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當時條件那麼苦,環境那麼差,西南聯大在那8年里卻人才輩出?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現象的產生?


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如,此其可紀念一也。

西南聯大的紀念銘文可以說明一切: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移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校。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並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

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如,此其可紀念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嘆南遷流難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始終,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

銘曰:

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河澤。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器,猶有舌。盡笳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倭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羅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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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南渡北歸》,感觸良多。

知識和技能的習得真的需要系統的學習,歷史常識的獲得同樣需要系統的閱讀,大量的佔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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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難之時自勉於興邦之任,同仇敵愾有凝聚之心;

2、延承學術自由之風;

3、人才稀少的大背景下顯人才培養的效果;

4、物質條件艱苦,對於知識分子階層更便於專註於精神領域;

5、國亂不至學亂,顛沛流離偏安西南,終是穩定多年;

6、少黨整,多學整,不以勾心鬥角為技,以學術超越為目標;

7、胡,傅,張幾位大師榜樣力量無窮。


關於西南聯大為何人才輩出,大概可以寫一部關於歷史和教育的專著了。也有不少研究者寫了關於聯大歷史的書,比如最近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針對問題中的「當時條件那麼苦,環境那麼差」,何兆武先生在《上學記》里的這段話大概算做出了回答: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何兆武先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也是羅素《西方哲學史》的中文譯者。《上學記》是他少年求學直到大學畢業二十多年間的回憶,其中關於西南聯大的內容佔了很大一部分。


現在國內培養的人才比當時多N多倍,單單數學物理方向就不是民國可以比的。只是,現在這個社會,除了得個炸藥獎和菲爾茲獎,普通大眾是不可能了解這些人的牛逼之處的,尤其是公知精英之類的。

去翻翻Harvard, Princeton的數學物理方向的faculty吧。


這所大學只存在了8年,卻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2016-10-29 京博國學

很多專家都說過這樣一句話:西南聯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2016年,中國啟動了大學「雙一流」建設: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雙雙進入世界前列。

要實現「雙一流」目標,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

1

聯大長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個平常日子,但因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別日子。

這一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接到了來自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一個多月前,「七七事變」爆發,硝煙瀰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但課桌未穩,部分教授和學生還沒到來,長沙的天空就響起了空襲警報。淞滬會戰失敗,上海淪陷,

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軍進逼武漢,長沙立成危卵。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為了保住文化血脈,臨時大學決定西遷。

「兵分三路,水陸兼進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嶺3600里才能抵達昆明。

「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長征」路上的西南聯大師生

清華泰斗陳寅恪的父親,乃著名愛國詩人陳三立。日軍打進北平後,陳三立絕食而亡。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陳寅恪到憲兵司令部做客。

陳寅恪知道,若拒絕去日偽大學任教,肯定會遭到日本憲兵的迫害。於是,父親喪事還沒有辦完,他就含著悲憤悄然離開了北平,彙集到「聯大長征」的南遷隊伍之中。

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

學者聞一多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加入了長征。當時,日本人公開承諾:「留下來教學,照樣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夫,還可配兩個文書,生活舒適又體面,但他一聲「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裡,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合眼。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因為他保全了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聞一多

1937年,北平淪陷時,北大教授鄧一哲的兒子鄧稼先正讀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會上,鄧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國旗。當晚,志成中學校長趕到鄧一哲家,「開始追查了,趕快把孩子送走。」臨別之際,鄧一哲對鄧稼先說:「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

鄧稼先逃出北平,輾轉跋涉來到昆明。「我隨後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後來,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勛。

李政道幾乎和鄧稼先有著相同經歷:高中一畢業就遇上日軍入侵,經歷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雲南,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師從吳大猷,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38年2月,「聯大長征」隊伍抵達常德縣。

1938年4月28日,經過數月跋涉,「聯大長征」隊伍終於抵達昆明。這段艱苦卓絕的長途遷徙,在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後人將其稱為「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

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征,不僅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英血脈,更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

六天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西南聯大」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2

剛毅堅卓

到昆明後,西南聯大沒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為了恢復正常的教學功能,學校把大部分經費用來購買了圖書和設備。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後,校長梅貽琦請兩人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一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但這個一流設計方案立馬被否,因為學校拿不出這麼多經費。

