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時代？

01-16

記得以前看史書總對其諱莫如深的樣子，莫名其妙地就發生了農民起義，然後朱明皆大歡喜地一統江湖了？

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個國家，基本上是這個大元國所奠定的，地理觀念，政制傳統，文化，語言，乃至於國家理論和許多最基本的生活習慣。

其實甚至包括越南和朝鮮在內，除了一個日本以外，此後的所有政權都是大元國的孩子。

當然，這個不妨礙元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大一統王朝。

@屈嘯宇先生說元朝給今天的中國打下了基礎，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比如說行省制度，多民族國家，官話【可以看看當時高麗人學漢語的書，元朝的口語辭彙和今天的口語差別已經不太大了】。

下面元朝的詔書，可以看出，裡面使用了不少口語辭彙語法：

這是寫給某寺廟【少林寺】的詔書：

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里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闕台皇帝、薛禪皇帝、完者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里：「和尚、也里可溫、先生，不揀甚麼差發休著，告天祝壽者」么道有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里，不揀甚麼差發休著，告天祝壽者么道。河南府路里有的嵩山祖庭大少林禪寺、空相禪寺、寶應禪寺、天慶禪寺、維摩禪寺，這寺院里住持長老、提點、監寺為頭目和尚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寺家的田地、水土、園林、竹葦、碾磨、店、鋪席、浴堂、解典庫，不揀甚麼他的，不以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

更這和尚每道有聖旨么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
聖旨俺的。鼠兒年三月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這是就黃帝陵宗教建築受損所寫的詔書：

來源：蘆笛：從元朝白話文詔書說起【文化散論】

元朝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泰定皇帝也孫鐵木耳收到陝西中部縣（今黃陵）住持道人狀子一案。狀告本縣保生宮著火，軒轅黃帝廟殿宇被歹人破壞……泰定皇帝看罷狀子，大怒，立即召集宮內文武大臣上殿，今有歹人敢放火燒宮，損壞陵廟，實屬不赦。泰定帝說完，由他親自口授，命身邊文官寫了一份聖旨，立即指派飛騎日夜兼程，送往陝西中部縣.主要段落摘抄如下：

"……軒轅黃帝廟宇一處，橋陵一所，遷今異代，每年春秋官降錢數口口等。……不畏公法之人，執把彈弓，吹筒輒入本宮，采打飛禽，掏取雀鳥，將飛檐走獸損壞，又有愚徒之輩，潑皮歹人，齎夯斧具，將橋陵內所長柏樹林木斫伐等事，乞禁治得此撿會到欽奉。咱每明降下聖旨無德推稱著諸色投下氣力呵休與者別了的人每不怕那什麼欽差除欽遵外據見告省會給榜文常川張掛禁約無得似前搔擾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痛行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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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屈嘯宇提點指教】

理學在元朝獲得了廟堂地位。

有不少漢人學者惡元，但是也有一些漢人學者擁元，比如說當時有」用夏變夷「的思潮。

來源：元代「用夏變夷」思潮與理學的官學化

元代「用夏變夷」思潮與理學的官學化

元代名儒姚樞說：「太祖（成吉思汗）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1）蒙古統治者以武力橫掃中原，黎民百姓慘遭塗炭。在相對落後的游牧文化衝擊下，儒生的命運極為悲慘。蒙古人歷來重視工匠、醫、卜等技術人才，而認為儒生百無一用，故其遭俘後除了被殺就是做苦工，若淪為蒙古人的家奴。連長期追隨成吉思汗、後又輔佐窩闊台，官至中書令的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晉卿，契丹人）都因博極群書而遭攻人蔑視，一般儒生的命運更可想而知，難怪時人有「十儒九丐」之說。

儒生出路何在？面臨著生與死的抉擇，有人試圖在觀念上，通過某種政治價值的提倡來調和漢、蒙文化，藉此促進蒙古統治者對儒學和儒生政治地位的承認。於是，有「用夏變夷」思潮的興起，郝經就是這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有力推動者。

