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陶淵明的歸隱？

01-16

老師在網上提了這個問題，有人認為他的淡泊值得學習，有人認為這是消極逃避，有人認為這並無對錯，是當時社會背景下文人的明哲保身。希望能在這裡聽到更多的聲音。

昨天看到這個問題的，沒想著回答，一是寫淵明的人太多了，詮釋淵明的也不乏名家，故也輪不到我來說。二是因為我性疏懶，不喜撰長篇、評論。

但現在看來……嗯，我還是作一些普及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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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是同意 @游心的回答的，他說到點兒了，雖然沒充分展開，也不甚完整，但足以駁斥某些胡言亂語了。竊於此再補充一些，同時反駁 @愚愚止止的某些論點。

@愚愚止止的答案值得商榷的有以下數點，我們不妨來討論一下？

所以，這不是說淡泊名利，不是說消極避世，不是說沽名釣譽，而是無奈。同一時期我們還是能看到類似：「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還能看到「何其百鍊鋼，化為繞指柔」這樣的積極心態。在頹廢、悲觀、消極中體現的反而是執著和無力。

⑴別看魏晉南北朝短短三百多年，每個時期也是不同的。正因局勢動蕩，朝代更迭頻繁，曹魏西晉東晉以及南朝北朝，又怎能將它們籠統地以「同一時期」一言概之？就算是杜甫，他盛唐與中唐的詩歌風格都不同啊！

⑵淵明生於東晉後期（365-427），除了政治上的諸多排擠，他還歷經了改朝換代。

曹操（155-220）生於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曹操是運籌帷幄、總御政權的「命世之才」，淵明顯然沒有。他們時代不同，經歷不同，才略不同，加上二人性情與志趣迥異，所以這就是為何曹公年老尚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情壯志。

⑶另，「何其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是積極心態？！我都要哭笑不得了。這首是劉琨劉越石他身陷囹圄、行將就木時寫的，悲憤之意溢於言表。O__O"…我無語了，請不要嫌麻煩，先去讀一遍《寄贈別駕盧諶》好麼？

⑷至於淵明是否「頹廢、悲觀、消極」，這個我在後面會說到。

我們都知道陶沒有像他的本家陶弘景那樣做山中宰相，說不做就不做了。說玩田園風就玩田園風。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口實。

等等，什麼叫做「陶沒有像他的本家陶弘景那樣做……」？他能像陶弘景那樣做么？

一，陶弘景生於456年，淵明死了將近30年他才出生，淵明能「像」他那樣做麼？

二，陶弘景深受君王重要，手握大權，淵明「能」像他那樣做麼？

很顯然，無論從內心的選擇，還是現實所迫，淵明都不能也不會這麼做。

晉415年，朝廷召淵明為著作郎，淵明以疾辭。

陶不是淡泊名利。他對政治任然是留心的。

真心想不出「淡泊名利」與「留心政治」有何相悖之處，我不知 @愚愚止止將二者對立起來的用意何在。

沒有蘇軾，陶淵明也火不起來。或者說要滯後了。

我希望寫這個結論前， @愚愚止止能去考證一下。據在大陸讀書的朋友告訴我，他在上中學時，語文老師也這麼說過。但是大學以來，未曾見任何一位老師說過這樣不經推敲的話。就像「孔子必積極入世莊子必消極出世」（您知道儒學經學道學玄學的區別么？）、「詞分豪放婉約」（您知道除了豪放婉約還有其他風格的詩詞么？）等等這些奇葩結論，都是過往陳舊的論說。如今學界早已不興這個了，坊間卻仍然以訛傳訛。對此，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堅守。

「沒有……也」這樣的句式，是否過於絕對了呢？果真沒有東坡，淵明就火不起來么？或者滯後么？

顏延之為他作《陶徵士誄》

《搜神後記》偽託「陶潛」名字

鐘嶸《詩品》稱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昭明太子蕭統為淵明作傳、校輯詩文集

「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陶淵明」（蔡啓《蔡寬夫詩話》）

……

在此我再引用文學史家王瑤先生寫在《陶淵明集》前言的一番話——

陶詩對於後來的影響卻是非常大的，這可以拿歷代為陶詩作注釋的人之多來作證明，中國詩人中除杜甫外，幾乎再沒有像他這樣為歷代人們所注意的了。因為時間久了，蘊藏著的光輝是總會為人所發見的；陶詩之長久被人欣賞，就充分地證明了他的作品的偉大。因此對於後來的影響也特別大，差不多哪一家的集子里都有歌頌淵明的詩句。杜甫《可惜》詩說：「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白居易《題潯陽樓》詩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至於李白的歌詠飲酒，蘇軾的逐篇和陶，那更是顯而易見的。一直到晚清的黃遵憲還把他的詩集叫做《人境廬詩草》呢！清沈德潛《說詩晬語》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維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閒遠，儲光羲有其樸實，韋應物有其沖和，柳宗元有其峻潔；皆學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我們僅舉這一段話也就足以說明陶詩在文學史上所發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了。

至於為何在宋代，淵明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頻繁地提及，真的僅僅是東坡之功么？就算沒有東坡，也會有其他名人讚美淵明，而且不止一人。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北宋以降，從歐陽文忠公《六一詩話》始，士人撰寫詩話、詞話之風漸席捲學界。正因為龐大數量的詩話詞話，淵明被評論被提及被讚美的次數才會如此空前。

——————————————————再答————————————————

隱居代表的不是完全的消極避世，它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統治者的不滿與反抗。不是一定要上書直諫、憤而拆檻才算是反抗，「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不為」也是一種反抗，一種堅守。

另外，淵明歸隱，一部分原因當然來自現實的無奈，再者如上所述是別種形式的抗爭，我們也不妨認為，歸隱本乃是淵明心之所向。

以下，引自我的本科畢業論文【註：2015.11.14移除】

——————————————————Bonus————————————————

沒想到自己為了給淵明爭一口氣，用了三天的下班休息時間寫了這一長篇，我真是好較真吶……

【11.14更新】Bonus來啦~~

寫兩個將隱居當作「終南捷徑」，求富貴名望之詩人——

一，王維。

王維兼擅詩畫，長於音律，精通佛學，是難得的全才。他過著半官半隱式的生活。其時，寫了很多描繪山川美景，歌頌自然之樂的詩歌，曾被君王譽為「一代文宗」。

他因少年成名，故以自己的才能游於公卿之間，權貴對他可是「虛左相迎」啊。

他以重金購得宋之問的藍田別墅，與好友在裡面過著觥籌交錯的安逸生活。

更可笑的是，王維對於政治局勢可謂見風使舵，堅貞少缺。

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偽籍而自托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顧炎武《日知錄》

二，林逋。

素來梅妻鶴子隱山林，憑藉」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聞名今古的林和靖，大多數人應該也不陌生了。甚至不少人將他與淵明並稱。

真正的隱士是這樣子的麼？且看，林逋」隱居「的那座山熱鬧非凡。皇帝多次來拜訪他，官員紛紛來慰問他，他和他們喝茶聊天，他們給他衣食無缺的生活，然後他在山中吟唱那些貌似與世隔絕詩歌。

不要盲信」百度百科「，不要盲信教科書，真相往往讓你大跌眼鏡。

end.

