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待何新這個人?


我看過他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印象非常深刻。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是相悖的,而是相容的。那麼蘇聯的計劃經濟是怎麼回事兒呢?他一針見血的指出蘇聯計劃經濟,或者說斯大林體制,不是計劃經濟,而是統制經濟。這種統制經濟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同樣存在,只不過不是和平時期,而是戰爭時期。也就是說,蘇聯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戰時體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蘇聯會窮兵黷武,把GDP的20%投入到軍備競賽當中——不是蘇聯領導人追求世界霸權,而是蘇聯經濟體制運行的自然需求。


1. 年輕的時候,做學術很有生命力。觀點和文字非常好看。我認為在社科類可讀性排名第一。

2. 89前後十年,基本上起到國士智囊作用,個人影響力發揮到極致。那個年代的中國,飄搖散綳,世界形勢山雨欲來風滿樓。如果你沒有在國外獨居過二三年,你無法體會中國作為一整體對中華民族如何重要。何新的作用是以個人之力儘力維護這個整體。這也是他人生最精彩的部分。他這段時間的各種文章,看問題方式,論辯,非常好,邏輯清晰,推理嚴密,不隱瞞,不遮蓋,有洞察力,好東西。從這塊來說,更實用的推理和預測方式是時寒冰,何新的文章學術味道偏重,你如果明白時寒冰的思路,再來看何新,會更清晰。

3. 因為89的原因,在學術界被人詬病。但中國的學術界... ,哼哼,呵呵~~

4. 老年研究共濟會,精力不濟,只是玩玩。翻譯各種經典,也只是玩玩。恐怕不能傳世。

5. 何新和時寒冰是我非常佩服的兩位大牛,真漢子,呵呵~~~


他的「新國家主義」和「共濟會揭秘」帶出的「重要思想」,都基本可以在這個演講中找到雛形。所以,我在前文說:「何新這次的演講,代表著何新個人思想已經體系化和歷史化」。結合其自那時以來的「學術成果」,尤其是「共濟會揭露成果」及其形成的輻射全國的巨大「愛國主義衝擊波」,我甚至可以說,何新老矣,他沒有心、沒有意願、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像他在文革時期那樣,和大地與底層人民共呼吸,吸收豐富的自然和社會營養,自成一家,當反革命;他已江郎才盡,卻又不甘寂寞,不得不走向神秘主義,靠在網路上,瀏覽西方某些網路時評文章,甚至一些西方瘋子、狂人、白痴、欺世盜名者、嘩眾取寵者,在無所事事時寫出的夢幻作品、科幻意識流,來構建其神秘主義天空。如果他「揭露共濟會」的那些東西都能算是學術成果的話,那麼幻想小說《達芬奇密碼》就絕不是幻想小說,而是更有理有據的學術成果。

右而左:「老江湖」何新,摧殘稚嫩思想,斬殺純潔靈魂 - 右而左 - 大參考


愚昧的聰明人

只見人之過而不知己之失,乃愚昧的天性。——西塞羅

何新是一個聰明人。也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

何新對時事有過許多精闢的評論,但是很遺憾的是,其中透露的愚昧,讓他與真理無緣。

他對自己心中的信念堅定不疑,卻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他有著可貴的獨立思考能力,但是同樣遺憾的是,他的思想沒有真正從自我中獨立出來,他的觀點依然有不少是社會環境等因素導致的錯誤論斷。

然而他卻不知道這是錯的。

一個好人就是這麼辦了壞事的。

其愚昧之處,主要只有一點。

他深深將自己束縛在極權主義框架之中。

他在陰謀論的陰影中,過分擔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雖然知道我國自身存在問題,卻沒能找到正確的解決之道。

嚮往民主和自由的那些人,其中不少比何新更愚昧。何新看到了這危險因素,預見這些人的愚昧將給中國帶來災難,可是他卻沒有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愚昧,而只是用人性的弱點將滿懷理想的人拉回現實,試圖使他們暫停變革的步伐,繼續忍耐服從。

何新不扼殺理想,因為他也理解那些要求改革的人,他也希望中國可以富強,並且他比那些激進者看得更遠些,知道當時用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他最大的錯誤在於只看到問題,沒有看到希望。

希望在心中,可惜他沒能找到。於是我們看到他為了穩定大局,選擇了悄悄把別人的希望也拿走。

當然他不知道自己在毀滅一個民族的希望,他以為自己在拯救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

真正的解決之道,應該是以人性之優點戰勝缺點,讓中國乃至世界真正走向富強,民主,文明。

看看何新是怎麼做的:

他列舉了當時改革派的某些過激言論,以此警示如果由這些人去改革,社會必將大亂,人民將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擔心是對的,可是這時我們應該做的,不是不再改革,而是找到更好的辦法改革。

這時候國家和民族需要的,是真理。

但是很可惜,當時沒人能夠找到真理。各方學者都在努力接近真理,結果卻是大家都沒能戰勝自己的愚昧。

何新局限於制度,劉某人則局限於宗教,其他各人,局限於王權者有之,局限於暴力者亦有之。

沒有一個人,能夠給風雨飄搖的中國指明一個正確的方向。

於是到現在,問題仍然存在,這後果已經由我們承擔。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也已經落到我們的肩上。

如果有希望,希望在年輕人身上。

年輕人正在認識這個世界,沒有太多的思維定勢,創新性強,可以挑戰既有的觀念,最重要的是,可以超越自己的愚昧,發現自己的不足——這是追求真理的必要條件。

繼續分析何新的觀點。

何新認為外國有許多敵對勢力,而改革者們卻認為不是,這是兩派之間一個巨大的分歧。

然而這分歧實在是太坑人,兩方都有理,兩方也都很片面。

民主,是一種高度排外的制度。你是擁有民主權利的公民,你的權益就有保障,你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可以提高,綜合素質也會好些。

但是,民主制度中的公民,也是人,也有人的劣根性。

他們素質好也是有限度的,中國偷渡到歐洲的船死了幾十人,歐洲公民哀悼,這是人道主義關懷。但是美國出兵打阿富汗,美國公民支持,這就是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待別國人和本國人的雙重標準。

何新這一派,只拿歐美的不好說事,而敏感詞一派,則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文明與富強。

雙方都是對的,何新指出的問題,原因是人性的缺點,而敏感詞一派指出的則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真理。

獨家觀點認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就是人性的優點與缺點不斷鬥爭並取得勝利的過程。

人性的缺點被限制了,人類文明才得以發展,隨著文明的發展,又可以發現並限制人性中更多更深層次的缺陷,由此,人類文明又能進步甚至飛躍。人類文明發展到最後的結局,如許多社會學家所言,就是人的自由發展。

獨家觀點還堅持認為,《色·戒》是到目前為止最優秀的華語電影。

一群愛國的中國人,為了使中國富強的一樣的理想,採取了相同的手段:殺死對方。

學生認為易先生是漢奸,易先生認為某些人是禍害。

他們都時刻記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卻也都忘了,對方也是中國人,也愛這個國家,也希望這個國家繁榮富強。

原本就沒有那麼多貪圖榮華富貴而賣國求榮的人,只是我們被灌輸的多了,也跟著這樣認為。

事實是人性的缺點也是有限度的,縱觀歷史,沒有幾個人真的賣國求榮。

人是全面的人,臉譜化是我們共同的錯,是多年教育的灌輸。

那些權謀者,為的是權利,為的是一己私慾。那些如汪兆銘一般光明磊落的君子,則是真正的為國為民,令人痛惜的是方向錯誤,半生的執著,只給祖國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

何新與敏感詞,矛盾的雙方,方向都不正確。敏感詞略微好一些,但是宗教式的妥協讓他沒能做得更多。

宗教是真理的異化,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

年輕人,你們是祖國的未來,是世界的希望,切記不要成為這樣愚昧的聰明人。


第一次接觸何新是在初中,

當時看到的是何新翻譯培根的《培根論人生》,覺得文筆很棒,比其他版本的更優美通暢,對他有了一些印象。

後來是高中時,在查閱了解80年代末時期的社會狀態的資料時,又接觸到了何新1990年6月24日在為北大的畢業生得演講——《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感觸頗深,再加上家裡長輩的回憶,一時覺得他說得很對,很對我的想法,進而查了何新的資料,驚奇發現他也是《培根論人生》的翻譯,經歷之豐富,個人的起伏

