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沒能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權?

01-16

是否能從民族文化、心理、歷史環境等角度給出答案？能形成政教合一的因素有哪些，中國又具有怎麼樣的自身特色是那些政教合一政權所沒有的？

一直就是。

宗教是什麼，明確下。就是一套系統化，組織化，群眾化的文化體系。有神是，無神也是。西方信上帝，東方信聖人。宗教本意就是正統教化。這個文化體系是有用的，就是確定社會秩序。法律秩序之外就是宗教秩序，以規訓社會行為。它只能被取代，不可能被消滅。

這些宗教秩序，誰規定？西方訴諸上帝，東方訴諸聖人，祖宗。無論有神還是無神，終究需要個權威。

政教合一形成，需要大一統國家的中央集權。基督教成了羅馬國教，就是合一了。阿拉伯帝國歷任哈里發，都是真主在人間的代表，合一了。中國則是聖人之教，帝王獨尊儒術，統一思想。儒家直接被指定為官僚行政資格的考試標準。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麼呢？

應該說中國的政教合一比歐洲更強大。羅馬帝國崩潰，教權獨立。而中國的儒家權威，一直掌握在帝王之手，乃至離開帝王加持不能存活。還有比此更政教合一的么？

金融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轉一篇文章。

周朝的宗教變革——上帝轉化為無人格的「天

中國的史學界一般認為，周朝相比殷代，在文化上有一個根本的變化。特別是對待鬼神的態度，殷人是「殘民事神」，周朝是「敬天保民」。有人相信商周之間發生了一場「禮製革命」，商代的祭祀傳統被改變。這一點從宗教的觀點來看是毫無疑問的，殷代的神學在周朝遭到徹底地改革。但是，從世俗角度來看，周朝的祭祀活動，無論從範圍，奢靡程度，祭祀的頻繁程度，以人祭祀的殘忍度來看一點都不比殷商遜色。

周公宗教改革的出發點完全是出於世俗的統治要求。公元前的1028年，武王伐紂，以小勝大，獲得統治權。周原來是殷的屬國，居岐山之下，地僅數十里，人口稀少，文化落後。因此鞏固自己的統治成為最迫切政治目標。這場宗教變革，是一場世俗的政治權力支配宗教勢力的典範。相比顓頊只是派出自己的代表去主管宗教事物，殷商人則宣稱自己的祖先和上天相通，周公則是徹底修改宗教的神學教義，通過對於天神的重新定義，確定新的人神關係，結果是把自己變成天子、神在人間的代表，不但鞏固了自己的世俗權力，還成為宗教膜拜的對象。

1）上帝人格的消失

殷人的至上神，也就是漢語裡面最初意義上的上帝，按照殷人的神學，是宇宙的主宰。一種說法上帝是殷王祖先在天上的映像，另一種說法是由於殷王的祖先死後能夠在上天和上帝溝通，得到上帝對於人間的旨意，從而使得現世的殷王的統治權力具有了神授的權威，因此具有合法性。毫無疑問的，這樣的神學對於周公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認可這樣的神學就意味著自己是個反賊。可以想像，如何去掉上帝和殷王先祖之間的關聯是周公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第一步。

在周朝關於上帝的一系列的名稱出現了：上帝，皇上帝，皇天上帝，皇天王等名稱出現在商朝不同時期的青銅器上，最後「天」的稱呼越來越多，逐漸成為最高的神，取代了殷人至上神的地位。這絕不是偶然出現的，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宗教變革的開始。民間宗教傳統具有的延續性使得周民確實保留了商人敬拜至高上帝的宗教情懷，因此在周人宗教意識中，「天」的概念漸漸形成並有取代「帝」字的傾向，成為人們在指稱那位至高上帝時更多使用的一個字。在《西周金文》中，以「天」為上帝的用法出現了十七次，以「帝」為上帝的用法出現了四次；在《詩經》中，以「天」為上帝的用法出現了一一八次，以「帝」為上帝的用法四十三次；在書經中，在十二篇周代文獻中，「天」出現一一六次，而「帝」只出現二十五次。

在名稱的變化的過程中，至上神的人格逐漸消失了，只留下位格，變成了一片混沌的「天」。在功能上，不再直接掌管日月星辰的運動，而是成為了一種能夠支配萬物的規律和人類命運的更高級的神。顯得具有更高的涵蓋性、更高抽象和概括性。由於在人格上逐漸的模糊，因此留給人的印象就是在冥冥之中，顯得更神秘，更玄妙，更加高深莫測。中國的一些學者認為上帝人格的消失，上帝觀念的轉變代表了周朝人對於自然存在的天象規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因而意味著中國人在那個時代開始就對自然有出超神話的認識，而有某種程度上的更加接近科學的精神。

但是不幸的是事實剛好相反。沒有人格的神讓人類的理性無從發展，從而阻礙人類理性的成長。在任何宗教裡面，對於神的性質的探求實際上就是對於自然某個方面性質的探求。一個不具備具體形象的神，思維就沒落腳點，只能讓人類理性停留在玄學的階段。因為形象思維是人類理性初級階段的特徵。學會對於自然界、自然現象的分類，根據自身積累的經驗和觀察知道不同的自然現象由不同的神靈掌管是人類理性成長的第一步。把上面說的「神靈」換成「規律」，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自然的科學表述，也就是人類幾千年的文明進步發展的全部成果。近代出現的神學領域讓位於科學，的確體現了人類理性的進步，但是把人格神變為位格神，在觀念上由清晰到模糊，由確切指向到泛指造成對象的模糊，在理性上來說毫無疑問是個倒退。

對於這個問題其實宗教學研究裡面也早有共識，那就是人格神的出現是巫術和宗教的分界線。無人格的神是不會有宇宙創世的學說出現的，也沒有事迹語錄構成讓人們愛戴的英雄神話，不會有教誨和戒律，更不會有神啟道德的出現。不會讓人們讚美，也就不會讓人們思考神的神性質。總之無人格的神不會帶來宗教裡面神聖的東西的出現，只能停留在玄學的領域，讓人捉摸不定，無從想像無法把握。所有的功能就是一個：為君授權。甚至連授權以後幹什麼都不管。（像極了現在的人大圖章）非常符合巫術的實用性的特徵。