郝經（1223—1275年），字伯常，澤州陵川（今屬山西）人，家世業儒。金朝滅亡之際，天下動蕩混亂，郝氏一家遷到順天。因家貧，郝經「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漸至小有名氣，為順天守帥張柔、賈輔得知，「延為上賓」；張、賈二家皆藏書萬卷，郝經得以「博覽無不通」。（2）賈輔藏書之所名「萬卷樓」，郝經曾作《萬卷樓記》，記述其讀書之事，文中有「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觀覽」（3）等語，可見其讀書治學之勤苦。忽必烈開邸金蓮川後，聞郝經之名，遂召來「咨以經國安民之道」，甚至為器重，忽必烈即位後，當年即任命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出使南宋，以定和議，不斷被南宋權相賈似道軟禁在真州長達十六年之久。在真州期間，郝經因「積年不遣，曠寂無罪」（4），又「思託言垂後」（5），遂致力於經史，著述數百卷，計有《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鑒書法》、《玉衡真觀》及文集等。

在政治思想上，郝經提出了一條極為重要的價值準則，曰：「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6）他認為，「道」是天地萬物之源，也是治國平天下的主要原則和依據。它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道」蘊於天地萬物及人心之中，又統一於天地萬物：「道統天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道在……道不離乎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於人焉。」「天地萬物者，道之形器也。」（7）「道」既散而涵融於天地萬物之中，又統乎萬物，故謂之「皇極」：「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逆，五行五事俾敘，八政五紀俾之修。……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也。」「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為至焉。」（8）就「道」與天地萬物的關係而言，「道」的地位無疑是至尊的。其二，「道」具有永恆性：「吾民不變則道亦不變，道既不變則天下亦不變。」（9）「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10）自古以至今，所變者只是王朝更替，時光流轉，而「道」的原則則與天下一樣一以貫之。其三，「道」的基本特質在於「平常之用」：「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其所謂「平常之用」，指的就是君臣綱紀：「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11）

從對「道」的認識出發，郝經提出權力的歸屬取決於「道」的歸屬。凡能踐行「道」的原則，遵行儒家的紀綱禮義，就具有統治天下的合法依據，所謂「天無必與，唯善是與」；「天之所與，不在於地而在於人，不在於人而在於道」。在他看來，做中國之主的種族所屬並非重要因素，關鍵要看其能否奉行「道」。他說：「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云：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何有於中國於夷？」（12）民眾對於政權合法性的認可與否亦不是以種族為準的，而是以儒家推崇的「道」為依據，所謂「民無必從，唯德是從」。從歷史上看，也不乏「用夏變夷」的夷狄之君。他們雖身為夷狄，卻努力踐行紀綱禮義，故而實為與堯、舜、文、武齊名的聖君明主。如「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煥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13）因此，郝經贊同宋儒真德秀所說：「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認為這是「不刊之論」，而其依據就是「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用夏變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據，政亦內修」。故「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14）。郝經認為，忽必烈就是這樣一位有道賢君，他「開邸以待天下士，徵車絡繹，賁光邱園，訪以治道，期於揚武」；「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15）由這樣一位「夷狄之君」來統治中國，顯然是符合「用夏變夷」之道的，必然會得到上天的認可與民眾的擁戴。

郝經的「用夏變夷」思想是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的發展和應用。春秋時期，孔子率先提出了區分華夏諸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標準問題，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16）其後，孟子對這一區別的主、屬關係作了明確的規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了變於夷者也。」（17）孟、孟此論在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形成了「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認知，成為後世奉儒學為圭臬的統治者們解決民族關係問題的基本政治原則。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有兩大要點：其一，判明華、夷的標準是儒家的禮義文明，而非其他；其二，華內夷外之別肯定了儒家禮義文明的主導地位，突出了儒家文化在民族交融過程中的整合力。郝經在儒家傳統「華夷之辨」的基礎上提出「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的原則，將判明華與夷的文明標準直接用於政治實踐，並以之作為建立政權、統治天下的合法依據。根據他的認識，不論何種何族，只要能接受儒家禮義文明的洗禮，奉行漢法，就有資格成為華夷大地上的統治者。換言之，他承認「夷狄之君」的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當然，這種合法性只有在遵行「道」（即儒家禮義文明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這就在理論上和心理上為漢、蒙文化的溝通，為蒙、漢統治者的合作以及為提高儒學和儒生的社會地位開闢了道路。

