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東南亞地區大部分國家的伊斯蘭化是如何形成的？ 例如印尼，馬來西亞，汶萊…
01-15
高票的幾個答案說的都有道理，但感覺都不全面，自己寫個答案，多圖，先匿了。
對 @豆子 的答案持保留意見。他的貿易路線圖是對的，但他似乎在暗示東南亞比中國更早伊斯蘭化。實際上，中國穆斯林的大規模出現比東南亞穆斯林大規模出現早多了。當廣東，泉州，西北出現大量中國穆斯林時候，東南亞諸國還是鼎盛的佛教國家。一直到16世紀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才被伊斯蘭化。
結論就是：（1）伊斯蘭教實際上是先傳播到更遠方的中國，然後在14世紀藉助中國穆斯林的力量重新傳播回東南亞的。主要的就是來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蘇菲派穆斯林商人和來自中國廣州、泉州的中國穆斯林。而他們最終傳教成功的一個得天獨厚條件就是曾經強盛的的佛教國家在東南亞的衰落。（2）後期伊斯蘭教的快速傳播來自東南亞諸小國君主的改宗。而這些小國君主之所以改宗是迫於當時暹羅和佛教國滿者伯夷的壓力。他們需要藉助聖戰的力量抵抗暹羅和滿者伯夷。
至於為什麼緬甸、泰國、越南沒有被伊斯蘭化。因為這些國家強啊。蘇門答臘和爪哇的蘇丹國們一起上都打不過暹羅或者越南。當然沒有改宗的必要了。
至於菲律賓，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被伊斯蘭化之後，菲律賓南部也被伊斯蘭化了。就在北部菲律賓逐漸也要被伊斯蘭化的時候。1521年，西班牙人麥哲倫來了。他在宿務島登陸，在菲律賓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傳教洗禮，把北部泛靈教的諸多部落都用天主教聯合起來。（他最終在菲律賓死亡的原因就是他過多插手北部部落的事務引起的衝突）麥哲倫之後，魯伊洛佩·德·比利亞洛沃斯等等越來越多的西班牙人來到菲律賓，將菲律賓（北部）轉變成了一個天主教殖民地。
東南亞國家主要就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順便加個菲律賓、泰國、越南。現在東南亞主要的穆斯林國家就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在歷史上長期是一體的。所以分析的時候就把兩國仍一起了。
印度尼西亞是今天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穆斯林有大約2億多人。87.2%的人口都是穆斯林。99%的印尼穆斯林是遜尼派，只有不到1百萬屬於什葉派。印尼憲法規定印尼是個世俗國家，但伊斯蘭教在國民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
而至於馬來西亞，大約61.3%（1950萬）馬來西亞人是穆斯林。遜尼派（特別是沙斐儀學派）是該國伊斯蘭教的最大教派。《馬來西亞憲法》第三條規定，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聯邦宗教。
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早在8世紀就來到東南亞做生意，在此之前，東南亞土地原住民主要是信仰泛靈教，印度教或者佛教。但從8世紀一直到13世紀晚期，伊斯蘭教在印尼馬來亞的傳播非常有限。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印尼馬來西亞的佛教國家勢力強盛。很多穆斯林商人僅僅只被允許做生意，連清真寺都不允許修建，穆斯林難以在此落腳，這極大限制了伊斯蘭教在印尼馬來亞的傳播。
而在當時，更遠方的中國對穆斯林抱有寬容的態度，自唐朝開始，來自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被允許在中國經商居留。廣州最多時候能有幾十萬穆斯林。有趣的是，伊斯蘭教實際上是先傳播到更遠方的中國，然後在13、14世紀藉助中國穆斯林的力量重新傳播回東南亞的。
例如，上圖顯示的三佛齊國。三佛齊是8世紀到13世紀晚期東南亞的一個佛教國家，首都在印尼巨港，最強盛的時候曾經短暫征服過斯里蘭卡。三佛齊一直是中國的屬國，國家通用中國銅錢。在三佛齊強盛的時候，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很難傳播。
1004年， 宋真宗派人給三佛齊送鍾（宋真宗也會玩），鐘上面刻著「承天萬壽」。之後該國就迅速衰落了。首都巨港也被攻破遭到反覆擄掠。
伊斯蘭教在印尼馬來亞的真正大規模傳播來等到13世紀了。大量穆斯林商人來到東南亞做生意傳教。主要的就是來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蘇菲派穆斯林商人和來自中國廣州、泉州的中國穆斯林。而他們最終傳教成功的一個得天獨厚條件就是像三佛齊這樣的佛教國家在東南亞的衰落。
13世紀末的時候，隨著三佛齊的衰弱，東南亞陷入戰亂時期。當時東南亞諸多小國並存，互相征戰不休，包括馬塔蘭、滿者伯夷等等，暹羅這時候也向印尼馬來亞擴張勢力。
拜里米蘇拉Parmeswara，三佛齊王室的一個後代，他在國家衰落，首都巨港被滿者伯夷攻破的時候，帶領一部人逃到淡馬錫島上（今天的新加坡）建立了馬六甲王國。同時，在與滿者伯夷的戰爭中，他又誤殺了暹羅王子Temagi（當時Temagi在滿者伯夷軍中）結果令馬六甲和暹羅結仇。
暹羅和滿者伯夷都揚言要把Parmeswara吊起來弄死。在這種局面下，萬般無奈的Parmeswara想到了一個新辦法救命，那就是尋求外援。他先是逃到了汶萊，後來又跑去馬六甲，在那他迎娶了一位穆斯林公主，那位穆斯林公主一半印尼血統一半波斯血統。結婚之後，這位穆斯林公主給馬六甲帶來了最重要的一份禮物——源源不斷的穆斯林聖戰者（來自印度、中國、波斯阿富汗乃至阿拉伯）。
就在這時候，Parmeswara也獲得了來自中國的支持，鄭和作為明朝使節對於馬六甲王國起了扶植。鄭和給馬六甲的冊封讓它獲得了跟暹羅同等的地位。
全盛時期的滿者伯夷王國
在穆斯林的幫助下，馬六甲在與暹羅和滿者伯夷的戰爭中逐漸佔了上風。馬六甲成了東南亞最早的伊斯蘭教蘇丹國。
東南亞並不是一整塊，至少有三部分：
1.緬甸和中南半島西部；
2.中南半島東部的越南
3.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
緬甸、寮國、泰國和柬埔寨現在還是小乘佛教國家，並沒有伊斯蘭化；越南一直在中華文化圈的範圍內，信奉漢傳佛教（大乘佛教）。而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則伊斯蘭化了。
長話短敘：13世紀以前，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上的上層階級大多信奉印度教和佛教，也是用婆羅米字母和梵文字母作為文字。13世紀開始，伊斯蘭教隨著印度穆斯林商人的足跡在馬來和東印度群島生根，但並沒有發展壯大，只是少數外來移民的宗教。
1292年，忽必烈遠征爪哇。一個叫滿者伯夷的王國在爪哇島反抗元朝軍隊入侵的過程中壯大，逐漸統一了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的一大部分。滿者伯夷王國的官方宗教是印度教。滿者伯夷進攻馬六甲的時候，馬六甲王國的國王（本來是印度教徒）為了尋求外援，皈依了伊斯蘭教。15世紀，馬六甲王國成為了馬來-印尼的第一個伊斯蘭教國家。隨著滿者伯夷和其他印度教王國的衰落，伊斯蘭教逐漸傳遍了整個群島。
後來馬六甲被葡萄牙滅亡，但伊斯蘭教卻一直存留了下來。
16/6/5更新這個答案其實寫的很差，下面不少答案比我好，最近瞬間得到那麼多贊，其實略誠惶誠恐.大家能從我的答案裡面得到啟發就好，個中東西很多值得再考，比如關於鄭和那段各大知友就有不少更好的見地。還有全文 確實存在頭重腳輕的問題，核心問題論述太少。各位看看就好，沒必要謬讚了，再次感謝應該是沒人看和回答系列，我就無聊通宵做一個長答案吧。這個問題看起來簡單（其實爭議還蠻多的），一搜索論文還不少。首先東南亞歷史其實蠻碎片化的他們並沒有記錄歷史的習慣。（越南是個例外，也算是受中國的影響）這種區域歷史並不像中國一樣，而中國古時候就有史官，別的文明假如沒有史官就要靠宗教的祭司記載或一些遺迹本身考古才能告訴我們這些地方曾經發生過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大致要理清：
東南亞目前幾國，大概幾個是伊斯蘭教信仰？
東南亞的歷史和人文起源？
東南亞文化是受到中國的影響大還是受到印度的影響大，在以前？
東南亞的伊斯蘭是海上傳播還是陸地傳播？
首先上一個表格，說明現狀的
所以我們需要主要看的是印尼汶萊以及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的伊斯蘭化，說到東南亞的伊斯蘭教發展，離不開幾個元素印度，中國，航海時代，以及阿拉伯人
A.眾所周知伊斯蘭教起源於中東，代表人物是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年4月21日-公元632年6月8日），經過多年發展，終於在中東一帶成為傳播最廣泛的宗教。只是中東本為許多宗教的發源地，所以猶太教和基督教/天主的聖地都在這裡。為了所謂的聖戰，教皇還鼓動了十字軍戰爭（掠奪成分不少，有興趣可以看一看電影天國王朝）。不過關於阿拉伯帝國，馬木留克，以及蒙古人西征，似乎在這個篇幅裡面是說不清的，所以就目光回到東南亞吧，東南亞的地理分為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兩部分，現在開上帝視角來看，中南半島的國家基本是佛教信仰為主，而馬來群島的則是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為主。其實就因果來看中南半島連著南亞次大陸和中國，受到文化輻射影響也是正常，當然越南是受中國影響（越南佛教屬於漢傳佛教）比較大，而其他的佛教國家都是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居多。只是馬來群島怎麼會就伊斯蘭化了呢？在這裡只能梳理一下整個東南亞歷史，再說宗教。
B.下面就簡單的說一下東南亞的考古歷史吧，首先東南亞因為早期文字記載不多，所以就考古研究的話也是隨著殖民地開始的諸如荷屬印度法屬印度支那等，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各個殖民國家來的西方考古學家並不見得把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歷史研究也是為了殖民服務，而且那個時期的歷史學家在研究東南亞歷史的時候都會覺得東南亞是外來影響的產物（中國和印度），不過博希這位歷史學家則指出印度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內陸國家而不是沿海國家，而且印度在東南亞假如存在征服的話也缺乏碑銘記載，不過依然有戰前（二戰前）的歷史學家認為印度對東南亞的影響是來自於貿易。PS以上關於印度對東南亞影響是大課題，如果感興趣可以找劍橋那本看看或者自己看論文了，畢竟那些觀點屬於二戰前恩注意。說了印度，說中國，中國對於這塊地區的影響則和印度不一樣，畢竟中國是有歷史記載作為背書以及確定的貿易存在。而二戰後，隨著中國重要性提升，以及東南亞區域地位特殊，東南亞算是在西方歷史界得到了更多的關注。
C.這裡是東南亞歷史正文。。。史前部分主要是爪哇人這裡不贅述了，再讓我們跳過石器時代，金屬時代，來到早期王國時期吧，時間拉到公元前三世紀末，得益於中國官員沿著中國海岸來到東南亞，這裡才開始有了文字記載，當時東南亞存在著不少個政體，上面提到過現在的越南區域因為離中國最近，陸路都可以到達，所以早期就被中國征服，至少是漢朝時期了，後期的越南故事可以百度安南國，這裡也不展開了。目光看到柬埔寨早期有扶南和真臘，到了公元九世紀高棉人的中心轉到了吳哥這帶並且慢慢建立了吳哥王朝，著名的吳哥窟的建造者蘇耶跋摩二世信奉毗濕奴（濕婆教。印度傳自），其本人和中國的南宋朝廷也有聯繫。吳哥王朝最盛時期活動疆域遠遠大於今天的柬埔寨，吳哥的歷史還雜糅了占婆國（越南中南部）的爭鬥，吳哥時期我們可以看出本來是受印度教影響的，不過隨著大乘佛教的傳入，到了十三世紀濕婆教在柬埔寨慢慢消失，國家變為佛教信仰。隨著海洋貿易興起，高棉人逐漸把活動地方往南部轉移，也就是金邊，吳哥慢慢就荒廢了。泰國方面則是阿瑜陀耶王朝（大城王朝）。也不展開了說了中南半島，是時候說一下馬來群島了：這裡必須提一下佛教國家室利佛逝（中國唐朝僧侶義凈到過這裡並且做了記載），關於這個大概存續於蘇門答臘的文明一般見諸於中文以及阿拉伯人的記載，當時還存在別的海國（如滿者伯夷），這些海洋國家的興旺離不開中國南宋時期海運的需求，當時的中國需要和阿拉伯人進行貿易的話，就需要借道馬六甲等港口。D.好了簡單說了下中南半島以及馬來群島簡史，說回核心的宗教問題，上面提了中國對越南是文化經濟各種影響（實際佔領過，而且越南也受到了中國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的巨大影響），佛教在發源地印度退出了統治地位（印度教興起），卻在孟加拉找到了落腳，而後於中南半島雖然最終佔據了主流，不過早期濕婆教和婆羅門教在這裡也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婆羅門等在王國裡面會擔當官職），上面的吳哥王朝就提到了例子。E.終於說回伊斯蘭教了，因為和中國人進行貿易，所以阿拉伯人很早就應該來過東南亞。只是早期的傳教十分緩慢，主要靠商人通過貿易以及與當地人通婚等形式。伊斯蘭在東南亞大致是在13世紀末才開始廣泛傳播，例子就有馬可波羅記載說蘇門答臘的港口存在有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初期發展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此時東南亞佛教國家強大。不過隨著馬六甲王國國王改信伊斯蘭教，這一局面有了很大變化，原因是馬六甲王國後面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被其吞併的國家或者受到貿易輻射的國家改宗為伊斯蘭國家的也不少，伊斯蘭教的政教合一的屬性也讓很多領主改信。『馬六甲王國的創始人是拜里米蘇拉，此君和上面說的室利佛逝國有關係，是其王朝滅後的族人之一，鄭和作為明朝使節對於馬六甲王國起了扶植，馬六甲王國受到明朝冊封並且中國是幫助其抵抗暹羅的重要勢力，其中鄭和出力應該不少，而之後的馬六甲國王改信伊斯蘭教（第幾任有爭議，據說是和巴塞這個早期的蘇門答臘伊斯蘭國家的公主結婚有關係）也有說法是為了迎合逐漸增多的伊斯蘭商人。』所以現在學界一個論點就是鄭和這個穆斯林在東南亞群島上面伊斯蘭教興起是否有巨大作用。關於馬六甲王國的歷史記載要參考馬來記事這本古書，不過此書有多少為真還要繼續考。其二伊斯蘭教的蘇菲派神秘主義也和馬拉西亞和印尼的的本土神秘主義有契合，蘇菲派對於不符合穆斯林正統嚴格的民間習俗採取了包容的態度，而且對於印度教的等級系列來說伊斯蘭教其實是簡化了等級，其教義對於平民也有吸引力。其三當兩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土匪來到東南亞的時候（西班牙葡萄牙）雖然佔領了諸如馬六甲等地，卻沒能大面積傳教（西班牙是天主教死忠，估計是曾經被阿拉伯人佔領過的一種逆反吧，笑）究其原因，是此時伊斯蘭教成為了一種反抗殖民和強權的精神力量，如伊斯蘭教開始傳入就為反抗強勢佛教—印度教國家壓迫海島國家一樣（馬六甲王國等國初期就反抗暹羅這個佛教國家的強勢）。end其實歸根到底現在對於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發展還是有很多說法，當然我提的這些也是一些書本會提到的一些主因。文筆不佳以上。reference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