此後兩月,梁思成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後一稿時,聯大建設長黃鈺生滿臉無奈地說:「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其他建築的屋頂一律覆蓋茅草,磚頭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忍無可忍,衝進校長辦公室,把設計圖狠狠砸在梅貽琦辦公桌上。「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梅貽琦把圖紙一張張收好,歉疚地說:「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

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喉結上下滾動,聲音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半年後,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校園。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梅貽琦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

1940年後,梅家常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偶爾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為了回請雲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韓詠華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為維持一家生計,她只好上街擺攤賣米糕。

有次大雨,賣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湯雞。梅貽琦接過籃子,把泡爛了的糕舀到碗里,一邊吃,一邊抹淚:「詠華,我對不起你。」

梅貽琦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後來,夫婦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瓦缸里的麵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吳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麵粉捧起來,用洗麵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澱粉洗掉,把僅剩的麵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費孝通的女兒是在凌晨寒風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飛機埋葬了他所有的家產。身無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裝裹著孩子,從農民家裡乞來了一件件小破衣褂。

「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

後來,費孝通女兒讀大學時選擇了農業,費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西南聯大遭日機轟炸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後,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

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伏案於牛棚潛心研究學術。

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樓棚地動山搖,人坐樓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華羅庚充饑。

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里,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華羅庚一家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中國知識分子素來清高,以談錢財為恥。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為維持一家生計,聞一多不得不掛牌治印,其內心之糾結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沖沖地責問:「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好半晌,末了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淡淡一句話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聞一多治印

不少學生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幾乎一貧如洗,只靠學校發放的一二十元補助金維生。

學生潘琰總是最後一個去食堂,因為可用飯費一半價格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豬都害怕。潘琰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後再用鹽巴水泡著吃。

那時候,聯大師生就是這樣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

雖然清苦,但師生們一片剛毅堅卓。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劉文典說:「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

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台,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學生宿舍

3

精誠合作

戰亂年代,執掌一所大學,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要執掌三所名校組成的聯合大學,更是難上加難。聯合大學,究竟該怎麼管?

一開始,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人輪任主席。但三個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個和尚。

聯大成立後,一系列矛盾開始顯現。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最大的矛盾,就是職位配置。各校教授為此爭得面紅耳赤。情況嚴重時,甚至「群議分校,爭主獨立」。

這時,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站出來,說了一句:「此乃何時?」

一聽這話,教授們立即安靜下來。北大校長蔣夢麟接著站起來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

從此,再沒有教授出來爭搶職位。

西南聯大校徽

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戴)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後,他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

不久,蔣夢麟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然後,他也去重慶另兼他職。

就這樣,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張蔣兩人把權力「讓」給了梅貽琦。

後來,傅斯年責怪蔣夢麟不管聯大事。蔣夢麟說:「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長,好比一條褲子三人穿,如果三個人都去搶這條褲子,來回拉扯,什麼都幹不了,所以只能讓一個人穿褲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想組建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但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合後分,只有西南聯大成功堅持了下來,這既得益於蔣夢麟、張伯苓的讓,也得益於梅貽琦的「公」。

「自從聯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聯大,沒有清華。」

清華有庚子賠款作後盾,設備經費遠勝其它兩校,但三校共用之。清華工學院建立了學生服務社,對外承包工程、建設房屋、開辦工廠。

當時三校在財務上各有各的「房頭」,這筆錢本算是清華的「私房」收入,但梅貽琦卻拿出來補貼其他兩校。

左起:朱自清、羅鏞、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在課程設計上,為了公平,聯大開放性地放寬了口徑,同一門課程,大家可以同時講授,清華聞一多和北大羅庸都研究《楚辭》,觀點截然不同,但兩人都可講《楚辭》。

有一年,聞一多、游國恩和羅庸開講《楚辭》,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老師之間有如「擺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去聽。這樣的安排,不但體現了公平,而且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不僅是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校方從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進步的、保守的,還是中間的,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雖各有所執,但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包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聯大師生間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為「兼容」,各方大師才紛紛投奔聯大。因為她「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