其實陶淵明歸隱挺苦的……

陶淵明的五個兒子可能多少都有些智力障礙，可以參考他的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再來看看他的「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的生活作息，這想必並不是那麼詩意，而是十分勞累的。而且勞累造成「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結果對於一個農人來說更是毫無詩意可言，辛辛苦苦不長莊稼哪個農民也不願意看到。

我們常常看到山水田園詩人的隱逸豁達，卻往往忽視了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辛苦，尤其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所以有些人往往會造成一些理解偏差。

矯情的、沽名釣譽的人不會讓自己這麼苦，比如成語「終南捷徑」所說的那位想必隱居起來不會很苦。相反，只有是一個人發自內心的選擇，他才會心甘情願長期受這種苦吧。

莊子與陶淵明：一樣的悠閑自由，不一樣的心靈境界

2015-10-05 天瓶雲水閑人碎語微信號rdtpys

與今天焦慮的人們談論悠閑是奢侈的，這種稀有的心境似乎只存在於遙遠的古代。

悠閑，悠悠然的閑適，悠然自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心情怡然、無憂無慮地在籬下採摘菊花，不經意抬起頭，南山美景映入眼帘。這是何等的自然而然、超凡脫俗！

如果是「望南山」就索然無味了，「望」說明在動腦筋，是刻意，類似於今天喜歡旅遊的人們，到處看風景拍風景，這就沒有什麼境界可言了。

為什麼說悠閑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呢？因為它是一種心境，也許大家會說：誰不喜歡悠閑呢？我也想悠閑哪。其實不然，一般人理解的「悠閑」只是玩樂或只是一种放松和休息，它往往與操勞和焦慮有關，一旦玩夠了或休息夠了，立即會感到空虛、孤獨、擔心。比如七天的假期很舒服，七年的假期呢？即使給你吃穿，不用像莊子那樣上頓不接下頓，你一個人待在家裡待得住嗎？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衣食無憂，為什麼不悠閑地待在家裡玩耍，還要出來闖禍呢？

悠閑是人們心靈的嚮往和追求。陶淵明用一生詮釋了自由和快樂的意義，也解釋了什麼是真正的「悠閑」。

他五次棄官不做，回歸家鄉種地，最後一次是41歲時做彭澤縣令，上任僅八十餘日就解印掛職而歸，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在四十四歲時，「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他一貧如洗，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即使到了這樣的處境也沒有動搖他歸隱的想法，親友再三勸說也無濟於事。這種事情在今天的人看來是不能理解的，當個縣長有權有錢，吃喝玩樂有什麼不好呢？這就是境界問題了，因為在陶淵明看來，與其當官「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不如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心靈的快樂讓他忽視了生活的艱苦。

陶淵明棄縣官不做，寧可做農民。莊子拒宰相不做，寧可餓著肚子在泥濘里自由地打滾嬉戲。這一點與莊子相似。但是，相似不是等同，其實，在人生境界上陶淵明與莊子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也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為什麼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和夫人翟氏，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維持生計。結果一場無情的大火讓他一貧如洗了。但他即使到了借錢度日的程度，依然堅持自己的追求。有一老人攜酒登門勸其出仕並說道：你如此清苦，現在大家都在混，你又何必有官不做呢？陶淵明說道：「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他說，謝謝老先生來勸我，我呀，天生不合群，升官發財的技巧我懂，但我不能違背我心啊，來來來，喝酒吧，我是決計不回去做官的。

為什麼陶淵明這樣「固執」呢？陶淵明的歸隱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從外部看，魏晉亂世，政權更迭頻繁，文人出於厭倦和自保開始崇尚道家，清談成風，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老莊哲學在魏晉變成了一種生活狀態，道家的美學思想是魏晉風度的根源，人們追求老子所說的美在於體驗、感悟、天人合一，獨與天地相往來，道法自然。

魏晉的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忘我，不刻意，不人為，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人生的最高追求。可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美麗的大自然和名士們的心靈交融在一起，竹林七賢、二王、王謝世家從陶淵明的眼前從容走過。這一切與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不無關係。

但是，他歸隱的根源還是內在因素，是本性使然，詩人吟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本性愛丘山所以無法適俗韻了。他認為『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亂世的俗，既不肯適，又不能抗，那末，順適本性也就成為唯一可走的道路。當初的出仕既有儒家文化的影響也有自己謀生的需要。他在《歸去來兮辭》的詩中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不願違背自己的心愿。他在《詠貧士詩》里也說，安貧與求富兩個念頭，常在胸中交戰，安貧樂道的念頭，總是處於戰勝者的地位。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高士面對物質與精神生活發生衝突時，往往會服從精神上的要求。精神上享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物質上餓肚子也就不在乎了。最難得的是他能將躬耕勞苦、饑寒交迫的生活和清靜恬淡堅貞不移的性情相融合，創作出處處見真性情，處處見真生活的詩文。他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而他的散文和辭賦實不下於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歐陽修評價道：「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詩人常常將菊花素雅，淡泊的形象與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聯繫起來，以致後人將菊花視為君子之節，逸士之操的象徵。

他是真隱，他『拚卻一生休』實現自己的精神追求，他視仕宦之途為樊籠，而回歸自然是他心靈的渴望。他年輕時的志向是「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與自己心靈的反覆對話中，對人生的本質漸漸有所認識。他是反覆思考後的歸隱，所以是真隱。而那些走「終南捷徑」的人則是把歸隱作為當官的手段，所以是卑劣的假隱。

回歸自然是陶淵明的一種人生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心遠地自偏就是他智慧的寫照。《桃花源記》是陶淵明代表作之一。他虛構了一個與污濁的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社會，以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品德。是他崇尚自然、悠然洒脫的天然稟賦。

他的這種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態度和貧賤不能移的精神讓後世的人們紛紛追慕他，效仿他。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的詩文愛不釋手，推崇備至，親自為陶淵明編集、作序、作傳：「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李白、杜甫、蘇軾等傑出的詩人都對陶淵明仰慕不已。歐陽修說：「吾愛陶淵明，愛酒又愛閑」。白居易在《效陶潛體十六首》中寫道：「先生去我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宋朱熹的《朱子語類》里說：「淵明所說者庄、老，然辭卻簡古。……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

梁啟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

大家這麼喜歡陶淵明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悠閑和自由是人的本質需求，但為什麼人們只是羨慕陶淵明而自己做不到呢？這就是所謂的「本欲起身離紅塵，奈何影子落人間。」了，脫俗難哪！李白一直有陶淵明情結，他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顯然來源於陶淵明的「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李白的一生是糾結的，心裡嚮往自由自在，現實中卻在委曲求全，所以，他是痛苦的，正是這種糾纏在心中的痛苦讓他對陶淵明羨慕不已，也欽佩不已。大家要看到，以李白的浪漫而狂放不羈的個性尚不能超然物外，可見真正的「平淡、樸素、淡定、從容、安貧樂道」何其難！現在人們動輒就說放下，世間幾人能真正「放下」？

悠閑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沒有對人生的通透領悟是達不到悠閑境界的。它是解脫：「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它是心靈的歸屬：「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它也是快樂：「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間能有幾多人？」

陶淵明的境界已經這麼高了，我為什麼還要說他與莊子的境界有本質區別呢？原因就在於莊子是開悟之人，是「知天命」之人，他通過「心齋」和「坐忘」的切實修行實證，從而對生命的本質瞭然於心，所以他的快樂是自然而然由心而發的，這就與陶淵明的淡泊明志有區別了。注意，同樣是拒官不做，莊子這裡沒有選擇、猶豫和糾結，有的只是徹悟後超脫的風趣和洒脫。

莊子的偉大在於：「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這個「知」就是知「道」，也是致良知，即認清了人在命運面前的無可奈何。他不迴避，滅人慾，然後順其自然，自由快樂地生活，這是非常積極的覺悟之人的人生觀。而陶淵明拒官不做回鄉種地則是做官後的厭倦。他作出這種決定是經過激烈思想鬥爭的，他並不反對做官，做官既能實現他濟世的理想又吃喝不愁，但是，僅僅為了吃喝就讓他向那些貪官庸吏點頭哈腰、奉承拍馬是他的心決計不能答應的。為了維護尊嚴和傲骨，他寧願選擇了清貧和艱辛。所以，從本質上說他的這種選擇還是一種刻意的表現，雖然這個刻意是追求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高尚行為，但仍然是心靈與大腦鬥爭的結果，不是了悟大道後自然而然的無為。

