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為什麼很少有像歐洲石制教堂宮殿這樣高大宏偉的建築?


最初答案里有兩段是評論古羅馬歐洲近代建築的,但是裡面不管說的好話還是壞話都惹來人到評論里開始撕甚至出口成臟,想想還是全部刪掉吧,這個答案只談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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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楊絳先生去世,網路上沸沸揚揚,作為對比,一個半月前古建築學家楊鴻勛老先生過世,走的悄無聲息。目前網上最流行的北魏永寧寺塔的復原方案,就是楊老先生提出的,加上今天剛好看到這個問題,幾個票數高的答案踩東亞木構和中國磚石技術踩的有點過分了。所以本人雖然水平極其有限,但還是決定強答,羅列一下歷史上存在過的東亞高/大古建築。這裡寫成 高/大 而不是 高大,因為東亞古代建築技術確實很難修的既高又大,但也絕不是只能修出應縣木塔或者故宮太和殿這種小玩意兒的。

一. 北魏永寧寺塔

首先肯定是北魏洛陽城的永寧寺塔了,現存部分記載如下:

《洛陽伽藍記 卷一》與此塔有關部分全部摘抄如下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

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斛。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牎,並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

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

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東萊郡來雲︰「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挾,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最後一句與塔無關,只是534年塔倒,同年北魏正式分裂為東西魏,悲催的巧合,所以順便複製了這一句。

《水經注 穀水》

「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剎靈圖,未有若斯之構。」

《魏書 釋老志》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

按《洛陽伽藍記》記載塔高330+米,必然不可能。而《魏書》和《水經注》里的記載相去不多,數字也看上去比較合理。楊老的復原方案是根據水經註記載以及洛陽漢魏故城永寧寺塔塔基遺址來計算的。現存遺址邊長38.2米,14北魏丈按較小的北魏尺計算約39米,差別極小。據此楊老得到塔高 38.2 / 14 * 49 = 133.7米,加塔剎147米。這個高度當然存在爭議,比如懷疑這個地基到底是不是永寧寺塔的地基。但是考慮到這個地基內柱網密布,我個人覺得不太像殿堂的遺址,應該就是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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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40米見方的塔基能不能對應到130+米的塔,可以參考現存的建築。應縣木塔底層直徑只有30米,而且第一層明顯比上面大一圈。另外永寧寺塔可能只有高處幾層是純木構,下面應該是土木結構加木構的走道和塔檐。中國南方現存有大量的這種磚木混合塔,塔心是磚石結構,外面建一圈木構,比如北宋的贛州信豐大勝寺塔,南宋的常熟崇教興福寺塔。兩塔都60+米和應縣木塔等高,但是在中國知名度應該都是0。那麼現存的幾座80+米同樣知名度為0的磚石塔底層直徑多少呢?大概24~25米。所以一個底座40米見方的土木混合非純木構塔,130+米完全是可能的。而東亞歷史上存在過的80~100米的純木構塔,塔基和塔高大概也都是類似比例,發掘出的塔基直徑都在30~40米。

另外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的不靠譜記載,似乎印證了很多答案里「古人的記載不靠譜」的這類說法。但考慮到楊衒之文官出身,數據不準可以理解。中國畢竟距離兩河和埃及太遠,科技樹攀歪了沒有像希臘那樣產生嚴密的邏輯推理為近代落後埋下了根源,這一點很可惜。但是污衊古代中國人數都數不對就有點過分了。中國古人的計算能力是非常強的,從南朝宋的祖沖之把圓周率算到小數點後7位,到明朝朱載堉把2的12次方算到小數點後25位奠定今天音樂理論的基礎,computing也算中國人的種族天賦之一了,不輸種菜。甚至有個答案說什麼中國的工匠字都未必認得,更是荒唐。《營造法式》第一段里就說「共工命於舜日,大匠始於漢朝。各有司存,按為功緒。」歷朝歷代有無數宇文愷李誡這樣的文理工全才,而他們的作品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數學在裡面。比如東亞最早的兩座木構之一的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很可能是以當時的0.75高麗尺為基本單位設計的,五層面闊分別是24,21,18,15,12。一群已經不知道名字的新羅日本工匠設計並且最終把成百上千的小木頭零件嚴絲合縫的拼起一座30多米高的塔站了1400多年。

二. 東亞歷史上的木塔

今天現存的東亞木塔,最出名的應該是以下三座: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中國唯一現存的古代純木塔,也是現存東亞最高最大的樓閣建築,67米;