我們看看從古埃及神話開始直到現代基督教裡面對於神性的探索過程，這種力圖在尋找人格形象鮮明的神背後隱藏的神秘性質的嘗試，擴展到對於上帝的性質，進而對一般存在性質的探索和思考一直都是形而上學本體論的主題，人類理性成長的素材。西方哲學史裡面那段長達幾百年被稱為經院哲學的階段，對於人類理性的成長並不是徒勞無益的。

拋開神學意義層面上的差別不說，就思維方式來說，巫術是技術性的、實用性的；宗教是形而上的，是要追蹤溯源窮極問題根源的。我們馬上就要看見，巫術的這個特色在中國人身上表現的是多麼的鮮明。這個世俗權力干預宗教發展的進程造成的結果，至今大部分中國人尚渾然不知，更不要說有什麼深刻的認識了。

巫術是建立在一種被歪曲了的，或者說是不在乎自然規律上面的技術體系，也是一套謬誤的指導行動的準則。它不是科學，因為它沒有科學的特徵，巫師們從來沒有試圖探索過他們這套體系的行為準則。只停留對偶然事件之間發生順序的規律的一種猜測性的陳述，從不思考他的活動所包含的抽象原理。巫師們也和其他絕大多數人一樣根本不會邏輯推理，也根本不了解其智力活動過程。僅僅滿足於偶然和巧合帶來的成功，因而就只停留在占卜打卦，招神驅鬼這些玄學領域。巫術始終只是一種技藝，不是宗教，更不可能是科學。人類理性在巫術面前得不到進步和發展，也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文明成果。

宗教所產生的社會意識和巫師的意識之間的差異是：一個社會裡面，宗教形成的觀念是公開的，鮮明的，要經受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和追溯，接受人類理性的檢驗，禁不起這樣質疑的觀念和推斷將被拋棄，經受得起考驗的觀念和價值觀留下來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巫術則不然。歷史上，巫術從來都是私人的秘密技巧，甚至在巫師圈子裡面都未曾形成共同的觀念，更談不上成為社會意識的組成部分。

周公的宗教改革的成果，就是把商朝的神學徹底變成巫術，把原來的宗教儀軌變成政治活動。當這樣的政治巫術性質甚濃的宗教成為國家宗教，就形成了絕無僅有的律法崇拜的宗教，馬克思韋伯稱之為律法宗教。這樣的宗教不關心宇宙和人生問題，任何的宇宙論和人生的終極意義都不在這個宗教的神學範圍之內，這樣的宗教關注的只有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這樣的宗教必定是工具性質的，而且必定在終極價值方面留下巨大的空白。

儘管天已經成為沒有人格的神，周公卻自稱「天子」即「天之元子」，「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因此拜天等同於拜祖，直接把天當做祖先來祭拜，以至於很多學者都誤認為「天」是周人的氏族神。比殷商人更進一步，周公已經不滿足於讓自己的祖先「賓於帝」，而直接宣稱周人祖先后稷為華夏遠古時期的五帝之一的帝嚳的元妃所生，並且發明了莊稼的種植，因而被視為是「始祖配天」。周文王和武王因立國之功也成為在明堂中可以配天的祖宗。如此，中國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和帝王的天子身份就融合在一起。「天子」概念正式登場，成為中國人政治觀念的基礎。而祖先崇拜也因此成為中國人的傳統，變得愈髮根深蒂固。

周公所謂的「以德配天」的宗教倫理是影響後人最大的一個方面。在宗教上主導了宗教世俗化倫理化的發展方向，在思想史上，成為後來的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基礎。

公元前1041年，三叔姬鮮認為四弟周公姬旦「將不利於孺子」，也就是說懷疑四弟姬旦將要謀權篡位，於是聯合五弟姬度、八弟姬處、紂王之子武庚及部分對周朝有不滿情緒的東夷部落武裝，率先發難，對周公姬旦興兵聲討，聲勢浩大，史稱「管蔡之亂」或「三監之亂」。第二年，周公姬旦舉兵東征，平定叛亂。管叔、蔡叔兵敗，姬鮮被殺，姬度死於流放途中，姬處被廢為庶人。

我覺得這段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同一歷史時期出現的宗教變革。周公姬旦如果要在傳統的宗教裡面為自己平定「三監之亂」找到根據顯然是不可能的。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姬度姬處這些人的反叛很難說成是個人野心、陰謀篡位。按照儒家的說法，周文王是個大聖人，同是他教育出的孩子，如果武王周公也是聖人，老三老五老八卻是是野心家企圖陰謀篡位恐怕很難自圓其說。周公這種挾天子滅同袍兄弟的行為，上帝和祖先都是無法為其解說的。唯有道德的上面分出善惡才能使自己佔據輿論的高地。因此蔡叔、管叔、武庚的叛亂是邪惡的，是不合天意的。儘管我們是同姓兄弟，但我們不能讓這種邪惡的行為得逞，所以要東征，要去消滅這些邪惡的行。在周公的說法里「天命不僭」和「天命靡常」是一對矛盾，前者用於周朝，在政治形勢不穩固的時候，用這樣的信念來穩定信心。後者用於殷朝，用這句話來解釋殷朝的滅亡。其實周公的「天命不可信」才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真實的想法，宗教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

唯有把自己和夏商君王區別開才能讓天神的神學延續下去。周公採用的辦法是，在神學裡面引入「德」的概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夏桀商紂因為無德作惡因此才被上天革去了天命，拋棄了他們。至於民眾的感受到的「惠」，可以由君王代為呈現，不必直接勞煩天神。這樣的邏輯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眼前的現實利益，而不必關注神。

這就是周公感悟出來的政治現實和宗教的關係。宣稱自己有德，就等同於自己順應了天意，有了天命，回顧前面，推翻前世王朝是合法，也是天意的表現；向後展望，本朝的江山因天神眷顧而萬代永固。