「用夏變夷」思想的認識依據是儒家傳統的權變觀。「權變」的基本精神是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具體的時、世、事而應變，所謂「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18）郝經對「權變」的這一基本精神有深刻領會，故其認為明智的統治者應當「以時俱進，握乾知幾」（19）。至於當世儒生，面對現實社會生活中遭遇到的兇悍、落後而又勢不可擋的蒙古統治者，也只能「知進退豐亡之理」，將權宜之計化作延存聖道和客觀存在身立命之方。此正如其對北傳理學的趙復所說：

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夫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脈於異俗、衍正學於異域，指吾民心術之遷、開吾心耳目之蔽。……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煥如日星……大放於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20）

郝經根據其「用夏變夷」之旨，要儒生與異族統治者積極合作，認為「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呈民將膏鐵鉞、糞土野，其無孑遺矣」。他將自己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南宋的目的解釋為：「將以慧積年之凶畔，頓百萬之鋒銳，存億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嶽之氣，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四海之仁，……以正人極，以正天休。」（21）郝經「用夏變夷」的思想為溝通漢、蒙文化提供了價值中介，其政治實踐為漢族免於殺伐之災，並使儒家禮義文明能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繼續傳延指明了出路，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那些以炎黃子孫、聖人之徒自居而又不得不屈從於異族統治者的漢族統治階級、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心理平衡。

「用夏變夷」思潮的興起為理學在元代繼續發展提供了認識前提。理學本是民間儒學思潮，南宋末年形成了與政權相結合的發展大勢。在民族矛盾日趨激烈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宋代理學家，多嚴守「華、夷之辨」。而「用夏變夷」論的提出，遂舒緩了儒者緊張心理，使理學與政權相結合的趨勢在元代繼續發展，終於完成了理學官學化的過程。

宋、金之際，南北隔絕，聲教不通，雖江北有處士隱逸講學，傳揚伊洛，卻影響有限。江南儒生則醉心於朱、陸之辨，北方學子則固守章句，只知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大多數人對理學奧旨茫然不曉，如後來成為一代理學大師的許衡，幼時入學不過授章句而已。

1235年，蒙古軍大舉伐宋，忽必烈命楊惟中、姚樞搜求儒、道、釋、醫、卜者，於湖北德安桴獲名儒趙復，護送北歸。朱熹理學自此方得北傳。

趙復，字仁甫，湖北德安人，生卒年不詳，著作多佚。學者稱江漢先生，為南宋「鄉貢進士」。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元兵陷德安，趙復被俘，得楊惟中、姚樞悉力救護，送往燕京，後即終老於河北真定（今保定）。郝經稱其「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遂然傳道於北方之人」（22），其學當屬朱子一脈。趙復到燕京後，楊惟中、姚樞特建太極書院，請他講授理學，「學子從者百餘人」（23），北方著名學者如郝經、姚樞、竇默、劉因、趙彧、梁樞、許衡等皆從其學。趙復看到南北學術差異較大，而理學「自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遂專撰《傳道圖》、《伊洛發揮》、《師友圖》、《希賢錄》等書，對程朱理學的師關係、學說源流和基本理論進行全面介紹。經過趙復的努力，理學在北方傳布頗廣，「至於秦雍，復入於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趙復「毅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眾景附」，深為世人及後學稱頌，郝經即贊曰：「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24）因此，《元史》、《宋元學案》以及元人諸家文集以至清人皮錫瑞《經學歷史》俱稱趙復首傳理學於北方，是符合史實的。

北傳後的理學，在理論形態上有著獨特風格，而形成這種風格的重要文化背景是北地儒生們倡興的「有用之學」，其主要代表人物為郝經、鄭玉、劉鄂等。他們在劇烈的社會變動和政治震蕩中，對空談之弊深有感觸，主張「學而有用」。他們著重提出三點認識：首先強調「道」的價值在於「有用」。郝經謂：

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25）

其次，明確提出士人為學的目的在於學以致用。郝經說：「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至乎無用，可乎哉？」「邇焉而一身，子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26）鄭玉曰：「幼而不學，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壯也，不究之用，則亦何以為學哉？」（27）劉鄂亦云：「夫士學以待用，因待用而學。而學又皆無用，可謂知務乎？」（28）最後，認為所謂「有用」，就在於濟世救民，建功立業。郝經說：「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士人所學能用以致君、裕民、行己、化今、傳後，拯天下之亂，治生民之弊，「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是之謂有用。反之，「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衄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於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29）他本人就曾立志濟世行道，以「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自勵。郝經等元儒關注政事，積極入仕，反對突變藻麗，坐而論道，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精神，「安忍視天民之弊而莫之救也？」（30）