上面提到的奈良法隆寺五重塔,東亞最早的木構,31米;

京都教王護國寺(東寺)五重塔,日本現存最高最大木塔,55米。

而東亞歷史上大興土木的一千年,大概從6世紀到16世紀。中國偏早一些,大概在北朝後期到元以前。日本堅持的時間長些,從相當於隋末唐初的奈良時代一直修到明末。

1.新羅皇龍寺九重塔

新羅黃龍寺644年完工。下圖是今天韓國慶州皇龍寺遺址的九重塔復原模型。現在通行的說法是塔高約80米。完全不懂韓文,不知道這個高度是怎麼得出來的。今天的朝鮮韓國運氣很不好,沒有元代以前的木構建築保存下來。再比如前幾年燒毀的崇禮門,時間上只是明初建築但在半島是能排進前10名的。不過歷史上還是有過大體量建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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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唐長安城大莊嚴寺大總持寺雙塔

今天仍留存有唐代多首題目類似的關於登雙塔的詩,比如:

張九齡《登總持寺閣》

孟浩然《登總持寺浮圖》

宋之問《奉和聖制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岑參 《登總持閣》

而關於雙塔的記載,尤其是體量記載比較詳細的,是元代駱天驤在宋《長安志》基礎上編寫修訂的《類編長安志》:

大莊嚴寺:「在永陽坊。隋初,置宇文氏別館於此坊,仁壽三年,文帝為獻後立為禪定寺。宇文愷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勢低下,乃奏於此寺建木浮圖,崇三百二十尺(案:宋志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業七年成。武德元年,改為莊嚴寺。「天下迦蘭之盛,莫與為此」。寺內有佛牙,長三寸,宋時沙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豫章王暕自揚州持入京,隋文令置此寺。大中六年,改聖壽寺。」

大總持寺:「在永陽坊。隋大業三年,煬帝為文帝所立,初名大禪定寺,寺內製度與莊嚴寺正同。武德元年,改為總持寺。莊嚴、總持,即隋文、獻後宮中之號也。寺中常貢梨花蜜。景龍文館記曰:』隋文自立法號,稱總持,呼蕭後為莊嚴,因此名寺『。」

其中大莊嚴寺和塔先修成(塔隋大業七年落成,611),總持寺和塔後建(塔建成時間沒找到)。現存的唐·韋述著《兩京新記》殘本中記載:「高下與東浮圖不異。」成書於初唐的《續高僧傳·曇遷傳》記載: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煬帝「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可見兩塔體量甚至形制應該都差不多,底座周長120步,高320或330尺。秦漢以6尺為步,隋唐以5尺為步。隋文帝時公布的隋尺標準在29.5cm,唐尺大概在30cm左右,按日本保存下來的一些唐代尺子,可能為30.33cm。以此算一步大概在147~150cm,所以底座周長120步約176~180米。而2004年對對唐長安城西南隅遺址進行勘探時,在按記載屬於大莊嚴寺舊址的地區內發現一處45米見方的夯土基址,應該就是120步周長的大莊嚴寺塔底座了,同記載十分吻合。所以高度應該在320 * 29.5cm = 94.4米 到 330 * 30.33cm = 100米的範圍內。只是記載的高度不確定是否包含塔剎。

我在最後會單獨列一下所有這些巨構是如何短命的。而在其中大莊嚴寺塔可能是唯一特例,有可能存在了500年以上。另外沒有任何關於兩塔的繪畫流傳下來,我也沒見過國內有對兩塔形制外觀提出過復原方案,所以無圖可上。

3.日本諸塔

中國歷史上木塔磚石塔並重,後期更是主修磚石塔。而日本才是東亞修純木塔的主力。不過日本木塔雖會做出每層的平台和勾欄,但一般都不能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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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一個對比圖。左邊是31米法隆寺五重塔,左三是55米東寺五重塔。右面五座今天皆已不存,是日本人的復原方案。

