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學評價錢學森的系統工程理論？

01-16

@任我行轉發的那篇文章是典型的工業黨思維。事實上「工業黨」的出現，本來就是一種信息不對稱的結果。更一般地說，任意兩撥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之間的爭論，都很可能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具體來說，這種信息不對稱是：一撥人不知道另一撥人做事情面臨的難點是什麼。

舉個例子，我是經濟學背景，稍沾點數學，所以我可以看懂很多演算法。但是它們具體實現起來哪裡難，我並不知道。因為我並沒有真的去實現過我看過的大部分演算法。於是我本科的時候覺得寫代碼沒啥技術含量，不願意去學。等到博士階段自己真的需要寫點代碼了，才開始理解為什麼能把代碼寫好的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追捧。

如果說了解演算法相當於知道大道理，那麼是否了解並且能解決實現時面臨的難點，就是區分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的地方了。

錢老的系統工程理論也是如此。大道理上沒問題：把經濟看做複雜系統是對的，也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的異端。我自己也是這個異端里的一員。但是從大道理往下推，推到國民經濟管理層面，就不一定行得通了。

這裡面有兩個難點：第一個是對個體行為的認識，第二個是對合約實際效力的認識。這兩個難點都與制度的成本和制度的效果密切相關。第一個難點是行為經濟學家和實驗經濟學家正在努力攻堅的，第二個是微觀經濟學的很多個分支討論的內容。如果這兩個難點攻克了，那麼企業邊界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我們目前的進展是：我們只在直覺上知道，企業是有邊界的，但具體怎麼決定，我們還沒法完全解釋。

既然推行起來有難點，合理的做法是：分配一部分資源去對難點攻堅，同時暫時用著相對粗糙的解決方案。這就跟你跟我在山裡，胳膊骨折了，我最好的作法是找幾根木棍，扯兩條衣服布先給你把胳膊固定上，下山找醫院再接，而不是直接嚷嚷著「我知道要治好必須得接骨」就去掰扯你的斷手一樣。

那麼歷史選擇的「走資改」，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無非就是明確（一部分）產權。明確了產權以後，各式各樣的合同，各式各樣的分配機制自由生長。這些合同額和分配機制又無非是拿來組織生產的。生產出產品後，誰的質量好，誰的成本低，由市場去判斷。好的合同和分配機制存活下來，被失敗者和後來者複製，壞的合同和分配機制在經濟中的比例逐漸降低，以至於大家都開始遺忘它們了。

這種明確一些產權，任由經濟自行演化的方式，當然是有損失的。但是用項目管理的方式去管，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背景下，真不一定能有更好的效果。10年前，一些批判我國計劃經濟的學者會用「蘇聯的經濟計劃都是莫斯科大學數學博士（原話，他們可能真不知道蘇俄博士和副博士的區別lol）算出來的，當然比你國瞎定計劃強多了」之類的話來為計劃經濟的一些教條招魂。但是現在，我們對蘇俄失敗的經濟治理了解得越來越多，同時自己實行有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獲得了越來越多經濟成就，這樣的聲音也越來越少聽到了。

老式的微觀經濟學中，有一個常見的benchmark，叫做Social planner - Wikipedia場景。這個場景下的總福利是一個經濟體給定技術和資本存量，可以達到的最大福利水平。但是這個福利水平只是個理論上限。我們不能完全解釋的經濟現象還有很多。對於這些現象，現存的最好的知識也不過是一些模糊的知識。在做國民經濟管理時，應用越多這樣的模糊的知識，離benchmark就越遠。一旦距離benchmark遠過某個臨界點，大家就會發現，與其讓國家像保姆一樣管著，還不如讓市場和價格機製作為主要分配機制的福利高。

所以，錢老的系統工程觀點在當時沒有成為指導改革開放後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並沒有什麼可惋惜的。我覺得既然大家能接受可控核聚變和量子計算暫時沒有工業級別的應用，就可以接受看上去先進的思想實際上無法拿來指導過去和現在的經濟工作。很多工業黨都能理清楚為什麼新中國比民國好，都能指出民國粉言論的一些邏輯謬誤。希望他們在看待系統工程的思想和對其在國民經濟領域應用的擁護者時，也能做到。