劍橋東南亞史
維基百科
東南亞史 （DG 霍爾）
試論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島嶼地區的傳播
說馬來西亞的根據馬來西亞中學歷史，主要"歸功"於馬六甲王國的崛起。
馬來西亞中四歷史課本給了其中幾個原因： 1. 貿易
當時阿拉伯帝國崛起，阿拉伯商人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路人。阿拉伯人成為馬六甲海峽各個港口的主要客戶。有些阿拉伯人在港口附近設立村落，就這樣傳播開伊斯蘭教。有些阿拉伯人成為港口的管事人，他們就趁機向他人宣傳伊斯蘭教。 2. 婚姻
伊斯蘭教規定穆斯林的伴侶必須信奉伊斯蘭教。某些人為了與穆斯林結婚而進伊斯蘭教。其中包括普通婚姻和政治婚姻。 3. 王室和貴族的伊斯蘭化
馬六甲國王和巴塞國王信奉伊斯蘭教，於是他們在政策上支持伊斯蘭教的傳播。
4. 伊斯蘭王國的誕生
很多伊斯蘭國家的出現加速東南亞的伊斯蘭化，比如馬六甲、亞齊、巴塞、汶萊、蘇祿、北大年。在這些王國擴張領土後，他們以真理服人，說服了領地內的人民信奉伊斯蘭教。馬六甲王國時期，馬六甲成為東南亞伊斯蘭教的中心。但是葡萄牙佔領馬六甲後，馬六甲停止了伊斯蘭的輻射。而柔佛王國想奪回馬六甲以回復伊斯蘭的輝煌。 5. 文化中心
當時馬六甲海峽的文化中心是馬六甲、亞齊、巴塞、廖內等伊斯蘭國家。這裡也產生很多伊斯蘭作品，向周圍地區傳播開來。 6. 宗教司的角色
阿拉伯宗教司來馬來群島傳播伊斯蘭教，加速了伊斯蘭化。而本土的宗教司把伊斯蘭帶入人群中。 7. 伊斯蘭的特殊性
由於伊斯蘭教是和平、公正、和諧、高尚的宗教，堅決以真理服人，因此吸引了各階層的人民信奉伊斯蘭教。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327768/answer/211165202?utm_source=com.google.android.apps.docsutm_medium=social
唐代即有大批穆斯林商人到中國南方沿海城市，尤以海南、廣州、揚州為多。各色各樣的都有，在唐宋史書中被稱作黑衣大食、白衣大食和綠衣大食。
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葯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阿拉伯作家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里描述黃巢之亂屠戮城池，屠殺廣州十二萬外國商人，其中大部分就是穆斯林。雖然這個數字很值得懷疑，但也確切揭示了唐代沿海有很多穆斯林人口的狀況。在東南亞的島嶼上，更是佔據了很大比例。
這個航道，首當其衝的落腳地就是印尼、汶萊和馬來西亞，其中後兩者都是穆斯林國家，印尼雖然不是宗教國家，但信奉伊斯蘭教的已經達到80%以上，具體的可以參考前面 @言涯 同學貼出的那張圖。是的，鄭和是個穆斯林，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廣泛迅速傳播是因為鄭和的緣故。
鄭和雖然不是最早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人，但是他極大地推動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和傳播。
從八世紀開始，就有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從海路經過東南亞來中國貿易，當時的廣州、泉州等地就居住著許多穆斯林。
按理說，伊斯蘭教應先在沿途各地廣泛傳播，然後才到達中國。但事實上，在東南亞地區長期流行的一直是印度教和佛教。雖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國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據點，但直到14世紀，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絕大部分地區仍沒有什麼少影響。英國東南亞史學者霍爾認為，除蘇門答臘北端外，東南亞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紀以後才傳入伊斯蘭教的。
馬可·波羅父子13世紀末從中國返回歐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4世紀中期往返中國的途中都曾經過蘇門答臘等地。按他們的記載，當地人多為偶像崇拜者，伊斯蘭教信奉者極少。鄭和的隨行船員馬歡的著作《贏涯勝覽》中也記載了當時爪哇等地除了少數外來移民，當地土著仍崇信鬼教。沿海交通要途的情況尚且如此,在其他遙遠偏僻的地方,伊斯蘭教的傳播更罕見。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大規模迅速傳播是在15世紀以後，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後才開始的。
在鄭和七下西洋和隨後的這段時間，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地區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只用了近一個世紀左右，東南亞的很多地區完成了伊斯蘭化，而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區正是鄭和航行中活動最頻繁的滿剌加、蘇門答臘、爪哇等地區（即今天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同樣是阿拉伯人活動範圍內、並且比東南亞各國距阿拉伯半島更近的錫蘭、印度南部等地,伊斯蘭教的傳播卻遠遠沒有在東南亞海島地區普遍。
同樣是在東南亞，中南半島地區（今天的緬、泰、老、柬、越），伊斯蘭教基本就沒有傳入，雖然那裡同樣也有眾多的穆斯林商人，但是他們沒有鄭和艦隊的武力，而且鄭和2萬7千人的艦隊，對於東南亞海島來說是一股強大的勢力，是足夠了，但是對於中南半島上的陸上大國來說，還是遠遠不夠，所以伊斯蘭教在那裡也沒有什麼影響力。
位於蘇門答臘南部的舊港，是南洋重鎮。鄭和率艦隊清除舊港海盜，提拔了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在舊港建立了華人穆斯林社區，在鄭和的大力扶持下，當地華人可以穆斯林一邊貿易一邊傳播伊斯蘭教。新加坡學者陳育崧說：「這些早期大明殖民地的居民是大明的穆斯林移民。在鄭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個勢力範圍,宗教與貿易交織在一起進行……。這個時期的大明移民，在上述冒險事業中都是先驅，他們既是穆斯林，同時又在重要的貿易中心，如舊港、革爾昔等地積極建立各種伊斯蘭社區，然後以此為基地開始了對當地居民進行改宗伊斯蘭教的工作。」
鄭和不僅每次出航都要到舊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間）又專程去舊港解決施進卿死後的繼承問題，讓其女兒施二姐繼任舊港宣慰使，可見他對舊港地位的重視。 而讓一個女人繼承宣慰使職務，這在儒家傳統文化濃厚，女子三從四德的中國是難以想像的。據陳育崧考證，後來在東爪哇傳播伊斯蘭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進卿的女兒施二姐。
在爪哇，鄭和任命彭德文為當地華人社團領導人，彭的孫子彭瑞和後來成了在爪哇傳播伊斯蘭教的「九賢」之一,被尊稱為「蘇南岸倍爾」（蘇南即賢人）。據說爪哇「九賢」中就有5人是華人。鄭和訪問爪哇之後，爪哇逐漸從佛教占統治地位過渡到了伊斯蘭教占統治地位。1478年，由華人穆斯林陳文建立了爪哇地區的第一個伊斯蘭國家淡目王國，據說他就是彭瑞和的弟子。16世紀初，淡目王國消滅了佛教王國滿者伯夷，標誌著爪哇伊斯蘭化的最終完成。
在鄭和訪問爪哇之後，1411年，在安哥，井裡汶、杜板、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的地方，都建立了清真寺。從爪哇現存的建於15世紀的清真寺來看，具有明顯的中國清真寺建築風格，和當地風格的清真寺迥然相異。現在馬六甲地區的清真寺也是效仿中國清真寺建築風格而建的。
在馬六甲，由於暹羅長期控制滿剌加，滿剌加領導人拜里迷蘇剌向中國求助，明帝同意幫助，1405年封拜里迷蘇剌為滿剌加國王，並賜予誥印、襲衣等，但暹羅仍沒有停止對滿剌加的欺凌。於是1409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一方面奉命警告暹羅，一方面給予滿剌加軍事援助。滿剌加從此強大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拜里迷蘇剌此時並不是穆斯林。
1414年，拜里迷蘇剌為了感謝中國的幫助，親自率領使團隨鄭和船隊來到中國拜見明成祖，正是這次中國之行之後，72歲的拜里迷蘇剌皈依了伊斯蘭教。並把自己的稱號也改為伊斯坎達爾·沙。國王的改宗使滿剌加成了一個伊斯蘭教國家。這個國家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伊斯坎達爾·沙於1412年和1413年又分別派他的兩個侄子訪問中國。1414年伊斯坎達爾·沙去世,其子即位後即到北京朝貢,以後於1419年又再次訪問中國。他們從滿剌加到中國的往返多是搭乘鄭和船隊。馬歡的《贏涯勝覽》中記載滿剌加「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滿剌加王國興起後的強大，加速了東南亞的伊斯蘭化。
印尼學者斯拉默穆利亞納說：「鄭和先是在巨港,後來在三發(位於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華人社區，接著又在爪哇沿海、馬來半島和菲律賓等地建立類似的社區。他們遵照哈乃斐派的教義和義務用漢語傳播伊斯蘭教。」另一位著名的印尼伊斯蘭教學者哈姆加寫道：「印尼和馬來亞伊斯蘭教的發展，是與中國的一名穆斯林有著密切關係。這位穆斯林就是鄭和將軍。」 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他的《外國史略》中記載道：「眾島之中，牙瓦最貴，古名小爪哇……明永樂三年，有回回教師領大軍強服其土民，使棄偶像，而拜回回教主。」
鄭和後期的幾次航行帶有越來越濃厚且明顯的伊斯蘭色彩，如第三次航行歸來後到故鄉雲南昆陽上墳並參加伊斯蘭齋月活動，從第四次航行起帶上了馬歡、哈三等穆斯林隨員，第五次遠航前到泉州拜謁伊斯蘭先賢墓，後來又幫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第七次遠航時,派出馬歡等人前往伊斯蘭聖地麥加（天方國）和麥地那，摹繪了麥加大清真寺圖，與麥加、麥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國。鄭和艦隊的活動，改變了東南亞的內外部形勢，為伊斯蘭教在當地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力的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隨後的短時間內，伊斯蘭教迅速傳遍馬來半島和印尼群島，使得東南亞群島大部分地區完成伊斯蘭化。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及其影響。
【內容提要】: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雖然人數不多，但是影響極大。其產生與東南亞當地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時國際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對其也有很大的影響。 為維護本國的安定，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加大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打擊力度。【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博士 許利平當代亞太,2004.05[關鍵詞] 極端主義 東南亞伊斯蘭東南亞現有約2億穆斯林，占整個東南亞地區人口的40%，佔世界穆斯林人口的20%，主 要分布在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泰國的南部和菲律賓的南部。伊斯蘭教作為 東南亞地區的一種外來的宗教，其傳入和發展基本上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教派主要是 遜尼派中的沙斐儀教派。東南亞伊斯蘭文化里大量地融入了當地的本土文化因素，因此 一般認為東南亞的伊斯蘭教是比較溫和的。但是巴厘島爆炸案等事件卻使人們開始關注 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一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即指東南亞「伊斯蘭主義的極端派」，也被稱為「原 教旨主義的極端派」或「新原教旨主義極端派」。它們把伊斯蘭教義極化和泛化，用《 古蘭經》詮釋一切，並試圖建立伊斯蘭教國。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可以分為兩類 ，即伊斯蘭極端組織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積極活動分子。儘管兩者都或多或少與恐怖爆炸 活動有聯繫，有的甚至是恐怖爆炸案件中的主要策劃者和實踐者，但由於伊斯蘭極端主 義積極活動分子具有不確定性，所以本文側重探討伊斯蘭極端組織問題。據不完全統計，伊斯蘭極端組織在東南亞有20多個，其中印尼有16個，菲律賓有4個， 泰國有2個，馬來西亞有2個，新加坡有1個。在東南亞影響最大的伊斯蘭極端組織是伊 斯蘭祈禱團，號稱有1800名核心成員。其前身是20世紀40年代的「伊斯蘭之家」，目的 是建立包括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南部、新加坡和菲律賓南部的泛伊斯蘭教國，印尼巴 厘島爆炸案和萬豪大酒店爆炸案等恐怖活動就系其所為。