左亖為建於741年的60米的上野國分寺,下圖右側塔為國分寺塔復原模型,左側為著名的奈良元興寺極樂坊5.5米高的五重塔模型。奈良海龍王寺也存有一個4米高的五重塔模型。二者皆為奈良時代大概相當於盛唐時所作。後者製作出了斗拱細節而元興寺小塔則是包含內外所有結構細節的一座完整模型,因此經常被參考來進行木塔復原。國分寺塔復原方案就是將元興寺塔放大10倍,底邊長達到33尺符合遺存塔基的大小,然後又加上額外兩層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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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三81米京都法聖寺八角九重塔,建於1083年,1208年落雷燒失,1217年重建。在日本歷史上八角塔和九重塔都不多見,這個塔兩者結合更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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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右為日本歷史上最高古建,109米的京都相國寺七重大塔。室町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所建,1394年落成。有記載高360尺,今天復原應該是按這個高度來的。雖然高,但復原外觀就是普通七重塔的樣子與前面國分寺塔無異,不貼圖了。

右二和右亖是不同的奈良東大寺七重塔復原方案。今天的東大寺基本是日本游必去景點之一,但是已經沒有塔留存。按《東大寺要録》,753年東西雙塔落成,高皆為23丈有餘,塔剎8丈,總高約94米。但是也有70米高的復原方案,就是右亖那種,認為23丈就是包含塔剎的總高了。右二的99米復原方案又是把元興寺小塔按考古發掘出的17米底層邊長放大,然後加到7層得來。這個演算法塔剎有8丈6尺約26米,我個人感覺太誇張了。另外把元興寺小塔放大到這個程度,有些部件已經大的比例失調了。右二的復原方案應該是不靠譜的。下圖是奈良時代東大寺復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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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上比現在第一塔東寺五重塔高的還有其他幾座,我知道的也不全,不多列舉了。

4.其它歷史記載中語焉不詳的中國古塔

平城永寧寺七重塔

洛陽永寧寺塔那段中引用的《水經注 穀水》部分有這麼一句話:」取法代都七級「。所以北魏舊都平城本就有一座永寧寺,寺里也有一座塔。關於這座塔的其他記載

《水經注 ?水》

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其制甚妙,工在寡雙。

《魏書 釋老志》

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

可惜這裡高度又是「三百餘尺」,兩座唐塔,下面要說的北宋塔,全部是「三百餘尺」,所以也難怪很多記載讓人難以相信。另外《魏書 釋老志》里還有一處有意思的記載

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

這裡提到的五座石窟,就是今天大同雲岡大名鼎鼎的曇曜五窟了。石窟要存留下來就容易的多,所以我們知道曇曜五窟里最高的造像是17米,那麼這段記載中的一尺也就是 17 / 70 = 24.3 cm。而魏-晉-南朝尺一直沿襲秦漢舊制六尺為步,一尺在24.2~24.5 cm,完全一致。所以也許北魏前中期還在用魏晉尺,也許魏收寫《魏書》的時候東抄一段西抄一段,而曇曜五窟那段記載是從南朝的某本書抄的,不知道有沒有專業人士研究過。不過24 cm * 300+ = 70+ m,看上去就非常合理了。另外洛陽九級永寧寺塔如果真有一百三四十米,平城七級永寧寺塔按北朝隋唐尺算有 30 cm * 300+ = 90 ~ 100 m 也不是不可能。當然了,這座塔基址應該是還沒找到或者沒挖出來,記載又少,唯一可以確定的也就是它肯定曾經存在過了。

已經提到多個中國古代七級塔了,都沒有圖,所以發個五代的敦煌榆林窟33窟的七重塔湊下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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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開封開寶寺十一重塔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端拱二年八月 (宋太宗989年)。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逾八年。癸亥工畢,巨麗精巧,近代所無也。知制誥田錫嘗上疏諫,其言有切直者,則曰:『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上亦不怒。

歐陽修《歸田錄》中的段子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皓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皓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上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唯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越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是也。

喻皓為北宋初著名工匠,可惜《木經》早已散軼,僅在《夢溪筆談》中錄得隻言片語。南宋楊仲良的《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中的記載直接來自北南宋之交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如果記載屬實就又是一座100~120米的巨塔。但是我個人對文人記載的「三百尺」這種數據的準確度實在沒什麼信心。今天著名的開封鐵塔就是這座開寶寺十一層塔燒失之後重建的,現存地上部分高約56米。由於北宋都城已被埋在今天開封市底下近10米的位置,作為其前身的十一重木塔的地基也已深埋底下,今天也難以通過地基來間接推測塔的體量了。