咱轉一篇文章吧，出處不明，侵刪。是對錢老系統思想的一個簡介和運用。

原文如下：

中國錯失了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中國經濟總體設計構想》

「走社改」方案。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初期，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有改革的衝動和願望，但如何改？改什麼？則沒有準確的方向，只知道要過河，要發展經濟，於是提出了「摸石頭過河」的思路。但是「摸石頭過河」都是在不知深淺的情況下進行的，特別是「價格闖關」失敗之後，中國學者們看在眼裡，認為這樣瞎摸瞎闖是危險的。可能會摸到一條有害於社會主義發展的錯誤的道路。改革之初，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然，當時誰也沒有膽量說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是說補資本主義的課）。改革之初，其實是還有一個「走社改」的改革方案的。

一個是以錢學森同志為首的「走社改」總體設計方案，一個是吳敬璉為首的「走資改」總體設計方案。遺憾的是，歷史選擇了「走資改」。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許多時候，歷史往往選擇了錯誤的道路。從韓非子與李斯的選擇以來，君子往往難敵小人，奸侫常常能勝忠良。許多朝代歷史往往選擇了錯誤的人選。因此，幾千年來，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中國人民才這樣久久地懷念他。

1979年錢學森就提出了「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送國務院。但不知什麼原因，一直石沉大海。過中原因我們至今不得而知，恐怕許多人都有一些慣性思維有關。認為錢老是自然科學專家，對他提出構想總覺得不理解。錢老本是自然科學專家，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設計呢？話還得從周總理的要求談起。因為周恩來總理在生前就希望錢老把「兩彈一星」的管理經驗推廣到其他社會領域，於是便有此設計方案。

多年後，許多人都還為當時沒有採納錢老的方案感到遺憾：「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專家於景元教授在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說，要從總體上考慮，研究和解決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深層複雜的問題，就應按照錢學森提出的開放的複雜巨系統的方法，建立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於景元教授說，這種國家經濟的總體設計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方法，是中國人的創造，它不同於西方的「思想庫」，「智囊團」等。它是借鑒了中國「兩彈一星」研製中總體設計部極為成功的經驗，周恩來總理在生前就希望把這些經驗推廣到其他社會領域。於是一九七九年錢學森提出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的建議。一九九零年，錢學森從國家的宏觀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角度，又提出了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總體設計部體系的建議。（《錢學森提出建立中國經濟總體設計構想》原載美國《僑報》1993年4月18日）

其實，及便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界許多人也還沒有能真正理解錢學森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重大貢獻。正如2009年12月2日在國防工業出版社在北京遠望樓召開主題為「讀《錢學森書信》學習錢老科技創新思想」座談會上，我國系統科學領域知名專家、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研究員於景元說,錢老過世以後，他很注意媒體在網路上的報道，發現不管學術界還是普通大眾，大家對錢老在航天領域的貢獻一致認可，但從錢老整個一生的科學貢獻來看，還有大量的貢獻還沒有被大家認識。他認為「錢老的知識結構首先有學科理論深度；第二有跨學科、跨領域的廣度；第三有跨層次的高度。於景元表示，從這個角度看，錢老是一個「三維科學家」，我們現在科學家大部分是「一維」，「二維」也不多，他還指出「所以我說錢老是一個科學大師、科學泰斗、科學領袖，一代宗師，百年難遇。」

【1979年，錢學森提出了[建立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的建議]，80年代後期，錢學森在總結現代科學技術員新成果以及國內外成功經驗（特別是祖國老一代領導人的智慧）的基礎上結合運用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高新技術提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研討體系」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這就為在我國建立總體設計部找到了很理想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並使之切實可行。】（錢學敏《論「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原載《中國軟科學》1994年第3、4期）

關於錢老提出總體設計方案，鑒於信息來源關係，當時，作為我們青年學生來說，我們當時只知道有這樣一個設計方案，但內容不知其詳，或許當時看到這個方案的人也並不懂得其重大的意義。今天，我們再次審視這些個方案，我認為，我們的改革錯失了一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走社改」的方案。