西南聯大的教授夫人們

4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學院教授聞一多,為研究生王瑤畢業事宜致函梅貽琦(字月涵)——

月涵校長、光旦教務長先生大鑒:

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申請舉行畢業初試。茲定於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起在辦事處舉行該項初試。謹將有關事項開陳於後,即乞核定。

囑文書科辦通知,並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至紉公誼,敬頌,道安。」

這封短箋,讓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如今感慨萬端:「從『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一語,可以想見當時教授的氣派。」

梅貽琦接到公函,批示:照辦,琦。

「照辦兩字,可見教授地位之高。」謝泳說。這地位,就是聯大倡導的「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爾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在致詞中稱教授們為「僱員」,後來的諾獎得主物理學教授拉比說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倫比亞的僱員,教授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但梅貽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說得更經典:「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梅貽琦說。

那時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有才有實力,不必害怕校長,覺得這所學校不爽,換一所同樣教。

梅貽琦很清楚:「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所以,他極其推崇教授治校。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

尊重教授,是辦好大學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聯大成立了教授會。教授會是聯大最高學術機構,由教授和副教授選舉產生,處理學術事務。

教授會每年選出11名代表,參加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還包括校長、學院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和總務長,大家一起商討學校大事,制定各項規章。

校委會秘書長是中國文學教授楊振聲,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

「校務委員會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當年聯大每決定大事,都要先考慮教授們的反應,看看能不能過了他們這一關。」謝泳說。

教授治校,不僅體現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發了他們對教育事業的參與。

吳宓

聯大學校里流傳著一首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這首詩說的就是校長梅貽琦。梅貽琦在種種事情上從不斷然決定,而喜歡用這些詞語來謹慎表達意見。

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但每一個「吾從眾」後,處事卻極其堅定。所以梅貽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號。

正因為梅貽琦的無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為西南聯大的標誌。陳寅恪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從文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作了一個震驚全國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為教授。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員,大多都是留學歐美名校歸來的名師,再差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已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

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他是作家,沒任何學術著作。但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唯才是舉——這就是西南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入學那年,學校又幹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聘請錢鍾書、華羅庚、許寶騄當了正教授。那一年,這三位先生都只有28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何兆武說。

年輕教授里的「人之龍」錢鍾書

就因為唯才是舉和尊重教授,西南聯大才成為大師們的「嚮往之所」。

北大哲學系教授黃枬森,曾撰文回憶他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國文老師是沈從文,英語老師是李賦寧,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

這陣容,簡直太豪華太奢侈了。

西南聯大大師雲集,從文學院教師名單便可窺斑見豹

「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教歷史,上課第一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的課,旁徵博引,指點中西,內容涉及歷史、宗教、語言等多方面,能完全聽懂他的課的學生鳳毛麟角,但卻吸引了馮友蘭、吳宓等教授去旁聽。

著名學者許淵沖說:「哈佛大學也找不到陳寅恪這樣的『四不講』教授。」

大師們極重創新,素以照本宣科為恥。正因如此,才創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陳寅恪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湯用彤寫下《中國佛教史》

錢穆寫下《國史大綱》

馮友蘭寫下《貞元六書》

金岳霖寫下《知識論》《論道》

陳序經寫下《文化學系統》

潘光旦寫下《優生原理》《性心理學》王力寫下《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華羅庚寫下《堆壘素數論》吳大猷寫下《多原子分子的機構及其振動光譜》周培源寫下《湍流理論》趙九章寫下《大氣之渦旋運動》

孫雲鑄寫下《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

…………

這些論著,後都成為各學科的奠基之作。

大師們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論著

唱京戲,「王帽」不是主角,大學,亦同此理,校長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師。

「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這是梅貽琦說的另一句名言。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正因如此,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匯聚了300多位中國最負盛名的老師。

學生們正在上課

5

思想獨立

1939年,陳立夫做教育部長後,以戰爭為由,要管制西南聯大,「做院長的人,一定要加入國民黨。」

對此,西南聯大不以為然。

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公然抵制:「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教育部對梅貽琦一再示意,「要開除聞一多等進步教授。」但是梅校長一直拖延不理。

聯大教授會因此撰文說:「對於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要予他們研究的自由、選擇人才的自由。」

下課了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當年在聯大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聖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

