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國際考古權威在世界考古論壇上明確提出 以良渚來標誌中華5000年文明！」？
國際考古權威在世界考古論壇上明確提出 以良渚來標誌中華5000年文明！-中國社會科學網
通俗易懂的講只能說四個字:意義重大！以前國際上認為中華文明2700年，後來有了殷墟推到3500年。現在有了良渚終於把古中國的文明起點推到了和古埃及，古兩河流域，古印度同一個時間段上。其次得到國際學術界認可，也是良渚2019年申請世界遺產所必須完成的一步。這次良渚遺址申遺沒有採用之前某些人建議的聯合申遺的策略，撇開了石峁和陶寺等遺址獨立申遺，可以看出國家對良渚遺址的信心！蘇秉琦先生早在70年代就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現在看起來良渚無疑是最璀璨的那一顆。良渚是一個神奇的存在。畢竟在中國5000~4000年前的遺址中水平規模暫時沒有其他遺址能超過良渚，公元前3000年左右營建的莫角山巨型土台即良渚宮城佔地30公頃，是北京故宮的接近二分之一大。良渚古城面積到公元前2500年外郭城完工之時，達到了驚人的800萬平方米。比晚其幾百年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之和還大，甚至比晚其近千年的夏都二里頭古城的2倍多，偃師商城的4倍。相當於解放初的上海市盧灣區面積。2015年發現的公元前3100年開始營建的水壩工程，35公里長，高几米到幾十米，寬幾十米到上百米。工程量之巨大設計之科學已經完全超越酋邦社會的能力範疇了。此外精美絕倫的玉器，一直被誤解是周玉，甚至是宋玉，直到解放後考古發現才得以證實。良渚的文字其實也有發現，現在收錄於《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一書已經多達656個，其中有連片和重複出現的疑似文字，不少和後來的漢字神似。
良渚文明80年的發現過程是一個醜小鴨變白天鵝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挑戰傳統認知的過程。從不為人知，器物被認為是周玉宋玉，到30年代發現初期被定為龍山文化杭州灣類型，再到解放初期夏鼐先生提出了良渚文化是不同於龍山文化的文化類型。但之後因為缺乏碳14測年和良渚器物的精美，以及根深蒂固的中華文明黃河起源說，長期認為良渚文化年代應該是晚於龍山是受到龍山的影響，甚至認為晚致商周時期。直到後來碳14測年後明確了良渚遠早於龍山。之後87年反山瑤山王陵的發現以及近10年良渚古城和外圍水利系統的發現，驚艷中外，也不斷挑戰著傳統的黃河起源說。衝擊太大，發展太快，打破了傳統史觀和傳統文明定義。於是近些年來，來自民間的不斷質疑和來自學界內部的冷嘲熱諷，一直伴隨良渚發現過程。可以說良渚文明的認定國內的阻力更大，可能是由於國人一直下意識秉承傳統史觀，而西方只看證據，卻容易接受的多。
總結起來現在對良渚文明性質的質疑主要是:1，遺址造假，很多人無法相信良渚有如此發達。2，按西方傳統文明定義，沒有冶金技術和成熟的文字是硬傷。3，無信史記載，無緣消失，繼承者不明。關於第一點造假質疑主要集中在民間，特別是07年良渚城牆發現之後。但隨著之後越來越多遺址細節被發掘出來對古城造假的質疑慢慢銷聲匿跡。關於第二點實際上所謂文明要素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這點西方的考古工作者也在不斷根據實際情況改變著衡量標準，其實採用這些標誌原因是無法真正回到遠古時期去觀察當時的社會的複雜度，不得已採用這些間接的所謂標準進行大致衡量當時社會的複雜程度。比如印加帝國沒有文字，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文字也是到了5世紀才有。但是其遺迹的輝煌程度足以表明其社會的複雜度已經邁入文明的範疇。第三點良渚人去哪裡，一直被認為是個謎。但龍山文化，陶寺，石峁都有受到良渚間接影響的痕迹。甚至我們可以在商周的禮制中發現，玉琮玉璧玉璜的禮制被上層建築繼承下來，青銅禮器上無處不在的所謂饕餮紋更是被指直接源自良渚的神人獸面紋，但到戰國之後饕餮紋的內涵已經說不清楚了，被冠以「饕餮紋」之名，甚至到了明清玉琮是什麼樣的也已經被人遺忘，見玉琮而不知其名。遠古的記憶漸漸模糊。對於良渚去向相關的研究其實還做的比較初級，隨著良渚地位的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考古學和史學家應該會揭示越來越多的關於良渚去向的線索。最後套用嚴文明先生的話「華夏文明五千年，偉哉良渚」！ps:如果對良渚的文明性質有疑問的話。可以參考知乎上的一篇問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293576/answer/196565752?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from=singlemessage這裡只極為淺顯地談一下良渚文明確立所帶來的理論意義。其中，兩位國際大咖的論述最值得注意，這裡單拎出來聊一下：