一、改革方案的總體思路——「摸石頭過河」靠不住，要用科學的方法過河

在改革之初，錢學森同志就敏銳的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靠「摸石頭過河」是靠不住的。正如他在一次講座中指出：「我們國家的宏觀管理方法就需要改革，過去我們採用的方法有以下幾種：一是經驗法。譬如說．我見到什麼問題就抓什麼，也叫分散處理辦法；還有一個，就是抓重點法，認為哪個是重點就抓哪個；還有一個常說的辦法叫『摸著石頭過河』。我覺得這幾個方法面對整個國家這樣一個複雜問題，而且又是在急劇變化、發展的社會，要真解決問題恐怕是困難的。我最近講過：「放衛星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可不能『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說，火箭上去了，再測它的位置、速度，等位置、速度測下來，知道它要往哪去了，再看看去的地方對不對，若不對，就再糾正一下，這不就叫『摸著石頭過河』嘛！要是這樣干，那衛星不知要放到哪去了。我們是把軌道的可能性都算好了，然後預先設計了控制系統，然後還設計好了萬一出現一些不正常的干擾將如何處理的系統。這些都由電子計算機控制，這時才能放衛星。所以我看剛才這幾個經驗方法恐怕都困難。要說理論方法，現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很多，這些理論我認為也都有道理。但我想假設問一下寫理論文章的人：『你敢不敢簽字，我按你說的理論方法去下決心干，出了問題我可是要問你的。』恐怕他不敢簽字。若有一個重大國家建設問題，請了專家們來討論，專家們都會說得很有道理的，並且都有一套方案。但很可能專家們最後幾句話是：『這是我的見解，我可不敢保證你按我這個辦法去作一定行，不出問題』。另外還有一種常見到的情況，就是介紹某國在某個歷史時期是如何辦的，好象很成功，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照他的辦呢？這恐怕就說不準了。別國在他的具體條件下，在一定的時期內是一個成功的措施，拿到我國行不行？恐怕借鑒外國的辦法也沒把握。現在我們國家在發展、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而且正如前面所講的，是高速發展和變化中所出現的問題，使我們感到確實複雜，老辦法是不夠用了，除了上述的幾個方法外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應該考慮，這是我要介紹的系統工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因此，錢學森同志提出了與「摸石頭過河」完全不同的「過河」的方法。他認為，要「過河」必需要有科學的態度（當然，若是有些人本來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早就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打算，「摸石頭」只不過是個幌子，那就另當別論），需要用「三個層次一座橋樑」的學科認知體系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

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需要如何改？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錢老認為指導思想離不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這座橋樑的指導思想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而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改革，而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並不是讓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直接去指導改革的的實踐，而是需要通過三個基礎理論即：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思想去指導基礎理論指導應用理論指導技術理論指導改革實踐。

當時，宋健同志完整闡述了錢學森先生用這種【大成智慧工程思想】指導改革的重要意義，宋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總結錢老的思想時說「按照他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學說，現代科學共有11個大部門，各有自己通向哲學的橋樑。這些橋樑都是哲學理論，但不是哲學的本體部分，而是某種哲學分論。橋樑者，兩「岸」之間的聯接部也。學科體系中的橋樑，一邊聯接的是可以實證的具體科學，包括工程技術、技術科學、基礎科學三個層次；另一邊聯接的是思辨地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即哲學。由此形成科學技術各部門共有的「三個層次一座橋樑」的學科體系結構。11個大部門有11座橋樑分別與哲學聯接起來，即11種哲學分論，系統論是系統科學通向哲學的橋樑，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總論下的哲學分論之一。」（宋健主編 , 《錢學森科學貢獻暨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2001年12月第1版 , 第239頁）

在這個學科體系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統帥一切的最抽象、最基礎的層次。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橋樑」與九個學科部類相聯繫，九大部類通過各學科體系再指導改革實踐。顯然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過河」比盲目下河「摸石頭過河」要科學得多。當然也要難得多，但它最重要的是這種改革是無產階級政權下的，自我完善的改革，也可以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

