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課本上學習的古代的文人,都是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我印象中就沒什麼名利雙收,飛黃騰達的?
實話實說,語文課本上的古代文人,幾乎全都是名利雙收,飛黃騰達的人。只不過,他們留給我們的文章,能觸動我們的,多半是感慨悲歌的段落。我們不愛討論李白的《清平調》,卻很喜歡他的《蜀道難》。不記得蘇軾是怎樣寫美食的,卻記得他打獵時的真趣,以及思念亡妻時的苦楚。韓愈的《祭鱷魚文》,不如《祭十二郎文》那般真切。所以你也很難知道,王維這個唐朝的狀元,日常的生活有多富足和奢侈。窮得天天斷炊的陶淵明,在妻子孩子的極力反對下拿家裡的口糧換酒喝,酗酒無度到什麼程度。
說到底,我們只關心我們關心的,只體會到了我們能體會到的。我們的人生不稱意,所以只記住了他們的憂傷。李白,在唐代是帶魚一級的,只是他是有良心的,不願意「封侯」;杜甫,有官,有大人物照應,自己還有地;辛棄疾,樞密都承旨;方苞,皇帝的秘書……不論是哪一個人,他們的位置都是不少人只能仰視的。所謂不順是他們自己感覺不順,一部分人是真有抱負,一部分人是欲求不滿……
文人飛黃騰達的例子其實非常多,我就隨手舉幾個。
先秦,蘇秦張儀。蘇秦就是傳說中那個錐刺股的讀書人。他本身是縱橫家,應該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文人。蘇秦最終佩六國相印,可謂飛黃騰達,名利雙收。雖然最終是被人刺殺,但是這也是意料不到的事,並非因為命途多舛導致的。張儀在秦國飛黃騰達,跟蘇秦在六國的地位相當。兩人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讀書人,因為現代意義的讀書人從宋朝之後才開始出現。
漢朝,司馬相如,向漢武帝進獻了他的賦,飛黃騰達,結局也是善終,比幾百年後同樣通過進獻賦給皇帝的杜甫強多了。杜甫也是通過向皇帝進獻文章得了官,但是很快就被免職了。
漢朝,匡衡,少時鑿壁偷光讀書,最終官至宰相。雖然最終被廢為庶人,但是也是在家善終的。
漢朝以及後來的魏晉南北朝主要是門閥制度,文人通過讀書成功上位的太少了,例如鮑照左思等人都是才氣過人,但是總是『英俊沉下僚』,所以這段歷史時期比較少有文人可以飛黃騰達的。但是還是可以舉出一個庾信。庾信是個典型的文人,寫了大量的詩賦,代表作有《哀江南賦》,《枯樹賦》等。他本是南朝人,但是因故滯留北朝,在北朝成了達官顯貴。但是庾信牽念南朝,所以儘管身居高位,卻還是寫了很多諸如『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昔年種柳,依依江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種句子。但是庾信確實是飛黃騰達了。杜甫特別崇拜庾信,寫道『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其實庾信最後過得真的很好,至少比暮年的杜甫強多了。
從隋朝開始有了科舉考試,文人終於可以一展才華,通過科舉做官了。門閥制度儘管沒有就此消失,但是隨著科舉制度的興起,門閥制也逐漸式微,從宋朝之後,科舉成了幾乎唯一的文人做官的途徑,所有從有科舉制度開始,文人飛黃騰達的例子就開始不勝枚舉了。
唐朝,元稹。本來就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因為才華橫溢,最終做了節度使這種封疆大吏,成了朝廷的一品大員。元稹把自己飛黃騰達之前的經歷寫在了《鶯鶯傳》裡面,得意洋洋地講述他自己如何對鄭氏,就是鶯鶯,始亂終棄的故事。元稹的人品不行,但是才華有目共睹。
唐朝,王維。唐朝時期科舉制度不像宋明清時期那樣成熟,還給人留下了充分的作弊空間。嚴格說也不算作弊,因為當時文人考科舉之前幾乎都要去『投刺』,就是將自己的詩文拿出一些得意之作投獻給權貴,然後通過權貴的賞識來獲得科舉的成功。王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通過一曲《郁輪袍》獲得公主的賞識,然後中了狀元。王維飛黃騰達了,但是最後主動選擇了辭官歸隱,在終南山和裴迪過著怡然自得的隱士生活。這是他的個人選擇,自然不會覺得苦悶。唯一挫折應該是在安史之亂的時候叛軍曾經逼著王維出任偽職,叛亂平息之後王維因此受到清算。但是王維在出任偽職期間寫了一首《凝碧池》,表達了對唐朝的思念,因此也沒有受到太大的打擊。
但是唐朝確實有很多著名詩人坎坷一生,最為著名的代表就是李白和杜甫了。這也給人留下了文人大多數都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命運多舛的印象。李白和杜甫都經歷過人生的大起大落,有過飛黃騰達的時候,但是大起的時間短暫,大落的時間漫長。李白和杜甫的晚景都很凄涼。李白因為安史之亂的時候跟隨了永王受到了朝廷的打擊,最終流放夜郎,差點死在路上。雖然後來還是因為大赦幸免於難,然而大赦之後李白過得也並不如意,最終在安徽當塗孤獨辭世,正如杜甫說的『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晚年漂泊江湖,連衣食都成了問題。最終貧病交加去世。他們兩個太出名,結局又太悲慘,所以就給人一種印象,就是『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其實不然。