覺悟與否就是他與莊子的本質差別。

陶淵明說「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我們從這首詩里就可以看出端倪，他在感嘆人生無常，歲月如梭。在這感嘆的背後是他對人生意義的懷疑。這是一個文人的傷感和悲嘆。

而同樣是大文人，同樣物質生活艱辛，莊子為什麼從來沒有這種悲嘆呢？雖然莊子也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但他是在敘述真理而不是感嘆。我們要知道，莊子首先是個大徹大悟的哲學家，道家二號人物，然後才是大文豪，文學僅僅是他表達思想的手段。就是這個手段也被莊子運用的出神入化，他的文章雄渾飛越，想像奇特，超凡脫俗，可以說，他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先生評價其文章「恣肆汪洋，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蘇軾評價陶淵明說：「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這句話用來描述陶淵明似乎有點高估他了，蘇軾還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看問題。事實是，只有老子、孔子、莊子、顏回、王陽明等覺悟之人才可以達到這種自然境界。

雖如此說，蘇軾評價陶淵明「真」還是對的。他的確是一個非常率性真實的人。顏延之在始安郡這個地方當官，天天去陶淵明家喝酒。有一次走的時候，顏延之留下二萬錢給陶，陶則把錢全部送到酒家，以便以後去拿酒方便些。無論貴賤人等來造訪，陶淵明有酒的時候便設酒宴一起飲酒，如果陶潛先喝醉，他就跟客人說：「我喝醉了，想去睡覺啦，你可以回去了。」可見他的率真。李白的《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就是從此而來，幽人指隱居的高士。卿對好朋友的稱呼。這裡提到的琴是指陶淵明的無弦琴，陶淵明酒喝高了就喜歡拿出來把玩，以表達自己的趣向。

我們可以討論、評價陶淵明嗎？可以。我們能描述、猜測莊子嗎？不能。因為境界上距離太遠，這正如真相不可言說一樣。他常常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一會兒變成蝴蝶，一會兒與骷髏談心，一會兒鼓盆而歌。假如我們這樣描述莊子：他的心對人類的苦難有著深深的憐憫和慈悲，他的基本思想是「天人合一、清靜無為」。這是莊子嗎？可能是，也可能是老子，那麼莊子是誰呢？不知道！

他是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他是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他是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其奢欲深者，其天機淺。」

他是人：「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以眾小不勝為大盛。」「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怎麼描述他？聊多了就變成張三李四家的莊子了，而真正的莊子可能就要被聊沒了。所以只好作罷！

對陶沒有深入了解僅根據眾所周知的故事發表看法不喜可以不看

個人認為陶的歸隱是在社會生活的失敗特別不喜歡比如語文老師說他是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才選擇歸隱不願同流合污的前提是的有資格若陶真是如先祖般才華橫溢（不否定其文學成就）而又個性清高為何做不上朝廷重臣再談世俗污穢不願再入世？明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尚未見識社會黑暗就早早退出是否是人生失敗？不過彭澤縣令遇了五斗米的問題就毅然退出官場不斷感嘆好黑暗強調自己個性清高是否太虛偽？那為何又不斷入世做幕僚等「入塵網三十年」？

即便歸隱也是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地尚且難以種好生活都難以保障又何談個性夢想？如此五柳先生最後還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蹭親戚酒喝喝罷便走家裡也是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這隻能說明陶是個入世失敗衣食難保的仕人經濟基礎都沒有談什麼上層建築先吃飽飯再說世俗污不污穢現實黑不黑暗自己清不清高

古代文人歸隱的原因和目的是多種多樣的，但從總體來看，主動歸隱的是少數，大多數的文人是不得不歸隱，是被迫地走進山林。詩僧靈澈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東林寺酬韋丹刺史》）此話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但也不是毫無道理。古人隱居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本性使然：性本愛丘山。

真正僅僅為了山水而隱居的文人並不多，但也不能否認，美麗的山水、特別是隱居山水之中的閑適生活的確是誘導文人隱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方面，陶淵明可算是一個典型。他在《歸園田居》中明確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詩人把大自然看作自己的舊林、故淵，把官場看作羅網、樊籠。這種天生的熱愛自然的性格成為促使文人隱居山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一首《山僧歌》：

問曰山居何似好？起時日高睡時早。山中軟草以為衣，齋食松柏隨時飽。卧崖

龕，石枕腦，一抱亂草為衣襖。面前若有狼籍生，一陣風來自掃了。獨隱山，實暢

道，更無諸事亂相擾。

生活在山林之中，豐衣足食，無憂無慮，就連衛生打掃也由山風代勞了。我們再看張養浩對山水隱居生活的描寫：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倚杖立雲沙，回首見

山家。野鹿眠山亭，山猿戲野花。雲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雲山也愛咱。

（《雙調雁兒落帶得勝令·退隱》）

往常時為功名惹是非，如今對山水忘名利；往常時趁雞聲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猶

然睡。往常時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東籬；往常時俯仰承權貴，如今逍遙謁故

知；往常時狂痴，險犯著笞杖徙流罪，如今便宜，課會風花雪月題。（《雙凋雁兒落

帶得勝令》）

第一支曲子運用了連綿對的形式，把「雲」和「山」兩個字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反覆詠唱，既形成了一種行雲流水般的音韻美，又表現了詩人對青山白雲的喜愛之情，這二者互為交融、相輔相成，共同勾勒出一幅優美祥和的隱居生活畫面。人愛山，山愛人，人山互融，物我為一，真不知今夕何夕矣！後一首曲子運用對比手法，把「往常」的仕宦生涯與「如今」的隱居生活作一鮮明的對照，使讀者從中強烈地感受到了山林隱居生活的閑適和優越。

（二）科舉考試失敗，不得不歸隱：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古人讀書的最初目的幾乎都是為了治國安民、光宗耀祖。但朝廷能夠為讀書人提供的官職畢竟有限，所以大多數的讀書人不得了不懷抱著「滿腹經綸」、遺憾萬分地踅進山林去當了隱士。這一部分人的心情是相當痛苦的。

唐末有一位詩人叫任蕃，他家住江東，曾步行數千里赴長安應試，結果卻名落孫山，其痛苦絕望之情見於他落榜後對主考官講的一段話中：

仆本寒鄉之人，不遠萬里，手遮赤日，步來長安，取一第榮父母不得。侍郎豈不

聞江東一任蕃，家貧吟苦，忍令其去如來日也？敢從此辭，彈琴自娛，學道自樂耳。

（《唐才子傳》卷七）

任蕃作為一個貧窮的讀書人，徒步往返萬里應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他滿懷希望而來，結果空手而歸。據說，主考官聽了他的這番話後很慚愧，想挽留他，但任蕃執意離去。他後來究竟幹了一些什麼，不甚清楚，但根據他的最後一句話，大概是當了隱士。

羅隱是唐末著名的詩人和小品文作家，他一生的經歷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積極進取的文人是如何被迫當了隱士的。

早年的羅隱抱負遠大，想通過科舉進入朝廷，做一位「執大柄而定是非」（《讒書·重序》）的名臣。據史書記載，羅隱從20歲時開始參加進士考試，一直考到55歲。在這35年之間，他10次考試均遭失敗，不得不浪跡天涯而一事無成，這種非常人可以忍受的坎坷遭遇對羅隱心靈的打擊是異常沉重的，他寫過許多詩歌來表達考試失敗後的失望和羞愧之情，他深感近對不起師友，遠有愧於古人，甚至面對妓女也覺無顏：