首先是美國辛辛納提大學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教授指出，良渚的水利工程出現在明確的「王權」誕生之前，這與「很多文明中所發生的情況相反」。我認為這一點似乎值得商榷，因為它關係到瑤山大墓的年代問題。但是，良渚的水利工程的確在良渚聚落群蓬勃發展的初期便被構建出來（3200-2800B.C.）。這一點已經足夠令人驚訝的了。斯卡伯勒認為，在社會的組織的複雜化進程中，某種宗教力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作用凌駕於早期的英雄人物或者「國王」的作用之上。私以為，阿爾諾德·湯因比如果活到現在，對於這樣的觀點無疑會非常高興。
另外斯卡伯勒還提到，良渚的水利工程為史前時代水管理的研究樹立了一個了里程碑式的典範，因為這是在水資源豐沛的區域非常難得的水利工程實例，這在以往是受到學界長期忽視的。他同時指出，水資源豐沛地區的水利工程的建立，可能是良渚社會組織不同於以往發現的任何一個文明的主要原因。相關論文題為《早期國家社會的水驅動力》，發表在2017年的PNAS上。
其次是良渚社會複雜化進程中所特有的「精神性」。柯林·倫福儒爵士在這次的上海國際考古會議中，是將良渚文化和基克拉澤斯文化放在一起予以論述的。由於沒有看到具體的演講，因此，對其內容我也不好評價。不過，我還是想從網上所報道出來的蛛絲馬跡予以簡單的推測。倫福儒爵士這一次拋出的主題是《兩個圖符的故事：史前社會複雜化的不同路徑》，從標題猜測，其中可能涉及到基克拉澤斯群島早期青銅時代的大理石雕像藝術和良渚的玉琮。相比較來說，兩者都有一定的程式化特徵，比如基克拉澤斯大理石人形雕塑，大多是闊臉，除了一個長鼻子之外缺乏其他的五官刻畫。而良渚玉琮不管形式多麼不同，但總是有神人獸面紋這一主題。
相較於文字，倫福儒更加強調「精神性」在複雜社會性質判定中的普遍意義。比如說流行於全域的某種程式化的紋飾，或者特殊的、帶有宗教特徵的符號——它們都可以用作整合整個社會的精神紐帶。
在這裡更新一下，柯林·倫福儒的講座已經在澎湃新聞網全文刊發，題為《劍橋考古學教授倫福儒：從古希臘雕塑和良渚玉琮看史前社會》，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不轉載全文了。在文中，作者提到，良渚社會已經進入了國家社會，而基克拉澤斯還是酋邦階段。其判斷「國家」與「酋邦」的標準可能主要基於規模：一方面，良渚古城體量巨大，是真正的城市，而基克拉澤斯聚落還處在「前城市」階段；另一方面，良渚文明疆域廣闊，而基克拉澤斯文明疆域狹促。
之前倫福儒在報告《史前史的重要性：考古與人類生存狀態》中指出，中國學術界之前太過看重文字，使得學術傳統上中國文明是只能追溯到商代（從他的話可以看出，西方學界實際上在國史領域始終是被動的，傳統上「中華文明始於商代」的普遍觀念，應該說是李濟、夏鼐等老一代考古人作出的定論）。他著重指出：文字雖然在很多情況下是重要的文明判斷標準，但絕非牢不可破。
個人感覺，其實文字、記事法或者宗教偶像都是約定俗成的東西，即便某個社會慣用的信息承載工具並非文字，但足夠複雜，也可能承載大量的信息。譬如印加帝國的奇普密碼，信使們傳遞信件的時候，僅僅需要將繩子打結。而在早期複雜社會的溝通系統中，並非一定要將日常言轉錄成線性符號序列才能夠達意。良渚文明的證立，表明學術界開始注意到文明社會早期，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化精神載體所起的作用，譬如記事法，或者象徵性的符號主題，等等。
另外，伊利諾伊大學的莉薩·盧塞洛教授指出，良渚社會的人口聚集異乎尋常的快。其背後的機制令人深思。不過，從「質變」的角度來考慮，「迅速的人口聚集」現象對於多數形成階段的古文明來講都應該是共通的，而不僅僅是良渚所特有的現象。而且，對於前兩個問題的回答應該說已經從本質上解答了這個問題的主要疑問。對此，趙輝提出過一個與眾不同的回答，他認為良渚文化取代崧澤文化，實際上是一個革命性事件的產物。他認為從前的崧澤文化的中心是凌家灘，隨後良渚古城的興盛導致了凌家灘的衰敗，這其中可能蘊含著政權的變更和文明中心的轉移。很有意思的推測。
當然，大咖們討論的都是大的理論意義。我個人則一直注意到另外的一項小小的「理論意義」，在這裡和各位看官探討。
這個理論意義主要是關於聚落邊界的判定的。從傳統上來說，一個大聚落的邊界判定，是以陶片分布範圍來決定的。王震中曾據此提出，良渚遺址群可以劃分成數個「聚落層級」，在擁擠的43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存在著多個「國家」。但是，「陶片分布」主要是總結於平原地區的聚落邊界判定標準，但是未必適用於水網型的聚落。良渚遺址是一個「點狀集群」分布的聚落，所有的遺址點都是自然形成的土丘或者是人工堆築的高台，其中就包括了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顯然，這樣的聚落是無法以「連續的陶片分布」作為聚落邊界的判定標準的。早在2008年，玉架山遺址的發現，就明確地揭示出水網型聚落的特點：遺址點彼此分離，但是從內涵上聯繫緊密。當然，對於良渚古城這樣的大聚落的邊界，則需要結合不同遺址點內特有的遺迹現象加以判定。
良渚古城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城市規劃的存在，譬如莫角山是大型建築基址，卞家山是貨物集散地碼頭，塘山土垣上則分布著制玉作坊——假如把這些遺址點從遺址群中剔除出來，它們將不能夠獨立存在。