人數較多的極端組織基本上是 地區分離主義組織，比如菲律賓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有成員12000名，亞齊獨立運動 則有成員5000名，這些組織的目標都是在當地建立獨立的伊斯蘭教國。二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產生與當地的國內局勢和國際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可以 說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地區和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物由於歷史原因，在東南亞國家的部分地區存在著地區和民族分離主義運動。這些地區 大多是當地伊斯蘭教傳入最早的地區，並曾一度是傳播伊斯蘭教的中心。比如印尼的亞 齊，被稱為「麥加的走廊」，是東南亞地區伊斯蘭教傳入最早的地方；泰國南部的北大 年在15世紀即成為東南亞伊斯蘭教傳播的中心；菲律賓南部則是當地伊斯蘭教的傳播地 。這些地方出現的分離主義運動常與宗教極端主義相結合，利用宗教旗幟進行暴力活動 以達到獨立的目的。在印尼有亞齊獨立運動和南蘇拉威西伊斯蘭教國運動；在泰國有北 大年民族解放陣線和北大年共和國革命陣線；在菲律賓有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摩洛伊斯 蘭解放陣線、阿布薩耶夫組織和五星組織。這些組織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多從事針對軍事 目標的武裝暴力；九一一事件之後，其目標開始轉向普通民眾聚集的公共場所，比如在 2003年3月造成11人死亡的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爆炸案，就被認為是亞齊獨立 運動所為。現在上述分離主義運動的組織大都被當地政府列為恐怖組織。(二)宗教衝突的結果多種宗教和文化並存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大特色，但當地政府政策的失誤卻往往造成各 宗教派別之間隔閡加深，進而引發教徒間的衝突，並由此產生了一批宗教極端主義組織 。比如印尼蘇拉威西的波索地區和馬魯古安汶地區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就產生了 康帕克聖戰組織和聖戰民兵組織。(三)社會道德腐敗的衝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東南亞的政治、經濟等方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貧富懸殊加 大，社會道德淪喪。印尼伊斯蘭教捍衛陣線創始人里齊克·哈利普就認為：「現在國家 危機的根源是道德的危機。」(註：[印尼]《卡特拉周刊》2000年12月14日。)因此該組 織的宗旨是「道德變革」，其成員經常以「道德衛士」自居，身穿長袍，手持大刀，出 現在雅加達和一些大城市的娛樂場所，干擾娛樂場所的經營，甚至燒毀娛樂設施。(四)國際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影響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產生於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背景之下。20世紀60年代末到90年代， 多數穆斯林國家在摸索現代化的道路，但是這些國家的「依附性」卻使它們在盲目的工 業化和西化過程中陷入了政治的腐敗與專制，產生了新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在世俗利益 的驅使下，伊斯蘭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強有力的挑戰，而數次中東戰爭的失敗，更使伊 斯蘭世界的自豪感嚴重受創。於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當以色列佔領下的穆斯林的 第三聖地——阿克沙清真寺被毀時，全球穆斯林的怒火被點燃，一場席捲全世界的伊斯 蘭復興運動迅速興起。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發展，穆斯林有時會受極端組織宣傳的煽動，在凈化伊斯蘭教 和社會秩序的口號下，進行極端主義恐怖活動，70年代的伊斯蘭祈禱團的極端派就是在 上述背景下產生的。(五)阿富汗戰爭的組織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東南亞國家的一些穆斯林在「聖戰」的感召下 ，奔赴阿富汗前線。他們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經文學校學習極端伊斯蘭教義的同時，也 學會了使用各種先進的武器。這些阿富汗志願軍在戰爭結束後，陸續回到自己的國家並 成為當地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骨幹力量。(六)反政府武裝力量的代表這些力量集中在馬來西亞，他們的目標是推翻現政府，在當地建立嚴格按照伊斯蘭教 法管理的伊斯蘭教國。馬來西亞聖戰者組織是由反對黨領袖聶阿茲的兒子創建和領導的 ，在馬來西亞的九個州建有分支機構，專門招募現役和退伍軍人，是反政府武裝力量的 中堅。在上述國際國內因素中，經濟是根本原因。「原教旨主義和極端主義在東南亞的滋生 是各國具體情況的產物，但貫穿於其中的主線是共同的，即喪失經濟地位的感覺。」( 註：[美國]《華盛頓郵報》2000年11月5日。)金融危機時印尼的貧困人口曾一度佔總人 口的30%，許多貧困的穆斯林開始對政府絕望，並認為西方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因 此反政府、反西方成為這些極端勢力的口號。三上述東南亞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其活動半徑較大，具有一些有別 於其他組織的特點。(一)以伊斯蘭教經文學校為訓練基地印尼、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大都把伊斯蘭教經文學校當成訓練基地。例如，由 巴希爾領導的印尼聖戰協會就是在阿爾·穆克明伊斯蘭經文學校成立的，印尼伊斯蘭教 捍衛陣線是在南雅加達的阿爾·烏幕伊斯蘭教經文學校成立的。在殖民地時期，宗教學校是宣傳反抗殖民主義的思想陣地，但是現在卻成為極端組織 培訓恐怖分子的基地。如印尼伊斯蘭聖戰者組織解散後，其領導人就表示：「所有的聖 戰者民兵在回到各自的家鄉之前，必須到伊郝亞·烏蘇那伊斯蘭教經文學校報到。」( 註：[印尼]《羅盤報》2002年10月15日。)因為日後該組織將在該經文學校轉入社會民 事活動和宣教活動。而在馬來西亞新山地區眾多的宗教學校中，就有不少是極端分子開 辦的。這些宗教學校的校長或長老往往是極端組織的精神領袖。伊斯蘭祈禱團的精神領袖是 阿布·巴希爾，其言論對信徒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是一呼百應。在伊斯蘭世界裡，「 精神領袖」不是抽象的權威的象徵，而是實實在在的現世權威，甚至是領導現實社會革 命的政治權威。(二)准軍事化的組織形式這些極端組織經常進行軍事化訓練，其成員許多是訓練有素的退役軍人，且擁有自己 的武器裝備，其軍事化程度和武器裝備甚至不亞於軍隊。比如總部設在印尼中爪哇日惹 的聖戰民兵組織就是一個準軍事化組織，時常進行公開的軍事訓練，近幾年還派出大量 民兵到宗教衝突地區參加「聖戰」。又如馬來西亞的穆查希丁聖戰組織是一個紀律嚴明 的准軍事化的組織，專門招募現役和退役軍人，進行旨在推翻現政府的地下軍事活動。 而涉嫌策劃巴厘島爆炸案的伊斯蘭祈禱團，則有許多分工明確的「細胞」組織，並擁有 炸彈專家與先進的軍事裝備。在巴厘島爆炸案中，恐怖分子所使用的就是軍用TNT RDX 或C—4混裝而成的烈性炸藥。(三)以暴力恐怖活動為主要手段「恐怖主義以暴力為特徵，它主張採用暗殺、爆破、綁架、劫持、縱火等非常手段， 從事對個人或社會有目的的恐怖活動。它危及人身安全、破壞社會財富，使人們產生恐 懼心理，給社會造成不安定因素。」(註：金宜久、吳雲貴：《伊斯蘭與國際熱點》， 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98頁。)這些極端組織往往把暴力和恐怖結合在一起，以實現 引發社會動蕩的目的。其手段以爆炸、縱火和謀殺為主，而爆炸最為常用。爆炸的對象 先是人口稠密的購物中心和公共交通，後轉為基督教堂和娛樂場所。九一一事件後，爆 炸案開始集中在西方人集中的地方，並出現自殺性襲擊活動。2002年巴厘島爆炸案和20 03年萬豪酒店爆炸案就是明顯的例子。四面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威脅，東南亞各國政府相繼採取具體措施防範其蔓延和泛 濫。(一)整頓伊斯蘭宗教學校由於伊斯蘭宗教學校比較容易受到來自巴基斯坦和中東等地區極端伊斯蘭思想的影響 ，加上在現實中伊斯蘭宗教學校在伊斯蘭極端勢力培養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所以東南亞 一些國家開始加強對伊斯蘭宗教學校的管理和整頓。2004年2月泰國警方對南部三個府 的伊斯蘭經文學校進行了搜查和整頓。2002年底馬來西亞政府宣布停止對宗教學校的財 政支持，號召穆斯林把子女送到世俗學校就讀。印尼政府也對伊斯蘭經文學校加強管理 ，對資金的投放和課程的設計都進行了改革，美國政府還為此撥款1.5億美元資助印尼 的改革。(二)安撫分離主義運動地區的居民印尼、泰國和菲律賓等國政府在嚴厲打擊當地以伊斯蘭極端勢力為首的分離主義分子 的同時，也對當地的居民採取安撫的政策。一方面，中央政府採取一些文化上的政策， 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實施一些伊斯蘭化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對分離傾向較強 的地區採取財政支持或經濟自治的方式，刺激當地經濟的發展。(三)切斷極端組織的武器和資金補給泰國南部地區是東南亞伊斯蘭極端勢力武器運輸的主要通道之一。部分「亞獨」激進 分子把印度的錫克教分離主義分子和菲律賓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使用的俄制AK—47步槍 ，經柬埔寨、泰國南部和馬來西亞北部偷運到亞齊。此外「泰國北大年解放運動、阿富 汗的塔利班和本·拉登都參與了培訓亞齊獨立運動游擊隊戰士的活動。」(註：[印尼] 圖哈納·陶菲克：《亞齊暴動——過去與將來》，環球震撼媒體2000年版，第105頁。) 為此，印尼、馬來西亞兩國警察總監專門在雅加達舉行會晤，馬方願意加強邊境巡邏， 協助印尼切斷叛亂分子越境出逃線路。2003年8月30日印尼總統梅加瓦蒂在訪問泰國時 與他信總理就打擊亞齊獨立勢力達成一致，兩國將展開全面合作，取締從泰國販賣軍火 到亞齊的活動，追捕在泰國的「亞獨」分子。極端主義勢力的經費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依靠賣甘蔗和椰子的收入；第二種是 清真寺的捐助；第三種是國外極端主義勢力的匯款。前兩種用於日常開銷，後一種用於 實施具體行動。現在東南亞各國政府通過合作，聯合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資金來 源，切斷其資金補給線。(四)抓捕伊斯蘭極端主義活動分子自2003年9月以來，印尼政府已抓捕30多名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雖然印尼政府的這一 行動招致少數穆斯林的反對，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極端勢力的囂張氣焰。目前東南亞各國政府在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方面採取了許多一致行動，但是在對待恐 怖事件的態度上仍有一些不同。印尼政府認為，把伊斯蘭極端組織與國際恐怖活動等同 起來是錯誤的，要承認伊斯蘭世界的多樣性。馬來西亞政府則認為，消滅恐怖主義產生 的根本措施是美國停止支持以色列，和平解決巴以衝突。菲律賓政府雖願意同美國聯合 打擊恐怖主義，以此為契機來消滅本國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但擔心其主權會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響。泰國和柬埔寨等國出於發展本國旅遊業的考慮，則否認本國的伊斯蘭極端勢 力同「基地」組織有聯繫。在當今東南亞，伊斯蘭極端組織比世俗恐怖組織的影響更大。其中，又以發源於印尼、成立於馬來西亞的伊斯蘭祈禱團最具野心，其試圖建立一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部、新加坡和汶萊在內的大「伊斯蘭教國」，並已取代基地組織成為阿布沙耶夫的首要外援。9月17日，印尼警方在中爪哇省梭羅市的反恐行動中擊斃了「伊斯蘭祈禱團」的首領兼炸彈專家努爾丁。努爾丁的死讓東南亞及西方有關國家鬆了一口氣——努爾丁一夥甚至預謀襲擊今年11月的新加坡APEC峰會。不過新加坡國防及安全統籌部長賈古瑪10月9日警告說，儘管努爾丁已被擊斃，但本地區的恐怖網路依然活躍，反恐鬥爭必須持續下去。與中東地區的恐怖組織相比，東南亞的恐怖組織還不夠為世人熟悉。他們是誰?他們又為何而戰?在美國國務院2002年公布的恐怖組織名單中，伊斯蘭祈禱團、菲律賓的新人民軍和阿布沙耶夫、柬埔寨的「自由戰士」以及「馬來西亞聖戰組織」赫然在目。2005年的黑名單則涉及更多，除了上面提到的，還包括印尼的自由亞齊運動、自由巴布亞運動，泰國的北大年聯合解放組織，菲律賓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等等。時至今日，其中有些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有些卻還在磨刀霍霍。伊斯蘭祈禱團的奧秘目前，伊斯蘭祈禱團(以下簡稱「伊斯蘭團」)是東南亞地區最為國際化、也是影響面最大的一個恐怖組織。該組織與「基地」聯繫密切，充當著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鏈條的重要一環。2003年8月在泰國落網的漢巴里就是基地組織在東南亞的聯絡人，號稱「東方本·拉丹」。早在1980年代，伊斯蘭團領導^就曾到阿富汗參加過反蘇「聖戰」，後來陸續有一些該組織成員到阿富汗受訓。回到東南亞後，他們在反西方目標上與「基地」遙相呼應。一直以來，伊斯蘭團試圖建立一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部、新加坡和汶萊在內的大「伊斯蘭教國」。