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1966-1976 所謂「探索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
圖源近代史老師上課的課件。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越來越多人開始對這樣一件事抱有懷疑：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經濟到底有沒有到崩潰邊緣？有沒有遭受嚴重損失？
由於長期只有一種官方宣傳聲音，連這種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懷疑竟然也慢慢滋長了起來。現在，被這樣的觀點所影響的人已經為數不少，感覺還是需要做一點簡單的科普，來做個糾正。
（上一次出現這種對官方宣傳的大規模反動，大概已經是《蔣委員長鐵血衛隊大戰雨花台》之類的帖子大行其道，微博上出現一大批國民黨粉絲的時候了。其實，這兩者很接近。）
為了「不要讓謠言重複一千遍變成事實」，我感覺有必要寫這個回答。
下表來自李成瑞的論文《 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 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 》，該論文寫於1984年，他將建國以來經濟數據較為完整的年份劃分為三個時期進行比較。
可以看到，從1967年到1976年，是各項產出指標全面落後的時期——十四個指標全部落後於1977-1982年，還有十個指標的增速比1953到1966年要低。
但這張表並不能打消人們的所有疑慮，反而成為了懷疑的起點。從這張表開始，一些人構建了他們對主流宣傳懷疑的理論框架：
1，文革期間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為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加速提供了基礎，因此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不來自改革，而來自文革。
2，文革之後，工資大幅度提高，享受消費增加，雖然短時間內提高了經濟增長，但擠出了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造成了80年代末期的經濟波動。
真的是這樣么？
一，結構失調
首先從「積累率」這個名詞開始講起。積累率，可以看成是你為了未來的消費而放棄的當期消費。這部分被放棄掉的消費，通過一系列投資建設，變成了下一期的生產力。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6》
從上圖可以看到，中國的積累率僅有兩個明顯的波動，第一次是在大躍進初期快速上升，而在大躍進後期所有項目一律停工時降到谷底；第二次是在文革初期全國內亂時下降，而在70年代初三線建設進入高潮時上升。而其他的時間段，積累率都較為穩定，在30%到35%左右。
很顯然，「文革期間進行了高積累」這個論斷，從積累率這個數據上看並不能得到支持。那麼「文革高積累」這個印象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裡就要看另一個指標——歷年主要產品新增生產能力。
資料來源：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
上表列出了不同時期的一些主要工業品的新增生產能力，為了便於查看，這裡按照不同的五年計劃來劃分，其中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和一部分五五計劃（1976-1980）的新增產品生產能力是在文革中建成的。
可以看到：
1，在鋼鐵與機械行業、支農行業，文革期間的產能增加非常明顯
3，在能源行業和交通行業，文革期間的產能增加與文革後相比各有高低；
4，在輕工業產能增加上，文革期間的產能增加相對很少。
不過在很多「工業黨」看來，只有鋼鐵機械和支農行業算是積累，其他部門，尤其是輕工業，壓根兒不算產能積累，這部分產能增加也就被他們無視了。
不能否認，鋼鐵、機械和肥料是工業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可這誰不知道呢？連屏幕之前的你我他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可是為什麼文革之後，這兩部分的產能增加被減少了那麼多，而輕工業的增長成為了主要積累？
對這個問題，我們在知乎上看到了太多的片兒湯話，什麼收買階層啦，寅吃卯糧啦，這話誰都會說，但還是那句話——連你都知道是寅吃卯糧了，那時候的人們不知道？
這時候我們還是得回到文革期間的兩個基本經濟特徵上來，才能理解文革後的產業方向大轉型：
1，十年不漲平均工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
工資不變這個特徵在這個回答大數據技術是否有可能拯救計劃經濟？ - 知乎 中也提到過。工資十年不增長，是積累率太高的緣故嗎？不是，從前面積累率的變化看，文革中和文革後的差別並不能解釋為什麼77年之後的工資能快速增長。
但在平均工資不變甚至下降的基礎上，工資總額卻在不斷提高。這個現象叫做「低工資，廣就業」，也是我國在改革開放前長期堅持的政策。而文革時期，是這個原則被實施得最極端的階段，這和意識形態的極端化是分不開的——為了防修反修，因此極力避免勞動生產率的人與人差異擴大。
這個原則的初衷當然是好的，為了讓最廣大人民分享經濟受益嘛！但是當這個原則被引向極端時，平均工資不能動，工人增加卻相對容易，人們便採取迂迴戰術，用增加就業人員的方式來增加家庭收入，這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降低。
當然，勞動生產率這個指標在當時並不重要，他會被套進「經濟主義」或者「唯生產力」的大帽子裡面，被狠狠批判。
2，生活水平不增反降
除了平均工資不變之外，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出現了下降。62年大躍進結束後，在63到65年，「抓吃穿用」政策成為產業發展的主流。但是，隨著文革開始和三線建設的鋪開，吃穿用政策無疾而終，重工業偏向的政策重新佔據主流。
上表可以看到，在糧食和食用油方面，在整個文革期間基本沒有增長，如果說這個部分和化肥與合成氨相關，因此增長緩慢也情有可原的話，布和食糖的增長在三線建設全面鋪開的四五時期也非常緩慢。
資料來源：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
上表為各個時期不同房屋的建築面積，單位是萬平方米。可以看到，文革時期的住宅、學校和醫療機構的建造都比較緩慢，一些指標比文革前還要慢許多，尤其是住宅，1966年到1978年竣工的還沒有1953年到1965年竣工得多。城市居住環境和公用事業發展，在文革期間非常緩慢。
想想看，十年不漲工資，十年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十年了住的房子越來越小——但國家仍然在重工業上加大投資。
不是說國家不能投資重工業，而是如果在投資重工業的同時，讓民生相關的工業一點點都得不到發展，結果會如何？
在防修反修和集體主義佔據絕對主流的年代，你可以把國家看成一個人，把人們看成一個個細胞。突然，國家要健身了！於是各種忌口，勞其筋骨，一年後獲得了一副美好肉體。
但是，一個個人，並不是完全聽從大腦指揮的一個個細胞。他們不是不可以參加國家的工業化大計，不是不可以暫時性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但是時間長了，他們是會不滿意的。當這樣的不滿意越來越多，下一個步驟就是補欠賬了。
就好像健身到一半，身上的細胞不幹了，大病一場，你不得不進醫院躺上一個月，花很多錢，吃上很多營養品，身上剛剛練出的肌肉也消耗掉不少。在這種情況下，把「因為健身太狠了而不得不在醫院躺一個月」這種補上欠賬的行為看成「寅吃卯糧」，未免就有些可笑了。
二，效率低下
如果僅僅是停留在這裡，我們可能還只是將文革看成是一個經濟比例失調的年代。但事實上，文革真正造成的損失，是在效率上，包括工業生產效率和投資效率。而工業效率和投資效率的低下，則要從當時的工業組織形式上破題。
在這個方面，最好的著作是夏爾?貝特蘭的《大躍退》。貝特蘭因為1976年政治風向的變化，在1977年辭去中法友誼協會的主席，並在1978年寫下了對文革後一些問題的看法，即《大躍退》。
這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分左派「防修反修」的大預言和聖經，但也同樣讓我們看到，在「防修反修」的同時，還要提高生產效率，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為了制止修正主義路線的露頭，堅持工人階級的絕對領導，要反對的東西有很多——要反對一長制，要讓工人能有很高的權力反對規章制度，要制止企業的唯利潤傾向，要堅持工資上的平均主義——可是這樣做確實造成了生產效率的低下和生產的一些混亂。
資料來源：中國煤礦傷亡事故統計分析資料彙編（1949-1995）
上圖可以看到歷年來不同煤礦的百萬噸死亡率變化。可以看到，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國有重點煤礦和地方煤礦的百萬噸死亡率都很高，而與此同時煤炭挖掘的變化幅度並不大。（當然我們也能看到鄉鎮煤礦在80年代後期的死亡率增高，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諷刺的是，在工人階級真正當家做主的階段，工人的生產死亡率更高了——說完這句話，我已經替一些人想好了回復，「你以為資本家/修正主義者設立的規章制度真的是為了降低工人死亡率嗎？錯！他們是為了更好地剝削工人！」我可不打算回復這麼永遠正確的話，不過我還是先替你問了。
在文革階段，工業生產的一項重要瓶頸出現在鐵路運輸方面。鐵路運輸的問題說難不難說簡單也很簡單，那就是無法準點，運力被嚴重限制。鄧小平1975年回到領導崗位開始抓經濟，第一件事兒，就是抓鐵路。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發表《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講話，說：
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今天就要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解決鐵路問題的辦法.還是要集中統一。但是近幾年這方面實際上大大削弱了。由於削弱了集中統一領導，鐵路運輸總是上不去。按現有的實際能力裝五萬五千車是沒有問題的，而現在每天只裝四萬多車。所以中央的《決定》是根據鐵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統一。
現在鐵路事故驚人，去年一年發生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事故最少的一九六四年的八十八件增加好多倍。這中間有許多是責任事故，說明沒有章程了，也沒有紀律了。現在有些規章制度要重申。火車司機不能下車吃飯，值班不準喝酒，現在也不嚴格執行了。喝醉了酒扳錯道岔，就會造成火車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規章制度一定要恢復和健全，組織紀律性一定要加強。這個問題不光是鐵道部門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門也同樣存在。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
嚴格的規章制度！火車司機不能下車吃飯，值班不能喝酒！這麼修正的論調，毛澤東照樣批轉了他。毛澤東看不出他修正嗎？還是毛澤東認為在此時有比防修反修更重要的任務？看看下圖的各個五年計劃的正點率，就明白了。
資料來源：中國鐵道年鑒（1999），注意坐標軸下限為70
工業生產效率的降低，事實上直接影響了文革時期的積累效率。
我將《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中建國後到1985年的所有重大建設全部保存了下來，計算一個指標——文革間的建設和文革之外的建設，在效率上有什麼區別，在同樣的生產能力增加前提下，建設工期分別要多久？
資料來源：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50-1985）。為了防止三線建設的「山散洞」對建設難度的影響，我在計算時特意控制了建設地區，並主要分析那些在同一地址興建的多期工程。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間進行的建設，除了火電廠的建設速度更快一些之外，其他的基本建設速度都要低於文革之後，差不多在一半左右。事實上，不少重大工程的建設速度還遠低於文革前。同樣新增產出的重大工程，在文革以外需要3、4年造好，而在文革期間要花6、7年。
建設效率的降低，意味著文革的積累還出現了大量的浪費，平白拖長了固定資產投資的戰線，佔用了大量本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的資金。一些在文革時開工的建設戰線鋪開過長，也從另一方面導致80年代初一些建設項目被迫下馬。
總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幾個主要結論。
1，文革期間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在積累率與文革前後差別不大的同時，基本上完全忽視了人民吃穿用的需求，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保持停滯。而80年代的輕工業偏向的建設，很大一部分是在補文革期間人民生活水平停滯的欠賬。
2，文革期間的生產、建設效率嚴重偏低。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投入下，卻得到了更低的回報，造成了更大的生產傷亡事故。而這些，與意識形態和文革期間的工業組織形式是分不開的。
文革的經濟緩慢發展，和八十年代的快速增長分別來自哪裡？貝特蘭其實說得很對，那就是中國原來不「修」，而後變「修」了，在很多地方變得和蘇修一樣了。修的結果，是企業的利潤導向，但同時也導致在生產率差異下，自由主義開始從個別積累慢慢滋長出來，並最終導向了雙軌制。
雙軌制下，無論是要並軌，還是要消滅其中一條軌道，都難以避免動蕩。80年代末期的價格闖關是為了什麼？是因為什麼「80年代初的寅吃卯糧」或者什麼「80年代初的全民狂歡」嗎？
大錯特錯，那是在修正之後社會主義的不斷退卻的必然結果。最後一點社會主義殘餘，就是在80年代末的強烈對比之下被完整地顯示出來，並且最終被消滅掉了。
前段時間看了本1966-1976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豆瓣)，感覺還是有些內容，就零散的說一下的我的一點看法
一、沒有崩潰、但人民生活在赤貧之中
這個時期的經濟，有一個說法，叫做到了崩潰的邊緣。
但事實上，我覺得這個說法，其實帶有某種誇張的成分。
文革時期，經濟雖然受到了不小的衝擊。特別是在67、68年這樣的全面混亂階段。
但總體來看，它對經濟的破壞還是不如大躍進。
非正常死亡人數也不能跟大躍進帶來的相比。
稱之為崩潰是有些過了。
但是這個體系沒有崩潰和體系沒有問題是兩回事。
實際上，當時計劃體制的弊端已經徹底暴露。
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赤貧之中。
上面知乎用戶：如何看待 1966-1976 所謂「探索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情況？給了一張直接的具有衝擊力的照片
這種赤貧表現在數據上。有
（一）多年不漲工資，甚至還下降了，從1966年的636元，下降到605元。
（二）人均消費水平低
1976年，我國糧食人均消費量為381斤，甚至比1956年的409斤還要低。食油的消費量為人均3.2斤， 大大低於1956年的人均5.1斤的數據。棉布消費量為23.7尺，而1956年為29.2尺。
即使在重點保障的首都北京，基本上所有的商品也都是憑票供應。如芝麻醬、澱粉、食用鹼這樣今天超市可輕易買到的商品當時每月只供應少量。瓜子和花生每年春節才供應一次，每戶100-250克。當時有三大件的說法，即縫紉機、手錶、自行車。這幾項在今天可以說是滿大街都是的便宜產品的東西。在當時是各單位緊缺的搶手貨。
在這樣的情況下，走後門盛行，而能夠接受一些額外的產品的售貨員、飯店服務員等成為熱門職業。
（三）住房面積狹小
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甚至低於1952年的4.5平方米。
各大城市裡面，缺房戶平均高達30—40%。三世同房、四世同房非常常見。
（四）服務質量差
當時的商業服務業渠道單一、網點稀少。
在1974年五一期間，大量持有外地介紹信的人到京，結果北京完全消化不了。每天都有幾十上百人只好睡在諸如火車站接待室這樣的地方。
在文革的政治氛圍下，本來就不高的服務質量就更差了，有些地方理髮店不給客人燙髮，照相館不給燙髮的、穿西裝的、穿花衣褲的照相和洗印。
有些飯店讓顧客自己洗碗。
特別是中國周邊是韓國、日本、台灣、香港這樣在全球都很成功發展的經濟體，這個差別就尤其顯眼了。
在當時，已經有大量的人逃港了。
震動中央的「大逃港」風潮--文史--人民網
如果在繼續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搞下去，那麼中國大陸和這些地方差距會越來越大。搞不好一個大陸的經濟總量都不如台灣也有可能。
到時候整個國境線，恐怕就是一條偷渡線了。
這種情況，對於當時TG一些領導來說，也還是有震動的。
比如周恩來就問過說，為什麼我們一個大陸，總的出口總值只比台灣大一點點。
這種競爭壓力下，促成了未來某種改革的可能。
二、不要迷信現在推測的當時的GDP數據
在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什麼GDP數據的。
當時統計的是工農業總產值一類的。所以你看計劃經濟時代，最常見的數據，就是今年產了多少鋼、多少水泥、挖了多少煤一類。反正就是一堆數量指標。
當時連市場都沒有，那個GDP能靠譜嗎？
那位通吃島島主就拿個那個數據在那裡比。
能比出什麼呢？
沒有太大意義。
現在當然有一些關於計劃經濟時代GDP的推測，但是這也就是個推測罷了。
有些時候，邏輯比數據更靠譜。看看人的生活水平，再看看用腳投票的情況，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三、總的經濟運行趨勢是三起三落
「一起」：1966年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
「一落」：1966年底到1968年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和破壞
「二起」：從1969年新「躍進」到1973年經濟調整
「二落」：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對國民經濟的再度衝擊
「三起」：1975年經濟整頓取得重要成效
「三落」：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經濟危局
大家不太熟悉的可能是1970年之後的新躍進
我有個答案介紹了這個遠古善良自由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波動？
四、文革時期計劃高層的主導思想是戰備
這個從1965年制定三五計劃時就是如此。
毛本人推翻了下面制定的較為均衡的目標。
指出重點在於戰備，尤其是三線建設。
至於輕工業和農業等可以發揮主動能動性。
因為當時中國大陸和美蘇印以及周邊幾乎所有國家的關係都很差，時時擔心被打。
五、各行業的情況
工業 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是一個空前的事情，政府將大量人員送到中西部地區，甚至指望各大區都能自給自足。硬是在一些山區搞出了一些工廠。
工業指標上還是有一些發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數量上的發展並不代表了技術上的進步。
十年文革期間，在鋼鐵行業、船舶製造、核工業、微電子等領域，我國的技術都遠遠落後了。
農業 以糧為綱和大寨
農業重視糧食生產，甚至破壞環境都要來開墾田地，比如一些草原地帶。結果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
而且眾所周知，這麼重視糧食，中國人民似乎越來越吃不飽了。
文革時期另一個農業方面的著名事迹就是大寨。在當時農業學大寨蔚然成風，年年都在宣傳。就是搞搞精神動員。
外貿 四三工程
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略有改善。這個時候，引進了一些西方的技術。尤其是其中的化肥，更是被很多左派人士高度稱讚，據說糧食增產都是靠這個，不靠聯產承包責任制。
可是奇了怪也，這建國也這麼多年了。工業基礎都號稱建立這麼多年了。怎麼一個化肥還不會造呢。還要去依靠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
水利
左派人士熱愛吹噓在毛時期的水利工程。
然而當時的水利工程真的那麼好嗎？
確實有很多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作用。
但是這些水利工程的建設往往是挪用了農民的農業勞動時間，而且往往不會給農民足夠的補償。
因為計劃經濟條件下，人所修就修，不用算經濟賬。
事實上對生產的拖累作用也很大。
而且很多工程，還是低質量的，現在大量的病險水庫就是那個時候修的。
在水庫大躍進的背面就是病險水庫的大量出現。
最嚴重的事故就是75年的板橋水庫。
更別說，有些工程事前沒有科學的規劃，完全憑藉長官意志胡來，結果修了一半，修不下去了，純粹勞民傷財。
比如1970年，萬榮縣盲目動工所謂的「躍進泉」，結果搞了4年，花了40多萬，一滴泉水都沒找到。
最著名的勢力是昔陽縣動工興建的「西水東調」工程，總投資5000多萬，結果搞了4年，僅完成計劃工程的38%。
還有河北懷來縣修的所謂「軍民大渠」，從70年開始建，到80年都沒完成通水。而且試一次水出一次問題，有一次居然把京包鐵路給沖斷了。
還有安徽搞的「淮海河網」，徒然打亂了水洗，引發災情搬家，而其根源，也在於部分安徽省領導主觀想像胡來。
對外援助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中國援外的最高峰。
這個時期的對外援助，最高居然能佔到財政開支的7%。有些國家如阿爾巴尼亞，接受了可用幾十年的裝備，高端銅管用不完居然當電線杆。而這些物資當中有些還是用當時中國寶貴的外匯換來的。
科技
只想埋頭搞研究，在文革期間是個奢侈品。即使科技部門，同樣也遭受文革風暴的波及
就不用說大學不招生、廢除高考等措施了。
我是來反對 @通吃島島主的。我覺得他主頁的一句話很好：「數學是研究經濟學的重要工具，但數學不能代替思想」。
首先大家肯定都知道一個道理，複利的增長很可怕。一個國家只要每年增長1%，70年就能翻一番。我們還知道，股票的一個訣竅是「不要輸」，因為100塊變成50塊是變成原來的50%，而50塊變成100塊，則需要變成原來的200%。
這樣我們再來看通吃島島主給的圖，就很有意思，1969年比1968年增加了16%，太牛逼了。為什麼這麼牛逼？是因為1967年和1968年都在負增長！（我提醒大家，負增長是多麼罕見！），而相對於1966,1969年不過是從187xxx，變成了194xxx。
什麼意思？這不過是個數字遊戲而已。考慮第一年100塊錢，假設第二年變成90塊錢，第三年又變成100塊錢，是不是這錢沒有多也沒有少？所以增長率是0.但是我們按照通吃島島主的方法算增長率呢？第二年的增長率是-10%，第三年的增長率是11%，所以增長了1%！！！為什麼會有這種誤導？是因為他計算平均增長率的方法，是把每一年的的增長率相加，然後除以年份，也就是求算數平均數，由於每一年計算增長率的基數，也就是分母不一樣，這樣的增長率可以是誤導性的。
我們應該怎麼算？我們算平均增長率，就假設這幾年的增長率相同，都是這個平均增長率，然後按照複利計算，這樣求出來的就是靠譜的。
舉個例子，同樣是那100塊錢，我們假設這三年的增長率是相同的，到第三年是100，第一年也是100，所以平均增長率是0，而不是1%，是不是靠譜了呢？這樣看，通吃島主給的三個時間段的平均增長率，就是有誤導的。我們按照這種方法重新計算一下，這三個時間段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966到1970：4.71%（而他給出的是7.44%），1971到1975：5.32%（而他給出的是5.96），1976到1980：10.71%（而他給出的是6.62%）。
看出問題來了吧？按照他的計算，文革頭五年是比文革之後五年增長快的，而按照我們的計算，文革之後五年比文革頭五年增長快！完全反過來！
那麼哪個靠譜？看看1970年的數是1966年的多少？是1.21倍。那麼1980年又是1976年的多少？是1.535倍。怎麼可能同樣是增長了5年，增長快的反而比增長慢的倍數少了？顯然他是在誤導我們。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就是因為文革時期增長的波動特別大，竟然出現巨大的負增長，這樣的增長率就是不可靠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們去股市，人們教育你們說：穩定的較低收益率，比波動的較高收益率，最後的收益更高！
我最後提醒大家，複利的特點是，小小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提高，會帶來巨大的差異。例如，按照我們的計算，文革之後五年的增長率是10.71%，文革頭五年的增長率是4.71%。如果我們假設從文革，也就是1966年計算，直到2015年，如果按照4.71%計算，我們增長成多少？我增長成了1966年的10.05倍。如果按照10.71%算呢？我們增長成了1966年的190.16倍！
有沒有嚇死？所以經濟增長問題，1%的差異也會造成巨大的影響。1%的差異70年就會造成2倍的差異，10%的差異10年就會造成2倍的差異！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周期問題不應該成為經濟研究的重點，而一個國家長期的增長問題才應該是經濟研究的重點。
所以我認為通吃島主，要麼在誤導人，要麼就是基本的功底不夠。
然後說他說的低估問題，由於我不懂經濟核算，所以沒有發言權。究竟低估了沒有，低估到什麼程度，我也無從得知。轉載自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網，侵刪
一、「文革」時期毛澤東總的經濟戰略和政策「文革」中，毛澤東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１０月，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
「一月奪權」帶來全國混亂之後，毛澤東又做出了維護生產的具體部署，主要就是派軍隊進駐生產單位。二月，他批示要求進行「三支兩軍」。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都是為了保護生產和工作繼續進行。三月，他又兩次批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總之，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只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根據這些指示，人民解放軍迅速接管和進駐了全國的生產建設要害部門，使動亂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又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要實現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工礦企業實現大聯合的通知，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解散了跨行業、跨系統的群眾組織，使經濟領域的動亂走向緩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澤東批准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強令武鬥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月底，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復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後，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群眾全面造反時代結束。１９６９年，全國工農業改變了前兩年的下降趨勢。
全國經濟形勢稍趨穩定後，毛澤東考慮把生產搞上去。他在接見外賓時說：「中國人太多了，經濟發展不相稱。」「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毛澤東對此表現得比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時要冷靜，他說：「管理經濟很不容易，早先我們不會搞，經過幾個周折才學會了一點」。(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經濟領域落實一系列政策，批判極左思潮，使國民經濟有了持續的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批准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使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１１月又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這一有力支持，在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開展了經濟領域的大規模整頓，國民經濟建設出現了好的形勢。
雖然毛澤東不能容忍對「文革」的否定，先是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後又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但他並不允許像「文革」初期那樣衝擊經濟領域。經他批准，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離職守的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放到後期解決；把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各級黨委要認真檢查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制定措施。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鬥隊」。
「文革」期間，在一些地區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問題上有過反覆，但在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制問題和分配政策上，毛澤東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名幹事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國家按同一價格收購糧食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建議「均貧富」，按窮隊、富隊以不同價格收購。毛澤東批示：「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里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並沒有予以贊同。經過國務院派人調查研究，否定了這一建議。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主管農業的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農村經濟核算單位迅速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解決「貧富不均」。毛澤東仍然沒有明確表態，只批示：「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轉引自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義》，《黨史通訊》1986年第10期。)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中央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陳永貴的建議，因大多數人反對，沒有推行。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隊，一直堅持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改革之前。
二、「文革」時期經濟總體評價這十年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仍在進行，國家的經濟基礎（所有制）和運行機制（國務院、國家計委領導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三五」、「四五」國民經濟計劃得到完成，大的建設部署安排沒有中斷，除1967、1968年兩年外，總體上還是有所發展，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壩水利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劉家峽水電站等等。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年平均增長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數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數增長了５２６.６個百分點。(《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從長遠戰略目標看，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後十年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
因此，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於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儘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儘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所以，說「文革時期」「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應當說：既遭受了巨大損失，也取得了一定發展。
關於人民生活水平，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沒有得到較快的提高
1976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只有381斤，低於1952年的395斤（這主要是從「備戰備荒」角度控制消費，這一時期糧食總產量和人均佔有量是穩固提高的）。到1978年，全國農村還有2.5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全國職工人均工資下降，只在1971年底對少部分人提高過一次工資。住宅、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嚴重欠賬。「文革」前經過三年經濟調整時期，城市居民供應的商品本來已經有不少取消了配給票證，「文革」時期又不得不恢復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文革」的動亂和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此外，還有些因素是應該考慮進去的。
1、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後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後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少，實際上反映了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人民節衣縮食、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60年代前期，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因此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正如江澤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200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牲。
3、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的。」(毛澤東：《在打仗問題上要有兩手準備》，《黨的文獻》1995年3期。)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將面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
至於這一方面的浪費和經濟效益損失，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的效率與效益損失，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不妨把一定歷史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中。這一部分成本屬於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穫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里得到補償。(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二）人民生活水平從某些方面看有所改善
1、全國職工（含國有、集體）平均工資1966年為583元，1976年為575元，略有下降。但全國職工工資總額1966年為296億元，1976年為489億元，增長65%。充分體現了當時「低收入，多就業」的指導思想。從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全國社會勞動者人數，1966年為2.98億人。其中城鎮職工（含國有、集體、城鎮個體）為0.535億人，農村為2.45億人。前者占勞動者總人數17.9%，後者佔82.1%，兩者之比約為2：10。
到1976年，全國社會勞動者人數為3.88億人，比1966年增長30%，而城鎮職工人數為0.87億人，比1966年增長63%，農村為3億人，比1966年增長22%。前者占勞動者總人數22.5%，後者佔77.5%。兩者之比縮小到約3：10。如果考慮到1967—1979年全國有1647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及70年代農村人口中還增加了一部分隱性的社隊企業職工，這種比例差別會更小。
由於就業人口增加，具體到每個家庭，個人消費水平也相對提高。1966年全國農民和職工消費水平，1966年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農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職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5頁。其餘數字據《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版。)考慮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時期計劃生育失控，全國總人口增加較快，由1962年的6.7億增長到1973年的8.9億，平均遞增率為2.6%，是建國50年來最高的，因此「文革」時期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三）貧富差別問題
「文革」時期，人民生活差別、干群經濟差別不大，一個原因，是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貫徹。他常常抨擊特殊經濟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在關於企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蹲點報告中，批示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引者註：指同吃、同住、同勞動）」，「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文革」末期，他在談到「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時說：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民主革命後，一部分黨員反對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一百年、一千年後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在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影響下，對照批判蘇聯特權階層的「修正主義」現實（如日本人寫的揭露蘇聯特權階層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當時被大量印行），群眾中不少人認為這些經濟特權現象就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和「走資派」，帶著「反官僚主義」的情緒積极參加「文革」進行造反。毫無疑問，「文革」並不是一場以消除干群經濟差別為目的的運動，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澤東和一部分人身上確實可以找到試圖消除這種經濟差別的動機。因此，「文革」後期，從工農兵中提拔為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陳永貴、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單位時的幾十元工資待遇，參加中央會議用餐、飲茶都要付錢、糧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層參加勞動。幹群關係在經濟差別上相對比較緩和，在這方面群眾怨言不多。
三、「文革」時期經濟的成就（一）三線建設的成就
1963年制定「三五」計劃時，原本設想解決「吃穿用」問題。1964年8月，美國轟炸北越，使毛澤東和中央不得不把劃的重點轉到戰備問題上來，提出搞三線建設。同時，三線建設也是做兩手準備的，即戰備和改變內地落後工業交通布局。
從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國在１３個省、自治區開展的三線建設，歷經三個五年計劃，共投入２０５０餘億元資金，幾百萬人力，安排幾千個建設項目。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動員之廣，行動之快，在我國建設史上是空前的。