這實際上也體現了柴爾德《城市革命》中所提到的分工的固化原理。在一個非城市化的社會裡，工匠們往往走村串戶地工作，尋找產品的買家，但是沒有什麼村落可以供應各類手工者們常駐——自給自足的生業只能是農牧漁獵。但是在城鎮出現後，不但可以養活常駐的工匠，手工業部門還能夠達到規模化的程度。這就仰賴於城市所特有的大規模集市對於大區域內商品交換和人口流動的整合，以及對於不同手工業部門的規劃能力。這在良渚是顯而易見的：整個良渚聚落群8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沒有發現真正的農田，說明城內人口的構成恰好為手工業者和工商業的管理者，相伴而生的還有強制性的公權力和破壞秩序的不法分子。
如果城市功能不存在，那麼像卞家山這種集中了大量貨物木構碼頭，以及莫角山這種具有公共功能的巨型建築基址就沒有了存在的理由。因此，這些分散但相距並不太遠的遺址點就被有機地串聯起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聚落群，至少有一部分是屬於同一個聚落，其邊界至少不小於卞家山、美人地一線，包含著6.31平方公里的高密度區域。
良渚文明的證立，必將促使人們對不連續分布但卻有機地結合起來的大聚落進行更加深刻的歸類研究。實際上，如果推廣良渚遺址的聚落研究經驗，其中的原理也適用於石家河遺址、下菰城遺址以及北美查科谷地。儘管如此，良渚是否能夠算作大吳哥那類的「低密度、巨型化的城市」，還有待進一步考察。或許，良渚、石家河等大遺址的聚落形態只是更多地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特徵。
最後總結一下現階段我所感興趣的、良渚文明證立所帶來的理論意義：
第一，提供了人類早期文明在水資源豐富地區構建大規模水利工程的一個絕佳樣本，而水利工程建設又令人驚嘆地催生了當地複雜社會的快速「躍進」，良渚文明起源時期的這種雙重的獨特性，將會撬動人類學中複雜社會形成機制的理論版圖。
第二，弱化了文字在文明起源過程中的作用，提升了記事符號體系的作用。實際上，這暗合了學術界的一個趨勢：文明社會的時間普遍提前，但是文字發明的時間普遍推後。例如，Peter Damerow利用統計學手段，有力地證明了所謂的「原始楔形文字」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字，它們與後來真正的楔形文字之間是否有一個線性的演進關係也是未知數。Steve Farmer,Richard Sproat 和 Michael Witzel 等人則撰文指出，印度河文明中所發現的」印章文字「實際上也不是真正的文字。
文字很可能是在文明成熟之後因為特殊的需求所產生的社會交流工具，這從絕大多數早期文字均發現於大城市的中心即可看出（也許復活節島的朗格朗格是個例外）。而文明中的信息傳遞行為，可能有眾多不同的載體，比如印加帝國的奇普密碼、密西西比社會的蚌飾、泰爾布拉克的眼睛雕塑，基克拉澤斯的大理石雕像以及良渚的玉器紋飾，等等。而探索隱藏在這些載體之後的社會契約以及組織形態，將會極大地提高人類對於自身本性的認識。
第三，為大聚落邊界的判定提供了新的思路——著眼於內涵的關聯性以及不同遺址點之間的依賴性。實際上，這需要有勇氣的人採用一種更加迂迴的」反饋式「研究方法。一方面，從遺迹所顯現出來的異常特質（中心性的遺址、不同尋常的手工業專門化跡象、貴族大墓，等等），調查周圍可能存在的共時性遺存；隨後，通過田野調查，尋找最重要的」核心遺迹「，如果可能，進而尋找遺址之間是否存在一種整體的規劃；最後，回歸到不同的遺址點，論證它們各自的內涵以及作用。
良渚古城發現後，劉斌、趙曄、王寧遠等人所做的研究，實際上就遵循了這樣的研究路徑，並且最終得到了肯定性結論。英國考古大咖傑西卡·羅森就認為，浙江考古所能夠在短短十年時間內揭示出整個良渚遺址的龐大的總體布局和遺迹性質，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成就「。在我看來，遵循以上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得到了否定性結論，也會產生有意義的理論成果。這一點，深深值得所有的考古人借鑒。
參考文獻：
- Vernon L. Scarborough. The hydraulic lift of early states societies.
- A. Colin Renfrew. The Cycladic Spirit.
- 趙輝。良渚的國家形態。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餘杭玉架山遺址。
- 王寧遠，劉斌。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的考古調查。
- 劉斌等。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穫。
- 柴爾德。城市革命。
- 湖北省考古所。大洪山南麓的史前聚落調查——以石家河為中心。
- 郭立新。論漢江東部地區史前時期的手工業專門化生產。
- 鄭建明。原始瓷起源的動力學機制。
- 摩爾根。古代社會。
- Mary Peck. Chaco Canyon: A Center and Its World.
- Peter Damerow. The Origins of Writing as a Proble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 Steve Farmer, Richard Sproat, Michael Wiztel. The Collapse of the Indus-Script Thesis: The Myth of a Literate Harappan Civilization.