唐朝,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韓愈。他們四個有個共同點,就是都中了進士。在科舉制度下,中了進士就是成功躋身上流社會的通行證。范進僅僅是中了一個舉人就高興成那樣,舉人到進士還差了一大截呢。這些中了進士的,本來可以坐享榮華了,他們也都做了官,雖然不是一品大員,但是也都還不錯,畢竟一品大員才能有幾個?《紅樓夢》裡面的賈政也就是一個工部員外郎,而這四位的官應該都跟賈政的職位相當。他們在宦海沉浮,做大官時候留下的詩文大多不如被貶官時期的精彩,譬如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就是貶官期間寫的。因此,大家也都記住了他們被貶官時期的經歷,但是他們坐享榮華的時間或許更多。白居易在六十七歲的時候給劉禹錫寫下了『更待菊黃家釀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這哪裡命運多舛了?柳宗元和韓愈都有貶謫到南方的經歷。唐朝時期嶺南還是一片未開發的煙瘴之地,兩人由此激發出的詩作自然也更加精彩。韓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和柳宗元的『海畔尖山如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都是其中的代表作。韓愈後來很快就回到了京師,儘管如此,韓愈還是在《進學解》裡面抱怨道『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其實當時韓愈是國子監博士,也就是現在的頂級大學教授。韓愈本是文人,在大學教書有何不可?何必非要汲汲於富貴?漢朝的賈誼,晉朝的陸機,都是太過與追求名利,最終一個是年紀輕輕就鬱鬱而終,一個是兵敗被殺,遠不如韓愈善終。韓愈做穩了京官,卻還抱怨只能呆在清水衙門。這也能算是命運多舛嗎?
唐朝,杜牧。杜牧少年得意,年紀輕輕就高中進士。曾經在揚州做了十年快活官。揚州乃是當時第一繁華都市,『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說的就是做揚州刺史跟做神仙差不多。杜牧一生沒有大起大落,從來不用考慮生計問題,這一點李商隱估計要羨慕死他了。李商隱一生都消耗在了牛李黨爭上面,可謂是命途多舛。
宋朝之後科舉制度開始規範化,比起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上升的障礙已經基本不存在了。於是一大批的文人,例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都做了宋朝的參知政事等官職。他們不用再像韓愈那樣在清水衙門發牢騷,他們可以左右國家的政策,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排除異己,可以一手遮天。他們自己內鬥,例如王安石代表的新黨與司馬光代表的舊黨反覆爭鬥,牽連了無數的朝廷大臣。宋朝的黨爭跟明朝比起來簡直是不值一提,饒是如此,也讓蘇東坡不停地遭遇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是除了蘇軾之外,沒有人算是命途多舛,頂多是宦海沉浮罷了。蘇軾在這些人中名氣最大,經歷最坎坷,有點像唐朝的李杜,所以又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文章憎命達』。然而蘇軾是個豁達之人,估計黃庭堅也是跟著蘇軾學了一個豁達的性格。他們經歷了多次的貶官,卻都可以泰然處之。蘇軾最終回到京師,得以善終。黃庭堅死在了貶官的處所,成了一個時運不濟的代表人物。
南宋的辛棄疾,算是時運不濟嗎?他的詞作大部分是在怨,但是他不是在自憐身世,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原的失地。他的生活很優渥,可是他骨子裡卻是一名武將。他想的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夢的是『醉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恨的是『東風不染白髭鬚』。他和陸遊很像,陸遊不甘心做一名文人,『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陸遊和辛棄疾一樣不是傳統意義的文人,他們認為在國破家亡,乾坤半壁的時候做詩人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他們的命運不濟不是來源於他人,而是來源於自身。