堪稱傳奇,而且曾經名聲甚廣,著作頗豐,在很多方面研究很厲害,尤其時政方面最受矚目。

又在圖書館借到了他的新書《新國家主義經濟學》,理解思考深邃令當時的我震撼,比課本上的更加深的影響了我當時對歷史的認知和學習的嚮往。

大學時,在圖書館讀過他的《諸神的起源》、《新學札記》、《中國文化史新論》、《龍:神話與真相》、《美學分析》、《哲學思考》、《泛演化邏輯》等,他的見解新穎,思考獨特又平實,比很多大作讀起來暢快的多。

有意思的是,上過一門《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選修課,那個歷史系的老師基本上就是按《諸神的起源》講的對何新這本書很是推崇。

要讓我評價起來,何新就像是中國最傳統的那種傳揚於史書中的知識分子,又或者叫「士」。拋開政治偏向不談,他本身學識很高,野狐禪出身純靠自學,路子又寬又野,所以與講究師承的學術圈格格不入,以至於為人孤高,不容於人,譽滿天下,謗滿天下。

他左,但他不是那種正兒八經的馬列信徒,他是斯大林式的國家為先的左。他立異標新,卻只是一個傳統的文人學了新的工具又去重新去解構傳統。

在古代就是一個可以出入宮廷出謀劃策的學士,既得利益的民族主義者,所以他的很多政論是站在他的角度為上面思考的。當然,不謀而合的是現行執政經濟思路好像也就是他說的國家主義市場經濟,笑。

後來也有看過他的博客,自稱老魔頭。他對於共濟會的研究個人認為是在影射西方自古以來的貴族精英政治的具象化表現,這點似乎是最為人詬病的陰謀論。

共濟會有也好,沒有也罷,只要階層持續固化下去缺乏流動,時間久了也會有各種利益交錯的精英圈子左右行業乃至國家,就像今天互聯網創業界里的所謂BAT系,泰山會、老鄉會、山西幫、莆田系之類的一個道理。

他老婆竟然也是《雍正王朝》、《孔子》、《喬家大院》和《漢武大帝》的導演,有趣味,應該讓他給提過意見吧。


曾經在雍和宮見過真人,當年還是傻丫頭一個,激動的衝上去就問:「您是不是何新?」瞬間被藐視。。。但是依舊崇拜不已,河粉一枚。。。


關於何新,我覺得應該這樣去看待這個問題,從上層領導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多次在政協會議上面提到,並且他是一個前任御用幕僚,叫故事都是給領導人看的,首先我們假設他說的是假的,那就是招搖,他幸苦十年研究的人東西也能是招搖!並且上層領導沒有限制他招搖,並且多次在高層會議里講故事給領導聽。領導放任他如此的理由有三

第一,他說的都是真的,領導需要他的口氣來告訴大家,這件事沒有通過一個不知名的文員或者報紙編輯發表或者講出來,是一個根本就不是共產黨黨員而且還是兩朝幕僚講出來,我覺得可信性很高。

第二,如果是假的領導為什麼又要樹立一個比美帝更加強大的對手?吃飽了沒有事干到給人民樹造敵人?雖然一切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

第三,陰謀論,到處都有,陰謀論論陰謀,世則虛之虛則實之,當何新把這個事情揭露的時候,共濟會只有用這一招招數來迷惑老百姓,然後繼續派水兵攻擊何新。讓老百姓認為這個事實是陰謀論。很正常。

最近研究共濟會的同時,一樣也在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可是我發現很多思想很多預言,比如推背圖,它最後也講到全世界大同。這個推背圖可是中外聞名的,可是我感覺都很像很像共濟會的最終產品,還有很預言。也是如此。


【一】

(摘自《何新政治經濟論集》第597——599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學術界的一個奇人——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編輯何新

許多讀過何新的論文的人,都以為他是一位根底深厚的老先生,其實他只有35歲。

以著述之快而論,自1980年以來,他幾乎每年都有20萬字左右的論文發表問世。令人不可思議的則是他所涉及的領域之廣——從史學、經學、訓詁學、中西哲學史、邏輯學、進化分類學、美學、佛學直到寫小說和文藝評論。有的好心人曾對他的「博」提出異議或告誡。但他們不知道,他在凡所涉獵的各個學科中,都絕非浮泛,而是時有創見。錢學森同志在全國思維科學討論會的致詞中,曾引述何新的一篇論文(見《新華文摘》第9期),而在一封信中,則稱讚他的「歷史概念集合」思想是「一個創造」,稱他所構建的一種概念樹為「何新樹」。錢鍾書先生說何新的考據訓詁「時發新諦,益智開竅」。古文字專家張頷老先生認為何新考證《周禮》中的諸「胥」是先秦「儒」的前身,為「發千古之復」,「極有可能」。在即將出版的論文中,何新對考古材料和文獻史料作了新的解釋,論證中國上古曾廣泛存在崇拜太陽神的一神教。在另一篇論文中,則採用符號和結構層次分析的方法,重新考釋了人所熟知的一組古代神話,其結論之新穎,令一些審稿專家感到驚異,並受到他們的好評。(文章將刊於《文學遺產》)。他所譯的《培根論人生》,以譯筆優美而風行於青年讀者中,自1982年出版以來,已重印多次,發行近百萬冊。他不久前寫的一篇當代文藝評論,還未刊出,已在知情者中反響轟然。有人說他的觀點很可能成為文學界今年「冬天的話題」(見《讀書》第11期)。他還嘗試寫過兩、三篇小說,處女作曾在《醜小鴨》雜誌上評得頭獎。劉再復毫不掩諱地多次稱他為「奇才」。而頗有幽默感的劉心武則說有必要取出何新的腦漿作化驗,看看一個人的頭腦怎麼能吸收這麼多東西。

據出版界的朋友說,何新今年一年就完成了三本書,約50萬字。其中有一本名叫《諸神的起源》,是通過中國神話透視中國文化的專著。出版後料將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和不同反響。另外一本是《藝術現象的符號一結構一文化分析》,觀點也十分新穎。還有一本新譯的《培根隨筆集》,明年初就可與讀者見面。

不久以前,記者對他作了一次採訪。

問:你為什麼不走古人所說的專而深的道路,卻跨涉么大的學科範圍?

答:博未必不可以深。關鍵在於駕馭的能力。現代條件下從事廣義的文化學研究,不能不要求人具有多學科、綜合系統化的知識結構。

問:你明年準備搞什麼問題?

答:計劃寫三本書。1.《辯證法理論的起源和歷史》。試圖澄清對「辯證法」這個古希臘名詞自黑格爾以來就一直存在的許多誤解。2.《古禮新探》試圖用文化人類學的觀點重新認識和解釋中國古代的一些禮儀和宗教風俗。3.《現代文明中的兩性價值觀》。

問:你在學術上的目標是什麼?

答:探討近年來傳統道德系統在現代化新潮下受到的衝擊和價值觀念的革新問題。

在當代的文化和歷史條件下,儘可能廣而深地批評吸收科學與哲學的一切發展成就,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相和底蘊,衝擊和革新思想和學術中一切過時了的舊觀念。

問:你的治學方法是什麼?