三線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基礎工業薄弱，交通落後，資源開發水平低下的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為基礎、國防科技為重點、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工業相配套、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戰略後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由２９２億元增加到１５４３億元，增長４．２８倍，約佔當時全國的1/3。職工人數由３２５．６５萬增加到１１２９．５萬，增長２．４６倍。工業總產值由２５８億元增加到１２７０億元，增長３．９２倍。
在國防科技工業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產基礎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試驗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體系，不僅能夠大批量生產輕武器，而且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先進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產能力已佔全國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貴州、陝西的電子工業基地，形成了生產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用兼有的體系。四川、陝西等地的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擁有從鈾礦開採提取、元件製造到核動力、核武器研製的核工業系統。貴州、陝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業基地建成的１２５個項目，到１９７５年佔全國生產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業基地建有９６個項目，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戰術導彈和中遠程運載工具的研製基地，包括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建設的衛星地面實驗站、在我國航天事業中發揮巨大作用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等。其他還有沿長江中上游地區的船舶工業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補了我國國防科研和工業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國防工業的固定資產原值、凈值，主要產品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已超過一二線地區，大大改變了國防工業的布局狀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交通運輸方面，先後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幹線和支線。從１９６５年起相繼建成的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１０條幹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８０４６公里，佔全國同期新增里數的５５％，使三線地區的鐵路佔全國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貨物周轉量增長４倍多，佔全國的1/3。這一時期，公路建設也得到很快發展，新增里數２２.７８萬公里，佔全國同期的５５％。這些鐵路公路的建設，較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不僅在當時適應戰備的需要，而且對以後內地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礎工業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重點企業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建成的機械工業大中項目共１２４個。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四川汽車製造廠等骨幹企業的汽車年產量已佔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重點企業，形成了內地電機工業的主要體系。１２個重型機器、礦山、起重、壓延機械廠使三線地區具有了較強的重型機器設備製造能力。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機械產品生產能力已相當於１９６５年的全國水平。能源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點部門。主要有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地區和陝西渭北地區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壩水電站、甘肅的劉家峽、八盤峽水電站，貴州的烏江渡水電站，四川石油天然氣開發、陝西秦嶺火電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萬噸增加到２１２００萬噸，佔全國同期增長總額的４７.９％； 年發電量已從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億度增加到６３５億度。到１９８４年，貴州六盤水煤炭還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萬噸，初步改變了江南無煤炭調出省的狀況。原材料工業方面，鋼鐵工業是三線工業投資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幹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銅、鋁工業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蘭州等地，其中西南鋁加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可以生產大型軍用鋁鍛件的企業。這一時期共建成鋼鐵企業９８４個，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屬企業９４５個，佔全國總數的４１％，１０種有色金屬產量佔全國的５０％。
三線建設還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給內地以後的建設帶來了發展機遇。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等過去是人煙稀少的荒山僻野，現在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鐵路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使長期不發達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湧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各種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長。
由於對戰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的影響和「文革」錯誤路線的干擾，三線建設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第一，在片面強調戰備的要求下，建設規模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超過了國家的承受能力。特別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內遷的大中項目達１０００多個，資金、設備、原料難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馬，還有些則長期不能投產，帶來了經濟損失。第二，進程過快、過急，有些項目未進行資源環境的調查和論證，就匆忙動工，造成了嚴重後果。第三，過分強調戰備需要，忽視經濟效益和長期生產要求。一些現代化工業企業遠離城市，按「靠山、分散、進洞」的原則建設在山溝里，造成生產管理、協作十分不便。各個企業為了解決生活需要，都必須拿出資金建設「小而全」的商店、醫院、學校等封閉社會設施，造成重複浪費。第四，在「文革」的干擾下，不惜代價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標，打亂了正常的經濟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
儘管存在著這些問題，三線建設仍然是我國經濟建設史上空前的壯舉。
首先，它為中國抵禦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爭威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現在有的同志認為：三線建設是「在一切情況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觀點規劃各項建設」，「違反了經濟建設的特定規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徐焰：《「革命加戰爭」還是和平與發展》，《百年潮》，1999年3期。)當時，在對戰爭估計的指導思想上確實存在著過於嚴重的偏差，但在美蘇激烈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斷擴大，蘇聯又發動對捷克斯洛伐克武裝入侵的60年代國際環境下，我們無法肯定地預料戰爭是否爆發和爆發的時間規模，有準備比無準備要好，準備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把國家的安危寄托在對敵人的估計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國際形勢和來認識昨天。有材料證明，毛澤東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正在研究蘇聯衛國戰爭的教訓。即使在當今世界，鄧小平1990年就指出：「國際形勢的變化怎麼看？」「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1992年他更加明確地說：「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中國應該用實踐向世界表明：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3，383頁。)事實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灣戰爭和末期的北約轟炸南聯盟，說明戰爭的危險性依然尖銳存在。1991年1月26日，劉華清在國務院三線辦第八次成員會上就特別指出：建設三線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問題，過去就很清楚。當前看來，特別是從海灣戰爭爆發後來看，都證明我們過去建設三線是對的，不能後悔。
其次，三線建設雖然是以戰備為中心，但客觀上初步改變了我國工業東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狀況，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長期的經濟意義（詳見前述）。
第三，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幹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表現的艱苦奮鬥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
所以，江澤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總結性地說：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特別是海灣戰爭之後，我們對三線建設的重要性應當有進一步的認識。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二）國防科技尖端技術的突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做出了加速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部署。在以周恩來為首、十幾位副總理和部長參加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指導下，有關各部門制訂了一系列計劃。二機部計劃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彈、導彈核武器的試驗，爭取在１９６８年進行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到７０年代中期研製成功供地地戰略導彈使用的核彈頭；七機部擬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製出４種地地導彈，同時發展衛星運載火箭的計劃；六機部計劃在１９７２年研製成功第一艘中國核潛艇，下水試航；中國科學院提出，爭取１９７０年前後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計劃，將其納入國防科技「三五」計劃。
然而，「文革」的爆發，使大好形勢急轉直下，遠離城市的各個試驗基地也遭到了嚴重衝擊。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周恩來、聶榮臻等利用一切機會採取可能的措施，維持生產和試驗的正常進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來以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多次發出通知，要求維護科研、生產秩序。８月，聶榮臻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提出，試驗基地不要搞「四大」，隨即中央軍委發出了試驗基地進行正面教育的通知。當動亂進一步蔓延時，周恩來、聶榮臻先後建議並請毛澤東直接簽發了許多重要文件和電報，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發給二機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軍委根據葉劍英的建議，發布「特別公函」，嚴令研製氫彈的任務必須保證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軍委根據聶榮臻、劉華清的建議，又一次發出「特別公函」，推動核潛艇的研製。在這些措施的保護下，加上廣大國防科研人員在困難條件中的堅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務仍然在艱難之中得到了進展。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導彈發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氫彈原理爆炸試驗取得完全成功，標誌著中國氫彈技術的突破。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採用轟６型飛機投擲方式，爆炸威力為３３０萬噸ＴＮＴ當量，取得了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製造技術的國家，標誌著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研製人造地球衛星，從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國科學院已經做了許多理論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進行衛星研製的技術基礎基本具備，國防科委提出了開展衛星研製工作的報告，獲得中央批准。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任院長。但由於運載火箭的研製受到「文革」的影響，未能按期完成，本來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進行的發射人造衛星計劃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兩級火箭飛行試驗成功，３月，中央批准衛星及運載火箭運往酒泉發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里，最遠點2384公里，軌道平面與地球赤道平面的夾角68.5度，繞地球一周為114分鐘，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衛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這是中國航天空間技術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導彈核潛艇的研製，從１９５８年開始列入計劃。由於三年經濟困難，１９６３年中央專委決定暫時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國家計劃，開始研製，分為研製魚雷核潛艇和導彈核潛艇兩步走。１９６７年魚雷核潛艇工程總體方案被國防科委審定通過，先後成立了領導小組和各部門、省市、軍區領導機構，建成了魚雷、水聲、潛地導彈三個試驗場。１９７０年４月，研製核動力裝置的關鍵設備－－陸上模式反應堆建成，７月進行提升功率試驗成功，證明核動力裝置可以裝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系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結構證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軍使用。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國防科技工業經歷了兩次整頓。1971年9月起，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指定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協助他領導國防科技工業。他們圍繞恢復科研、生產秩序，重點抓了加強組織領導、調整計劃、整頓質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調整管理體制等５個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夥控制權力時成立的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和其下的各組，成立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領導二至七機部的工作。經過兩年多的整頓，國防科研和生產的形勢有了好轉。
但是，江青一夥利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又試圖衝擊國防科技工業。１９７５年，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對國防科技工業進行了第二次整頓。劉西堯、李成芳等人分別出任二、五、六、七機部部長，張愛萍任國防科委主任，他們堅決貫徹了鄧小平的整頓指示，帶領工作組下到科研、生產基層，批判派性，落實政策，組織攻關力量。５月和６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批發了關於導彈核武器研製規劃和解決七機部問題的報告，促使國防科技工業的形勢進一步好轉。１９７５年下半年，連續發射成功了３顆人造衛星，被人們稱之為「三星高照」。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後，新的目標是發射返回式衛星。當時世界上只有蘇聯和美國掌握了這項高難度回收技術。經過整頓，科技人員集中力量，先後攻克了5大技術難關。1975年8月，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裝配、測試完成，運往發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在甘肅酒泉發射場成功發射，準確入軌。繞地球運行47圈後，於28日11時安全降落在四川預定地區。中國衛星發射技術實現了第二個飛躍。
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個里程碑階段，先後製成和試驗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第一顆氫彈、第一艘核潛艇、第一顆人造衛星和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這些成就是從５０年代起中國領導人和廣大科研技術人員經過不懈的開創和連續科學技術攻關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們在「文革」困難政治環境下的可貴努力，為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的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9頁。)
（三）石油、電子工業的發展
「文革」時期，石油工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從60年代起，我國已陸續勘探和開發出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準備投入全面生產。「文革」初期的動亂嚴重干擾了繼續建設的進程，使工交企業一度出現了供油緊張狀況。進入70年代，由於戰備，國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產，在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領導人的堅持和支持下，石油工業進行了整頓，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1970年，大慶油田進行了開發調整，重新進入軌道，到1973年，原油產量比1970年增長50%以上。同時，又開始加強對勝利、大港等油田的開發。勝利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投入開發的134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1946萬噸，成為全國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開發了8個油田，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萬噸，提高到1978年的300萬噸，增長25倍以上。克拉瑪依油田從1970年到1976年先後開發了15個新區塊，原油產量從1966年的114.7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353萬噸，提高近兩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設工程完工後，原油產量達到126.3萬噸。同時開發了三個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產量達到185.07萬噸。從1966年到1978年，勝利、大港、克拉瑪依、吉林四個油田的年產量從276.1萬噸提高到2783.67萬噸，增長了9倍多。
這一時期，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石油工業部先後在四川、江漢、陝甘寧組織了三個大石油勘探會戰，此後，又開展了遼河和任丘油田的會戰，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會戰是1965年開始的，「文革」初期中斷，1971年起恢復勘探，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氣田和輸氣管道建設。從1966年到1978年，共獲得氣田30個、油田2個，天然氣產量由1965年的8.9億立方米增長到1978年的60.8億立方米。1969年，周恩來確定康世恩負責籌劃湖北江漢石油會戰，到1972年，共發現6個油田、1個氣田和一批含油構造，建成了100萬噸的原油年產能力和配套的荊門煉油廠。到1978年，已建成8個油田、原油產量達到105.6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11萬立方米。1970年，國務院批准由蘭州軍區組成指揮部，開展陝甘寧石油勘探會戰，到1975年形成長慶油田，轉入開發建設，到1978年年產原油能力達到122萬噸。同年，石油工業部抽調隊伍進行遼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個油田，其中9個投入開發，原油年產量達355萬噸，天然氣年產量16.5億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開始石油會戰，到1978年原油產量達到1224萬噸，成為70年代中國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從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一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成為世界第8位產油大國。這一時期國外化工成套設備的大規模引進，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由於「文革」中「左」傾思潮、長官意志的影響，石油工業建設中也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損失。如四川天然氣出川工程沒有經過充分論證，提出過早，造成了浪費和損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當代中國的石油工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文革」時期，電子工業也得到了較快的增長。「文革」初間，電子工業和其他工業一樣受到嚴重挫折，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產值連續下降，片面強調戰備打亂了協作體系。促進電子工業發展的因素，是其戰略和高科技地位越來越在世界上顯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領導層的注目。在1970年制定「四五」計劃總體方針時，寫進了「加快發展電子工業」的內容。由於廣大幹部群眾的努力，電子工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衛星通信設備和技術的研製開發獲得進展，建立了多個衛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機、錄音機等基本實現半導體化，中國電子產品已基本過渡到半導體化的技術階段；７０年代初，隨著三線建設的恢復，地方電子工業得到第二次大發展，全國地方企業由１９６９年的１６００多個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５２００多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電子工業，建成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內地後方基地。
（四）地方「五小」工業的崛起
在「文革」前，隨著三線建設的開展，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工業）已經有了興起的趨勢。但由於動亂而未能發展。中共九大召開以後，為了實現毛澤東於１９６６年２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也為了適應戰備需要，國家對地方「五小」工業進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國計劃會議強調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業，形成為農業服務的小而全工業體系。從１９７０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億元扶植地方「五小」工業，並制訂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中央財政預算之外的投資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萬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億元。正在進行的大規模企業管理權下放運動，使地方獲得了較多的自主權，提高了地方建設的積極性。下放到地方的機關幹部、科研人員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給農村地區帶來了科技文化知識和經濟信息。於是，地方「五小」工業蓬勃發展起來。僅１９７０年全國就有近３００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９０％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２０多個省、市、區建起手扶拖拉機廠、動力機械廠和農機具製造廠。與上年相比，地方小鋼鐵工業的鍊鋼能力增長１.５倍，生鐵產量增長１.８倍，小化肥廠生產的氮肥、合成氨增長６０－７０％，小水泥廠、小化肥廠的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４０％，以小煤窯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產量增長７０％。
這些地方「五小」工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大促進了農業機械化和農業技術改造的進程。到１９７５年底，地方「五小」工業的鋼、原煤、水泥、化肥年產量分別佔全國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８％，６９％。 全國小化肥廠有１３００多個，合成氨產量比１９６４年增長１８倍，使農業化肥施用量增長４倍多。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１億馬力以上，比１９６４年增長了近１０倍。其中，手扶拖拉機、機動脫粒機分別增長了４５倍和２３倍，過去農村沒有的機動水稻插秧機、收割機、飼料粉碎機分別擁有３.２萬部、１７萬部、９４萬部，電動碾米機、軋花機、榨油機比１９６４年分別增長１０.４倍、１.８倍、１１.８倍。
但是，「五小」工業上得過猛、過多，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其一，確定項目和選址沒有進行論證，缺乏規劃，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許多小工業原料沒有來源，產品沒有銷路。其二，片面強調土法上馬，因陋就簡，又用「大批判」開路，結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質量差。其三，新增職工過多，採取「人海」戰術。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僅縣辦工業就新增職工２４００萬人，佔全國新增數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來指出了這些問題，要求進行整頓。他說：「搞五小工業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設備的保證。沒有原料也搞，同大廠爭原料，變成自由發展了。整頓的方針要寫清楚。發展五小工業要有個範圍，要對農業有利，破壞計劃的無論如何不能搞。」(《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頁。)
(五)「四三方案」和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
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兩國關係緊張後，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1964年和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會製造，要向別國學。甚至說：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毛澤東聽取工交會議情況彙報時的講話，1964年1月7日。)但是，由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敵對勢力的持續封鎖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這個設想一直未能實施。
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新的一輪經濟危機，蘇聯、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活動遭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抵制，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大經濟體系逐漸趨向解體，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增多的經濟往來。１９７３年，長達２８年的以美元為中心國際貨幣體系崩潰。另一方面，隨著中美關係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大批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打破了國際敵對勢力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政治封鎖。中國國內在林彪事件以後，開始批判和糾正部分的「文革」「左」傾錯誤。這些都為中國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澤東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準備抓住這個契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面。他對尼克松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95頁。)從而批判了「文革」中對外貿易領域的錯誤做法。在中美上海公報中，雙方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與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繼復出的陳雲、鄧小平等人，積極推行了毛澤東打開對外經濟工作局面的決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據周恩來指示，李先念聽取了余秋里召集國家計委及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後的彙報，決定抓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針對國內需要，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我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４套、化肥設備２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 約需４億美元。２月５日，經周恩來批示呈報，毛澤東立即圈閱批准了這個報告。
隨後，周恩來等人以此為突破口，將對外引進交流規模進一步擴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議從國外進口一米七大型鋼板軋機，這是國內鋼鐵工業長期以來急需的設備，因「文革」的衝擊使試製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團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撓進口，嚴重影響了鋼鐵工業的發展。這時，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８月２１日，毛澤東、周恩來予以批准。１１月７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６億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設備。周恩來在批准這個報告的同時，又要求將總額３３億美元的另一進口方案送他合併考慮，準備採取一個更大規模的引進計劃。
在１９７２年引進一系列項目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對前一階段和今後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總結和統一規劃。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４３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纖、３套石油化工、１０個烷基苯工廠、４３套綜合採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項目。這個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是繼50年代的１５６項引進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也是打破「文革」時期經濟貿易領域被封鎖局面的一個重大步驟。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划進口總額達到５１.４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２６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２００億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個項目全部投產。其中投資額在１０億元以上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一期工程、遼陽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油化工總廠等。這些項目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對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准實施，帶動了對外引進工作的全面開展。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在國務院領導人的積極努力下，又果斷地進行了開拓整個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部署。從１９７２年起，我國的外貿、金融及與之有關的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建國以來對外引進技術設備、開展經濟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項目外，重要的引進項目還有：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技術項目；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國家計委成立了進口技術設備領導小組，負責審查進口設備和綜合平衡及長期計劃銜接工作，還組織有關部委派出多個考察小組，到國外考察檢查進口設備。同時，在國內恢復舉辦先進科技國家的技術貿易展覽會，學習吸取國外先進技術。
60年代後期，為了適應外貿和遠洋運輸的需要，周恩來等國務院領導人頂住「四人幫」的攻擊，利用造船、買船、租船等多種方式，建立了一批遠洋船隊，同時，建設了一批萬噸級船台和船塢。70年代累計建造萬噸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萬噸，最大為5萬噸級油船，從此基本建成了中國船舶工業的使用和建造體系。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資的戰略指導思想方面，周恩來等人頂住江青集團的壓力，進行了艱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協助周恩來研究指導外貿工作的陳雲發揮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陳雲在與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了「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現在我們外貿主要面向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領我們應占的位置」。針對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他提出要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認真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資料，並親自擬定了了解世界經濟狀況的１０個重要問題。根據他的這一思想和周恩來的多次指示，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許多調查研究，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１９７３年籌措到外匯資金１０億多元，支持了對外引進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國際貨幣動蕩時機，陳雲又向李先念建議，適時地購進６００噸黃金，增加了我國的黃金儲備。
在利用和借鑒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陳雲大膽地指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他說：「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迴避。」根據這一思想，外貿部門在購買國內需要物資時，靈活運用期貨手段，積极參与國外交易市場活動，在完成購買任務的同時，為國家賺取了外匯。