但是這種思路如何從理論走向實踐，如何運作呢？錢學森提出了他的思路：「我想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的體系，無非是給黨和國家提出諮詢的意見，或者它自己認為哪一個問題要研究，經過研究提出報告，或者接受國家的要求，為解決某個問題提出一個諮詢報告，這都可以。它的報告經過剛才說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面的科學的分析的結果，當然我們不能保證它絕對不錯，但是我想這樣一種作法是盡現代科學的可能作的最準確的、最全面的分析。當然，如果國家領導人接受這種諮詢的意見，定下來這麼辦了，實踐的結果也只能大部分對，還有小部分不對，因為總體設計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誤差的這部分要比現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樣一個分析研究，有這套辦法，出現了一些跟預見的不完全一樣的，這個改變也可以返回來調整這個模型，作必要的控制和調節，即使有一點差別也是可以解決的。這樣的方法是我們現代科學所能做到的最準確的答案。萬一實踐中有點不一樣，也不怕，也比較容易調節過來。這樣的作法我們中國還是有經驗的。老的經驗，遠的就是搞原子彈、氫彈的經驗；近的就是我剛才舉的航天工業部系統工程中心的經驗。我們國家還有其它的部門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經驗，許多關於發展戰略的研究就屬於這個類型。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把這些成功的經驗綜合起來，把它應用到整個國家規模，而應用到國家規模的可能性，這也是有理論依據的，就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管理沒有現成的模式，特別是在借鑒蘇聯模式在中國出現困境後，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管理國民經濟的確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模石頭過河」有盲目性，而盲目聽信別有用心的，一心嚮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專家的話也不是辦法，及便是忠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專家，也難免有認識不當的情況。很多意見往往很不一致。錢學森同志也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他談到每次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會議，代表們提了很多的意見。常常不見迴音或不能解決問題。他指出：「往往一個提案，意見要落實不僅僅涉及到一個部門，它要涉及到很多部門，其影響也是很多方面。要求一個部門作出回答，很難，更不要說人大代表，政協代表所提的意見，是一得之見。他的意見要是放到整個國家來看，怎麼樣，就很難說了。去年我在政協說：」我們政協委員提的意見都很好，但是恐怕只能作為零金碎玉，不是一個完整的大器。」那怎麼辦呢？就要把他提的意見、提案作為一種信息儲存起來，當考慮到某個問題時與這個信息有關係，就可從信息庫中提取出來，這樣我們就真正建立了一個意見信息體系。我想我們社會主義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將來我們還不光是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提的意見，任何一條人民提的意見我們都要重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錢老的思想與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與胡錦濤總書記在政協成立60周年大會發表講話中提出「廣泛集中民智」的思想如出一徹。

二、用系統工程思想管理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行

在改革初期，許多人也都承認國家管理是一個系統系統工程，但什麼是真正的系統工程，如何用系統工程去治理國家，還知之不多。

系統工程廣泛使用於資本主義的大型企業管理，如何用系統工程管理國家，管理前不見古人的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是照搬照套就能解決的。因為這個社會系統工程是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的，簡單地說它是無產階級政權下的社會管理工程，它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錢老一再強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因此，他在設計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他首先就強調了指導思想的的問題。他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一切無從談起。

當然，一個正確的方案和設計不能得到支持，除了因為有別用心的人要搞資本主義復辟外，也還有我們的認識問題。記得在學習《國民經濟管理學》（山東人民出版社版82年版）時，教科書只有最後幾章提到了用系統工程管理國民經濟的思考，但是由於當時中國計算機技術和網路技術的限制（當時微電腦還非常簡單，286電腦就是最高檔的）。許多現代管理思想在中國還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在軍方、國防企業使用的電腦還不能大量用於國民經濟管理實踐。因此，當時也看到過有一些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文章中提到，像系統工程這樣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僅僅是在一些大型企業使用，至今沒有哪一個國家在國家層面上使用過。對在社會主義國家採用系統工程進行管理前無古人（其實社會主義出現，幾千年來也是前無古人的）是否有可能，很多領導人也有這方面的顧慮。但是錢老認為採用系統系統工程管理國家完全可能。

