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八旗」、「中國」這三個名詞,在清朝有何異同?
定宜庄認為「滿洲」並不是族名,而應該是國名,「清」則是王朝名,類似唐、宋、明一樣... 因為清太宗皇太極曾經清楚地說過:「我國建號滿洲。」這裡「滿洲」指的是國號而不是族號,這句話的滿文原文為ereq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 gurun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vla(漢文譯作:此後所有人等稱我國原有之名滿洲),「gurun」就是滿語「國」的意思。
謝邀
@Hasuran Li 已經談及不少了,我就簡單補充一下。
在引用文章的時候,一定盡量引用全面。史學這個東西,一個補充詞語改變或者無視了,整個語義就變化了。
定老師在講座中,按照後來發布的講座稿,其原話是這樣的:
但定宜庄認為「滿洲」並不是族名,而應該是國名,「清」則是王朝名,類似唐、宋、明一樣。「我現在奇怪的是,我們這麼多研究者,竟然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我都害怕會不會搞錯。但『滿洲』這個詞就是這麼出現的。」
因為清太宗皇太極曾經清楚地說過:「我國建號滿洲。」這裡「滿洲」指的是國號而不是族號,這句話的滿文原文為ereq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 gurun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vla(漢文譯作:此後所有人等稱我國原有之名滿洲),「gurun」就是滿語「國」的意思。「然而這麼重要的一句話,我們的前輩學者都沒有很好地研究。」
一個辭彙的本意和它之後發展的意思不一定一致。這個大家都能理解。定老師說manju這個詞出現是作為國名,是沒有錯誤的。
至於這個辭彙之後引申是否具有類似「民族」的概念,我覺得是有的。比如說,八旗內不光有「滿洲」,還有「新滿洲」。如果滿洲只是一個國名,則新滿洲如何解釋?如果我們把滿洲和新滿洲的關係解釋為「滿洲之人」和「新加入滿洲之人」,那麼為什麼東北少數民族加入了「滿洲」這個國家就是「新滿洲」,而漢人加入「滿洲」這個國家並沒有變成「新滿洲」呢?
所以顯然,這個辭彙引申含義里,是具有類似「民族」的屬性的。
至於滿人、旗族和現代「滿族」之間的關係,定老師的講座稿里寫的挺清楚,我基本上支持定老師的說法。
但是針對某一層的答案提到的「旗族」問題,我大致說一下。
定老師等幾位老師,都提出過「旗族」的問題,認為旗族是在清末民族主義勃發,特別是排滿思潮興起之後,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同時遭到排滿歧視,從而被迫抱團,加深民族認同,形成「旗族」概念。尤其是在清末民初,特別是在民初,這個辭彙特別流行。但是在北京政變,修改了退位條件之後,「八旗」正式解體,旗族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雖然「旗族」這個概念存在的時間不長,但是它的確是旗人社會特別是關內旗人社會的一種民族性發展。至於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民族性。這個要看採集樣本。
北京是民初排滿比較嚴重的城市,也是旗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根據金啟孮等人的記載,京旗的八旗漢軍和蒙古,只有一小部分能夠順利的「脫離旗籍」,其餘的多數還是以「旗族」的身份度日。到了新中國初期,北京滿族圈內依然有不少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的後代。他們中的老一輩人,依然以「滿人」、「旗人」自居,比如說某位著名的北京民委的幹部,已經故去了,他出身滿洲八旗內的博爾濟吉特氏(博爾濟吉特氏不少人都入了滿洲旗而並非蒙古八旗),他在世的時候,就一直宣稱自己是「滿族」。結果他去世後,他的兒子現在卻一直以「黃金家族」、「蒙古族」的身份自居。同樣的,這種新中國建國初期申報為滿族,然後各種運動前後改為蒙古族、漢族的,在北京滿族圈內並不罕見。滿族中這種改換民族成分的現象,其實是以北京最為嚴重的,這可能和北京當地的政治和民族政策有關。
東北方面,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按照目前的田野調查,還多數保持了滿族身份。前幾年的《滿族家譜選編》、《滿族宗譜研究》、《清代滿族家譜選輯》等,都收入了大量的東北八旗蒙古、漢軍家譜,其中收入的標準,即是他們的後代目前均申報為滿族。這裡可以發現,「旗族」概念雖然名詞存在時間很短,但是這種八旗滿、蒙、漢都申報為「滿族」的狀態,是持續到後來的。
