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李政道有哪些矛盾？
李政道答记者问:
记者: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答：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 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 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 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 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 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 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我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个性十分的随和”（200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207页）。 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为我的“兄长”（201页）、“大哥”（118页）、“长兄”（507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页）、“老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236页），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对象（236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241页）等等，可是， 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页），进而骂我“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页），“无知”（232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40]，可是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页），可是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杨振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434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 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 回到旅馆后，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25] 和《往事回忆》[26]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 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 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5-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 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引自 李政道答记者问
但是 杨振宁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举世无双的 是令人瞩目的 性格缺陷 或者是所谓的人格缺陷并不能作为抹灭其学术水平的证据 倘若通过对其人品的讨论来抹杀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是极其偏颇的 而且人品一事 难以定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注定太深入会产生矛盾http://tdlee.ccast.ac.cn/question.html 公道自在人心
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人因1952年相变的论文排名、 1957年诺贝尔领奖顺序等而于1962年最终彻底决裂， 1982年起因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而展开旷日持久的论战，从两人对事情的回顾和叙述细节， 李政道的话更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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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徐命的答案。他自己摆不出一点证据讲不出道理，还振振有词，好像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出口就骂别人傻逼，其实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
首先，杨振宁自己说合作早期对李政道尽力扶植站不住脚。请问对杨交口称赞的罗伯特米尔斯、吴大峻等人有李政道的学术水平吗，一个人对别人的培植总要建立在水平远高于后者的基础上，杨振宁的强项在数学物理上，他的另外两个所谓大贡献规范场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本质上是偏数学上的，而且杨米尔斯方程的文章在1954年发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规范粒子没有质量而无法解释核力的媒介粒子具有大质量的事实，20年经过希格斯机制、重整化等工作才让它彻底复活。杨米尔斯方程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明确杨的贡献是主要的，因此也不可能闹出什么矛盾，因为双方的合作关系从开始就不是平等的。杨巴克斯特方程更是1967年和1969年杨振宁和巴克斯特两人分别得出的成果，谈不上合作关系。 杨振宁与吴大峻的关系类似，两者都不是同等的学术水平。而杨振宁与李政道不一样，他们是平等的学术合作关系，李政道没有与杨振宁合作期间以及与杨振宁1962年分手后也取得许多重要的开创性成果，在规范场没有被重视之前，学界甚至普遍认为李政道略高一筹，也因此谈不上杨对李的培植。
其次，爱惜名誉当然不应该指责，关键是他所争取的名利是不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从1952年论文排序、1957年斯德哥尔摩诺贝尔领奖、以及1989年杨振宁给吴大猷的信不顾事实地抢夺李政道的合作成果，这些难道还是应当的吗？1956年《对弱相互作用宇称守恒的质疑》这篇获诺贝尔奖的文章署名顺序是李政道、杨振宁，在1957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顺序本为李政道前、杨振宁后，可是杨振宁以年龄大为由先于李领奖，授奖仪式的录像现在都有，这应该是铁证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李政道对双方合作描述得非常详细具体、条理清晰、富有逻辑性和连事物发展的连贯性，更有大量的当事人有力旁证，如吴健雄、史瓦兹、斯坦伯格等参与此事的当事人回忆录和当时发表的学术文献，反观杨振宁对事情经过的描述很含糊、基本是自说自话，没有当时参与此事的当事人有力的旁证，只能给自己给自己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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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989年给吴大猷先生谈论李政道的信
大猷师︰
谢谢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忆》，是吾师三十年在台工作的总结，读后感慨甚多。
一九六七年以来吾师在台不愉快的事，自书中多处可以看到。今日公诸于世也好。大公无私，直言不讳的精神是会受到有识者的敬仰的。
关于马仕俊师的剪报我是第一次看到。
多年来知道吾师极关怀政道与我一九六二年决裂的事，因为我严格遵守「君子交恶，不出恶声」的原则，始终没有向吾师与吴太太谈及详情。今日简要地谈一下︰
I.一九六二年以前与以后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谈李与我的关系，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两位家庭朋友以外。这是我的原则。政道则四处乱讲，说我与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带领的，等等。我虽多次听到关于他这种胡说的谣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直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 Papers》中），才了解到谣言并非全无根据，才了解到他背后怎样在歪曲我和他的关系。震惊之余我才决定写出真象，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页足注的背景。
II.一九八三年以后我仍然避免谈李和我的关系，可是政道却继续乱讲。近年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中（Birkhauser
1988）。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讲的是︰
（a）他和我的关系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关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头的。
关于（a）点︰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当弟弟待。我指点他学场论，学群论，学统计力学，还直接影响了他处世作人的方法与态度。以后我尽力帮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与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绍他去Berkley；次年
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绍他来Institute，才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一九六O年我力主请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
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不论是粒子方面或统计力学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头，我作的主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内。
关于（b）点︰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于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有详细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与C"十个Couplings之idea的来源。该一九五O年的文章，与我一九四八年Ph.