錢老在講座中指出：「這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些科學方法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法子應用的，它只有在大企業中，在企業內部才可以用，到了國家規模它就不能用了。去年在軟科學會上我講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們相信系統工程、軟科學這些方法在我們國家的管理上是可以用的，因為它是科學的方法，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可以結合起來。同志們要看到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利用這些方法在管理國家上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他的社會制度是資本主義。這段話是說明在我國完全可以用系統工程這個科學的方法，而且這些科學方法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在更小的範圍內如軍事作戰計劃中，企業經營方針的計劃中，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只是把這些成功的經驗用到國家規模，而且這個運用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中國得天獨厚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用這個方法的，顯然是在外國發展起來的一個科學方法，但是我們可以搬來用，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與我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結合起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公有制國家，是一元化領導的人民政權，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私有資產」的「守夜人」的性質，更不是「私有資產集團的行業協會」（記得一次在深圳考察的時候，一個過去的改革前輩不無自豪地說，他的理想就是把深圳的政府建成私有資本集團的職業行會，一個小政府。）

當然，在資本義制度下，要在國家層面是實行系統工程管理體制是不可思議的，而如果是在公有制的統一的一元化領導的政治體制下，採用系統工程的管理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我們今天的國體和政體就是一個天然的優化的系統管理模式。它完全適合於進行系統管理。其理由是：

一是無產階級政黨一元化領導。執政黨可以統一貫徹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只要執政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軍事路線、不出問題，系統的穩定性就有保障。

二是我國軍事管理系統（包括軍工企業）是世界上獨有的。關於我國軍隊的管理眾所周知是紀律十分嚴明的軍隊。還有軍隊的管屬於是獨具特色的（這得力於毛澤東同志的「黨指揮槍」的英明論斷，無產階級政權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黨指揮槍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先進國家形態的必需，所謂「軍隊國家化」或許並不是無產階級政權的選擇。沒有必要看哪些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軍隊如何如何，沒有任何借鑒意義。）

三是我國國防科研體系獨具特色。以「兩彈一星」科研管理模式的國防科研體系的先進性是不需要多說的，也是世界公認的。我國科技管理體制從目前來說，應該是比較有效的管理體制，特別是中國科研骨幹企業，大型國有企業，許多還採用系統管理模式，一些軍工企業，重要的國防准軍事管理的企業目前仍然實行「兩彈一星」企業的管理模式，並且還有創新。

四是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從總體上說應該是比較好的。當然，近年來教育的情況確的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特別是在高校，這些地方是被西方意識形態「西化、分化」的重災區。但總體上來說，受「走資改」影響尚在可控範圍。特別是最近，我們欣喜地看到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正在得到有效遏制。說明只要政府中有「能人」，這把社會主義這把「刀」還是比較管用的，這充分說明許多情況下「只能怪人苯，不能怪刀鈍」。

五是中國目前國家管理系統結構接近系統管理的優化系統模式。首先，精幹的黨委系統，從控制論角度來看這個系統具有「閉環控制系統」的全部功能。有事前監督、事後監督、事中監督系統，有明確的施控系統和受控系統、多重的信息反饋系統。從理論上講這個執政黨系統內部功能是完善的，控制是有力有。從執政黨對外的控制來說，他對政府來說整體上作為一個施控系統，政府則作為一個受控系統，其間多重的監督、反饋系統，使我國無產階級政權已經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系統。因為它是一個符合控制論模式的新型的，多重監督、多重反饋的閉環控制系統。從施控系統來說，執政黨根據世界變化的信息，通過執政黨的參謀機構，對外界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後，對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經濟路線進行戰略性調整，同時形成執政黨的意志，將這些建議和決議信息輸入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取得一致意見後，輸入國務院進行細化成各種政策，並輸出到省、市、自治區執行，省、市自治區將執政黨信息進行分解細化後再向地、市、縣一級輸出。從國家施控各省，省一級對上是受控，對地州市則是施控。地州市對省是受控，對各縣市則是施控系統。在中央、省、地州、市、縣每項一級都具有「事前監督系統」、「事中監督系統」、「事後監督系統」，直接反饋系統、間接反饋系統、專門的內部信息反饋系統，外部信息反饋系統。