早在1940年代，伊斯蘭團的前身「伊斯蘭之家」就投身子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洪流；印尼獨立後，「伊斯蘭之家」繼續為建立伊斯蘭教國而鬥爭，並與印尼民族主義政權反目成仇。不過，從蘇加諾到蘇哈托，印尼歷屆政府都未能完全剿滅該組織。1985年，一批「伊斯蘭之家」骨幹為逃避印尼政府鎮壓而潛入馬來西亞，其中包括1970年代未曾因顛覆罪被逮捕的阿布·巴希爾。他們在馬來西亞重整旗鼓，創立伊斯蘭祈禱團，並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發展成員，甚至在澳大利亞也建立起分支，很快成為一個典型的地區性組織由於語言及地理上的便利，伊斯蘭團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馬來人也佔有相當比例)以及印尼之間活動自如。例如，2008年2月，新加坡當局羈押的伊斯蘭團新加坡支部頭目塞拉馬特(Mas Selamat)藉機逃脫，直至2009年4月才被馬來西亞警方抓獲。塞拉馬特生於印尼，曾在阿富汗受訓，9·11事件後，曾在基地組織授意下企圖劫持從曼谷起飛的客機撞擊新加坡樟宜機場，以及密謀襲擊美國駐新加坡使館、美國人俱樂部和新加坡國防部等機構。伊斯蘭團的首任領袖，是帶有葉門血統的印尼人阿卜杜拉·遜卡，他使伊斯蘭團與基地組織建立起聯繫。1999年遜卡死後，阿布·巴希爾接過領導權，成為該組織的精神領袖。巴希爾2002年被捕後，曾在阿富汗受訓的阿布·魯斯丹接管了伊斯蘭團，並重建了其軍事組織，不過據說他與努爾丁的關係並不融洽。努爾丁是馬來西亞人，涉嫌製造了2002年到2005年針對西方在印尼設施和人員的4次特大爆炸案，以及今年7月17日針對首都雅加達兩家豪華大酒店的連環爆炸案，其近日被擊斃是對伊斯蘭團的重大打擊，但不致傷其根本。伊斯蘭團是一個五臟俱全的複雜組織，自身機構分工明確，還有眾多的關聯組織。為了獲得足夠的活動資金，它設有專門的經濟部門，並通過外圍的慈善組織募集資金，從而建立起灰色的融資渠道。而寄宿制宗教學校對於伊斯蘭團的發展更有戰略意義，它們不但為伊斯蘭團源源不斷地輸送戰士，同時也使極端宗教思想得到廣泛傳播。在印尼，有些十幾歲的學生就已經被伊斯蘭團等極端組織選中，並接受進一步的訓練。有證據表明，宗教學校以及婚姻關係是伊斯蘭團成員躲避打擊的庇護傘。該組織骨幹成員的家族之間通過聯姻方式，結成了牢固的命運共同體，因此「革命家庭」並不鮮見。強大的社會滲透力使伊斯蘭團能夠遊走於非法與合法之間，常常使印尼等國感到棘手，對伊斯蘭團精神領袖巴希爾的審判就是例證：近年來他曾數度受審，但結果都是避重就輕——印尼高等法院認為他與所有爆炸案沒有關聯，所獲刑期不過短短几年，即便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施加壓力也無濟於事。目前獲釋後的巴希爾在印尼仍有強大的影響力，2009年1月曾號召其支持者發動對以色列的聖戰。伊斯蘭團的地區「幫凶」1998年蘇哈托下台後，民主轉型中的印尼一度陷入混亂，社會控制鬆懈，伊斯蘭團頭目趁機重返印尼，並把中爪哇的梭羅市作為活動基地。1999至2000年間，伊斯蘭團強化行動小組訓練，為恐怖活動作準備，並加強了與東南亞其它極端組織的合作。伊斯蘭團擁有「印尼聖戰者理事會」等外圍組織，並參與了1999年以來印尼馬魯古群島安汶地區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血腥衝突，還與印尼蘇門答臘西北部的亞齊分離組織有過合作。據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組織」統計，伊斯蘭團自1999年以來已在印尼發動了50次以上的炸彈襲擊。例如。2000年聖誕節前夕"伊斯蘭團同時向印尼多個基督教堂發起炸彈襲擊。甚至連印尼世俗政權也面臨威脅：2003年7月，印尼國會大廈發生爆炸。但伊斯蘭團的鬥爭目標遠不限於印尼，它還把毒手伸向了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鄰近國家。伊斯蘭團與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地區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等極端組織關係密切，兩者在軍事訓練方面的合作已有十多年。後者為伊斯蘭團提供訓練營地，伊斯蘭團的重要成員高茲(後於2002年在菲律賓被捕)則對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進行爆炸技術指導，並充當這兩個組織的聯絡人。為了報復菲政府軍對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的追剿，2000年8月，伊斯蘭團策划了菲律賓駐印尼大使官邸外的炸彈爆炸事件。同年12月，該組織又參與實施了首都馬尼拉輕軌列車爆炸案，導致20多人死亡。伊斯蘭團與「馬來西亞聖戰組織」的關係更為密切，有些人甚至同時為兩個組織的成員，而巴希爾和漢巴里都因涉嫌2000年吉打州議員費爾南德斯謀殺案而受到馬來西亞警方通緝。馬來西亞聖戰組織的活動基地是吉蘭丹州，它與伊斯蘭團的鬥爭目標幾乎完全一致；2001年5月到12月，馬來西亞聖戰組織的近30名骨幹被捕，從此元氣大傷。泰南的「北大年伊斯蘭聖戰者」等分離組織也得到了伊斯蘭團的支持，並通過泰馬邊境地區獲得補給。2003年6月，泰國警方曾破獲伊斯蘭團的滲透陰謀，包括襲擊西方國家駐泰國使館以及一些旅遊勝地，甚至企圖破壞當年10月在泰國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另一個佛教徒為主的國家緬甸，伊斯蘭團還與緬孟邊境地區的羅興亞族穆斯林激進組織建立了聯繫。即使在柬埔寨，也有伊斯蘭團的活動蹤跡。形形色色的恐怖「軍團」伊斯蘭團可以說是東南亞地區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盟主，但一些較小的極端組織同樣令人生畏。今年7月，菲律賓南部發生一連串炸彈襲擊案；晚些時候，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又在北部城市盧塞納的「藍水公主號」渡輪上發現12個土製炸彈——令人想起2004年「阿布沙耶夫」對一艘渡輪實施的血腥炸彈襲擊，那場襲擊造成100多人死亡。1991年產生於菲律賓南部霍洛島的阿布沙耶夫(意即「佩劍者」)，除了在伊斯蘭教國目標上與伊斯蘭團相同外，其殘暴程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更不能與之相比，後者甚至為此與其拉開距離。阿布沙耶夫組織的創始人阿卜杜拉賈克·詹賈蘭尼曾參加過阿富汗戰爭，深受伊斯蘭極端思想的影響，在他領導時期阿布沙耶夫的政治性較強，一些成員來自與政府媾和後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是1978年從中分裂出來的)。1999年詹賈蘭尼被政府軍打死後，該組織的政治綱領變得模糊，近年來實施的綁架、殺人越貨等恐怖活動與普通的犯罪集團類似。其最典型的手法是綁架外國人質，例如2000年4月，阿布沙耶夫成員潛入鄰近的馬來西亞潛水勝地西巴丹島，綁架了20餘名屬於6個國家的人質後逃回霍洛島，並勒索巨額贖金，使其國際知名度大增。菲律賓反恐專家認為，1990年代初期，本·拉丹勢力就以貿易公司為掩護，與阿布沙耶夫建立聯繫；而伊斯蘭團成員在1997年通過蘇拉威西海滲透到菲律賓南部，近年來它已取代基地組織成為阿布沙耶夫的首要外援。目前，在菲律賓政府的有力打擊下，阿布沙耶夫已經日薄西山，但其餘孽短期內恐怕難以根除。2009年9月21日，阿布沙耶夫在南部的蘇祿省伏擊了政府軍，致使8名士兵死亡。在馬來西亞，曾出現過「澳爾根」、「奧瑪烏納」等邪教性質的恐怖組織，它們在某種意義上與日本的奧姆真理教類似，不過打的是伊斯蘭教的幌子。「澳爾根」組織是由上世紀60年代末一個宗教研習機構發展而來，其領導人烏斯塔茲·安薩里·穆罕默德聲稱要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教社會。為此他建立數十個「伊斯蘭教聖村」，甚至還在鄰國傳教並訓練「聖軍」。1994年被馬來西亞當局取締後餘孽猶存：2006年11月，雪蘭莪州又逮捕了百餘名疑似「澳爾根」信徒，他們在商業公司掩護下進行活動。另一個邪教組織「奧瑪烏納」，在汶萊、新加坡甚至埃及和沙特都有信徒。2000年7月它襲擊了馬來西亞北部的兩個軍械庫，隨即招來了政府的嚴厲鎮壓，19名骨幹成員被逮捕並處以重刑。總的來說，這類組織即使在伊斯蘭團看來也屬於異端，它們對於東南亞穆斯林社會的影響較小。除了伊斯蘭極端組織外，東南亞地區還存在著少數極左武裝組織，比較典型的是菲律賓共產黨領導的新人民軍。上世紀80年代新人民軍一度擁有約2.6萬名成員，目前保守估計為3000人左右，其人數仍遠多於阿布沙耶夫。菲共在貧窮的農村擁有較強的社會基礎，目前仍在進行反政府活動。2008年1月，新人民軍縱火焚燒了菲律賓南部的一家外資銅礦；2009年8月30日，該組織襲擊了菲律賓南部薩馬省巴薩耶鎮的一處軍事設施；9月11日，其成員又在南部城鎮卡門伏擊了一輛伐木公司的卡車。新人民軍1969年創立於呂宋島中部，受國內外形勢影響，與菲律賓政府的關係幾經起伏。其創始人何塞·馬利亞·西松1986年流亡荷蘭，但仍遙控著新人民軍，終於2007年8月被荷蘭警方逮捕。菲律賓共產黨對內要求土地改革，削弱大資本勢力；對外反對與美國結盟，抵制外國投資。其鬥爭路線與前些年的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類似，也是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法，並且與菲南部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進行合作。在後冷戰時代，全球範圍內的左翼極端活動處於低潮，新人民軍容易使人想起冷戰時代尤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世界「革命高潮」。據菲律賓軍方今年9月13日公布的數字，自2001年以來，新人民軍的暴力活動已造成1072名軍警、1476名反政府武裝分子和559名平民死亡。「柬埔寨自由戰士」也是一個非宗教性的恐怖組織，1998年成立於柬泰邊境，主要由反對柬埔寨人民黨的右翼軍人和海外流亡人士組成。其意識形態是反共產主義的，他們認為是越南人把洪森及其領導的人民黨推上政權寶座。2000年11月，該組織成員曾向金邊的柬埔寨國防部、首相府、電視台等處發動襲擊，造成多人傷亡。2001年6月，幾個被抓獲的頭目被判處終身監禁。2001年4月，金邊的越南大使館外發生爆炸，據悉是「柬埔寨自由戰士」的殘餘分子所為。該組織1999年在美國加州的長灘市設立分支機構，並在美國的柬埔寨人中籌集資金。2005年6月，美國警方逮捕了擁有美國籍的該組織頭目春亞仕。2009年1月，柬埔寨警方宣布在班迭棉吉省抓獲了與「柬埔寨自由戰士」有關聯的反政府組織頭目塞姆埃克及其數名手下，他們涉嫌在金邊的國防部和3號電視台附近放置自製炸彈。此外，塞姆埃克也被認為是2007年金邊市柬越紀念碑未遂爆炸案的主謀。解鈴還需系鈴人與極左或極右意識形態的世俗恐怖組織相比，目前伊斯蘭極端組織在東南亞的影響更大，並常常與族群分離或族群衝突糾纏在一起。作為伊斯蘭世界的東緣，東南亞的穆斯林超過2億，並廣泛分布在海島地區的馬來世界，其中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自1970年代以來，伊斯蘭復興運動開始對東南亞穆斯林社會產生影響；在後冷戰時代，這種影響有增無減，一些國家的伊斯蘭政治化趨勢十分明顯，而世俗政府在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與獲取穆斯林社會的支持之間往往瞻前顧後，導致該國國家能力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東南亞的恐怖組織幾乎涵蓋了世界恐怖組織的各種類型，它們既具有東南亞國家的特殊性，也具有一般恐怖組織的共性。尤其在技術層面上，它們與中東地區最著名的恐怖組織越來越相似，從汽車炸彈到自殺式襲擊無所不包，甚至通過博客來招募人員。作為全球反體系運動的一部分它們大都具有反西方傾向，美國及澳大利亞目標通常是它們的首選。這常常使所在國政府陷入兩難：一方面反恐需要與美國等西方大國進行合作，甚至以某種方式把它們引進來；另一方面，西方影響的進入往往又會招致極端組織的反彈，導致越反越恐的困境。這是因為，它們的孳生有著深刻的根源：國內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失衡，政治參與及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民族政策不合理，國家的文化整合失敗，以及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與強勢的西方文明的衝突等等。而現代化、全球化以及民主化進程的複合，往往會使這些國家的極端主義思潮進一步發酵，並轉化為現實的反體制行動。這表明，對於那些後發現代化國家尤其是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國家來說，必須處理好增長與分配的關係，使政治發展、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協調推進，國內治理與國際合作並重，否則極端主義思想便會滲入，一旦實現組織化後就難以對付。當前各國政府也已認識到，反恐需要標本兼治，僅僅依靠強力打擊或者姑息養奸都不足取，制定一項著眼於長遠並能產生實效的治理議程或許更為重要。世界恐怖組織 1、 極端宗教恐怖組織近年來，來自伊斯蘭社會的原教旨主義活躍分子所發起的恐怖活動日益增多，影響日益廣泛，這些以極端仇視西方為主的人所設立的組織始終認為西方社會是洪水猛獸，並對西方文化滲透到穆斯林國家感到極端仇恨。他們屢屢以西方，特別是以美國為襲擊目標，在全球各地或在某一區域發起恐怖行動。如沙烏地阿拉伯富翁本．拉登所領導的恐怖組織，就被指控曾在世界各地策划了多起針對美國人的恐怖爆炸行動，其中最具影響的則是被控在1998年夏在美國駐東非兩國使館的爆炸案。這些原教旨主義分子所組成的恐怖組織大多分布在一些以信奉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中，如在阿爾及利亞，該國的極端穆斯林組織不斷掀起恐怖暴力浪潮，以迫使政府下台；在中東，阿拉伯人中的許多激進組織出於對以色列士兵的報復而不斷製造自殺性恐怖爆炸事件。日本臭名昭著的奧姆真理教也屬於這種類型，只是它更是一個邪教組織，該組織於1995年在東京地鐵製造了震驚日本的東京地鐵毒氣泄漏案。2、 極右翼恐怖組織主要活動在歐洲地區，特別是西歐地區，美國和拉美地區，是奉行新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種族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的恐怖組織。美國的俄克拉荷馬聯邦大樓爆炸案就屬於這一情況，美國退伍老兵麥克維和他的同夥以反對聯邦、反對國家主義為由炮製了這起震驚美國的恐怖事件。在德國，光頭黨則是地地道道的新法西斯主義，光頭黨成員經常滋事，擾亂德國的社會治安，成為德國的一大社會公害。