2017.12.27更新：
因轉載的文章主要為了論證現代漢族是龍山文化（bc25世紀~bc20世紀）先民的後裔，導致有些偏離了主題，故補上論證良渚在文化和血緣上影響後世中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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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出自浙江考古研究所的《良渚：神王之國》，列舉了良渚在宮城結構、玉器文化、漆器風格、禮器文化、君權神授等幾個方面對後世中國的影響。
- 在宮城結構上對後世的影響
- 玉器文化及君權神授對後世的
註：這文章說西方文明從九千年前到五千五百年前處於銅石並用時代可能是從使用自然銅開始算，而一般進入銅石並用時代的標誌是治煉銅器，所以這裡是錯誤的，在這解釋一下中西方治煉銅器發展的脈絡，西方目前出土的最早治煉銅是bc47世紀的塞爾維亞治煉紅銅，在此之前都只是打造紅銅（自然銅）使用，而同期的中國姜寨出土了治煉黃銅合金（直接跨越了治煉紅銅），兩河最早出土的治煉銅則是bc38世紀的治煉砷銅，埃及最早的治煉銅器則是bc35世紀的紅銅斧，作者可能將埃及的紅銅斧視為埃及跨入青銅時代的標誌，實際上埃及真正跨入青銅時代的得上推到bc18世紀的中王國末期，比兩河文明晚三百年，紅銅也只是自然銅，跟加入錫或鉛治煉的青銅合金是兩回事，最早的青銅是bc28世紀的中國馬家窯青銅刀和兩河烏爾青銅斧及劍，蘇美爾在bc21世紀的烏爾第三王朝跨入青銅時代，青銅的比例超過紅銅（即自然銅）、砷銅等，中國則在bc17世紀跨入青銅時代，故單比較中國和蘇美爾埃及，中國進入銅石並用時代的時間比蘇美爾埃及早千年，而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則比蘇美爾埃及晚一些，不過蘇美爾埃及的銅器發展脈絡比較清晰，從自然銅（紅銅）→砷銅→青銅都有主要使用的時代，而中國銅合金早於紅銅出現，青銅早於砷銅出現，也沒有以使用紅銅為主的時間線，治煉技術呈現跨越式的發展，很難跟中東文明相對應比較。
- 漆器風格對後世的影響
- 良渚文化的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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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良渚文化對後世影響的部分，另有絲綢、稻作、榫卯等方面對後世亦影響深遠，下面引用 @秋蘭菁 這位朋友的回答談談良渚在遺傳基因上與現代中國人的聯繫。
原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7380636/answer/156839344
下面是王寧遠關於良渚人種理解：
良渚人被一些做DNA鑒定的學者認為是今天具有馬來人種特徵的廣東和廣西人的先人。但王寧遠說這並非定論，由於目前出土的遺骨並不多，所以這種檢驗的標本數量太少，還不足以被採信。良渚人的體征跟當代人差不多，只是略低些，男人一般一米六左右。另外附上良渚dna結論，可以看到首先樣本比較少（只有14例）。其次，即使這些樣本也能確定和今天上海區域人種的聯繫，還有和台灣人種的聯繫，難道上海和台灣不是中國嗎？
由此可見，無論從遺址地域上、文化傳承上還是從人種上，良渚都可以算是中國文明。
2017.12.24更新：
轉載一篇文章，說良渚人跟現代中國人沒有血緣關係的可以花點時間看看。
為了照顧一些人的心情，我會用「【】」這種括弧註明一下原文錯誤及有爭議或存在語病的句子，歡迎諸位指出文章的問題，不過為了尊重原文作者的觀點，不打算刪除令一些人覺得不舒服的內容，請互相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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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研究那些自相矛盾的古籍，很難看清一個人群的發展，尤其當它的年代比較遠而記載比較簡略時。
現代的考古學和古DNA檢測已經為研究古代人群變化開創了新的路徑，更加直接和準確。
2007年5月，刊登在美國權威學術雜誌《human genetic》上的一篇文章：《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Yangtze River》，裡面有組數據是非常驚人的。
通過對4500年前山西陶寺文化古DNA的研究，目前已經可以肯定的是，龍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體SNP單倍型是O3—M122，和現代漢族的主體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說，現在漢族的主體部分其父系遠祖完全是來自古代中原人。
單獨看O3，各地漢族中至少60%-70%來自龍山文化，對比2004年的《evolu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ferred from chinese Y-chromosome evidence》一文的數據，我們可以肯定，今天的中國各地的漢族，從東北到廣東，從東南的客家到西北蘭州，其主體【父系遺傳基因】就和5000年的古代中原人無異，今天的漢族，就是古代中原人的直系後代，在漢族中父系的O3一直佔據絕對的主體地位，5000年一直沒有變化。
