎全部都與大陸有關。所以,這些激進的政治運動將矛頭直接指向大陸就不足為奇了。

一是階級矛盾。大陸在對港、對台事務上,普遍實行了拉攏上層(代表大資本集團勢力的香港建制派、台灣國民黨精英)的戰略。於是,李嘉誠等大資本家通過壟斷房地產業等手段,資產暴漲;另一方面,城市地價高漲,推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給中下層民眾尤其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帶來很大的生活壓力。港台年輕人逐漸形成反對派,發起政治運動反本地資本勢力和其背後的中國(大陸)政府。

二是區域矛盾。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已經保持了持續十幾年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逐漸升級。大陸低端製造業,早已擊敗了港台的同類企業;貿易及物流業,逐漸奪走了港台港口的大量市場份額;正在改革中的金融業,開始衝擊著香港;技術不斷進步的高科技產業,也在衝擊台灣。區域合作深化後,即使大陸大幅讓利,港台本地的部分產業尤其是競爭力相對較弱的低端服務業也將受到極大的影響。這是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力較弱的港台年輕人積極反大陸的重要原因。

三是意識形態矛盾。在前英殖民地香港與民主轉型的台灣,民主是極其重要的價值。然而,港台的政治制度無時無刻不受到非民主的大陸的影響甚至操控,這是港台的民主主義者尤其是激進民主主義者所不願看到的。所以,民主成為了政治運動中的政治正確,真普選與反黑箱成為了有極大影響力的口號。

然而,遊行示威這種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容易導致情緒化和非理性。於是,群眾的激進,從態度轉變到了行動,從一小撮轉變成了一大群。從一開始有著幾分道理的合理訴求,轉變到了盲目反對的喊口號。演變到到最後各種不理性的遊行事件和攻擊陸客的行為,淪為民主的笑柄,這種民粹主義當然無益於問題的解決。而大陸,對此也有意識地調整了策略,開始反思原先籠絡上層的戰略,並逐步減少對港台的政策性讓利。儘管獲得了一時的勝利,但是一二十年後,港台民主派面臨的會是外部的經濟十分接近、高度依賴的大陸和內部的相對合理的分配狀況,對大陸已經沒有多少談判籌碼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大陸年輕人為什麼沒有台灣、香港年輕人那樣上街,那樣有政治傾向,那樣激進?


年輕人精力太多,無處發泄,

讓他們把仇恨瞄準外面,總比瞄準趙家好。

就好像每當趙家來點事兒,釣魚島旁邊就出現日本人了,是一個道理。


現在知乎新的政治正確其實是黑港台…

雖然想為大陸辯護,可是在外我的同胞們的所作所為讓我也快變成大陸黑了…

ps,其實香港台灣人跟大陸人素質半斤八兩,但是別人人洋爹面前表現好啊,反而大陸人的我行我素可能讓洋爹不太適應咯。雖然不文明的行為要抵制,不過香港台灣人人前一套人後一套更應該csy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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