二. 東亞歷史上的殿堂巨構

====未完待填坑====


要討論中西方建築的對比問題,我們首先可以從一個淺顯的詞入手:數量。

數量這個詞,恰好可以被分為兩個單字,用在中西方建築對比的問題上很恰當。當要求建造一個使用功能複雜,體量龐大的建築時,中國的匠作們更注重增加,也就是類似的小型建築單體,多造一些,水平鋪開,貼著地面向四方延伸;西方的建築師更注重增加,也就是體量。或水平,或垂直生長,一個單體往往尺度很大。而這個答案要說明白的問題,即是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

為了更加具體的描述這種差異性,我們先引用幾個建築來說明。

1.巴黎聖母院和應縣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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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的鐘塔高度大約是68米,是歐洲哥特時期教堂的代表建築之一,但不是最高大的。中國現在遺留下來的木構建築中,最高的是應縣木塔,高度是67米,但是巴黎聖母院載體量上的優勢仍然明顯,因為它還有120米左右的進深。應縣木塔是我國現存木構建築中體量最大的,和巴黎聖母院這樣一般高的教堂放在一起,仍顯得體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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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尼斯總督府和恭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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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總督府仍然是一座哥特時期的建築,作為一座府邸,建築在高度上的體量擴展不多,但是相應的在面寬上,仍然是靠增加體量來擴展功能,我們來對比一下同樣階級立場的恭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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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類似的小型建築單體,多造一些,水平鋪開,貼著地面向四方延伸。

3.盧浮宮和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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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浮宮經常被用來和故宮對比,因為它們代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相對於主教堂,盧浮宮作為一個宮廷建築在體量上是很溫和的,在歐洲,一旦建築不涉及到宗教和神權,它的尺度就會趨於正常,比如威尼斯總督府和盧浮宮。盧浮宮總體只有3層,但是水平方向鋪開,體量很大,容納了所有的功能。

和我們國家同等階級地位的紫禁城在增量方式上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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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恭王府一樣,外觀類似的小型建築單體,多造一些,水平鋪開,貼著地面向四方延伸。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西方是增加量,而我國是增加數呢?

我們逐一分析。

首先得回答為什麼西方建築增加體量。

四個主要原因:

第一,大體量可以產生紀念性(神性)。高大的體量,尤其是高大單純的幾何形體,會產生很特殊的「場」,這種「場」產生於人的理性對自然界和人造物間無序和有序的區分,這樣的特性早在古王國時期的埃及就被發現,金字塔的演化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提取人造物的特徵後,逐漸純粹的過程。古埃及建築文化傳入地中海,紀念性建築巨大的體量對人類產生的壓迫感和恐懼感,也逐漸和當地文化融合,被賦予了「神」的特徵。

神話在古希臘文化中的重要性深刻地印在了聖地的各個神廟中,西方世界的封建時期和我們國家的不同在於,西方世界的教皇才是神的代言者,擁有最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登基還要到教皇那加冕才行,所以歐洲最隆重的建築就是教堂,教堂的功能有兩個,一是祭拜祈禱,二是掩埋骸骨,前者有關神明,後者有關亡靈,它們的相通之處在於都要求一個具有紀念性的場所。在空間塑造極其幼稚的年代,古埃及人的經驗就顯得尤為寶貴:紀念性來源於壓迫感,壓迫感來源於大尺度。而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是——如果你想讓建築顯得很大,那首先它必須要真的很大才行。

下圖是公元118年建造的萬神廟的內部空間,高度大概在43m左右,用尺度巨大的單一幾何形體表現紀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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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希臘人,羅馬人對建築空間的塑造顯然更為熟練,他們已經懂得用超乎人體的尺度來讓進入建築的人產生對未知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感很容易就變為對神明力量的崇拜,建築也因此擁有了神秘而崇高的氛圍。

第二,先進的施工工藝和理論。

古羅馬擁有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即火山多發,大量的火山灰沉積讓羅馬人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堅固的建築材料,他們順勢發明了混凝土技術。2000多年前,全世界都用泥土,木頭,石頭來建房子的時候,混凝土技術的應用讓羅馬人的建築水平大幅領先其它任何文明,上面萬神廟的穹頂就是用混凝土澆築的。事實上,如果沒有混凝土澆築技術,西方的教堂也不可能如此體量龐大。與此同時,歐氏幾何出現了,這也為更複雜的建築形體的出現創造了條件,羅馬人很早就會畫建築的平立剖和透視圖。和今天的施工圖別無二致。而我們國家不注重數理科學,就吃了大虧。