答:改一副古人的對聯吧,就是:博涉百家,斷以己意。糠秕陳跡,立新斯言。

(《理論信息報》1984-10)

【二】

(摘自《何新政治經濟論集》第600——607頁)

一代狂才——何新印象

石磊

記者日前對著名年輕學者何新進行了一次採訪。

何新的書房仍然是那樣雜亂而擁擠。除了書櫃、書桌、一台中英文電腦,到處堆著書、報和雜誌,我與何新雖然早就熟悉,但這次訪問卻別有神趣。我們的話題首先從他最近的晉陞談起。

「從報上見到你最近提前晉陞高級職稱的消息。祝賀你。」

「謝謝。」

「據說在去年你就被提名了。為什麼沒通過?」

「說不清。」

「今年解決了這個問題,你有什麼想法?」

「我還沒找著感覺。」

「什麼意思?你不認為這是你的一次勝利嗎?我還聽說,本來這次你也很有可能直接破格升正研究員的。是不是沒升上去,你不太服氣?」

「我這人什麼都缺,就是不缺自信。我認為一個社會如果只能根據職稱或職位這種身分標籤,來判斷人的價值,那是可悲的。我的存在是屬於歷史的。我深信,我對我們社會的價值,最終絕不會用我有什麼職稱來衡量。歷史將來一定會作出公正的裁判的。如果說贏,我要的是在這一點上贏。說實話,我本來已想辭去公職做自由職業者。不信,你可以去問有關方面。我就不信如果沒有這個職稱,我就可以被擊敗。」

真「狂」!但也許,這就是何新之所以是何新。

關於何新,在當代年輕一輩學者中,恐怕沒有誰的經歷會比這位只進過三個月大學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更富於戲劇性的色彩了。他在十年的時間裡,在學術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著述總計已近400萬言,其中包括個人文集3部,專著9種。堪稱年紀輕輕,而著作等身了)。在當代學者中,若就涉獵之廣博言,恐怕還沒有人能與他比肩。其治學範圍涉及了幾乎人文科學中的所有學科。而更令人驚奇的是,他並不因其廣博而失於淺泛。在許多領域中,他確實都提出了過人的創見。

也許正因為如此,一方面是在若干報刊上關於他的爭議和嘲罵之聲不絕於耳,另一方面他卻以19(贊成):2(反對),15(贊成),0(反對)的高票數,出人意料順利地通過了中國人文科學的最高學術機構中具有權威地位的研究所與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的兩級嚴格審議,獲得提前晉陞。對於這兩級機構的學術權威性,我們只要看一下學術委員會構成成員和最高審批者的這一名單,就可以得到十分深刻的印象:胡繩、汝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學會副主席)、馮至、李澤厚、唐弢、蔡儀、葉水夫、

朱寨、劉再復、蔣和森……等等。眾所周知,雖然在學術上未必屬於相同的流派,但他們都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最著名的學者。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專家,也有近年崛起的新銳學者。據說,在每一次評議會上,對何新其人、其事、其學,都做過長時間、反覆、熱烈地討論。也許,如果本記者對這些學者作個別性採訪,了解他們各自對何新的評價,那有理由相信,其褒貶可能會大相徑庭。然而儘管如此,經過會議辯論的結果,卻是幾乎全體都對何新的破格晉陞間題,投了贊成的一票。尤為具有戲劇化色彩的是,根據記者采自有關部門的可靠消息,何新這位在當代學術界中似乎最具有爭議的年輕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此次高研職稱評定中,所得到的獲票率卻竟然是最高的(在共計36位學術委員的兩次表決中,總計34票贊成,僅2票反對)。如果我們考慮到學術界中關於何新的種種議論和流言——例如關於他的「狂」,關於他的「傲」,關於他的「匪」,關於他的風流倜儻、不拘小節,以至某些人加諸他的號稱「學匪」和「偽學者」(由於何新沒有高等學歷)的綽號,等等;那麼這一結果就不僅難以置信,而且似乎是個奇蹟。

何新的知名度是夠高的。去年海外有報刊曾援引國內調查資料,指他為當代文科大學生中擁有讀者最多的學者之一。但在當代學術界,何新也應當算一個最有名的搗亂分子一一他一個人跑單幫卻像一支游擊隊。一會兒玩哲學,一會兒玩美學,一會兒玩文藝批評,一會兒玩歷史,一會兒玩考據,一會兒寫詩歌、小說,一會兒畫國畫……。至於何新「玩」的水平如何,學術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不一。本記者自然更無資格來作定論。但對於這一點,人們卻不會有什麼爭議——凡只要何新闖入哪個領域發議論,哪個領域裡就要平地攪起風波。所以,難怪有人把他看作學術界的一個搗亂分子。有人稱他的這種「搗亂」為「何新現象」。

這個自學起家、一無學歷、二無學銜,學術上無倚無傍的傢伙!在學術上,他從來不喜歡吃「大鍋飯」,卻總是喜歡另起爐灶,有時還砸人飯碗子。客氣點說,他治學喜愛獨闢蹊徑。但不客氣地說,他是常常獨出心裁,標新立異。他的眼裡似乎看不到權威,也根本不考慮自己的身分高低。這就難怪許多人要罵他的「狂」了。對於一個學術上已困擾人們多年的重大問題,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就斷言,忽然之間似乎已被他解決。(比如關於龍是鱷魚,鳳是鴕鳥,《九歌》十神按五行方位排列,以及黑格爾的邏輯之謎之類。)一個熱門話題,人們正在滔滔不絕、津津有味地作論辯,他卻會突然宣布人們對此的熱衷毫無意義。在1982年於天津召開的一次重要史學討論會上,他聽了三天會,沉默了三天。由於當時他還是著名學者黎澎的助手,會議主席客氣地邀他發言。但他一開口卻把大家嚇一跳。他宣稱:聽會三天,對會上發言的總印象是「霧裡看花,都隔了一層」。會前黎老曾對他千叮嚀、萬囑咐,要他只帶耳朵聽會,不要帶嘴巴。結果回來惹動無數學者前來找黎老告狀:您的這個助手好厲害呀!黎老一動氣,一下掛了他的紅牌,炒了他的魷魚。搞得大半年沒有單位敢接受他。但是他在這個會上的發言,後來寫成論文發表後,卻得到李澤厚教授的高度評價,表示「非常贊成」,並且譯成英文被收入於一部國際學者關於「亞細亞社會形態」問題的討論集。

有人說何新精,其實他很傻。傻就傻在兩點。第一吃塹不長智。第二常講有人不愛聽的大實話。他的膽子也出奇大,他的拿手好戲就是向最熱鬧的東西上澆冷水。典型的例子是1985年,當時文壇一上正在鬧「現代派」。蝶亂蜂狂,傾倒一大片。沒想到,正在「新」潮逐浪高之際,他迎頭就是一瓢冷水,斷定由當時新潮文學的代表作中,可以看到一種趨向腐敗的文化精神,因而惹動了他的憂國憂民之思。於是他強烈地呼喚作家的責任感和新時代的英雄主義。這當然頓時惹犯了眾怒。於是有豪傑立馬挑他一槍,說他倡導英雄主義是「賣豬肉搭售味精」——多餘。又有人說他的憂思重重是杞人憂天,因為「天涼未必秋」(原話如此)。最後還是豪爽的劉××宣判得乾脆,斷定何新與「主張文學中尋根」的鐘阿城,都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代表(與《深圳青年報》記者談話,1986. 1)。香港《爭鳴》更進而宣布何新是當代文壇中的大保守分子(1986.9)。好一頓悶棍。要是別人,即使不嗚乎哀哉,也必定抱頭鼠竄,改弦更張。但何新卻接著又在《讀書》雜誌和《文論報》上放了好響的兩炮。第一炮轟的是當時又一大熱門的電視劇《新星》——他批評這出激進呼籲改革的劇中,實際充滿陳舊政治意識,宣揚的是清官和好皇帝論。

在《文論報》上,何新那一炮惹翻了一個著名作家和她的朋友。結果在《文藝報》上給何新來了一個沒有先例的「頭版頭條」。通欄標題「陳祖芬痛駁何新」。何新說,他這幾年在學術界「玩」出來的最大成績,就是《文藝報》和《歷史研究》上批判他的兩個頭版頭條。第一、這兩家報刊都是中國文學和史學領域中最有權威的報紙和刊物。第二,自1978年以來,用頭版頭條地位發表批判文章,這兩家刊物都是頭一次。「看來,我可能比我自己想像的似乎要稍微重要一點。」他的結論如是。