在這個基礎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主張，主要有：第一，統治者要有德，做到：「明德修身」，「克俊有德」，「德裕乃身」「聿修闕德」「其德克明」「克明俊德」等等。第二統治者施政要「敬德保民」「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要像天為萬物之父母一樣，作萬民之父母。「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第三，對於臣民要「明德慎罰」，不能刑罰無度。第四，將宗法制度融入到宗教裡面。周公開始將父子兄弟之間血脈相通的至誠情感作為「孝」的依據,把「孝」稱為「天賜民彝」,把違反「孝」的行為當成是「元惡大憝」。據《孝經·聖治》載：「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周公改制之後的孝，「莫大於嚴父」，突出了父權思想，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嚴父莫大於配天」，所謂配天之祖即為天子，周天子便成為與國共敬之祖先。君權與孝道結合，即所謂「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義」也是民彝的一個重要內容，周公主張對殷人要根據「殷彝」定罪，「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把「義」作為對庶民的「訓俗」活動，則是「尊尊」的意思。《禮記·喪服》說：「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意思是說，仁是愛人，但最重要的是親愛自己的親人；義是適宜，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賢人。親愛自己的親人，其中還要有差別；尊重賢人，其中也要有等級。所謂禮就是由這裡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義」表示的是「尊尊」、「貴貴」、「尊賢」，是與「親親」相區別的道德範疇，「義」，反映的是階級關係與等級關係，是禮的重要內容。周公制禮，強化了「義」，後世所推崇的「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還有所謂「大義滅親」云云，都是「尊尊」高於「親親」，亦即階級關係、等級關係高於血緣關係的體現。總之，「義」成為中國古代社會道德教化的重要內容，是自周公開始的。

周公制禮作樂的基本精神在於「明君臣之義」、「明長幼之序」，向整個社會宣揚「貴賤不愆」的宗法等級觀念。《禮記·樂記》說：「禮也者，報也。」「報」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禮儀活動，施行「報」禮，其用意在於「報本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不忘其根，從而提倡孝道。西周重視「報禮」，強調「孝道」，把孝道作為德的一個重要部分，成為後世的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學說的來源。

從宗教的觀點來看，周公的「以德配天」使得宗教的另一個特徵也在周朝的宗教神學裡消失了，那就是宗教教義的絕對性。當神的性質可以由人根據自己的需要任意添加或刪減，神靈就變成人的奴僕。這個特點發展到極端就變成勝者為王后敗者賊，在沒有絕對標準的情況下，武力是最後的解決辦法，這個特徵也在中國歷史上得到充分的驗證。

在中國，道德是人強加給神的的，或者說「道德」是人根據需要貼在「天」上面的一個屬性，並非天本身就有。在中國，道德不是發源於宗教，不是來源於神的啟示和戒律，而是來自世俗的權力和得到世俗權力認可的現實學說，因此帶有極其強烈世俗功利性色彩，這又是中國人的極為特殊的一個地方。中國的思想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往天上增添屬性的歷史。後面將要看見，天性，天道，天理，將逐漸浮出水面，進入到中國人的思想中，關於天的猜想也成為中國思想史的主要內容。在這些關於天的思想裡面有些被按照現代學術觀點，歸納成宇宙論，本體論，人生論，認識論等等，成為我們的學術遺產。因為在周公以後，天就是中國人關於宇宙萬物和人類自身探討的時候唯一可以依靠終極歸宿，能夠找到的唯一的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範疇，是一切經驗知識的歸宿和一切對於世界的解釋的起源。探求、解釋天這個範疇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把我們的經驗和觀察連同臆想猜想對於天的各種解釋就生成了諸如陰陽，五行之類的次級範疇，成為我們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工具。正因為如此，諸如天道，天理這些的這些打著「天」字旗號的東西被認為來自最高的人類意識範疇，非常容易地就成為支配中國人行為的正統意識形態。

簡單說，中國在歷史上存在過政教合一的政權，商朝就是政教合一的，但是被淘汰了。

原因很簡單，

（1）宗教是一種思想，而思想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試想一下，全國的人思想都一樣，這意味著思想的桎梏，同時意味著內部結構的剛性，一旦遇到外來變化，這種思想建立的體系很容易崩潰。

（2）作為宗教的教權，一定會和代表行政權力的王權產生衝突

教權的體系的中堅是教士，而王權體系的中堅官僚，雙方都渴望擴張權力，必然產生衝突。即使是一個人，也存在一個選擇偏好問題。這是內部不穩定。

實際上，在西歐中東，這些搞政教合一的，幾乎都沒有長命王朝。全球唯一長命的就是西藏，但是西藏有特殊性，就是和其他地方的隔離太嚴重了。實際上，西藏自從搞政教合一之後，對外沒有擴張能力也沒有防禦能力，與唐時的吐蕃完全不一樣。

中國的政權在秦漢之後，一直強調王權，即行政統治能力。

簡單說，接受我的統治，可以不管你的思想，但是不接受我的統治，就消滅你。所以很多宗教都在中國能共存。

這種模式優於政教合一的模式，原因在於穩定和開放性並重，可以接受新的思想進行進化。

如果按照羅馬帝國的標準，從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統一的延續的政權；當然中國人的要求比較高，分出了若干個階段。

參考奧斯曼帝國的標準，奧斯曼帝國在西方的衝擊之下支離破碎，作為繼承者的土耳其正走向政教合一，在宗教的影響下，未來很可能會去工業化；而中國在西方衝擊之下，頑強地保持國家統一，現在完成工業化，未來也不可能逆工業化。這代表了兩種模式的區別。

人類的存在與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環境與氣候的大變化，獲取外部食物的艱難，隨時會死亡與滅絕的危險，人內心的恐懼感與尋求安全庇護，成為人類每天必須面對的問題，尋找一個可以消除內心的恐懼與尋求安全庇護的偉大力量，就是人類尋找【神】的過程，這個尋找過程在人類的內心一代又一代得沉澱下去，這就是人類這一生物有了自我的覺醒自我的意識。

尋找【神】的行動造就了人類的發展，壯大，以及後來的文明過程，是21世紀人類文明基石。哪有證據嗎？我們用考古學的成果說明一下，高廟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亞述文明，古赫梯文明，古印度文明。

【距今約7800年左右】，高廟遺址位於湖南洪江市，地處沅水北岸的一級台地上，，在揭示了高廟文化晚期的一處大型祭祀場所，出土了中國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裝飾有鳳鳥、獸面和八角星象等神像圖案的陶器。

【紅山文化年代經碳14測定約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體為5500年前。】紅山文化以遼河流域中支流西拉沐淪河、老哈河、大凌河為中心，分布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玉文化在紅山文化中處於研究核心地位。玉器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巫師是玉器的持有者；玉器不是當今人們普遍認識中的禮器，而是神器，是以玉祀神的時代產物。聞一多先生認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這種大蛇又被人們稱作龍，被黃帝部落奉為圖騰。紅山文化蛇形龍玉器，從興隆窪、查海遺址的玉玦，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遺址的玉龍，已經形成了一個系列，與黃帝部族契合。

