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百姓如何向官府、朝廷表達自己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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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書寫大字報，派發宣傳單張的行為嗎？

很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古代社會很多時候兩層的結構，也即民間和政府區分，朝廷的控制力很多只能到達縣級，再向下就是民間，然後百姓大部分想要找政府解決什麼事情的話，可以直接去縣衙，也就是所謂的「擊鼓升堂」，百姓擊鼓，縣官升堂，處理各種民刑訴訟，這是最基本的一種形式。

如果這種形式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中國古代政府還有一套「監察」制度，獨立於傳統「政府」之外，監察百官只用，這套制度中，會有不少監察官員被派往地方，輪流監視地方官員。所以，如果百姓覺得對自己的地方官員不滿，可以找「監察」官來表達意願。

這兩個是涉及告狀的，其下還有一套複雜程序，如犯人對結果不滿意，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請求復訊，各朝代不同，如明清時，死刑犯需要再經過「秋審」這一道程序，才能問斬。既然有程序，那做事就要按程序來，所以在訴訟方面，越級直接向更高層表達意願的很少，而且當時的社會環境也不允許。

如果不是訴訟，而是單純的表達意願呢？

其實自古民間就非常會利用「輿論」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就不是涉及一個兩個人的事情了，而是民眾如果在整體上，對國家有什麼意見的話，是如何表達出來給政府的。

1，政治民謠。《漢書》有言「言上號令不順於民心，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其典型如《尚書·湯誓》：」是日皆喪，予及汝皆亡。」表達了夏末人們對皇帝的憤懣。這種政治民謠，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民眾的意願，自然統治者也會略有重視，如先秦時期的「采詩觀風」之制度，其實在後來也都以各種形式而存在，而各級地方官員、監察官員在定期上奏時也會奏民情，如果某個民謠影響過大，也會提到，在朝廷上，一些官員還會以當時流傳的民謠作為工具進行議事。清代杜文瀾編有一本《古謠諺》，可以看到很多相關例子。

2，祥異。中國古代無論是民眾還是統治者都重視五行祥異，各種正史材料里有「五行」之章，方誌裡面「五行志」，「祥異志」也是不可缺少的，而這種「祥異」很多時候也成為民眾向政府、向皇帝表達意願的一種方式。

《酉陽雜俎》載有一則故事：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釋門以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眾口，不得不著之。

當然，這個故事可以肯定不是真的，不過也確實說古代皇帝對「祥異」現象之重視，以至於影響決策。如果政治不昌明的話，各地出現的「災異」常被各級官員作為彈劾時政的工具，而民間也會藉機編各種民謠段子來諷喻時事。

當然，這只是在古代言路不通，交通不便利，信息不發達的情況下，民間意願需要一個出口，而統治者也需要一個途徑來了解民意，所以才產生的，故這種東西雖然存在，但是效率實在不怎麼樣，而且統治者也不一定特別在意。只是，如果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還需要依賴類似的方式來表達民眾意願，那隻能說是悲哀了。

最早的形式可能就是「諫鼓謗木」，堯舜禹的時候就有了，只不過後來謗木變成了石質的，也就是我們看到的「華表」

後來春秋戰國的時候會有官員到民間去收集「風」（詩經），這個也算是訴求吧

後來漢朝的時候有個故事「緹縈救父」，按照史記裡邊的說法，這姑娘是直接上書的（但是僅此一例，緹縈她爹又是名人，所以算是特例），但是因此廢除了酷刑，也算是一種訴求

唐朝的時候武則天曾經用過「銅匭」，收集百姓言論

其他的朝代好像沒有這樣的例子

當然會有人提出「鄭士利」和「公車上書」這樣直接上書皇帝的例子，但是鄭士利其實並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進士，而且是有官職的，公車上書就更不是普通老百姓了，而且公車上書不是直接上書，是由都察院「代奏」

但是公車上書應該也算是一種傳遞訴求的方式----大規模的非法集會，類似的還有周厲王的時候，老百姓為了表達「想說話」的訴求，就把他趕走了

農民起義應該不算是為了表達訴求，因為他的目的是「推翻」，而不是「改善」

@王建雄和 @桂武磊已經說的非常詳細了，補充一小點：古代的官與民之間，還有幾種特殊人群作為聯結紐帶：

1。官紳商紳：他們或者身有功名，或者出錢捐納，一般是地主或富商，例如魯迅筆下的趙四爺和魯四老爺。他們可以經常與官員見面，協助官員治理地方，陳志讓說北洋政府是一個「軍紳政權」，可想而知紳士的影響力；