羅隱……初赴舉之日，於鍾陵宴上，與妓雲英一絕。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

英相見。雲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耶？」隱內恥，尋以詩嘲之：「鍾陵醉別十

余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見俱是不如人。」（何光遠《鑒戒錄》

卷八）

朝廷不要羅隱，男子不要雲英，羅隱抓住這一相似之處，勉強與對方打了一個平手。作為士子的羅隱，竟然與妓女較起真來，可見他對自己屢次落第的羞愧和敏感。在社會上處處碰壁的羅隱突然想起了莊子，他寫了許多詩歌，用莊子的萬物一齊、無用之用來進行自我安慰。雖說如此，他還是感到屢屢落第使自己難以在社會上抬起頭來，於是他便脫下青衿，換上道袍，躲到深山老林中隱居起來了。

由於種種原因，像這樣不得不當隱士的文人，在中國歷史上數不勝數。可以說，每一位看似瀟洒的隱士，懷裡都揣著一本辛酸賬。

（三）懼怕災禍：李斯有黃犬悲，陸機有華亭嘆，因此上功名意懶。

元代的張養浩把因懼怕災禍而隱居的心情寫得十分明白：

班定遠飄零玉關，楚靈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黃犬悲，陸機有華亭嘆。張柬之老來

遭難，把個蘇子瞻長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懶。（《雙調沉醉東風·班定遠飄零

玉關》）

這首曲子一連舉了六個歷史事例：班超武功蓋世，屈原忠誠無比，李斯功居第一，陸機名聞天下，張柬之老謀深算，蘇東坡天才絕倫。然而由於他們都曾涉足官場，結果有的飄流四方，有的臨刑長嘆，一個個搞得灰溜溜地難以安享天年。既然如此，有吃有喝的何必進官場去冒風險！元代的任昱和明代的陳鐸也以同樣的理由提倡歸隱：

南山豆苗荒數畝，拂袖先歸去。高官鼎中魚，小吏罝中兔。爭似閉門閑讀書！

（任昱《雙調清江引·題情》）

仿邵平種瓜，學盧仝煮茶，喜春雨全禾稼，數椽茅屋近鷗沙，志不在陶朱下。詩

酒關情，琴書消暇。放會頑，撒會耍。黃金印手拿，瓊林花帽插，禍到有天來大。

（陳鐸《中呂朝天子·歸隱》）

這些文人不是不想手拿黃金印，帽插瓊林花，只是感到大大小小的官員一個個都好像鍋中的游魚、網中的小兔一樣，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別人吃掉。他們擔心踏入仕途後，終有一天會陷入政治糾紛，脫身不得。這些隱居之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來看待那些達官貴人呢？張可久有一首《雙調·慶東原》：

門長閉，客任敲，山童不喚陳摶覺。袖中六韜，鬢邊二毛，家裡簞瓢。他得志笑

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這些隱士是帶著一種看達官貴人笑話的心情躺在深山老林之中的，他們的這種心理未必符合中國的傳統道德標準，卻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平衡心理的方法。

（四）厭惡官場：一家富貴千家怨。

官場黑暗，自古已然。看不慣黑暗的官場，是士人隱居的另一個原因。如元代的蜜蘭沙，就屬於這一類的人。明初葉子奇在他的《草木子》卷四《談藪篇》中說，蜜蘭沙在元代至順年間任福建廉訪使時，曾寫了這樣一首《遊仙詩》：

刀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

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這是一位老官僚對自己官宦生涯的沉痛追悔，他認為一家的富貴是建立在千萬家的怨恨之上，自己的半生功名實際上是半生的罪孽，於是他要放下牙笏，脫去紫袍，進山去當隱士了。當然，像這樣因內疚而棄官歸隱的人是非常少見的。

（五）終南捷徑：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終南捷徑」是一個有名的典故，故事發生在唐代詩人盧藏用和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的身上：

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

「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愧。（《新唐書·盧藏用列傳》）

盧藏用是一個一心進取的人，但仕途不利。為了博得更大的名聲，取得更高的官位，於是他就隱居起來。終南山接近都城長安，少室山接近東都洛陽，於是他就把自己隱居的地點選擇在終南山和少室山，所以當時的人戲稱他為「隨駕隱士」。後來，盧藏用通過這條「終南捷徑」，也真的進入了朝廷，累居要職。

另一位通過「終南捷徑」進入仕徒的是宋代著名道士种放。种放是河南洛陽人，父親和幾位兄長都當過低級官職，而种放卻與母親隱居於終南山。後來，「隱」出了名，得到了錢若水、王禹偁的舉薦，受到朝廷的重視。他多次奉召入朝，宋真宗也多次贈詩以示寵幸。《澠水燕談錄·高逸》說：「真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明皇優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愧前代矣。』」种放號稱「高逸」，但他真是一個淡薄名利的隱士嗎？回答是否定的。他不僅接受了朝廷的官職，而且對利看得相當重，《宋史·隱逸傳》記載：

（种放）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

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乃條上

其事。……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

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

這哪裡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隱士，分明是一個欺行霸市、橫行鄉里的惡霸，以至於有人在皇上宴請种放時，「誦《南山移文》以譏之」（《宋史·隱逸傳》）。

种放也是因為早年科舉不利才尋求「終南捷徑」的，而授予他這一妙方的是另一位著名道士陳摶。《澠水燕談錄》說：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而止，他日當出於眾

人。」初莫喻其意，故放隱於南山豹子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

其言。

文中說的希夷先生即道士陳摶，南山即終南山。陳摶不僅指示了他仕宦捷徑，甚至連隱居的地點都為他選擇好了。住在終南山，既有隱士之名，又接近長安、洛陽、開封一線，易於為朝廷所知。隱居地的選擇，也是一門仕進的學問。特別是文中說的「他日當出於眾人」一句，說明當初隱居時就已經規劃好了博取名利、出人頭地的目的。

當然，走終南捷徑的人並非個個都能夠像盧藏用、种放那樣幸運，也有人「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在這條捷徑上栽了跟頭。《新唐書·杜如晦列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杜）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

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杜淹早就知道這條捷徑，可惜在走這條捷徑時，沒有藏好自己的「尾巴」，被隋文帝給抓住了，結果不僅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地——官場，反而被流放到了江南。在古代，像這一類的假隱士為數不少，故皮日休在《鹿門隱書》中感嘆說：「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新唐書·隱逸傳》對這一現象也有一個較為深刻的論述：「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宦捷徑，高尚之節喪焉。」

在現實生活中，隱居的原因要比以上所述複雜得多，比如因亡國而隱居的，為修道而隱居的，等等。關於這一點，在其他章節中也有涉及，此處不再多談。

關於歸隱，有如下幾點需要討論，如果能搞清楚，就能大體上做出一個評價。

1、為什麼歸隱

2、主動歸隱還是被動歸隱

3、歸隱後的生活狀態

4、歸隱後的心理狀態

第1點而言，要看時代背景。社會動蕩、昏亂，戰事頻繁，不斷改朝換代，門閥士族不斷被捲入政治中。一大批名士都掛了。這種時候，出身並不高的陶潛必然就要迴避政治。這裡如果沒有政治因素，那麼士人就能有所作為。起碼來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他們可以選擇後兩者了。所以排除陶類似老莊那種因為哲學思辨大徹大悟的歸隱，而歸因於政治。

第2點，主動還是被動？

主動的意思是：我不做了。

被動的意思是：做不了了。

可以從陶的詩句中看出一點端倪：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可以說面對政治，陶的自保意識還是很強的。他不捲入鬥爭漩渦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

第3點，我們都知道陶沒有像他的本家陶弘景那樣做山中宰相，說不做就不做了。說玩田園風就玩田園風。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口實。

第4點，最關鍵。雖然我們常說不要看一個人怎麼說，而要看他怎麼做。但是實際上，你不能看他怎麼做，而要看他能怎麼做，同時對比他怎麼想的。如此，就知道是不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是不是沽名釣譽，是不是偽詐。這一點我們主要還是看他的作品。