【距今53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太湖流域，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據對有關遺址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700～5300年，先後延續達千年之久。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間有圓孔，外周有飾紋。《周禮》中記載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國古代有「天圓地方」之說。故玉琮被列入中國傳統的玉禮器「六器」之一。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後世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認為璧和琮象徵著天圓地方，為十分重要的祭祀禮儀用器。【神人紋玉琮王】是人面與獸面的複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圖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發達的宗教信仰體系。

這就證明了，尋找【神】崇拜【神】是人類發展的重要動力，讓人內心安全平靜，是人類有凝聚團結的關鍵因素，是有很強大的實用性，【神】的粉絲在史前古代社會可是100%的人類，遠遠超過了21世紀的任何明星，在史前古代可沒有什麼【無神論者】。這樣的證明，遠勝任何邏輯推理。

商人依靠戰車與青銅武器征服了中原地區，建立了神權國家，記住，商人是崇拜神的。商人的歷史與中國的古書上的黃帝時期很接近【沒說黃帝就是商人的祖先，相傳商的始祖契曾幫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於商】。

商人是崇拜神靈的。他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祭祀商人的神靈與祖先。商人的神靈與中原地區原住民部落的神靈與祖先形象不同。神靈的不同，就導致原住民對商人政權的認知不同，就會導致中原地區的不穩定。商人就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到處征戰。商人征戰的史料，在甲骨文中太多了。

另一方面，商人也重視意識形態的統一建設，就是把神靈的形象工程擴大化，包容更多的部落民族的神靈形象，一點青銅器紋飾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證明。商人青銅器紋飾表達了商人崇拜的神靈的形象，在商代青銅器就是祭祀神靈與祖先的。商人青銅器紋飾圖案，最早可以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彩陶紋飾中發現，現在有學者認定夏家店下層文化就是商文化的重要源頭。夏家店下層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因最初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夏家店遺址下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和遼西及內蒙古東南部地區。

商人青銅器前期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彩陶的紋飾很接近，圖案也不是很複雜，但是到了商代的中後期，青銅器紋飾的圖案越來越複雜，說明商人的青銅器紋飾表達著越來越多的部落民族神靈的形象。商人用一個共同的神靈讓各個部落民族來崇拜。現在發現江西新干吳文化青銅器紋飾，湖南寧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器文化青銅器紋飾中，早期西周青銅器紋飾已發現與商文化青銅器紋飾更多的相同處。

但是商代的神靈的意識形態工程沒有成功，在周文王周武王帶領下，東亞大陸的部落民族的反抗取得了勝利。周武王獲勝後，西周早期的創業者周公旦，意識到商朝的一個神靈的意識形態工程是完全失敗的。周公旦就採取了靈活與寬容的政策，天下不搞統一的神靈工程，而是轉移重點，轉向祭祀祖先，提出了一個【天】的概念，周文王周武王可以【以德配天】。周公旦把商人具體的神靈形象轉化為【天】這個抽象的概念，周朝的青銅器紋飾就從早期的複雜變得越來越簡化，就反映了這一過程。

【天】的概念，首先是來自太陽崇拜，是來自游牧民族，突厥人蒙古人雅利安人都是崇拜太陽的，良渚人也是崇拜太陽的。【天】的崇拜就完全統一的天下對神靈不同理解，東亞大陸天下由於宗教發生戰爭大大減少了。

在【天】概念建立的同時，周公旦把祖先的位置在祭祀禮儀中大大提高，另外建立宗法制度，建立嫡長子的繼承製度，嫡長子一支才是正統。有大搞封建制度，天下以姬姓為主，封了上千的國家，各國建立祖先的宗廟制度。天子才有權利祭祀【天】神靈，各國只能祭祀自己【祖先】的靈。

在周朝的早期，把【天】的祭祀權利與範圍大大縮小，就可以大大減少天下宗教戰爭的隱患。同時各國祭祀各自的祖先神靈。就沒有發生神靈認知上不統一，天下就穩定了。所以周公旦的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周朝有了700的統一與天下。代價是，700年後的秦漢天下人不知有上天【上帝--神】，只有知道我有祖先與天子。東亞大陸就無神化矣！！！！！！！！！！

在東亞大陸的世界，由於【天】這個神靈完全脫離了絕大多數人的現實生活，有關【天】的思考就大大減少了，以至於只有老子【道德經】莊子思考過【天】的含義。

儒家的孔子由於現實生活里沒有接觸【天】的概念，不知道【天】意味著什麼，知道祭天是天子的權利，旁人是不可僭越的，只好說【敬鬼神而遠之】。但儒家十分敬重周公旦，孔子把夢見周公作為是否還得【道】的標誌，孔子把周公旦作為自己崇拜的【神】----孔子理想學說的源泉與保護神予以敬仰。克己復禮，就是把周禮作為了最高的社會理想與社會規範；周禮是不可超越的，只有遵守。

在普通民眾生活中，就把天子作為神來崇拜，對於天子的名諱要避開。另外民眾的祖先與父母也作為崇拜的對象，東亞社會建立了【孝】的禮儀與文化傳統。孝道是全社會的最高規範與行為準則。

東亞大陸的無神化，導致了用具體的活生生的【天子】【祖先】【禮】【孝】代替了原有的神靈的崇拜。由於【天子】【祖先】【禮】【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社會合法性終極源頭。人們不能對【天子】【祖先】【禮】【孝】進行思辨的思考，不能有新的思想內容的產生，而是只有在【天子】【祖先】【禮】【孝】框架內小心翼翼的遵守，這就讓東亞大陸在秦漢以後徹底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秦漢以後，獨立思考的人都為社會不容，視為不正常的人，獨立思考就是背經叛祖，就是異端。東亞大陸在制度上也為了保證知識分子遵守【天子】【祖先】【禮】【孝】的最高規範，搞了科舉制度，這樣就保證了【天子】皇權以及祖宗孝道的帶帶相傳，直到1908年廢科舉，1911年廢皇帝。

中國古代歷史，就是

1.建立新的皇權

2.新皇權體制的鞏固，以及社會系統的的復原與完善

3.皇權極度穩固，皇權內部體系的僵化與腐敗，社會系統運行的混亂於失效；

4. 皇權體系的奔潰，社會體系的奔潰，人口大量減少，平凡的戰爭

5. 引入新的社會力量，建立新的皇權，重新開始，

2000年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循環的邏輯衍化過程，以致中華文明的核心，就是這個皇權的邏輯鏈條。

