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對待儒家的態度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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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德十一年，孔子被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另一方面，儒家在元朝位列十民之九（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就是因此），比妓女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那麼，元朝對待儒家的態度到底怎麼樣呢？

蒙古帝國和元朝整體對待儒家的態度是伴隨著國家內外形勢變化，從弱到強的一個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本身地位和漢儒地位不能對等，廉希憲、真金、拜住、脫脫等漢化的蒙古色目貴族都是儒家代表，但他們上台的原因是因為血統而非思想帶來的政治地位。而只有在忽必烈時期，漢儒才出現在顯赫的位置上，如劉秉忠、姚樞、王文統等人。

我們需要用三個時期來分析元朝對待儒家的態度。

第一個時期（從成吉思汗到蒙哥汗）：忽必烈之前的蒙古，除了耶律楚材為代表的少數貴族儒家外，蒙古統治者並不把儒家本身作為單獨的一門有用的學問，甚至有時都不作為一門信仰。

成吉思汗非常欣賞博學多才並帶有宗教氣質的知識分子，比如兼通儒釋的耶律楚材，但大多數儒家知識分子並不具備類同耶律楚材的世界觀和宗教觀，對於蒙古人新的統治秩序沒有適應性。當時的蒙古的統治是類似於後世英國在殖民地的統治，其中是「以夷制夷」為主，也就是運用當地人統治當地人，為此才有漢地的諸多軍閥，稱作世侯。那麼金國的儒士要麼只能寄情于山水，要麼就只能在某個軍事貴族的幕府里工作。在窩闊台三年耶律楚材建立漢地中央機關之後，主要晉陞通路則類似於唐朝幕府推薦制度，由幕府或者中央的某些官員推薦到耶律楚材、粘合重山、楊惟中所在的漢地中央機關工作。

但是這些人不能再升遷了，因為來晚了。

蒙古帝國的主官主要分成三類，一類是軍事主官（一般頭銜是達魯花赤，派遣軍則可能是怯薛的官名，比如扯兒必、火兒赤等），一類是民政和法律主官（如札剌忽赤），這些官職有很強的族群偏差，並且三類官職經常混用。軍事主官法律主官大部分為蒙古人，民政主官大部分為色目人，最高權力一般歸於該地的王公或者軍事主官。這些出身商人的色目人以畏吾兒人景教徒鎮海和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為代表，意味著主要兩個文官集團，畏吾兒和回回。這些人通過在蒙古擴張中為汗庭籌集軍費和治理中亞，得到了蒙古統治集團信賴（有人信賴，當然也就會被人恨），一部分人跟隨牙剌瓦赤和奧都剌合蠻進入中原進行他們的包稅業務。此外，以窩闊台為首的大小統治者經常入股回回商人，資助他們的行商，並獲取報酬。

所以此時蒙古治政思想有且只兩有個重要來源，一是成吉思汗融合了蒙古習俗和他智慧的札撒，另一就是波斯和花剌子模實行的回回法。

漢法的逐漸出台是在財稅制度與回回法的較量之中慢慢升級的，本質上只著重於財稅。

自太祖有事西域，倉稟府庫無尺帛、斗粟，中使別迭等言：「漢人無益於國，宜空其地為牧場。」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益？」帝曰：「試為朕行之；」乃奏立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當時之選。因從容進說周孔之教，謂：「天下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之。」帝深然之。由是儒者漸獲進用。
《新元史·耶律楚材傳》

這事發生在窩闊台時期，是後世用來批評蒙古統治者的無知的經典案例。可見的是，蒙古官員並沒有認為回回人沒有用，但覺得漢人沒有用，恐怕是木華黎時代的蒙古對金的攻伐一直以擄掠為主，必要的時候全靠臨時從漢人世侯處徵集，並沒有成型的財稅制度，所以相比回回而言，自己直接治下的老百姓沒有什麼用。所幸，有耶律楚材把事情的方向直接轉移到了治理中原的組織上。這件事情之後建立的燕京行台是儒家開始獲用的標誌，後來許多飛黃騰達的漢人早年都在此做過官吏。