首先他不消極，對人生無常和死生仍然極為看重：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有人說陶信天師道，所以就持一出家出世的態度。這其實不對。你看他的詩句，都是遊走在出入世的邊緣地帶，這哪裡是一個合格的出家人？話說徘徊不就是因為執著么？

再者陶不是淡泊名利。他對政治任然是留心的。可以看一下《述酒》這篇。略長，發個鏈接。述酒_百度百科你看解釋，滿篇都是政治抱負。你說他看淡了讀書人的功名？未必。

你說他是明哲保身。沒錯。他沒有那種對社會和人生的空漠感，沒有說入佛談玄論道，而是選擇田園，這其實是入世和出世的一種中間過渡的狀態。留戀人生的美好，正是因為不能更進一步，也不願意再退一步了。

所以，這不是說淡泊名利，不是說消極避世，不是說沽名釣譽，而是無奈。同一時期我們還是能看到類似：「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還能看到「何其百鍊鋼，化為繞指柔」這樣的積極心態。在頹廢、悲觀、消極中體現的反而是執著和無力。你想想那些五十年代生人，因為上山下鄉，上不了學，少得到多少資源。所以一輩子都會耿耿於懷。即使自己上不了，也要讓自己的孩子能上個大學。這種心態是一樣的。

還有，沒有蘇軾，陶淵明也火不起來。或者說要滯後了。他值得學習么？其實未必。這是一種囿於時代的無奈。而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無奈，比如說現在年輕人買房。你面對你的時代的無奈都夠你應付的了，還要去學他，不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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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有專業人士較真。我想還不得不自白一下。

1、

所以，這不是說淡泊名利，不是說消極避世，不是說沽名釣譽，而是無奈。同一時期我們還是能看到類似：「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還能看到「何其百鍊鋼，化為繞指柔」這樣的積極心態。在頹廢、悲觀、消極中體現的反而是執著和無力。

這兩首詩倒還真是熟讀過。之所以舉曹操和劉琨的詩，一個老而有志，一個雖在獄中卻還有憤怒之心。與談玄誤國那種頹廢比，雖說悲觀，但是我說有其積極心態在，不知道哪裡錯了？

2、

我們都知道陶沒有像他的本家陶弘景那樣做山中宰相，說不做就不做了。說玩田園風就玩田園風。這一點似乎沒有什麼口實。

此一段純粹是做一個邏輯判斷。即陶淵明並非如陶弘景這般人。既然是評論歸隱，那必須有所對比。我將他與終南捷徑的盧藏用對比亦無不可。之所以提陶弘景，確實因為乃是本家。強調的是判斷是否是真的歸隱。此處沒有說做類比，而是對比。年代的差別有個幾十年，關係應該不大。另外，我也說陶在這點上不是像陶弘景那樣落人口實，被稱作山中宰相。

3、

陶不是淡泊名利。他對政治任然是留心的。
真心想不出「淡泊名利」與「留心政治」有何相悖之處，我不知 @愚愚止止將二者對立起來的用意何在。

@狷壹首先，「用意何在」這幾個字太重，我當不起。自問不敢說有意給誰抹黑，也沒有這個能力。

名利二字可能不好聽，那麼就說功業吧。談到功業就不能不說文人的政治抱負。政治抱負對文人來說直接的反映就在於立德立功立言。名利二字固然不好聽，但是難道不是事實？否則陶淵明當彭澤縣令包括之前的經歷，怎麼解釋？這裡不妨用范仲淹那句「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是我將兩者對立，你留心政治，難道不是遺憾自己不能有所作為么？如果不是，為何五次去職？

4、

沒有蘇軾，陶淵明也火不起來。或者說要滯後了。

我說這句話的時候也是不確定的。但是考慮到蘇軾之後到了朱熹集《四書》大概有個70年左右，時間不算長不算短。朱熹是不喜歡蘇軾的，而蘇軾對陶淵明又推崇備至。故而覺得若無蘇軾這樣性情與陶淵明相似的大名人的推崇，陶影響力不至於此。甚至說會在朱熹後因為理學的原因而有所阻滯。故而附帶一句「或者說要滯後了」，這裡也不知哪裡不對了？

我不是學文學的，對你說的顏延之、蕭統的作品自然是沒看過的。這裡謝過。我沒有鄙薄過陶的為人，一開始就明證其主動歸隱而且是真歸隱，也明說了他不是消極頹廢。我說他未必「淡泊名利」是說欲有政治作為，這一點從他五次當官看得出，從魯迅對他的評價也看得出。「言有易，言無難」這是訓詁考據的常理，我想您這邊舉得例子再多，倒真架不住我舉出一個反例。況且我說最關鍵的是心裡怎麼想的，我說我從詩里看出端倪，他還是關心政治，而且這個符合常理。如果您說沒有，還真的挺難。

最後我說陶是無奈。本有心作為一番奈何官場上政治昏暗，這和曹操老了時候的無奈不是相似么？和劉琨匡扶晉室不能的無奈不是相似么？田園生活退一步就是遁世棄世，進一步就能建功立業，不退不進的處境如何得不出陶的無奈+積極心態？

以上。

推薦鮑鵬山老師之前寫的一片《南山種豆》

全文如下：

「元康之英」過後，有作為的便是東晉末年劉宋初年的陶淵明和謝靈運了。陶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的開山；謝是「元嘉之雄」，山水詩的鼻祖。他們是試圖從體制中解脫自己的一代。由漢末黨錮、「古詩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們的實踐幾乎都證明著這一點：要想在實際的政治生活有所作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近乎徒勞的，甚至，「僅免刑」也難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從漢末至西晉，除了短暫的建安時期外，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為保命而不斷退卻的路。他們放棄了道德，放棄了正義，放棄了良心，最後甚至放棄了是非判斷力，放棄了現實感受力（如果還有感受力就往死里喝酒以求麻木），他們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變成沒腦子、沒心肝，只有高度發達的腸胃和過分亢奮的性器（如果不亢奮就猛吃春藥）的豬玀。但豬玀就更是屠殺的對象了，而且還被殺得毫無尊嚴與價值。太康的作家們雖然不象黨錮、不象正始作家那樣在政治生活中堅持正義感與道德感，卻也不免於在忽左忽右變化莫測的政治陷阱中紛紛滅頂。沒有正義的政治當然也就沒有穩定，沒有穩定的政治當然會使人的命運難以逆料。建功立業的希望破滅了，而官場，以其骯髒險惡倒著實教育了他們，於是他們不再象左思那樣熱衷於仕進了。「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他們恍然大悟，終於「鳥倦飛而知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掉轉頭去，向自然尋求了。陶淵明找到了樸實寧靜充滿人間溫情的田園，謝靈運則縱情於清新神奇一塵不染的山水。這是一種逃避，一種遠遁，同時也是一種對現實叛變的姿態，他們的行為反證著現實的黑暗。這裡固然有逃避倫理責任的味道，我們也盡可以批評他們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憐的百姓毫不憐憫地拱手給暴君亂臣而獨善其身，但孤單的個人在那個時代實際上也只有這一條路。他們不能改變社會的骯髒與險惡，但他們以自己的行為標示出一片潔凈與寧和；他們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動搖的專制與黑暗，但他們在山水田園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個性。這種潔凈，這種自由個性，不絕如縷的為中華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範式，從而使人知道在「踐踏人，侮辱人，不把人當人」（馬克思語）的專制之外，還有別樣的生活，從而帶著希望去反抗現實，追求未來。這就是他們的價值之所在。