簡單就說這麼多吧~
滿洲
個人認為滿洲(manju)指的是族名而非國名,直接對應「漢人」、「蒙古人」這類的族群劃分。大概有幾個原因支持了這個結論,下面只說兩條相關的——
滿洲是否為國名,我個人對題主援引的定宜庄先生的觀點(這很可能是報導出現了偏差)還是持有保留意見的。大概一年前(?),這個報道出來的時候,我曾經想寫一個小文章說說自己的想法以求大佬指正,還列了個提綱——然而由於拖延症……這個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b
首先,我們要從gurun這個詞說起。
個人認為,因gurun一詞為「國」之意,從而認為「滿洲」不是族名而是國名(這很可能是報導出現了偏差),這一觀點有些武斷——這其中的關鍵是gurun這個詞在(尤其是清初)滿語中的含義。我記得前幾天 @Chris Xia 曾提到過語言中的「概念遷移」——我想gurun這個詞很可能就是一個滿漢語中概念遷移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清代入關以後的翻譯中,儘管gurun這個詞對譯到漢語「國」字,然而gurun一詞的含義並不完全對等於漢語的「國」。在漢語中,國字多指代疆域,但是gurun在早期更多指代的是「人、(人所形成的大)部族」,這與漢語中「國」字的構詞邏輯是不同的。入關之後的檔案和文本,在某些指代國家之意的場合中,gurun一詞才逐漸帶有了「疆域」的概念。
從gurun在滿語的很多用法中都能看出來gurun指代人。且不說錫伯語中 booi gurun意為「家人」,滿文老檔里就有多處這類gurun的用法。長山在2011年的《論滿語gurun》一文中就舉了一些例子,方便起見我直接借用這些例子了:
tereci gurun de jekui alban gaijarakū ofi, gurun inu joborakū oho. (自是免徵百姓糧賦, 百姓遂無憂苦。)
sini neneme mutuha emu eme de banjiha ahūn deo juwe jui de, sunjata minggan boo gurun, jakūta tanggū adun, emte tumen yan menggun, jakūnjuta ejehe buhe. (故賜爾同母所生之長兄弟二子各五千戶人、 牧群八百、 銀一萬兩、 敕書八十道。)
可見此二處gurun都是指「人(們)」,尤其是後面一句boo gurun指「一戶人」這個用法。
再比如,也是老檔中的例子,努爾哈赤描述葉赫時說過的一句話:
...yehe muse oci encu gisuni jusen(ju?en) gurun kai.
這裡台灣方面的翻譯是「葉赫和咱們是不同語言的諸申國啊」——但實際上如果這樣說:「葉赫和咱們是不同語言的諸申人啊」,是不是更通順?可見gurun這個詞,與漢語中的「國」是不完全一致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滿洲」就不是國名(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將來報導要是出現了偏差……)畢竟「大韓民國」也是國名啊。。。
其次,滿洲(manju)這個詞本來指的就是人。
《御制增訂清文鑒》(下簡稱《清文鑒》)作為一本按照類別劃分的辭典,manju這個詞是劃在了「人部」裡面的——與nikan, monggo (漢人、蒙古人)等詞是寫在一個分類下面的。這是比較直觀的、對manju一詞性質的一個體現。
《清文鑒》里對manju詞條的解釋比較長,我摘抄一下重點:
.... i jergi gurun aiman be gemu dailame dahabuha, ese be gemu manju obuha. (前面列舉了各個部族)...等部族都征服了,使這些(部族、人)都成為了滿洲(人)
從這個解釋也可以看出,manju跟一般意義上的「國名」是有區別的,其根本含義還是從族、人這個意義上演變而來。大家可以細細體會清文鑒里的這一解釋。
滿洲這個詞就說到這裡。
八旗
八旗,如 @日和見主義者 所說,就是清代的軍事和生活組織形式——這裡有軍事上的劃分管理,也有日常戶口管理的職能在(旗人生死娶嫁都需在旗內報備)。八旗包括滿蒙漢三大類八旗,其中的民族屬性不見得一一對應各類八旗(比如漢八旗和蒙八旗中也可能有滿人,反之亦然),旗人與民族的概念也沒有重合(比如說蒙古八旗與蒙古旗盟就是兩回事)。
我們說旗人的時候,有點類似於「軍籍」這類劃分——八旗內的管理,包括出仕都是有旗內的途徑的,這裡不詳細展開說了,我個人了解也比較有限……咳。
清末時,旗人(尤其是京旗)逐漸形成了類似的文化,所以慢慢也有些類似於現代語義上的「民族」這一概念。不過根本上,與旗人對應的概念是「民人」——旗、民這樣的劃分。