中國皇權核心思想的建立，是花了1000年的時間，從殷商的【神本】文化，通過西周的建立，演化出【皇權】的人本文化，其結果就是儒家學說與法家學說，承載了這個1000年的從【神本】到【皇權】衍化過程與歷史記錄，這就是2000年來華夏體制的核心。

【皇權】思想就是華夏文明的凝聚核心，東亞大陸2000年來的道統思想--儒學與法家，其核心就是【忠君愛民】。

天子與皇權之始皇權建立之必然

商人是崇拜神靈的。他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祭祀商人的神靈與祖先。商人的神靈與中原地區原住民部落的神靈與祖先形象不同。

神靈的不同，就導致原住民對商人政權的認知不同，就會導致中原地區的不穩定。商人就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到處征戰。商人征戰的史料，在甲骨文中太多了。

另一方面，商人也重視意識形態的統一建設，就是把神靈的形象工程擴大化，包容更多的部落民族的神靈形象，一點青銅器紋飾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證明。商人青銅器紋飾表達了商人崇拜的神靈的形象，在商代青銅器就是祭祀神靈與祖先的。

商人青銅器紋飾圖案，最早可以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彩陶紋飾中發現，現在有學者認定夏家店下層文化就是商文化的重要源頭。

夏家店下層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因最初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夏家店遺址下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和遼西及內蒙古東南部地區。

商人青銅器前期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彩陶的紋飾很接近，圖案也不是很複雜，但是到了商代的中後期，青銅器紋飾的圖案越來越複雜，說明商人的青銅器紋飾表達著越來越多的部落民族神靈的形象。商人用一個共同的神靈讓各個部落民族來崇拜。

現在發現江西新干吳文化青銅器紋飾，湖南寧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器文化青銅器紋飾中，早期西周青銅器紋飾已發現與商文化青銅器紋飾更多的相同處。

但是商代的神靈的意識形態工程沒有成功，在周文王周武王帶領下，東亞大陸的部落民族的反抗取得了勝利。

周武王獲勝後，西周早期的創業者周公旦，意識到商朝的一個神靈的意識形態工程是完全失敗的。周公旦就採取了靈活與寬容的政策，天下不搞統一的神靈工程，而是轉移重點，轉向祭祀祖先，提出了一個【天】的概念，周文王周武王可以【以德配天】。

周公旦把商人具體的神靈形象轉化為【天】這個抽象的概念，周朝的青銅器紋飾就從早期的複雜變得越來越簡化，就反映了這一過程。

在【天】概念建立的同時，周公旦把祖先的位置在祭祀禮儀中大大提高.

另外建立宗法制度，建立嫡長子的繼承製度，嫡長子一支才是正統。有大搞封建制度，天下以姬姓為主，封了上千的國家，各國建立祖先的宗廟制度。天子才有權利祭祀【天】神靈，各國只能祭祀自己【祖先】的靈。

在周朝的早期，把【天】的祭祀權利與範圍大大縮小，就可以大大減少天下宗教戰爭的隱患。同時各國祭祀各自的祖先神靈。就沒有發生神靈認知上不統一，天下就穩定了。

所以周公旦的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周朝有了700的統一與天下。代價是，700年後的秦漢天下人不知有上天【上帝--神】，只有知道我有祖先與天子。東亞大陸就無神化矣！！！！！！！！！！

儒家的孔子由於現實生活里沒有接觸【天】的概念，不知道【天】意味著什麼，知道祭天是天子的權利，旁人是不可僭越的，只好說【敬鬼神而遠之】。

但儒家十分敬重周公旦，孔子把夢見周公作為是否還得【道】的標誌，孔子把周公旦作為自己崇拜的【神】----孔子理想學說的源泉與保護神予以敬仰。克己復禮，就是把周禮作為了最高的社會理想與社會規範；周禮是不可超越的，只有遵守。

在普通民眾生活中，就把天子作為神來崇拜，對於天子的名諱要避開。

另外民眾的祖先與父母也作為崇拜的對象，東亞社會建立了【孝】的禮儀與文化傳統。孝道是全社會的最高規範與行為準則。

東亞大陸的從【神本】的【神靈崇拜】，轉向了具體的【周天子】，導致了用具體的活生生的【天子】【祖先】【禮】【孝】代替了原有的神靈的崇拜。

由於【天子】【祖先】【禮】【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社會合法性終極源頭，也就開啟了華夏文明的新的核心，以致衍化3000年以來的華夏文化。

後來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500過年的歷史衍化就是在承認【周天子】是天下的核心的基礎上，開始霸主之爭。

春秋時期，政治上，各種改革，變法連接不斷，新的思想體系通過鬥爭而建立，儒家法家等等出現了百家爭鳴，但是【周天子】的思想與禮儀的核心地位，還保持。霸主，還是要講【禮制】，以保霸主地位。

戰國時期，出現了對【周天子】的思想與禮儀的核心地位的懷疑。

秦國滅掉【周天子】經歷了七年之久，滅了周天子之後，不敢殺死周天子，把西周公遷到狐，遷東周公於陽人聚（今河南省臨汝縣西），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這就說明【天子】思想已成為東亞大陸天下的核心思想，任何勢力統一天下，必須繼承【天子】的法統，新統治者只能在【天子】的【既是神，又是君】核心理念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天下秩序。

秦國為何就能統一中國了？其他六國，就只能滅完了哪？

其實也簡單，就是秦國知道自己的君主，【既是神，又是君】，秦國君主在天下之君主之中，敢於第一個稱王，就是有取代【周天子】，稱為天下核心的目標。

【周天子】之所以貴為天子，就是周王朝，不是後來的皇權制度，而是貴族分封制度，傳統貴族國君及其卿臣，都是對自己的封國有治理全權，封國有自己的軍隊，但要響應周天子的徵召，與歐洲中世紀的騎士貴族類似。

為了實現秦王【既是神，又是君】，秦國第一步就是先天下走出消滅傳統貴族制度，以軍功殺敵數目為依據，建立新的軍事貴族的制度，而且新貴族不能無條件繼承爵位。這樣一來，秦王與貴族不在有血源的天然聯繫，新貴族也不可能反制秦王的權利，一旦新貴族犯點錯，秦王就可以廢貴族爵位，比如張儀在秦國立下了再造秦國之功，爵位也貴為極品，一旦秦王翻臉，張儀就被翻臉、滾蛋！