至於在其他領域中,何新「玩」的水平如何,記者無權判斷。但在他家中,何新出示了香港出版的兩本精印畫冊。其中分別收錄了何新的一隻水墨「鴨子」(據說曾在中國美術館的一次畫展中陳列過)、一幅仿明人風格山水(在香港參加畫展時就地賣出了)。至於他的詩,據說舊體、新體都寫,只是從不發表。經記者徵得他同意,在此照錄一則,供讀者玩賞:

秋的印象

是一朵流火

飛來秋夜、突然綻放

燃燒我寂寞心田

正月色如鐵

鐵中有風蒼勁

——短暫而華麗

來之匆匆、去也匆匆

只留一縷思憶、

一個金色夢

從此使我常思念、

思念這鐵、這

這秋——

之夜,直到那

最後黎明

意境是朦朧的,而形式與格律卻不像時下的朦朧詩那樣散亂,具有一種古典主義的嚴整。何新有自己的一部詩集(未發表過)。其中許多作品,頗上口且有意境。問他為何不發表?何新說,因為他的詩,特別是愛情詩,還都是借用前人用過的題材。他的創新,僅在於語句新形式的探索,也還未完成。他說:對詩與畫,他都正在嘗試追求「新古典主義的風格」。這種新古典主義的特點,在詩歌上,是重視格律和韻味。在國畫中,是透徹理解傳統的筆墨寄情和抒情符號。「總之,必須重視形式規則,而又拒絕泥於形式規則。」他的自我評價是:詩、書、畫,畫格居第一,詩品第二,學間第三。問他最不擅長的是什麼,他答:做人。問為什麼?他說因為最累。

何新給人的印象是奇怪的。從儀錶看,他絕不像一個學者。曾經鬧過幾次笑話。一次美國夏威夷電影節主席康浩請吃飯,他來了。康浩用電影家的眼睛端詳他良久,說:你看去不像學者。他間:像什麼?工農兵么?康浩搖頭,答:個體戶。何新樂了,說:「沒錯,我就是個體戶。」他有時很有錢,但擲之如流水。一次他花七千元買了一部電腦。剛運到家,見報上廣告,又發現某店還有一種新型號的。這架還等不及退,就把那架買來。他每月逛一次琉璃廠書店,遇好書必買。沒有一百塊打不住,賣書的都跟他熟,雖然不知他是何許人。但他沒有一身高價的衣裳。普通衣服超過三十塊錢,他絕不買。他善於演講,講話有特殊的魅力和幽默。北大的研究生有幾次安排了辯論,請他去。但在他的雄辯前,每次都辯不起來。北京和外地各大學中許多聽過他演講的人,都不能不折服於他講話的邏輯、風趣和魅力,甚至連聽眾中的洋人都拍手。每次他去各大學講演,都會引來許多聽眾,走廊的暖氣上也被人站得滿滿的,他喜歡講大白話,語風土得掉渣。但一旦掉起書袋來也嚇人,可以信口引證各種經典。他這人生性落拓不拘,有時還玩世不恭。但就為這玩世不恭的態度,惹出過無數麻煩。

總之,何新是一個怪物。他的頭腦是奇特的,個性是奇特的,風格是奇特的,作風也是奇特的。有人認為他是富於創造和想像的一代「狂才」。也有人認為他是擾亂學術界中一統天下的一個魔鬼。到底是什麼,也許我們還要看十年。

(《文論報》、《新文化報》1988.12)

【三】

(摘自《何新政治經濟論集》第608——613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何新:美國世界帝國的挑戰者(節選)

作者:〔日〕伊藤正

日本共同社駐北京分局長

與何新先生的認識是非常偶然的。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恰好當晚邀何新先生吃飯,朋友說他是一位「有趣的學人」,建議我不妨同行。

其實,我早就想一有機會就見一見他。因為在歐美記者筆下,他被稱作「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保守派的戰略論者」。自然,誰也不會錯過與這樣一個人物見面的機會。

何的正式身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相當於大學教授)。可是從他的外表,人們也許更樂於把他看做一個干粗活的體力勞動者。很難相信他已經出版過十多本著作,涉及非常廣泛的領域,是近年中國論壇中馳名的知識分子。

何新先生騎著自行車來到位於繁華工商區的一家廣東飯店。他身著T恤衫,頭戴工人帽,平頭短髮,頭髮微白。他身高1米75,體格健壯,胳膊很粗。後來我見過他頭戴摩托盔,駕駛摩托車,那倒是更適合於他的一種形相。這種粗獷形相,與我將述及的他的奇特個人經歷和政治立場是有關係的。

在目前思想尚未解凍,禁止與外國記者自由接觸的情況下,令我暗中感興趣的,是他對我這個作為不速之客而突然出現於宴席上的外國記者,將作何反應呢?雖然作為非正式的客人我有點不安。可是當朋友把我介紹給他後,他卻表現得十分坦然。握手寒暄之後,他就毫無拘束地大聲談笑起來,話題是多方面的。由此看來,那些關於他的某些背景傳聞,也許不無根據。

他說,他願意見到日本人。他對日本特別感興趣,很想了解日本知識分子對他的政治見解,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他拿出一篇他用電腦寫的論文讓我看。這篇論文的觀點,與本刊上一期曾介紹過他的關於民主和國際戰略的理論有關。他的觀點已經引起讀者們的關注。在《朝日周刊》上,船橋洋一先生以「面臨危險的日中合作論」為題,引用了中日兩國泛起的把美國視為中、日共同假想敵的理論。

船橋先生曾是駐北京的特派員。在80年代中期是常駐華盛頓記者,是我的老朋友。船橋先生對何新先生觀點的看法在此不必多說了。我個人認為何可能過高估計了美國人傲慢性的一面,有忽視日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以及某種大亞洲主義的傾向。當我坦率地向他談了我的這一印象時,何先生卻僅僅問了一句:真的是太極端了嗎?他對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強的自信。如本刊上一期所說,中共黨內可能不乏支持他的觀點的人。這一點似乎也被正在由重視美歐,轉向重視亞洲的中國外交動向所證實。

何新先生為什麼會持有現在這樣的看法呢?這與他對中國經濟政治情況的理解有關,而且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作為實際的問題,去年的震動幾乎危及中國的國家統一。此後的一年多以來,中國內外政策的一切方面仍反映出其餘波的影響,何的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

何新先生在中國學術界被看作一個異端分子。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多數高級研究員不一樣,他沒有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然而在這十年來,他發表出版的論文和著作數量之多、題材之廣無人可及,內容涉及中國歷史、神話、文學、美術、黑格爾和馬克思、經濟、政治、以及從古代到現代的中國思想。

這兩年來,他特別表現出對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的強烈關注,不斷作出驚人的分析。他的這種分析,引起了黨內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共同注意,同時也招致了反對者的激烈批判,並因此而更加被正統派的學者視作異端。我所認識的一位學者就曾皺著眉頭對我說:他是個混蛋,最好注意一點。

何新先生曾是紅衛兵。「文革」期間的1968年高中(形式上的)畢業後,被下放到中國北部邊疆黑龍江的北大荒生產建設兵團。在1978年返回北京之前,他經歷過嚴厲的體力勞動鍛煉和迫害。迫害,是他在1970年因反對林彪而被打成反革命,被拷打,他手腕上現在仍留有當年造成的傷痕。

回到北京後,他當過專業大學的代課教員。1980年進入社會科學院,「干雜活」(他本人這樣說)。但這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有關歷史和美術的論文(他也是一位畫家。他的一幅近作,最近曾在北京的琉璃場文化街出售,被荷蘭駐華大使楊樂蘭先生購去收藏)。他的才華被歷史學家黎澎(已故,曾任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所發現,於是在次年(1981)聘任他為助手,終於打開了他通往學者之路的大門。