針對當時把宣傳灌輸與教育混為一談的情況,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批評說:「教育者的職責是指導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麼。」

沒有拒絕與權勢苟合的信念,就沒有學術與思想的獨立與進步。所以西南聯大始終堅守「思想之獨立」。

西南聯大圖書館

1941年,教育部強制要求:「西南聯大必須開設三民主義課。」此舉遭到聯大師生的強烈抵制。

學生馬燦華撰文說:「即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

1942年,陳立夫三度訓令西南聯大,要求聯大務必遵守其核定的應設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統一考試等新規定。

聯大教授會對其規定逐條予以批駁:「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從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尚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最終,聯大沒有採用統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獨立、自主與尊嚴。

化學系在做實驗

蔣介石想拉攏傅斯年做國府委員,但被傅斯年斷然拒絕。於是,蔣介石轉而想拉胡適。傅斯年便寫信給胡適,勸其保持名節:「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聯大教員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議政。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有4位: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錢端升。而這四位,都是西南聯大的教員。

張奚若常常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一次,蔣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當局寄來路費,邀他再去重慶,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西南聯大常委會會議記錄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一個著名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這個主張在西南聯大得到很好繼承。後來,不少專家這樣總結:「西南聯大學術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就在於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外界的干預和控制,保證了思想之獨立、學術之自由。」

雲南師範大學教授、西南聯大研究者楊立德寫過一本《西南聯大的斯芬克斯之謎》。他在解謎時這樣說:「聯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點是她就是大學本來的樣子,而不是衙門。」

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生在考察中

6

學術自由

1980年代,沈從文出國訪問,研究聯大的外國漢學家問他:「抗戰條件那麼苦,為何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沈從文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1940年就讀聯大的學生心田這樣說:「你想知道什麼是聯大嗎?這裡沒有升旗早操,更沒有紀念周訓話,也不像別的大學,進去有一個月新生訓練,灌輸你什麼校史和總裁言論。」

西南聯大學生,著名詩人穆旦

西南聯大做學術有多自由?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和決定權。

聯大學生、小說家汪曾祺回憶說:「老師講課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們極重創新,「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教授之間,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如賀麟欣賞王陽明「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很受學生尊重。

旁聽,更是在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可隨意旁聽老師的課,老師之間也互相旁聽。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部分教師及家屬

聯大學生、詩人鄭敏後來回憶說:「我覺得西南聯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教授所教的東西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熏陶極深,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種什麼東西到我的心靈裡面,以後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裡來的。」

吳晗在學校演講

聯大學生、後成為清華教授的何兆武,這樣評說聯大「學術自由」對他的影響,「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就行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老師的作用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聯大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比死盯一個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開闊,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聯大,學生轉系相當容易,「我從外語系轉到哲學系就填了一張表格,其他什麼要求都沒有。好多人入學後發現不喜歡原來所報考的專業,於是紛紛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詩人鄭敏說。

在課程設計上,聯大也放得很寬,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

「但學校也有一項硬性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鄭敏說。

為何強調自由選擇又作出硬性規定?因為西南聯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貽琦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

著名翻譯家趙瑞蕻先生回憶——

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靜靜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嚷著推門進來,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

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

又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飛快書寫。

跟著,華先生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

後來,幾個人越爭越烈、越吵越有勁,大約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這樣的「師生爭論與打擂」在聯大隨處可見。數理邏輯學家王浩回憶當年讀書時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課堂上,學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不會生氣,反而對學生更加欣賞。那時,做學問的風氣就是這般純良。」

西南聯大操場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就是師生之間,存在一種平等誠摯的教學相長的風氣。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教師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相左,只要有根據,也可拿高分。

曾經有個同學不同意講課教授的觀點,寧可放棄學分,也不再聽這位教授的課。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該生不聽課,「學期結束時交一份合格的課程論文就行。」後來,這位同學交了篇反對老師觀點的論文,因質量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現在大學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弄個標準答案,我不認為學問需要一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去想,科學怎麼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不可能超越,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鄒承魯院士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非常喜歡聯大的學術自由氛圍,60年代,他搞出了轟動全球的胰島素。