從宋朝開始,除了元朝,中國的文人過得都還不錯,除非是改朝換代的時候有人經歷了從富貴到困窘的煎熬(典型案例:張岱,八大山人;不是很典型的,蔣捷)。宋明清的朝廷高官(確切地說是文官)幾乎都是出身平凡的文人,例如范仲淹,楊廷和,張居正,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等等。這些時期的文人很少有資格說自己懷才不遇,命途多舛的。這時要找飛黃騰達的文人,可以說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只需翻翻史書就行了。這時期命運不濟的文人反倒成了稀罕的孤例。唐寅,徐渭,蒲松齡都可以說是時運不濟,和他們比起來解縉,楊慎算是好很多的了,畢竟這二位都曾經進入了朝廷的中樞。
總結:文人們在宋朝之前懷才不遇命運多舛的比較多。中國在宋朝之前有尚武精神,到了唐朝鬱郁不得志的文人李賀還寫過『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的豪言壯語。從宋朝開始,中國開始重文輕武,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所以時運不濟越來越不可能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應該是讓不少文人失去了飛黃騰達的機會,但是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給了文人上升的通道,所以當科舉制開始逐步完善的時候,文人們也不大可能會再坎壈一生了。為何人們的印象總是文人們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呢?可能是因為文人們更擅長發牢騷:不讓你做官,你不高興;官小了,在清水衙門,你不高興;官大了,你開始文人相輕,相互傾軋,被碾壓的又不高興。有了科舉制,考上了皆大歡喜,有才華卻又考不上的也只能像蒲松齡那樣在書裡面罵罵罷了。清朝詩人黃景仁寫了一句被無數讀書人引用至今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那是因為黃景仁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中進士,年紀輕輕就死了。如果他像李鴻章那樣中進士,做高官,領兵打仗,興辦事業,操練海軍,出將入相,他還會這麼說嗎?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有思想的人,往往都是不合群的、不被理解的、寂寞的。他們只要說幾句真心話,就會被當成異類,被排斥,被孤立。而通常名利雙收、飛黃騰達的人是絕對不會讓自己陷入孤立之地的,於是他們像眾人一樣隨聲附和,永遠帶著面具生活。就像漁父跟屈原說的那樣:「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事事順遂、錦衣玉食,進而百無聊賴腦滿腸肥,平生只懂得悶聲發大財,卻又如何作得錦繡文章?在現實生活中受挫失意,行有不得,於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天馬行空縱橫馳騁、唯我獨尊、加冕稱王。文章者,一念之思也。想的東西格局很大,一旦落入現實就小了,所以下筆往往是怒章、悲章;怒為對己無能之怒,恨不能在命中縱橫馳騁,左衝右突;悲為對己無能之悲,歧路痛哭、關山難越,悲從中來、不可斷絕。順風得意時,立言立志,但覺世間無事不可為;落魄失意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故而聽命於斯,遇漫天風雪、殘山剩水乃得發。說到底一句話,文學乃是人生的遺憾。與其說文章憎命達,其實是命達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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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人生得意需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其實人生悲苦和歡欣總是相伴的。只是悲苦造成的通感和心靈震懾更加深刻,所以我們更容易記得那些人生落魄後的不朽篇章罷了。先說為什麼。課本要表達什麼?教你做一個怎麼樣的人?當然不是「要想不俗也不瘦,頓頓筍炒肉。」崇尚享樂主義那不是課本該做的事情。
所以主旋律就是——
蘇軾懷念自己的妻子-看看這夫妻感情,多好,總不能說朱熹玩小妾包二奶吧?李白的豁達-面對困難咱要迎難而上,要不就洒脫放棄,當然了,雲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把妹上龍庭,這種事能讓小孩子知道么!其次,歷史上的這些人吶~好多人的詩其實都在表達一種思想——老子要上天,和太陽肩並肩!卧槽,老子為什麼飛不起來!理想主義的好高騖遠而已。不抱怨的都當了大官。看看人家王安石~宰相啊!可惜宰相還不夠,還要上比管仲商鞅,下啟一個新時代。
壯志未酬是也。看看李白,你覺得他命運悲慘,要爬山過河要賣馬買酒……可是人家在唐朝可是富二代里的戰鬥一代,不說堪比王思聰,起碼也和陶乾媽的兒子有一拼啊!而且人家論地位,文藝界一哥,問當今中國,有誰能讓內務部長給他脫鞋,讓砰老媽子給他磨墨?沒有!所以,文人牛逼就在於,忽悠你的眼淚。清晨的陽光啊~怎麼沒有 你中流砥柱這個辭彙是跟哪個作者學的?