在那以後,何表現出了驚人的理論才能,並因而連續獲得晉陞。1984年他成為助理研究員,1987年成為副研究員。在這期間他還主編過刊物、叢書,發動過引人注目的爭論。

他的理論特色,是高度貼近現實,注重進行務實、實證性的研究。例如在他的神話著作中,以各種古代文獻和傳說為背景,使用了大量文物考古的圖片資料,追蹤神話傳說的真相和來龍去脈。

他對現實經濟政治問題的研究,也採取堅決面對現實,摒棄一切空想幻想的方法,力圖探求在實效上能為中國和中國人帶來最大實際利益的政策。

把何新簡單地看作傳統意義的保守派,或服務於某一特定政治派別的策士是錯誤的。何新先生與鄧小平先生同樣地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結果他被稱作新保守主義的旗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在此之前,他在香港雜誌《明報月刊》1988年11月號上曾警告,改革可能失敗,1976年的四五事件將重演(驚人的預言),中國有面臨分裂的可能。除此之外,他還在該雜誌1989年4月號上,指出中國民運幕後存在國際動向。有人注意到,這與鄧小平先生後來關於「國際大氣候」的論斷存在聯繫。所謂「國際大氣候」,具體來說是指美國的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的流入和強行推進。正是它成了醞釀震動的主要原因。加之,中國在蘇聯東歐劇變的背景下,也出現了以西方價值觀念為武器的和平演變戰略,因而提出:要警戒西方的政治滲透。

何新先生今春(6月間)曾應邀到北京大學出席了與學生的對話集會。何因反對動亂在大學生中聲譽不佳。

據目擊者說,何新先生的理論儘管在實質上與保守派也沒有大的差異,因之在最初半小時內,他遭受到猛烈的奚落和怒吼。但當他的演講結束時,會場上卻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我認為這不僅是由於他那富有感染力的風格,尖銳、機敏、幽默的辯才,那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的主張中確有一種能從僵硬的教條中解放出來,講究現實性和實證,從而能夠征服青年人的東西。

對於把吃飯的方法(筷子)和語言傳授給日本人,懷有文明優越感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日本近年的繁榮,常常表現出複雜的感情。不僅是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以及閣員的談話,都成為刺激感情的因素。在中國老一代人中,難以忘記日本曾侵略中國,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抱有強烈的警覺心。在中國領導層中,以鄧小平先生為首,親日派是絕不會多的。但何新先生在這一點上卻與老一代有所不同。他試圖客觀地評價日本和中日關係,主張從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重視與日本合作。

他是一位熾熱的愛國者,一向堅持自由獨立的立場。關於他可能被中南海重用的謠傳不斷。這也許有道理。因為在今日中國,他是能填補和溝通時代裂縫的理論家之一。

(摘譯於日本《FORESIGHT》

〔遠見〕雜誌,1990年8月號)

【四】

(摘自《為中國聲辯》第135——148頁,山東友誼出版社,1996年)

談經濟形勢

——何新訪談錄(之一)

《黨的生活》記者 楊貴方 特約記者 孫偉民

1. 治理整頓基本成功

記者:對前一段的中國經濟,對我國總的經濟形勢,你是怎麼看的?

何新:這是國民經濟的治理整頓時期。

我認為治理整頓有重大成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控制住了通貨膨脹的速度和1988年那種物價奔馬式發展的情況。這對後來穩定人心、安定社會具有很大積極作用。

第二,通過治理整頓,改善、調整了國內經濟秩序一度發生的紊亂狀態,使國民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比較正常的軌道。這對1989年後國內政治形勢的改善,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相應的,作為治理整頓的一個側面,人們過去經常談到的官倒啊,腐敗啊等等現象,也有所收斂或有所抑制。

第三,1989年後通過積極拓展出口,大大開拓了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從而積累了巨額外匯,這對近年國內經濟形勢的改善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但是治理整頓也有所不足。明顯的是,我國經濟結構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失衡和失調問題,特別是在大中型企業目前仍然很困難。「三角債」問題也是前清後欠,並沒有完全解決。與此有關,國家財政赤字仍很嚴重,通貨膨脹的形勢也還在逐漸發展。

應該看到,所謂治理整頓的主要措施,在經濟上就是實施緊縮方針,壓縮基建規模、控制信貸發行量,輔之以主要依賴行政命令的其他政策手段。

現在看來,這些基於緊縮方針的手段,對於改善經濟結構,解決大中型企業的困難,顯然已不足以繼續發揮作用。所以國務院在1991年中期適時提出治理整頓時期已經過去,也就是宣告經濟的緊縮階段已經結束。

2. 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市場有限性的問題

記者:對改善國營大中企業的困境、解決三角債等問題,你的看法是什麼?

何新:我還是要重申——儘管我已經得罪了人,我不同意國內一些經濟學家的看法。他們認為,大中企業經濟效益的原因,主要是兩個:一是國營企業內部機制的問題,二是所有制的問題。

我認為,體制和機制的問題確實都存在。但當前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市場有限性的問題。

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我的想法:一個長期缺乏食物而飢餓的人,他的病因主要並不是由於他體內的腸胃「機制」不好——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消化機制肯定是存在嚴重問題的;他的主要問題是缺乏食物。

比如談市場競爭問題,必須考慮到我們的國內市場銷售總份額是有限的,效益不好,主要是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用一個實例來具體說明。

比如我現在辦一個香煙廠。假如存在一個非常巨大的吸煙者市場的話,那麼無論我生產什麼牌子的香煙,都不會發愁銷售的問題。

假定這個市場上購買香煙的需求巨大,那麼我銷售香煙的價格就可以訂得很高,以大大高於成本的價格出售。因而我企業的利潤必然非常豐厚(即經濟效益非常好)。

但是,由於看到我的煙廠有很高的利潤率,就一定會吸引許多人也來從事對香煙業的投資。這必須導致新煙廠將愈辦愈多(香煙生產力大大提高)。

但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原來的買煙者市場規模基本上仍是不變的(即消費煙的數量,不能與香煙擴大生產的速度,保持同步地增長),那麼,隨著新煙廠的日益增多,各廠家銷售香煙的難度,也就會不斷地加大。同時香煙的存貨,也就會不斷地增加。由此就會發生銷售困難的問題,即庫存積壓的問題。

銷售困難的結果,是廠家投放於生產的資金日益難以回收,這就必然導致各廠家資金周轉發生困難。在這時,所謂三角債、還債難的問題,也就自然會發生。所以「三角債」就是由於產成品銷售困難,致使廠家缺少還債的流動資金。這不是管理失效的問題,也不是企業內部機制的問題,而是由於市場趨向飽和後發生流通困難造成的。

在此情況下,廠家為了儘快收迴流動資金,就不得不設法壓低價格以促進銷售(但市場上香煙愈多,購買者對香煙商標、質量的挑剔性,也就會愈苛刻)。銷售價格下降,最終將逼近於成本——這時多數廠家已無利可圖,也就是經濟效益將明顯下降。

而另一方面,這個過程中還會伴隨另一個情況。煙廠辦得愈多,在國內原材料供應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原材料的價格也會在生產景氣的時期一路攀升。而在不景氣的時期,也不會明顯下降。其結果是,一方面廠家的利潤在不斷下降,另一方面生產成本卻在不斷上升。

在這個競爭過程中,即使各煙廠都設法積極改善經營機制,改進技術,也只是在全社會總的利潤額並不明顯增長(因為總利潤額是受市場總需求的規模製約的)的情況下,改變國內利潤總額對於個別企業的分配情況。較多的利潤將流動到誰家呢?——自然偏向於成本低、技術好的個別企業。但對國家來說,總體的經濟和獲利情況卻不會有根本的改善。

如果承認以上分析不誤,那麼我就要說,改善企業內部機制,將是有效的。但對於設想以此改善國民經濟的整體情況,意義也是有限的。

如果在香煙銷售價格已經不斷下降、生產成本已經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這時還有新的煙廠在不斷地興辦、投產,那麼其後果將是悲劇性的——就必然要有破產和倒閉的情況發生。