朱熹曾經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實際上，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不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給予潔身自好、隱遁避世以極崇高的文化褒獎，這種行為被看作是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既有這樣的文化大勳章懸掛在那裡作誘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隱士，來領這枚勳章。而領到了這枚勳章，又如同獲得了特別通行證，餘下的關節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隱逸，更多的是一種手段，以這種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後來了個邏輯上的自相矛盾：求官——是所謂「終南捷徑」。這種文化怪胎的邏輯思路是這樣的：因為他不願為官而隱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為他有了這樣高尚的德行，所以他應該為官，甚至為大官。所以，在中國，歷代都有隱士，同時，歷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徵招隱士，他們共同上演這樣一出文化喜劇。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我們來認識陶淵明及其行為的意義。與眾不同的是，在他那裡，隱居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喜歡這種生活方式，隱居本身即是最後之目的。雖然後世人都把陶淵明看作隱士，鍾嶸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他自己卻沒有把自己當作隱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說的話：「結廬在人境」，不是隱居，而是「結廬」；「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不是故作姿態欲作名士，而是「欲居」，要與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起。結廬也好居家也罷，他是在尋找一安身之所，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種遠離人世的高人姿態，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個普普通通泯然眾人的人，有「鄰曲時時來」，而無車馬喧。他從官場上「歸去來兮」，是歸來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尋找一種姿態，而是在回歸一種生活，回歸自己喜歡的那種生活方式：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

（《讀山海經》）

讀了這樣的詩，如果我們還不能傾慕他的那種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靈上的疾患。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為極，他是生活在閑適的藝術境界中，以自樂為美。他確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士，我看古人或聽今人說他是隱士，感覺怪怪的。我們真的誤會他了，我們自以為拔高了他其實是貶低了他，貶低了他的境界。我們想讓他可敬卻損害了他的可親可愛。一般而言，隱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淵明卻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藝術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藝術化的生活指向美與和諧；道德化的生活指向無，是一種否定式的生活，而藝術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種肯定式的生活，我們看陶淵明的生活：人有屋廬，鳥有樹枝，人歡鳥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與「怒」，藝術化的生活指向「愛」與「樂」：陶淵明豈止愛這八九間的草廬，他愛他觸目所見的一切，他豈止聽到了鳥的啁啾，他甚至一邊讀書，一邊聽到了他耕種過的地方莊稼萌葉拔節的聲音。有春酒，有園蔬，微風來，好雨俱，而《周王傳》《山海圖》又把靈魂帶到那遙遠而神奇的地方，讓他作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樂復何如！

他一連用了「欣」「愛」「歡」「樂」這樣明白無誤的詞，來表達他從內心中情不自禁地湧現出來愉快。他不僅屏絕道德說教，「既耕亦已種」——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筆帶過，現在他要在這鳥鳴成韻綠蔭覆蓋的北窗之下讀書了，而他的讀書，也是他一貫的方式：泛覽，流觀，心無芥蒂，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還沒有忘記作詩，為我們留下這千古一快！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飲酒》）

好一個「託身得所，千載不違」！他曾如一隻失群獨飛的鳥，現在終於找到了庇蔭之地：田園。除了詩歌外，他還在《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疏》等等散文類作品中，詳細而津津樂道地描寫了自己田園生活的樂趣與稱意，他對他的生活給予了由衷的讚美。陶淵明顯然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隱士，但他是第一個把隱居生活寫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滿魅力的。他以前的隱士們似乎在追求艱苦的生活，並樂意於向人們展示他們的艱苦生活，以便顯示自己道德的崇高。陶淵明不想向人們作任何表示，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滿意。如果不違背道德，我們可能不需要特別地委屈一下自己來向道德獻媚，實際上，我們過分的、矯情的，違背人性的苦行，對道德而言，實在是不必要的。我們高高興興快快活活地活著，有什麼不對嗎？陶淵明就這樣給我們活出了一個樣兒。對了，他最先影響我們民族的，是他的這種生活方式，生活姿態，以及他樂觀而從容的心態，然後才是他的詩藝。而他詩的魅力則可能正是得之於他生活的魅力與心靈的魅力，三者密不可分。欣賞他的詩，實際上就是在欣賞他的生活，欣賞他這個人。我們的歷史，甚至可以沒有他的詩歌藝術，但卻不能沒有他這個人。他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品。人們最先注意他，就是他這個人，而不是別的。沈約的《宋書》把他歸入《隱逸傳》，蕭統喜歡他，是因為他的懷抱「曠而且真」，直到唐代房玄齡等著的《晉書》，他仍在《隱逸傳》。對這一點，文學史家常常憤憤不平，但我以為，對陶淵明而言，他的人格魅力確實在他的詩歌魅力之先，如果不是更大的話。而他作品中的很多精采篇章，可以看成是田園生活的廣告。田園生活之樂趣，經他闡發，更是深入人心。雖然他同時代的人都為人生的病態的華艷所障目而不能追隨他，但至唐宋，尤其是宋代，在那樣一種沉靜的文化氛圍中，蘇東坡等人確實是從陶淵明那裡得到一種眼光與視角，然後再去尋覓自然之美，體味平淡生活的真味的。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與與田園，就是陶淵明式的。陶淵明以他的心靈之光照亮了田園，而田園即著陶之色彩。

陶淵明是對比的大師。他的田園就是對比官場的。很多人批評他美化田園，但他美化田園不是為了反襯官場的丑污嗎？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這污濁的世界上，生命簡直找不到一塊潔凈而寧靜的安恬之處。正如他說的「勁風無榮木」——世道的蕭瑟秋風颳走了人生的綠葉，我們的靈魂無處蔽蔭。但「此蔭獨不衰」——田園給了他最後的安頓。於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地美化田園。他不美化田園他簡直無法平靜自己的內心，他美化田園就是說服自己：人間尚有可居之處。當他後來陷入極度貧困，田園生活艱辛的一面呈現給他時，他也不禁慨嘆「生實艱難，死如之何！」這時，他就眺望著他的南山上的「舊宅」了：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他死後可能即葬於此「舊宅」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據說現在那兒還有他的墓。

在一個專制社會裡，在一個權力肆虐而秩序混亂的社會裡，一個人要正派地生活確實是比較艱難的，他真的必須有陶淵明式的堅定堅韌與對苦難的容忍。在這個意義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適性的陶淵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範。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退隱生活的道德褒獎，其另一面，即隱含著對專制體制的道德貶低，這可能是文化本性對專制體制的一種天然敵意。陶淵明無意中表現了這種敵意而體現了文化人的公意，於是大家一致推崇他為道德英雄。

其實這是很無謂的。我倒覺得，與其說陶淵明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為我們建立的有關幸福的信仰與觀念。這種幸福，與世俗慾望的滿足無關，而與心靈的境界有關。甚至我們可以說，陶淵明把人的幸福與人的道德境界聯繫了起來：一種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這種帶有明顯唯心色彩的幸福觀後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對幸福的基本詮釋並深入人心。

不過陶淵明自己可沒想這麼多。他只是到田園中找他的歸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純真的生活。當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時」時，他就是一個地道的農夫，他哪裡想到自己還有那麼重大的道德承擔，更沒想著去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他是認定他一死，就會被人忘記的——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你看他對他身後的哀榮，是多麼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現在——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田園就是他的稱心的伊甸園，在這裡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靜，人性的完整。所以他為他的這種復歸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雖然一度窮困潦倒，以至於乞食於人，但他再也沒有反悔過，而是在農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物質窮乏了，精神卻豐富了。他覺得這才是人的生活。從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沒如泥牛入海，至陶淵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凈凈，出污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先踞要路津」，也失望於「建功立業」。我們看他的詩：「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其二）他真的有所謂常常存在的「恐懼」嗎？他這是在自豪啊。我們比較一下以前阮藉的詩：「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一個是常恐桑麻遭霜；一個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輕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嗎？「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年九月於西田獲早稻》）這是陶淵明式的自豪。詼諧，坦蕩，機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卻故出反語。這是一種輕鬆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徵啊。我們從漢末黨錮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淵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沒這樣輕鬆了！