3、 極左翼恐怖組織以推翻政府為目的極左翼恐怖主義主要分布在拉美地區、日本以及其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義大利的「紅色旅」、日本的「赤軍」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型。不過，近年來，這些極左翼的恐怖組織正在逐步退出歷史舞台，有的已經不復存在。如不久前，日本的「赤軍」就已經宣告結束了其歷史使命。但在拉美地區，如哥倫比亞、秘魯等國，少數左翼游擊隊仍不時襲擊當地的村民和政府軍士兵，成為當地局勢不穩的主要因素。4、 民族主義恐怖組織以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組成的恐怖組織幾乎分布在世界的各地，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西方國家，都面臨著由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挑起的恐怖暴力事件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如在北愛爾地區，愛爾蘭共和軍為了將英國的北愛地區獨立出去，曾經製造了無數次恐怖暴力事件。不過，該組織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即在任何一次恐怖爆炸之前通常會通報警方和其它機構，在兇殘之餘算是多少有點人道味了的。類似這樣的組織很多，較有知名度的如在斯里蘭卡有「泰米爾伊拉姆猛虎組織」，在菲律賓有「摩洛民族解放陣線」，而在印尼則有「亞齊運動」。在中亞地區，這樣的恐怖組織近年來正在呈上升的勢頭。這些恐怖組織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或者為了獲得完全的自治。5、 黑社會恐怖組織這些是由黑社會分子形成的恐怖組織，製造恐怖暴力活動的目的無非與商業暴利、販毒以及企圖壟斷賣淫業有關。如在義大利西西里島一帶活動的「黑手黨」，哥倫比亞的卡利販毒集團以及美國的三Ｋ黨等。二、恐怖主義產生的深刻根源在當今，恐怖主義盛行並不偶然，從它的產生、發展到引人關注，與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均有著複雜的關係。首先，恐怖主義泛濫，是宗教衝突加劇的結果。在這幾年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又稱「伊斯蘭復興運動」，是教斯蘭教中一股極端保守的宗教勢力。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西方文化開始滲透進了一些穆斯林國家，諸如基督教等各種非伊斯蘭的宗教的教義也得以進入這些穆斯林為主的國家；這時，那些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分子對此無法接受，他們極力反對非穆斯林文化的異端邪說，號召全面實現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伊斯蘭化」。其次，在許多國家不斷存在著恐怖主義得以滋生的新土壤。在不少國家，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種族岐視，各種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加上經濟的衰退以及失業等原因，許多年輕人希望與現實抗爭而不斷以恐怖事件來宣洩。此外，許多民族矛盾並未獲得很好的解決。在巴以之間，由於以色列新政府推行的是強硬的對巴路線，因而巴以之間的相互報復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導致處於弱勢群體的巴勒斯坦少數激進組織以自殺性恐怖事件來報復以軍士兵的狂轟爛炸。在西班牙北部地區，由於巴斯克分離分子一直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因而在未得到滿足之後，屢屢製造諸如爆炸等恐怖事件。在斯里蘭卡以及印尼，都存在著類似的情況。最後，不能不提到，高科技的發展，現代科技知識的普及，也是新型恐怖活動產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自90年代以來，隨著新科技革命的發展，恐怖分子也開始採取高科技手段來引自《地緣看世界》
先來看看馬來群島地區的政治結構。今天隸屬這一地區的國家包括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菲律賓，以及2002年脫離印尼獨立的東帝汶。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國家包括有印尼、馬來西亞、汶萊三國。殖民時代的分割，是這一行政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其中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為前英國殖民地；印尼為前荷蘭殖民地；菲律賓為前美國/西班牙殖民地；東帝汶則為前葡萄牙殖民地。
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滿意殖民者的分割。即使出於民族自尊心的需要，上述東南亞國家也不大願意，將西方殖民時代，作為自己的國家起點。只不過歷史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選取哪一段歷史繼承，就要看各個國家當下的地緣政治需要了。 以馬來-伊斯文化為基礎，談南洋地緣政治格局的話，潛在的矛盾其實就是印尼與馬來西亞之爭了。一般來說地緣潛力明顯佔優的一方會更希望大家走到一起，反之則更享受獨立狀態所帶來的紅利。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口超過2.5億的印度尼亞亞，顯然比人口僅3200萬的馬來西亞更有建立統一國家的意願。 在民族、區域自決政治觀佔優的今天，印尼、馬來西亞走到一起的機率非常低，甚至很難成為一個可以公開政治討論的話題。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從大歷史的維度，探究這背後的地緣政治淵源。由此而引出來的問題便是，如果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人選，他們會更願意以歷史上哪個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源頭呢？ 馬六甲蘇丹國，算是馬來地區第一個穆斯林政權，並對整個東南亞伊斯蘭教傳播，起到了很強的示範作用。從這點來說它是整個馬來地區的伊斯蘭化的原點。然而對於有雄心壯志的印尼來說，如果需要選擇的話，會更願意以一個印度教王國——滿者伯夷，作為其地緣政治訴求的依據。接下來，我們就來捋一捋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馬來地區的伊斯蘭化進程。 整個馬來地區最先迎來文明曙光的，是馬來半島北部。印度人最早在這一地區建立貿易據點，以「海-陸-海」的方式打通太平洋、印度洋之間的貿易通道。最早興盛的土著政權，則是公元7世紀興起於蘇門答臘島東南部，巨港一帶的三佛齊王國。其與爪哇政權、朱羅帝國之間的恩怨，我們在前面解讀南印度時已經呈現給大家過了。 朱羅帝國的那次入侵，本質是貿易控制權之爭，印度人並沒有能夠吞併三佛齊王國。公元13世紀初，借朱羅帝國消亡、南印度重新陷入分裂狀態之時，三佛齊王國曾經遠征錫蘭，從南印度人手中成功奪取了該島的控制權。只不過，以當時的技術條件和兩地地理距離來說，朱羅王國控制馬六甲不容易，馬來人控制錫蘭島的難度同樣遠高於南印度的達羅毗荼人。十幾年後，隨著本地僧伽羅政權的復興，三佛齊王國不得不退出錫蘭。 遠征錫蘭是三佛齊王國的「人生巔峰」，然而盛極過後往往伴隨的就是必衰。14世紀中葉，本來已經幾乎統一的南印度德干半島的德里蘇丹國，便是因為向中亞擴張而失敗（借蒙古伊爾汗國消亡之際），而迅速喪失了對德乾地區的統治權的。如果說印度長期以來的結構性矛盾，是恆河流域與德干半島的南北矛盾，那麼馬來地區當時的主要競爭對手，就蘇門答臘島與爪哇島了。 在三佛齊立國的數百年間，最大的挑戰一直來自於爪哇島。13世紀末，信訶沙里王國在將三佛齊的勢力逐出爪哇之後，王朝的權力很快便因為一次特殊的入侵事件發生的轉移。一個繼承信訶沙里的新王朝——「滿者伯夷」，才是接下來的重點。蘇門答臘島與爪哇島農業條件的差異，決定了二者在地緣屬性上原本有很大的差異。簡點來說，三佛齊王國的農業非常不發達，卻海上能力很強；爪哇島的情況則是反過來。儘管爪哇島在農業及人口上都更佔優勢，但海島地區具有的天然開放性，卻限制了爪哇政權的擴張空間。畢竟不僅每一個島都是一個天然的獨立板塊，島嶼內部也會因漫長的海岸線，而更易分割成一個個擁有獨立出口的政治體。 如果能夠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只要能夠攻取或者封鎖被征服對象的港口，通常依賴這些港口進行貿易的內陸地區，都會選擇臣服於征服者。當然，征服者本身一般並不會強行去改變島上的政治及至地緣結構。政治上派駐個總督、經濟上能夠收取貢稅，就算是滿足統治需要了。一定要做到更深一步，很可能在一個點上的消耗，就足以拖垮一個帝國。 先來了解下，地理及地緣政治層面，滿者伯夷艦隊都有哪些需要征服的對象。用一句話來形容滿者伯夷的雄心，那就是「已知的馬來人覆蓋區」，簡稱「馬來地區」或者「馬來世界」。在地理上包括有：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加里曼丹島（婆羅洲）、蘇拉威西島、爪哇島四個大島及其附屬小島組成的「大巽他群島」；與爪哇島隔海峽相望的巴厘島，及其以東至帝汶島（東帝汶所在島嶼）一帶的「小巽他群島」；蘇拉威西島與幾內亞島之間，盛產香料的馬魯古群島。 以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來說，滿者伯夷帝國當時所希望征服的「馬來世界」，就是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東帝汶五國所覆蓋的區域了。受印度文明影響深遠，是這一地區當時在文明層面的最大特點。統治階層是採納了印度教或者佛教信仰，還是堅持原始宗教信仰，客觀上是文明與原始分類的主要標準。這一標準也導致在地理、種族、語言分類上，應該也屬於「馬來世界」的菲律賓群島，還不屬於當時認知的文明「馬來世界」範圍。 沒能處在東西方貿易線上，是菲律賓人還處於蒙昧階段的直接原因。不要為這點感到驚訝，要知道當時離東亞文明更近的台灣島，當時的情況也是如此。直到1521年，麥哲倫幫助西班牙人發現菲律群島，才算是為南海東北部的這片島嶼，打開了通往世界的一個新窗口。當然，如果沒有這次地理髮現，菲律賓幾乎肯定也會完成伊斯蘭化進程，並成為以伊斯蘭教信仰為文化內核的新「馬來世界」，或者說「馬來-伊斯蘭世界」成員。 對於今天的印尼來說，滿者伯夷當年所規劃的帝國藍圖，幾乎就是今天「馬來-伊斯蘭世界」的翻版。如果這個曾經擊敗強大中國的東爪哇政權能夠成功的話，那麼作為印尼的地緣政治源頭，實在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同時滿者伯夷的征服，也為我們了解這伊斯蘭化之前，這些島嶼的地緣政治狀態提供了幫助。 先來看看滿者伯夷本部，也就是爪哇島的情況。在滿者伯夷崛起於東爪哇，並向中、西部擴張勢力之時，最不滿意這種情況出現的就是它的近鄰「西爪哇」了。三佛齊王國的衰弱，也讓西爪哇政權重獲獨立，其代表性王國叫做「巽他王國」。爪哇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那條著名的「巽他海峽」，以及大、小巽他群島之名便是來源於此。 爪哇島的東、西地緣差異，在印尼現在的民族結構中也能看出。在印尼2.6億人口中，源自爪哇中東部的「爪哇族」位列第一，佔比將近一半；位列第二的，就是分布於爪哇島西部的巽他族，人口也有4000萬。這種情況的形成，與爪哇島內部長期東、西對峙的地緣政治格局有關。而爪哇族人口優勢，又能從側面印證滿者伯夷等東爪哇政權的成功。 狹長的島嶼結構，是爪哇島東西地緣差異形成的基礎原因。在同樣狹長的蘇門答臘島，這種情況也有所體現。三佛齊王國的統治核心，是島嶼東南部的平原地區，深入陸地的河流，為三佛齊王國開展海上貿易提供了有利幫助。基於其明顯的海洋屬性，三佛齊對對島嶼的西北部，依託山地的內陸地區則控制乏力。在滿者伯夷的征服目標中，存在於今北蘇門答臘省地區卡羅王國，就是蘇門答臘西北地區的政治代表。與三佛齊倚重海洋貿易不同的是，卡羅王國經濟中農業比例要高得多。 前面我們曾經解讀過，面積較小的爪哇島之所以能夠在人口上擁有巨大優勢，得益於島上遍布的活火山。在熱帶雨林氣候區，過度的雨水很容易造成表層土壤的礦物質流失（有利於農作物生長的）。這些不時噴發的火山，能夠為島上經常性的補充肥沃的火山灰。相比爪哇島，蘇門答臘島的活火山數量要更少。支撐島嶼存在的高地，是一條沿蘇門答臘島西側延伸的山脈——「巴里桑山脈」。蘇門答臘島上的活火山，便集中於這條山脈的中段。其中比較知名的，包括有北蘇門答臘的錫納朋火山、西蘇門答臘的默拉皮火山（在21世紀先後爆發過）。 藉助這些活火山，依附於山脈中段的西、北蘇門答臘地區（省），成為了蘇門答臘島的農業中心區。相對而言，源起於北蘇門答臘省的卡羅王國，在海洋貿易上就要弱勢許多。比如今天北蘇門答臘省位於馬六甲海峽之側的首府「棉蘭」，在19世紀末都還只是個小村落。藉助因貿易開發而移居於此的的爪哇人、華人（佔比五分之一）等外來民族，才逐漸使其成長為蘇門答臘島第一大城市。當然，農業國還是貿易國都是相對而言。地處這樣一個海島地區，卡羅王國也一樣擁有自己的外貿渠道，甚至曾經前往當時的宋朝「朝貢」。在中國的史書記載中，這個蘇門答臘國家被稱之為「呵羅單」。 現在我們應該能夠感受到，三佛齊王國與卡羅王國之間的差異，本質是一個開放性貿易大國，與傳統農業國之間不同。前者在技術上容易取得優勢並壓倒對方（包括讓對方表面臣服），但想做到吞併、融合對手，卻還是很難的。最後提前預告一下，在滿者伯利一統馬來世界的13世紀中葉，在蘇門答臘島的最西端，也就是今天印尼內部最大分離勢力所在的亞齊地區，在外部勢力的影響下還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化。至於這個變化是什麼，後面會解讀到。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了，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在13世紀初期時的地緣政治結構了。必須說明的是，整個馬來世界的內部結構，一直都是部族、小國林立。就像今天的印尼內部，除了爪哇、巽他這些大族，還有數百個小民族一樣。上述國家，更多只是所在島嶼的代表者。在每個時代，這些代表的名稱可能都會有所變化，相對恆定的是依據地理特徵而產生的地緣結構。
接下來，再看看馬六甲海峽對岸的情況。今天泰國最南端，與馬來西亞交錯的三個半行政區：也拉府、北大年府、陶公府，以及宋卡府的東南部（統稱「泰南四府」或「泰南三府」），因馬來/伊斯蘭人口佔優，而一直有分離主義傾向。然而這一地區的馬來屬性，並非是在伊斯蘭化後才形成的。在滿者伯夷的征服板塊圖中，其與相鄰馬來西亞玻璃市州、吉打州，就已一併構成了馬來世界的最北端.