龍山文化，尤其是廟底溝遺址，帶有漂亮的玫瑰花圖案的黑陶，被認為是和「華—花」部落有關，而對光明的崇拜是這個部族的特徵，被認為是古代華夏族的祖先源頭。現在各個漢藏語支系中，一般「hu」「gu」「hua」「gua」「hao」等詞根都有光明的意思，比如苗語的gua，畲語的hu，漢語的hao（昊、皓），藏語的gu，無不具有光明、光華的含義，龍山文化，被認為是漢族人的祖先華夏族部落的文化，而對陶寺遺址的確認，也支持了這種說法。
古DNA也告訴我們，所謂中國文化西來也是不可信的，中國的文化就是中國當地居民創造的。【此句錯誤，DNA不適合說明文化】
當然，長江流域的其他古代文化的居民對漢族的【父系】血統也不少，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吳城文化等也是對漢族的血統也構成了重要的來源，大致在佔了10%-35%比例，平均大致為20%，主要是對南部漢族的影響比較大，對北方漢族的影響相對要小很多。
同一篇文章也指出，良渚文化的主體為O1，對漢族的影響僅次於中原龍山文化，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其中，良渚文化對江蘇南部和浙江一帶的居民有比較大影響，血統的貢獻比例可能超過20%。
良渚文化的文化類型很接近中原，但文章作者對良渚文化的新地里和馬橋兩處遺址古代人類骨骼提取的DNA卻顯示，他們的Y染色體類型不同於中原人，今天的上海、江蘇南部、浙江，其居民的主體是來自中原的，語言（吳方言）也來自中原，但保留了少量當地的部分古代居民成分（O1）。
O1曾經被認為是百越的類型，但今天可以講，O1可能至少在西漢時，漢族和百越就已經都存在大量O1了，O1不是百越的，而是漢-越共有的，今天台灣山地土著人O1比例為100%，海南黎族為85%左右，南部漢族普遍在15%左右，各地北方漢族大致5-10%之間，在漢族中O1是僅次於O3的類型，或者換一種表達，良渚文化對漢族血統的影響僅次於龍山文化。
大溪文化的主體為O3d，這個類型在漢族不太多，但在苗族、畲族、瑤族等民族比較常見，在北方的鄂倫春族也找到過這種類型。
吳城文化的O2a，是泰國、壯族、傣族、越南等民族最常見的類型，在今天的泰國人中大致有65%的為這種類型，在我國，在廣府、潮州有一定比例，大致在15-20%，在北方漢族和中部漢族，一般比較少見。
文章的數據還顯示，古代五處遺址中，有一定比例其他類型，就是四種SNP外的類型，主要原因是由於文章沒有分析O2*、N*、C3*。
這三種類型在漢族比較很高，N*一般為5-10%左右，O2*為5-15%之間，C3*在0-5%，並不是說這三種類型不重要，而是文章並沒有單獨分析它們。
N*是漢藏語居民中常見的類型，和通古斯人的N3無關，也和滿族赫哲族中常見的N2無關，最高比例出現在彝族和納西族人中，其中彝族為34%，可以說是漢藏語居民固有的類型。
O2*在苗族和漢族中都比較常見，最高比例出現在瑤族畲族中，但漢族中也不少，其他藏緬語居民比較少見。
C3*不是阿爾泰人的C3c，漢族人是沒有蒙古人常見的C3c，也就是沒有蒙古人血統的影響，漢族有的是C3*，而C3*在西南很多漢藏語少數民族中相當常見，比如土家族為25%，C3*是古代漢藏語居民固有的而非外來的。
可以說，古代中原人（O3）構成了漢族絕對主體，而漢藏語比較常見N*、O2*、O1、O2a、O3d構成了漢族的少部分，漢族就是古代黃河和長江流域農業民族的直系後代。
下面論證，作為農業民族的漢族，血統具有相當的封閉性，漢族和很多南方農業民族有天然的血緣聯繫，但和北亞非農業的游牧民族基本沒有什麼關係。
對比其他一些文章的數據，我們可以發現，現代漢族主要是古代中原人的後代，北方游牧民族對漢族父系血統的衝擊是非常少的，大致只有3-10%之間。
來講2007年的一篇文章，法國Louis Pasteur大學的Elizabet Petkovski在《Polymorphismes ponctuels de séquence et identification génétique: étude par spectrométrie de masse MALDI-TOF（法）》一文中的數據指出，通過對古代匈奴人的SNP進行了分析，發現古代匈奴在蒙古北部Egyin Gol峽谷（額金河1號墓地）的主要Y染色體單倍型是N3、Q*、C*。也就是說，古代匈奴人和現代蒙古人有比較明顯的差異，現代蒙古人最多的三種單倍型為C3c、C3*、O3，其中O3為來自華北地區的血統的影響，也就是在匈奴時期，古代華北人（O3）還沒有大量進入蒙古草原腹地，但現代內蒙和外蒙的蒙古人中卻有20%左右的人其父系祖先來自華北地區，現代蒙古人的主體並不是古代匈奴的後代，而現代漢族中，則古代匈奴人的成分基本找不到，N3在漢族基本沒有，Q*和漢族Q1完全不同，Q1實際是漢族和其他一些緬藏語居民中獨有的小基因類型，可見古代匈奴人對漢族的血統影響可能微乎其微。
對比Keyser-Tracqui C在2003在《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tic》上發表的《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 2000-year-old necropolis in the Egyin Gol valley of Mongolia》的mtDNA數據，古代匈奴人母系主體是D，和現代內蒙東部的蒙古人比較類似而和外蒙人khalkh人有差異，同時還有比較高的A和Z，和外蒙西部的圖瓦等部族可能有親緣關係，而古代匈奴人有5%個體為U等白人母系，顯示了這個民族血統非常複雜。而漢族常見的B則比例非常少，對比山東古代漢族mtDNA的數據，說明了古代匈奴人和古代漢族差異非常大，基本無親緣關係。