這種倡興「學而有用」的風氣影響了有元一代，尤其對那些具有憂患意識的儒生影響更大。江南理學北傳之後，必然要受到這種學術風氣的一定製約，在風格上弱於義理辨析而強於經世致用、注重道德修心的實踐性。這有利於理學的傳播和被人們普遍接受。並且，受這種學術風氣影響，南方理學也發生了一定變化，朱學之傳人宋濂、王禕等無不強調學以致用、有用為儒等。

元代著名理學家有劉因、吳澄、許衡等，而在促成理學與元朝政權相結合併使理學成為元代官學中起重要作用的，當推許衡。

許衡（1209—1381年），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內（今河南沁陽）人。他幼而好學，「稍長，嗜學如饑渴」，不滿意北方「句讀訓解」之教。後從輝州姚樞家中錄得《伊川易傳》、《四書集注》、《小學》、《大學或問》等程朱理學經典，方知理學之義旨，嘆道：「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31）不久，許衡來到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許衡由是而名聲愈離。忽必烈主管漠南漢地時，聞其名，特召來委以京兆提學，使郡縣建學校，「民大化之」。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將許衡召至京師，參與制定朝儀官制，位進中書左丞。至元八年（1271年），任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主管在學事，忽必烈「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33）。

許衡治學特點有二：一是不嚴守朱學門戶。在體認天理、修心本性的方法上，他講求心如明鏡上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潛心體察自我一念之善，逐漸達到主誠意正，滌私至公，使天理明於心中，人之本性與天地合為一體，在道德上進入聖賢之域。這明顯帶有陸學直求本心的痕迹，而與朱門「格物致知」的「下學」功夫不盡相同。二是注重「承流宣化」、「道以致用」。他受倡興「有用之學」學術風氣的影響，主張「學以躬行為急，而不徒事於言語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為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奧」（34）。他特彆強調躬行聖道的普及性，說：「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常不遠於人。」（35）「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36）「天理」的義旨就在日常生活的鹽米細事之中，毋需「深求隱僻之理」。此論導出了兩個後果：其一，致使魯齋後學逐漸衰微。清人全祖望謝山《題文正集後》說許衡「興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平生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恆之間，……故數傳而易衰」（37）。魯齋後學往往溺於修習的形式，「謂無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38）。理論貧乏，自然難以宏大其學。其二，恰恰由於許衡之學淺近易懂，重在踐行，方能為文化素養普遍較低的蒙古貴族所接受。許衡在太學教授蒙古貴胄，以「表章朱子《小學》為先，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出入游息而養其忠」。朱子《小學》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包括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等內容，簡明易習。許衡令蒙古弟子們在日復一日的拜跪、揖讓、進退、應對的實際操作演練中逐漸體味聖道義旨，「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39）。經過儒家禮義教化的蒙古諸生，有的日後成了達官顯宦，對於促進蒙古統治者的漢化進程起到了積極作用。

因此，從某各意義上講，正是由於許衡將深奧難解的程朱理學加以簡明化和操作化，才促成了儒學的普及，擴大了理學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理學的官學化進程。

許衡為推廣儒學煞費苦心，但仍遭到蒙古權貴的強烈抵制，不得不告老還鄉。儘管如此，理學結竟進入了國家最高學府，理學經典成了國子諸生的教科書，以至「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大夫者，皆其門人矣」（40）。許衡得以入主太學，是元代理學開始走向官學的重要標誌。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受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仁宗幼時從師於名儒李孟，深受儒學薰陶。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人。其人「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威今治亂」，經常為仁宗「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使仁宗悉知儒術對於治平天下之重要，領悟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41）。仁宗甫即位，即派國子祭酒劉賡「詣曲埠，以太牢祀孔子」，又擴充國子生員至三百人。丘慶二年（1313年），「以宋儒周敦頤、程顥、顥弟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以至尊儒。同年又詔行科舉：「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42）並明確規定了取士標準：「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43）程朱注釋的《四書》、《詩》、《易》等經典被欽定為科場標準答案，「非程朱學，不試於有司」（44）。至此，理學終於上升為官方學術，具有了唯一的最高政治地位，程朱著作成為認識的最高權威，「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45）。理學成為士人謀取官祿的必由之路。總之，元仁宗詔行科舉、欽定科舉程式，標誌著元代理學官學化的完成。