秦王真正實現【既是神，又是君】的目標，秦王的地位無人可以挑戰，秦國依法家的理論，徹底改變了秦國。

1.秦國的思想體系，就是建立秦王【既是神，又是君】的核心信仰，秦王不需要被臣子制約，一言九鼎，傳統禮儀制度已淪為了邊緣。

2. 秦國的國體，已建立起類似20世紀軍國主義國體，這在人類文明歷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秦國的軍國主義國體，是在商鞅時期依據法家理論，全面建立的；

首先，建立思想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制度，統一思想，廢除貴族不給他們發言權，焚燒儒家經典，禁止百家言論，禁止民間思想的交流與傳播。

第二，全國實現新的管理制度，貴族的土地制度以及貴族對地方的行政管理權完全取消，廢除分封制，實行推行縣郡制。郡縣制的推行是中國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里程碑。秦國實施從中央到地方的直線管理模式，地方官員由皇帝直接任命和調動，加強了秦王的集權，社會治理的效率大大提高，可以舉秦國所有資源，於天下的對手競爭

其三，秦國建立起中國最早的戶籍與連坐制度，百姓之間相互監督，互相舉報，父可以舉報妻子，妻女可以舉報父子。

再看楚國，但是楚國是天下第一大國，楚國雖也有郡縣制度，但是楚國的貴族實力強大，郡縣制度的實際控制人不是楚王，而是各個傳統貴族。楚王的繼承製度，十分不穩定，往往是一個貴族家族滅另外一個貴族家族，登上楚王之位。

楚王不是楚國的核心，傳統貴族的家長才是楚國的核心。

中國戰國時代末期，秦國越來越強大，各諸侯國貴族為了對付秦國的入侵和挽救本國的滅亡，竭力網羅人才。他們禮賢下士，廣招賓客，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因此養「士」（包括學士、方士、策士或術士以及食客）之風盛行。

當時，以養「士」著稱的有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齊國的孟嘗君田文。因其四人都是禮賢下士、結交賓客之人。禮賢下士是一個美名，你想了沒有，當時的國君在哪呢？

戰國的四大公子以自己為核心，根本不把國君放在眼裡，以致國家不能形成合力，導致後來的滅國，戰國的四大公子的罪責難逃！

秦國一統天下，依靠的類20世紀的軍國主義體制，雖然高效，但是傳統對社會的和諧破壞性太大，全天下的反抗力量極大，一下子把秦王朝就推翻了，在建立新的天下統治核心過程中，項羽的霸業值得深思。項羽是傳統貴族之後，還是受到【周天子】為核心的禮制思想影響，還是堅持天下各國的分封制度理想，希望達到天下的各國共同和平相處、共謀發展的理想，根本沒有天下皇權思想。這也是項羽悲劇的總的原因。

項羽的分封制已完全不適應天下的思想變化！

秦始皇的一統天下的成功，刺激了天下人的野心與願望，各國的新君主們看到了新的目標------天下可以是一個人的！你不殺死他人，你就可能被他人殺死，叢林法則就是最高原則。

至於分封制的禮制，就是女人的物污，早已發臭，可以丟了。大家又重新進行你死我活的殺掠，已經完全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了。

劉邦得到了天下！劉邦得天下，有許多偶然因素起作用，但是劉邦殺凈異性王，確實他獨立的豐功偉業，有歷史其必然，為中國皇權真正鞏固立下了不休的功勞，適應了歷史的趨勢。

劉邦出身於社會底層，他不是貴族，因此他的思想就是認同叢林法則，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可以捨去一切，包括父母、妻女。

楚漢滎陽對峙時,項羽欲烹劉邦之父以迫其退兵,劉邦竟說：我們已約為兄弟,我父親即你父親,如果要烹你父親,則幸分我一杯羹這話！沒有任何力量與規則可以制約劉邦，劉邦可以不講任何道德，在這一點上西毒歐陽峰、楊康都要輸於劉邦！

劉邦的天下以後，知道【天下可以是一個人的！你不殺死他人，你就可能被他人殺死，叢林法則就是最高原則。】真實不虛，他殺異性王，就不有任何道德顧忌、正義的考量，為了大漢皇權的持續，殺！殺！殺！

劉邦從做了皇帝，到最後病死，中間有八年時間，基本上都用在了解決這些讓他不放心的問題。

劉邦的做法，客觀的適應了歷史發展，就是黑格爾說的【絕對精神】！劉邦的適應，不是他的主觀思想認知了【客觀精神】，是叢林法則使然，是偶然的適應，沒有必然性！

文景之治後，漢武帝時期，皇權得到的天下高度的認同，儒家思想也達到了頂點，實現了獨尊儒術。儒家在公共場所，廟堂之上，社會各層看似戰勝了法家。

他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頒布推恩令，以法制來推動諸侯王分封諸子為侯，使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推恩令目的是要諸王的土地自行分散，不再有嫡長子一人獨自繼承爵位。漢武帝中央設置中朝，漢武帝時，為加強皇權，選用一些親信侍從如尚書、常侍等組成宮中的決策班子，稱為「中朝」或「內朝」。

皇帝用「中朝官」牽制丞相等外朝大臣，以保證政權的鞏固！但是漢武帝以後，外戚、宦官多操縱中朝大權，以挾制外朝丞相等外朝大臣，甚至皇權完全操與內朝的外戚、宦官之手。【中朝】或【內朝】制度，開創了，中原政權2000年【離又離不開、一直被天下詬罵的外戚、宦官閹黨專權獨大，愚弄天下的歷史故事】。漢武帝是外戚、宦官之禍的始作俑者！

漢武帝為了皇權的安全性，對宰相為首的外朝【外臣】的全國行政體系，極度不放心，一切都要大權獨攬。這也是中國2000年歷史中，皇帝與宰相、內閣矛盾的開始！

西漢末年，王莽作為外戚勢力，終於滅掉了西漢王朝，但天下不服王莽，新朝末年，海內分崩，天下大亂！劉秀，身為一介布衣卻漢室宗親的，在家鄉乘勢起兵。25年，劉秀與更始政權公開決裂，於河北鄗南千秋亭登基稱帝，為表劉氏重興之意，仍以「漢」為其國號，史稱「東漢」。

劉秀能重建劉邦系統的【漢王朝】，原因如下 1.【劉天子】與【周天子】一樣，是天下人的信仰核心，【劉天子，既是君，更是神】，劉邦的血脈就是法統的保證。劉邦首先是東亞大陸天下的核心【神靈】，神的形象經過劉家王朝200多年的經營天下已認可。天下還是有很強烈的【神靈崇拜】，在漢武帝的大力推行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讖緯與經學的結合，推動了漢代經學的神學化。