實際上我們的國內經濟近年所遭遇的就是以上情況,我想每個實際領導企業的人都會理解我上面談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我過去說過的生產過剩。但遺憾的是,恰恰是一些經濟學者卻至今不理解、也不承認這個道理。但是不管承認不承認,事實總歸還是事實。以上所談只是香煙一個行業的情況,但現在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經濟的多個部門中。

為什麼沿海地區近年經濟發展會比較快呢?因為他們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就是向國外發展市場,這也就擴展了自己的利潤機會。為什麼1989年我國經濟疲軟,而1990、1991年經濟有所回升呢?因為我們把大量國內積壓產品和一些新產品推向了國際市場。

所以我說,設法大力開拓新的有利可圖的營銷市場,才是改善我國工業經濟效益的根本途徑。至於改善內部經營機制、改進技術等等,都需要做,但這些措施也只是為實現這一目標服務的手段而已。

在市場規模有限度的情況下,在某一產業部門內,競爭將伴隨新企業的增加(即生產力發展)而加劇。同時企業獲利機會(經濟效益)在升到一個峰值後,將隨投資規模擴大反而下降。這是馬克思研究市場經濟的一個重大發現。

因此,經濟並不可能直線式地、永無止境地連續增長和發展(小平同志這次談話中談到「台階」式的階段性發展,也與此有關)。而一定的利潤水平,總關聯伴隨著一定的市場規模,一定的市場吸納量。這個道理,既可以解釋西方目前的經濟大衰退,也可以解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一些現象。

發展經濟需要五大因素:1. 勞力;2. 資金;3. 資源;4. 技術;5. 市場(市場不僅是交易場所,也是一種重要而有限的資源,所以也需要保護)。中國除勞力外,其他四項都很不足。

此外,中國現在就業人口已達1.4億,城市總人口達到3.5億,這都是世界第一了。這表明中國工業生產力現已具有相當龐大的規模。但中國國內市場的吸納規模則是有限的。這又與支撐中國工業的資源規模較小有關。因此生產力愈發展,對資源的需求壓力也愈大,資源價格將愈高昂,工業品生產成本因而愈高,利潤率(即經濟效益)也會因此日益趨於下降。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向世界市場上尋求廉價的、新的資料來源。

3. 黑龍江經濟困難的原因何在?

記者:你對黑龍江省的經濟發展,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何新:黑龍江省是近年經濟比較困難的省份之一。我看問題可能有三點:

第一,對於依賴資源。從現代經濟的發展情況看,凡主要依靠資源出口的國家,也就是出口初級產品的國家,都是越來越窮。這是最近20年來世界經濟的一個主要趨勢,這也是第三世界許多國家日益貧窮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工業製成品(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對資源產品的價格相對差距日益增大。我國國內市場目前也已出現這種趨勢(例如高檔服裝價格與棉花、羊毛等原料價格的差距日益懸殊)。要看到,這一情況對主要依賴輸出資源的內陸省份將日趨不利。

如果未來黑龍江能夠在國內市場上拿出更多具有競爭力的工業製成品,而不是像目前這樣主要依賴輸出資源(如煤、木材、石油等),來和各個省進行競爭和交換,那麼,黑龍江的經濟和財政狀況肯定會大為改善。

第二,黑龍江省工業製成品的銷售市場也是不足的。而且由於技術落後,在國內市場上缺乏競爭能力,因而積壓嚴重,這是你們省經濟困難的第二個原因。

我建議黑龍江制定一種注重應用新技術、發展新產品的工業戰略。建議你們充分利用與前蘇聯和蒙古相接壤的地理經濟條件,有目標地向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大力開拓新市場。設法用你們省和國內的工業製成品,同那裡的初級產品進行交換,從中獲取剪刀差。

拓展出口也包括輸出勞務,因為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國內剩餘勞力太多。雖說黑龍江人口較少,但也有這個問題。因為剩餘勞動力並不是一個絕對數量,而是一個相對數量的概念。什麼叫剩餘勞動力?可以說凡不能夠創造經濟效益的,或者說不能夠形成利潤的勞動力就是剩餘勞動力。現在企業中所說的人浮於事的問題,實質也是這個問題。

黑龍江人口不算多,因為土地面積比較大,但我想,如果分析一下你們省人口與經濟效益的關係,就會發現也存在相當數量的過剩勞力。設法將這個剩餘勞動力組織輸出,是很重要的方針。比如利用蒙古、西伯利亞的資源(租、買土地合辦牧場、農場、林場、工廠等,發展跨國企業),就可能創造新的經濟效益。

我想黑龍江總的改革思路,能否這樣考慮:必須擺脫以輸出初級產品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這樣一個經濟結構,發展、形成自己的新技術、中等技術和高級技術的產品體系,開拓國內國外新市場。

第三,黑龍江的政策有一優點,一切比較正規化。政治、經濟相當有秩序,似乎比一些省要好。但是,這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統得過死,管得過嚴。這又不利於經濟發展。在調動私營經濟、集體經濟以及企業自身的經濟主動性方面,相對來說黑龍江的政策可能不如東南沿海一些省區靈活和積極。

我認為我們要看到,民間(集體及私人)資本現在已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補充成分,將來比重可能還會擴大。這是由於國家財政困難嚴重,發展經濟在資金上有所不足,因此藉助民間資金、資本,以擴大就業面,必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對這一方面的政策,南方人口密集的省份已比較重視。而黑龍江目前的政策,則似乎還未給予足夠重視。

我在黑龍江生活過多年,對黑龍江比較熟悉。我覺得黑龍江的黨風比較正,政風也比較好,烏七八糟的東西比較少。但相對來說,條令過多,管理機構過多,各種渠道「把門」的過多。可管可不管的都盡量管。而有些省,其行政部門對可管可不管的事,就不去管。

黑龍江國營部門龐大,但因此財政負擔大。民辦、民營的經濟部門則不甚發達,結果稅收來源也就較少。在近年國營大中型企業困難的情況下,黑龍江的迴旋餘地就很小。我建議你們研究東南沿海一些地區(例如溫州和石獅)的發展經驗。

實際上,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國家並不需要給他什麼,只要給他政策,給他利益發展的適當空間,他自己就會設法發展起來。問題就在於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既設置一些渠道,也設置必要的管理,避免它過線就是了。

4. 以南北之勢帶動全局

記者:對於我省與獨聯體的貿易,你是否可以談談想法、建議?

何新:建議黑龍江要抓緊目前時機努力擴大開放。

我觀察我國對蘇貿易最有利的機會是在前二三年,現在他們似乎又有點變聰明了。

戈爾巴喬夫那個時代的後期,是外國人最好做生意的時期,這與他的路線有關。戈爾巴喬夫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大傻瓜。傻就傻在他只會夸夸其談,卻絲毫不知道自己的政治利益何在,也不知道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濟利益究竟何在。讀他的《新思維》可以看出,他完全被西方那一套意識形態的東西,被所謂西方的自由主義,以及18世紀曾流行的那一些啟蒙觀念搞迷糊了。什麼泛人道主義,什麼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等。他真心迷戀這些抽象意識形態,他幻想把這些抽象的倫理原則變成現實中的國家規範,他試圖通過他的國際綏靖政策去實現。為了這些,他不斷地做出犧牲重大國家利益的讓步。直到最後,他自己也成為一個莫名其妙的犧牲品,成為歷史上一個巨大的政治丑角、舉世笑柄。

現在看,葉利欽的政策與戈爾巴喬夫有一些差別。表面上,葉利欽也是一個民主派,靠民主的招牌上台,但他現在卻越來越像一個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現在俄羅斯經濟、政治、外交政策都在進行調整,已經逐漸脫離戈爾巴喬夫時期那種夢想主義、世界主義、博愛主義,貿易也不如從前那麼好做了。

我想,如果前幾年黑龍江能採取像廣東、香港那樣靈活的貿易政策搞對蘇貿易的話,經濟是很可能早上一個台階的。你們當時如果把中國產品更多地倒手過去,把它的資源大量地吸收過來,利用其中雙重的貿易差價,那麼就會有大量資金,以利潤和稅收的形式,甚至通過轉化為民間資本的形式,積留在黑龍江。