在恢復建立國內出口生產基地、擴大出口貿易方面，按照周恩來制定的「外貿要立足於國內，要把生產、使用和科研結合起來，推動國內生產的發展」的方針，李先念等人積極恢復了「文革」初期遭到嚴重破壞的出口生產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關會議上指出：把出口工藝美術品說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生產，不採購，使出口額顯著下降，這種狀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針對有人攻擊外貿工作「崇洋媚外」，認為出口商品提價是「幫助外國商人剝削各國人民」的謬論，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嚴厲批評說：這麼說的人，硬是想要我們吃大虧，外國資本家賺大錢。在他和周恩來部署下，工藝美術品、農產品等出口生產基地得到了較快恢復。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在北京開幕，歷時４個多月。為了擴大加工出口，外貿部門利用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較低，而國內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較強的時機，進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後出口，既解決了國內的棉布緊缺，又賺取了外匯，同時還使國內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卻認為，這樣做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陳雲經過調查研究後，堅決地指出：「我們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同時，他還考慮到在整個外貿進出口安排上，都應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如進口化肥和設備，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肉類，「要長期搞，這樣搞是合理的。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陳雲文選》第三卷第224頁。)
這一時期，周恩來開始注意台灣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見廣交會代表時，詢問了台灣產品加工出口情況，說：為什麼台灣能搞，我們搞不了？我們這樣偉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灣多十億，值不得驕傲。
１９７３年６月29日他接見美國銀行家洛克菲勒時說：通過兩國銀行來推動兩國貿易的發展，這是一個有效的渠道。我們過去不會運用銀行。……我很直率地說，這一點我們還趕不上台灣的嚴家淦。他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後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台灣高雄划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樣，台灣的貿易額就大了。(《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頁。)１０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會談時，再次表示讚許台灣省吸引外資帶著原料去建廠，利用台灣的廉價勞動力、勞務費，然後把商品回銷外國的做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頁。)
由於「文革」，周恩來建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和來料加工的設想不可能付諸實踐。但是，他的這一思想對後來的中國經濟開放產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周恩來、李先念、陳雲等人的領導和鬥爭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國對外經濟工作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１０９.７６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億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達到１４５.７億，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 １９７３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５８.２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億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達到６９.５億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國內基礎工業，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為我國80年代經濟建設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外貿出口創匯也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國外成套設備的引進。
（六）農田基本建設和社隊企業的發展
「文革」前期，農村經濟建設也受到了嚴重干擾。１９７１年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當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當時農村存在的「分光吃盡」，集體增產個人不增收，分配不兌現，及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現象，強調指出：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增加積累, 公共積累不要一下子增加過多，要使農民在增加生產基礎上增加個人收入；口糧分配要做到有利於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積極性；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學習大寨的勞動管理方法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生搬硬套。還提出：要注意農業的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
從１９７２年起，《人民日報》根據這一精神，發表了多篇落實農村政策的社論和文章。
經過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努力，從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國農村廣大幹部群眾開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運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興修水庫，引水治河，改善農田條件方面，長江中下游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績，興建了荊江漢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庫，灌溉面積達１.５億畝；全面治理黃河取得重要進展，扭轉了黃河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的險惡局面，灌溉面積達８００萬畝，１９７１年黃河流域糧、棉產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別增長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績顯著，共開挖１１條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庫、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庫，灌溉面積相當於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條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庫、１５００座小水庫，萬畝以上灌區２７１處，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規模治理遼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庫２２０座，灌溉面積由６３萬畝增加到１１００萬畝。此外，這一時期各地先後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還有：豫、皖、蘇三省開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龍港地區防洪排澇主要工程，京郊治澇工程三條主河道通水工程，寶雞峽引渭灌溉骨幹工程，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 江蘇淮安水利樞紐工程,丹江渠道主體工程,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黑龍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等。在打井抗旱、興建水電站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１９７７年我國農田灌溉面積達７００００萬畝，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萬畝增長４１％，平均年增長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國機電排灌面積達４３１６７萬畝，各種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達４２８９千瓦，分別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萬畝、６６７萬千瓦增長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長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國機井數達１８１.７５萬眼， 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萬眼增長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長２５％。(水利電力部編：《中國家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頁。)
農田水利和排灌機械的發展，增強了我國的農田灌溉和防澇抗旱能力,為農業持續豐收提供了保證。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與１９６５年相比較，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災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災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提要》第74頁。)
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學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秈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開始在全國大面積推廣，一般能提高產量20%。這項技術成為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第一個農業專利，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農田水利、農業機械、農用化肥和農村用電等條件的改善，使我國的糧食生產和農業總產值基本保持了穩定增長。70年代前期，全國農業總產值持續增長，其中只有１９７２年由於遭受１９６２年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比１９７１年下降１.０４％。其餘各年與上年相比，１９７０年增長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增長４ .２％。１９７３年增長８.３％， １９７４年增長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長３.１％。１９７５年糧食產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億斤，增長５７.１％。全國人均糧食產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長到６１５.７億斤。
這一時期，農村社隊工業（主要指農村公社以下的集體工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7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環境開始發生有利於社隊工業崛起的變化。一方面，農村人口的持續增長，使一些農村地區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農業勞動力出現多餘，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面，國家號召實現農業機械化，但又拿不出較多的資金予以扶植，而國有大中企業由於「文革」動亂效益始終不高，不能滿足社會市場需要。於是，因地制宜，不需國家投資的社隊集體工業抓住機遇，以毛澤東１９６６年提出的「五七指示」中「亦工亦農」的設想為理論依據，自己走出一條路，得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發展。１９７０年，北方農業會議提出，大辦地方農機廠、農具廠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其他企業，這一指導方針給單純靠種植農作物養活自己的各地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蘇、浙江、廣東等歷史上有傳統手工業的省份首先行動起來，紛紛創辦各種規模的農具、糧油加工、建材、編織、服裝等社隊工業。幾年中，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以江蘇省為例，社隊工業總產值１９７５年已達２２.４４億元，比１９７０年的６.９６億元增長２.２２倍，平均每年增長２０％以上。社隊工業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由３.３％上升到９.３％。(莫遠人主編：《江蘇鄉鎮工業發展史》，南京工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頁。)這些社隊工業的特點是：圍繞農業辦工業，工業為農業服務；為城市工業加工服務；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適應了當時農村較低的生產力狀況，因而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發展社隊工業也被指責為「搞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牆角」。一些社隊工業因此而夭折，但在廣大農村社員幹部的抵制下，多數仍頑強地生存下來，並取得了較大的發展。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浙江省永康縣人民銀行幹部周長庚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改變１９６２年中央關於公社工作60條中社隊「一般不辦企業」的規定，積極發展農村工業，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尋找出路。毛澤東和鄧小平先後作了批示，印發中央有關部門和北方農業會議，引起了重視。(吳增地：《周長庚致信毛澤東主席的前因後果》，《當代農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對社隊工業予以明確的肯定和積極的支持，指出其發展方向主要是為農業和人民生活服務，有條件時也要為大工業、出口服務。要求各級領導採取積極措施，加以扶植。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紅旗》雜誌發表江蘇無錫縣發展社隊工業的調查報告，指出社隊工業「對於發展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造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有著很大的作用」。《人民日報》也發表了調查報告《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和評論文章。此後，社隊工業得到了更快的發展。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全國社辦工業產值由５.３億元增長到１２３.９億元，在全國工業產值中的比重由０.４％上升到３.８％。(《中國統計年鑒(1983)》，〖WM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頁。〗社隊工業的發展為農業機械化、農田水利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縣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４年用於農業機械化的２５００萬元投資中，社隊工業提供的資金佔８７.５％。社隊工業還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使農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事實證明，這一時期農村社隊工業的蓬勃興起，起到了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作用，也為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如果只考慮題主提到的年份的話，中國經歷過兩次危機在當時。 但是把時間稍提前一點更好，就從1958年開始。
1958-1960 危機一。 蘇聯援華投資中斷。
1968-1970 危機二。「三線建設」中的國家戰略調整與經濟危機
1974-1976 危機三。大量的西方外債 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導致 最後一次「上山下鄉」
危機一
1958-1960 由於主權問題導致蘇聯當時直接撤走對中援助。
直接的表現就是，由蘇聯專家協助制定的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胎死腹中。
由於失去了援助並且，國家需要轉型工業化，1958年提出「調動兩個積極性」（試圖發動地方政府參與原來被中央壟斷的國家工業建設），依靠動員國內特別是地方的財政資金，勉為其難地維持對以重型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的拉動。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財政收支統計，1958年，地方財政支出比重從1957年29%上升到了1958年55.7%。
但是，初嘗財權，計劃權和企業管理自主權的地方政府，在沒有來得及建立工業化必需的「學習機制」情況下，一般只會參考中央政府接受蘇聯投資形成的重工業模式，積極推進地方工業化，才有了看似荒唐的「全民大鍊鋼」和「大躍進」
同時，財政佔比在1958年陡然下降到僅20%左右的中央政府，則以增發貨幣為手段快速積累。 終於在1960年爆發了赤字危機。
1960年，一方面國家實現了新中國最高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建設中的問題，很難再靠地方投入維持增長勢頭，經濟出現了負增長。並且由於片面強調擴大基本建設領域的政府投資而導致高額赤字，擠佔了財政用於維持經濟正常運行的開支。城市經濟進入了蕭條階段，由於投資被迫中斷，城市就業隨即從1960年的最高1.3億，陡然下降到1962年的4537萬。 所以產生了「上山下鄉」運動來安排大量的的城市閑散人口。
危機二
被人看作「極左」革命年代的20世紀60年代後期，發生了進入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以來的第二次周期性危機，除了一般經濟因素之外，還具有典型的「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特點。
當時中國一方面出於國際封鎖，和周邊地區高度緊張壓力，另一方面，中國五十年代建設的符合蘇聯重工業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門體制，一直就難以自覺地與主要依靠勞動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經濟方針一致，這些外部地緣政治和內部官僚化上層建築都在中國接受前蘇聯投資形成的以國家工業化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必須做出調整的特殊階段，具有直接反作用。這個複雜的矛盾演化，使在支付了巨額對外債務之後的城市經濟，第二次遭遇到了」赤字+失業「形態的危機。
由於處在戰爭的邊緣，當時為了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發展核武器，同時還要把沿海地區容易遭受軍事打擊的基礎工業轉移到內地，形成國家工業」大三線「、地方工業」小三線「的戰備經濟模式。如果不考慮當時的環境的話中國經濟在當時是絕對負面評價，中國以鞏固國防為目的。自主投資的」三線建設「，耗資巨大且很難有經濟收益。而且這種客觀上只能是國家產業資本的空間移動，並沒有」縱向"的調整原來工業結構，且轉移到內陸地區相對分散，不易形成工業配套條件。因此當時60年代中國的國家工業發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礎建設上是顯著增加的。
危機三
在21世紀前，國內產能過剩壓力正可以借開放之機尋求國際市場的釋放，而國際資本在金融泡沫壓力下也可以向中國要素低估擴張。
當時由周恩來提出的」四三方案」 ：中國從60年的中後期到70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國銀行外匯存款等方式，大規模引進的機械設備價值高達42.4億美元。同期，中國馬上出現了與20世紀50年代初期第一次面向蘇東「對外開放」的「一五」計劃完成後的類似問題：國家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能力嚴重不足。特別是1974年後，財政赤字連續突破1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總規模還不到800億。
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1974年政府不得不進行「第三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來向農村嫁接危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加上大量投資，城市年輕人不願意相應號召，社會不滿情緒逐漸增加。
接著。老一輩具有戰爭所賦予權威的領導人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 相繼去世。 新任領導班底，客觀上缺乏宏觀經濟調整的政策經驗，1977-1978年中國政府在華國鋒等領導人的主持下嘗試進行更大膽的對外開放政策。「八二方案」 大規模從日本和歐美引進投資，僅1978年一年，就簽訂了22個大型項目合同，其金額高達78億美元，並且還達成50億美元意向。而1978年我國財政收入才不過1132億人名幣。
這次大膽的引進投資也導致了大量的財政赤字，其結果就是引發了典型的「滯脹」形態的嚴重經濟危機。
特別是1969年到1973年，珍寶島事件的發生使中蘇對立陡然升級，主要矛盾改變了，大規模的戰備投入上馬，是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通過柱狀圖就可以看出，政治對經濟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
以下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感謝作者 孫 健
在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動亂期間，國民經濟的發展經過了 「三起三落」。即 1966 年上半年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經過 1967、 1968 連續兩年「文化大
革命」的衝擊和破壞而急轉直下；經過調整， 1969— 1973 年經濟又出現恢復
和上升的轉機，但是 1974 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又使國民經濟遭到破壞；
1975 年經過整頓，又有了新的起色，但 1976 年又來了「反擊右傾翻案風」，
使國民經濟重新受到挫折。
長達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場大的災難，它對國
民經濟的破壞是嚴重的，損失是巨大的。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濟所遭受的嚴重挫折
一、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
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使得國民經濟各項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後來經
過調整，到「文化大革命」前，已經走上正軌。但是， 「文化大革命」期間
的動亂，使得這種經過調整已經改善的國民經濟各項比例關係，又遭到破壞。
主要是：
（一）農輕重關係再度失調。 「文化大革命」前農輕重三者的關係比較
合理，即 1965 年三者的比例為： 37.3： 32.3： 30.4。但是「文化大革命」期
間，在「加強備戰」口號下，片面發展重工業，農業比工業落後，農輕重關
系發生變化。 1976 年三者比例關係為： 30.4： 30.7： 38.9。 ① 即重工業在工
農業總產值中所佔比例，從 1965 年的 30.4％上升為 1976 年的 38.9％而農業
由 32.3％下降為 30.4％，輕工業由 32.3％下降為 30.7％。
（二）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在工業內部，由於過分突出鋼鐵和機械加工
工業，輕工業被排擠，發展緩慢，明顯落後。如以 1976 年與 1953 年相比，
重工業平均每年增長 13.5％，輕工業則只為 8.8％。兩者在工業總產值中所
佔比重： 「文化大革命」前 1965 年為 51.6： 48.4， 1976 年則為 44.2： 55.8。② 重工業片面發展，輕工業相對落後，設備陳舊，產品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
（三）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工業間比例失調。在工業內部，不僅輕重工業
之間比例失調，在重工業內部也由於盲目發展加工工業尤其是機械工業，忽
視採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造成原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比例失調。從 1966
年到 1976 年，我國重工業產值中，加工工業的比重由 50.5％上升到 52.8％，
而原材料工業卻由 38.3％下降到 34.9％。機械工業盲目發展，不少產品不合
規格，質量差，有的產銷不對路，造成大量積壓。
（四）工業發展與交通運輸之間的比例關係不相適應。 「文化大革命」
前，交通運輸業已經不太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突
出發展重工業，突出內地新的鐵路線的建設，忽視運輸繁忙地段的舊鐵路線
的改造，使鐵路運輸能力越來越與國民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京廣線以東地
區的鐵路運輸能力越來越緊張，越來越不能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從 1966① 《中國統計年鑒（ 1983）》，第 20 頁。② 《中國統計年鑒（ 1983）》，第 20 頁。
— 1976 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將近 1 倍，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了 1.25 倍，
而全部貨物周轉量增長不到 77％，其中鐵路貨物周轉量只增長 28.2％。 ① 如
果把這種比例關係與「一五」期間的關係對比一下，更可以看出它的不合理
性。 「一五」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 67.8％，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 1.28
倍，而全部貨物周轉量增長 1.38 倍，其中鐵路貨物周轉量增長 1.24 倍。可
見， 「一五」期間，它們之間的比例關係是協調的。交通運輸能力與工業發
展不相適應，又會反過來影響其他部門的發展。如「文化大革命」中由於運
力不足，晉煤大量積壓，難以及時運出，加劇了能源供應緊張，影響了許多
部門的生產和人民的生活。
（五）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失衡。關於國民收入中積累與消費的
比例關係，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比較協調的時期是「一五」期間，積累率
平均為 24.2％。在「大躍進」時期，曾經相當緊張， 1960 年積累率高達 39.6
％，後來經過調整到 1965 年下降到 27.1％。在「文革」初期，積累率不高，
不過從 1970 年超積累率上升，一般都在 30％以上，其中 1971 年為 34.1％，
1975 年為 33.9％。② 積累率增長較快，但國民收入增長卻較慢，如 1963— 1965
年平均每年增長 14.7％，而「三五」期間降為 8.3％， 「四五」期間更下降
為 5.5％。 ③ 「文化大革命」期間，積累率這樣高，而國民收入增長緩慢，人
口卻急劇增加（由 1966 年的 7.4 億人增長到 1976 年的 9.3 億人④ ），在這種
情況下，高積累率必然要影響到人們的正常消費。而且，在積累額中用於住
宅、城市公用事業等非生產積累的比重也不斷下降， 1966 年為 31.1％， 1976
年下降為 20.7％ （ 「三五」、 「四五」期間平均為 25.5％和 22.4％ ⑤ ）。 這
明顯地表明，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失調。
二、經濟效益全面下降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政治動亂，企業合理的管理規章制度遭到破
壞，又加上內地建設中錯誤地強調了靠山、分散、進洞，導致了經濟效益普
遍下降，投入多，而產出少。最集中表現為，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
下降： 「一五」時期為 35 元， 「三五」時期下降為 26 元， 「四五」時期更
下降為 16 元。在工業方面， 1965 年到 1976 年，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工業企
業每萬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潤由 20.9 元下降為 12.1 元；每百元資金實
現的利潤和稅金由 29.8 元下降為 19.3 元；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產值
由 98 元下降到 96 元；每百元固定資產凈值實現的利潤和稅金由 39.8 元下降
到 29 元；每百元產值實現的利潤由 21.3 元下降到 12.6 元。實現利潤和稅金
減少，但是所佔用的流動資金和成本卻不斷增加。 1965— 1976 年，每百元產
值佔用的流動資金由 25.5 元增加到 36.9 元；每百元銷售收入成本由 69 元增
加到 74.8元① 在商業方面，每百元資金實現利潤由1957 年的20元下降到1976
年的 9.7 元。從 1966— 1976 年，其中有 5 年經營利潤比上一年減少。到 1975
年，每銷售 100 元商品，佔用資金達 61.16 元，比 1957 年多佔用 15.98 元；① 《中國統計年鑒（ 1983）》，第 309 頁。② 同上書，第 25、 23、 103、 27 頁。③ 同上書，第 25、 23、 103、 27 頁。④ 同上書，第 25、 23、 103、 27 頁。⑤ 同上書，第 25、 23、 103、 27 頁。① 《中國統計年鑒（ 1984）》，第 263 頁。
資金周轉下降到 1.63 次，比 1957 年減慢 0.58 次；而費用水平則上升到 11.66
％。在基本建設方面，固定資產的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時期的 83.7％，
降到「三五」、 「四五」時期分別只有 59.5％、 61.4％。 ② 另外，虧損企業
不斷增多，如商業系統， 1976 年與 1966 年相比，商業部系統獨立核算單位
增加了 35％，而虧損單位卻增加 1 倍多，虧損單位的虧損金額則增加了 2 倍
多。
三、經濟發展速度緩慢
「文革」 期間，由於「左」的錯誤指導思想，使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的破
壞，經濟損失達 5000 億元，相當於 1949— 1979 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 5/6。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經濟發展是「三起三落」，總的趨勢是在徘徊中
緩慢發展，有些年份還出現了負增長。
如「文化大革命」期間年平均增長速度，社會總產值： 「三五」時期為
9.3％， 「四五」期間為 7.3％，到 1976 年下降為 1.4％ （ 1976 年比 1975 年
增長 1.4％）；工農業總產值： 「三五」時期為 9.6％； 「四五」時期 7.8％，
1976 年 1.7％ （ 1976 年比 1975 年只增長 1.7％）；農業總產值： 「三五」時
期 3.9％， 「四五」時期 4％， 1976 年 2.5％ （ 1976 年比 1975 年只增長 2.5
％）；工業總產值： 「三五」時期， 11.7％， 「四五」時期 9.1％， 1976 年
1.3％ （ 1976 年只比 1975 年增長 1.3％）；國民收入： 「三五」時期 8.3％，
「四五」時期 5.5％， 1976 年為-2.7％ （ 1976 年比 1975 年負增長 2.7％）。①
以上指標表明，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是在明顯下降， 1976 年則更是
大幅度下降，國民收入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 2.7％。我們再拿「文化
大革命」 10 年與「文化大革命」前 3 年（經過調整後的國民經濟）相比，經
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就更為明顯。如 1963— 1965 年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速度
為 15.5％，而「三五」、 「四五」期間則分別下降為 9.3％和 7.3％。 ② 工業
生產， 1963— 1965 年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為 17.9％，而「三五」、「四五」
期間，則分別只有 11.7％和 9.1％。 ③
四、國民經濟管理體制混亂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 「四人幫」的衝擊和破壞，整個國民經濟
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動亂中，國家計委受到嚴
重衝擊，計劃工作幾乎停止了。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制
定和執行計劃的機關被衝擊，計劃工作無法正常進行。因此，所制定的「三
五」計劃只有一個詳細的《彙報提綱》，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四五」計劃
也僅是一個《綱要》，也未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
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強調備戰需要，把許
多經濟權力下放給行政機關。 1970 年批判所謂「條條專政」，把包括許多大
的企業的管理權下放給地方管理，並要求各省儘快實現主要產品自給。這雖
有利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發展地方工業，但卻造成了不少重複建設、盲目生
產、地區分割、自成體系的現象。在地區之間，不能按照經濟合理原則，發② 《中國統計年鑒（ 1983）》，第 343 頁。① 《中國統計年鑒（ 1984）》，第 21、 26、 30 頁。② 《中國統計年鑒（ 1984）》，第 21、 26、 30 頁。③ 同上書，第 26 頁。
揮各自的優勢，組織分工協作，甚至以封鎖抵制競爭，保護落後企業。企業
缺乏自主權，而不少由中央下放的大企業，由於原來的面向全國的產供銷關
系被割斷，地方又無力解決，經營更加困難，不得不改為中央直供企業，形
成多頭領導。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四人幫」大搞無政府主義，企業的一些正確
的規章制度被批判，造成企業管理上的混亂。
在計劃與市場關係上，由於林彪、 「四人幫」大搞「窮過渡」，急於向
更高的所有制過渡，在農村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業，關閉集市貿易，在
城鎮取消個體經濟，因而流通範圍越來越小，流通渠道越來越少。供銷社並
入國營商業後，城市的集市貿易也全面封閉，從根本上排除了市場的調節作
用。
在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關係上，由於林彪、 「四人幫」反對按勞分
配，取消企業獎金、計件工資和農村中的工分制，助長了吃「大鍋飯」的平
均主義傾向。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文化大革命」中整個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因而也影響到人民的生
活。 1966— 1976 年 10 年間，全民所有制各部門職工只有 1971 年調整過一次
工資，其他年份從未調過。1966 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門職工平均工資為 636 元，
而 1976 年下降為 605 元， ① 從 1966— 1976 年，平均工資下降了 4.9％。實際
工資也下降，如以 1952 年為 100， 1966 年為 120， 1976 年下降為 112.1。 ②
再從消費品平均每人生活消費量看，糧食 1966 年為 379.14 斤、 1976 年為
380.56 斤，差不多沒有多少增加。食用植物油， 1966 年為 3.52 斤， 1976 年
下降為 3.19 斤，豬肉 1966 年 14.08 斤， 1976 年 14.76 斤，沒有什麼變化。
煤炭 1966 年 208.75 斤， 1976 年下降為 191.15 斤。 ③
此外，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0 年合計達 1600 多萬人，給職工增加
不少負擔。加上城鎮人口不斷增加，城市建設、職工住房、學校、醫院等沒
有增加，許多輕紡產品質量次而價格高，副食品供應嚴重短缺，商業網點、
服務行業大批並縮，城市人民生活困難與不便，更是與日俱增。農民平均純
收入 10 年來沒有增加，又由於林彪、 「四人幫」在農村大搞「窮過渡」、平
均主義、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關閉集市貿易等，在生產上又片面強調 「以
糧為綱」，因此農村中廣大農民終歲勤動，而收入很少，不少地區甚至求一
溫飽而不可得。
我看了下高票 @通吃島島主 答案，錯誤好多。。。
比如第2張那個算平均增長率的表格，就是錯的阿。直接對增長率取算術平均值的結果沒有任何意義。舉例如下某國今年GDP下降50%，第二年GDP增長50%，按照該答主演算法，得到這兩年平均增長率為0。實際上兩年後的GDP只有一開始的 (1-0.5)*(1+0.5)=75% 也就是說，這兩年經濟實際上倒退了25%。
要算平均增長率，解
統計計劃經濟國家GDP一直都被認為是很困難的。
我個人覺得統計局數據會高估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前的增長。這是因為計劃經濟存在剪刀差，會導致工業品 過高標價，這個過高標價無法反映在通貨膨脹等指標中。但是如果僅僅是過高標價，是不會影響GDP增長率的。問題是工業產值佔GDP比重會越來越高。當這個比重增高時，剪刀差就會誇大GDP增長。也正因為剪刀差的存在，用工業產值來評價這些國家經濟成就也是不科學的。似乎現在沒有資料庫能完全克服這個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在採用現代GDP核算之前是沒有統計服務業的。現在的服務業之類數據都是後來估算的。至於怎麼影響、影響有多大我就不知道啦。
相比較gdp，我覺得計算消費可能更能反映出經濟狀況，如果時間線充分長的話。
如果真要那GDP來算，並和別國比較的話，建議用Penn World table, 這個數據的好處是消除了購買力影響。
用統計局原始數據和別國數據直接比較是錯誤的。我們來用看看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下面的數據描述的是1978年的情況
更慘？怎麼個慘法呢？我們來看看依照那個時候政府計劃供應的食品數量，普通人家已經沒有可能再節儉了。在城裡，糧食從嬰兒出生開始定量，每月3公斤，以後嬰兒漸漸長成，定量亦漸漸增加，一般成人的糧食定量，最高限為每月15公斤，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工人和軍人，則可以吃到22.5公斤。在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看來，這些糧食大約不會太少?可是，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是以糧食為主，其他食物在他們只是一種極為有限的享受。其數量之少，不要說外國人，就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也難以想像。每人每月可以買250克豬肉、4個雞蛋、半小瓶豆油、100克白糖、兩塊豆腐和50克綠豆粉絲。把這些東西做成普通人家飯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給政策，來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則每個人可以吃到一個豬肉餃子或者一個直徑不超過一厘米的豬肉丸子、一小口雞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雞蛋、一勺豆腐、十根粉絲。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規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婦可以拿著一張特別的證明去買一公斤紅糖。