第三,中世紀以後建築結構的創新。

西方人在處理建築結構時的技術發展也使得大體量建築不斷出現。為什麼技術好了就要造的高大呢?看上去二者並沒有邏輯聯繫,但是如果結合第一個原因(追求紀念性)來看,建築技術的提高就可以說是教堂建築越來越高的一個主要原因。自從君士坦丁堡陷落以來,西歐建築技術的恢復和發展使得一種雙圓心尖矢券結構,也就是我們常見的,哥特式的尖頂盛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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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非常優美的結構形式,好處很多,主要是讓主教堂的結構變得輕盈,以往的教堂,都是用承重牆來支撐屋頂,經常看到建築的牆體有幾米厚,而哥特教堂的結構是一種框架式的,用柱子-骨架券體系來支撐屋頂,屋頂側推力由外圈的一圈大墩子承受,不影響建築本體,結構變輕了之後,建築高度繼續增加,哥特建築高聳入雲的體量就是這樣形成的。我們看到的大量哥特式教堂,都是用這種尖矢券的結構支撐的,比如巴黎聖母院,蘭斯主教堂,米蘭主教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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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主教堂

而在公元1453年,東羅馬帝國,也就是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其發明的帆拱——鼓座——穹頂的結構體系也傳入歐洲。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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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構形式是和哥特式教堂完全不同的形式,所以雖說都是所謂的石頭建築,但是結構手法是有天差地別的,這種結構體系在文藝復興時期,被建築師伯魯乃列斯基進行改造,結合哥特式的尖券,應用在佛羅倫薩主教堂穹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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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結構技術的不斷發展,新形式的教堂要造的比舊教堂高,才能凸顯新結構的優越性。到了聖彼得大教堂的時候,其尺度已經超越了我們國家所有建築能想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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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尺度,在我們國家是從沒有出現過的,哪怕是最大的麟德殿也沒有這麼巨大,因為這是神的尺度,是體現崇高感的方式。

第四,西歐環境條件不允許建築以群體組合的形式出現。中世紀之後的歐洲,沒有創造大量建築群的條件。因為西羅馬被日耳曼民族滅亡後,分裂成了一個一個的小領地,城市就那麼大,不可能為了一個建築群而浪費那麼多的土地,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民居也都是幾層的小樓,都是要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的。至於教堂,更不能造成建築群的形式。我也想像不出一個建築群形式的教堂是個什麼樣子。

紀念性的表達是內核,建築手段的豐富是外因,在前者的驅動下,不斷在技術上進行改進,造就了西方紀念性建築宏偉的體量。

再回答為什麼我國是增加數:

從一些實際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而不是單純的跟你說我們國家的文化就是這樣,因為文化,禮制上的內容,你知道的也不比我少,所以我只從實際使用的角度來談一下,增加數量比增加體量有哪些優勢。也會附帶一些禮制和文化的內容。

第一,我們沒有造高大建築的動機。西方的教堂別看100多米高,它只有一層,為的是凸顯神性,是按著神的尺度設計的。我們不必要這樣,因為和西方不同,我們沒有要崇拜的神,我們總是祭天,但是這個天,不代表一個具體的偶像,和耶穌不一樣。我們有些泛神論的意思。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沒有慾望,也沒有能力去造一個能容納天的建築,要祭天怎麼辦?

答:最好的紀念碑就是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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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我們的老祖宗是非常有智慧的,西方人的思維很直,我崇拜上帝,就要造一個接近上帝尺度的房子,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祭天,就造一個小建築來襯托天的廣闊。西方人造房子的智慧體現在技術上,我們的智慧體現在哲學上。把天空變成了建築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的建築和自然的關係——天人合一。西方是和自然搞對立,是意欲征服自然,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發現我們無法征服自然,我們要融入自然。我們的建築和自然環境的關係一向是很和諧的。

所以如果把天空也作為一個參照物的話,那我們的建築格局可是要大很多了,因為房子造的再大也是有限的,但是天空卻沒有盡頭。

拋去宗教建築,其他的建築也沒必要造得高大。最有潛力造得高大的是宮殿,我們國家的封建社會是君主專制,沒有教皇,皇帝最大。所以皇帝是最有造高大建築的動機的。

但是,古代沒有電梯,不管蓋幾層,都是要爬樓梯,多層建築在便捷性上不如單層的建築好用,我們最不缺的就是國土資源。而且造一個二層的建築,也要比造兩個單層建築更貴,更麻煩,不接地氣。而且而且,多層的建築無論召集百官開會,還是做各種文體活動,都不方便。所以單純為了求高,造一個很多層的宮殿是不划算的。

那麼為什麼不像西方教堂那樣,讓宮殿也是一層,然後增加層高呢?