2. 中國人源頭就是起於【神靈崇拜】，只是西周的統治者把【神靈崇拜】弱化了，但是楚國的【神靈崇拜】一直沒有間斷，屈原的【九歌】就是先秦最著名的神學化文學作品。西漢的天下，主要是由古楚國地區的民間力量為主導，【楚有三家，必滅親】，項羽、劉邦都是來自於古楚國地區。西漢建立以後，實際就是古楚國文化的復興，而不是中原古西周東周文化的復興，儒家文化作為起源於周文化的一部分，為了適應民間楚文化的復興，必然要把楚文化的【神靈崇拜】傳統予以融合，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讖緯與經學的結合，就是水到渠成的發展結果。

3. 東漢光武帝劉秀曾以符瑞圖讖起兵，即位後崇信讖緯，「宣布圖讖於天下」，儒家讖緯之學遂成為東漢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聖性。讖緯之學，兩漢時期一種把經學神學化的儒家學說。漢朝的讖緯學說，讖緯神化劉姓皇權，奉孔子為宗教主，將儒學發展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學體系。讖緯學說，主要以古代河圖、洛書的神話、陰陽五行學說及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為理論依據，將自然界的偶然現象神秘化，並視為社會安定的決定因素。讖緯在漢代的流行，是與漢代思想界天人感應、陰陽災異泛濫分不開的。讖緯與經學的結合，推動了漢代經學的神學化。漢武帝以後，獨尊儒術，經學地位提高，產生了依傍、比附經義的緯書。緯以配經，故稱「經緯」；讖以附經，稱為「經讖」；讖緯往往有圖，故又叫「圖讖」、「圖錄」、「圖緯」;以其有符驗，又叫「符讖」；以其是神靈的書，又叫「靈篇」。讖緯之學對東漢政治、社會生活與思想學術均產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在東漢末年漸衰。

漢光武帝都利用圖讖稱帝﹐取得政權以後﹐發詔頒命﹑施政用人也引用讖緯。讖緯說，正式成為東漢王朝認定的意識形態與正式的神學、儒學的思想。漢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又正式「宣布圖讖於天下」﹐定為功令的必讀書﹐「言五經者﹐皆憑讖緯說」。儒生為了利祿﹐都兼習讖緯﹐稱「七經緯」為「內學」﹐而原來的經書反稱為「外學」。讖緯的地位實際上凌駕於經書之上。

東漢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召開白虎觀會議，由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陳述見解，「講議五經異同」，意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漢章帝親自裁決其經義奏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義》一書，簡稱《白虎通》。《白虎通義》，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佈於世.這次會議肯定了【三綱六紀】，並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絕對化，同時還把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與儒家經典糅合為一，使儒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

中國文化，到了東漢時期公元50年代，在於西方基督教起源的同時期，終於有了華夏的思想信仰的核心----【三綱六紀】【君為臣綱】這個歷史的飛躍！【三綱六紀】【君為臣綱】決定了中國2000年的歷史邏輯的鏈條，是華夏法統的核心，是中國人之所以稱為中國人的核心依據。中國文化傳統的【忠君愛民】思想，20世紀的【愛國愛民】的治國理念與法統，就是來源於東漢公元80年的《白虎通義》，來源於【三綱六紀】【君為臣綱】。《三綱六紀》出自《白虎通德論》卷七，作者是班固。本書主要內容講述了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即：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第一紀諸父，即父親叔伯這一輩；第二紀諸舅，即母親這一系；第三紀兄弟，即自己的兄弟；然後是族人，即自己父系家族裡的一批人；最後是師長和朋友，此乃六紀。

董仲舒的學說，可以是華夏法統，發展到漢武帝時，集原始儒家、陰陽說、五行說、黃老之學、墨家、性善與性惡之大成，是華夏文明有了又一次的飛躍！

華夏法統，就是對【周天子】以來的，【君主既是神，也是人君】的表達。在秦國，是類似20世紀軍國主義體制的表達。在漢朝初建時期，是黃老學說的表達。在漢武帝時期，就是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說，《公羊春秋》第一次完整的在理論上回答了，天下為何有【周天子】【劉天子】之存有，【天子聖君】的法理源頭為何？【天子聖君】存在該如何確認？【天子聖君】如果有，他的行為模式如何？【天子聖君】可以受天下民心影響嗎？

董仲舒就回答了這些疑惑。

【天子】皇權合法性的建構除了直接依靠【神】的力量之外，另一重要的途徑就是對歷史進行某種價值傾向的敘事，並使之與神聖性的觀念結合起來。董仲舒繼承了前代的聖王理念，通過《春秋》公羊學的合法性敘事，把儒家的價值觀念與神聖性的【天】結合來，實現了聖與王的邏輯統一，為漢代【天子】【大一統】皇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證明。

《春秋》儒家的主要經典之一，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發生的歷史事件。但由於《春秋》的記敘非常簡略，只是記載了一年四季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因此自春秋末期始就有人不斷地對它進行補充和解釋，並形成了一系列「春秋學」。漢代學者把其中比較經典的稱為「傳」。《公羊傳》在解釋《春秋》的基礎上「兼傳大義微言」。

董仲舒正是在《公羊傳》「大義微言」的基礎上，對《春秋》進行了更豐富的敘事，使《春秋》成為中國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社會，用來綱紀天下的華夏法統之核心內容。

《春秋》開篇言：「元年春王正月。」這本是記錄時間的一句話，指魯隱公即位第一年春天周曆一月，卻被公羊學家進行了充分發揮，提出了「大一統」概念。《公羊傳》的作者解釋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種解釋明顯地具有尊王和肯定天下一統的認識。

公羊學家從中讀出了「大一統」。從先秦至漢初所流行的各派思想來看，推崇一統應該是各派共識，漢初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家推崇「大一統」，實際上是對實現一統皇權的理論證明。

「大一統」的核心是皇權一統，類似觀念在先秦就已形成。《詩經》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董仲舒系統地對這種觀念進行了論證，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把「大一統」的理念擴展到與宇宙、社會、自然、人生等相關的各個領域。

　　董仲舒從天地、陰陽等方面對公羊學中的「大一統」思想進行了詮釋，使之成為皇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核心是【天子】。天子作為【天】的兒子代表【天】，並按照【天】之道來統治天下；在天子之下是百官和百姓；百官從天子那裡獲得治理百姓的資格依據。