8億農民在5萬個人民公社裡轟轟烈烈地幹了20年，所能提供給城裡人的食物，大體就是這些。不過，就算這些東西少得可憐，也還是鄉下人嚮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鄉下的境況更慘。
當日中國農村8.032億公社社員中，有2/3的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初期，有1/3則連30年代也不如。平均計，每一個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124公斤糧食，並且這些糧食全部都是未經加工的原糧，倘若農民要按照一般的標準來加工這些糧食並且精細到不丟一粒，則可以得到大約105公斤糧食和若干麩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280克糧食和一把麩糠。這是平均的數字，那些窮地方則更加可憐：1億戶人家的糧食不夠吃、4000萬戶人家的糧食只夠吃半年，另外幾百萬人家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糧食。他們依靠著政府的救濟，而政府運來的糧食，常常只是在倉庫埋藏多年的紅薯干，漆黑一團，已經變質。據北京一位調查者的報告，他親眼目睹了農家煮這些紅薯乾的過程，由於一股濃烈的苦澀，必須連續兩次煮沸後又將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長時間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當他本人試著吃了一頓這樣的食物之後，立即開始拉稀。
講到這些人的現金收入，就更加難以啟齒。如果不分成人與孩子平均計算，這一年的農村，有1.12億人每天掙一角一分錢，有1.91億人每天掙0.137元，有2.716億人每天掙0.164元。收入最低的地方為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0.06元。另外還有大約2億人屬於農村中的高收入階層，但實際的現金也不會超過每天0.2元。儘管當時物價低廉，這一點錢也實在買不到什麼東西。距省會蘭州市僅40公里的甘肅省榆中縣上庄公社，所有生產隊人均口糧才40-100斤!老百姓靠借賬買返銷糧。僅國家貸款一項，人均欠債102.26元之多。全公社49個生產隊，有48個隊人均收入40元以下；家產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戶；在15元以下的41戶(這就意味著除去一張破席、一團爛棉花和鍋碗筷外一無所有了)。全社7000多人，竟有4371人沒有棉衣褲或者棉衣褲破爛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曬屁股!並且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2300-2800米的高寒陰濕山區生活著。王小強、白南風：《富饒的貧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看到這裡，我頓時不會對1978年諸如某雲南農場知青營養不良率為百分之百這樣的事情感到驚訝了。
在貴州省安順地區，有一個關嶺縣，許多姑娘甚至沒有褲子穿。那年冬天，陰雨連綿，這些赤裸裸的姑娘，雙腿凍得通紅，家家都是漏雨透風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體，縮在火堆旁瑟瑟顫抖。三年以後，這裡的境況大有改善，據報紙的報道，糧食生產創歷史最高水平，工農業總產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貧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驚：在全縣最貧窮的215個生產隊中，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138公斤糧食，掙到39元錢，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個公社的91戶人家裡，有91條被子，一家一條，平均由五個半人合蓋；另一個公社的1368人里，恰好有1368件上衣和相同數量的褲子，合一人一套；還有一個公社，每十家裡面就有一家沒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從未買過鞋子，只穿著草鞋度過春夏秋冬。王小強、白南風：《富饒的貧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頁。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會對貴州的一切無動於衷。他們會說： 「是的，這些?很窮，不過，我們更窮!我們甚至連漏雨透風的泥草房子也沒有呢!」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報刊上僅僅有一次把他們的情況透露出來：在較為富裕的北疆，8萬多戶牧民中有1.6萬戶的氈房破爛得幾乎支撐不起來了；南疆則又遜一籌，4.1萬戶牧民中，有1.4萬戶根本沒有氈房，終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時候，就挖一個土洞鑽在裡面挨過寒夜。
不知諸位烏有之鄉網友是否有興趣去體驗一下挖洞式住宅
還有一些人也不會認為貴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們也會說： 「是的，他們很窮，不過，我們更窮!我們的糧食還要更加少呢!」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縣的農民。當日他們貧窮的程度，報刊上始終未予公開。所以人們知之甚少。人們知道五台，多是因為那地方自古以來為佛教著名的朝聖之地，在20世紀的40年代，又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總指揮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個冬季，生活在這個佛教聖地和八路軍總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種黑乎乎?東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長的各種野菜和草類，糧食只佔十中之二三。農家把這些東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個個的糰子晒乾，他們就是吃著這樣的東西度過整個冬天。然而在那個地方，這並非最悲慘的生活。倘若旱情過甚，山上寸草不生，農民之維持生命的辦法之悲慘，常人難以想像。五台山向東延伸，即為河北省境內，這裡有一個武安縣，其鄉民竟是依靠出賣自己的血來度日的。有個劉庄公社，6082個社員中，賣血者1631人，其中包括925個男子和706個女子。為了加入賣血者的行列，老人向醫院縮小自己的年齡，孩子則極力裝得像個大人。按照當日醫院的規定，一個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過4次，並且每次不能超過300毫升。否則賣血者的生理將不能維持正常，其血漿品質亦不能保證合格。可是這些血換來的錢，仍然不能維持賣血者的家用。所以相當多的人出賣血液的數量，至少兩倍於此。武義忠的大兒子，從一家醫院跑到另一家醫院，在一日當中居然抽血3次，共得300元，然後就到集市上去換回341公斤玉米。他搖搖晃晃走進家門的時候，一家六口都張大嘴等著這些糧食。破衣陋室本來已經不能使這些可憐的人獲得溫暖，現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艱辛可想而知。於是又有人說，女性賣血較男人更為適宜，因為女性之造血機能強於男性。這樣一來，賣血者中婦女日眾。她們肯定是過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機能，結果悲劇接二連三：劉雙新的妻子懷孕的時候還在不斷地賣血，最後一次是在分娩前的兩個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兒子墜下地來就死了，那個小小的身體裡面幾乎沒有血在流動，而她本人也再沒有活過來。另一個婦女，張堂第，生下女兒之後第二十天，出去賣血，歸途上暈死過去，一命嗚呼。她把她這一條命賣了128元。
別以為賣血村這種事情改革後才有
計劃經濟時期的「水利（害）」實際上人民公社時代修的水庫質量十分低下，1954年來塌了3500多座，造成經濟損失不計其數。現在這些人民公社時代所修的水庫構成了「病險水庫」的主體：我國一部分水庫建成於「大躍進」和「文革」期間。這個期間修建的水庫，限於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如水文站點少及普遍存在的設計、技術、施工力量和資金不足等因素，設計規範不完善，「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工程多，水庫實際運行標準遠低於設計標準。
限於當時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條件，許多水庫的質量和建設水平都不是太高，大部分是小型壩，小型壩中的90%以上是土石壩，土石壩的壽命大約是50年，目前為止，基本上都已是超期服役。且在此後幾十年的運行中，水庫病險的數量過半，達4萬多座。
這類病險水庫危害巨大：1975年「板橋事件」之後，中國曾展開了一次全國水庫大壩安全檢查，結果是：三分之一的水庫大壩不安全。當時制定計劃，要在十年時間裡全面治理全國的病險水庫，國家因此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在1998年的長江洪水之後，水利部再一次組織力量進行普查，普查的結果是：病險水庫在50%以上。
自從三門峽工程造成渭口及下遊河道災難性淤高（最嚴重時一直淤到距西安僅30餘公里處）之後，渭河防洪形勢明顯惡化，下游局部河段已勢成「懸河」。由於下遊河道淤積泄洪困難，出現「三五年一遇的水，五十年一遇的災」。如最近一次2003年渭河洪災，就造成渭堤多處決口，生命財產損失慘重，甚至渭南市領導視察災情的船都被洪水沖翻，領導獲救而隨行記者犧牲。
三門峽原設計建造了高水頭大庫壩後電站裝機130萬千瓦，因「水庫」不能蓄水也完全報廢，六七十年代兩次耗費巨大的改建後變成低水頭小庫容徑流發電的小機組，容量只有原先的一個零頭，只能算中型電站，從廢物利用的角度講還可以稱為成功吧。三門峽成禍後的確有過「炸掉」之議而且曾被認真考慮過，後來雖然經過反覆改建，但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問題。2003年渭河大水災後「炸掉」呼聲又起，專家如張光斗、官員如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等都主張徹底放棄，就算不炸壩也應當「全年敞泄，放棄發電」，全當沒有建它。後來雖因三門峽攤子已經太大不好收拾，作了妥協，但矛盾遠未了結。
1963年海河流域南系發生大洪水，劉家台水庫（中型）大壩潰決，下游900多人死亡；東川口水庫（中型）大壩潰決，下游500多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60億元。1975年洪汝河、沙潁河、唐白河發生大洪水，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田崗等兩座中型及58座小型水庫潰壩，1100萬人受災，數萬人慘遭滅頂；近年來，發生險情的多為中小型水庫，危險性也非常大。
這類病險水庫的經濟效益也極其低下：
不能蓄水，自然談不上什麼效益。。。為了除險加固，得沒完沒了地投入大量資金，堪稱無底洞：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病險水庫的問題就已經很嚴重了：據統計，現已查明的病險水庫如果不進行必要的除險加固，則會減少防洪總庫容150億立方米，減少興利總庫容120億立方米，減少供水能力170億立方米，減少灌溉面積200萬公頃。這，還沒有計算其原已佔有的地緣、生態和環境資源，以及為了建設該工程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代價。
很多病險水庫造成了大量的水資源浪費。在湖北省天門市綠水堰水庫，壩基滲漏，當地水利部門估算，這個中型水庫每年有470多萬立方米的水白白流走。
由於擔心出現險情，許多病險水庫的管理者不敢蓄水，像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就出現了當地農民多年守著水庫沒水吃的局面。
這就是老何家旁邊的龍當水庫，這個建於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中型水庫，按照當初的設計可以用來灌溉的庫容量達到773萬立方米，灌溉面積近三萬畝。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運行之後，它已經百病纏身，大壩嚴重滲透，塌陷處將近100米。這種情況下，為了下游安全，管理人員即使在豐水期也不敢蓄水，現在水庫只有不到50萬立方米的水，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了三年。
至二十世紀末，全省（貴州）病險水庫已突破1000座。這些病險水庫不僅不能蓄水，還對下遊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威脅，嚴重地影響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2003年的資料：「全國出現了許多「病、險」水庫，有些水庫一蓄水就垮，有的剛竣工尚未蓄水就垮壩崩堤。在「大躍進」之後的60年代和70年代里，每年都有很多這類的「病、險」水庫垮塌。例如，僅1973年就垮掉了500多座，1974年又垮了300多座。1974年5月，鑒於這類的「水害」工程為禍甚大，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曾特別警告水利部及各省：「如果哪裡再發生水庫垮壩，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到重大損失，就應查明原因，嚴格處理。如果領導不負責任，就應處罰。」由於這類的「群眾運動」式水利工程本身「病、險」太多，即使當地幹部再小心看護，也難避免垮塌的結局。」。。。
與中小河流問題頻發一樣，中小病險水庫是中國目前防汛工作中又一隱患集中區，基層水利專家指出，小水庫已經成為中國防洪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和最大安全隱患。「水利部總規劃師兼規劃計劃司司長周學文在７月２１日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中國成立以來，建立了８６０００多座水庫，其中小型水庫有８２０００多座。這些水庫大部分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建的，又經過幾十年的運行，出現了大量的病險水庫。」「中國政府對病險水庫的除險加固十分重視，但目前大量的小型病險水庫還沒有得到除險加固。今年汛期垮壩的６座小型病險水庫都是還沒有經過除險加固的病險水庫。」周學文說。安徽省水利廳農水處副處長王鳳雲告訴記者，安徽省自２００７年起，提出用３年多時間，先期完成全省１８２０座病險小型水庫主體工程除險加固任務。其中小（一）型水庫省財政補貼１５０萬元／座，小（二）型省財政補貼５０萬元／座，市縣財政１比１配套，其餘再利用一些涉農補貼資金。」
1998年洪水過後，中央和地方對水利基建的投資急速增長。水利部權威人士向記者透露了一些相關數字，五年來，中央水利基建投資達1786億元，相當於1949年以來中央總投資的70%。五年內用於防洪工程投資為1040億元，其中堤防工程774億元，病險水庫加固111億元。在對全國805座重點病險水庫的加固計劃中，截至2002年底已完成441座。
這還沒完
上面說的這個花620億的工程持續了3年多，效果還好，然而到了十二五期間，病險水庫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最早期列入除險加固專項規劃的1346座病險水庫，總投資是270億元，其中，中央135億，地方135億，國家要求地方資金必須與中央一比一配套。第二期的2117座中，先實施的365座也基本上是這個比例。
後來的7356座，規劃總投資是540億，其中，中央的投資大概是290億，剩餘的由地方配套。
去年7月啟動的5400座小一型水庫規劃投資243億，每座450萬，其中東部地區的水庫1/3由中央負擔，中部的60%由中央負擔，西部地區則是80%由中央負擔。今年4月啟動的41000座小二型水庫，其中重點小二型有1.59萬座，規劃投資每座240萬，全部由中央負擔，剩餘的一般小二型則由地方全額負擔。
第一期，1346座全國的大中型和西部地區的小型水庫規劃，2005年除險加固完成；第二期，2117座全國大中型和中西部小型水庫規劃，也準備用三年時間完成，結果只實施了一年多，即2006年的時候，由於病險水庫的問題很突出，中央提出來用三年時間把現有的大中型和重點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
最終，形成了2008年的《全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專項規劃》（下稱《專項規劃》），也真正開始了中國乃至世界上最集中、最大規模的水庫維修工程。在過去的三年時間裡，中國投入了620多億元、對7356座病險水庫進行了除險加固，基本完成了規劃目標。
「在繼續鞏固大中型水庫除險加固成果的同時，加快小型水庫除險加固步伐，到2015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病險水庫除險加固任務……」這是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
如今，承諾如期兌現。截至目前，「十二五」期間規劃的50742座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任務已基本完成。不僅如此，列入《全國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山洪地質災害防禦和綜合治理總體規劃》新出現的320座大中型病險水庫，截至2015年年底，已累計下達中央預算內投資建議計劃61億元，201座投資已安排完畢，其中180座已完成除險加固。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還得沒完沒了地去加固～
也不知道這樣的水利有什麼好值得吹噓的。還有人造謠改革開放後沒修水利，實際上-----------------我完全不知道所謂「改革開放後就不重視水利」這種鬼話有什麼依據：「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水利工作，領導人民開展了大規模水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設步伐，累計完成投資９５４５億元，是改革開放前的１７倍，其中中央投資４２３８億元，是改革開放前的１６倍。」
就算算上通貨膨脹，也是一大筆錢。
實際上1998-2003年的6600億國債，就有百分之20是水利資金。至於有人說計劃經濟時代完成了原始積累，實際上計劃經濟時代從1960年後年年都是糧食凈進口國也不知道你這原始積累從何談起。至於印度，民國時期哪怕是戰亂期間，中國的農業都要遠遠優於印度，詳見：http://www.fao.org/docrep/016/ap636e/ap636e.pdf，這個文件還只是民國內部22省，不包括東三省。。。上述文件（不包括東北，西藏，新疆）顯示，1931-1937年，中國此時還處於戰亂時期，然而卡路里攝入已經遠遠超過印度了。印度的卡路里攝入（1934-1938）是1976，中國是2234，蛋白質攝入量也高於印度。實際上就連1946-1948中國內戰期間，卡路里攝入都要高於印度，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1948年印度的預期壽命是32歲左右https://books.google.ca/books?id=oT3x4OfqzKgCpg=PA86lpg=PA86dq=life+expectancy+india+1948source=blots=vUHwLz40f4sig=64fhgnVGzPs8MKp_mE88RCT2QQQhl=ensa=Xved=0ahUKEwjhscWp5eTPAhUJgj4KHZVTDM4Q6AEIUzAI#v=onepageq=life%20expectancy%20india%201948f=false，麥迪遜數字顯示1950年中國人均壽命為41歲，印度為32歲，兩者本來起點就不同（印度的熱帶疾病和感染很嚴重），完全沒有可比性一圖毀所有，直接打臉，事實勝於雄辯。
看圖片，一個美國記者七十年代在中國拚死拍下的照片，什麼叫赤貧。
雖然數據會說謊，但歷史不會。
1957、1965、1978、1981年。
建國初期，質量最高的技術援助來自赫魯曉夫。1953年上台起就開始援華，但力度一般。1956年，這位先生差點坐不穩蘇聯首領位置，只好以技術換取毛澤東對他的支持。在這時，我國獲得了大量技術知識，包括原子彈在內。一共156項工程。
技術，不是說給就會給的，這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完美的政治交易之一。從1958年炮轟金門開始，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漸漸不滿。20天前倆人還一起在中南海游泳，竟然沒跟他提這事兒，真不把蘇聯當老大哥了。
隨後中蘇關係日益破裂，1959年兩國領導人互相不指名批評。次年，兩國代表團在國際會議上互相批鬥。
1960年夏，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煽動了多國對中共進行猛烈批評。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怒了，指著赫魯曉夫鼻子罵了幾句。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時，赫魯曉夫在玩【「修正主義」】。1960年7月16日不開森的赫魯曉夫同志，決定召回在華全部專家。
經過四年沉澱，中國擁抱了一次高新技術。雖人走茶涼，但茶葉還可以再泡一泡。
中國工人畢竟跟蘇聯專家深入接觸過，依葫蘆畫瓢，在磕磕碰碰中摸索出工業化泥巴路。城鄉經濟都有了一定發展。
毛澤東為了中國經濟發展，11月份主動示好，兩國關係稍微解凍，差點迎來中蘇關係第二春。
隨後，赫魯曉夫展現出他二逼的一面，不肯承認共產黨「雙雄並立」的趨勢，爭當大爸爸。1962年起，在輿論和中印邊境爭端上，猛戳中國脊梁骨。
他高估了自己，毛澤東才是輿論鬥爭中的大V爸爸。蘇聯批中國用了一千多封信，中國只用九封信，就把赫魯曉夫同學拉下了主席位置。
史稱「九評」。這一年，是1964年。
1965年，得意的毛澤東同學一不小心，按下了文革按鈕。最初目的，是想消除多年來的蘇化政策。
順帶著破四舊，誰知道愈演愈烈。
課件從1965年一下跨到了1978年，這其中奧妙，洗衣粉可以解讀一下。
文革期間經濟的確有爆髮式上揚，其主要驅動力，並不來自文革批判，是源自於技術革新！
第二次技術井噴，同樣來自政治交易。1971年，美國脫離金本位，四處尋找為米國經濟買單的盟友，中國答應了。次年尼克松訪華，就美元儲備代替黃金做了磋商。中國以解除技術封鎖等事項作為交易條件，中美關係解凍。
1972年，在周恩來引導下，我國終於獲得了先進的石油設備，多項高新設備被允許引入中國。總耗資高達43億美元，史稱「四三」引進方案。當年的43億...可不是一筆小數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進了化肥、化纖技術。數倍促進了農業、紡織業發展，奠定了工業化基礎。
還引進了挖煤、鋼鐵冶煉設備與體系，讓基礎建設能力躍升了一個層次。歷史意義非常巨大，可能你無法想像。在這之前，新中國還沒解決溫飽問題。你們也沒想到脫貧基礎居然來自米國...
1976年，嘗到甜頭的小平同志說：「科技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三年後，他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倡導改革開放。
有人說1949年只是政權的更迭，1979年才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所以，這個課件，又以1978年和1981年作為區分。
1979年鄧小平畫出的那個經濟特區，成為近36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地段。外商投資，是當時經濟騰飛主要驅動力之一。
所以那三年時間，經濟增速很快。中美正式建交，也在1979年。
【點評文革期間經濟】：
赫魯曉夫的援助，只讓中國有了技術革新。軍工、建築業居多，並沒引發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
毛澤東也發動了一些經濟驅動。
@通吃島島主提到的醫療、水利只是一部分。但他話說錯了，這些，對經濟影響並不算隱性。
赤腳醫生的工資花銷，醫療器械、藥品製造，也是經濟驅動源之一。
水利驅動更大，僅1975年投資約45.3億元。建國至1979年總額達760多億元，成效卓著。其中建材消耗、工資花銷，是一塊巨大的驅動源。
水利對江河湖泊的控制，產生的經濟影響才是隱性的。望發言慎重…
說到底，周恩來主導的「四三引進」方案，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
化肥化纖，解決了溫飽問題，解放更多勞動力，帶來工業化基礎。
而煤礦鋼鐵冶煉技術的革新，使基礎建設效率躍升。實際上，基礎建設做的越響亮，經濟發展速度越快。道路、工廠、房屋建設速度加快，會刺激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產能。下發的工資、糧票越多，產生的波紋效應越大，經濟水漲船高。
這也解釋了，四萬億投資，當初為什麼會以房地產為主要目標。是受從前經驗影響…但沒控制好樓價，讓寶寶心裡真的好難過。
@改之理zcw的闡述也沒錯，經濟學不是光看數據，而是看思想。
其實很多經濟學原理、算式已經過時了，就連很多教授也苦惱這些問題。經濟學進入了疑書時代。
經濟，不能看浮於表面的東西，更主要的，是看數字背後的脈動。
文化大革命雖然讓中國停滯十年，但經濟發展趨勢，沒你想的那麼不堪。期間像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國家領導人，仍對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
統計局的這張圖片，從側面上看，真實有效，具有反思意義。如何評價汶川大地震那一年的北京奧運會？汶川大地震的影響要辯證地看，雖然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但那一年我國也成功地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啊。
許多秀意識流的連GDP是什麼指標都不清楚。
GDP是1960年代以後市場經濟經濟國家SNA合算體系逐步採用的國民經濟統計賬戶，計劃經濟MPS合算體系根本不採用這個賬戶，計劃經濟國家統計的是工農業生產總值。工農業生產總值不含第三產業，不含境外要素，但包括全部中間環節產品價格（存在重複計算）。中國國民經濟合算體制轉入SNA是1992年，所以這之前的GDP全是拿MPS體系數據折算。本質上來說GDP不是單純反應一國境內的生產規模，而是反應一國境內商品經濟活動的規模，那GDPGNP來衡量非市場經濟系本身就屬於毫無意義的笑話。西方全面採用SNA體系也是60年代以後，所以中國1992年之前，西方60年代之前的GDPGNP數據全是拿工農業總產值或者國民收入的折算。------------------------------------------------------------------------------------------------------------------------------------------文革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俄國經濟學家В. Тушканчиков有這樣的評價：Заходим в Интернет-поиск, берём там данные Всемирного Банка (именно Всемирного Банка - а не какого-нибудь Коминтерна)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орок лет по такому сугуб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оказател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ак рост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ВВП), и подсчитываем средний рос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ВП с 69-го по 75-й годы, а также в послереформенный период, то есть с 1976 (дата смерти Мао Цзеду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и) по 1990-й год. Имеем: для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чала семидесятых среднегодовой прирост в 9,43 процента, для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й" Дэн Сяопином экономики - в среднем 8,44 процента. Ну, и где же чудо? Где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взрыв темпов роста ВВП? Сравниваем с ростом за весь "пореформенный" период с 1976 по 2007 годы - 9,29 процента - все равно меньше.Я, конечно, не претендую на какое-то научное открытие,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в экономике любые данные можно как угодно тасовать и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Просто хочется заостр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м, о чем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умалчивается, и не только либералами, но 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и "левыми". Долго ещё нас всех будут кормить помоями? Вот и "товарищ" Гайдар говорил, что посл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адение ВВП вдвое, повысился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так как произошел сдвиг от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одукции тяжел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м товарам. Да, возможно, в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ечной" России заметно выросли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золотых унитазов и вывоз капитала в особо крупных размерах (чем это лучше танков,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Но вот почему-то потребление, тогда, масла и мяса снизилось вдвое, молока - на треть.（我們可以通過互連網搜索，拿到世界銀行過去40年間的數據（而不是任何共產黨體系的數據）——這樣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指標來看。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數據，分別計算1969年-1975年間、以及「改革時期」（毛澤東去世後的1976年-1990年代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我們看到：在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70年代初平均年增長率為9.43%，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時期平均增長率為8.44%。好啦，還有什麼奇蹟？ 「國內生產總值史無前例的爆炸式增長」又體現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比較整個「改革後時期」，1976年-2007年9.29%的平均增長率仍低於70年代初。當然，我並不想聲稱這是一個科學發現。尤其是在經濟方面，任何數據都可以根據需要進行組織和解釋。只不過是要強調注意，對於這一點保持沉默的不僅僅是自由主義者，還包括那些自稱為「左派」的人，長期以來我們都在人云亦云。蓋達爾「同志」就是這樣說的，什麼「儘管俄羅斯在改革和私有化後，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一倍，但從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中轉移產能用來生產消費品，生活水平實際上提高了。」是的，也許在「改革」後，俄羅斯明顯增加了鍍金抽水馬桶和資本輸出的消費規模（這比坦克強些？我不這樣認為）。然而由於「某種原因」，是石油和肉類的消費減少了一半，牛奶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個後發農業大國，要發展經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考慮自然經濟下農業邊際效益繼續種地？還是發展工業化？如果要發展工業，要不是資金？農業大國的資金除了糧食還能從哪兒來？自然經濟條件下落後農業大國要湊出工業化的糧食，除了省吃儉用從嘴裡摳，還能從哪裡摳？沒什麼文化的做小生意的都知道起早貪黑省吃儉用積攢本錢，如果連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就只能一輩子只能給人打工，看人臉色。前30年新中國經濟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存在波動性，讓一些習慣了中國經濟數據長期持續增長的人覺得奇怪，有什麼好奇怪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波動比新中國前30年大得多。至於某些張口跟你算複利的，莫非認為錢埋在地里也能生錢？只呼吸空氣人口就能自然增長？鋼鐵和電力是放屁放出來的？還是說現代國家一切經濟活動都是自發產物？這樣認為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經濟常識。許多人不喜歡這個答案，一般來說，他們既沒有足夠的歷史知識，也對全球自由市場經濟中的強者恆強規律缺乏認識，更提不出像樣的觀點。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會偷偷地舉報。
文革時期的經濟不正常，是戰備狀態的經濟，按照和平發展的眼光看未必經濟，但是有戰略意義。
一個國家，從農業國進化為工業國，如果沒有海外殖民地，又沒有外援的話，就需要自己勒緊褲腰帶積累。這個過程很艱難，剩餘產品很少，生產效率低下。與當年美國和蘇聯不同，中國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多，化肥不足，剩餘糧食少，靠本國農業積累尤其艱難。
如果要加速發展，就需要先發工業國的援助。以本國的農產品換取先發工業國的製成品，尤其是工業母機。或者用本國的廉價勞動力與先發工業國的資本結合，以較高的生產效率生產，同時獲得生產技術。
前者是中蘇蜜月，後者是中美蜜月。作為戰略盟友，蘇聯、美國的要求是在關鍵時刻，可以充分利用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中國的要求是經濟合作，也就是當年蘇聯幫助中國興建的156項工程和四三方案。
中蘇蜜月，在1950年代末終結，中美蜜月，在1970年代初開始。
前者終結的原因，是蘇聯在二戰中損失的人力資源獲得恢復，赫魯曉夫在黨內，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鞏固，中國觸碰到蘇聯設定的技術天花板。這時，赫魯曉夫要把中國整合成衛星國，中國希望成為獨立的一極。於是，分道揚鑣。
後者開始的原因，是美國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發現憑藉自己的實力，無法對抗蘇聯，甚至保留立足點都難。反之，如果把美國的裝備與中國人口結合起來，那就是可以征服世界的力量。任何一個國家，與這樣的國家長期交戰，都會極大消耗國力，最終難免崩潰。
中蘇蜜月，中美蜜月的背後，都是大國博弈。
有沒有資格參與博弈，並要求對應的報酬，要看本國實力。說到底，就是軍事力量。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的中國集中力量發展兩彈一星、三線、核潛艇，在一個很窮的國家搞這些燒錢的項目。
不僅如此，當時中國並沒有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制度。大量新增人口在16歲以前，都是消耗者。與1980年代，嚴格執行計劃生育之後兩夫妻供養一個孩子相比，那時兩個夫妻往往要供養兩個、三個、四個，甚至更多的孩子，勞動者佔總人口的比例明顯偏低。不過，不能忘記的是，人口是重要的戰備資源。
當年，毛澤東曾經想和美國合作，但是國力太弱，沒談下來，司徒雷登走了，毛澤東一怒之下，寫下《別了，司徒雷登》。
關於司徒雷登的事情，多說幾句：
當時，中共的要求，是希望司徒雷登北上。國民黨政府倉皇逃竄時期，司徒雷登北上，就意味著美國政府承認中共的合法性。承認合法性，就為中美建交，美國和國民黨斷交，中美開展經貿合作鋪平道路。
司徒雷登的要求，是保證美國在華既得利益。司徒雷登回憶錄里多次提到這點。也就是說，如果中共答應保護美國在華既得利益，那麼司徒雷登就可以考慮北上。
中共沒同意。沒同意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第一，美國資本當時已經深入中國內地，美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如果同意保護美國在華利益，那麼中國本國工業就難以發展，金融主權難以控制。
第二，美國是移民國家，如果各地大地主、大官僚、大買辦加入美國國籍，那麼如果承諾不傷害他們的利益，怎麼改善多數人的處境？
第三，不觸動這些人的利益，新政權怎麼可能鞏固？看看今天的香港就明白了。
第四，如果同意了美國的要求，那麼其他國家的既得利益要不要保護？明確地說，要不要收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怎麼收回？
最終，司徒雷登沒有北上，中共開始了獨立自主的建設新中國的過程。
到了1970年代，中國有了核彈、三線工程、彈道導彈、相對落後，但是數量龐大隨時可以接受美國或者蘇聯裝備升級的准現代化軍隊和數量更驚人的民兵組織。
這時，如果中國與蘇聯合作，美國在東亞、東南亞，就難有立足點。如果中國與美國合作，就可以極大地牽制蘇聯，拖垮蘇聯。事實上，拖垮蘇聯的阿富汗戰爭，就是中美合作的結果之一。
兩個超級大國，誰進攻中國，誰會被拖垮，聯手進攻中國，也占不到便宜，很可能拖垮本國，給另一個超級大國機會。
在這樣的基礎上，中美之間開始了合作，中國工業化開始再次進入加速過程。四三方案引進的化肥、化工、鋼鐵項目，讓中國進入了加速階段。尤其是四三方案，讓中國農業進入石油農業階段，徹底結束了幾千年來困擾中國的人的糧食問題。
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當年不勒緊褲腰帶，沒有成為獨立一極的實力，基辛格會不會來呢？如果來，會以什麼價碼來？如果不能成為獨立的一極，中國作為人口第一大國，有多大發展空間？
反過來看，一個人多地少的農業國、落後的工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把大量的資源用於與直接提供生活水平相對無關的領域，最終達到能夠拖垮一個超級大國的水平。期間支付的代價，自然遠遠超過相對發達國家，更超過那些抱美蘇兩國大腿的小國。從今天的角度看，當然可以批評當年的經濟機構不合理、工業結構不合理、國防開支過高、人民生活困難。
這是一種劍走偏鋒的發展模式。
一國的發展，其實是在國際舞台上跳舞。
如果承認市場經濟的主導權在強者，自由交易會導致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話，就會知道弱國與強國合作以前，必須首先爭得與強國討價還價，改善本國在國際經貿合租中分配權的權力。只有擁用這樣的權力，才能保證本國在國際經貿合作中有機會獲得足夠的物質回報和發展方向的自主權，進而獲得不斷積累良性發展的機會。
獲得這種權力，要依靠本國軍隊。然而，對一個落後的國家來說，要建立一支准現代化的軍隊，是成本極其高昂的。越是後發國家成本越高。
所以，許多希望成為獨立一極的國家，都要經歷類似的過程。比如，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勒緊褲腰帶發展現代化的海軍，爭奪海外殖民地加速本國發展。不過，今天沒有人指責日本工業化起步階段，那段艱苦的過程。他們只看到今天日本投靠美國，成為美國全球體系一環之後，相對安逸的生活。
中蘇關係，說來話長。
蘇俄成立以後，沒有促成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卻首先遭到各國干涉。當時號稱十四國武裝干涉。干涉最重要的的重要還是利益，有幾件事，直接影響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比如，一戰期間俄國向法國、英國欠下的天文數字的戰債怎麼解決?比如，發達國家在沙俄時期擁有的種種經濟特權和既得利益還能不能保留(比如諾貝爾家族在巴庫地區擁有的石油利益。這裡提到的諾貝爾家族，就是搞諾貝爾獎的諾貝爾家族。每次看到諾貝爾和平獎都覺得特虛偽，為了錢不要和平的家族搞的和平獎獎勵的是什麼樣的人)?
如何鞏固社會主義蘇聯，這是蘇聯領導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發展本國經濟，強大本國軍力自然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還要輸出革命，讓每一個可能威脅蘇聯的帝國主義大國，都變成泥足巨人。
理論上，那些受蘇聯支持的國家的黨派的利益與蘇聯的利益是統一的，這些國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帝國主義垮台，蘇聯自然就穩固了。現實中，則難免出現矛盾。比如，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勢力太弱，短時間內難以成氣候怎麼辦?再比如，列強願意以與蘇聯打成部分妥協，交換條件是犧牲當地共產黨的勢力，蘇聯願不願意答應?比如，支持其它國家共產黨到什麼程度，有沒有保留，是量力而行，還是毀滅掉蘇聯也無所謂?再比如，其它國家的共產黨為了維護蘇聯利益，應該做出多大犧牲，是量力而行，還是為了保衛蘇聯毀滅自身也無所謂?