2。地方長者：紳士控制地方，長者控制家族。他們擁有家族權威，與紳士一起與地方官合作，是民意上達的日常通道。與西門豹溝通地方苛政的正是「長老」，朱元璋《大誥》中將貪官「拿赴京來」也需「高年有德耆民」帶領；

3。致仕官員：他們是地方上最具威望的人，善惡複雜。但至少在民情動蕩時，他們可以越過小吏師爺直接向地方官或更高層級說明民意；

4。京官：京官是上訪的重要途徑，各地的冤情民意往往由各自省籍官員在中央提出。例如清末楊乃武案，浙籍官員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5。小知識分子：基層民意往往由他們來整理，具體來說就是童生與秀才。識文斷字，但與政權關係不夠緊密。他們懂治理結構，熟悉地方人情，也約略知道可能的解決之道，如同當下各村的「能人」、「大拿」，例如錢雲會。

這些人群之間往往兼有重合，例如京官致仕後往往成為紳士，同時兼任自己家族的長老。說白了，能夠向官府表達訴求的人是或曾是政權的一份子，與政權之間關係緊密，最起碼懂得官府的話語結構。

謝邀。

周時，朝廷有專門的巡視風土人員。聽百姓怨嗟，聽百姓民謠。比如「碩鼠碩鼠，無食我粟」這樣的不和諧言論，是可以編進《詩經》的。也有些開明君主，時不時會搞一些開門納諫。比如著名的「鄒忌諷齊王納諫」，但這些是春秋戰國，大家制度比較簡散時的。

秦、漢時，官府組織模式比較簡單。百姓可以跟地方的三老、豪傑說事，也可以跟吏們溝通。三老是地方管教化的，有些像居委會，有些小事就私了算了。去找吏，就是公事了。

如果地方的吏不管事，朝廷定期會有巡查使者。後來巡查的人通常會常駐，擔任正式官僚。比如州刺史。

唐宋明清這類制度複雜之後，就先是找三老、里正、保正（《水滸》里晁蓋）這些民事居委會大叔。如果搞不定，就找地方巡捕，或是基層官僚去鬧事，比如縣官。

如果縣官不管，而且你又有功名，算個知識型鄉紳，可以直接越級上告。《儒林外史》里也有，不成功而已。

簡單說，早期靠上頭自覺，直接上達天聽。

後期先是民事調解，再靠地方官僚。

想知道真相嗎？

傳說中，古代要讓民間疾苦傳入朝廷，靠的是一種叫做「耳語仙靈」的妖精，它們的活動範圍遍及整個大陸，通曉各種語言，最愛做的事就是四處探聽和傳播小道消息，它們會在人類半夢半醒之間在人的耳邊問你一些奇怪的問題，通常它們害怕成年男子，而喜歡和女人及孩子們耳語，因為女人及孩子不會煞有介事地把與耳語仙靈的對話記錄下來——它們討厭被人發現和記錄下蹤跡。而一旦民間有什麼事要上達天聽，人們會將事情告知當地最擅長裝睡的女子，準備好一套說辭，等待耳語仙靈的拜訪，而耳語仙靈們會將探聽來的消息傳播到京城的煙花柳巷、官員們的侍妾，以及皇帝後宮妃子們的耳中，這種向上傳達民意的途徑非常迅速，但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卻難免被耳語仙靈們添油加醋。

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耳語仙靈的數量越來越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們幾乎不再出現。一些聲稱與耳語仙靈交流過的人說，電磁波對它們有著巨大的殺傷力，令它們敬而遠之。到了現代，耳語仙靈幾乎滅絕了——但一些所謂「知情者」相信，真相是，人類掌握了捕捉耳語仙靈的技術，並將它們「殭屍化」，僅留其功能，去其魂魄，以建造覆蓋全球的無線通訊網路。

跟現在基本一樣吧

現在什麼樣，以前就是什麼樣。

告御狀

當然讀過書的還可以寫萬言書等玩意，對國家大事做一番評論，說不定收到聖上賞識給你個官做做。

擊鼓鳴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