從地形角度來看這一地緣結構的形成會更為清晰。在地圖上我們會看到，馬來半島的南部，為馬來西亞、泰南四府所控的區域，輪廓明顯凸呈紡錘狀。其最寬處的東西縱深達到330公里，6倍於寬僅50餘公里的克拉地峽。這一馬來人覆蓋的區域，地緣上又被稱之為「馬來亞」。這一名稱在政治上，通常也指向馬來西亞的西部領土（東部則稱「婆羅洲」） 一條被稱之為「大漢山脈」的山體，是馬來亞避免為大陸勢力所融合的地理、地緣基礎。依託這片海拔達到2000米的山體，以及依山伴海所帶來的海港優勢，馬來人成功抵禦住了來自中南半島的入侵壓力。具體到中世紀時的情況，就是來自中南半島的「暹羅王國」（泰國的前身）壓力。 在馬六甲海峽成為東西方海上交通的主航路之前，亞洲東部與西方之間的海上貿易往來，多是經由克拉地峽以南至大漢山脈之間，以鑾山為中心的這兩條平原帶之間來進行的。從印度洋方向而來的商人，會盡量沿河深入內陸，然後在河流分水嶺附近登陸，再將貨物通過陸路轉運到太平洋流域河流上的船隻，以「海-陸-海」形式打通物流通道。基於鑾山在其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我們可將這條貿易通道稱之為「鑾山通道」。 最先發現這一商機的是來自南印度的商人。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印度人也在這個鑾山通道建立了一系列貿易城邦，並為之帶入了以印度教、佛教信仰為表現形式的印度文化。進入中世紀後，隨著東南亞本土勢力的崛起，印度文化雖然在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仍然具有很深的影響，但卻逐漸退出了地緣政治舞台。 基於鑾山通道的海洋經濟屬性，在海洋經濟中有先發優勢的東南亞民族，將最有機會從印度人手中奪取通道的控制權。在東南亞諸政權中，做到這一點的是來自蘇門答臘的三佛齊。位於通道居中位置的「洛坤」地區曾經是這個海上貿易強國重要的貿易中心。今天這座城市最古老、最重要的歷史遺產，就是三佛齊時代留存下來的佛塔（約公元8世紀）。 13世紀，隨著三佛齊帝國的衰弱以及素可泰王國的崛起，馬來人逐漸喪失了在這個樞紐地區的控制權，南下的泰人成為了洛坤以及鑾山通道的控制者。至於中南半島的另一個競爭者，則還在為融合下緬甸及德林達依海岸的孟人而努力著。耐人尋味的是，雖然三佛齊是佛教的傳播者，泰人的最終信仰也是佛教，不過二者之間的選擇卻仍然有很大區別。三佛齊所傳播的是大乘佛教教義，而泰人和中南半島大部分民族所接受的，卻是「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 同樣選擇小乘佛教的錫蘭（同時遭受過三佛齊入侵），是泰國佛教的重要傳入地。這背後所蘊含的地緣政治意義，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另外，越南北部的佛教徒，所信仰的也是與中南半島其它民族不同的的大乘佛教（與中國相同）。這一選擇同樣與它獨特的地理位置有關。 總的來說，擁有海、陸兩條滲透路線，並且內部更容易整合為一體的中南半島民族，最終在控制「鑾山通道」的問題上更具優勢。14世紀中葉崛起的泰國第二王朝（大城王朝），不僅將泰人政治中心南遷到湄南河三角州，也隨之加強了對他彼、鑾湖兩大平原帶的控制，並試圖進一步向馬六甲方向擴張。不過稍早一點，來自爪哇的「滿者伯夷帝國」已經崛起。這個馬來-印度教國家不僅征服了大漢山脈周邊的馬來人城邦，更幾乎統一了所有進入文明序列的「馬來世界」。 中南半島與馬來地區的地緣政治分割線，大體也正是在大城王朝與滿者伯夷帝國時期形成的。當然，今天的泰國控制線實際還要再向南一些，而馬來世界的地緣結構包括政治結構，也與滿者伯夷時代有所變化。 12世紀時，沿馬來亞海岸分布的代表性小國主要有：北部的古倫王國（馬來西亞吉打州）、中部的彭亨王國（馬來西亞彭亨州）、南部的淡馬錫王國（新加坡）。因為地理縱深有限，這些馬來人組建的小國，本質都為貿易城邦性質。在蘇門答臘、爪哇兩島爭雄期間，一直處於配角狀態，誰更加強大便成為誰的屬國。在世界範圍內，這其實也都是貿易城邦的政治常態。 一個板塊想在本地區地緣政治博弈中露臉，總歸是要有些地緣優勢的。蘇門答臘、馬來亞的貿易優勢；爪哇島的農業和人口優勢，使得它們在馬來世界中成為了核心之地。除此之外，香料的主產地：馬魯古群島，因為這一獨特優勢，也提升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地位，被規劃入了滿者伯夷規劃的政治版圖。在當時，存在於其主島之上的塞蘭王國，是這一地區的政治代表（塞蘭島的島名便來源於此）。 與香料群島相比，體量要大的多的大巽他群島的另兩個大島：加里曼丹島、蘇拉威西島，反而沒能獲得與其體量相配的地緣政治地位。儘管因為地理位置相近原因，上述兩島也被列入了中世紀馬來世界的範疇。先來看看加里曼丹島的情況。 從總面積和平原面積上看，被荷蘭人、中國人稱為「婆羅洲」的加里曼丹島，似乎都有理由成為馬來世界的核心板塊。這個世界第三大島今天在行政上最為獨特之處，便是大體以島嶼中央山脈為界，分割為了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兩部分。其中控制北部岸線的馬來西亞部分，中間還間雜了個「汶萊」。這種一島分三國的情況，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很少見的。 然而比起相鄰的爪哇島，婆羅洲的土壤情況卻非常不理想（缺乏活火山），這使得島嶼的整體環境，呈現為物種豐富卻農業基礎單薄的熱帶雨林狀態；同時與身處馬六甲之側的馬來亞、蘇門答臘相比，又無航線優勢。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使得加里曼丹島的內陸地區，一直到上個世紀都還處於未開發的原始狀態。能夠引發外部征服慾望，並導入文明因子的，只有那些擁有海岸線的邊緣地區。雖然隨著西方殖民及工業化的開啟，加里曼丹島也逐漸得到了開發。只是今天島嶼上總計約2000萬的人口，也足以顯示它的生存條件遠不如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 受蘇門答臘和爪哇島的影響，加里曼丹島的沿海地區在中世紀也有進入文明序列的土著王國出現。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位處北部岸線的「渤泥國」。這個曾經多次為中國所記錄的婆羅洲國家，即是今天汶萊蘇丹國的前身，同時也是整個島嶼伊斯蘭化的起點。在其最強大之時，不僅統治了婆羅洲的大部分地區，亦控制了菲律賓南部的蘇祿群島等島嶼。後來汶萊蘇丹國沒有選擇加入馬來西亞聯邦，與這段令自己驕傲的歷史不無關聯。 身處加里曼丹島西側的「丹絨布拉王國」（今印尼西加曼丹省），是該島上的另一個政治代表。這個土著王國成就及在中國的知名度就遠不如渤泥國了（中國境內甚至有「渤泥國王墓」）。不過提起由海外華人建立的「蘭芳共和國」，相信很多關心歷史的朋友分有印象。這個在18世紀末——19世紀末存在於南洋的華人共和國，就是創建於西加里曼丹地區。也正是由於自身人口潛力有限，當時已經伊斯蘭化的馬來裔統治者，才寄希望於藉助華人的幫助，抵禦荷蘭殖民者的入侵。 再來說說蘇拉威西島的情況。在南洋諸島中，蘇拉威西島的形態可以算得上是最奇特的了。這個島嶼在地理上，就是一片向四個方向延伸支脈的山地（多山地而少平原）。這一奇特的地理形態，不僅幾乎隔絕了其幾個半島之間的陸地聯繫，使之天然成為一個個獨立的板塊，更阻礙了島嶼的內部的地緣融合。這一特點，從島嶼依地理位置而形成的7個民族，以及繁雜的宗教信仰（甚至有1/5的基督教徒）便可看出來。 今天蘇拉威西島的人口增長至了約1700萬。這很大程度得益於印尼的人口移民計劃。由於爪哇島的人口密度已經達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同樣擁有大量活火山的蘇拉威尼島，便成為了印尼政府戰略性外遷人口的目標地。只不過在缺乏工業力幫助的中世界，蘇拉威西島的潛力顯然很難得到開發。這也使得一直以來，在馬來世界的地緣政治版圖中，蘇拉威西島不得不處於龍套地位（沒有突出的政治代表）。 相比蘇拉威西島，面積要小的多的巴厘島反而更容易引發滿者伯夷和世人的關注。由於爪哇、巴厘兩島之間，僅僅相隔了寬僅3.2千米的巴厘海峽。巴厘島很早就受影響進入了文明序列。這一文明影響力還向東延伸至了巴厘島東部，與之同屬小巽他群島的龍目島、松巴哇島。在13世紀，小巽他板塊等待滿者伯夷艦隊前去征服的政治體主要有：巴厘王國以及松巴哇島上的「棟普王國」。順便說下，印尼群島中的第三條進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龍目海峽」，即是位於巴厘島與龍目島之間（另兩條為馬六甲海峽與巽他海峽）。 好了，現在我們清楚了，滿者伯夷從政治層面為自己規劃的帝國板塊，都包含哪些政治對象了。也大體明白了，滿者伯夷帝國可能完成的政治版圖，邊界在哪裡。有了強大的海軍，整個14世紀成為了滿者伯夷的世紀。加里曼丹島沿岸、蘇拉威西島、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馬魯古群島那些原來臣服過三佛齊的馬來政權，在14世紀中期都逐漸成為了滿者伯夷的屬國。按照一般標準來看，這已經意味著一個強大帝國的誕生了。 這當中還有個歷史典故。引領滿者伯夷擴張的並不是一位王族，而是一位權臣「加查?瑪達」（公元1319年-1364年執政）。由於統一馬來世界的歷史功績，加查?瑪達成為了印尼歷史上最受尊崇的英雄人物，甚至如中國歷史中的關羽一樣被神化了。如果哪天印尼南洋稱霸之心再起，那麼外界最有可能先嗅到的氣息，可能就是對這位英雄人物人物的大力宣傳了。 這位政治地位有點類似曹操、歷史功績則相當於秦始皇的權臣，在開啟統一過程中曾發過一個著名的誓言（帕拉帕誓言），那就是在征服馬來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前，將一直按印度教的戒律「齋戒」。在各宗教之中，齋戒行為在技術規定上會有所差異，但核心之意都是克服以飲食為代表的生理性慾望，也就是「禁慾」了。比如印度教中有經典規定，每月應齋戒兩次，並在白日禁食（夜晚禱告）。 不管以什麼樣的標準來齋戒禁慾，每日做到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對於一位身處世俗權力中心的領導者來說（對僧侶相對簡單點）。因此也有觀點認為，帕拉帕誓言的自我約束，可能僅僅指向的是不在食物中添加香料這一點。對於大多素食的印度教徒來說，香料為口舌所帶來的刺激性感覺，能夠很大程度取代食用動物性蛋白所帶來的滿足感。從這點來說，的確算是犧牲很大了。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香料對於南亞、東南亞地區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大約在公元1350年前後，包括巨港（舊港）在內的馬來諸港口，以及控制這些港口的政權，基本都為滿者伯夷的帝國海軍所征服。為了有效統治這些屬地或者屬國，滿者伯夷一般會採取聯姻的手段。特別是將自己的女兒嫁給被征服地區的王族。在政治鬆散的馬來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這其實都是一個通行的做法。當然，政治就是政治。這層關係雖然能一定程度為彼此間的信任加分，但一旦時局有變，最先發難的卻也往往是那些「女婿」（滿者伯夷的創立者，本身也是前朝的「女婿」）。 在征服巨港之後，滿者伯夷也採取的聯姻的手段，從願意合作的三佛齊王族之中選取了自己的代理人。那些試圖抵抗的三佛齊貴族，則被迫向北遷都至 「占碑」（今天印尼占碑省）。不過二十多年後，滿者伯夷還是徹底吞併了苟延殘喘的三佛齊，完成了對蘇門答臘的統一。 事實上，最後一個頑強抵抗爪哇人的並不是三佛齊，而是與之同處爪哇島的「巽他人」。很多時候情況就是這樣，最不願意被你超越的，往往就是離你最近的人。在通過聯姻方式，確認巽他王國屬國地位的嘗試失敗後（巽他人認為聯姻可以，但雙方應該是平等的盟友）。加查?瑪達用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屠殺，來消除這個近鄰的威脅。 對於信仰印度教滿者伯夷帝國來說，大力推廣印度教就是最好融合方式。在滿者伯夷崛起之後，印度教在南洋迎來了一個新的繁榮期。尤其是大量印度教神廟在滿者伯夷統治區，尤其是核心的「東爪哇」地區被新建。東爪哇也因此成為了南洋最後被伊斯蘭化的板塊。由此帶來的一個影響就是，今天伊斯蘭教雖然在印尼的統治性宗教，但一定要對比各民族的信仰程度的話，我們會發現爪哇島西部巽他族，比之人口占絕對優勢的爪哇族更為虔誠。印度尼西亞在獨立後成為一個共和國，並在政治生活中竭力淡化宗教影響力（包括國旗設計上也沒有如馬來西亞一樣有伊斯蘭色彩），不得不說，也與滿者伯夷的這段歷史有著重要聯繫。 儘管在大力推行印度教，但滿者伯夷和之前的南洋諸政權一樣，並不會強行禁止其它宗教信仰。這種狀態與諸宗教在印度的情況相一致。這是種寬容性得益於多神信仰沒有那麼強的排他性。畢竟從技術上看，多神信仰很容易通過把其它神祇吸收進來的方式，完成融合。比如印度教的梵天大神，在佛教裡面做「四面佛」就毫無違和感。相比之下，一神教信仰則有著強列的排他性，並從而導致「聖戰」事件的產生（即使所信仰的神系出同源）。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今天帶強烈宗教極端色彩的恐怖主義，都是最好的例證。每一個王朝、帝國都有它衰弱的時候，滿者伯夷也不例外。以南洋的地緣規律來說，在沒有新外力介入的情況下，接下來取代滿者伯夷稱霸南洋的政權，有可能出現在爪哇，也有可能是在蘇門答臘；選擇的意識形態有可能仍然是印度教，也有可能是佛教。一如中國延續兩千年的王朝更迭史一般。 然而馬來世界的情況又與東亞有情況有很大不同。簡單點說，作為連接兩大洋的馬來地區，無論在經濟還是意識形態上，更多會受到中國和印度兩大大文明中心影響。由於華夏文明的內斂性，以及本身文化對熱帶地區的不適應性（想像下讓馬來民族理解那些節氣，會有多麼的困難），這一影響更多是從印度方向傳遞而來的。同樣產生熱帶季風期的印度教、佛教，在整個東南亞的傳播可以說是毫無認知上的困難。 正因為如此，一旦印度的地緣結構有變，那麼在東南亞尤其是嚴重依賴海洋貿易的馬來地區，就很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那麼印度有變化嗎？答案是肯定的。隨著新千年（公元11世紀）的到來，伊斯蘭化的突厥人開始大舉入侵印度，並為整個南亞次大陸帶來了「伊斯蘭統治時代」。這期間在宗教文化層面，雖然印度文明的主體，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得益於信仰與社會結構完美融合的特性，成功抵禦住了伊斯蘭文化的入侵（雖然在政治上不得不屈服），但與中、西亞氣候條件類似（熱帶沙漠氣候），且地理相接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卻還是率先完成了伊斯蘭化進程。 然而儘管印度教徒在印度腹地成功的堅持了自己的信仰，但他們也就此失去了，向海外繼續傳播印度教的途徑。隨著伊斯蘭政權在印度半島的推進，以及阿拉伯人在整個印度洋上的開拓，穆斯林商人尤其是阿拉伯商人，逐漸在印度洋貿易中佔得優勢。