把單層建築做的很高,是很浪費材料的,所以首先你要有一個把單層建築做的很高的理由,這個理由一定是為了達到某種場所感,或者說空間效果,教堂為了凸顯紀念性,做的很高,空間很神秘壓抑,但是政治場所和紀念場所是不同的。行政場所更需要一個適度嚴肅的氛圍。最後,我們的房屋形式也是橫向的構圖,如果單純的把牆加高,這個審美的感覺也被破壞了。比如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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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會失調,就不和諧了,也不天人合一了,這是不行的。

第二.風水及禮教之制。受到風水學說的影響,即便是皇帝,也得遵守傳統的禮教之制,我們的文化講究風水,建築也不例外,所謂「百尺為形」,就是說建築要符合人的尺度,不能太大,這一點在很多古建築上都有體現,在此不作累述。同時,我們建築在開間數,斗拱跳數,屋頂形式,甚至彩畫式樣都是分等級的,不能亂造。皇帝之下,沒人敢於僭越,造一個比皇家建築還高大宏偉的房子。所以民間也沒有大房子。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我們的建築是給人用的,西方的教堂是給神用的,意義不同。我國古代的皇家建築,也很宏偉,但是這個宏偉大多是指群體規模,至於建築單體,相對西方的教堂,就相當的謙虛了。

第三.受儒家思想影響,建築藝術在我國地位不高。

梁思成先生曾在《中國建築史》中感慨:

「古代統治階級崇尚儉德......故以建築為勞民害農之事......而宮館、台榭、第宅、園林、則抑為君王驕奢,臣民侈僭之徵兆。古史記載或不美其事.......遂使建築活動以節約單純為是......匠作之活躍進展,乃受若干影響。」

我國古代建築學地位不高,是早在孔子的年代就定了基調的。

《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孔子:「君子不器。」

這對建築的影響太大了。

儒學認為君子應該求普世之道,不能只滿足於學幾門手藝,其實是追求一種很偏執的精英文化,讀書人就應該以當官從政為志向,否則就是」虛負凌雲萬丈才,一身襟袍未曾開「,等於白活了。不只是建築方面,這種思維方式使得除了當官以外的所有職業都沒法獲得前者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地位。比如去南陽看武侯祠和張衡墓的規模,就知道在古代中國,出世從政,成就功名比起其他職業有多麽大的優越性了。

中國建築「安於新陳代謝之理」,一直沿用木材,沒有像世界其他民族那樣發展石建築,也是受儒家思想影響。這個結論可以一直推到商周時期。永恆是古代全世界民族都渴求的話題,但中國人顯然不這麼看,這個思想意識早在3000年前便已經紮根了,《易經》告訴我們沒有永恆的事物,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本身,這是異於世界其他民族的哲學觀念,更強調此岸,而非彼岸,所以導致了我們民族對待建築就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能滿足今天的需要就好,其他的學科也是如此。

這樣的實用主義思維,建築的身份,就只能是一個工匠活計,所以我們的建築自秦漢以來3000年不變,只發生過一些細節的變化。地位不高,不被重視,也就難言發展了。

第四.建築材料和技術的限制。在技術上,木頭想要實現比混凝土還大的跨度是很難的,我們的建築開間都不大,就是因為木材的強度不夠。唐朝是我國巨大建築井噴的時期,實在是和國力強盛有莫大的關係。唐朝以後,我們的社會整體走了下坡路,皇帝往往都沒錢,有的時候也不是不想造大,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到了明朝,材料來源也成了問題,前朝把巨木都砍光了,巨大的木料已經很難找到了,後來的宮殿,所用的柱子都是小木料拼起來的,也就徹底喪失了做大做強的機會。

技術的限制還包括科學水平的落後,我們的物理學,數學都沒有足夠的發展,工匠也不懂透視法,而且工匠的文化水平低,大多都不識字,識字的士大夫又大多不懂建築,所以我們很少有建築理論著作問世。(想想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琪羅,拉斐爾,伯魯乃列斯基,貝尼尼,達芬奇,太多的全才,他們推動了西歐建築科學的飛速發展。)千百年來,都使用同一種建築形式,未曾求變。

所以在通往大體量的道路上,我們的理論發展和技術發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約,建築單體不如西方建築高大宏偉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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