楊振寧當年准考證

1943年,課堂休息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

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麼樣?」

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但當時周圍的學生聽了,毫不覺得刺耳。

這兩位年輕人,後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

聯大學生就這般養成了「自由」的習慣,獨立思考在學校蔚然成風,熏陶滋養著聯大學子。

「一個好的體制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西南聯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楊振寧說。

清華教授鄭林慶,當年在聯大讀書時的筆記

但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自由只是聯大精神的一個方面,與之對應的是考試製度的嚴格,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

聯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1941年我入學時,班裡有40多名同學,畢業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級,1/2不及格就要退學。」

一個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59.5分跟60分有什麼區別?」

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麼區別?」

聯大辦學8年,8000餘名學生通過入學考試,但最後只有3882人畢業,可見考試之嚴格。

7

育才育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舉行常委會。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合大學到此結束。」隨後,三校回遷,各自複員。

在西南聯大存在的8年多時間裡,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計3882名。這些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各自領域的大師。

西南聯大之奇蹟,不在於他擁有大師,更在於他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大師。

西南聯大原教室

聯大之所以能培養這麼多大師,不僅僅在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更在於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聯大舊址,如今還豎著幾塊石碑,其中一塊寫著:育才先育人。

「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梅貽琦說。

這個做人就是: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做人,在於教授的言傳身教。

當年聯大後面文林街的茶館裡,經常可看到哲學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點杯茶,然後坐下來看書。有時,也會點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的時候。

他喜歡說一句話:「你們在聯大這幾年,不要只知道悶頭讀書,也要抬頭學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睞的學生想吃瓜子時,他就伸出手緊緊護住碟子:「不給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裡的孔乙己。

聯大老師,就這樣從小事中將「士」之精神傳遞給學生。

西南聯大校歌

1946年,有三個女孩報考清華落榜。她們叫梁再冰、馮鍾璞、梅祖芬。梁再冰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建築系主任;馮鍾璞父親是馮友蘭,清華文學院院長;梅祖芬父親是梅貽琦,清華校長。

這樣的事,在握有大把機動名額的今天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校長、院長、系主任的女兒,報考本校竟得不到絲毫照顧。

當時,梅祖芬距離清華分數線只差了2分,同學們都叫梅祖芬去找父親幫忙。梅祖芬說:「正因為我父親是校長,所以決無可能。」

身教勝於言教,這些先賢令後來者汗顏。

在今天,中國要實現大學的「雙一流」目標,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

為什麼要取經於西南聯大?

1946年,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美國弗尼吉亞大學教授伊瑟雷爾說:「這所大學的遺產屬於全人類。」

來源:掌上歷史


大學時,對西南聯大的歷史特別感興趣,那個年代,那些可愛的學生,那些可愛的老師,就像一顆彗星划過中國的教育史。無疑,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大學,沒有之一。它能夠成就這樣的偉業,有很多內在外在的原因。沈從文先生再一次記者會上,用「自由」兩個字回答了西南聯大為什麼能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沈先生的回答真是恰到好處。

無疑,那個年代(1938-1946)雖然戰事綿延不斷,但是在思想上相對來說卻是自由的,這無疑是大學教育的好時機吧。自由是大學的靈魂和精神。一個大學沒有真正的自由,就不會有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存在。而在西南聯大在雲南辦學的這幾年,正是政府忙於抵禦外敵的時候,而西南聯大也分別從北京,天津一路南下到雲南,由於遠離了強大的政治環境,人心在偏遠的地方爭取到了相對多的自由。雖然,那時候也有黨化教育,但終究沒有束縛那批愛自由的鳥兒,這是外部相對自由的環境給西南聯大提供的充足養分。

在內部,西南聯大也是爭取到了很大的自由。西南聯大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的,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而聯大是三者的融合,聯大融合了「清華和南開的嚴謹教學的精神,以及北大自由研究的傳統。而聯大也形成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科學民主,著重實幹的學風」。那時候的三個校長分別是:蔣夢麟,梅貽琦和張伯苓。三位校長都是深喑教育的教育家,而聯大當時主要是梅貽琦校長主持校務的,他看上去像個道家,風行無為而治的原則,但實際上事無巨細,一絲不苟。」他審慎而明智的給三校傑出的教授委以學校高層管理職務,所以在聯大,學校的實際領導者是那些教授們。教授治校也是西方大學的傳統,教授治校可以避免不懂教育的官員干預教學,這樣也就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失誤,從而保障更大的自由。