原本在孟加拉灣佔據統治地位的印度教大國——「朱羅帝國」的崩潰，在13世紀的崩潰，更為阿拉伯商人獲取印度沿海貿易控制權鋪平了道路。在這個爪哇人崛起南洋的世紀，穆斯林商人們不僅在諸如馬拉巴海岸的地區，成為了各印度城邦的貿易甚至政治主導者，還與北印度的伊斯蘭統治者互相配合，成功的誘使孟加拉地區加入了伊斯蘭世界。 在這一背景下，正當東爪哇人傾心打造自己的「馬來帝國」，並試圖以印度教信仰作為馬來人融合的基石時，巨大的危機實際已經來臨了。伴隨著貿易線的擴張，穆斯林商人的到來，馬來地區對於伊斯蘭信仰已經有所接觸。不過總得來說，這一時期伊斯蘭信仰在馬來地區傳播有限，除了少量在沿海與之進行貿易的馬來商人，以及馬來貴族以外（通常二者是統一的），受影響會信仰伊斯蘭教以外，並沒有太大影響力。 基於伊斯蘭教本身政教合一的屬性，伊斯蘭教成功傳播的標誌，往往是某一皈依伊斯蘭教的地方統治者遵循教法，開始以政教合一的方式來統治國民時。在這一政治設定下，伊斯蘭教能夠很快自上而下得到推廣，這類國家在歷史上一般被稱之為「蘇丹國」。比如孟加拉地區的伊斯蘭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果按這一標準來看，13世紀中後期始建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亞齊地區的「巴塞蘇丹國」，可以認定是伊斯蘭教在馬來地區所獲得的第一個突破。 巴塞蘇丹國全稱為「須文答臘-巴塞蘇丹國」，位於今天印尼最西端領土「亞齊特別行政區」的東北部，與亞齊首府「班達亞齊」的直線距離約250公里。從地圖上看，蘇門答臘島最北端大體呈現為一條約260公里寬的稜線，班達亞齊與巴塞便位於這條稜線的兩端。 從政治屬性上來看，所謂「巴塞蘇丹國」其實只是一個規模很小貿易城邦，伊斯蘭教信仰也只限於城邦之內以海上貿易為生的居民。這點與東非海岸，那些居民人數最多萬人的斯瓦希里城邦類似。雖然身居蘇丹之位的，有可能是當地皈依伊斯蘭教的部族首領，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伊斯蘭屬性的貿易城邦，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由阿拉伯商人所控制。 不管巴塞蘇丹國的實質屬性，是阿拉伯人的殖民地，還是可以算成第一個馬來-伊斯蘭政權。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穆斯林商人在印度洋的東端，終於擁有了穩定的落腳點。透過這個跳板，阿拉伯人不僅能夠向南洋腹地延伸貿易線，更可以潤物細無聲般的傳播他們的信仰。 單純從位置上看，位於印度洋-太平洋相接點上的亞齊和巴塞蘇丹國，也可以算是伊斯蘭教向太平洋地區（海路）傳播的起點。今天的亞齊地區成為印尼內部最有分裂傾向的板塊，與這段值得驕傲的歷史不無關係。當然，亞齊的「伊斯蘭驕傲」其實並不止於此，後面等亞齊蘇丹國出場時，會有更加詳細的解讀。 在滿者伯夷帝國崛起之後，巴塞蘇丹國及以此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們，也識時務的進入了後者的勢力範圍。對於貿易城邦來說，這種選擇並沒有什麼困難，能夠因此獲取在南洋進行貿易的權力才是最重要的。不過精於算計的商人同樣也很清楚，投資政治並依靠政治獲取壟斷資源，才是獲取利益的最高手段。中國古代最成功的商人呂不韋，在這點上就曾經有過很好的實踐。有鑒於此，其實只是伊斯蘭世界在南洋的一個起點。阿拉伯商人們希望巴塞蘇丹國只是一切的起點，接下來能夠在整個馬來世界影響甚至控制更多的國家。 不過從位置來看，位於馬來世界邊緣巴塞蘇丹國，很難對馬來腹地的那些馬來部族起到示範效果。尤其現在統治整個馬來世界的，是正在推廣印度教的滿者伯夷帝國。對於多神信仰的帝國統治者來說，以寬容的心態看待宗教在民間的傳播一回事，坐視它影響政治穩定又是另一回事。好在前面我們也說了，每個王朝、帝國都有它衰弱的時候。有了巴塞蘇丹國這顆火種，那些埋頭精耕南洋的穆斯林商人們，總歸會等到機會的。至於這個機會在哪？ 14世紀中葉，崛起於東爪哇的「滿者伯夷」帝國，在馬來世界取得了比三佛齊更大的成功，幾乎統治了所有已知（或者說進入文明序列）的馬來國家。不過在馬來半島方向，爪哇人取得的成就並不比三佛齊更高。今馬來西亞位置最北的「吉打」地區，是滿者伯夷帝國控制線的北點。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就是泰人已經統一了湄南河流域，並且將控制線滲透至鑾湖平原一線。 以今天的政治歸屬來說，滿者伯夷的歷史成就無疑應該歸屬印尼。就印尼境內的地緣政治博弈來說，又主要是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的問題。在三佛齊稱霸之時，曾經多次遭遇來自爪哇的挑戰。在滿者伯夷的巔峰期後的14世紀末，最先動搖帝國基石的力量，同樣來自於蘇門答臘三佛齊之地。 相比中南半島那些建立在大河沖積平原，並且可以海、陸兩線向邊緣地區擴張的大陸國家，群島性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穩定性。比如現在自視內部凝聚力超強的日本，在大部分歷史時段，內部也都是處在分裂當中的。滿者伯夷雖然和三佛齊一樣，憑藉海上優勢稱霸一時，但南洋諸島的開放性，使之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真正的中央集權國家。儘管爪哇人早在14世紀葉就已經征服了三佛齊及其它馬來國家，但這些國家的舊王朝基本都得以保留。換句話說，就是以屬國的形式存在於滿者伯夷的政治框架內。 從地緣基礎來看，三佛齊之所以成為最先崛起的馬來政權，得益於它在海洋貿易上的先發。當然，只有壟斷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在三佛齊強盛時代，來往於馬六甲航線的東西方商船，如果不經停三佛齊所設立的關卡，就會受到艦隊的襲擊。事實上，這也是海上爭霸的常見手段，後來的滿者伯夷、葡萄牙也都有類似的做法。然而蘇門答臘島也有它的短板，那就是人口潛力沒有爪哇島大。在來自爪哇的滿者伯夷，藉助元朝遠征軍留下的軍事遺產補上這塊短板後，情況開始變得對蘇門答臘島不利。換句話說，即使滿者伯夷逃不過興亡周期走向衰弱，下一個取而得之的馬來政權，也很有可能來自於爪哇島。 為了重振雄風，三佛齊希望得到域外力量的支持。在穆斯林已經壟斷印度洋海上貿易的情況下，阿拉伯商業集團看起來是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對於已經馬六甲海峽西端取得這個支點（巴賽蘇丹國）的阿拉伯商人來說，也熱切希望能夠在位置更佳的海峽東端做到這一點。 不過伊斯蘭勢力在介入南洋地緣政治時，不足之處也很明顯，那就是背後沒有一個強大的帝國提供支持。在離南洋最近的印度，德里蘇丹國雖然名義上控制印度北部，但內部一直處於分裂狀態。至於貿易線的另一端，控制埃及和敘利亞的馬穆魯克王朝，也正在面臨同樣的問題，以至於在15世紀初差點被來自中亞的帖木兒所滅。更何況這兩股源自亞洲草原的力量，本身對海洋缺乏興趣。對他們來說，在自己領地範圍內對來往的商人收稅更為簡單。這也是為什麼，在政治上已經無足輕重的阿拉伯人，卻還能夠壟斷印度洋貿易，甚至在東非海岸建立一系列貿易城邦的原因。 相比之下，在南洋貿易的另一個方向——中國，直接介入南洋地緣政治的基礎要好得多。13世紀末策動遠征爪哇之戰的「元朝」，就是一次讓人印象深刻嘗試。公元1368年，乞丐出現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在長江下游的南京稱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並於同年將蒙古人的勢力驅逐出了長城以南地區。既然馬上出身的蒙古人，都可以藉助前朝留下的遺產介入南洋政治，那麼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重建的中央帝國，自然也有可能這樣做了。 明朝在建國之後也的確如當年的元朝一樣，很快著手繼承前朝地緣政治遣產的工作（遣使前往南洋各國）。作為東西方貿易的東部終端，中央之國的每一次政治變化，都會周邊國家的的關注。即使出於純粹的維護正常貿易往來的考慮，相關國家一般也會及時按照中央帝國所希望的那樣，對新朝進行「朝貢」以表明自己的態度。已經衰弱為爪哇屬國的三佛齊，會很願意看到這次變化，能夠對自己的地緣政治地位有所幫助。不過這種願景能否實現，還要看爪哇人會不會還那麼不識時務。 儘管爪哇人當年曾經因拒絕納入元朝朝貢體系，而遭遇直接攻擊，甚至直接從元征爪哇之戰中受益建立了「滿者伯夷」帝國，但顯然處在巔峰期滿者伯夷，並不願意再次承受這樣的風險。元朝的那次失敗遠征，已經證明了南海並不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如果不是滿者伯夷隨之馬上採取了務實合作的態度（主動朝貢），來自中國的遠征軍很可能還會再次到來。有鑒於此，滿者伯夷和三佛齊一樣，都第一時間向中央之國的新統治者，表達了自己的敬意。 雖然30多年後，鄭和曾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深度介入了南洋政權，但在此時，百廢待興的大明王朝還沒有精力去關注海外的利益。徹底解除蒙古高原的威脅及完成內部整合，才是這個新帝國最急待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不管三佛齊和滿者伯夷對中國的新王朝寄予了什麼樣的政治期望，短期內都是無法實現的。 在前往南京進行朝貢之後，三佛齊的統治者顯然也意識到，暫時沒有辦法得到來自明王朝的直接幫助，為此他們走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大量來自中國東南部的移民，於「洪武」（朱元璋的年號）年間開始被引入蘇門答臘島的東南。這些中國移民，一方面幫助三佛齊進行農業開發（這也是三佛齊的短板），另一方面也深入參與了三佛齊的政治和海外貿易。雖然基於商業的原因，爪哇島也同樣有華人前往各東口定居，但因為爪哇在政治上的強勢，以及更為密集的人口數量，那些定居爪哇各港的華人，暫時沒有機會顯露出更大影響力。 受海洋貿易影響極大的馬來世界，國家往往是圍繞著一座港口城市而興起的。三佛齊的中心原來在島嶼東南、穆西河下游的「舊港」 （馬來語發音Palembang，音譯「巴鄰旁」），一如很多我們熟知的東南亞地名一樣，這個名稱也是一個中文名，名字的含義與其文字本意一致。之所以會有這個名稱，是因為滿者伯夷在征服三佛齊後，對舊港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以至於三佛齊的政治中心轉移至了北部，哈里河下游的「占碑」。不過現在，這個河港城市的名字多標註為「巨港」，概源於閩南語中「舊」、「巨」同音。相比「舊港」之名，「巨港」要更有氣勢罷了。 無論是巨港還是占碑，其所對應的海區位置都處在馬六甲海峽與爪哇島之間的航路上，當年三佛齊也正是憑藉這「進可退，退可守」的區位優勢稱霸南洋。為了避免三佛齊的再次做大，滿者伯夷最終還是攻滅了這個本已臣服的屬國。關於具體的征服時間，有公元1377年、公元1397年兩種說法（都是在洪武年間）。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這期間滿者伯夷對三佛齊發動了持續戰爭，直接最終徹底擊垮了這個曾經縱橫兩洋的國家。如果說爪哇人做出這項決定，有擔心三佛齊從中央帝國新王朝得到幫助的成分，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儘管三佛齊原有的馬來王室，徹底結束在舊港-占碑一帶統治的時間不是十分確定，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隨著三佛齊勢力的消散，原先被引入的中國移民開始迅速填補留下來的政治空間，並與當地居民一起抵禦滿者伯夷統治。不過就像不是說「馬來人」就一定會在政治上統一一樣，以復興「三佛齊」為口號的華人勢力內部，也同樣存在的競爭。占碑、舊港兩座曾經的三佛齊都城，是這兩股勢力各自割據的支點。 這其中控制占碑的華人領袖，是來自廣東南海的「梁道明」。相比這個名字，後來的取代他位置的副手「施進卿」，知名度要更高些。後者的名聲，直接來源於他幫助鄭和擊敗海盜「陳祖義」的功績。而祖籍廣州潮州的陳祖義，所代表的就是盤據於舊港的另一股華人勢力。除了祖籍相近以外，雙方的另一個共同點則是都希望從三佛齊的政治遺產中受益（都自稱新三佛齊國王） 以這個世界的地緣基本形式來說，無非是兩大類型：大陸和海洋。前者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嚴重依賴土地本身的產出（如農產品，各種自然資源）；後者的繁榮則依靠貿易所帶來的利差。當然，一切都只是相對的。一個被定義為大陸屬性的國家，也會希望有機會補足自己在海洋上的短板；一個嚴重依賴海洋貿易的政權，如果有直接控制商品產地的機會，也同樣不會放過。 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在印度文明影響力退卻以後，代表印度洋勢力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代表太平洋勢力的中國移民，將是競爭南洋地緣舞台主導權的兩大勢力。在穆斯林已經在蘇門答臘島北部，成功取得地緣政治突破的情況下（巴塞蘇丹國），以復興三佛齊為名的中國人，看起來是很有機會在位置更好的南部地區扳回一局。畢竟在人口是中國的一大優勢，而阿拉伯人並沒有大規模遷入馬來地區的基礎。不過正如剛才所說的那樣，實際情況總是更為複雜的。願意渡海南遷的中國人，本身就是這個族群中最適應海洋的人。因此在三佛齊的舊地，兩股渡海謀生的華人力量，在取向上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控制舊港的陳祖義部，更青睞三佛齊立國的原始優勢。這名後來被中國認定為「海盜」的華人社團領導者，招募了一支人數過萬、戰艦過百的艦隊，通過控制來往於馬六甲海峽、爪哇島的航路以獲利；相比之下，以占碑立足的梁道明部，走的更像是傳統的以人口、農業為基礎的立國之路。有記錄表明，僅僅十年時間就有數萬來自廣東沿海的民眾舉家來投。 中國人幾乎是世界上最不願意主動遷徙的民族。歷史上為了充實新征服的邊緣地區，往往需要動用國家強制力才能夠做到。能夠吸引深深依戀土地的中國人，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遷徙至南洋，除了中國南部沿海地區長久以來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對接，以及本屬熱帶氣候環境所縮減的心理障礙（離開故土）。顯然還有蘇門答臘那些尚未得到開發的土地的功勞。 如果說中國勢力的滲透，核心目的和手段在於「居」的話，那麼阿拉伯人則是「商」了。從他們在陸地上的擴張影響力的經驗來看，「伊斯蘭教」的傳播才是地緣滲透的利器。將因政治征服而引發的宗教傳播形容為「硬傳教」的話，依靠商業影響力進行傳播的方式，就屬於「軟傳教」了。南洋的伊斯蘭化，就是典型的「軟傳教」。