這樣的一個管理控制系統是一個非常的效的，難以摧毀的系統，因為它來源於軍隊管理系統，這樣的系統不是想當然的，而是世界各國千百年來的戰爭，數不清的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管理方式。但是我們又常常感覺到這個系統沒有能發揮其更好的作用。原因是「我們的制度好比一輛馬力強大的好車，而常常落在一些不會駕駛，不懂交通規劃的人手裡瞎拆騰」，因此，我的觀點是「不能因為人苯就怪刀鈍」。

顯然，如果改革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指導，那麼我們國家管理的基本原則不會改變，不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用放棄按勞分配原則，不用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不用放棄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會讓國有資產流失，數千萬工人下崗，不用追捧非科學的發展的所謂「雞的X」，不用大開股票賭博市場、不會大賣采票鼓動人們覬覦不勞而獲的美夢，不會讓涉及國計民生的房地產企業、醫藥企業由私營資本為所欲為，更不會讓「資改派」、誤國精英、經濟漢奸將中國人民勞動成果俸送給美帝國主義。而我們社會主義經濟也同樣會有較大的發展。

三、國家的整體功能以及改革的整體性

錢學森同志在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他的經濟體制改革設計有兩大特點，一是在指導思想上，他完全放棄西方經濟管理思維和模式，完全依據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作為指導思想，這是難能可貴的。二是從現代管理科學的「整體性原理」出發，從系統整體性來看國家這個系統的管理、控制過程。他指出：「從前我提過一個看法，就是國家的功能是一個整體，要全面地講，大概也可把它分為八個方面：

第一方面：物質財富的生產。即我們所說的第一、第二產業。

第二方面：精神財富的創造。包括科技、文教、文藝這些方面，或者叫文化建設。

第三方面：為第一、第二作後盾的後勤服務方面，包括所有的商業、服務業通信、交通等，在國外叫第三產業。

第四方面：政府行政組織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在微觀搞活的基礎上，政府的行政組織管理是宏觀的控制和調節。

第五方面：法制。這方面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建立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第六方面：國際交往，包括國際事務、外交、友好往來、人民團體的往來，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交往應該是全盤的考慮，不能分散地考慮。

第七方面：國防。剛才已講，不再說了。

第八方面：我們生活的環境。這個非常重要，這件事現在重視得還很不夠（環境保護、三廢利用等）。我曾經提出過，我們說環境保護太保守了，現在的科學技術完全有可能為我們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好的生活環境，只不過我們沒有注意罷了，我們自己給自己搞了一個很糟糕的環境。

總的講，有以上八個方面，而八個方面又是相互關聯的，是一個整體，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年02期）

錢學敏在評價錢學森這些思想時指出：「錢學森運用整體觀和系統科學的方法分析綜合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系統結構，認為其總體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領域、九個方面：即「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包括民主建設、體制建設和法制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包括經濟建設和人民體質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擺設包括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社會主義地理建設包括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可見，我們的社會和社會存在的環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開放的巨系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必須使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相互配合、相互促進才能獲得較高的工作效率即取得預想的成就、那種僅僅承認矛盾、矛盾鬥爭以及只抓一個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方法對於解決如此複雜的問題已遠遠不夠、為此錢學森提出設置專門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對這四大領域、九個方面的工作和問題進行總體分析、總體論證、總體設計、總體規劃、總體協調，抓住關鍵提出現實可行的各種配套方針政策和發展戰略，為決策者和決策部門提供科學的決策方案。」（錢學敏《論「社會主義建設總體設計部」》原載《中國軟科學》1994年第3、4期）

錢學森同志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設計的過程中，他遵循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基本原則，及從思想理論體系的建立入手，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各個學科都必以馬列主義哲學思維作為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橋樑」與九個學科部類相聯繫，九大部類通過各學科體系再指導改革實踐。而不是以什麼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其實道理很明顯，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以落後的「經濟人理論」（即X理論）為假定前提的，同時他是為有產階級充當「守夜人」的角色的。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是無產階級人民的政府，其國體、政體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以西方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完全是「緣木求魚」。