在窩闊台、乃馬真後、貴由、蒙哥執政期間，燕京行台大底上以蒙古色目人和回回法為主，雖然偶爾這些回回和畏吾兒貴人失勢，但大體上被他們的蒙古學生所取代，漢地正在大規模採用儒家思想，要等到忽必烈上台。

這個時期，儒家與財賦無關的內容是不被重視的，在蒙古人眼中甚至比不上很多宗教。金夏的士大夫大多對這個缺乏治理中原興趣的新興國家持抵制態度，後來幫助忽必烈的許多儒士在這期間都是在山林中隱居著，比如党項儒士高智耀。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漢地人口中中央兀魯思能掌控的非常稀少，第一次籍戶只籍到了七十多萬戶，諸王貴族擄掠人口，世侯們藏匿人口，人口流散和歸隱，整個漢地相較於絲綢之路已百廢待興的西域簡直是天壤之別，廣袤的西域可以向蒙古提供比一塌糊塗的漢地更多蒙古人想要的資源，包括游牧民士兵、武器、良馬以及各種浮誇的奢侈品。

北地儒學的根基只能在耶律楚材庇護的一小塊土壤里默默地發著芽。

第二個時期（從元世祖到元武宗）：從忽必烈開始，蒙古帝國的中央兀魯思（中央汗國）成為了以中國為主的國家，由於忽必烈到海山年間壓制左右手諸王的需要，歷代汗王需要發掘漢地的潛力。這時間以漢地軍閥的漢人幕僚以及漢化的色目貴族為主，儒家的地位。

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首先是汗位從窩闊台系轉到了拖雷系，但這件事並不是後續蒙古內戰的根本原因。相比於混亂的乃馬真後脫列哥那和慵懶的貴由汗，蒙哥汗本身具有極強的進取心和保守的崇高思想，但這也是他為當時蒙古貴族人心所向的原因。忽必烈在他的授命下，開府金蓮川，治理漢地。

對於忽必烈而言，他是兩條腿走路，一條是用於安撫蒙古諸部的藏傳佛教，一條就是漢法儒學。忽必烈初等歷史舞台之前在草原上沒有足夠的威權，他起先是通過爭取漢地的民力恢復來擴充自己，為此甚至上了雅號「儒教大宗師」。而藏傳佛教的領袖帝師八思巴是一個沒有門戶之見的高僧，他擁有成為帝師的圓融和通慧，並且沒有在儒釋並行的過程干預太多。反倒是忽必烈曾經想過舉國融合在藏傳佛教中，甚至文字都新創了八思巴文，和後世鐵托的去民族化有些異曲同工的地方，但他在色目人的嘗試里就得到徹頭徹尾的失敗。

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元史·廉希憲傳》

在忽必烈的重要宰輔中，後世比較知名的是以廉希憲、王文統、劉秉忠、姚樞、賽典赤·瞻思丁等，還有蒙古貴族出身的線真、安童、和禮霍孫這些人都是非常親近儒家文化的。相反，那些與儒家文化不沾邊的三位，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被史官和朝野議論批評的厲害，只是阿合馬有拉施德丁《史集》給他喊冤，桑哥有《漢藏史集》喊冤，只有本土出產的盧世榮沒人愛憐。阿合馬代表新回回勢力，他們取代了依靠安撫民心上位的老回回勢力，但從頭到尾就是以太子真金為首的漢學派壓制。桑哥代表新興的佛教勢力，他可能是畏兀兒人，隱約也和回回派有很親密的關係他授業於薩迦派多名高僧，其中也包括帝師八思巴。在桑哥失敗後，忽必烈只能繼續採用漢學派，因為他無法找到新的理財高手幫他籌措和左右手諸王鏖戰的費用。

這個時期，忽必烈的嫡長子真金是從小學習漢學，並且在阿合馬與漢學派的鬥爭中一直幫著各路漢學人士。他的兒子成宗鐵木爾和孫子海山也經歷較為不錯的漢學教育，其中海山的名字也是來自於龍虎山天師張留孫給忽必烈的饋贈。