[注釋]

（1）《元史·姚樞傳》。

（2）上書《郝經傳》。

（3）《郝文忠公集·萬卷樓記》。

（4）上書《玉衡真觀序》。

（5）《元史·郝經傳》。

（6）《郝文忠公集·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7）上書《道》。

（8）上書《皇極道院記》。

（9）上書《時務》。

（10）上書《春秋外傳序》。

（11）上書《庸齋記》。

（12）上書《時務》。

（13）上書《立政議》。

（14）上書《刪注刑統賦序》。

（15）上書《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16）《論語·八佾》。

（17）《孟子·滕文公上》。

（18）《荀子·儒效》。

（19）《郝文忠公集·班師議》。

（20）上書《送漢上趙先生序》。

（21）上書《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22）上書《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23）《元史·趙復傳》。

（24）《郝文忠公集·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25）上書《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26）同上。

（27）《師山先生文集·養晦山房記》。

（28）《惟實集·齊安河南三書院訓士約》。

（29）《郝文忠公集·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30）上書《答馮文怡書》。

（31）《元史·姚樞傳》。

（32）上書《許衡傳》。

（33）同上。

（34）《許文正公遺書·附錄》。

（35）上書《中庸直解》。

（36）上書《語錄上》。

（37）《宋元學案·魯齋學案》。

（38）同上。

（39）《元史·許衡傳》。

（40）《元文類》卷三十五《送李擴序》。

（41）《元史·李孟傳》。

（42）上書《仁宗紀》。

（43）《元文類》卷九《行科舉詔》。

（44）《歐陽文公圭齋集·趙忠簡公祠堂記》。

（45）上書《許先生神道碑銘》。

並不是「諱莫如深」，而是沒啥好說的。

元朝是一個相當粗糙的朝代，當政者根本沒搞清楚怎麼統治一個國家——我相信他們不是抱著撈一把就跑的心態的。特別是以「大哉乾元」為政權命名，可見他們很希望能夠成立一個類似漢人政權的朝代，但是……

元代冒出了一個元曲，文藝大發展啊……背後應該是當局對文化不插手……不插手的原因是不明白……同樣原因，元朝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是很糟糕，紀錄缺缺，導致後來的朝代也沒啥可說的……

首先得意識到，元朝統一中國時間不足百年(1271年—1368年)。97年，算得上是個短暫的王朝。

廢除科舉制度(後來意識到錯誤，增科舉制度，但為時已晚。)，種族壓迫，漢人地位身份難堪，統治者的傲慢，不得民心使其瞬間分崩離析，摧枯拉朽之勢倒台。

不敢苟同第一名的答案，摧毀一些，繼承一些，更改一些，歷朝歷代，歷來如此，元朝不過爾爾。

李則芬1979年舊文：明人歪曲了元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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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作者開始研究元代史。仿照讀書先看序文的習慣，首先遍讀近人所著的許多中國通史、史綱，及各種專史之元代部分。這些著作，幾乎眾口一詞，都說元代政治黑暗，毫無文化可言。有些專史，甚至根本不談元代事。寫完宋代之後，但說元代政治黑暗、無足述，且談明朝。於是，這些議論，就形成了我的先見。在我潛意識內，相當牢固。我在研究過程中，凡發現與此先見相逕庭之處，對於新的發見，總是保留一個問號。要到研究了五年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先見是錯誤的，但仍不知其所以然。我更涉獵明代的歷史文獻，又過了一年多，才發見了答案：元代的歷史事實，原來已被明人歪曲了。