但我們不能只分析匈奴，如果我們對比鮮卑族的數據，對比《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logy》雜誌在2007的一篇文章：《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remains from lamadong gemetery ,liaoning China》。我們驚訝的發現，古代鮮卑族mtDNA類型和北方漢族很多交叉部分，而對比《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里2500年前山東古齊國墓葬母系mtDNA的數據，可以講，古代漢族和鮮卑族一定發生過比較大規模的融合，這種衝擊在母繫上可以在現代北方漢族母系留下的印記至少在5%以上，甚至更大。
由於沒有找古代鮮卑人父系SNP的資料數據，如果古代鮮卑人和現代錫伯族同族的話，基本漢族中N1等可能來自鮮卑，古代鮮卑的父系可能對漢族有2%以上的衝擊，如果考慮到古代鮮卑人也有不少是古代中原人後代（O3），那麼鮮卑人父系對北方漢族的影響可能有5%。
分析眾多論文中的數據，我們還可以得到結論：
無論南方或者北方，今天漢族的主體70%以上，就是5000年前龍山文化（O3）居民的後代，我們叫華人當之無愧。
而良渚文化、吳城文化、大溪文化古代居民在漢族中也有比較大遺產，大致佔了10%-35%比例，平均大致為20%，尤其在南部漢族中，這三個文化對北部的漢族影響比較小，今天的漢族，就是古代中原農業民族（絕對主體）和長江流域古代農業居民（少量）的後裔。
北方非農業的古代游牧民族，對漢族的衝擊非常小，在3-10%之間，主要影響在北方漢族中，其中的最大部分來自古代鮮卑族。
我們可以自豪的說，今天的【大部分】漢族，就是5000年【前】古代中原人的直系後代。
早該如此
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常所說的城市、文字、金屬器文明三要素中，我覺得金屬器最不靠譜，因為中西亞使用金屬的年代超過了7000年，但那時中西亞並未進入文明時代，大約5000——4500年前，冶銅技術傳入中國新疆甘肅一帶，但這些技術掌握在一些原始部落手中，也未進入文明時代。而美州大陸，基本上就沒有金屬器，但人家也有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至於文字，印加人還處在結繩記事狀態，但人家也算文明，所以文明的標準，最靠譜的就是城市了。在西方語言體系中，文明這個詞就來源於城市，在中國漢字系統中，「國」字一般都包括城邑的象形符號，專家學者也證明，世界各國的古文明無一例外都是從小邦寡民的城邦時代開始的，可以這樣說，如果新石器時代掀起的是鄉村化的浪潮的話，那麼，文明時代掀起的則是一波又一波城市化的浪潮。中華文明再特殊，再「有中國特色」，也未能超越這一「普世價值」。從6000年前的城頭山開始築城算起，中華大地也逐步進入了城邦時代。目前，僅僅考古發現的史前城址就達到上百座，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黃河中下游及其北方長城沿線一代，雖然還遠未達到萬邦林立的地步，但其掀起的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已經蔚為壯觀，堪與其他文明古國相媲美了。
當然，具體到各地的考古遺迹，也不是隨便一個土圍子或者石圍子就可以判斷城市，判斷某種文化是否進入文明時代，還要看城內外有沒有巨大的工程、精巧的奢侈品、明確的社會分工和等級、複雜的意識形態。如果只是簡單的土圍子或者石圍子，那隻能算作城市和文明的萌芽。比如中國長江中游7000年前的八十壋遺址，已經在聚落周圍建造了土牆，但因為聚落內部過於簡單，所以還遠遠談不上文明，北方河套地區5000年前的阿善文化和老虎山文化，也依山傍水建造了很多小型的石頭城堡，但那更像是軍事堡壘，而不是象徵文明的城邑。目前，有可靠和堅實證據證明，中國最早進入文明時代的城邦就是良渚文明，該文明5000年前就開始大規模推廣犂耕（同期中原地區還是落後的一鏟一杴的耜耕），4900年就開始建造巨大的攔河大壩和人工運河，4600年前開始修建良諸古城，同時還修建了宏偉的莫角山宮殿以及反山匯觀山等貴族王陵。另外，該文明還出土了各種精美的絲綢、漆器、王器，甚至還有若干連字成句的文字，可能還出現了一神教，所以應該是中國最早的文明。而且其文明成就，完全可以與古埃及和蘇美爾文明等媲美。可以說，隨著良渚出現，中國文明與古埃及和蘇美爾文明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
良渚古城及其周邊水利設施示意圖 ，整個遺址有100平方公里，最外圍是水利系統，接著先是一圈外郭城，包圍著631萬平方米的面積，再是一圈城牆，內部面積300萬平方米，城牆的中心才是30萬平方米的宮殿區，這也是中國古代都城三重結構的起源。
良渚水壩
良渚圖騰
良渚文字