對官場的逃避實際上就是對體制的逃避。體制是以權力來維持的，而權力天然具有反民眾、反人性的屬性。中國古代的隱士現象，我們可以看成是一種個人的道德選擇，但一些隱士對體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實有避免體制約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國古代，個人的所謂「建功立業」，往往是指當世事功，更多的時候更直接體現為個人在體制中的地位：官職的高低、權力的大小等等。所以，合乎邏輯地，一個人要保有自己的個性自由，逃避體制，他就必連帶否認功名。在陶淵明的時代，要追求功名，不僅要犧牲個性，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鮮血與紛紛滾落的人頭一再把這個事實展示出來。回歸田園的陶淵明終於擺脫了瀰漫士林的生命恐懼，他可以待在家裡，靜等生命大限的到來。他退出體制而「縱浪大化中」，所以能「不憂亦不懼」。他坦然而從容的三首輓歌及一篇自祭，見出他對自己的生命是多麼的有把握，《與子儼等疏》對後事的從容安排，足見他心靈的平靜。對於死亡，他是哀傷的，但不再是恐懼的。他的生命，是他與自然大化之間的約定，別人不得干預了。

回歸田園在陶淵明看來，實際上是從官場上體制中贖回了自己，使自己重獲自由。那能擁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淵明就是這麼一個有福的人。幸福不取決於一個人有什麼，卻往往取決於一個人沒有什麼。如果從「有什麼」的角度來看陶淵明，那陶淵明所擁有的太少了：名聲、地位、財富，他都缺乏。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令後人無限羨慕的幸福的人。因為他「沒有」我們一般人所不能摒棄的庸俗之心趨利之心得失之心榮辱之心———句話，那一切使我們大不起來的「小」人之心，他都沒有。我很喜歡漢語中「安心」這個詞，它比「安身」更重要。安頓好我們這顆心，對人對事安好心，對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這些，我們也就有福了。陶淵明實際上也就一直在與自己談「心」，又對我們交「心」的。他告訴我們「心遠地自偏」的道理，他說他「心念山澤居」，他還自得地說「虛室有餘閑」，什麼叫「虛室」呢？莊子有言：「虛室生白」，意思是說，清空而無世俗慾念的心靈才能充滿陽光。心靈充滿陽光，可不就得大從容大安寧大幸福；可不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陶淵明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一個幸福的人。

有一點我必須提到，那就是，陶淵明與他的那個時代的衝突並不象我們文學史家們所想像所描述的那樣激烈。他斷斷續續的在官場上十三年，雖然他自己說「性剛才拙，與物多忤」，但這極可能只是一句推脫之辭，至多表示他自身對體制的不適應。實際上，我們沒有發現他與哪一位上司特別不和，也不見他在官場上受過什麼特別的打擊與排擠。他一開始做官，就做州祭酒，據逯欽立先生考論，這不算是小官，起點頗高。並且在後來，只要他願意，他似乎隨時有官做，官場上的人對鐵了心回歸田園的他，也一直很眷顧，給他送酒錢，送粱肉，並虛位以待。應該說，他的人生歷程，是比較平順的，所以，他的心態，也是比較平和的。劉克莊《後村詩話》云：

士之生也，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

（轉引自《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陶淵明集·總論》）

他沒有追求過榮，當然也就無所謂辱；他沒有得，他也就沒有失（喪），而無得失榮辱的人生磨難，其本性的天真也就沒有被挫傷。看他的詩文，確實是一派溫敦氣象，即便是「金剛怒目」的作品，如《詠荊軻》，實際上也是內熱烈而外不露聲色。他的詩，除了四言就是五言，沒有雜言，沒有樂府，擬古也不是真擬古，這在那個時代是很特別的。四言是詩歌中最安詳靜穆的形式，五言是詩歌中最從容不迫的形式，它們與陶淵明人生的從容、心態的安祥相吻合（情感不平衡，內心心理能量大的詩人，往往喜歡用雜言，句式的長短錯落一如其情緒的高下低昂。如鮑照李白）。在《詩經》之後寫作四言，是必須有極強的平衡能力的，或有對平衡的強烈的追求慾望的，愛寫四言的曹操、嵇康與陶淵明恰恰都是竭力追求平衡、竭力維持自己內心平衡的人。只不過曹操與嵇康求之不得，陶淵明則是求仁得仁。曹操是「憂思難忘」，他如何能求得平衡？嵇康是「狂顧頓纓，赴湯蹈火」，也最終失去平衡，只有陶淵明，做到了「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懼。」於是，他真的平穩地站住了。在他田園生活的後期，他一再陷入窘困，以至於餓得白天盼天黑，夜裡盼天亮，生活變成了腸胃與時間的較量；同時，官場那邊又有人在不斷的向他招手，贈以粱肉；鄰居這裡也有人不斷地勸他「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家裡妻子更是抱怨生活的窮困——但他仍然堅定不移：吾駕不可回。誰能像他這樣在四面楚歌中悠然見南山？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歸園田居》之一）

我注意到了這首詩中的三個圓型意象：豆、露、月。它們代表了陶淵明生活中的三種境界：豆代表著現實生活的圓滿，露代表著道德上的純凈，而月則代表著精神世界的高超。梭羅在他的《湖濱散記》中問自己：「我為什麼喜歡種豆？」然後他自答：「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有人問：陶淵明為什麼喜歡種豆？我會回答：我知道。只是，欲辯已忘言。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名將。雖然出身寒門庶族，卻憑藉赫赫戰功官至太尉，死後追贈為大司馬，在那個門閥士族鼎盛的時代，算是個了不得的人物。

他的外祖父孟嘉，也是東晉名士，娶了陶侃的第十女。

所以，陶淵明雖非士族出身，但也是名門之後。

不幸的是，他八歲時，父親病故，家世逐漸沒落。

二十歲時，為生計所迫，陶淵明開始了遊宦生涯。遠遊奔波，出任下級官吏，只為謀一口飯食。他後來在《飲酒（其十）》中寫道：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此時，他已陷入了一個將困擾他多年的思想矛盾：既想干一番事業——「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但又清高自守，眷戀田園——「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因此，他的出仕生涯時斷時續。每當胸懷長志而又生計艱難之時，他便謀一個差事。每當對官場生活失望而又小有盈餘時，他就辭官歸耕，融於自然。

從二十九歲開始，他斷斷續續擔任過州祭酒、參軍等職，對東晉末年的政治生態愈來愈了解，也愈來愈厭惡。

直到四十一歲時，他最後一次出仕，任彭澤縣令。僅僅三個月後，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淵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擇。

保持高潔人格和回歸自然本心的願望，佔據了上風，終結了他數十年來的思想矛盾。

他最後一次歸隱田園，直至生命結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以《歸去來兮辭》為界碑，陶淵明有如羈鳥返林、池魚歸淵，開始了他後半生困苦而又恬淡的生活。

雖然「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但他寫下了這樣的美句奇句：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的詩，盡在兩個字：唯「真」，唯「淡」。

所謂「真」，是他長懷赤子之心，既願意對自己說實話，也願意對他所愛的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魚一鳥說實話。

莊子有言：

「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也。」

陶淵明之真，使他的詩不事雕琢，自然流露，尤為動人。對這一點，金末元初的元好問評價得特別肯綮：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這「真淳」，讓詩歷萬古而絲毫沒有過時之感，讀百遍卻始終如初讀常新。

若說是「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那麼，正是這最真的陶淵明，發現了這最真的一味：淡。

要知道，他之前的詩人，和他同時代的詩人，都是不屑於「淡」味的。只有陶淵明，用詞如山野農人的口語，不避其粗鄙，反愛其質樸，有天然之趣。

蘇軾說：

「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悟。」

技巧太過高妙，以至於看不出技巧。其味至真至純，所以歸於平淡。

唯「真」，唯「淡」，令陶淵明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他的審美已遠遠超出於他的時代。