與一般人的想像相反，元代不但不是一個黑暗時代，毋寧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小康時期。一般人說元代黑暗的，所引證的事例，無非是蒙古初期的殘殺，順帝最後二十年左右的皇帝荒淫與政治紊亂，以及一些宋明人士所記下的歪曲故事。我們首先要分清楚，要說蒙古帝國史，自應從成吉思汗的開基創業，說到滿清征服蒙古為止；要說元代史，則限於元朝統治中國時期，應自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算起，以至順帝出關之日為上。若從中國朝統來說，則更應於宋亡之日，始由元朝繼統。人們常說元代是「百年之國」，就是指自世祖以至順帝。在世祖之前的前四朝，系以蒙古為中心，以漠北的和林為國都。雖然滅了金人，取得大河南北的中原土地，始終視同無數征服地之一，其統治中原之目的，只在於徵稅而已——耶律楚材以能徽稅而做了中書令，到賦稅額遠不及朴買（承包）之厚時，他的中書令便失勢了。所以要到世祖定都燕京，仿效中國傳統，立制度，定朝儀，樹立紀綱，與民更始，才算是正式君臨中國，要到他滅了南宋，才成為統一中國之主。總而言之，我們首先要把蒙古帝國與元朝分別清楚。我們研究元代歷史，是研究其統治中國百年間的文物制度，不可濫用蒙古初年的事例，來形容元代暗無天日。

其次，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元年（一二六O）即位，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滅宋；末朝的順帝於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二出關，結束了元朝對中國的統治。自中統元年算起，元朝享國一O九年；自滅宋算起，則只有九十三年。習慣上的籠統說法，則為元代百年。在這百年期間，末代有十八年是大亂時期。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朝代，郅了末年，都有同樣的或類似的亡國現象。這種末朝現象，歷史上皆作特殊處理，當作朝代滅亡的原因來看待，史上所研究的每一朝代之一般文物制度，是不攙入末朝特殊現象的。我們研究元代的事，也應如此。不可把順帝末年的反常狀態，來形容有元一代的黑暗。換言之，研究元朝的文物制度，其範圍應以世祖中統元年，到順帝至正十年之間（一二六O—二二五O）九十年的事為主體。元朝黑暗不黑暗，要以這九十年的事為憑證，不要逸出範圍。

在這九十年間，中國內地各行省，可以說都是太平日子——滅宋戰爭幾乎是兵不血刃，只有幾處發生過真正戰鬥，絕大部分地區，全是傳檄而定的。幾次對外遠征，使用的兵力都很小，遠征日本用兵最多，也只十餘萬人，遠征爪哇，則只用了五千兵。西北諸王的叛亂，對中國本土沒有多大影響。至於湘西、貴州、廣西的西南夷之間歇性和局部性叛亂，以及今湘粵桂邊區，與閩粵贛邊區的盜匪作亂，則為自漢以來一向如此的，已不是特殊之事，也不大影響其他州郡。世祖之後，水旱災似有一朝多於一朝的現象，然災情多屬某一地區及某一年問的事，而且元代的救災工作，還算做得相當好。

概乎言之，在那九十年間，中國內地的人民，一般皆過著相當太平的日子。政治上是政簡刑清，賦稅很輕（元代沒沒有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除禁止漢人持有武器外，人民的生活習慣輿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社會上是交通便利，行旅安全，幾乎沒有賭風，沒有嚴重的高利貸剝削。國民經濟亦大有改善，最顯著的是商業繁榮，國際貿易昌盛，特別是新興的棉花種植與棉布製造業（元以前只有麻布與葛布），有如雨後春筍般蓬蓬勃勃，迅速遍及全國，甚至傳入高麗。這個新興實業，已使農村經濟大為改善，又促進商業繁榮，增進政府稅收，關係十分重大，卻被歷史忽略了。

再看元代的教育與文化：《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記稱：「立學校二萬四千四百餘所。」這個數字也許不十分正確（元史數字多誤），然元代很注重興學則系事實。虞集撰《慈利州天門書院記》云：「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大小遠近，具有學宮」（道園學古錄卷九）。除學校外，私立書院也很盛，且超過宋代很多。「續文獻通考」列舉了四十個書院名，然遺漏實多。續通考也自行聲明：「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茲舉一事為例，杭州是當時著名的文化城，然杭州有幾個書院，續通考皆未見錄。說來人或不信，元代不但不輕視儒學，而且繼承了宋代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元代末年元軍戰鬥力之喪失，這也是其原因之一。此處不能詳述，且舉一事為證。唐宋皆建武成王廟，祀太公呂望，與文廟相對，稱武廟。元代只在樞密院內祀武廟，不但京師及各地只有文廟沒有武廟，甚至各衛軍（御林軍）之每一營區內，皆有文廟與國學，獨無武廟。