中國
滿語直譯漢語,dulimbai gurun (中的國)。這個詞自尼布楚條約簽訂的時候,滿文里就是直接說「dulimbai gurun」——比如開篇中「中國大皇帝」,說的就是「dulimbai gurun i enduringge hvwangdi...」,其中並未使用「daicing gurun 大清國」一詞。一直到清晚期的各類條約里,也多次出現dulimbai gurun作為對外(國)的稱呼。
一個比較初步的結論:中國(dulimbai gurun)與大清國(daicing gurun)的概念是有比較大的重合度的,區別是daicing gurun 和 dulimbai gurun分別用於對內和對外的稱呼。像條約中,大量使用dulimbai gurun的概念,用於外交場合(如對俄國等文化和地理意義上的絕對外國)上的對外稱謂。一些類似的例子,比如《異域錄》中,圖裡堔等人在對外言及中國時,使用的也是dulimbai gurun一詞,而非daicing gurun。
再者,像《北京條約》中同時出現過「dulimbai gurun」和「daicing gurun」。其中dulimbai gurun用於諸如「黑龍江與烏蘇里河交界以北歸俄國,南邊到烏蘇里河口屬於中國」這類描述;daicing gurun出現的場合,均為「大清國欽派大臣」、「大清國軍機處」這類職務、官署名,可見這兩個詞雖然指代的事物是等同的,但是確有內外的差別。
懶得翻資料,大概先寫到這兒。
看到 @Hasuran Li 和 @橘玄雅 的答案,可以說我成功地達到了拋磚引玉的效果。在探討滿語帶來的辭彙時,不光要從滿語角度出發,也要關注到與滿語有直接關係的錫伯語,滿洲的近鄰、老滿文的模仿對象蒙古語。 @Hasuran Li 的答案是典範級的。
滿洲manju
各類清朝開國史料中體現出的manju是個很明確的「國」的概念。manju gurun這個概念是皇太極時期追加補充的,太祖定國號是aisin金,在天聰·崇德時期由皇太極確立了新國名manju。對外,它意味著女真各部整體作為同族同國的存在。對內,它是太祖努爾哈赤所統領的manju國,與環伺四周的同族諸申強敵哈達國 hada gurun 輝發國 hoifa gurun等等相對。個人認為,在相對於daiming大明,相對於nikan漢時,manju在作為國家名稱之餘,包含有表族別之分的意義。對內則與哈達、輝發各國地位相持平。gurun的首領是beile,即貝勒,王,它與部,aiman是有明顯不同的。beile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叫的,部屬規模不夠大的,叫amban,直譯大臣,文獻中譯為部長的較多。
伴隨著入關和清朝,即daicing gurun大清國的建立,manju,也即滿洲作為國家的含義就在現實生活中消亡,成為相對於漢軍,漢人,蒙古等概念的群體名稱。
八旗jakvn gvsa
八旗是滿洲的生活·軍事組織形式,它不存在「國家」的含義,有清一代也不以旗為族,因為滿洲、漢軍、蒙古八旗都是有各自本民族的。雖然清末民初滿漢矛盾尖銳時期,在旗人和漢人兩方都有所謂「旗族」的說法,但漢軍和蒙古,特別是蒙古八旗,在清朝滅亡之後多數很快就出旗回歸本民族,「旗族」的族群概念作為主流迅速被抹消。八旗至始至終只是一個生活·軍事編製。
中國 dulimbai gurun
dulimbai,中央,中間之意。dulimbai gurun,即中國二字在滿語中的直譯,是清朝自底定之後對外的官方稱呼,不光在康熙朝中俄歷次條約中作為清朝的官方稱呼出現,在以咸豐帝致英、美、法三國的滿文國書為代表的清中後期滿文文書中也是如此表現,是清朝對外形象的具現化,較manju而言具有更加強烈而鮮明的中華帝國色彩。
只要看懟誰。懟外國就用中國。懟漢人就用滿洲。懟滿人就用八旗。
順治皇帝:爾等中國守不住,就要退回遼東
康熙皇帝:騎射是八旗根本,無此何以制中國
雍正皇帝:朕本戎狄之君入中國
乾隆皇帝:勿染中國習氣,江浙之風
道光皇帝:英夷不過通商爾,不動國本。
老佛爺:保中國不保大清
剛大人:寧與友邦勿喪家奴
宣統大帝:只要能當皇帝,賣國給日本人我不在乎。
後金及清初時如何定義,有專家們討論。但是清末時的定義,卻很容易找出。
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相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其中,
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表述得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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