良渚文明不僅僅局限在浙江餘杭地區，它還控制著蘇南浙北太湖流域大部分地區，甚至在江北地區也擁有一系列據點，其中著名的寺墩遺址，形成了擁有兩重城壕的水城。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明在形成過程中，除了繼承本地淞澤文化的傳統外，還吸收了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北陰陽文化、凌家灘文化、甚至紅山文化的一些文化要素，4300年前，良渚文化衰落，但其文化卻幅射到了山東、中原、河套、兩湖、西北、嶺南、巴蜀等地區，幾乎影響了大半個中國，連西北地區的甘青和嶺南地區的廣東，也在良渚文化的輻射範圍之內，這些地區出土的玉器，幾乎就是良渚的翻版，良渚人長期使用過的十二節玉琮，後來流落到巴蜀地區，成為了三星堆文化的聖物。良渚也對東亞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因為東亞文明就是以絲綢、玉器、竹木器、稻米、運河、巫術等為特色的。它可以說是東亞地區最早的原創文明。
其實，在良渚文明崛起的前後，中華大地上還出現了湖北石家河、山東兩城鎮、四川寶墩、陝西石峁、山西陶寺等面積超過百萬平米的城邦，這些城邦內外大多也擁有巨大的工程、精巧的奢侈品、明確的社會分工和等級、複雜的意識形態，所以也可以認為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但一則它們的文明成就不能與良渚比肩（只有後期的石峁和陶寺可以與良渚相提並論），二則它們大多不是原創文明（只有石家河的原創性和良渚能媲美，石峁等古城都受到良渚強烈影響），三則它們的影響力都不及良渚文化，四則它們的時代大多晚於良渚（石家河早於良渚），所以綜合考慮，以良渚為中國最早的文明，應該是非常合適的。
有人可能長期受文獻影響，認為與夏朝關係密切的二里頭才是中國文明的開端，易中天就是其典型代表，但首先二里頭時代比良渚要晚差不多500年以上，而且除了青銅技術超越了良渚外，其它都比良渚落後；另外，二里頭也深受良渚影響，以至於有學者認為二里頭是良渚文化北上的產物。
還有些人認為，中國以華夏文化為代表，其文明的開端應該以華夏族群的文明遺迹算起，而良渚先民應該是百越族群，所以它沒資格代表中國最早的文明，如果硬要以良渚為代表，那就是亂認祖宗。這種說法一方面混淆了文明起源和族群起源的區別，一方面又無視百族群對中華民族血統的貢獻。雖然華夏族創造的中原文明最後成為了中國文明的正統，但在良渚、石家河、兩城鎮、寶墩、石峁、陶寺崛起的時代，中原地區遍布的都是夠不上文明檔次的軍事土堡，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其他文明衰弱，中原地區後來居上，一枝獨秀，但絕不能否認其他文明對中原文明哺育、啟迪和貢獻，以絲綢、玉器、竹木器、稻米、運河、巫術為特色的良渚文明更是如此，即使5000年後的今天，我們至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良渚文明的影響，比如饕餮、玉文化、京杭大運河、江南絲綢等。
不枉費前後三代考古人幾十年的工作，人生啊，真是寂寞如雪
文明和國家的概念不能夠混雜
還有一個新的認識 也就是說要從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國 而不是民族國土視角的去看待文化社群從而去認識考古文化的複雜性多樣性 從而去認識中國史前文化的獨特貢獻補充：（看到了馬上用戶的回答想到）文明的定義 我們之前所應用的文明的概念是基於什麼提出的 是基於哪些歷史依據我們不能把現認為歷史規律本身當作歷史本身文明的定義始終是從實際出發來進行抽象歸納的而在這個過程中良渚文化的貢獻也在於它對於文明定義概念和內涵認識的了解認識（從前按照之前的認識我們只能確認殷墟是真正的文明，現在我們有一定的理由去認定良渚文明的存在）一直以來，我們就說自己上下五千年。 但不知何時，有外人對我們的過去提出質疑，甚至我們自己都開始懷疑老祖宗是不是說了謊，為自己臉上貼了金，後來我們就不說了，我們自己出去介紹都不提了，只說自己是文明古國。 眼看著那群背祖忘宗的傢伙，亂認爹媽，偉大的就是自己的，醜陋的就是別人的。我就在想啊，我們的先輩，可以卑鄙，可以無恥，可以血腥，可以殘暴，但是他們完成了他們所做的，把最偉大，最珍貴的兩樣東西留給了我們。其一，肉體；其二，靈魂。 肉體之於生命，是物質的基石，再偉大的國度，再偉大的文明，後人絕跡，也不過是被他人篡奪罷了，我們可能再也不知道龐貝古城、復活節島上面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華夏民族還活著，只要活著就還有希望，我們的文化依然得以傳承，我們很清楚的知道長城下埋的忠骨，我們也記得阿房宮的怒火，甚至我們還可能幻想孔老夫子大罵後輩儒學子弟的不禮，不仁，孟子長嘆不孝，不義。正因為我們活著，我們存在，所以它們的存在不是可悲的未解之謎，而是清清白白的偉大壯舉，是人類史是最燦爛的明珠。因此，華夏種族的延續是我們文明的基石。 精神之於靈魂，是華夏民族的文明意志的升華。我們之所以構建成華夏民族，構建成一個中國，央央五千年，歷久彌新，是基於這種精神、文化、思想的一種認同，這種認同，使得現代的我們無論是操著東北口音，還是四川官話，亦或者是粵語的人們走在了一起，甚至是流浪海外的一部分僑胞。從小我們就被教育團結就是力量，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群的力量是強大的，就是我們祖祖輩輩的堅守，才使得華夏民族不斷創新，不斷開拓。這是全世界第一無二，只有中華民族才有的精神氣魄，它的點點滴滴，我列舉不盡，但是毫無疑問，就是這樣的一種文明，鑄就了我們中國人的靈魂。 縱觀古今，我們不是沒有被征服過，我們也不是沒有被打敗過，甚至我們的尊嚴，我們的精神，都曾被人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可是這放在百年的近代史上，放在兩千年的古代史上，放在五千年上古時代以來的歷史上，不過是一時的浪花。是我們的，終究還是我們的，五千年前，我們在這裡，五千年後我們依然在這裡。