而那時候聯大也凝聚了幾乎中國最優秀的教授,那真是中國人類的群星閃耀史,每一個名字拿到現在都是如雷貫耳。在文學院有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沈從文,羅常培,唐蘭,羅庸,雷海宗,吳晗,錢穆,陳寅恪,馮友蘭,馮至,卞之琳,吳宓等等。在法商學院有陳岱孫,伍啟元,張奚若,錢端升,潘光旦,費孝通等等。在理學院有華羅庚,陳省身,姜立夫,錢思亮,曾昭掄,袁復禮等等,在師範學院有查良釗,陳學屏,黃珏生等等。正所謂:大學之大也,不在於大樓也,在於大師也。雖然那時候的聯大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先進的實驗器材和設備,但是正是這些傑出的教授所在,讓聯大成就了傳奇。

最後,不同的是,多難的環境被迫讓聯大的老師和學生從天津,北京一路跋涉到達彩雲之南,就像萬里長征一樣,他們歷盡千辛萬苦,這樣的苦難在磨練了他們的身體和品格,以至於他們身上都有了理想主義的氣息所在,雖然到了那個偏遠的南方,他們不是躲在「小樓成一統」而是「風聲,雨聲,生生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真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就像穆旦在那個戰事不斷的秋天寫下:

在秋天,我們走出家鄉,

像紛紛的落葉到處去飄蕩,

我們,我們是群五家可歸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進嚴冬和死亡。

----穆旦《在秋天》


我曾經讀過一本書,具體什麼名字記不得了,但是就是講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那個年代的大師們。

說實話為什麼現在培養不出來那時候的大師,當年錢學森之問也問到了這個問題。其實我們都想過,也懷疑過,說什麼中國的教育多麼死板balabala的,熟不知,我們又考慮過這個時代的改變,和自己的原因嗎?

那個時期,條件艱苦可想而知,西南聯大的學生並沒有什麼娛樂活動,而且每個人都有使命感(國家動蕩不安),他們能沉下心去真正的學習看書鑽研。而現在的我們呢,手機,電視,網路充斥著個時代,人們漸漸不像動腦,而是更加依賴計算機,娛樂活動一多,學習鑽研的時間就減少了。而且這個世上,人人普遍都很浮躁,可想而知,沒有一個很好的環境,怎能出現大師。

就現在的大學環境,我是非常非常失望的,拋開那些不求上進的學生不說,大學那些看似很努力很用功的學生,天天泡在圖書館複習考研和托福雅思的考研黨,出國黨,還有各科都90+的大學霸………你覺得他們她們將來會像西南聯大出來的大師們嗎?不見得,至少我認為,我們好多人那麼努力是為了什麼,我們不過是為了一個好工作。其實說了半天,我們缺乏更大的夢想,現世安穩,很少人會有要改變世界的夢想吧,很少人會去做一些像蓋茨,馬雲,喬布斯做的事吧。看看吧,我們的大學是怎麼過的,在考研中度過,在準備出國中度過,在無聊中玩手機玩遊戲中度過,我們去圖書館不是好好看書,而是複習考研雅思托福…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功利,如此趨之如騖,我們為什麼不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為什麼不好好思考,把自己的大腦好好運用,好好運作。

應該有一個很偉大的夢想,不要怕別人嘲笑,再次好好把握大學時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一家之言而已


我認為是理想主義。

太巧了。今天從《戰火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講座回來。

作者,譯者,當年西南聯大校友在。太神奇了。

一直不能忘記那一句:「聞一多明明可以不用死。如果他願意少說幾句。「

而他不願意。他寧願為言論自由而死。

太震撼了。尤其是在2013年,聽人講這個故事。

多年前,拍照那個人還是少年,他在圖書館讀到英文版《戰火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廢寢忘食辭掉工作開始翻譯成中文。很多很多年之後,經歷種種波折,終於中文簡體版發行。很多很多年,而我居然剛剛好坐他們後面,聽作者講故事,看譯者拍照,聽聞一多為自由而死。

當年19歲入西南聯大,戰火中的大學,講當年的熱血、軍閥、奮鬥、希望。講自由和希望。91,92歲老人家居然是當年的上下鋪 那些歷史,那些故事,那些文人浪漫詩句,那些為了理想而死的人們,好像時間凝固回到過去。 等我老去那一天,能不能也站起來,講一個超贊的故事?