什麼叫「時運不濟,命途多舛」?你以為當個知府,得罪了權貴被貶了官,寫下一堆感懷傷時的詩詞,就叫「時運不濟,命途多舛」?你以為當了將軍,立功無數,但被君主猜忌,鳥盡弓藏,就叫「時運不濟,命途多舛」?你以為造反當了幾年皇帝,還沒展開手腳建功立業,創業未半卻中道崩殂,就叫「時運不濟,命途多舛」?naive
大疫,死者以萬數。
大旱,人相食
大破之,斬首萬餘
屠之
坑之
真正「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人在這裡面,無名無姓,留在紙上的只剩一堆數字。
而什麼又叫「飛黃騰達,名利雙收」?
飯局上,你碰到個處長、局長都要點頭哈腰敬煙敬酒。課本上,節度使、巡撫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放到現實中那可是軍區總司令、省委書記,你平時見得到嗎?
結論就是,凡是你讀到的詩句,都是名利雙收的人寫的,概率為99.9999999%我就沒見過反例。。。
論證過程如下
古代識字率平均能達到5%?如果按現在聽說讀寫的標準,能達到百分之一?並且在古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也就是說有文化和社會地位是強烈正相關,只要是有些文化要不就是家裡有勢力,要不就是有錢,西門大官人活得那麼流氓,不也是想讓官哥讀書嘛。最不濟也是家道中落,比如曹雪芹,但人家也是幾乎不從事農業生產且衣食無憂,這在古代屬於前5%的人了吧。你想像一下中國前5000萬人的生活狀態,肯定不能用奔小康來形容了吧。你要是說杜甫,人家首先祖上闊過,並且人家潦倒大部分是因為戰亂和自己多病,而且在逃難之時,有了一個非常超現實主義的死法,並不是因為餓死,這就超越了絕大多數普通人了吧。這是利另外,詩詞流傳的概率有多少不清楚,但是有一個說法我特別贊同,就是凡是一個人只要能在死後年內能被十萬人認識,就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你說的那些有作品流傳的文人,基本上符合這個概念。那麼概率是有多小?大約20萬分之一(數據摘自一片英文閱讀),也就是說和有些省高考狀元的概率是一樣的。。。
這是名所以說不要為了一個古代人生贏家副市長寫了篇牢騷文:感慨為什麼不得中央賞識,為什麼還沒做到副省級。就覺得官場黑暗,木秀風摧。。。真正可悲的是連話語權都沒有的芸芸眾生。。。國家不幸詩家幸,其他答主都說了很多。
不過其實我們熟悉的這些詩人,像王安石,蘇軾,岑參,高適,范仲淹,辛棄疾。。。這幫人一個個官都不小。王安石搞得王安石變法大家應該都學過。這都是相當於政治菊常委水平的。就連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紳,混的再不濟都是翰林學士。那幫真正混的背的,根本不可能留下詩。就說范仲淹吧,你以為人家憂一憂就完事了?人家官最高做到參知政事,相當於宰相級別。貢獻包括,並不僅限於,當年主導了對西夏的戰與和,維護了宋朝西部穩定百年。人家謚號是文正,啥概念呢,古人講究蓋棺定論。謚號就是對你一生的評價。在我朝就是你在追悼會聽到的:xxx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士,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XXXX。根據貢獻有不同的叫法,你級別不夠的話,這什麼「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士」之類的就不能亂給。在宋朝,大臣謚號一般是倆字,文正是大臣能得到的最高謚號。文正有多重的分量呢?清朝的評定系統也是文正最高,李鴻章夠牛吧,只得到了文忠,文正那是給曾國藩的。現在能掂量出范仲淹的斤兩了吧?
