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從《悲慘世界》到《九三年》雨果對情與法觀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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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最相似的地方說，作為執法者，沙威探長和西穆爾登都選擇了自殺，但是沙威自殺前選擇了放走了冉阿讓，選擇了「情」。而西穆爾登選擇了處死郭文，選擇了「法」。如何看待作者維克多雨果的這種思想的變化？

《九三年》的三位主角有如三面神，老爵爺朗德納克代表傳統，對舊時代的守護；青年將軍郭萬代表人道主義，革命與新時代的憧憬；而作為出身於教士的人民代表，西穆爾丹夾在兩者之間，矛盾而搖擺一直是他的思想主題，作為與另外兩位皆有密切關係的人，出身於舊時代，投向了革命，其實也是新舊時代衝擊與矛盾的縮影。有趣的是三面神式的設置，在書中不止一處，在羅伯斯庇爾，丹東與馬拉的論辯中也有體現。

然而，西穆爾丹並不是題主所設想的那樣，是雨果在本書中的思想代表，年輕的郭萬才是，全書的最後一句話也有所點明，郭萬與西穆爾丹「一個靈魂的光芒與另一個靈魂的陰影糾纏在一起」。雨果花費了不少篇幅，記敘了郭萬在臨行前夢想到的那個理想國度，那個充滿了人道主義，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人間天堂，無疑也是雨果對自己政治理想的敘述。

然而，夢想無法與現實匹敵，最終，西穆爾丹親手殺死了愛徒，大革命也把人道推上了斷頭台，之後如同西穆爾丹一樣摧毀了自己。混亂的浪潮中，拿破崙取代了大革命的夢想，夢想破滅的貝多芬撕碎了《英雄交響樂》的樂譜---從這一點看，郭萬這個集智慧與人道，堅決與仁慈於一身的角色，何嘗又不是雨果對大革命，對英雄的夢想的濃縮，作為與野心勃勃的波拿巴的對照，或者說殘酷現實的對照，而塑造出來的完美人格呢？

雨果早年是君主制的擁護者，後來又傾向於共和制，到晚年對這種非此則彼的對決開始看化：保皇派也好，共和派也好，只要決心去拯救孩子（人道主義），就是救贖了自己。所以說，沙威放走了冉阿讓，郭萬放走了朗德納克，都是雨果心中人格的閃耀與升華，都是雨果認為「情」高於法的思想體現。區別在於，郭萬並非死於自戕，而是死於恩師的斷頭台，死於新舊時代的矛盾與交鋒，在這個波濤洶湧的歷史背景下，顯得更加悲痛與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