若是把當今國內最有名望的大師學者湊起來,也同樣會有西南聯大的效應。關鍵是這樣做就不公平。


清華首任校長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乃有大師之謂也。」抗戰時期雖然條件艱苦,但西南聯大彙集了北大、清華、南開的專家、學者甚至大師級人物,好的老師才能培養出優秀人才。


在那樣的日子裡,儘管條件艱苦,但是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潛力,並且在那樣的年代,更多的人想要變得強大了從而進行反抗~


因為沒有思想上的大一統,戰亂時代,沒人管你。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全國精英集中於此。現在的清華北大亦不能比。況且戰事緊迫,政府對於學界自然放鬆的很。說什麼人才輩出也是醉了,人才集中也就是了。整體水平也難堪大國標準,在國際上有知名度的就那麼幾個



沈從文出國訪問,專門研究西南聯大的漢學家問他:「為什麼當時條件那麼苦,環境那麼差,聯大8年出的人才,卻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總和?」沈從文回答兩個字:「自由」


理工科不了解,單說文科。

學生以為,他們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者說身上還有種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遺韻,是以格局不可謂不大;

文化傳承與民族興亡的重擔主動扛在肩頭,一腔存亡絕續的情懷驅動,或筆立國魂,或抗聲疾走,是以成就不可謂不大;

又是時值亂世,政局飄蕩,出仕無望,遂轉而深究於學問,是以所得不可謂不大——中國自古亂世出英才,多為此故,不唯斯時也。

如此風氣之下,一時北平人文薈萃,師生相互砥礪,雖各有所宗,無不以學有所用為念;政府雖專斷,卻對知識分子存了幾分體面,不至招來揮去動輒笞仆。

諸如此類,民國雖亂,卻有曙光,若無此後抗戰八年之痛,此一輩亂世所孕育之人才當能開盛世之基。今日之嘆,豈非有所思故爾。


聯大時期,浪漫、古典、理想、學術自由應當可以概括其精神

如今的雲南師範,在剛毅堅卓的校訓下面,貼滿了國考指導、公務員面試的廣告。功利取代了學術。

今天在聯大走了一圈,感覺自己從來沒上過真正的大學。

民國之後無中華,聯大之後無大學,文革之後無教育。


「重要的是,師生患難與共,但沒有腹背受敵。」 錢端升。


最近看了西南聯大行思錄,看到裡面的教學稍微介紹一些情況。

第一,學習的教材都是從國外翻印,直接對接當時的上海商務印書館。而課程的設置也是參考國外的,基本國外國內開的課程很接近。

第二,強調基礎課程,大一不分院系。無論什麼專業都必修幾門課程。如大一必修國文課以及一門外語;文科的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其中王希季先生學的是機械工程,但國文、英文、微積分、化學、經濟學、社會學都是必修,如果其中一門不及格,必須重讀直至合格才可以繼續學後面的課程。

第三,選課自由,轉系自由。必修課少,選修自由度大。註冊專業時教授會推薦幾門課程,那就基本作為必修,其他課程根據愛好選擇。

第四,教授治校,教授按自己的理解講課。當時的校長是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主要主持工作的是梅貽琦,而梅貽琦先生治校比較符合無為之治,大事都是教授討論決定。而在教授講課時,基本教授想到什麼就講什麼。例如王力教授語音課,用客家話念唐詩,因為客家話和唐代的語音比較相近,比普通話更為押韻。吳宓的英國文學史,就是比較中外文學,19世紀的英文就必須用19世紀中國的中文來翻譯。

上面其實是根據西南聯大行思錄的一部分歸納,肯定不齊全,因為主要這書不是講學校教學,而且上面都總結的比我好,不過我是從這本書才開始愛上這個永遠不會再見的學校,所以總結一些並向大家推薦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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