這些問題，說到底，就是蘇聯國家利益至上，還是全球無產階級革命利益至上。列寧以後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選擇了前者，除了戈爾巴喬夫。與毛澤東打過交道的蘇聯領導人有三位，分別是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這三位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都是實用主義的。斯大林支持國民黨，勃列日涅夫和台灣合作，都不考慮意識形態。中國也沒有必要做出無謂的犧牲。所以，兩黨兩國之間的合作，就是基於利益。
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一直採取實用主義原則。斯大林長期懷疑中共的勢力，懷疑中國人發動自下而上的革命能取得勝利。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弱小，無力領導、發動革命，並取得最終勝利。相比之下，蔣介石是實力更強的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來說，爭取蔣介石，使之不完全倒向英美，不投降日本，才是對華外交的重點，如果前一點做不到，至少要避免蔣介石投降日本。當然，可能的情況下還要蠶食中國領土，擴張勢力範圍。至於中共則只是牽制蔣介石的棋子。中共的行為，要配合蘇聯對蔣的外交工作。至於中國解放事業，是否成功，則不在斯大林考慮問題的關鍵。為了拉攏民族主義者，斯大林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支持遠遠多於對共產黨的支持。為了避免疏遠蔣介石，他幾乎從未給予中共成規模的援助。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異常吝嗇，甚至不如對待盛世才大方。當然，如果蘇聯稍微大方一點，中共的領導人就會是王明或者張聞天，而不是毛澤東。
中共歷史上，蘇聯為了改善和蔣介石的關係就多次使中共陷入困境。中國能革命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取代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成為中共領導人。解放前，蘇聯對中國革命就一直指手畫腳，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傷亡。俄國抗擊拿破崙的時候，採取主動撤退和大規模游擊戰，不死守一城一池。斯大林的鐵杆支持者伏羅希洛夫就是靠游擊戰起家的。莫斯科真不懂以中共的實力去攻打大城市是以卵擊石嗎?真不知道反圍剿的時候，步步為營，必然傷亡慘重嗎?蘇聯一直反對毛澤東以農村為根據地，保存實力，發展力量。當時，稍微有一點實力，就讓中共向敵人勢力最強的地方進攻。每次都把精銳損失殆盡。因為蘇聯的指手畫腳，中國革命的火種差點被撲滅。直到遵義會議，毛澤東成為軍隊領導人，才改變了這種不利的局面，中國武裝鬥爭才走上正軌。抗戰時期，王明要求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也是蘇聯的意思。這種路線完全不顧國民黨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當時，如果沒有整風運動，毛澤東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國革命又不知道會發展向何方了。以本國革命為重、領導本土武裝的毛澤東和以蘇聯命令為重、不接地氣的學生派領導人，在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必然發生衝突，這是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在起因之一。考慮到這一層，就會明白即使當時中共武裝力量的領導人不是毛澤東，整風運動也無法避免。當然，如果不是毛澤東領導中共武裝，那麼這種衝突的結局可能是中共武裝兵變以後，墮落為軍閥武裝;或者學生派領導人繼續掌權，中國革命走向衰落。
給予資助異常吝嗇，萬里之遙指手畫腳，隨時準備犧牲中國和中共的利益……讀者想到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毛澤東與莫斯科(斯大林)的關係，一直不融洽。
毛澤東的個性之中，有反抗的精神。蘇聯不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也不會盲從蘇聯的指令(毛澤東決不會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的。張學良年輕氣盛想揚名立萬，不自量力招惹蘇聯捻虎鬚，以蘇聯的實力，用得著中共保衛嗎?)。對莫斯科的指示，經常識具體情況選擇對中國有利的執行，不利的緩行或者不執行，從未無條件地聽命於蘇聯。在斯大林看來，他遠不如王明、張聞天、李立三之類學生出身的領導人俯首帖耳。當然，那樣一來，中國也就不會有獨立自主的前途。(王明等領導人如果領導中國共產黨的話，中國共產黨只能是蘇共的兒子黨、衛星黨，不可能成為兄弟黨，即使革命成功，中國也不過是東歐國家或者蒙古的擴大版。)
對毛澤東來說，蘇聯不是一個好老師。對蘇聯來說，毛澤東不是一個聽話的好學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統一全國，是一個差強人意的既成事實。「父慈子孝，兄仁弟愛」。父不慈，子不孝，兄不仁，弟自然不會無條件地愛。雙方能夠合作甚至結成同盟，無非是有共同的利益而已。
與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不同，解放戰爭初期斯大林並不支持毛澤東領導解放全中國的戰爭。與早期斯大林要求實力弱小的紅軍採取盲動政策不同，此時斯大林要求毛澤東以妥協求和平。在斯大林看來，經過二戰蘇聯損失大批壯丁，勢力範圍卻大大擴張，實力相對勢力範圍顯得空虛薄弱。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已經撈到了足夠的好處，在實力恢復以前，應該暫時適可而止。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毛澤東領導的解放戰爭，可能導致美英武裝干涉，造成東北亞局勢複雜化，危害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獲得的在遠東的既得利益。這段歷史，用毛澤東的話說叫「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解放戰爭初期，蘇聯曾經給予解放軍一些默許和便利。給予這些支援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蘇聯在東北和蒙古的既得利益。這些有限的支援，遠遠不及蘇聯曾經給予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援助。毛澤東要過長江時，斯大林又不滿意了，希望國共劃江而治，與美國達成一種默契——統一的中國有全球第一的人口，對任何一個大國都是潛在的威脅。但是，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民間，所以斯大林不滿意，百萬雄師照樣過大江。後來，毛澤東領導的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斯大林自然也就默許了。仗打勝了，斯大林又曾一度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鐵托式的勝利」——中國革命雖然勝利了，但是根不正苗不紅，不是莫斯科欽定冊封的勝利，是離經叛道的勝利，缺乏合法性。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是違背斯大林的意願而取得的。
在這種不平等，不友好的基礎上，新中國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基於利益的合作關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不欠斯大林領導的蘇共什麼，對蘇共也不俯首帖耳，蘇共也休想對中共頤指氣使，指手畫腳。新中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的。
中蘇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平等的外交關係替代原有的不平等的外交關係，或者說替蔣介石善後。
要說明這件事，首先要從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說起。
1943年，經過瓜達爾卡納爾戰役和庫爾斯克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已定。這時，雖然能看到光明，但是通向勝利的道路仍然漫長曲折，仍然需要巨大的犧牲。因此，盟國有必要團結一致，密切合作分工，爭取最終的勝利。盟國之間有必要明確戰爭期間的分工，並就戰後勝利果實打成初步協議。1943年11月22～26日，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召開會議，協商遠東戰局。兩天以後，11月28日～12月1日，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德黑蘭召開會議，協商全球戰局。兩個會議時間間隔很短，遠東戰局是全球戰局的一部分，中國是遠東戰局的主要戰場，為什麼不能把兩個會議合二為一呢?原因很簡單，斯大林不想見蔣介石。當時，蘇聯要求美英在法國登陸，開闢第二戰場，美英也要求紅軍從西伯利亞南下，夾擊日軍。紅軍可以南下，但是南下就要有損失，用什麼補償紅軍的犧牲呢?大國之間，人命是交易的籌碼，流血一定要有回報!很顯然，蘇聯要求的回報，必然涉及中國的利益。這就是斯大林不願意蔣介石參加德黑蘭會議的原因——當著蔣介石的面，不好談損害中國利益的事情。反過來，蔣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只要羅斯福、丘吉爾答應了，蔣介石也只能答應，蔣介石不答應，羅斯福、丘吉爾有辦法讓他答應。在德黑蘭會議上，除了提出要求整個庫頁島歸蘇聯以外，斯大林還提出紅軍可以進入中國不凍港大連，大連可以在國際監督下成為自由港。
1945年初，經過阿登戰役、解放華沙、馬里亞納大戰、萊特灣大戰，德日軸心國敗局已定。這時，勝利在望，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有必要再次聚會。這次聚會的重點已經從協調戰爭期間的分工，變成瓜分勝利果實，也就是瓜分世界，劃分勢力範圍，確定戰後格局。於是，三巨頭在雅爾塔召開會議。會議內容中涉及中國的利益部分包括：外蒙古獨立;維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權益，並使該港國際化;恢復旅順港口蘇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中蘇設立公司共同經營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並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維護中華民國在東北完整的主權。控制了大連港、旅順軍港、中長路和南滿鐵路，就控制東北的交通，平時可以控制東北經濟，戰時可以迅速投射軍事力量。以上這些內容完全是背著蔣介石做出的，是羅斯福、丘吉爾替蔣介石做主，蔣介石事後同意的。
對蔣介石來說，自己的力量來自美英的援助，沒有美英的支持，自己很難堅持繼續抗戰。美英希望紅軍南下，減少自己的傷亡。從隨後的局勢看，如果紅軍拒絕南下，那麼關東軍會不會在東北負隅頑抗，不好說。美軍在硫磺島、沖繩損失慘重，美軍不希望與日軍展開大規模地面戰。如果蘇軍拒絕南下，那麼美國會不會和日本媾和?這是日本的目標。雖然美英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是只要日軍給美軍造成足夠的傷亡，媾和的風險是可能出現的。如果美國和日本媾和，那麼以蔣介石的實力，是無力恢復東北和台灣的。
進一步考慮，蘇聯紅軍南下以後，蔣介石對斯大林更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蔣介石對付不了日軍，紅軍遠遠強於日軍，他能把紅軍怎麼樣?紅軍應美英的要求南下，殲滅關東軍以後，在東北造成既成事實，長期盤踞，蔣介石還有能力把紅軍攆走嗎?紅軍長期盤踞在東北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外蒙古就是例子。所以，對蔣介石來說，與其無可奈何地眼看紅軍對東北事實上的長期佔領，不如在中蘇條約約束下有條件地喪失東北主權。
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利益對外實行大國沙文主義，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中處理不當，他領導的中國積貧積弱無力保衛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如果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全殲關東軍，有能力捍衛主權，就不會有滿洲國。如果國民黨的軍隊能靠自己的力量在二戰後期全殲盤踞在東北的關東軍，那麼蘇聯紅軍也就沒有南下的借口。說到底，蔣介石作為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的代表，作為美英的代理人，自身力量由國外力量衍生而來，而不是來自本土民間，沒有資格對東家說「不」。既然實力不足，就要仰人鼻息，自然無力捍衛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必然會答應這種損害中國利益的要求。
因此就有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一不平等的喪權辱國的條約。按照條約，外蒙古獨立，紅軍控制旅大和中長路。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不承認這個條約，重新在畫地圖，在地圖上搞擴疆。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除了矇騙一些不了解歷史的人，沒有任何意義。
1949年，解放軍席捲全國，使蘇聯意識到，中國已經事實上易主，維持與國民黨簽署的條約已無可能。中國有必要更改這個條約。蘇聯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大國，這對於新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國際支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蘇聯要主動放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
於是，就有了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毛澤東除了希望獲得軍事和經濟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收回雅爾塔會議期間，丟失的部分主權。
這並不容易。吃到嘴裡的肉吐出來，任何人都不願意。不是為了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權益，斯大林能讓紅軍南下，殲滅關東軍嗎?紅軍用血從關東軍那裡搶來的東西，要交給中國人?國際上，用血得到的東西，要用血交換!所以，這件事情斯大林並不積極。斯大林最終同意換約的原因，是外媒造謠他軟禁毛澤東，要對中國有進一步的企圖。當時的斯大林，還是比較注意影響的。一般來說，強者講實力，弱者講道義。相比美國，蘇聯當時是弱者，還不敢扔掉全世界受壓迫人民解放者的那面道義的旗幟，以免授人以柄，讓美國有口實。
可以說，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是一次受辱的經歷，純粹是用面子把東北的權益要回來的。為了要回東北的權益，他承受了胯下之辱。要想和其他國家平等合作，就要有實力，與蘇聯也不例外。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完全沒有和蘇聯談判的籌碼。現在，一些後人不理解中國失去外蒙的前因後果，不理解毛澤東收回東北主權的艱難，還信口開河。
毛澤東從蘇聯回來的路上，特意參觀了沿途蘇聯城市的工廠。他既羨慕，有覺得自己也能有。他看到：蘇聯現有的許多大工廠在十月革命時很小或者還沒有。汽車工廠、飛機工廠在十月革命時只能搞修理，和剛解放的新中國差不多，不能造汽車，不能造飛機。過了若干年以後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數目也很少。蘇聯那時比歐洲小國丹麥造的還少，而現在一個工廠一年能造出幾萬台汽車。他認為，中國現在可以從極小的修理汽車、修理飛機的工廠，發展到製造汽車、製造飛機的大工廠。其他方面，將來中國的發展也是很大的。現在沒有的，將來中國可以製造出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就給中國提供了最好的經驗，中國可以用蘇聯的經驗。這就埋下了一五計劃、二五計劃和大躍進的伏筆。
毛澤東來做到了蘇聯人根本沒有預期他能做到的事情，理應受到禮遇，相反卻受到了明顯的冷遇。這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不是斯大林欽定的中共領導人，他領導中國解放對斯大林來說不過是一個差強人意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勢力弱小，一窮二白，完全沒有和蘇聯討價還價的資格。可以說，如果不是考慮到國際影響，斯大林完全不必交還在東北獲得的既得利益。
不久，抗美援朝戰爭徹底改變了中蘇、中美關係。經過抗美援朝戰爭，中蘇可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流。
經過二戰，蘇聯的勢力範圍，向西大大擴展。在東歐的紅軍佔領區，斯大林扶植了大批親蘇政權。鞏固這些政權，鎮壓當地反抗力量，肅清親納粹勢力殘餘，需要大批軍隊。此外，與美英軍隊在歐洲對峙，也需要大批軍隊。蘇聯國內戰後重建，同樣需要大批壯勞力。然而此時，蘇聯壯丁嚴重不足。經過衛國戰爭，蘇聯損失了2200萬人口，其中很多是壯丁。二戰結束後，雖然出現嬰兒潮，但是大批青少年會成長起來，需要10-15年的時間。蘇聯長期扣留大批德日戰俘的原因，除了報復，與其二戰中損失大量壯丁也有密切關係。一方面蘇聯急需勞動力，另一方面也是避免這些久經沙場的老兵被敵對勢力再次武裝起來，趁蘇聯壯丁不足的時機進攻蘇聯。當時，蘇聯雖然有大量二戰剩餘的武器裝備，卻苦於壯丁緊缺。所以，當時的斯大林很怕需要蘇聯出兵的戰爭——可以打對蘇聯有利的戰爭，但是蘇聯不能出兵。
相比之下，中國經歷過解放戰爭，有一千萬久經沙場的老戰士。這些老戰士戰鬥經驗豐富，不怕死，不怕苦，鬥志昂揚。這是當時任何一個國家也不具備的寶貴的戰略資源。這些老兵裝備落後，但是一旦被現代化裝備武裝起來，就是一支可怕的軍事力量。
「手裡沒把米，叫雞都不來。」中國有剛剛經歷完解放戰爭的老兵，蘇聯有工業技術。雙方有互補的資源，就有合作的基礎。不過，這個基礎需要在外來的誘因下起作用。中國的人力資源發揮作用需要戰爭，朝鮮戰爭是外來促成中蘇合作的誘因。朝鮮戰爭對新中國是一個意外，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
朝鮮戰爭的起因，是美蘇大國博弈的結果。從戰略上看，對中國來說，一方面是中國需要一個戰略緩衝區，緩解美國支持的軍事力量對中國東北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是中國要把美蘇鬥爭的衝突前沿轉移出中國本土，推到朝鮮半島。從冷戰期間的局部戰爭看，美蘇的勢力分界線劃在哪裡，那裡就會成為美蘇勢力拉鋸的地區，也就是潛在的衝突地區，要麼美蘇雙方重兵對峙，要麼直接爆發熱戰。對中國來說，決不能允許美國把戰略前沿推到鴨綠江一線，否則中國東北將被被蘇聯長期控制，甚至可能爆發激烈衝突。從歷史上看，日本的勢力就是以朝鮮半島為踏板，向東北亞大陸擴張。最終，日俄勢力在中國東北衝撞在一起，展開大戰，中國慘遭蹂躪，無辜百姓傷亡慘重。日俄大戰以後，日本對東北形成了實際控制，為九一八事變埋下了伏筆。所以，對新中國來說，日俄大戰這樣的事情，決不能重演。在毛澤東看來，與其外軍在本土長期盤踞或者等著境外力量打進來，不如主動出擊，與其本土遭受蹂躪，不如把戰爭推出去。說朝鮮戰爭是為了維護金家王朝的人，沒有這樣的戰略眼光。
毛澤東一聲令下，80萬中國志願軍先後「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飲冰卧雪，喋血沙場，把聯合國軍攆回了38線，打出了威風和志氣。中美關係、中蘇關係，從此改變。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看到了中國的戰爭潛力，對中國提出的正當要求，不敢再置若罔聞。從此，新中國歷史上再無大規模長期戰爭，奠定了長期和平建設的基礎。這就是毛澤東說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志願軍付出了鮮血的代價，38萬戰士傷亡，其中18萬烈士為國捐軀，埋骨他鄉。18萬烈士中也包括毛澤東的長子。
當時戰爭的艱苦，是今天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無法想像的。比如，在苦寒的長津湖地區，志願軍向美軍精銳部隊發起了「冰血長津湖」戰役。當時，氣溫零下40度，滴水成凌。因為溫度低，傷員不用止血，因為血流出來就凍住。這樣的環境中，志願軍只有單衣，而且不能生火取暖——火光和煙霧會引來密集的炮火。志願軍的凍傷減員，超過戰鬥傷亡減員。看過《兄弟連》的人應該知道寒區作戰的艱苦，當時志願軍的後勤補給和裝備遠遠不及在《兄弟連》中的美軍，氣溫則低得多。當時的艱苦，是起居在暖氣房間內的人無法體會。苦寒的環境並沒有削弱雙方的鬥志。零下40度的條件下，一些美軍的機槍由於整夜都在連續射擊，也打得滾燙髮生卡殼。美軍猛烈的火力，沒能阻止志願軍的攻勢。「只要美軍火力稍弱，四處就響起衝鋒號和哨聲、喇叭聲，又冒出兇猛進攻的中國人和橫飛的手榴彈」。與狂熱、蠢笨、獃頭獃腦，只會自殺衝鋒的日軍不同，久經沙場的志願軍戰士卻冷靜和老練得多，遇上掃射就迅速卧到，利用地形不斷躍進。美軍的機槍很難打中作戰經驗豐富的志願軍戰士，美軍火力稍有間歇，便會遭到猛烈的機槍與手榴彈的猛攻。長津湖戰役，只是朝鮮戰爭五大戰役中第二戰役的一部分，其它戰役同樣殘酷。想到志願軍戰士用鮮血換取今天的和平，每一個有理智的愛國者都會熱血沸騰，心存感恩。
志願軍戰士的鮮血換來的不僅僅是和平，還有中國的工業基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雖然有互相經濟協助的條文，但是如果不能落實，不過是一紙空文。蘇聯的慷慨，是有機遇期的。中國用18萬條人命，抓住了這個機遇期。朝鮮戰爭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朝鮮戰爭使斯大林意識到，在蘇聯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有必要長期拉攏中國，利用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在遠東對抗美國的勢力。對此，中國提出的價碼就是要有工業基礎。所謂「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國防工業。按照前面的分析，一旦蘇聯青少年成長起來，人力資源恢復，中國建立起基本獨立、完整的工業基礎，兩國合作互惠的基礎就大大削弱了。歷任蘇聯領導人一貫堅持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在處理外交事務中，始終堅持中國利益為重。所以，一旦沒有合作互惠的基礎，兩國就很難長期友好相處下去。從這個角度看，在中蘇合作之初，就埋下了日後分道揚鑣的種子。當然，這是後話。
每一個後發國家的崛起過程都要流血，國家崛起的成本是人命。每一個國家崛起的過程，都要改變原有世界格局，這必然遇到重重阻力。絕大多數情況下，在叢林世界中，崛起與壓制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之間的衝突，以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對後發的帝國主義國家來說，要不斷發動戰爭侵略、瓜分、爭奪殖民地：一方面要把弱國踩在腳下敲骨吸髓，一方面要搶奪原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既得利益。對後發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為了掙脫帝國主義國家強加給落後國家的枷鎖，避免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戰爭，也必須使用暴力推翻帝國主義國家的代理人，維護本國領土、主權完整，獲得必要的安全緩衝區。這就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
外國出裝備，中國出人力，聯合作戰的事情，在抗美援朝之前也有過，比如中國遠征軍與日軍作戰。中國付出了20萬遠征軍傷亡的代價，但是蔣介石獲得了什麼呢?美式裝備、聯合國安理會的虛席，外加在雅爾塔會議上美英出賣了中國的利益。有人說，蔣介石時代，中國已經是五常之一，中國外交地位大大提升。問題是，中國投票要看美英的臉色，不能維護本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說話列強當兒戲，這樣的虛席有什麼用呢?
美英對待蔣介石，始終嚴防其做大。美國雖然給予蔣介石大量軍事援助，給了很多武器、裝備、救災物資，但是一直沒有給予蔣介石完整的工業基礎。蔣介石本身是否有要「魚」不如要「漁」的眼光不好說，美國方面很清楚給中國「魚」，絕不能給「漁」——蔣介石的實力太強，就容易不聽話。
同樣是付出了血的代價，但是美英僅僅給了一點小恩小惠就打發了蔣介石。這是因為在軍閥林立的中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並不獨立，其存在仰賴於美英的支持。美英扶植蔣介石的目的就是為了廉價利用中國的資源，其中當然也包括人力資源。蔣介石是美英在中國的代理人，無法拒絕美英的要求，也就沒有太多的討價還價的餘地。蔣介石可以要求東家慷慨一些，但是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東家手中，東家給什麼就只能接收什麼。說到底，與力量開自中國本土底層勞動者的毛澤東不同，蔣介石始終沒有和美英翻臉的資本。美英使用中國的人力進行對日作戰，與使用印度等殖民地國家的土著人作戰，沒有太大的區別。所以，雖然中國付出了血的代價，但是並沒有獲得像樣的回報。
朝鮮戰爭奠定了中蘇平等互惠合作的基礎，斯大林去世則使中蘇進入了蜜月時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形成了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三駕馬車的局面，中蘇合作繼續穩步進行。不久，赫魯曉夫陸續搞掉了貝利亞、馬林科夫。1956年，為了排擠斯大林遺留下來的高層幹部，赫魯曉夫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徹底否定了斯大林。這個報告捅了大簍子，直接動搖了蘇共甚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波蘭、匈牙利發生了動亂。在匈牙利事件中，許多共產黨員被殺。最終，蘇聯軍隊武裝干涉，平息了事件。195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作出《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還派米高揚專程來中國，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通報了情況。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這個決定是支持的，並公開發表了致蘇共中央的支持電。
赫魯曉夫的做法魯莽、愚蠢而短視，斯大林的霹靂手段確實錯殺了不少人。但是，沒有斯大林強力推行工業化，蘇聯能不能熬過二戰，還有沒有都不好說，更不用說有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後面會分析，霹靂手段是後發國家工業化的必然副作用。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是濫殺無辜的惡魔，不公允。
雖然不滿意赫魯曉夫的魯莽，但是毛澤東其實並沒太計較。甚至在東歐發生騷亂時，還聲援了被孤立的蘇聯——此時，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多了一項新的需求，就是執政的合法性，無論是赫魯曉夫在蘇共內部，還是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都需要中國的聲援。毛澤東也抓住時機，對蘇聯援助有了進一步的要求，要求蘇聯轉移更多的國防新技術。於是，就有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這是一項交換。赫魯曉夫需要毛澤東的聲援，毛澤東給予了聲援。投桃報李，赫魯曉夫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那段時期，中蘇關係異常親密——赫魯曉夫威望不足，毛澤東迫切需要蘇聯的軍工技術。那時，毛澤東形容中共與蘇共的關係;「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餘。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餘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
蜜月註定是短暫的。蘇聯答應給予中國核武器、核潛艇、導彈和尖端戰鬥機技術，有內部原因。赫魯曉夫樹立威信，壓制東歐，彌補國內壯丁不足，都需要中國合作。但是，誰都不願意在自己身邊，培養出一個核大國。在核武器、核潛艇、導彈和尖端戰鬥機的問題上，蘇聯是否真打算落實?不可能。事實上，最終也沒有落實。赫魯曉夫的目標是希望中國自製武器系統始終落後於蘇聯一到兩代，國防工業長期停留在仿製階段。這就類似美國允許日本生產常規潛艇、戰鬥機、坦克，但是不遜於日本生產核潛艇、核武器，擁有遠程轟炸機一樣。這一點，毛澤東很清楚。在協定實施過程中，涉及尖端技術的部分，比如原子彈教學模型，蘇聯用各種理由百般拖延。許多技術只給樣品不給圖紙，或者只有圖紙沒有樣品。對中方關於儘快落實技術合作的要求，蘇聯人採取各種理由百般敷衍。雙方都在爭取時間。1959年以後，赫魯曉夫在蘇共內部穩固了，蘇聯對東歐的統治穩固了，赫魯曉夫也就悔棋了。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為由，停止對共產黨中國的核項目的援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蘇分裂是逐步積累。1957年，赫魯曉夫安排大使向中國提出組建聯合艦隊、設立長波電台的建議。毛澤東當時很不滿意。當時，中國海軍實力弱小，完全沒有能力平等享受對等的權力。聯合艦隊的主導權必然在蘇聯人手中。不僅如此，按照有關內容，雙方共享海軍基地，蘇聯艦隊可以重返旅大。赫魯曉夫通過大使轉達的建議被毛澤東駁回以後，在1958年親自來華，舊事重提。結果，被毛澤東再次駁回。至此，毛澤東也好，赫魯曉夫也好，都感覺到中蘇蜜月即將結束。
赫魯曉夫上台以後，尋求與美國緩和關係。1958年中國炮擊金門、1959年3月中國西藏武裝平叛，在赫魯曉夫看來，都不利於和美國搞好關係。在毛澤東看來，這是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必要的做法。赫魯曉夫可以美國搞好關係，但是絕不能犧牲中國的利益。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已經統一了中國大陸，擁有足夠的實力，決不允許當年斯大林為了蘇聯利益犧牲中國共產黨利益、中國革命前途和中國利益的類似事件重演。毛澤東有能力做出這樣的決定，蔣介石不能，因為兩者力量來源不同。赫魯曉夫在一些國際會議上不點名地影射指責中國，毛澤東則同樣不點名地反唇相譏，這是中蘇論戰的起點。
毛澤東曾經總結過中蘇分裂中赫魯曉夫利用各種國際場合攻擊中國的過程，「從1958年夏季開始，要封鎖我們的沿海，要搞共同艦隊。然後就是1959年9月中印邊界問題，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中立，實際上是幫助尼赫魯。這年10月，我們國慶十周年，赫魯曉夫在我們的講台上攻擊我們。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我們『圍剿』。然後，就是這一年的兩黨會談、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會議和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當時，周恩來插話：還有個華沙會議。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論戰也是。若看不到背後的利益衝突，單純認為中蘇關係分裂的原因是意識形態之爭，就無法理解中蘇關係破裂的過程。
武俠小說中經常有這樣的經典橋段：幫主死了。少幫主為了奪權，把老幫主說成惡魔，乾死了老幫主的親信。少幫主拚命詆毀老幫主，其實也動搖了自己的合法性。畢竟，他是老幫主提拔起來的，他接受的攤子是老幫主留下來的。如果老幫主是個十惡不赦的惡魔，他是什麼?於是，整個幫大亂。二當家的站出來，支持少幫主，肯定老幫主。少幫主感謝二當家的撐門面，大力支持二當家的工業建設。過了一段，少幫主坐穩當了，要端幫主的架子，重新樹立幫主至高無上的權威，要讓二當家的為奴，甚至要出賣二當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二當家在老幫主去世以後的混亂中處事沉穩，威信驟增。於是，少幫主和二當家的鬧翻了。中蘇關係其實與這樣的橋段類似。不過，如果雙方合作的基礎還在，那麼鬧翻了也最多是面合心不合，但是到了1960年，雙方合作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經過15年時間，蘇聯戰後一代壯丁已經成長起來了，更高新的技術蘇聯不能給了，中國也初步具備了工業基礎，也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包圍本土安全了。
中蘇合作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平心而論，50年代，中國經濟迅速騰飛，除了全國人民艱苦奮鬥，也離不開蘇聯的大力支持。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遭遇三年困難時期也與蘇聯有關。三年困難時期有內因有外因。內因是1958年發起的大躍進運動，外因則是蘇聯停止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毛澤東為什麼會在1958年發起大躍進?一些人的說法是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盲目樂觀，認為中國可以在短期內迅速建成世界強國，於是在建設熱情的鼓舞下，主觀盲動，發起了大躍進，最終遭受失敗。這樣的說法，忽視了當時有兩個背景：一是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但是世界大戰的陰影始終存在，戰爭的威脅並沒有走遠。一戰和二戰相隔了21年。如果以朝鮮戰爭為二戰的尾巴，20年為周期的話，那麼70年代初，就可能爆發新的世界大戰。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戰中成為獨立的一極，這是毛澤東必然考慮的問題。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那麼在大戰中很難保全自己的利益，即使選邊充當僕從國也是如此。蔣介石名義上是四強領導人之一，實際上卻不能保住外蒙和東北。如果要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利益，至少要在實力上達到英國的水平，倒排工期，時間很急迫。二是毛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很能繼續和睦下去。蘇聯的壯丁已經成長起來，赫魯曉夫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都已經坐穩了。中國領導人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威望，一度遠遠超過辦事孟浪的赫魯曉夫。這些因素，決定中國和蘇聯的蜜月就快結束了。乘著中蘇關係還沒破裂，能多撈一點是一點，毛澤東是否這樣想過?1958年發起大躍進有沒有這個因素?後人只能揣測。毫無疑問，如果當時蘇聯不翻臉，大躍進雖然不能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是也能獲得很大的成功。在那樣的情況下，應不應該邁跨度那樣大的一步呢?