D.论文，与一九五四年Snow，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观念的背景。即时大家都在讨论；heta—ao谜，可是只有我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观念。（见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
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仍一字末提Schwartz？
Ⅲ。政道和我的关系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页有浓缩了的，感情丰富的描述，请吾师参考。大体讲来我们的关系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长兄，是他的老师。
第二阶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导他进入统计力学与对称原理的研究。在这
段时问内我们亲如兄弟，合作无间。我知道他不愿被别人认为是我的副手，所以「
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的选集，第54页。）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们成了名以后，政道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
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
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下面一个例子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示了我们
的复杂心理︰
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领奖前我们每人写了一份短短的自传（附上复本），这是奖金委员会循例要我们写的。我们交换看了稿子。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没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觉反应是我要告诉他这样十分不妥、可是继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没有写的原因︰他受到我的影响远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响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开讲出来我对他的影响。我知道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向他提了。
第四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这阶段里，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政道到处散布谣言，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Ⅳ。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与数学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逊一筹，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这是一个大悲剧。
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对政道有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呢？有没有做过错误的事呢？
关于前者︰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决裂以前，我虽然同我父亲母亲在欧洲见过三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起政道和我的关系。决裂以后，于一九六二年秋我写信给我父亲向他交待政道和我决裂的情形时，只说政道和我的关系的发展很复杂，不是一时能讲清楚的，可是我可以向父亲报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二十七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
关于后者︰我做过大错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这封信会给您带来不快甚至痛苦，请原谅。即问夏安
生振宁上
八九年七月七日
（点击）李政道答记者问反驳
杨振宁和他前妻都太有心计，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李政道的名字是要排在杨振宁前边的，但是杨非要说比李大四岁，要排前边。
还有诺贝尔颁奖的时候，杨要走在前边，杨前妻要瑞典皇后作陪。李和李妻为顾全大局就忍让了。2007年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大会上邀请了李政道参加，以纪念1957年他与杨振宁获奖50周年。但是没有邀请杨振宁，就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杨振宁的看法。更新下，我是个懒人，懒得自己对比分析完了写出来给大家看，想探个究竟的可以找卢昌海和方舟子（我不喜欢这个人）的相关分析看，当然对他们文章怀疑的话可以自己查对资料真实性，毕竟这两人的分析文章后面有详细的参考资料说明。
评论懒得回复了，和自己不查验资料不用脑子思考只看些传记和答记者问的争论没意思（我不仅怀疑李的传记也怀疑杨的，传记谁都可以随便写，记者问也可以随便说，关键是要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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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年前看过不少相关的信息，当时并没有完全得出结论谁对谁错（因为各种资料都是各执一词无法求证），当时从资料来看感觉李政道更加有理一点，过了这么多年，最近由于杨老的事情，又关注了下，再次看看李政道的言论，特别是他那篇答记者问，仔细品味言辞，居然又了一种不同的感受，虽然不敢完全断定，但总隐隐感觉李政道此人确实符合杜致礼的第六感了。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先放下成见，心平气和的找找各种资料参照对比，特别是要好好品味下李政道的那篇文章。杨与李的争，就像我刚才在写他们的姓时费的思量---谁先谁后。看上去貌似轻描淡写鸡毛蒜皮的这点小事情，对于他们而言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继而也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曾经是李政道的助手，他关于此事的著作中透出的最力求公平的主题就是“长幼之序”。李终究不能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接受中国传统的思维，但是杨似乎那时又特别介怀并热衷于此，于是奥本海默给他俩的评语最精确。杨振宁那时的妻子还姓杜，常凯申对于杜家人的控制不可谓不严密，杨与杜拼了命也要争取名分或不知与此有无干系(且杜亦常有离间杨李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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