元代的學風，是跟著宋代走的。務實學，不尚空談。作者曾根據清錢大聽氏所補的元藝文志，統計出元代的經書著作如下

以時間作比例，元代百年之國，有此數量，已與宋代相當（易類著作超過宋代）。以內容而言，由於元人崇拜朱子，受朱子思想限制，新義較少。然比宋不及，比明則有餘。其他且不說，明代所編的六部大全——四書大全，周易大全，書傳大全，詩經大全，禮記大全，春秋大全——全是盜取元人的著作，朱彝尊「經義考』及顧炎武「日知錄」，皆曾明白指出。

私人文集，即補藝文志的別集，則有作者六七七人，八二九集，六一六七卷。黃梨洲「明儒學案」序云：「唐之韓、柳，宋之歐、蘇，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所能及。
還有，古籍的散失，自明代近，是明人不知愛惜文化，元代卻是保管得很好的。如果還有人說元代不重視漢文化，請看朱彝尊的話：………元之平金也①，楊中書惟中於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且括江南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考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責，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秘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曆乙巳………校理遺籍，惟地誌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曝書亭集卷四十四文淵閣書目跋）。

再說純文學方面，小說名著「水滸」與「三國演義」，皆始作於元朝。元曲的光芒萬丈，更是不爭的事實。明朱權「太和正音譜」，錄有雜劇五百六十六種，作者一百八十七人，除去一部分明人著作，實有五百餘種。如果把遺漏的加進去，有人估計有千種之多。至於元代雜劇作家的人數，據「錄鬼簿」輿「續錄鬼簿」所載，共有二百餘人。

以藝術而論，近人黃賓虹說：「唐畫如粬，宋畫如酒，元畫如醇。元畫以下，漸如酒之加水，時代愈後，加水愈多。俞劍方論畫云：「唐人主法，宋人主理，元人主意，漸由客觀入於主觀，漸由自然之表現變為自我之麥現，遂至重視逸氣之瀘寫，忽略物形之描擬，形成超自然，超現實之藝術………故元代繪畫認為中國繪畫進化之極峰，殊非過當。（俞氏「中國繪畫史」第十二章）

不錯，「元史」本紀及志傳中，有許多貪污不法行為的紀錄。作者最初也以為元代吏治很壞，本著求證的精神，曾經遍查「元史」，摘記下百餘事，凡官吏的貪污、不法、害民，賄賂、腐敗、無能等，無不應有盡有。然細考那些事情，皆是歷代所常見的官場現象，不獨元代有之。且「元史」記下來的，都是已經糾正的事。

與其他朝代比較之下，我獲得如下一些認識：

⒈鹽政，漕運，及地方官吏剝削人民之事，是歷代常見現象。我所記下來的元代弊端，幾乎每一件事都可從其他朝代，找到類似的例子，或更有甚於此者。而且元代常以儒臣主鹽政，使最多弊端的鹽政時常得到改善。

⒉元代擾民之政，都比不上唐之間架稅，北宋之花石綱，南宋之經理。

⒊以貪污而論，並沒有像明代嚴嵩父子，或清代和坤般的人物。（阿合馬等幾個人，殊不足道。）

⒋諸王駙馬的特權及賜田之弊，明清二代亦復有之。且自世祖起，元代諸帝皆約束得很緊。元代諸王及蒙古將帥，一般多貧窮。較之唐代諸節度使的豪奢，有天淵之別。以視宋、明將帥之富，亦相形見拙。尤其難得的是，元代諸王之分鎮中國內地者，皆相當守法，例如：

梁王松山鎮雲南，豪民規避徭役者，多投充王府宿衛。雲南行省右丞忽辛按朝廷元額所無者，悉籍為民，去其宿衛三分之二。（賽典赤瞻思丁傳，忽辛附傳）

烕順王寬徹不花在武昌開了一個廣樂園，被湖廣行省平章星吉一言，立即罷去。（星吉傳）

安西王忙哥刺王府吏卒橫暴擾民，京兆路總管趙炳建白於王，請繩之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啟請，若自處之。」自是豪猾飲戢。（趙炳傳）

文宗以懷王出鎮金陵，欲建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於懷王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不便………。」（自當傳）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鎮廬州，穎寇將渡淮，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於王，請調芍陂屯卒御賊，王以末奉詔不敢發兵，思謙願坐擅發之罪，王始從之。（陳思謙傳）還有廉希憲傅，董文用傳，李德輝傳，王忱傳，自當傳（另一事）等，類此紀錄尚多，從略