錢學森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沒有給我們設計一套現成的經濟體制改革模式，但他給出了一個如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研究的決策模式。這個決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社會主義道路改革的失誤。他是從經濟體制和機制和角度思考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問題。他並不是像某些專家提出了什麼「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如何去改。他認為如何改個別專家的意見不足取信，他量他們不敢為自己的方案負責。這樣的自己都不能負責的方案，無異於「推瞎子跳岩」，有什麼意義呢？他提出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應該有這樣一個評估平台，不管你是「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企業改制、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

系統工程絕對是現代文明的奠基石。

沒有系統工程不可能實現這60多年來人類社會的巨大飛躍。

將一個工程或項目按照系統管理的方式進行分工，既能有效的減少重複建設，出了問題也容易排查，基本上這種生產管理方式已經應用在各種大型工業生產領域裡。

具體參看SCI論（老三論）。

先知，水平很高，一定程度上是我想法的領路人。

錢老的方案應該是不錯的，但錯就錯在他的表述思路沒有仔細推敲，所提的第一點在當時可能就引起爭議，沒有得到當時多數人的支持。可惜了錢老的系統工程理論，在中國已經失傳了。航天中，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傳承，就像從建國起我們一代代工業人傳承的蘇聯的計劃機制一樣，傳到最後，會被認為是僵化過時的東西而被拋棄。但中國的精英們不好好想想，資本家們的跨國集團，哪一個不是以計劃為本？你們引進的各種西方管理理念，在實現過程中哪一個脫的開計劃管理？

前期中國冒出了很多理念，什麼孵化器、平台、生態等等，風行於一時，體現在各種國家規劃中，結果如何？實際上細想的話，這些概念從來就沒有跳出過系統工程的範疇。

中國應該大講、特講、堅持講系統工程，就像文中錢老說的，不要想通過某種方法畢其功於一役，要本著系統工程的宗旨，做好規劃、計劃、路線圖、控制圖，通過實踐反饋，不斷深化細化修正系統設計和實施方法。不能說十五，十一五我們講了系統工程了，建了好多系統了，接下來十二五、十三五就不要再講系統了，系統都建完了，沒新意了，應該建別的了。結果搞的中國現在概念滿天飛，投資建設根本沒有延續性，在大層面上出現浪費。

沒有人談信息和電子計算機嘛，那我從這個角度補充幾句。

我覺得錢老的想法其實和那個時代的大潮流是相符的，當時全球都在喊專家系統，都想藉助機器的運算力和大量的信息搞點事情，背後的精神我認為和錢老這套理論是類似的，只不過沒有多少人敢於考慮這麼廣闊的不僅局限於計算機本身的複雜系統。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現實就是指望這條路能普適的解決問題不現實，根本在於我們過度高估了人的能力，覺得人起碼還是能搞清楚自己計劃做什麼的，可是事實上人的行為不是這樣的。整個社會的運轉其實只需要大家能達成共識，而不要求每個個體對社會的本質有多大的了解。而實踐一套複雜理論對個體的要求則強的多，這不是靠反饋機制就能解決的，反饋機制只能讓整個系統維持下去，不能從零開始讓整個系統運轉起來。

所以我的核心觀點就一句話，當然算不上什麼科學評價，純粹是個人偏見：系統工程理論超越了當前時代的生產力水平

科幻小說，莫當真。

只能指導落後國家「反思中追趕」，沒法使用於創新領域。

系統工程簡單來說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現在有門學科叫《運籌學》

說是科學評價的話，我想除了某幾個公眾號之外，知乎沒人有資格評論。

@中科院之聲

掌握現代頂端的科學知識，又熟悉中國古代典籍智慧，必然就會出現錢學森這樣的理論吧。

或許是將古代知識去蕪存菁後，與現代精華結合的歷史標誌點？就如文藝復興時的智慧之光？

RJ的回答純粹胡扯淡，這跟工業黨不工業黨一毛錢關係也沒有。在錢老的設想里根本就不存在他提出的所謂的兩個難題，豎稻草人倒是有一手。

1個體行為不是單獨的，控制了系統或者說系統合理，個體行為自然合理即使不合理，也能通過各種反饋機制合理化

2沒有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