儘管對俄羅斯的買賣今後可能已有些難做,但我看仍然會比其他地方好做。比跟美國人好做,比跟歐共體、跟日本人,以及香港、台灣人的生意好做。黑龍江得此地利,還是要多多利用一點,有些國家不好做的買賣,也可以放給私營、集體企業去做。只要讓肥水流回到中國就行了。

記者:同意這一看法。特別是在蘇聯已經解體後,獨聯體各國之間也形成了彼此貿易競爭,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何新:蘇聯解體後,經濟上對我們很有力。從政治上看,一個強大的蘇聯已不存在了,對華威脅分解了,也有好處。

鄧小平談話說要抓住目前機遇,可能也包括這一機遇。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超過北方。但如果黑龍江能抓住機遇,把工作做好的話,就可以形成南北之勢,帶動內地。

小平同志談話的主導思想,我理解,是政治方針不變,不能天下大亂,政權問題上不讓步(所以他特別講了專政的問題)。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儘快發展經濟。

經濟怎麼活,就怎麼搞;怎麼快,就怎麼搞。但是搞快和搞活又有一個條件,就是一不能搞亂,二不能搞的民怨沸騰。所以他又講了調節利益分配的問題,講到避免兩極分化的問題。小平同志的思想,應該說已研究和總結了1988、1989年的經驗教訓。

5. 談內外形勢的有利方面

記者:你看我們為了避免兩極分化,對私營經濟和個體戶應該控制在一個什麼程度和比例才算合適呢?

何新:這個問題複雜,恐怕很難用一個明確的度來規定。這裡可以考慮兩個因素:第一,致富手段是否合法?只要合法,只要是靠合法手段致富,找不出什麼問題來,就不該去干涉。第二,合法未必合理。為了合理,還必須用稅收和法律手段調節收入。你不是富嗎?就讓你為社會獻血。以強有力的稅收手段來調節貧富,實際是讓那些富裕的人成為有益於社會的奶牛。

記者:小平同志談話中講要抓住機會發展自己,並說擔心喪失這個時機。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見解?

何新:我理解,小平同志講的機會,既是指外部也是指內部。中國建國40年來,現在外部沒有強大的、直接為敵的對手,內部則有了一個團結、穩定、祥和的環境。

建國初期,我們面對著美國的軍事政治威脅。後來,在60年代以後,我們面對蘇聯的威脅。這三十多年,都是在尖銳的國際鬥爭中渡過,耗費了中國大量的資源、人力和大量可以用來搞經濟建設的資金。比如說,如果把三線建設所動員的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用於三峽工程,恐怕早就建成了。

現在呢?美國處於自身很困難的境地,面臨來自多方向、多方面的挑戰,集中力量搞中國有困難。蘇聯又以解體而告終。因此可以這樣說,目前有亡華之心的潛在對手仍不少,但有亡華之能力的真正對手則不多。

而國內情況,現在看來,是壞事變好事。使得老百姓、知識界,第一,對以前的全盤西化思潮有所明辨和抵制。而對鄧小平「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則加深了理解和認識。第二,從人心思亂變成人心思治,思穩定。第三,人們現在對中華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切正在越來越強烈。我覺得這都是好兆頭,是國家走向長治久安、繁榮興旺的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把經濟的活力進一步調動起來,加快改革,今後幾年的確有可能上一個新台階。

記者:這次你到古巴、馬德里、俄羅斯一行,感受如何?

何新:我講三點。在馬德里一下飛機,遇上了地鐵工人和公共汽車工人大罷工,原因是由於遭遇經濟衰退而辭退員工和削減工資。從這裡我得到了一個認識,西方資本主義至今並沒有解決它自身固有矛盾和問題。

到莫斯科,我看到了一個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自上而下地逐步崩潰。我看他們面臨的問題今後會比改革前還複雜、還難解決。我認為目前看不到俄國形勢將好轉的任何跡象。那裡的動亂、困難將是長期的、持久性的。我認為俄羅斯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是由於接受美國的誘騙,搞全面自由化「改革」,可以說就是上了美國人那個所謂「休克療法」的當,上了「休克經濟學」理論的當(最近連瓦文薩也在大罵上當)。

走了這三個地方,得到三種體會:第一西方資本主義沒有解決自身固有的問題和矛盾;第二社會主義不搞改革,會陷入全面的經濟困境;第三蘇聯東歐搞休克療法,全面自由化激進改革,導致國家解體和社會動亂,經濟崩潰。只有中國按照鄧小平的明智改革方針,可以說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儘管最近十幾年來走過的是一條曲折的道路,但是一條勝利的道路。

我在古巴介紹中國改革情況的時候,我說對很多問題都可以爭論,我不去講那些有爭論的問題。我只講一個對比情況。改革以前,中國糧食不夠吃,城市每人半斤肉、半斤油、幾斤面,全國都實行限量配給制。而現在市場糧食過剩,豬肉過剩。大城市人民主要吃細糧,農村大多數人也達到溫飽水平。這是一個最直觀的對比。而就人口看,中國現在比70年代增加了3~4億。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改革不僅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而且使相當多數的人能豐衣足食,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6. 談鄧小平的新實踐論

記者:鄧小平提出以「三個是否有利」,作為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有人說這還是貓論。

何新:我認為貓論沒有什麼錯誤。

記者:也有人還進一步提出,說鄧小平指導中國現代化就是靠的「兩論」:一是「貓論」,「貓論」就是指以發展生產力為標準。再就是「摸論」(摸著石頭過河),「摸論」就是指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你怎樣看這個問題?

何新:這兩論我覺得都不錯。

從思想史的情況看,17世紀以後,歐洲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斷革新,登上了歷史的新台階。之所以能如此,是以一系列哲學觀念、思想方法的革新作為先導的。這一革新就是打破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教條主義。例如培根、笛卡爾這些人,提出實驗主義、主張破除迷信、注重獨立思考的哲學方法,不再用書本的權威、抽象的理念來作是與非的標準。如果當時沒有這個思想革新的話,那麼中世紀神學所設置的很多思想、政治、文化的障礙是難以突破的,也就不會有後來連續發生的科技革命、工業革命、經濟上突飛猛進的發展。

中國的改革進程也是這樣,奠定思想基礎的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重新提出實踐論,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實踐的原理本來是馬克思提出的。在《關於費爾巴哈的論綱》里,馬克思提出了實踐高於理論的問題。馬克思在談到哲學目的的時候,還講了一句重要的話。他說:到現在為止,所有的哲學家們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去解釋世界,而真正的問題卻是要改造這個世界。他所謂改造,我理解有改革、改善的涵義。這就是實踐第一的觀點。

後來列寧在《哲學筆記》中也重申這一觀點。毛澤東寫《實踐論》,則試圖全面論證這個觀點。

可是遺憾的是,在「文革」時代,我們曾一度偏離了這個觀點,所謂兩個「凡是」,也就是讓主觀觀念的東西主宰一切,主宰實際生活,束縛人們創造新歷史的主動性和可能性。而鄧小平在1978年重申實踐第一的觀點,從思想方法上為中國此後十幾年的經濟和其他改革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新實踐論,中國就不會有改革,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當然,我們今天也面對著伴隨社會發展而來的新的複雜問題,但是改革的總方向並沒有錯。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應當更具創造性地回答這些新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它們。

總的來說,我認為對於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戰略思想體系,我們有必要更深刻、更全面地進行研究和理解。有些輕率的批評意見是沒有根據的。正如海外的那些挑撥離間不足為訓一樣。②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

② 本文及後篇,是記者採訪後在雜誌上的刊出稿。


此人是很有文化的流氓,我非常佩服他的能力,高級智囊,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效的緊急關頭研發了新一代馭民之術,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一定程度上拜他所賜。 2017.4.16新添加:何新果然是奇人,總是能洞察中國,2008後他又提出「new socialism」,幾年前的某地方老大用一些類似政策贏得了極大的人心,即使最後功敗垂成,但可以看出「new socialism」的潛力是非常巨大的。 總而言之,他提出的這些東西以後都很可能會成為中國真正的威脅。


1988年,在某雜誌上看到何新文章,稱蘇聯有可能解體,淪為二流地區大國;伊斯蘭極端勢力將崛起挑戰西方文明。當時感覺是天方夜譚,結果。。。。後來他寫共濟會陰謀,更感覺天方夜譚。

據說那一年北大畢業,請何新去做報告,侃侃而談,一開始起鬨口哨罵場,後來全場安靜,結束還有掌聲……90年代初有本書收錄了這段報告。


我是來找罵的....