在外交孤立加口誅筆伐不靈，軍事打擊不便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對中國進行了經濟制裁。他想以此逼迫中國就範，遏止中國進一步發展。1960年，赫魯曉夫單方面提出停止中蘇經濟合作。當時，中方提出，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違反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且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但是，蘇方以毫無商量餘地的態度，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撤走全部蘇聯專家，撕毀了兩國間簽訂的所有有關協定與合同。
蘇聯突然停止經濟合作，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但是，毛澤東誓不低頭。今天看來，如果當時低頭，中國再也不可能有成為三足鼎立的一足的機會。最終，中國挺過去了，並沒有達到足夠動搖毛澤東領導權的效果。從此以後，毛澤東更加堅定了利用外資，以我為主的原則。中蘇論戰高潮時期，赫魯曉夫曾經提出兩國恢復密切的經貿關係，毛澤東反應冷淡——上次蘇聯突然中斷經貿關係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但是沒有致命。難道還想再來一次嗎?有人說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這是誤解。《論十大關係》之中，毛澤東談到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毛澤東會見外賓，經常談到引進成套設備的問題。所以，毛澤東並不反對對外開放，但是前提是對外開放不能損害中國的經濟利益，危害中國國的基本的經濟安全。
1962年，中蘇論戰達到達到白熱化。當年4月發生了「伊犁事件」——這是由克格勃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一手策劃、指揮實施的一次震驚世界的邊境居民集體叛逃事件。此後的幾個月里，中國共有邊民六萬七千餘人逃到了蘇聯，有兩個縣跑得還剩幾百人。事件發生之後，祖農·太耶夫和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兩位少數民族將軍寫了報告，要求到蘇聯去。毛澤東知道後說：「人家把手都伸到我們軍隊中來了，我看願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邊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們這樣做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願意走，可以歡送嘛!」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國還想再看看有沒有繼續中蘇合作的可能，結論是不行。這是因為，蘇聯不再需要中國的人力資源，為了保持對中國的軍事優勢，也不可能轉移給中國和蘇聯武器同代水平的更尖端的軍事技術，再說蘇聯國內並沒發生斯大林死後群龍無首的局面，蘇聯在東歐的勢力也已經非常穩固了。巧合的是，赫魯曉夫下台後第二天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中國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中蘇關係最後一點存在的必要也沒有了。從密切合作到，斗而不破，到分道揚鑣，到勢不兩立。背後的主線，是中蘇實力增長，相互依存度下降，鬥爭性增加。
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必然和蘇聯分道揚鑣。一山不容二虎。歐亞大陸容不下兩個世界大國，社會主義陣營的金字塔不能有兩個塔尖。蘇聯不想主動放棄社會主義陣營董事長的職位，這個職位是蘇聯用2200萬人口的生命換來的，當然不會隨便放棄。蘇聯從二戰的傷亡中緩過來了，不想當老大哥想當老子。中國獲得了工業基礎，不想當小弟，想平起平坐。雙方的目標相差太遠，自然談不攏。大國之間，本來就會因為利益分分合合，只有小國，因為國力衰弱，無法自立，為了自保，才會抱定其它大國的大腿，成為僕從國。當然，這樣的國家，往往也無力擺脫宗主國的控制。
中蘇雖然交惡，但是越南戰爭期間，中國仍然允許蘇聯途經中國運輸各種物資，支援北越。國際上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所以，只要有共同的利益，雙方還是可以繼續合作。
1969年，中蘇關係徹底鬧翻，雙方在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兵戎相見。
不過，「東方不亮西方亮」。「手裡沒把米，叫雞都不來」。建國20年，經過中蘇合作和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中國已經擁有兩彈一星，基本完備成體系的工業基礎，和龐大的人力資源，不是1950年一窮二白的時候了。當時，中國手裡已經有米了。雖然不多，但是也有討價還價的籌碼了。於是，基辛格這隻「雞」就來了。
1971年7月9日凌晨，一位倫敦《每日電訊報》巴基斯坦籍記者在伊斯蘭堡機場，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登上了飛往中國的飛機。他當時就驚呆了：那個身影是基辛格!基辛格飛往中國去了!他立即給倫敦報社發急電，報道這一重大消息。倫敦值班編輯槍斃了這條消息，並罵這位記者喝醉了，不要亂報道假消息，基辛格怎麼可能去中國!一位忠於職守的記者，第一時間獲得的足以震動世界的消息，就這樣被一位同樣忠於職守的編輯扼殺了。7月16日(北京時間)，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尼克松將訪問中國。世界震驚!不知道那位巴基斯坦記者怎麼咒罵倫敦編輯。
中美關係要從另一位記者說起。中共與美國最早的接觸，源於一位富有正義感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按照前外交部長黃華的回憶錄，1936年，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斯諾希望實地考察中共，在宋慶齡的支持下，訪問了陝北蘇區。斯諾一行三人，分別是斯諾、馬海德大夫和黃華。按照公開的說法，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正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陝北，實地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情況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宋慶齡推薦了斯諾和馬海德大夫，斯諾邀請黃華同行作翻譯。
不論是中共主動邀請了斯諾，還是斯諾主動要求去陝北訪問，最終的結果是經過宋慶齡介紹，斯諾訪問了陝北。毛澤東熱情接待了斯諾，抽出時間接受他的採訪，並安排斯諾去各處走訪。斯諾看到紅軍領導人是知識豐富、舉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論和政策，善於組織領導和愛護人民的英才，完全不是蔣介石宣傳的「打家劫舍、共產共妻」的「土匪」。紅軍戰士都是頑強、團結、守紀律和好學的工農子弟，滿懷革命鬥志和抗日精神。他從多方面證實了紅軍的高昂士氣和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衷心擁護。看到了與國統區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中國，看到了與國軍不同的另一支武裝力量，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回到北京以後，斯諾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當時，蘇區的情況並不樂觀：經過長征，幹部戰士大批減員;底盤狹小，遭受封鎖，延安還在國軍控制中;軍隊幹部信服毛澤東路線，知識分子幹部多數信服王明路線;張學良雖然與中共達成諒解，但堅持「抗日不反蔣」，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平定兩廣事變之後，隨時可能大兵壓境(事實上，斯諾離開蘇區不久，就發生了西安事變)。毛澤東需要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得到各方面進步勢力的支援，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斯諾作為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並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報道。《紅星照耀中國》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在輿論工具被蔣介石控制的情況下，斯諾的報道，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許多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讀了斯諾的報道和《紅星照耀中國》，深受感染，毅然奔赴陝北。這些人中的多數，後來成為建國初期的中級幹部的骨幹，個別甚至成為高級幹部。美國高層對中共的了解最初也是來自《紅星照耀中國》。
為此，毛澤東一直稱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訪華的過程中，斯諾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後話。
然而，中美官方合作卻並不那麼友好、順利，可以說是不打不成交的歷史。朝鮮戰爭以前的歷任美國領導人，對中國的定位都是經濟殖民地，朝鮮戰爭以後的美國領導人對中國的定位都是遏制的對象。簡單地說，美國希望自己為主，中國為奴，如果不行，也不給中國發展、增強國力的機會，避免中國和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毛澤東開展對中美合作的底線是平等互惠，不承認美國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特權，不接受不平等條約，不允許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目標是分庭抗禮則。雙方的定位差距太大，只能經過激烈的武鬥、文斗，充分展示實力以後，才能就雙方合作的身份達成共識，開展合作。美國官方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態度，經歷了不熟悉、排斥、間接打擊、直接武裝衝突、長期遏制、主動合作的過程。推動這個過程發展的是毛澤東領導下中共實力和中國國力的增強，促使美國最終被迫接受既成事實。
中美最早的官方接觸，是在抗戰期間。
按照《紅星照耀中國》的說法，毛澤東曾經明確地向斯諾表明過希望與羅斯福合作的想法。毛澤東希望能與美國建立一種同盟關係，對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願意與美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開展一切合作。1941年3月，美國通過租借法案。1941年6月23日，即希特勒發動「巴巴羅薩」計劃第二天，毛澤東即對黨內發出了《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其中即有在外交上與美英聯合對抗法西斯的內容。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以後，美國公開加入盟國，開始公開支援蔣介石。
抗戰初期和中期，中共與美國的合作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的阻撓，一方面是因為史迪威與陳納德之間兵種政治。
當時，中共控制的敵後根據地大約有一億人口。這些龐大的人力資源，在戰爭期間尤其重要。相比國民黨腐敗無能、內部傾軋，國軍揮霍人命，共產黨和八路軍在組織性、紀律性、戰鬥力、民眾支持等方面，有明顯優勢。這引起了美國外交官的注意。1943年，史迪威在三位外交官「約翰三傑」的建議下，給羅斯福總統寫信，提出與中共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聯手抗日。該建議獲得羅斯福的支持。羅斯福希望與中共合作，獲得華北地區的情報，並計劃在中國開展對日登陸作戰時利用中共的武裝力量，減少美軍傷亡。建議遭到蔣介石的強烈反對。此外，陳納德也不支持史迪威的建議，認為美國完全可以依靠駐華空軍的壓倒性優勢，結合國民黨陸軍，戰勝日本。這種情況持續到1944年。
1944年4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在擁有絕對制空權的情況下，國民黨陸軍一潰千里，日軍從地面端了美軍的空軍基地。國軍的表現實在垃圾，愧對美國在華空軍和美國的援助。陳納德提出的美國空軍加國民黨陸軍聯合作戰的模式，徹底破產。實踐證明，單純依靠空軍，不能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若要取得中國戰場的勝利，必須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參加對日作戰，渙散、腐敗的國民黨陸軍顯然不能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這時，美國再次提出與中共進行軍事接觸，提出需要與中共合作，營救美軍被擊落戰機的飛行員。至此，蔣介石難以拒絕了。
於是，美軍向延安派去了觀察組。美軍觀察組去延安至少有三個目的：一是摸底八路軍的戰鬥力;二是觀察中共與國民黨的關係;三是觀察中共與蘇聯的關係。美國雖然沒有給予中共直接的軍事援助，但是派往延安的軍事觀察組，本身就是對延安的一種官方的承認。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陳毅、林彪、聶榮臻、賀龍等領導人也分別設宴歡迎或與美軍觀察組密切交流。毛澤東起草電報給太行、山東、華中三地區的負責人，鄧小平、羅榮桓、張雲逸請他們選擇合適地點開闢飛機著陸場。中共中央還致電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請他們搜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台和連雲港的情報。
隨著豫湘桂全面潰敗，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全面爆發。最終，史迪威要求全權指揮中國軍隊，調動封鎖邊區的數十萬蔣介石嫡系部隊去抗日前線，給與中共平等軍事援助。蔣介石則要求撤換史迪威，並以停止軍事合作相威脅。
如何處理中國戰區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是否按照作戰效率給予中共平等的援助，這是一個需要羅斯福反覆權衡的問題。
既然納粹是美國在歐洲的頭號敵人，羅斯福可以和斯大林合作，那麼日本軍國主義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頭號敵人，為什麼羅斯福在與毛澤東合作的問題上這麼猶豫呢?
這是因為中國戰區的政局，相比歐洲東線戰場蘇德對決要複雜得多。當時，中國存在日本、美國、蔣介石、毛澤東，四方勢力。美日矛盾在珍珠港事件後，妥協的可能很渺茫，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矛盾，日本與毛澤東的矛盾，也沒有妥協的可能。毛澤東與美國之間，日本與蔣介石之間，則存在合作的可能。
羅斯福必須反覆權衡如下幾方面因素：首先，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盟友，羅斯福與毛澤東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如果羅斯福與毛澤東合作，那麼蔣介石與羅斯福就存在反目的可能。其次，美國與毛澤東合作的基礎是日本的勢力是雙方共同的敵人。但如果日本的勢力消失，那麼美國和毛澤東就會失去統一的敵人。要維護殖民地的美國與爭取民族解放的毛澤東，失去共同的敵人以後，反目只是時間問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很可能成為一支比日本更強的敵人(日後的歷史也證明，確實如此)。羅斯福顯然不願意為了眼下消滅日本勢力，付出長期失去中國的代價。再次，如果不與毛澤東合作，那麼可以保證蔣介石暫時不投降日本，也可以避免培養出一個日後的強敵，但是誰來收拾盤踞在中國的數以百萬的日本陸軍?不消滅這些日軍，就難以結束太平洋戰爭。美國不想參加傷亡慘重的登陸戰，蔣介石顯然沒有這個能力。蘇聯雖然有實力消滅日本百萬陸軍，但是在歐洲戰場東線作戰徹底消滅納粹以前，一時半會兒抽不出手。最後，蔣介石能不能撐到蘇聯參加遠東地區作戰?在此之前，蔣介石會不會垮掉?當時豫湘桂戰役正在進行，國軍全線潰敗，日軍戰略意圖並沒有完全表現出來。日軍會不會乘勢兵鋒向西進攻重慶?萬一日軍兵鋒向西，蔣介石能不能挺住?如果蔣介石不能挺住，美國還是要與毛澤東合作。
如果按照作戰效率給予援助，那麼中共毫無疑問將獲得絕大多數美國軍援，如此一來，美國援助重點也就從蔣介石變成了毛澤東。那麼蔣介石集團有可能投降日本，使遠東戰局複雜化。以國軍的一貫表現看，蔣系軍閥投降日本並不是不可能的。即使蔣介石本人不投降，蔣系將領也可能大批倒戈——一旦美國對蔣介石表現出不信任，導致蔣介石可支配的美國軍事援助減少，大批蔣系軍閥的忠誠度必然下降，蔣介石威信下降。國民黨的統治是建立在國軍基礎上的，國軍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軍閥聯盟。對每一名軍閥來說，佔地盤、籌軍餉、抓壯丁是三項核心任務，與建築施工隊的包工隊長的核心任務，是搶市場、催工程款、招人手，大同小異。維持這樣脆弱的軍閥聯盟靠的是將領的個人利益、軍事威脅、特務統治，而不是理想、紀律和底層的支持。保持這個集團不解體，既需要外來的軍事、經濟援助，也需要以中央軍為基礎，以軍統和中統為打手，還需要蔣介石的政治手腕平衡脆弱的體系。
對蔣介石來說，在中國維護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選外國主子都是要務，不過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對處在殖民地國家金字塔尖的軍閥來說，有槍就是王，有奶就是娘，投靠哪個列強，無非是哪個列強給的援助更多，更有利於維護其統治。蔣介石失去美國的援助，沒「槍」了，沒「奶」了，誰還拿蔣介石當回事呢?這就如同冷戰時期，許多戰亂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閥，今天投靠美國宣布信仰資本主義，明天投靠蘇聯宣布信仰共產主義。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蔣介石提出的與美國的停止軍事合作不是嚇唬人的。
史迪威是職業軍人，來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現狀和國民黨內部的利益糾葛缺乏理解。他擅長軍事指揮，沒有蔣介石的政治手腕，也沒有管理這樣一個軍閥聯盟的經驗。他一旦獲得聯軍領導權，就會取代蔣介石成為這支軍閥聯盟事實上的領袖，必然破壞由蔣介石細心維護的聯盟內部的脆弱的平衡。最終，他必然會發現，他要麼徹底改組國民黨和國軍，切斷軍閥軍隊內部軍官與士兵之間的私人經濟聯繫和暴力脅迫，使各級將、校、尉、士兵之間的聯繫不再是私人間的僱傭或臣僕關係關係，使國軍成為統一的整體，使國民黨政權擁有現代國家的結構，要麼模仿蔣介石繼續維護微妙的平衡或者任由這個鬆散的聯盟迅速陷入內亂之中，然后土崩瓦解。徹底改組國民黨和國軍，強化國民黨和國軍的集體利益，需要削弱各個軍閥的個體利益，削弱各個軍閥個體的軍權，建立統一的財權、人事權和司法權。這個過程與商鞅變法中削奪貴族權力、強化中央集權的部分大同小異，必然觸犯各個軍閥的利益，帶來巨大的政治動蕩。考慮到各個軍閥都擁有獨立的武裝，史迪威的出身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改組失敗或軍閥聯盟瓦解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蔣系軍閥戰鬥力實在不堪，又幾乎無法改組，那麼如果把合作的重點從蔣介石轉移到毛澤東，大力援助中共，由中共武裝抗衡日軍，制衡蔣系軍閥，如果蔣系軍閥投靠日軍，就由共產黨的武裝消滅之。這個方案是否可行呢。
這個方案似乎不錯。當時羅斯福很可能也確實有在中國戰區「換將」，或者各種抗日武裝競爭上崗的想法。
不過，作為有遠見的政治家，羅斯福肯定能看到，一旦日本垮台，中日、美日之間的矛盾消失了，那麼毛澤東與美國的矛盾就要攤到桌面上了。這就類似二戰剛結束，美蘇之間的冷戰立即開始。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徹底消滅掉蔣介石集團，那麼對美國來說事情可能更糟。這不是因為毛澤東無能或者中共腐敗，而是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是經濟殖民地。
從《望廈條約》開始，中國就逐步淪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與英國直接割地不同，美國對中國的殖民侵略主要方式表現為要求中國協定關稅、開放市場，擴大領事裁判權，允許美國軍艦在中國港口巡查貿易。第一項要求，導致美國商品長驅直入，中國本國工業無法發展。中國只能輸出廉價原料，淪為原料產地。第二項要求，使中國政府無法有效行使職權，任何涉及美國、美國人的糾紛，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名義上雙方公平處理，事實上都由美方處理，美方自然偏袒本國資本和本國僑民。於是，美國資本、美國人在中國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權，中國資本無法與之競爭，中國人無法與之理論。第三項要求是前兩項要求的基礎。一旦中國政府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美國軍艦可以封鎖中國對外貿易，攻擊主要沿海城市，陸戰隊可以登陸佔領沿海發達地區，迫使中國政府妥協。美國是英國前殖民地，所以深諳建立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技巧——直接建立殖民地政權耗資巨大，而且要經常投入兵力鎮壓當地民眾反抗，有時甚至得不償失。只要能控制殖民地國家的資本，抑制殖民地經濟發展，派海軍監視、制約當地政府，何必建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政權呢?
毛澤東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脫離列強的控制，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這在《紅星照耀中國之中》可以看得很細明顯。實現這個目標，必然要擺脫這類不平等的條約，觸動美國的既得利益。美國的目標則是要維持這樣的狀態。雙方的最終目標是完全衝突的，所以根本談不攏。毛澤東獨立性強，他領導的中共效率高，完全有實現他的目標的能力。《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他(毛澤東)說：『紅軍，由於他自己的鬥爭，從軍閥手裡，爭得自由，而成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裡奪得行動自由，也同樣地武裝了自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武裝，組織，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任何一位列強領導人讀到這句話，都不會舒服。很顯然，美國要在中國建立代理人制度管理經濟殖民地，但是毛澤東不適合作美國的代理人。美國不與毛澤東結盟，不援助中共，不是看不到蔣介石的腐敗無能，而是不希望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做大，導致中國脫離美國的控制。
美國這方面的顧慮是無法消除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抗日效率越高，美國的顧慮越強。反過來，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抗日效率不如蔣介石領導的國軍，那麼美國也不會浪費物資。美國與斯大林結盟，是因為蘇聯已經是既成事實，蘇聯是歐亞大陸上最強大的而且唯一的能對抗納粹德國的力量。美英援助法共，是因為法國國內已經沒有獨立統一的反納粹政權。中國國內，好歹還有自己的代理人蔣介石，蔣介石暫時也沒投降。如此考慮，就不難理解，只要有蔣介石存在，蔣介石就是美國優先援助的對象，不論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能力強弱，都很難從美國那裡獲得援助。
史迪威是職業軍人，看到了軍閥聯盟的弱點，對國民黨揮霍人命和抗戰美援感到憤慨，看到中共的效率明顯高於國民黨，希望統一指揮權，給予效率更高的中共以平等的援助。華盛頓的國務院從建立半殖民地的角度考慮，希望維持蔣介石的低效的統治，以免徹底失去對中國的控制。華盛頓敵視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了解。按照多次接待斯諾、與美國親中共外交官關係密切的前外交部長黃華的說法，羅斯福讀過《紅星照耀中國》，還多次和斯諾面談詢問了斯諾耳聞目的中共的詳情，並讀了大量由親中共的美國外交官寫的有關毛澤東和中共的詳盡的報告。
那麼，如何解決盤踞在中國的數以百萬的日本陸軍呢?以國軍的實力，顯然無力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這也是羅斯福打算與毛澤東合作的初衷，如果這個難題沒有解決，那麼羅斯福與毛澤東還有合作的可能。
1944年10月，這個難題漸漸不成為問題了。當時美軍即將可以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原子彈成功在即，斯大林在東線勢如破竹，只要價碼合適，蘇聯紅軍南下消滅關東軍應該不成問題，所以美國在中國本土軍隊中尋找盟友的壓力已經不大了。——把這個任務交給中共，中共可能在推翻蔣介石之後，使中國徹底脫離美國控制。相比之下，由蘇聯承擔這個任務，美國要支付給蘇聯的代價更低，只要承認蒙古獨立，以及蘇聯在東北、千島群島和庫頁島的利益即可。考慮到這個難題將迎刃而解，羅斯福也就沒有和毛澤東合作的動力了。
最終權衡之後，羅斯福決定與蔣介石妥協，撤換史迪威。史迪威回國後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美國政府「消極地支持了一個在中國日益不得人心和不為人民所信任的政權。」蔣介石要維護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蔣介石的政權自然被越來越多的社會中下層仇視、不信任。反過來，一個政權越是不得人心，便越需要來自境外的支持，越會對境外勢力俯首帖耳。所以，這樣的政權，恰恰是美國維護經濟殖民地必須的政權。一個在國內獲得廣泛支持的政權，如果控制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面積遼闊的國家，還會聽境外勢力的話嗎?這樣的政權一旦實力強大，必然會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也必然會損害美國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羅斯福雖然是開明的總統，但是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而且在維護美國利益上毫不含糊。何況，西方國家的總統，不過是資產階級推選出來的職業經理人。所以，即使羅斯福本人比較開明，願意與毛澤東合作，也不能不考慮本國大資產階級的意見。史迪威作為一名職業軍人，而不是政客，顯然不能理解這一點的。1946年，史迪威在憤懣中鬱鬱而終。
史迪威回國，親蔣的赫爾利上任以後，史迪威力推的美軍觀察組也就難有大的作為了。抗戰期間，中共與美國有限的合作，最終無疾而終。1947年，胡宗南進攻邊區，美軍觀察組(時稱美軍聯絡組)撤離延安，回到重慶。
有人認為，如果當時史迪威將軍不被調回美國，或者美軍聯絡組能夠一直保留到新中國建立，那麼也許中美關係會在1971年以前取得重大突破。這是很難的。毛澤東與美國的衝突是控制與反控制的衝突，相互之間的關係自然好不了。兩國交往的外交地位，取決於背後實力的較量。早期中共和建國初期的中國的實力很弱，毛澤東的目標則是要中國徹底擺脫半殖民地的處境，最終必然否定美國通過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的既得利益。以中共這樣的實力，提出這樣的目標，自然很難獲得美國的認可，也就難以獲得平等的外交地位。國家間的平等不是靠施捨得來的。不平等的外交地位，是毛澤東無法接受的。在美國看來，中共的實力，並沒有強大到有資格和自己平起平坐，要求自己放棄既得利益的程度。在大陸的美國人，比如史迪威，看到蔣介石的腐朽與毛澤東的進步，認識到與中共打交道是遲早的事情，而在華盛頓的一時半會兒轉不過這個彎兒，尤其是這個轉變涉及巨大的美國在華利益。所以，中美關係，註定要經歷激烈衝突和反覆較量，在中共充分展示實力，美國被迫接受既成事實以後，才可能步入正軌。這個過程就像美國人開始不承認蘇聯，最終不得不承認蘇聯一樣。
隨著日本這個共同的敵人的消失，毛澤東與美國的衝突自然浮出水面。抗日戰爭結束後，毛澤東與美國有四次大規模的較量，分別是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炮擊金門和抗美援越戰爭。第一次較量，是在解放戰爭之中。
二戰結束以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實力極大增強，毛澤東與蔣介石在治國路線上的分歧難以統一。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代表來自社會中下層的利益，要求走群眾路線，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代表社會頂層的買辦、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要求走精英買辦路線。兩種路線代表的利益尖銳對立，沒有調和的可能。所以，國共內戰自然箭在弦上。
毛澤東能力強，而且奉行獨立自主、中國利益至上原則。沒有哪個列強喜歡這樣的人——美國更喜歡蔣介石，蘇聯更喜歡王明。毛澤東取代王明，蘇聯雖然不願意，但是無可奈何，只能默許。毛澤東要取代蔣介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美國就插手了。
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幫助國軍調兵遣將，到安排馬歇爾調停，暗中偏袒蔣介石，直接提供大批軍援。毛澤東勃然大怒：「鑒於蔣介石的歷史，如果美國希望繼續支持腐朽的蔣介石政權，那是美國的權利。然而我們相信，儘管美國能做他要做的一切，蔣介石註定要失敗。」毛澤東一語成讖，三年內戰，蔣介石一敗塗地。輸了大陸，去了台灣。
蔣介石為什麼會輸得這麼慘呢?蔣介石的說法是美國援助不利。為了駁斥蔣介石的說法，美國發表了《美國與中國之關係》(就是毛澤東多次提到的白皮書)。按照白皮書，美國對蔣介石的各種援助共計45億美元之巨。這45億美元的援助，還不包括各種運輸軍隊等服務。按照共產黨的統計口徑美國提供的援助是59億美元。當時45億(或者按照中共口徑的59億)美元價值多少呢?不妨找個參照物，中共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給予中國3億美元低息貸款，對中國經濟就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再舉個例子，1949年，錢三強要外匯買設備，周恩來特批了5萬美元，當時中共手中的外匯有多少呢?30萬美元。考慮到購買力就知道當時給的援助力度之大。
得到這麼多的援助，蔣介石被毛澤東打得丟盔棄甲，說明蔣介石集團太腐敗了，是扶不上牆的爛泥。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一群來自大後方的接收大員，如同惡虎下山，撲向淪陷區的百姓，到處充公逆產，洗劫這些飽經戰爭折磨的倖存者的最後財富，救濟物資在黑市倒賣，變成私人存款。國民黨員們忙著個人發財，更談不上賑災。將領間勾心鬥角，矛盾重重;軍官視士兵如奴隸，士兵視軍官如仇敵，軍隊靠嚴酷的軍法維持基本的紀律。這樣的情況下，國統區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軍心渙散，怎麼可能不出大亂子?