令人振奮，也理應如此。改寫了中華文明發展的脈絡，直接把我國歷史文明提升了1000多年，而且是受國內外學者認可的，根本上把中華文明和古埃及、兩河、印度文明放在了同一條水平線上，這條線就是北緯30度，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北方朋友寧可中國歷史少1000年也不願承認華夏起源於南方，南方朋友也不要輕飄飄，也許北方還有一樣甚至更古老發達的文明，也許還沒挖出來而已，保守一些靜觀其變吧，當然最感謝的還是那些考古工作者們！
這是一個關乎誰是誰祖宗的重大問題
良渚與夏文化圈的關係很不好說，感覺比同期的「中原文明」要先進許多，至於文字可能很難找到了，看命吧。不過總的來說，幾代人的努力證明了良渚是文明，可喜可賀！
上古真有意思呀，文明的源頭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有觀點稱，中華文明本來是兩個獨立發展的大河文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自擴張、相互遭遇，最終合二為一的結果。
西亞那個雖然也叫兩河流域，但是距離近得多，一開始就不是相互獨立的。
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附近又沒有第二條大河。
這就是中華文明地理環境上的一條獨一無二的特殊性。
有個疑問，假設有一天我們發現北京猿人也是有文明的，那能否說中華文明有70萬年？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到底是按照地方算的還是按照物種進化和文化傳承算的
壞事了，又有 偽?皇漢 要來搞百越華夏之爭了。
這種人潛意識裡似乎承認了羌狄才是炎黃。
雖然我既不懂歷史，不懂考古，又不懂分子人類學，但是這種人總能給我帶來優越感。正統正統
良渚文化本就不是華夏文化正統，甚至如何去證明他是華夏文化的一支而非東夷或者南蠻的文化代表。
良渚文化燦爛是燦爛，可是和中華文化有沒有明顯的繼承關係？不能誰家裡更有錢就認誰是祖宗不是？
我就說嘛，南方才是中華正統，北方那些蠻夷天天叨叨炎黃啥的，超級扯淡。
你祖宗是炎、黃、蚩尤代表的部落傳下來的，不是後來的鄰居良渚。你的祖宗們還把鄰居的一些東西吸收了（甚至還收養了你鄰居遺留的子女），傳給了後世子孫。但記住，你鄰居始終是你鄰居，不是你祖宗。當然，那些認為自己不是漢人不是華夏文明體系內的傳承就算了。另：咱們的歷史輪不著白皮們說三道四，也用不著他們承認不承認為標準。
良渚文明和現在的中華文明有什麼傳承關係嗎？
用良渚來標誌中國境內文明5000年是沒有問題的，但要說是標誌中華文明5000年就可笑了。中華和華夏一樣，最初首先是地域概念而不是文化概念，這在最早的關於中華華夏的歷史記載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幾千年來口耳相傳並不絕於史，這才是華夏族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民族記憶。現在為了湊數5000年，打斷民族記憶，另起爐灶，重新編製歷史傳承，是對幾千年來的民族記憶和史書的侮辱，是對本民族歷史的侮辱。我們這樣編製歷史雖然面子上好看一些，卻失去了骨子，必將失去更多。現在，先把華夏從最初的地域概念升級為文化概念，然後把良渚套入文化概念的華夏，最終把良渚的五千年加強給華夏。這種做法很巧妙，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生拉硬套是完全不符合當時人的認知的，說是偽造中華華夏歷史也不為過。
他把良渚文化、希臘基克拉迪文化，做了比較研究——很多人知道希臘衛城，但最近15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是古希臘文明的源頭，是歐洲最早的文明
作為一個感興趣的外行，認為這位權威就是來串聯壯聲勢的，他這裡明確提到了他認為應該把基克拉迪文化確認為文明，當然希臘偽史派大概是不知道這位權威糾結的問題是什麼
意義很大啊。以後荷蘭人在各種論壇上嚷嚷"我是中原人，是你祖宗"云云的時候，我反手就是一掌，並大聲告訴這些優越感爆棚的中原人，良渚文化是你爹，你爹是南方的、
不是我潑冷水，是真的覺得不是很樂觀。之前二里頭等遺址存在爭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無法證明這是一個國家而非部落。同樣的，如果良渚不能給出這是一個國家的證據，5000年文明能不能承認，難說。更新:很多人說我不了解新形勢。這大概就是外行指手畫腳的悲哀之處。就像我在很多問題下看到的那樣。算了，不說了，匿了。省得有人再來煩我。專業和非專業之間溝通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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