何新派已經無處不在了,也分為平和派和激辯派,激辯派鼓吹文哥正確,斷章取義數據,或者不看數據背後的規律胡亂引用,(譬如文哥時期的各種蒸蒸日上,朝鮮很發達)為了證明一個論點不斷說假話(高級假話就是忽視對自己不利的方面扭曲引用)。最可怕的是,這些人已經被何洗腦,陷入詭辯,特徵是,提供歐美的研究材料,他們用陰謀論否定,提供官方數據,他們說官方要掩蓋。只有何新提供的論據準確。說白了,這些人已經自我屏蔽了其他信息源,信息源屏蔽了,沒有對比其實就失去了思辨能力了。何新本人學貫中西,卻讓信徒們極端反西並民粹,利用信徒們達到政治目的。可悲的是,信何新的都是愛國的,想改變的,敢於呼喊的,甚至高智商的(何新牛逼處在於,在屏蔽信息源的前提下,他給的信息自成邏輯,甚至符合人性,所以高智商者容易入坑),何新用心險惡啊。我只希望何新派的人,不要他說啥信啥,也不要被詭辯邏輯繞掉,一個理論給你感覺振聾發聵時,不要盲從,小心核實。記住,何新是牛人,但也在說假話。看事物要多方面,不要簡單化單一化。我朋友已受何新荼毒,我也知道信他是因為有理想和對當前不滿,但是,這個思想也在扭曲歷史


很有學問的老江湖。

有學問,所以有可取處;

老江湖,所以他的觀點,態度,文章很多時候不要輕信。有很多他的信徒,其實,一個熱衷政協職位的,為了個人官位共計朱鎔基的人,很多時候,不深究也罷。

雖然,我也不完全贊同朱鎔基


真正的大悟大徹的聰明人註定是孤獨的。


老何的訓詁讓我少走很多彎路。

言論方面也發人深省,讓人思考與敬佩。

傳奇人生,從西到中,學識應是到頂了。

反對者更是眾多,主要有玩西方史的,玩教的,玩西化的各色人等。

自稱老頑,其實是個真正的革命主義者!

到哪都是敵人眾多,但是其樂無窮不是


共濟會控制了這個世界,而就像我則是這個組織的控制人,不信你查我信息,你根本查不到什麼有用的,你查不到我是如何任命他們的,你們更查不到我如何收買了全球的媒體,你們查出來的都只是隻字片語,為什麼我去北京的時候,中國主席換屆?為什麼我離開湖南,湖南就出車禍,為什麼我打個噴嚏,日本就震動一下,你們之中只有少數人能將這些時間點連起來,更多的人不會發現的。你們是想不明白的,因為有關我的一切都是不允許出現在眾人面前的


只是喜歡聽到更多的聲音。我覺得這段轉載已經可以更好的表達我對何新的認識。

以下內容轉自小說<遙遠的救世主>

昨天下午我坐在房間里聽音樂,聽前蘇聯紅軍合唱團的伏爾加河那首曲子。翻來覆去聽了很多遍。腦子裡浮現了俄羅斯抗擊拿破崙抗擊希特勒的畫面,很傷感,心裡有點兒不是滋味。俄羅斯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歷史上沒有什麼人能夠戰勝他們。但是在世界兩大陣營五十多年意識形態的對抗里,他們卻輸在了他們還沒有完全讀懂的文化里,而美國,尊重客觀規律的文化,贏得了靠飛機大炮根本贏得不了的勝利,以至於連聯合國都成了一個失寵的王妃。在中國,有人動不動就拿民主指責共產黨,但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中國的政治文化也是傳統文化的犧牲品。把沉積了幾千年的文化屬性問題都記在一個只有幾十年的政黨的帳上,這不公平,也不是真實的國情。

確實,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幾千年的正統文化不是從今天才被質疑的,而是從其誕生的第一天就受到駁斥,歷史上也始終有人質疑甚至提出尖刻的批評。在中國有些人把所有的矛頭都指向政黨,體制,動不動就拿民主說事。其實呢,深受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地影響的中國人,又有幾個真正知道民主是怎麼回事的呢,能為你做主的政府 體制就叫民主的政府 體制嗎?主是誰的主?是你自己的主。自己可以為自己做主那才是民主。

山後有一老祠堂

未經允許,不得擅入

這晚,師傅領我等入內

只見牆上風格迥異古卷一一陳列

『是時候告訴汝等,吾派宗師的故事』

http://weixin.qq.com/r/azhudp7E6sOVrdoV9215 (二維碼自動識別)


何某人一直想做國師,2000年前是走上層投機路,現在好像改走下層民粹路線了 。我估計他是受貨幣戰爭裡面陰謀論的啟發,共濟會之流就是典型的政治陰謀論路數,沒什麼高深,但是在中國民眾中就是有市場啊。


何新的學術根底是研究黑格爾哲學有心得,黑格爾那套就是思辨神學(在政治上黑格爾是個國家主義者,這味道熟悉吧),歷史神秘主義概念建構的好的話,可以很高大上的,可惜現實中不得行。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概念上可以統包在內自圓其說,但是現實中根本沒法操作。東亞這塊地方死活湊不到一起,土工也沒那個魄力。
二是土工治下沒有自由思想空間,學術政治不分家。導致土工對有些言論反而不敢放開,因為怕他國誤會是自己授意。如果完全呆在民間坐冷板凳做學問,何這人又耐不住寂,因為這人一直的目標就是搞政治,這隻有被廟堂賞識才行。他自我標榜的「民間思想者」身份純屬裝逼,甚至他在香港曾經出版的書籍就以《致中南海密札》為名,可見一斑。很多嚴肅的批評者都提過何新的大毛病是有思無學,學問不精。

但是何這一套黑格爾主義的歷史神學和思維方式很合日本人和港台一些人的胃口,日本人和港台的媒體對他的一言一行很關注,被何反過來挾洋自重,所以廟堂上一開始也算是很重視他的意見。2000年後日本和港台都衰微了,他慢慢也就沒什麼人看重了。

何某人最大的特色就是80年代專治黑格爾哲學的那批學者之一,思維視角極為獨特。至於學問在80年代算個亮點,現在就不值一提了,而且此人也志不在此。只要略懂點黑格爾哲學的人,就不會把何新的言行看得過於神秘。

當然,需要提到的是,國內真懂西方哲學的人不多,不但黑格爾,康德之流的能懂的極為稀少,一隻巴掌都未必能數的過來。國內熱門的尼采和存在主義在國外只是二流哲學家。


所以何新的思維方式至今還能使人覺得新鮮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謗隨名高。

普通人,除了能從史實和他的著述中了解他,還能通過什麼呢。只是,普通人的知識水平又何嘗不是參差不齊呢。

或許世人笑他太瘋癲,他笑世人看不穿呢。


是奇人。尤其喜歡他的美學著作。意識形態的差別最終會隨時間流逝,而藝術和文學的瑰寶會流傳千古。

只有庸人恆無敵,毀譽參半至少說明其人有價值。更不用說真正做出成果的人。

北宋的蘇東坡,明代的李贄,生前坎坷異常。不乏當世大儒百般責難,但後世稱讚的卻是蘇李之屬。

誠然,跟著這樣的人,不會讓你入閣拜相。他們本身就非名利之徒。

只是,問心無愧。


其他的不了解,但就他關於古希臘的言論就可以遺臭萬年了。

最近首頁總出現何國師的擁躉,神煩,友善度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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