所以，不被當世所熟知、所理解，也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南朝鐘嶸《詩品》稱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也只把他的詩歸於「中品」而已。

陶淵明生前曾作《自祭文》，又曾在《輓歌辭》中豁達開通地寫道：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不知他是否想過死後的聲名呢？也許，他早已做好了思想準備，與他的詩一起化作塵與灰。

而後，無論沈約撰《宋書》，還是房玄齡撰《晉書》，或者李延壽撰《南史》，陶淵明的事迹都是被列入《隱逸列傳》的。

幸而在陶淵明的詩文尚未散失殆盡的一百年內，南朝梁太子蕭統出現了（就是編《昭明文選》的那位）。他將陶淵明的詩文收入《文選》，又重新編輯《陶淵明集》，作《陶淵明傳》、《陶淵明集序》。由此，陶淵明在唐宋時代終於得到了極高的推崇。

難以想像：如果沒有蕭統所做的工作，今日可還有陶淵明？

假若沒有了陶淵明，那麼，王維還是王維嗎？李白還是李白嗎？蘇軾還是蘇軾嗎？

再往更深處想一層，則更令人心驚：蕭統救出的是陶淵明的詩文，那麼既往三千年，沒有救出的還有多少？

歷史有多少殘缺？文學有多少損失？

再更深一層：為文者，死後尚有詩文可救。那麼，那些並非以文為命的高人至人呢？何以救之？

我心中莫名生出了感嘆：讀陶淵明的詩，讓我學會不以成敗論英雄，讓我開始去理解、去欣賞那些世俗意義上的「失敗」。因為，有些失敗者，是更活潑潑的生命。

同時，我又感到莫名的安慰：想到那些將不為歷史所載的高人至人，也許今時今日就和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過著如常的生活，甚至就是我的鄰里——這讓我心生溫暖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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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微草堂筆記》中寫到：

「人心愈巧，則鬼神之機愈巧。然不甚重隱逸，謂天地生才，原期於世事有補」

一個文人的驕傲，不容許自己做自己認為丟臉的事情，不容許自己做有損自己聲譽的事情。比如說，為五斗米折腰，阿諛奉承，向高官點頭哈腰。

陶淵明歸隱——明哲保身的政治策略

文/周跡堯

我記得中國古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方面的專家袁行霈先生很早就考證過陶淵明歸隱與其政治生涯的關係，故此文中並無我個人的新創和愚見，只能算是對前輩們歷經時日與精神發掘出來的歷史資料，做一番並不周全的梳理。

年少時聽到的清一色是個性與官場不容、不為五斗米折腰之類的論斷，但藉助袁行霈先生等人的考證和我對陶潛詩文的重讀，如今的我更傾向於他歸隱是為明哲保身的說法。

陶淵明並非不想當官，雖然他出生和成長在潯陽柴桑這個背靠廬山對臨長江的人間仙境，致使他對自然有極大的親切和熱愛，但是他也很早就在詩歌中表明過希望施展政治抱負的心愿——"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歸去來兮辭》序文中，也說當人勸其仕官時，他是"脫然有懷，求之靡途。"

陶淵明所在的東晉時期是個貴族門閥掌權，軍閥割據的時期，那時候東晉政權已經慢慢沒落，軍閥混戰爭權，民間起義不斷。這裡面有兩個大的勢力，一個是先在北府軍任司馬、後為東晉前將軍劉牢之參軍的劉裕，他出身貧困但是戰功赫赫，很多人追隨他。另一個是據荊州之地、掌控荊楚大軍的譙國龍亢桓氏後代——桓玄的割據政權，在東晉疲於鎮壓起義軍御前空虛的時候，桓玄曾一度入京師自稱太尉，404年建楚國，顯赫一時。其時晉驃騎大將軍和劉牢之西征桓玄未果，劉牢之帶著兒子劉敬軒和大將劉裕投降桓玄。

陶淵明的潯陽陶氏與譙國龍亢桓氏素有比較深刻的淵源。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是大將軍，並且和桓玄的父親桓溫有過"竹頭木屑"的心照不宣(見《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又逢桓玄勢力漸長，眼看有取代東晉之勢，陶淵明當時的政治選擇是選擇了投靠桓玄幕府，除了最後一次出任彭澤縣令，他短暫的五次出仕中有三次都在桓玄軍幕麾下，還曾做到參軍。桓玄在京師總攬朝事期間拉攏其父桓溫舊黨，陶淵明正在家為母親守喪，他作下紀念他已經逝世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孟嘉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其中有記孟府君曾在桓溫府中供職，以表明陶氏與桓氏的交情，不得不說是向桓玄靠攏之舉。

而陶淵明的最後一次出仕不僅反映了他自己作為一個政客明哲保身的策略，也反應了東晉末年最大的一次風雲巨變。

前面說到的那個劉裕，桓玄想留為自己東征西討的前鋒，不料他到後來竟然殲滅了桓玄勢力，平掃南方各大軍閥，成為東晉朝中掌實權者，後又弒君篡位，滅東晉，建立了南朝劉氏宋朝，廟號宋高祖。陶淵明第四次為官是在劉牢之帶著兒子劉敬軒降桓玄之後，在劉敬軒手下做參軍(也沒做多久)。劉牢之後來叛桓玄，憂懼自殺，桓玄曾經曝其屍於市，而劉裕打下桓玄後，安葬了劉牢之，因此劉敬軒歸劉裕而恨桓玄。陶淵明最後一次出任彭澤縣令，就是一個借劉敬軒向劉裕表明歸其朝但心念歸隱的局。

《宋書·陶潛傳》說：「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裡面很委婉地用"不潔去就之跡"說陶淵明的履歷有污點，其實就是講他在桓玄手下任過職。歷朝歷代，新的當權者最忌諱前朝餘黨，劉裕也在建國不久開始大肆清理桓玄餘黨，而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巧妙地把他曾在前朝任職的歷史模糊化了。不過，他卻不能進一步往前走，因為他的過去必然會成為他未來公務員升遷之路上的為人謀算的把柄，甚至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所以儘管他歸隱之後，劉裕政權多次邀請他入朝做官，他也一再回絕。

傳說他的田其實種得也不好，做縣令分給他的不少田都荒著沒好好長什麼莊稼，乃至貧困潦倒而逝。這是題外話了。

參考資料：

《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袁行霈

《陶淵明歸隱的真相》網路來源

《陶淵明年譜匯考》袁行霈

《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

《晉書·陶侃傳》

《宋書·陶潛傳》

百度百科「劉裕」詞條

人生目標的不同，不過大多數人只是想活得更好一點，並沒什麼明確的目標。

有目標的人有些想大富大貴，有些想子孫滿堂，有些想拯救世界，而陶淵明追求心靈的自在。如果隨心而行，這些追求其實並無高下之分。做一個比喻:

心靈的自由是他最愛的菜，沒有它，就吃不下飯了，功名利祿是一道挺好吃的菜，但是不吃也沒什麼關係，他自然點心靈的自由。當然，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對於有些人功名利祿才是每頓必點（另外，功名利祿是很多人都會點的，這道菜是酒店的招牌菜強烈推薦，所以大多數沒什麼目標的人也都點這道）

一個人的性格氣質決定了他的人生追求，上面有人說他沒有才華，嗯，陶淵明就是淡泊的性格，與他的有無才華無關。即使他知道怎麼樣能在政治上有成就，他也不會想去做的，因為當官就要和人打交道，少不了勾心鬥角，這些會讓他覺得違背了自己的心意，吃了這道菜，就要放棄真愛，是我我也不高興。

再補一句，知「道」，比如莊子，他們就是明白所有的菜都是由原子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