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女權發展在中東乃至伊斯蘭世界的女權發展史中具有怎樣的地位和影響？

我在看《伊斯蘭文明》中「婦女解放前景」一節（主要介紹19世紀後期至當代的伊斯蘭女權發展）時，發現其中提到的埃及的學者和活動人士比較多，例如Qasim Amin、Hoda Shaarawi等等。我猜這說明了埃及的女權發展史在伊斯蘭世界的女權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樣的猜測是否成立？埃及的女權發展對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女權發展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關注這個問題蠻久了，不太敢答，因為這問題問得太好了，而我又不懂伊斯蘭女權史。今天再看這個問題，關注的人這麼少，估計要埋沒。直覺上，知乎這個平台做性別/女權專業研究的人基本沒有。我來拋磚吧，不過我答不了埃及女權史在伊斯蘭和中東世界的地位和影響，我能稍微講講的是埃及女權史和中國女權史的關聯與糾葛。

中國女性研究是較新的交叉領域，Louise Edwards記述這個領域中的領軍人物時，提到一位叫王政的學者。王老師是密西根大學的中國女權專家，在她的各類論文中，針對中國早期女權發展問題，經常用國家女權主義（state feminism）來做理論上的規劃。而學界在談到國家女權主義時，常會想起M.F. Hatem在1992年撰寫的關於埃及女權史的文章。沒錯，埃及早期的女權經歷，是典型的「國家主導、女權歸附」的運動模式。從這個角度講，它不僅對中東和伊斯蘭國家的女權發展有所啟發，對20世紀初的中國、歐洲的西班牙（尤其對於西班牙第一代女權的歷史）、甚至80年代至蘇聯解體前的共產東歐國家都有很大的對比和學習意義。

埃及早期女權史和中國初期女權史有多相似，我略微列舉幾項各位便明了了：

• 同樣在受帝國列強威脅時目睹了女權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各大旗幟思想的交錯，且女權的話術總在表述方面歸附於「建國大業」

• 男性女權理論家引領早期的話語平台——在埃及，是Muhammad Abdu, Gamal al-Din al-Afghani, 和最著名的Qasim Amin；在中國，則是康梁師徒、是金天翮、是諸如馬克思理論家的李達、李大釗
• 女性在公共視野的進取在早期集中體現在輿論的參與中，尤其以期刊、報刊等公共書面形式為最
• 在首期憲法/黨綱頒布時，均剔除了事先商量好的「男女平等」條例，且都是男性民族主義人士（male nationalists）自說自話而為——在埃及是1919年，在中國是1912年國民黨黨綱事件（當時是國民黨成立大會，唐群英當場質問宋教仁為何沒有「男女平權」這一條文，宋答不上來，唐徑直走上檯面打了宋一耳光；後林森出面調解，亦被唐打了耳光——這是中國早期女權史著名的耳光事件）
• 兩國中期女權的發展脈絡（埃及從48年Bint El-Nil組織成立開始，中國則從建國後婦聯成立開始），最常用的賦權手段便是通過社會政策變相提升婦女的政治地位，卻少有直接的政治上的干預

• 在埃及，早期女權人士和民族獨立人士是協商式合作，雙方的交流與對話始終存在方法與結論上對立；而在中國，早期女權和民族志士的合作更為有機、統一，雙方都認為女權是應當的，但少有人認為女權的應當性建立在女權本身的賦權基礎上，而是將「解放婦女」與「強種保國」的思想聯繫在一起
• 埃及的政權變更則進一步給予激進女權更為暴力的活動空間（比如埃及的武裝女權持續到1940年代），在中國，暴力式的反抗大多集中在國民黨給予女性參選與投票權之前
• 由於埃及的女權和民族獨立人士的不合，埃及的女權更容易被反對者視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而在20世紀初的中國，女權思想在馬克思主義被本土知識分子吸收後則大多受到國人、包括民族主義人士的肯定和歡迎（起碼錶面如此）
• 埃及的國家女權主義是因為頻繁的政府變更與國家體系的薄弱從而引出了女權的活動空間；但中國的國家女權主義（尤其是49年後）是在黨政合一而穩定的前提上多虧於國家的干預——這兩種國家女權主義的表現方式十分有趣地互為正反
• 埃及因為同伊斯蘭的關係，女權的發展路徑時常受到宗教方面不同程度的幫助和阻撓，在中國，女權思想的發展與宗教理念的糾葛要弱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