基督教裡面，耶穌基督就是【天子】，耶穌基督就是以【上帝之子】的身份降臨於世間。只不過，基督教的模式，一種宗教模式，不是【皇帝】【既是神，也是君】的模式，基督教的模式，決定了西方社會的發展方向與目標。

中國的【天子】【既是神靈，也是君主】的模式，決定了東亞大陸2000年的發展方向與模式。

基督教的耶穌基督，中國的天子皇帝，都是人類不同的發展模式，沒有高低之分。

董仲舒「大一統」，構成了【天道】、【天子皇權】、【官僚百官】、【天下百姓】四個等級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天子皇權】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天道】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一個人能否成為【天道】的子，不在於他是否是繼前人而王，而在於他是否有來自於【天道】的命。

【天命】的收授與否，是【天道】根據君王能否實行天道而採取的獎懲措施。

如果一個君王能夠按照天道來治理天下、造福萬民，那麼他就會享有天命，否則就會失去【天道】的支持而喪失天命，失去天下。

在這個過程中，董仲舒認為【天道】是不會發生變化的，會變化的只是君王對天道的理解。

當君王對【天道】的理解產生了偏差而又沒有採取及時的補救措施，那麼天命就會轉移，重新被授予能夠正確理解天道並按照天道行動的人。

這樣的論證過程，一方面為布衣出身的劉邦所建立的漢政權提供了合法性的證明；另一方面也賦予了董仲舒所言之【天道】的經世治國地位。

董仲舒所說的【天道】就是他在儒家思想基礎之上，同時融合了當時流行的各家學說而建立起來的【大一統】皇權政治理論體系。

　　董仲舒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董仲舒通過對《公羊傳》中「大一統」觀念的詮釋，把儒家重視的倫理關係上升到天道的層次。

董仲舒就在皇權專制的體制下，建構起了一個層級分明的等級秩序。這個秩序建立在儒家倫理本位的思想基礎之上。董仲舒把這種秩序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並系統化地提出「王道之三綱」，即君臣、父子和夫婦之間的關係。

大一統思想，是華夏法統的核心。華夏2000年以來的歷史，就是【大一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具體衍化。直到21世紀，【大一統】思想以內化為中華民族的阿賴耶識，中國華夏文化，一切目標最終還是要實現大一統。大一統，就要求思想的大一統，文化的大一統，政治制度的大一統，家庭關係的大一統，公司文化的大一統，男女關係的大一統。一切外族思想，如果不能推動華夏的大一統，就必然退出華夏大地！

經學是【士族】形成的基礎，正是有了自漢武帝開啟的經學博士的設立，經學研究的學術思想的洗禮，士族門閥形成的【大一統】【君為臣綱】的華夏核心的法統以及倫理道德的建立與傳播，政治與官職選拔制度，思想意識統一與文化傳播，土地的集中，財富的聚集，200年的時間考驗。

在東漢末年，士族門閥已經崛起，成為與皇帝、外戚、宦官鐵三角挑戰的力量，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爭，就是【士族門閥】作為第四方勢力，獨立登上了中國歷史舞台。

隨著漢朝滅亡，在公元200年到公元700年期間，就是三國時期到武則天時期，【士族門閥】有了500年的歷史大表演，【士族門閥】也是500期間華夏文化的載體，【士族門閥】對華夏民族重新統一功不可沒！

現在就是。

大學必須上馬克思和毛概，總書記一定是久經考驗的優秀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你確定中國不是「政教合一」？

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你所說的政教合一國家大概是像中世紀歐洲的教皇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印度孔雀王朝這樣的。但是，誰說政教合一就只能是教權統一政權？政權統一教權難道不行嗎？

英國的聖公會就是政權統一教權的範例——國王就是宗教領袖。

而在中國，從周朝開始政權就統一了教權。周朝的領導人是周「天子」——上天之子，主持祭天儀式。完成了英國到近代才完成的工作。

說到底是因為（中世紀的）歐洲、阿拉伯地區社會動蕩世俗政權對基層控制力不足，所以只能引入教權控制基層穩固社會秩序，被教權騎在頭上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而中國的世俗政權對基層的控制力夠強，皇權遠大於族權，同時皇權加族權（宗族）能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例如秦帝國）。為什麼還要給自己找個爸爸？

當然秦帝國模式不夠穩定。所以漢朝天子又引入了儒家來輔助。但既然是輔助，姿態當然就要放低，所以儒家只能是皇權的補充。

所以中國的皇權社會始終是政權統一教權的政教合一國家。

人民不事生產，天天拜神，會被揍死

因為中國有更高級的替代品。

儒學被稱為儒教是有原因的，儒學跟宗教確實有很大的共性，但要比宗教先進。

儒學能吸取佛教、道教的精華。一神教雖然也汲取了古希臘哲學的思想，但其兼容的廣度和深度要遜於儒學。

如果中國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國家。

那麼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是在說什麼？

皇帝為啥又叫天子？代天牧民是啥意思？

「皇」和"帝"原本都是神的意思吧？

如果按照宗教的定義來說，無神論的政黨不是宗教。但政黨往往具有宗教的所有特性，只是其信仰的內核不是神，而是某種科學理論。從信仰的表現形式來說，政黨對科學理論的尊崇與宗教對神的虔誠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此來說，某些政黨也可視為一種特別的宗教化組織，或可稱為「科學理論教派」。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也可以算作一個特殊的政教合一國家。

【馬化騰-列夫托爾斯泰-毛文龍-鄧世昌教】是什麼？

有啊，最高神皇天上帝，最高祭司天子（皇帝）

如果要形成政教合一，那麼選擇哪個教呢，儒家，道教，佛教，薩滿教，基督教，選擇太多了，其實這些思想都在歷史上被當政者推廣過，而且就分裂與統一的角度來看，分裂的時期其實比較長，很多少數民族政權有自己的信仰，但又不好推廣，所以，可能宗教的思想能在政治上體現出來，但是形式沒有完全形成。個人想法吧。

顓頊絕地天通，神歸神，人歸人

有政教合一呀，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後，就開始政教合一進程了，此後儒教就逐漸變成了國教。

道教的「三張」政權可以算是政教合一

因為中國始終沒有占絕對統治力的宗教，世俗權力占統治地位，宗教權力沒有與世俗權力爭鬥的資本，不可能出現宗教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