這幫人確實寫過不少詩感慨自己命途多舛。這就像是學霸成天在抱怨自己考的差,你聽聽就行了,別當真那些懷才不遇的我們應該都沒有聽說過
在歷史書上留下名字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一般人最多留下來
人相食,易子而食
地震,死亡幾十萬人
知乎精英去了,大多就是地震中的人,不會留下名字的
你看辛棄疾
辛棄疾生於金國,少年抗金歸宋,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著有《美芹十論》、《九議》,條陳戰守之策。由於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後被彈劾落職,退隱山居。開禧北伐前後,相繼被起用為紹興知府、鎮江知府、樞密都承旨等職。開禧三年(1207年),辛棄疾病逝,年六十八。後贈少師,謚號「忠敏」。
最少都是一個市的市委書記!
陸遊,賜進士出身。古代三年可只有幾百個,比清華北大都難的多!
蘇軾,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
陶淵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
怎麼也是一個區委書記啊。
白居易,翰林學士,左拾遺。後面一個是在皇帝身邊的哦!
李白,故宰相許圉師之孫女結婚,逐家於安陸。是年王昌齡進士及第。
杜甫,杜甫出身於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
做官哪有一帆風順的,有時候政治鬥爭,或者自己不成熟被貶!
但別人是有機會參與朝政的
你以為他們和我們一樣和的士師傅議論國家大勢啊
別人最起碼一個區委書記,甚至市委書記感嘆一下懷才不遇
你聽聽就好了
真的以為別人吃不起飯,沒地方住啊
你看到只是你看到的
其實往往他們有段時間官途會不錯
但有時候不順的時候,就寫詩說說自己懷才不遇啊
你看到的是後面的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司馬遷《報任安書》這是個需要層級的問題。時運不濟、命運多舛指的是最高層級的自我實現需要,而名利雙收、飛黃騰達一般是指第三、四層級的社會需要和尊重需要,兩者講的不是一回事。留下名字的古人,其實一般都是已經滿足了後者追求著前者的。普通人若能出任廳級高官那祖墳都要冒青煙了,而賈誼卻是屈死了,因為他的理想落空。蘇軾《賈誼論》:「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歷史上的大人物的希望和悲傷是和我們普通人眼中的名利無關的。「千金散去還復來」,這句話放在今天都是富豪級別的人物才能吹出的豪言壯語,可李白仍然不開心,因為他的理想,是做魯仲連。我們的語文,它不會突出石崇砸珊瑚樹這種事的,那隻能讓你浮躁和幻滅,給你看的,都是在追求完美人格和歷史貢獻上的執著和艱辛。若你是個極其優秀的民族精英,這種教育教你向上不墮落;若你是與我一樣的凡夫俗子,至少可以得到一絲安慰——名利雙收未必開心,馬雲說月薪兩三萬最幸福,確實是真心話。
天天讀李後主的詞你就以為人家慘啦?人家可是特么的國主。內心再苦悶也比你天天買不起房的強。
天天讀王安石就覺得人家慘啦?那特么是王相公……
天天讀杜甫覺得人家慘啦?人家那是杜工部……
有名的詩人詞人少說有個官職功名在身。不比現在的985強?至少是個北大中文系吧?
就算是柳三變……那也是花花公子界的傳奇。
更不用提還有什麼司馬光啊蘇軾啊之類的北宋名臣。
真正略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李賀
時運不濟命運多舛,才能對人生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寫出來的作品,也才更加打動人心啊!
一生順遂的人,三妻四妾錦衣玉食享樂還來不及呢,哪有時間領悟人生?我總結下,出現這種事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白也好,蘇軾也好,這幫子人明明只有搞文學的天分,非要去搞政治,還自以為自己很擅長搞政治,然後就被政治給搞了。你想想看,假如現在賈平凹要去當陝西省委書記能有好下場咩?
多了。飛黃騰達標準是啥,混到宰執位極人臣算不算?
李紳
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紳為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為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出為淮南節度使。六年,卒。
歐陽修(嘉佑)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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