不過，如果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從美國選擇並支持蔣介石的那一刻起，就註定失去中國大陸。
二戰以後，美國獲得了廣大的勢力範圍，但是如何控制這些勢力範圍卻並不容易。各國底層在反侵略戰爭中學會了武裝鬥爭，積累了經驗，擁有了武器。各國共產黨實力普遍增強。比如在法國和義大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本國戰爭期間的反抗鬥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聲望急劇增長。戰後的普遍貧窮為共產黨勢力增長提供了充分的養料。在這些國家戰後的選舉中，共產黨取得了普遍性的成功。法共一度成為了法國議會第一大黨。——反侵略戰爭給來自底層的共產黨提供了機會，中外都一樣。為了抑制紅色勢力擴張，穩定社會，美國援助歐洲130億美元，經過四年的援助，歐洲世界穩定下來。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於世界金字塔中上層，他們一旦恢復到戰爭前的水平，其社會底層的生活就會大大改善，群眾鬥爭性下降。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處在世界金字塔底層，就是恢復到戰前水平，社會底層照樣民不聊生，還是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鬧革命。比如，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為了在內戰中取得美國更大的支持和援助，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按照條約，美軍駐紮中國不走，同時，美國商品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市場，形成獨佔地位，這對民族資產階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工商企業大量倒閉破產，工人失業，國統區的工業體系趨於瓦解。這樣的條約，對與美國工業水平相當的國家造成的影響，顯然不如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嚴重。
在抗擊外國侵略過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管理層與本國底層民眾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腐朽無能徹底暴露，民眾在對外鬥爭中獲得了戰鬥經驗和鬥爭的勇氣。於是，底層民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反抗買辦精英。這時，想繼續維持買辦精英的統治，是很難的。
除非把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進化為中等發達國家，或者第三世界中的頂層國家，拋棄原有聲名狼藉的買辦精英的統治，讓底層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改善，削弱其鬥爭性。否則，這些殖民地很容易變成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中國的體量，顯然沒有哪個列強願意讓中國進化為中等發達國家。美國控制的西方金字塔的中上層，容不下中國的體量，中國擠進去，必然改變原有的分配格局，使之不利於美國。在選擇扶植代理人這點上，列強的想法其實都是差不多的：與其選擇一個深孚眾望、能力過人的英明領袖，不如選擇一個千夫所指、唯利是圖的狡詐政客。前者太容易擺脫控制，自立門戶了。烏克蘭、前東歐各國政客能被選中，獲得支持的原因即在於此。
代理人太腐敗無能，就可能弄出個卡斯特羅來。選擇根基比較弱的代理人，削弱代理人的同時，也就削弱了鎮壓底層反抗的能力。代理人自是無力擺脫宗主國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無力有效統治。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正是美英選擇了內部矛盾重重的軍閥作為代理人，所以星星之火才有存在的空間。如果蔣介石不能用中央軍壟斷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就難以有效實行軍事指揮。反過來，美英願意蔣介石壟斷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嗎?顯然不願意。地方軍閥對蔣介石是有力的牽制。
除了讓中國進化為中等發達國家或者更換國民黨代理人，還有一條路，就是拆分中國——按照種族、信仰、地域文化，把中國拆分成若干矛盾重重的小國。這樣，一是有利於削弱這些小國的社會底層的共同利益，使之內鬥不已，難以聯合起來。二是有利於武裝干涉。三是可以在這些小國內部建立金字塔式的結構，那些處於金字塔頂層的小國，將成為美國的忠誠盟友，鎮壓其它國家社會底層的反抗。若那些處於頂層的小國之間彼此勢不兩立就更好了。這些小國既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又無法凝聚成一股力量違背美國的意志。
從經濟的角度看，只要把各個國家拆分得足夠小，使各個國家的經濟不能閉鎖內循環，這些國家就要向美國開放市場，那時就不難控制目標國家。這些小國可以有卡斯特羅、金胖家族，或者軍政府，但是只要美國封鎖這些小國，就能保證它們的經濟無以為繼，讓它們屈服。
不過，這招對中國不靈。首先中國本身有大一統的傳統，難以拆分成若干小國，各個地區之間社會底層容易有共同利益，即使拆分了也很容易再次聯合;其次，蔣介石必然強烈反對，沒有蔣介石的配合，這種拆分過程很容易演化為軍閥混戰;再次，中共當時實力已經做大，盲目將中國拆分為若干小國，這些小國很可能被中共各個擊破，最終很可能是中共趁亂勝出;最後，蘇聯很容易乘機滲透，逐步蠶食。所以，對美國來說拆分中國為若干小國，建立經濟殖民地的路，也走不通。
對美國來說，前者的模式類似西歐和西太平洋島鏈各國和地區，後者的模式類似中東阿拉伯諸國和印度。兩種模式都有困難，又沒有探索出一種新的模式控制中國。美國不願意接受這個現實，一味維持蔣介石領導的軍事同盟苟延殘喘，最終必然失去中國。
滿清垮台以後，美英在中國選擇一個領袖作代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聽話與無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小國的強有力的統治一個高效的政權的統治者，可以被美國選為代理人。相反，在中國扶植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做代理人，即使意識形態與美國接近，也是一種不明智的選擇。
蔣介石領導的軍閥聯盟是一群烏合之眾。選擇蔣介石作為美國在中國的統治工具，好處是聽話，好控制。因為手下的大多數將領都是唯利是圖的，所以蔣介石無力拒絕美英壟斷資本的要求，也必然高度倚賴境外勢力。蔣介石的實力在各個軍閥中比較強，且樂於維護金字塔體系，於是成為軍閥集團的首領。但是，這樣的統治工具註定腐敗低效，所以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軍閥都是唯利是圖、欺軟怕硬的。各個軍閥幾乎各自為戰，軍閥聯盟內部矛盾重重，鬆散的結構決定其只能欺壓百姓或者鎮壓勞動人民零星反抗，經不起強敵的挑戰。這樣的軍閥聯盟既不能抗擊日本的侵略，也不能有效鎮壓由羽翼豐滿的共產黨組織、動員起來的社會底層的武力反抗。一個擁有獨立軍事力量的高效強力的組織集團，可以把中國的資源匯聚起來，形成合力，既能有效對抗外來侵略，也能鎮壓內部工農起義，但是這樣的集團顯然不會老老實實地受美英資本的擺布。所以，選擇了蔣介石作代理人，選擇了他領導的烏合之眾作統治工具，就要接受失去中國的必然結果。
解放戰爭末期，美國一度產生換將的想法，減少對蔣介石的援助，希望從換一個強有力的代理人或者與中共合作維護美國在華既得利益。於是，先後出現了蔣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擔任中華民國代總統，司徒雷登逗留南京試圖與中共接觸。
從1948年下半年，司徒雷登就減少了對蔣介石的公開支持。於是，蔣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躊躇滿志，擔任代總統，走馬上任。不久，他就發現除了自己的嫡系桂系軍閥，誰也指揮不動。當時國民黨政權出現了「三權分立」：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時任行政院長)在廣州辦公——毛澤東撰文嘲笑此為「一國三公」。
實踐證明，除了蔣介石以外，沒有哪個新的買辦精英領袖，能夠使原有的已經徹底腐敗的國民黨起死回生，提高效率，重獲人望。如果要提出新的領袖，那麼買辦精英集團需要進行大規模內部調整，腐敗、親蔣的原有買辦精英要大批下野，確而代之的是更加有能力有人望的買辦精英群體。蔣介石為領袖的買辦精英集團本來就是以利益為紐帶聯繫在一起的軍閥同盟，整合利益，必然引起激烈的內訌。蔣介石的地位源自中原大戰和其後若干年的苦心經營，嫡系中央軍的實力遠遠超過地方軍，主要將領有相對獨立的指揮權和財源。一般來說，否定一場戰爭的結果，需要另一場戰爭。若要否定蔣介石為核心、中央軍為主體的軍閥聯盟，必須再來一次中原大戰，否則李宗仁難以樹立權威，有效領導中央軍。在中共內部高度統一，以武力推翻買辦精英集團為首要任務時，買辦精英集團若發生那樣規模的內訌，必然加速其倒台。所以，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李宗仁也做不到。
1949年4月20日，百萬雄師過大江。許多國家大使紛紛南遷。這時，司徒雷登沒有走。時任天津軍管委員會外僑事處處長(相當於今天正司局級外事辦公室主任)的黃華，奉命調任南京，與司徒雷登進行秘密接觸。4月至7月，雙方曾多次進行接觸，黃華曾邀請司徒雷登北上，司徒雷登也曾經表示樂於北上。但是，最終因為司徒雷登接到了艾奇遜禁止其北上立即返回華盛頓的命令，司徒雷登北上一事半途而廢。
司徒雷登逗留南京似乎是有想與中共接觸嘗試發展外交關係的意圖。既然中共派外事官員黃華與其接觸，那麼為什麼司徒雷登沒有北上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正式見面，就打道回府了呢?
司徒雷登與中共高層接觸一事，究竟是其個人的意思，還是美國國內高層的意思?如果是個人的意思，那麼很好解釋，司徒雷登擅作主張，華盛頓知道後立即將其召回。不過，司徒雷登有一定外交經驗，知道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大事，必須經過華盛頓拍板。所以，這種可能性很小。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華盛頓安排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當然，也許是在司徒雷登要求下，默許其留在南京)，觀察形勢，及時彙報，相機而動。正常情況下，司徒雷登的來去都受華盛頓指揮：他留下來，是華盛頓有人希望與毛澤東合作;他打道回府，是華盛頓最終決定不與毛澤東合作。
如果華盛頓安排或默許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觀察形勢，及時彙報，相機而動，為什麼在司徒雷登還沒有北上，接觸毛澤東以前，或者說，沒有正式摸毛澤東的底牌以前，就把司徒雷登召回，使可能的接觸半途而廢呢?
按照黃華的說法，若干年後，黃華從周恩來那裡得知，司徒雷登當年曾經托陳明樞、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給毛澤東帶去口信。司徒雷登托陳明樞轉達自己希望北上的願望，並托羅隆基說，只要中共不一邊倒，完全親蘇，美國願意提供50億美元貸款。參考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中不過拿出130億美元，就可以知道，在當時這是一筆天文數字的援助。陳銘樞給司徒雷登的信中說，中共的外交路線是明智的、正確的和堅定不移的，並向司徒雷登轉達了毛澤東的口信：「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不僅如此，因為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態度很明確，所以羅隆基完全沒提50億美元貸款的事情。
按照司徒雷登的駐華報告，當時黃華代表中共明確表示希望能與美國建交，獲得美國承認，並希望美國放棄蔣介石政權。司徒雷登則找借口躲閃。中共當時急於發展國際貿易，並想充分利用上海，促進工業、交通、生產和建設。因此特別需要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關係，而華盛頓對建交並不積極，只是想在中蘇之間打進楔子， 「只要毛敢於自立為亞洲的列寧，蘇聯與中共之間勢必產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場戰爭的話。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司徒雷登的報告之中，而並沒有更多的援助或外交計劃，根本沒有提50億美元貸款。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闡述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新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等。7月6日，司徒雷登給華盛頓的報告中稱，「毛現在不會被收買」，決定回國。有趣的是，6月30日司徒雷登的報告中，他還盼望北上。司徒雷登什麼時候知道的報告?顯然不會是7月6日剛知道。
本文認為，司徒雷登應該早在7月6日以前就知道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全文，但是仍然盼望北上。是什麼情況使司徒雷登一直充滿希望，卻又最終放棄北上，可能性之一，他在等國務院的對《論人民民主專政》看法，可能性之二，他在等羅隆基的回話，結合他的報告中的「毛現在不會被收買」，可以認為羅隆基確實帶去了誘餌。他是在最終確定與中共建立預期中的外交關係無望的情況下，才決定離開中國的。
雖然毛澤東和美國都希望建立外交關係，但是最終沒有談攏，沒談攏的原因，是雙方對兩國未來外交關係的定位相差懸殊：毛澤東希望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關係;美國則希望建立類似美國與蔣介石之間，那種主子與代理人之間的外交關係。
司徒雷登通過陳銘樞提出的要求毛澤東不完全親蘇，具體包括什麼?如果僅僅是在美國和蘇聯之間保持中立，對毛澤東是求之不得的。實際上，毛澤東一直反感斯大林遙控中共，插手中國內部事務。不完全親蘇的要求，即使美國不提，毛澤東在事實也會做的。除非美國要求毛澤東公開發表聲明與蘇聯決裂，這樣的要求，毛澤東顯然不會答應。1949年的新中國實力弱小，不會主動與一個接壤的超級大國公開決裂。
本文認為，司徒雷登當時要求更高的建交條件。美國的要求究竟是什麼呢?司徒雷登的駐華報告中沒有提，不過多次提到他在努力維護美國人財產安全和社團活動自由。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的約法八章之中已經明確指出要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這個條件不必他提出，毛澤東已經主動承諾了。很顯然，司徒雷登所強調的財產安全和社團活動自由的範疇遠遠大於毛澤東提出生命財產安全的範疇，指的是美國在華一切既得經濟、文化、政治利益。他是否會要求毛澤東承認，1946年美國與蔣介石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這是很可能的，這個不平等條約是美國在中國一切既得利益的基礎。如果毛澤東承認這個不平等條約，美國在華的一切既得利益就均可得到保障。
毛澤東決不會答應《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且不說條約中涉及的關稅、主權的內容，就是其中保護美國人財產這一條，毛澤東也不會答應。因為美國是移民國家，如果答應這一條，大批大官僚、大買辦、大地主就會紛紛加入美國國籍。這樣一來，中共就無法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或者分配給貧民。無法完成財產再分配，也就無法使多數人擺脫被奴役、被壓榨的經濟地位，無法顛覆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將不再是金字塔底層人民的解放者，而變成金字塔結構的維護者。
再說，舊中國與列強簽訂了大批不平等條約，如果全盤接受與美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那麼涉及其它列強的不平等條約要不要廢除?根據這些條約，列強在中國擁有很多特權，比如駐軍權、自由經營權、內河航行權、海關管理權和司法權等。由於擁有這些特權，外國法人、僑民、團體在中國境內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擁有大量工商企業、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這些外資集中在公用事業、航運業、製造業、金融業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核心行業，壟斷關鍵行業，控制中國經濟基礎。外國勢力還控制不少宣傳、文化、教育、衛生、救濟、宗教機構，擴大列強在華影響，操縱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提出了「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後再去解決。對於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這樣做目的是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在華特權。如果不能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直接與美國建交，就是「不打掃房子直接接待客人」。那樣中國怎麼能擺脫半殖民地的處境?
何況，司徒雷登的報告之中隻字未提50億美元貸款的內容。這麼大的事情他怎麼可能不與華盛頓商量呢?本文認為，羅隆基帶去的50億美元的貸款援助的口信，很可能是司徒雷登不負責任的畫餅。就像當年美國答應給葉利欽俄羅斯的援助，一旦葉利欽接受並落實美國的條件，美國準備落實多少援助，那就另說了。馬歇爾計劃不過130億美元，援助對象主要是美國的盟國，即使這樣還要經過國會反覆討論。司徒雷登作為一個大使，怎麼可能不經過國會，作主這麼大的事情呢?即使國務院同意這件事情，杜魯門能不能同意呢?即使杜魯門能同意這樣一筆巨款，國會能不能同意呢?要國會同意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撥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顯然，毛澤東肯定要復出巨額代價，杜魯門才能說服國會。一旦毛澤東公開表態願意接受美國援助，並落實美國的要求，美國能給多少援助，就不好說了。
如果毛澤東為了接受外來援助，保留對國家民族不利的條約，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結構，那麼與蔣介石有何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有什麼意義?與美國建交是手段，不是目的。為了建交而建交，甚至不惜喪權辱國，那樣的事情，毛澤東是不會作的。
毛澤東很可能經過與陳銘樞的談話，已經摸到了司徒雷登的底。6月15日，他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表明了立場，即「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知道毛澤東的態度以後，羅隆基甚至沒敢提司徒雷登的畫餅。
司徒雷登提出的價碼是毛澤東無法接受的。這就是雙方最終無法談攏的原因。於是，談判最終破裂。司徒雷登接到命令，7曰6日決定打道回府。
最終，實踐證明，除了蔣介石沒有人能有效領導維護大買辦、大官僚資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軍閥集團。毛澤東也不願意承認美國在華的既得利益。於是，美國最終還是選擇了支持蔣介石。不過，在敗退台灣以後，蔣介石對美國的意義已經由維護美國在華利益的代理人，變成了遏制中國崛起、牽制中國大陸的力量了。
毛澤東拒絕司徒雷登的「收買」以後，中美之間不可能相安無事。武俠劇里經常有這樣的橋段，某大俠幹掉了黑幫的金牌打手，老謀深算的黑幫老大一般都要考慮招安大俠，取代被幹掉的金牌打手——對黑幫老大來說，用一個更強有力的打手替代一個被打倒的廢物繼續維持其統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事實上，許多人也確實接受了黑幫老大提出的交易。但是，如果大俠拒絕招安的條件，下一步就是大俠決戰黑幫老大。新人的出現，改變了原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模式，新人又不同意招安，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新人分一杯羹，還是為了樹立威信維護統治，都有必要消滅不懂事的新人，殺一儆百。反過來，從大俠的角度看，有必要用實力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提出合理要求。毛澤東推翻蔣介石，司徒雷登希望收買毛澤東，由毛澤東替代蔣介石擔任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拒絕了——「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司徒雷登黯然回國。不久，新中國和美國在朝鮮打起來了。毛澤東的要價是平等互惠，美國的還價是主僕脅從，到底建立什麼樣的關係，需要雙方真刀真槍干一場，彼此試試斤兩再說。
有人說朝鮮戰爭是金家惹禍，中國善後，中國為了維護金家的統治捲入朝鮮戰爭，白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朝鮮戰爭確實是一次意外之戰，但是沒有朝鮮戰爭，中美蘇三方也會在東北亞某個地區較量，比如台灣或者印度支那。這些戰爭或衝突是決定的彼此關係，劃分勢力範圍的必要之戰。
朝鮮戰爭有深刻的背景，美蘇要在東北亞劃界，中美要經過真刀真槍的較量確定彼此關係，中國要展示實力確保與蘇聯平等交往。可以說，朝鮮半島，是中美蘇三方展示實力的舞台。
有人認為，朝鮮戰爭導致美國介入台灣海峽，阻礙了大陸統一台灣的進程。事實上，不論朝鮮戰爭是否爆發，美國都會阻止中國解放台灣。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麥克阿瑟向國務院遞交了《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提出台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美國應立即給予蔣介石廣泛的軍事援助，並派出海、空軍「保衛」台灣。6月27日，杜魯門宣布，派遣六艘驅逐艦、兩艘巡洋艦駛向台灣海峽，「以阻止共產黨對台灣的進攻」。杜魯門並稱，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目的是要保持台灣海峽的「中立化」，美國海軍不僅要防止共產黨從大陸進攻台灣，同時也將阻止國民黨向大陸進攻。
10月25日，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在美國進入台灣海峽之後4個月，中國才正式捲入朝鮮戰爭。也就是說，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前4個月，美國海軍已經侵入台灣海峽了。
南北朝鮮打仗，美國海軍跑台灣海峽來算什麼呢?在美國看來，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都是美國整體遠東利益的一部分，南朝鮮也好，台灣也好，都是美國維護其在東北亞利益的關鍵戰略支點。南朝鮮出現了危險，有必要及時鞏固所有戰略支點。
毛澤東領導的解放戰爭，已經嚴重危害了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沒有直接參与中國內戰的原因，一是解放戰爭初期不相信毛澤東有能力擊敗接受美國援助的蔣介石，二是不願意捲入可能付出巨大人員傷亡的地面戰，三是解放戰爭後期對招安毛澤東抱有僥倖心理。1950年，蔣介石已經失去大陸退縮海島，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前沿已經在海上了，毛澤東已經明確表明了立場，美國海空軍擁有絕對優勢，自然可以積極介入了。
雖然當時毛澤東並沒與美國發生直接的武裝衝突，但是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統一，不希望看到毛澤東徹底消滅蔣介石的武裝，更不希望失去在整個遠東地區極具戰略價值的台灣——尤其不能讓台灣在不聽話的毛澤東的控制下，因此美國必然會先下手為強控制台灣海峽。至於朝鮮戰爭，則只是一個導火索——這就如同薩拉熱窩的那一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但是不論有沒有那一槍，第一次世界大戰都要爆發。即使美國沒有朝鮮戰爭，日後也會找借口侵入台灣海峽——比如在毛澤東試圖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時候。
進一步考慮的話，即使毛澤東接受司徒雷登的條件與美國建交，美國也很可能繼續支持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作為牽制大陸的有效手段。1979年以後的歷史，即可證明這種可能性。
從美國的角度看，朝鮮戰爭是維護美國遠東利益的必然一戰。美蘇在雅爾塔會議訂下來的分界線，由於毛澤東的出現，被徹底打亂了。美國在遠東還能不能保留立足之地?從毛澤東的角度看，美國已經直接插手中國內戰，蘇聯異常輕視毛澤東領導的新政權，新政權將以什麼身份與美、蘇開展外交關係?美國已經插手中國內戰，蔣介石叫囂要趁「第三次世界大戰」反攻大陸，新政權能不能鞏固?這些需要一場戰爭來證明。從軍事上考慮，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意味美國戰略前沿從琉球群島一線，前移到中國大陸沿海。陸地上，美國仁川登陸後，越過38線直奔鴨綠江。中國海軍沒有能力把美軍攆回去，但是陸地上顯然不能坐視美軍把戰略前沿推到鴨綠江。所以說，朝鮮戰爭是奠定新中國內政、外交、軍事基礎的戰爭。
朝鮮戰爭是整個中美關係的縮影，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不打不成交。雙方都想結束爭鬥，但是具體價碼談不下來，只能以打促談。美國提出本國在軍事上有優勢，要建立對美國有利的外交關係。中方提出美國在戰場上得不到，也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美方叫囂讓大炮和機關槍談判。中方回應那就戰場上見，你打累了，打不動了，咱們再談。
1953年，美國終於認識到，經過毛澤東整合的中國的人力資源，結合蘇聯的武器裝備，在朝鮮的地形上，可以發揮出驚人的戰鬥力。美國不直接進攻中國本土，難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而，進攻中國本土，必須動員數以百萬計的軍隊，承受巨大的傷亡，還可能陷入持久戰的泥潭。蘇聯則完全可能趁美國疲憊的時期，在歐洲進一步擴張。所以，進攻中國本土，必然得不償失。對美國來說，既然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繼續陷在朝鮮毫無意義，不如儘早脫身。1953年7月27日，交戰各方終於簽訂停戰協議，朝鮮戰爭暫停。
建國初期，華盛頓無力使中國倒退回半殖民地時代，中國實力不足，不足以與美國平起平坐，雙方自然談不攏。經過朝鮮戰爭，美國已經知道，除非中共內部出現問題，否則無力使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狀態。這時，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由支持國民黨鎮壓共產黨維護半殖民地，變成遏制、圍堵，堅決防止中國崛起。由於多數西方國家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也只能暫時擱置一旁。
雖然從抗戰前夕，毛澤東就曾多次明確表達願意與美國建立平等、互惠的關係的願望，但是美國不願意與中共和新中國發展平等、互惠的關係，對中國採取遏制、圍堵的政策，中國自然要兩條腿走路，東方不亮，西方亮，不會一棵樹上弔死。這時的外交政策傾向於蘇聯是情理之中的。「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他們的團結。有了這兩種力量的團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裡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一場戰爭的結果，只能用另一場戰爭去改變。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結果，要用1950年朝鮮戰爭去改變。經過朝鮮戰爭，列強不能再對中國開展炮艦外交了。對美國來說，適應這種情況還需要一段時間，甚至需要一場更嚴重的失敗才能使美國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不再是殖民地的奴隸。這就像清政府適應自己的從萬國邦主到殖民地傀儡政權的身份轉變，需要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會異常傲慢。
解放戰爭，動搖了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的遠東格局。朝鮮戰爭，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徹底顛覆了原有的遠東格局。由雅爾塔會議上確定的美蘇割據遠東地區的格局，變成了事實的中美蘇三方勢力並存。此外，英、法兩大老牌列強，由於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國力衰退，無力繼續維持其在遠東的殖民地，有意在維持既得利益或者損失最小的情況下，體面地退出遠東。當時，由中國支援的越軍發動的對印度支那戰局有決定性影響的奠邊府戰役勝利在望。這種情況下，各大國自然有必要重新坐在一起劃分勢力範圍。
可以說，日內瓦會議是真正的大國聚會。從那次會議起，中國已經不再是美英的傀儡，而是是事實上的五大國之一了，真正具有了與其它四大國平起平坐的資格。美國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堅決反對邀請中國作為五大國之一出席會議。但是，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無論是朝鮮問題還是印度支那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美國最後只好妥協一步。
美國人是帶著對中國的敵視來到日內瓦的。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是美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團長。他在制定與會方針的時候，特彆強調要孤立和打擊中國代表團，不許跟中國代表團人員接觸，包括不許跟中國代表團人員握手。在會議期間，除了美國人之外，其他代表團跟中國代表團的交往大都比較融洽，雖然會議之上難免有尖銳的交鋒，但會裡會外的禮節還是講究的。相反，杜勒斯卻感到很窘，會議開始剛一個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國務卿史密斯留下應付門面。
因為中美之間的較量還不夠充分，美國對中國的實力還不夠認可，所以日內瓦會議並沒有談出什麼實質性成果。不過，日內瓦會議後，中國與美國建立了秘密的官方性接觸。1955年8月1日起，中美大使開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至1970年1月，雙方會談136次，促成了錢學森回國。
日內瓦會議後，1950—1960年代，中美暗戰、熱戰不停，軍事、外交激烈鬥爭。美方支持蔣介石集團，蔣介石提出反攻大陸，中情局策劃西藏叛亂。中方積极參加萬隆會議，毛澤東熱情接待蒙哥馬利，嘗試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1956年5月，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隆重接待。兩國總理的會談中，詳細討論了中美舉行談判的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訪問結束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把會談情況向美國方面作了通報，得到的答覆是，拒絕這樣的談判。印尼政府的斡旋雖然失敗了，但事實使印尼領導人看到是誰在真誠地謀求和平。毛澤東在外交上爭取了道義制高點。
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生效後，美國加強在台灣的力量。1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使美國誤判，中國政府是一個沒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潰的政府。1957年5月，美軍在台灣部署了可攜帶核彈頭的鬥牛士導彈。蔣介石以為自己反攻大陸的機會來了，再次蠢蠢欲動。國軍的飛機深入大陸內地達到雲、貴、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務，散發傳單，甚至轟炸福建沿海。到1958年夏季，金門、馬祖的國軍達到十萬人，占其地面部隊總數的三分之一。1957年12月12日，美方直接通過代表降級的方式，使中美日內瓦大使會談陷於停頓。1958年6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聲明》，提出：「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政府在從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內派出大使級代表，恢復會談。否則，中國政府就不能不認為美國已經決心破裂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此聲明，美國置之不理。
美國加強台灣地區的軍事存在，停止日內瓦會談，蔣介石上躥下跳，激怒了毛澤東。1958年6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會議，討論外交問題。毛澤東說：和美國接觸的問題，在日內瓦會議時我也說過，可以有所接觸。事實上美國也不一定願意接觸。同美國鬧成僵局二十年，對我們有利。一定要美國梳妝打扮後送上門來，使他們對中國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認，總有一天你會承認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會承認的。毛澤東決定對美鬥爭採取針鋒相對，以文對文，以武對武，先禮後兵的做法。
1958年8月23日下午解放軍炮擊金門。大規模的炮擊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發射炮彈近3萬發，擊斃擊傷國民黨軍中將以下官兵600餘人，兩名美軍顧問也被擊斃。這兩次打擊，對金門地區形成了嚴密封鎖，金門島的軍需補給只相當於炮擊前的5.5%。儲存在金門地區的軍需物資，只能維持30天。
金門炮戰好像兜頭一盆冷水，讓美國和蔣介石清醒過來。使他們認識到對大陸只能徐圖之，短期內不能有非分之想。炮戰至少達到三個目的，一是牽制了美軍，影響其對黎巴嫩的武裝干涉，粉碎了美國在東南沿海動武、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二是在美蔣關係之間打進了楔子;三是確立了中、美在台灣海峽的底線，宣示了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主權。
藏區也不安寧。美國中情局直接僱傭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19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赫爾營軍事基地，秘密訓練四水六崗衛藏志願軍，並於1957年至1961年間，空投到西藏參戰。不過，讓美國人失望的是，解放軍一出手，叛亂分子立即變成土雞瓦狗。
說到西藏武裝平叛，有必要順便說一說1962年的中印自衛反擊戰。英國離開印度時，將印度拆分成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兩國之間一直長期敵視。與中國不同，印度國家內部各階層高度穩定，一直實行穩固的大地主、大買辦的精英統治。所以，印度一直是美蘇雙方都在拉攏的對象。尼赫魯本人野心頗大，一面支持中國擴張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對美蘇打中國牌，一面對中國藏區和新疆有領土要求。
1959年，中印之間發生朗久事件，印度吃了虧。1960年代以後，中蘇關係惡化，中美關係也未好轉。中國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尼赫魯覺得時機來了。1962年中印戰爭的時間對印度很有利。時值秋末冬初，中國很難再從內陸向西藏增加補給。印度挑選這個時點挑起戰爭，用心良苦。
當時的西藏並不安穩，隨時可能再次發生叛亂。從辛亥革命到西藏和平解放，40年間，西藏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藏民內心之中，民族認同感很低。1949年解放的時候，西藏幾乎就是另一個外蒙。和內地不通汽車，幾乎沒有漢族，經濟自給自足，沒有中央政府駐軍，和印度的經濟聯繫比和內地緊密得多。所以，印度覬覦西藏。如果不是毛澤東及時統一了全國，西藏真可能獨立出去。1959年，西藏叛亂。藏族叛軍之中，不乏來自社會底層的窮苦人。這些人追隨叛軍的原因，無非是對北京缺少認同感。叛軍最終投降，不是因為幡然悔悟，棄暗投明，而是暫時力竭，無力再戰，不得不暫時認輸。如果在藏南發生「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兵敗華沙」，那麼西藏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叛亂之中。那時，平叛的成本更高。不僅如此，如果西藏的平叛不能速戰速決，蔣介石在東南沿海，也不會老實。
當時中國進行自衛反擊戰，還有諸多不利因素：中國剛遭遇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際上孤立無援，印度背後有若干大國支持、默許;中國軍隊後勤補給困難，印度軍隊在開春以前都有後勤優勢。印度人一切都算計到了，所以才會主動挑釁。不過，尼赫魯精心盤算了一切，唯一失算的就是被毛澤東整合以後的中國士兵的戰鬥力，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士兵的戰鬥力可以比擬的。印軍遇到解放軍，如同華雄遇到了關羽。
中印戰爭，從一開始就註定要速戰速決，有理有利有節。取得重大勝利以後，中國沒有戀戰，而是主動後撤。從軍事上看，解放軍補給困難，繼續作戰很可能因為彈盡糧絕而失利。從國際環境上看，一旦中國與印度陷入長期戰爭，美蘇很可能聯手支援印度。那樣一來，中國將陷入長期代理人戰爭。中印戰爭如果失利，必然影響西藏穩定。如果久拖不決，必然影響長期經濟建設。從國際影響上看，中國戰勝印度並不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反之，如果中國受挫，則可能直接危害經過抗美援朝、付出巨大代價才樹立起來的大國形象。宣揚國威以後，主動後撤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多說一句，如果當年美軍在仁川登陸，擊潰朝鮮人民軍以後主動後撤至38線，也不會栽那麼大的跟頭。
中印自衛反擊戰雖然與中美關係無直接聯繫，卻不能不受中美關係的影響。那些認為毛澤東主動後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根本沒有看到更深層次的潛在的中美衝突。
美國對中國搞顛覆，讓中國邊境不寧，毛澤東也不閑著，來而不往非禮也：「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鬥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我們就是要支持。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裡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裡搞顛覆活動。」——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帝鬥爭，拋開道義不說，也是有效的牽制美國，減輕美國對中國壓力的手段，是全球反帝運動的一部分，是挖美國的牆角。實踐表明，第三世界反帝運動越旺盛，美國對中國的壓力越小——如果沒有黎巴嫩，金門炮戰美國會不會武力介入呢?不好說。有人提出毛澤東時代援助數額巨大，其實當時的對外援助也是一種變相的國防開支。
1954年奠邊府大捷後，法國決定撤出印度支那。美國接手法國的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1964年，發生北部灣事件。越南戰爭升級。1950-1970年代，東亞環太平洋一線，是中美蘇三方在東亞角力的主戰場。美國控制的主要戰略支點，都發生過戰爭。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因為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民間掌握了武裝，如果不能進化為半發達國家，本身就難以難以安定;二是因為中國的出現，打破了原有的雅爾塔會議中劃分的美蘇勢力範圍，各大國勢力又角逐其中重新靠武力確定彼此實力的割據線。越南戰爭是這些戰爭中耗時最長，作戰最激烈的。美軍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超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對美國綜合國力的打擊更是遠遠超過朝鮮戰爭。
越南戰爭，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在東南亞叢林的完美實踐。在此之前，一個超級大國被一個不起眼的小國拖垮的事情，並不常見。在此之後，又出現了阿富汗戰爭。
中國給予越南大量援助。截至1968年3月，中國先後派遣防空、工程、鐵道和後勤保障部隊，總計32萬餘人進入越南執行任務。其中最高年份，達到17萬人。不僅如此，中國還提供了大量物資支援越南。越軍的吃穿用，包括中低端武器，都來自中國。
中蘇雖然交惡，但是中國允許蘇聯支援越南的防空導彈等武器過境。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與中蘇都有尖銳的矛盾，蘇聯願意提供武器打擊美國，中國何必作梗?一方面是為了爭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威信。如果中國作梗不許蘇聯武器過境，那麼其它第三世界國家會怎麼看中國呢?