⒌以元代侍衛的不法行為而論，若與唐、宋、明三代的宦官作比較，可說是小巫見大巫。唐之魚朝恩，程元振，仇土良；宋之童貫；明之劉瑾，魏忠賢，皆為元代斫沒有的。

⒍元初，循蒙古舊習，軍隊於戰爭中掠民為奴，是蒙古軍的一大罪惡。然自世祖朝起，只見於伐宋之役，且幸虧世祖執法甚嚴，又鼓勵憲司彈劾，絕大多數都已獲得解放。又嘗下令搜括人奴，復為良民。（參看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及李德輝傳等）概乎言之，元代官吏的奴婢，遠不及明代之甚。「日知錄」卷十三說：「明太祖數涼國藍王之罪，亦曰公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註：「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二一千人者。』

⒎人事制度之弊，也是各代皆有的。較之宋代，恐怕還是元代好得多。至少，元代百官皆有專職，不像宋代那樣，官職儘是虛名，做事全靠差遣。

⒏元代言官比宋代確實得多。宋言官動輒彈劾宰相，往往放言高論，目的只在博取令名，以為自己進身之術。元代言官所劾，皆有具體事實。憲司對地方官吏的檢舉，尤不遺餘力，這對於元代的吏治，具有很大的消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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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間出現棉花種植推廣、紡織技術提高、航海線路改進、郭守敬的《授時歷》、朱思本的《輿地圖》、朱震亨的獨立製劑、馬端臨否定五行災祥的史學觀念等等都是劃時代的成就，後人在諸多複雜因素影響下對有元一代產生異族統治腐朽黑暗的既定觀念，著實可惜。

元到明

明到清

這三個王朝和上一個都是水火不相容，民族矛盾國家矛盾糅雜在一起。

但是，弔詭的是，元明清其實是一體的

甭管之間多麼大的仇，往往前朝留下的東西，都被後來的王朝繼承發揚光大了

在中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給後來的每個朝代都留下了「稅可以這樣收」的觀念

讀書人是臭老九的一個時代。

你把元和清看成是外族對漢族的殖民統治，你就可以理解很多東西了！

【公元1270年，蒙古帝國大汗忽必烈兼并中原各部，建大元，都燕京，稱大都。1279年陷臨安滅宋。1368年，朱元璋驅逐元廷，脫離蒙古帝國，稱帝建明。歷九十八年。】

注意這段描述。

1、蒙古帝國在先，在擴展過程中，把中原諸部納入蒙古帝國版圖，並作為中央部，稱大元。

2、蒙古帝國除了中央的大元，還包括另外四大部，儘管分分合合。

3、朱元璋起，漢人趕跑了蒙古帝國核心統治集團。意味著蒙古帝國少了中原這一大部，退居蒙古，仍稱大元。但其他各部也逐漸脫離蒙古帝國。

4、蒙古帝國的中央部被手下篡位，建韃靼，直到清朝之前才被滿人滅國。

所謂的元代中國，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糾正一個概念，很多國家是大蒙古帝國的附屬，而不是元朝的附屬，這個是兩個概念。元朝忽必烈與東蒙古「十字軍王爺」、中亞海都汗之間長久的戰爭，並不是爭奪元朝的皇帝，而是蒙古帝國的大汗之位。也就是說，元朝是大蒙古帝國忽必烈汗在中國這塊地方建立的王朝，不能等同於大蒙古帝國，當然，忽必烈又一個身份就是大蒙古帝國汗。（雖然其他幾個不承認他蒙古汗地位，但是表示元朝皇帝你隨便自己當！）

因此可見，所有國家朝代，包括元朝，只是大蒙古帝國下的一個殖民領土罷了，這個朝代如何呢？沒有文化統治文化的結果就是迅速腐敗，崩潰！

準確地說，你的印象是正確的，元代的確是很大的歷史空白，是傲慢的中國人接受不了的那種空白。

史官不了解，就會瞎掰。

史官開腦洞的能力參見正史中的遼國官制，這個已經確診中了江湖上最歹毒的面目全非腳了。

皇帝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正史依然是國內最強大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