在蒙古內戰中，忽必烈深深地體會到他能擊敗阿里不哥、海都、阿魯忽、篤哇、乃顏、昔里吉、勝哈齣兒這些諸王的原因是他有江南數千萬的丁口，只要欽察的朮赤系和伊朗的旭烈兀系不插手，他可以像洪水一樣利用漢地的民力碾壓這些西北的沒出息的諸王。為了做到這一切，什麼都沒有漢法好用，但最終的結果就是忽必烈一生都在平衡自己的蒙古正統性和政權合法性的矛盾中渡過，他試圖用合適的漢化程度，保持自己軍隊的力量，又不得罪於宗王，然後還有穩定的後方局勢和源源不斷的稅賦。

尊重並採用儒學是忽必烈壯大自己勢力的必需品，經過他的儒士們改造的儒學將在後續為他後代的統治服務，他們都需要儒學作為漢地不斷提供戰爭經費的基礎。這一時期的儒學被提升在政治體制和基層建設，高層有了更為規範的秩序，基層有了更安穩適宜的發展環境，但中間選用人才的紐帶仍舊沒有打開，很快國家權力又回到了軍事貴族們的手中。

第三個時期（從元仁宗到順帝北奔）：自窩闊台後王察八兒東歸開始，察合台後王都已經不成氣候，這時中央兀魯思的統治重點回到了內部，也就是被透資的漢地。之後，正在和拜住策劃漢化的英宗被舊貴族刺殺後，海山留下的諸多軍閥把元帝國拖入到了軍人政治中，這種情況直到脫脫更化。在這之間，仁宗、英宗、文宗、順帝都有不少儒化的舉措，仁宗開科取士，英宗試圖全面施行漢法而事敗身殞，文宗身邊則是集結了當時大儒。並且由於元朝社學和書院制度的施行，民間儒家地位較初期是確確實實提高了，但本質是南宋滅亡後儒學南學北漸的風氣影響。

試看一例可說明儒學的地位：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啟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後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即為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

這是順帝時期的故事，可以看出儒學在元代的地位已經根深蒂固了。可惜的是，燕鐵木兒、伯顏等保守的軍事貴族，也就是忽必烈用於外戰的軍隊，最終對自己人動起了刀子，他們竊據了全國的治理大權，卻缺乏必要的儒學教育，很多人和蒙古帝國初期漢人無用論的別迭如出一轍，更可怕的是，他們對黃金家族有了更多的不臣之心，比如，燕鐵木兒之子唐其勢居然稱「吾家天下」，可見蒙古色目軍事貴族的教化是遠遠不足。

元朝中晚期，儒學本身地位被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也因此穩固了元朝的合法性。但道德敗壞的權臣屢屢用事造成了整個國家的貪腐崩壞，而漢官缺乏好的上升渠道和軍事力量也難以對此產生制衡。可在皇帝都朝不保夕的時候，能指望儒學被好好尊重么？

終於稍微把儒家擺正位置了，但我為乞丐名不平。乞丐裡面也有誠實不虛偽的人啊！

打破了中國的士大父文人治國的局面

利用關係

忽必烈在做宗王的時，儒臣謀士的確給他幫了大忙，他也假惺惺的做了一些諸如「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於民』的措施，不過無外乎都是為了收買人心罷了，李璮造反之後，忽必烈殺掉了與李有姻親關係的漢臣儒士王文統，對漢人儒士的猜疑陡增。

南宋在厓山之敗後的最終滅亡，漢人儒生在忽必烈眼中失去了任何的利用價值

1278年忽必烈以汰江南冗官的名義，追奪宋朝舊官的的委任狀，將大批儒官清理出朝廷

漢人儒士在忽必烈後期的待遇很慘

『最好』的出路，一是做吏，二就是走教職一路

走吏呢，需要大把的錢來謀職位。元朝官吏貪污是常態，清廉反而是變態

走教職呢，更是僧多粥少，學錄，教諭，學正，山長的崗位數目少，比現在的兩院『院士還要稀缺

待遇十分低下，從山長考上府州教授，也不過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才算芝麻，九品不知道算啥

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會現實，絕非是遺民們的憤激誇大的不實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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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懶。。先更到這裡以後再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