越南的人力資源加上中蘇的軍事、經濟資源，使美國深陷越南泥潭難以解脫。美國實際上是在與三個國家作戰。不進攻中國本土，不切斷越南的外援，就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僅如此，美國國內反戰運動日益高漲。這驗證了毛澤東在持久戰理論中指出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會出現強有力的反戰力量，甚至革命，最終帝國主義國家會內外交困，不得不退出戰爭的思想。
1968年，尼克松以儘快結束越戰為口號，贏得了大選。對尼克松來說，如何體面地結束越戰，是一道難題。他想到的是兩條腿走路。一是加大戰爭力度，給北越以沉重的打擊，然後見好就收，速戰速決。二是和中國接觸，尋求中國合作，結束越南戰爭。
1969年3月，美國開始秘密轟炸柬埔寨國內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軍事基地。5月，漢堡高地戰役爆發。1970年3月18日，擔任柬埔寨王國首相兼國防部長的朗諾將軍，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廢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國。朗諾上台後，加強與美國合作，美國侵入高棉共和國，進攻那裡的北越軍事基地。地面戰異常慘烈，美軍傷亡慘重。到1971年美軍死亡人數已超過4萬。第一條路顯然走不通。
1967年秋，尼克松在準備競選期間，即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章，暗示願意與中國進行接觸，毛澤東認為尼克松上台的話，有可能調整對華外交政策，請周恩來等人閱讀此文。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變對華外交政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69年1曰28日，《人民日報》破例全文刊發了尼克松的就職演說。不久，毛澤東委託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四帥就中美關係開展相關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的研究。
1969年，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和鐵列克提事件，蘇聯威脅要對中國開展大規模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使尼克松進一步堅定了可以聯合中國遏制蘇聯的信心。
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約見基辛格，試探：如果蘇聯打擊中國核設施，美國將如何反應?蘇聯意圖讓美國保持中立。尼克松認為西方國家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因此把此消息透露出去。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透露：「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9月16日，倫敦《星期六郵報》登載了蘇聯自由撰稿記者維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脅的國家的利益」，有權單方面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務。文章還聲稱「世界只會在戰爭爆發之後才得知它」，並提到蘇聯對設在新疆羅布泊的中國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的可能性。維克托·路易斯的真實身份令人懷疑。據熊向暉回憶，中方注意到此人經常向外界透露蘇聯重大決策。基辛格則認為「他很可能是蘇聯政府的一個代言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甚至稱他是間諜。維克多的文章是對美國的一個試探，更是對中國的赤裸裸的威脅。出於美國全球戰略利益和發生大規模核戰爭的嚴重後果的考慮，尼克松決定，故意用已被蘇聯破譯的密碼，向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發出進行準備核打擊的指令，以牽制蘇聯。為了展示抵抗決心，9月23日和29日，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國先後進行了當量為2萬多噸當量的原子彈爆炸和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爆炸。對此，美聯社播評論：「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
尼克松認為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可以解決越戰，也有利於牽制蘇聯，避免蘇聯一統歐亞大陸。於是，中美開始了秘密接觸。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美國乒乓球隊、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都在中美接觸過程中穿針引線，為中美建交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經過中美雙方的努力和中間人的撮合，發生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基辛格秘密訪華。
杜魯門下台，杜勒斯死了，艾森豪威爾下台，肯尼迪死了，美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直不睦。最終，主動訪問新中國的卻是堅定反共的大右派尼克松。不可否認，個人因素在外交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關鍵作用仍然是國力的博弈。
毛澤東時代，中美關係由鬥爭到合作，中蘇關係由合作到鬥爭。這看似不好理解。但是如果放到冷戰大背景下，考慮到中國實力由弱變強的過程、美國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實力逐漸衰弱的過程、蘇聯從二戰的損失中回復過對外推行沙文主義咄咄逼人的過程，便不難理解了：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源，對美蘇都是威脅。中國和其中任何一個結盟，都可以在常規戰爭中擊敗另一個，奪取其海外勢力範圍。蘇聯與中國結盟，美國在歐亞大陸上便難以立足。美國與中國結盟，則直接威脅蘇聯本土。以對方本土為目標的核戰爭中，沒有贏家。何況，在核攻擊之後，中國有希望剩餘更多的人口。1960年代末，中國已經擁有了基本的工業基礎，龐大的人口資源和核武器，已經有實力成為三足鼎立之中的一足，在蘇聯咄咄逼人的情況下，美國自然要考慮與中國聯合。這與羅斯福和斯大林結盟類似。
從1936年，毛澤東就希望與美國結盟聯手對抗日本法西斯主義，到1967年尼克松主動暗示要與中國接觸，1971年基辛格秘密來中國訪問探討與中國結盟聯手對抗蘇聯的可能性，中美關係走過了漫長曲折的35年。這35年中，中共由地方武裝到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不斷由弱變強。因為中國實力強大了，美國才會主動來與中國結盟。國際上，沒有實力，不會有公平的盟友關係。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國務卿羅傑斯和總統助理基辛格一行抵達北京。周恩來到機場歡迎。當天下午2點，毛澤東會見了尼克松。毛澤東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尼克松說：「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來對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是主席和總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們現在走到一起來了，是因為我們承認存在著一個新的世界形勢。我們承認重要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它的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策以及對於我們的政策。」通俗地說，當時毛澤東說：我們之間不會打仗，你從越南撤軍，我們也不控制越南。尼克松說：蘇聯作大威脅美國的新形勢下，現在美國首先要考慮的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中國的外交立場。2月27日，中美聯合公報終於談定。28日，公報在上海發表。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始。
毛澤東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由於美國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領袖，所以中美關係的突破為中國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必要前提。1972年，中國與英國、荷蘭代辦級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與希臘、日本、西德和澳大利亞等18個國家建交。加上1964年建交的法國，1971年建交的加拿大。中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
然而中美關係卻不太順利。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雖然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卻仍像斤斤計較的生意人一樣討價還價，希望達成盡量有利的合作條件，獲得盡量多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1972年6月即發生了水門事件，直到1974年被迫辭職前，尼克松一直被水門事件搞得焦頭爛額。
當時，美國仍然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和台灣問題上作梗，以增加談判的籌碼。雖然美國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作梗，其它國家卻樂於做順水人情。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2758號決議進行表決。表決以壓倒多數通過。當然，出現這樣的結果，也離不開毛澤東長期注意搞好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關係的外交政策。遺憾的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台灣問題一直成為遺留問題，成為美國牽制中國的棋子。
還有一個討價還價的方面就是中美聯合對抗蘇聯，中國能發揮什麼作用?是關鍵核心作用，還是牽製作用。中國認為是前者，美國認為後者。
1973年11月10日、12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基辛格反覆強調蘇聯核武器對中國的威脅，他的曖昧態度，使毛澤東多少感到不快。毛澤東認為，現在主要是美國深深擔心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於中國，而基辛格談話中著重強調的卻是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願意給中國以幫助。他在一個多月後說過：「我向基辛格講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其實只有一句話：當心!北極熊要整你——美國!一整太平洋的艦隊，二整歐洲，三整中東。」基辛格離京前，周恩來同他進行了最後一次會談，周恩來直言不諱地告訴美方：對中國來說，不能不設想最壞的一種情況，作最壞情況的準備，即在一個時期內孤軍奮鬥，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作戰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內的幾個方面同時向我們進攻，我們也準備了。
這不是吹牛。當時中國不但擁有完整的工業基礎，大量的人力資源和核武器，還投入巨資修建了大量人防工程，具有巨大的軍事潛力。無論美國或蘇聯進攻中國，都會陷入長期人民戰爭之中。美國和蘇聯聯手進攻中國，中國也撐得住。再說，無論美國還是蘇聯，都擔心中國與另一方聯手，拖垮自己。一個小小的越南能拖垮一個超級大國，何況中國呢?
楚漢相爭的時候，武涉曾經遊說齊王韓信：「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經過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已經從任人宰割，無足輕重的半殖民地，變成了三足鼎立的一足。美蘇爭霸，雙方勢均力敵，勝負的關鍵在中國與哪一方合作對付另一方。
中蘇結盟，中蘇分裂，中美結盟，中美分裂，中美俄三足鼎立，中俄聯盟。從毛澤東時代以後，世界格局，就是中美蘇(俄)三國博弈為主。歐洲一直想成為獨立的一極，卻一直沒有機會。從美國的角度看，自然不願意出現統一的歐洲。從歐洲各國的角度看，不經過慘烈的戰爭，難以形成統一的權威。
中國能獲得這樣的國際地位，離不開毛澤東統一全國，離不開他全力推行工業化，也離不開他一直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
中美建交始終始終是打打談談。這不是因為毛澤東或者美國領導人好鬥，而是世界的遊戲規則。國家的崛起，一靠實力，二靠戰爭。沒有實力便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談判桌上。列強絕不會主動放棄既得利益，默許新興國家分一杯羹，更不會老老實實讓位。毛澤東一直努力制止戰爭，但從不懼怕戰爭。幻想與列強和平合作就能自動晉陞到大國地位，那是天真的想法。
大國之間，爭鬥是常態，合作是暫態。所以，中美之間的鬥爭是長期存在的，也將長期存在下去。「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裡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當年的話，今天看來也是很有道理的。
Death rate, crude (per 1,000 people)
鑒於經濟好的數據夠多，有些人轉進到「經濟好、人民苦」上了。那我就拿點健康有關的數據好了。世界銀行的死亡率統計沒有80年之前的，但1980年中國的數字是千分之六。這是兩年改革開放的功勞？很多人說文革期間，人們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諸如 chenqin 等人例舉中國很多人均指標下降，但是
文革期間10年中國人口從7億4千萬增長到9億3千多萬，10年期間增長近2億，此速度空前，後面也會絕後。此人口增速約等於民國時期人口增速的10倍。也就是說民國那種環境下要增長2億需要接近100年的時間。中國文革時期的人口增長率速可以說是中國這幾百年來人口增長率最快的十年。
年份 總人口數 出生率 死亡率 國家統計局相關網站查詢核實。 自然增長率 綜合生育率
1966 74206 31.82 8.83 22.99 6.26
1967 76032 33.04 8.43 24.61 5.31
1968 78198 36.70 8.21 28.49 6.45
1969 80335 35.35 8.03 27.32 5.72
1970 82542 35.07 7.60 27.47 5.81
1971 84779 34.42 7.32 27.10 5.44
1972 86727 30.59 7.61 22.98 4.98
1973 88761 30.49 7.04 23.45 4.54
1974 90409 25.91 7.34 18.57 4.17
1975 91970 24.59 7.32 17.27 3.57
1976 93267 21.35. 7.25 14.10 3.24
至於80年代很多人均指標上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了計劃生育。
除去人口增長，導致人均消費量的下降，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文革期間的物質生產增長還是非常高速的。
認識一個香港妹子家裡有近億資產，跟我說按照比例，香港的千萬富翁比大陸多多了。我說對，肯定的，我說要是大陸的千萬富翁比例和香港一樣，世界上還能有歐美日俄的地方嗎？他們幾個地方加一起比中國大陸人口還少呢。她說那我們家算是中國很富的人了。我說是很富，但是大陸暫時不可能有這麼多億萬富翁，主要和基本情況有關。緊接著我給她說，我說大陸人民要養二百萬人民解放軍以及裝備。你們靠買賣房子是無法保證安全的，任何一個有軍隊的國家都可以攻打你們香港市，而沒有任何國家現在敢輕易和中國開戰。就是我們要交很多稅養軍隊。我說另外大陸有四五十個巨大的一千萬人口左右的大城市，這些大城市的基礎設施非常複雜，像你們香港一樣的大城市就有北上天重廣深。這麼些大城市哪個都要用稅供養著。還有和各國交往，香港根本不用考慮和任何國家進行交往，都不需要隨份子。大陸好歹要隨一些份子錢。這些也都從老百姓腰包的稅里拿。我說你家這麼有錢要是在大陸你就會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你顯然在香港竟然覺得沒有什麼好做的。就是因為你們那裡地方小，相對豐富性差。她說香港的金融怎麼可能比大陸差。我說只是一方面，實體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嘉誠說白了不就是一堆房子嗎？他有黃山有長江嗎？有天安門有南京總統府有都江堰嗎？你們光抱著一堆錢和房子，對你們個人來說很有價值，可是對國家來說那些東西只是紙和洋灰殼。
先說是什麼，再說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發展快嗎？答案是，快，非常快。對於這種不符合大多數人常識認知也不符合主流輿論的結論，必須從頭開始提供大量乾貨來論證。以下：
1.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什麼？
毫無疑問，GDP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一個指標。儘管這個指標存在許多缺點，但是由於直觀有效可量化，它的核心地位一直不可替代。GDP是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國或一地區在一定時間內運用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物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這是宏觀經濟學課本上的定義。可是如果你仔細思考的話會發現一個問題，GDP測算的是市場價值，是市場經濟中物品和勞務所呈現出的價格，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並未實行市場經濟，好比說本題中的我國文革時期，那將如何測算？
事實上，在90年代（蘇東劇變與中國92改革）以前，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承認使用兩種核算體系，一種是國民經濟賬戶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GDP是它的核心指標，另一種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tuct balances),主要指標有國民收入等。前者為資本主義國家廣泛採用，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使用後者。這二者的差別很多（具體可以參考：談談《國民帳戶體系》和《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核算國民收入的差別和資料換算方法，《統計》，1980Z1），我們只需要知道後者只計算物質生產部門的產值而不考慮非物質生產部門，因此教育、醫療、旅遊、房地產、餐飲服務、金融保險等等並不計入產值。
所以問題出現了，既然文革時期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與我們熟悉的GDP不同，也就是說既無法橫向與當時的美英日韓比較，也無法縱向地與現在的中國比較，那我們該如何認識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呢？很簡單，就像匯率的計算一樣，設置一個兩套體系間的換算公式即可。
2.以GDP衡量文革時期經濟發展速度是怎樣的？
世界銀行提供的換算公式是這樣的：GDP=國民收入+折舊+非物質性收入+房租=國民收入*（1+調整係數）
但是這個數據準確嗎？這個幾乎是公認的，不準確，而且對於GDP有著嚴重的低估。為什麼？
首先說為什麼被低估。
1.醫療衛生。我前幾天回答過一個有關赤腳醫生的問題，中國當時的醫療創造了世界奇蹟，可是醫務人員幾乎是無薪酬，僅僅計入工分，財政撥款也極少，所以絕大部分醫療服務並未計入GDP。至於群眾衛生運動對於農村衛生環境翻天覆地的改造，在市場經濟下一定是以專職僱傭人員發放工資計入GDP，但是在我國當時全是義務勞動，根本無法顯示。
2.水利設施。目前我國農村的水利設施80%以上是80年代之前建設的，有許多由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而無人管理也已經荒廢。具體成果有：截止76年底，建成大中型水庫78000多座，塘壩650萬個，總庫容量4000億立方米；萬畝以上的大中型灌區6500多處，全國灌溉面積達到7億畝左右；機井200萬眼，機電排灌動力5400萬馬力；堤防海塘158000多公里，並疏通開挖了大量河道溝渠；等等。這也是舉世無雙的成果，水利設施的建設與化肥的推廣也直接推動了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我國糧食產量的快速提升，實在是利在千秋的偉大事業。可是，除了少數工程為國家投資修建外，絕大部分水利設施都是群眾運動的結果，GDP的支出法核算公式為：GDP=C+I+G+(X-M)，也就是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凈出口之和，你說，群眾運動算哪一項？如果用收入法核算，群眾參與水利建設的勞動要計入生產隊工分，但是生產隊工分不參與財政和投資分配，因此也無法計算工資。綜上，絕大多數水利建設的成果也沒能計入GDP。
3.其他方面。如鐵路公路交通體系的建設、低價購入的農產品等等在此不加贅述。
現在說說為什麼被嚴重低估。
我們都知道，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中投資是（市場經濟以來）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因素，在具體數值上，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都在60%左右，高的可以達到80%，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消費的拉動作用應該逐漸增大。在被低估因素的分析中的水利、交通建設毫無疑問是投資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又知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漸減小讓位於消費，那麼很明顯，文革時期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比率一定比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要大。所以，被低估的部分佔GDP的比重應該相當大。
綜上，文革期間的經濟增長率不僅被低估，而且被嚴重低估。
現在回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其實……我也沒有個明確的結論。歷史書上一直都寫著，「十年浩劫」「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是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了，這兩個形容明顯有誤。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一直沒有放開對前三十年的研究，這方面有價值的可供參考的文章太少了。希望到了我有能力真正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會有這個條件和這個氛圍，讓前人用汗水血水凝成的寶貴的經驗和教訓，真正成為中華民族振興和人類共產主義事業道路的基石。
有一點有必要強調：本文絕大多數內容來源於這篇文章：
用GDP評價新中國頭30年建設成就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01去知網上搜即可。算是這篇文章的通俗版和簡化版，有相關基礎知識的同學可以看原文。我大概一年前學宏觀經濟學的時候生出了那個疑問，查閱資料的時候發現了這篇文章，十分激動。——————————統一回復——————————
好了好了，評論區里有一些爭論，我就來統一回復一下吧，主要是大家態度都不錯，雖然觀點不同但是沒有亂噴，所以我也有必要認真對待一下。
有同學以個人常識和日本韓國最高增長率的角度質疑個別年份的數據真實性，首先增長率和基數大小關係密切， @officexp422已經給出一些落後國家的GDP增長率，應該能讓他們明白是什麼意思。還是 @officexp422同學指出數據的主要問題在於沒有按照複利計算，可能是我在文章中為了簡化沒有表述清楚，這樣，我直接把數據來源說一下，再從一些更加直觀的而非專業的角度來說明一下這些數據的準確性。
文中的表格數據當然不是我自己算的，是國家統計局80年代公布的，毫無疑問，他們的統計水平比我們要高得多，不會出現低級的計量錯誤。
有關文革期間GDP的研究，學術界目前普遍使用的有三種數據，第一種是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第二種是張風波1988年出版著作中的數據，第三種是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搞經濟史的同學可能知道「麥迪森資料庫」，涵蓋每個國家上千年的經濟歷史數據，比權威機構的數據更加權威，非常厲害。如果你懷疑國家統計局數據不準，那麼就看一下另外兩個研究與它的差別即可：
國內外涉及到文革時期乃至前三十年經濟發展的論文，基本上都採用以上三個數據中的某一個，如果還是有人覺得他們三個的數據都不對，那麼麻煩你找出支持你論點的數據和論文，而不是「常識」「我覺得」，或者說「不符合我觀點的數據都是假的」？
下面說一點我上課時遇到的事，從絕對感性的角度評價一下數據的真實性，你說從你的常識出發這不可能，那看看從我的常識出發如何。
第一個老師教授的是「中國經濟史」，這是一個年輕老師，UCLA碩士、南開博士，學的是計量經濟史。專業的緣故，它對數據要求十分嚴苛，從古代史到近代史到現代史都用大量數據論證，也黑過陳志武那個妻妾研究的許多常識性錯誤，學術水平應該是過硬的。在政治傾向方面，應該是偏右，蔣介石必稱「蔣公」，毛主席則直呼其名毫無敬意，追憶民國時期經濟史學大師，講述中華民國的經濟成就，最後專門空出一堂課來黑三年饑荒，當然不是網上那群無腦黑，老師給我們展示了無數研究成果，究竟餓死多少人的測算等等。他講到文革時期的時候就用的是統計局的數據，很自然的使用，並沒有任何質疑。
第二個老師教授「美國經濟史」，當然只是順帶提到，他是武大經濟學博士，政治傾向不明顯，根本不關心，他用的也是統計局數據。
第三個老師教授西方稅收史（我喜歡經濟史，選的這種課比較多……），是個老教授，九十年代以前右傾，下崗潮以後逐漸左傾，也算有一定地位的一個學者了。他講到這一段歷史時PPT上給的統計局數據，但是口頭上提出了質疑。由於當時主要講的是與西方的對比，所以並沒有細講為什麼質疑，只是說應該低估了。
好了，就說這麼多吧，謝謝大家。再補個表，回答評論里名義和實際GDP的問題
不要說文革時期了，整個計劃經濟時代，如果看工業指標都是迅速發展的，包括蘇聯也是一樣。但是這種忽略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而盲目發展重工業取得的，重工業指標雖然迅速提高，但犧牲了巨大的民生髮展，犧牲了農業發展，犧牲了城鎮化。這種工業發展是極其扭曲的。
就說一點70年代城鎮居民每月一斤肉票（鄂西）敢問一個月一斤肉的生活眾左派能不能接受，如果能的話，那你們的觀點還有拿出來討論的意義。
推薦閱讀：
※如何看待蔡英文上位和國內的七大戰區的調整？
※2016 年還有活得很滋潤的行業嗎？
※中國通貨膨脹和美國相比如何？
※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將選擇怎樣的路徑，是自下而上的試點模式，還是自上而下「一氣呵成」？
※各行各業都有哪些體現「後發優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