在具體的傳播過程中，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用商業利益及看起來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吸引貿易合作地區的上層人士加入；二是向下傳播；三是以伊斯蘭教法立國。 就第一階段來說，身份認同所能減少的貿易信用成本，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次解讀過了。比較要關注的是後一點。所謂「文明」其實並不僅僅是通過那些高大建築、技術成就來體現的，更多是通過一個群體的日常生活行為而表現出來的。雖然在進入工業時代後，伊斯蘭世界因一些保守的做法，生活方式看起來已經不那麼「潮流」了，但在中世紀卻並非如此。尤其在與甚至不提倡洗澡的中世紀做對比天主教世界的情況下。 對於一直接受外來文明影響的馬來族群來說，南洋諸島聚居的穆斯林社區及華人社區，在生活起居細節上都體現出了一定的吸引力。二者相比的話，伊斯蘭教義那些對生活細緻入微的約束性規定，尤其將衛生要求賦予宗教意義的做法，又使得整個穆斯林群體的行為方式看起來要更有儀式感，進而產生更大的吸引力（穆斯林需要每日需禮拜五次，並於事前做身體清潔工作） 千萬不要小看了「儀式感」所產生的吸引力。對於任何意識形態的傳播來說，能夠讓受眾明確感受到身份認同、提升的儀式非常重要。比如加入某一宗教組織或者黨派時，以洗禮、宣誓等手段，就是比較常見的「儀式」幫助完成身份轉變的方式。通過儀式，可以使受眾在心理上開始融入自己的新身份，以及和過去劃清界線。 回到伊斯蘭教「軟傳教」的話題上來。被傳播地區的上層人士接受伊斯蘭教後，傳教者第二步會做的，就是幫助這些上層人士向治下的民眾傳播教義了。不過需要注意的事，這種傳播並不一定代表徹底的「伊斯蘭化」，還會或多或少的保留以前的信仰痕迹。這一點，在今天的馬來地區依然可以感受到。比如很多人通過早期香港電影所了解到的，流行於南洋的「降頭術」，就是原始宗教的遺存。 僅僅作為一種信仰存在宗教場所中，並不符合伊斯蘭的原始教義。將教法融於整個政治、法律系統，實現政教合一，才是先知穆罕默德創教的本意。依《古蘭經》指導而建立的教法實施體系，又被稱之為「沙里亞法」。在這一體系之下，精研教義的阿訇，同時又會兼有法官的職責。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可以依靠一個體系，完成了意識形態和法律管理的統一。如果說在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一定程度的集權能夠有利於個體的競爭力。那麼 「沙里亞法」的確能夠幫助一個族群做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組織鬆散且處在文明邊緣的阿拉伯人，在得到伊斯蘭教助力後能夠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 當然，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所有有先進性都是比較當時的競爭對手而言的。時至今日，無論是「沙里亞法」還是東西方的其它文明的類似做法，在工業時代都已經不適用了。 不管伊斯蘭教的教義，以及沙里亞法在今天是否有重新適應環境的需要，但對於當時的馬來社會的整合來說，卻是有著正向作用的。在14世紀末，阿拉伯商人在南洋很多港口城市，其實已經做到了第一步，即吸引部分馬來本土的上層人才接受信仰。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強大的滿者伯夷眼皮底下進入第二階段，直至進入第三階段：複製出更多的「巴塞蘇丹國」。 三佛齊被滿者伯夷攻滅所引發的動蕩，在戰略上是一次非常好的機會。不過人口佔優的中國人，已經及時填補了蘇門答臘東南部的政治空間。如果試圖抓住機會的阿拉伯商團還希望有所作為的話，需要另尋機會。在政治上衰弱的「三佛齊」將是一個很好的政治資源。這個縱橫南洋數百年的強大海上帝國，留下的地緣政治遺產不會那麼快消失。 自稱「三佛齊國王」的中國人們，已經看到了三佛齊地緣政治遺產的價值所在。至於阿拉伯人的做法，則是在三佛齊王室中尋找一個願意皈依伊斯蘭教的合作人，並依靠其在馬來人中的影響力構築政治版圖。不過僅僅做到這點還是不夠的，畢竟三佛齊舊地的政治空間已經被中國人填充。在中國移民源源不斷的輸入，以及不明了中國新王朝態度的情況下，與這些中國人展開競爭並非明智之舉。阿拉伯商團和他們的合作者，需要另外尋找一片土地，完成政治目標。 這片用來複制「巴塞蘇丹國」模式的土地，應當符合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應該在原三佛齊的勢力範圍內的馬來地區，如此才有地緣遺產可說；二是在重要航路之上，這樣才符合阿拉伯商人的利益。如果有這樣一片合適的土地建港、建國，那麼阿拉伯商人就可以將商船源源不斷的引入這個新「伊斯蘭/三佛齊」城邦停泊，並使之成為南洋海上貿易中心。反過來，有了貿易壟斷所帶來的巨大收益，這個新國家也將為阿拉伯人的利益提供有力保護。 那麼有沒有這樣一塊土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馬來半島之南，與馬六甲海峽相接那條海岸線，將是最合適的選擇。這條海岸線今為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所有，其中位於海峽入口的新加坡，位置看起來尤為重要。 對於試圖在南海和印度洋有所作為的中國來說，馬來西亞以及從它當中分裂出來的新加坡，有著不可替代的地緣政治地位。同時馬來西亞華人數量不僅是海外諸國中最高的（總計約有700萬，總人口佔比1/4），也是海外中華特徵保存完整度最高的社群。因此無論從探究複雜地緣關係形成的維度，還是服務於現實地緣政治目標的角度，馬來西亞的形成都值得我們多費些筆墨。 一個國家有一些與主體民族差異巨大的少數民族，幾乎是現代國家的常態。然而馬來西亞華人的比例，已經不能簡單用「少數民族」來定義了。更何況華人在經濟上還有絕對的優勢。如何彌合二大族群之間的分歧，成為了馬來西亞必須面對的問題。順便說一下，馬來西亞華人並不能被簡稱為「馬華」。因為在馬來西亞，「馬華」是最早建立的華人政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的簡稱。比較合適的稱呼，是「大馬華人」。 在這個問題上，之前解讀過的伊朗似乎能夠提供一點借鑒。在大家的印象中，伊朗是個「波斯人」的國家。然而實際上，波斯族在伊朗人口中的佔比為2/3，只是剛到絕對優勢線。另有1/4源出突厥的亞塞拜然人，以及5%的庫爾德人。這個比例，幾乎與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的比例相同。 統治階層的突厥背景，並不必然導致其與人口佔優的波斯人之間的對立。更多是在時間的磨合下，找到共同的國家認同，尤其是在面臨巨大外部壓力時。同時，長期的磨合還為波斯、亞塞拜然兩族在文化上找到了彌合差異的共同點，那就是伊斯蘭教「什葉派」。什葉派的國教地位，正是在亞塞拜然人統治時期得以定型的。可以說，今天的伊朗，一定要讓什葉派最高領袖坐在權力之巔，很大程度就是為了解決波斯、亞塞拜然兩大民族的矛盾問題。 然而伊朗的經驗並不適合馬來西亞。要知道，穆斯林群體與華人群體都素以封閉著稱，今天馬來西亞的馬來、華人族群之間，亦是各成體系、涇渭分明。最起碼在宗教層面找到一個調和點，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兩大族群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建立的歷史上，有沒有過合力點了。 地緣政治的基礎在於地理，先來看看馬來西亞的地理結構。對於一個海洋國家來說，領土內部為海洋所分割是一件再正常不過事情了。群島結構並不意味著，沒有機會在民族和國家認知上完成統一（比如日本）。不過馬來西亞的結構倒有頗有些特別，除掉沿海岸線分布的那些細碎小島以外，馬來西亞內部分為二塊：馬來亞和婆羅洲。其中馬來西所指的，就是馬來半島部分；婆羅洲指向的，則是馬來西亞位於加里曼丹島北部的領土（加里曼丹是印尼人對此島的命名）。以方位來劃分的話，可以將之分為「西馬」和「東馬」兩部分。 西馬實際是歐亞大陸的一部分，東馬又和印尼、汶萊兩國三分一島。如此結構，自然很容易讓人產生感到疑惑：今天的馬來西亞到底是怎麼形成的，這樣的結構又是否穩定。要知道上一個被如此分割，並且有強鄰在側的國家——巴基斯坦，已經在1971年失去了它的「東巴」（孟加拉國）部分。另一個引人關注的背景是，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都屬於原英殖民地，它們獨立後的地緣政治格局的形成，都是由英國一手操辦的。 很顯然，這一切都與英國在殖民時代的地緣遺產有關。不過把鍋全扣在英國人頭上，也有失偏頗。作為一個商業本質的帝國，英國在殖民時代的作為，更多是建立成本核算的基礎上。到底是真正的殖民（移民實土）還是與當地統治者合作，更多取決於哪種方式能帶來最大的直接收益。一般來說，一個地區文明層級越高、人口密度越大，羈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則會為大規模移民開發留下可能性。印度和美國這兩個曾為大英帝國統治的「一類地緣政治版塊」，就是這兩個方向的典型案例。 在馬來西亞內部，也存在的這種差異。從面積上看，東馬地區要更佔據優勢。不過「地緣」屬性的界定，從來不是只看面積的。單從馬來西亞的得名來看，馬來亞地區似乎應該地緣地位更高。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如果說一定在兩個地區中划出核心區和邊緣區來的話，那麼這個核心區就是 「馬來亞」地區。 馬來西亞地緣政治、文化的起點，是位於新加坡和吉隆坡（馬來西亞首都）之間的「馬六甲」。 今天馬來西亞內部共分為十三個州級行政區，馬六甲便是其中之一。與新加坡一樣，馬六甲州也是一個典型的城邦式行政區。一座城（馬六甲市）加上周邊的郊區，便是所有了。只不過，新加坡陰差陽錯的躋身國家之業，而馬六甲則在馬來西亞謀得了一個一級行政區的待遇。 不過馬六甲無論作為一座城還是一個州，名氣現在都不算大。馬六甲這個標籤為世人所知曉，更多是源自於「馬六甲海峽」之名。只是能夠在沿線眾多競爭城市中脫穎而出，足見馬六甲這座城市曾經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公元15世紀初，從蘇門答臘島渡海而來的舊三佛齊王族「拜里米蘇拉」，先是在位置更突出的淡馬錫，也就是後來的新加坡建國。後迫於暹羅人的壓力，被迫沿海岸線向西另覓新港復國，其最終選中之地便是今天的「馬六甲」（二者距離約200公里）。 公元1405年，在阿拉伯商團勢力的支持下，源出舊三佛齊-馬來王室「馬六甲王國」正式建立。歷史上，這個王國更多以「馬六甲蘇（素）丹國」留名於世。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馬六甲王國的建立以及向政教合一的「蘇丹國」轉變，實際上經歷過一個較長的過程。如果從公元1397年，拜里米蘇拉前往淡巴錫建國開始，這個過程歷經整整半個世紀。也就是說，當年鄭和七下西洋、六次停靠馬六甲時，他所見到的其實還不是一個蘇丹國。 當然，從傳承的角度來說，馬六甲蘇丹國甚至馬來西亞，把自己國家的時間源點追溯到在拜里米蘇拉在馬六甲立國的時間（公元1405年），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釐清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為上一節我們所說的伊斯蘭教的「軟傳教」提供一個典型樣本。在商業為誘因的「軟傳教」過程中，上層信教-全民皈依-政教合一，這三個步驟是需要時間來推進的。 事實上，拜里米蘇拉本人真正決心成為一個穆斯林的時間，很可能也是在立國之後的公元1414年。在那一年，馬六甲王國的創始人迎娶了來自巴塞蘇丹國的公主。當然，這並不代表拜里米蘇拉在此之前，沒有接受伊斯蘭教義。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一開始只是將視為可以與佛教、印度教相容的宗教。這種情況並不鮮見，比如同時代出身於穆斯林家庭的鄭和，就因為也同時接受過佛教思想而讓後人困惑於他的信仰。 鄭和在信仰上的模糊處理，與他所處的環境有關。畢竟在明朝國民信仰佛教、道教等本土（化）宗教的情況下，一個將自己用排它信仰封閉起來的虔誠穆斯林，在政治上幾乎是沒有空間的。同樣基於考慮到環境，一個原本應信仰佛教（也可以是印度教）的三佛齊王族，在是否做一個穆斯林問題上的猶豫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種轉變雖然可以獲取伊斯蘭勢力的支持，卻也可能喪失其在原來馬來族群中的號召力。 不管馬六甲王國的創立者在信仰上是否經歷過糾結，在大歷史層面上，馬來世界的伊斯蘭進程都已拉開了序幕。與志在整個馬來世界的爪哇人（滿者伯夷）不同的是，馬六甲王國的創立者暫時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受限於人口潛力，力圖在馬來半島及新加坡海峽擴張是比較現實的目標。最終馬六甲蘇丹國也做到了這一點。當然，這個方向是一定會受到暹羅阻擊的。至於有沒有什麼戰略窗口，能夠幫助馬六甲王國做到這點，後面會有解讀。 再來了解一下馬來半島基本的地緣結構。今天的馬來西亞共分為十三個州，以及吉隆坡、布城、納閩三個聯邦直轄區。十三個州中，又有9個直接由原來的蘇丹國轉變而來，並由這些舊統治者擔任元首。以示區別的話可以將之命名為「蘇丹州」。 以中國內部一級行政區來做對比的話，大體可將馬來西亞這三種行政區對應為：自治區（蘇丹州）、省（州）、直轄市（聯邦直轄區）。 當然，馬來西亞的情況跟中國還是有很大區別的，這種類比只是為了方便大家理解罷了。比如在中國，自治區在地緣政治結構中，客觀上處於邊緣地位，而馬來西亞的蘇丹州，則決定著國家的命運。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每個「蘇丹州」的元首，尊號都為「蘇丹」的，玻璃州市和森美蘭是兩個例外。至於為什麼會成為例外，我們後面會解讀到。 在整個馬來半島，最引人注目的點應該就是半島最南端的新加坡了。這個據守馬六甲海峽入口的城邦國家，其實並不是半島的一部分，而是一個島嶼——「新加坡島」。其與馬來半島之間隔著一條狹窄的「柔佛海峽」（最窄處僅1.2公里）。與新加坡島一起橫亘於馬六甲海峽入口的，還有與之隔「新加坡海峽」相望，由數百個島嶼組成的「廖內群島」。 新加坡海峽之名得自於「新加坡」，柔佛之名則得自於與新加坡一水之隔的馬來西亞 「柔佛州」，二者之間的關係類似於香港與深圳。柔佛州之名得自於「柔佛蘇丹國」。在馬六甲解體之後的「後馬六甲蘇丹國」時代，柔佛蘇丹國一直是整個馬來亞諸伊斯蘭政權的領導者。其領土不僅包括今天的柔佛州，也包括新加坡和今屬印尼的廖內群島。 新加坡與廖內群島的地緣政治歸屬，歸根結底源自於二者之間的那條海峽。新加坡海峽的平均寬度要十倍於柔佛海峽，使得它而不是柔佛海峽成為了馬六甲海峽的入口。19世紀初，新加坡島和廖內群島都還處在「柔佛蘇丹國」的統治之下。在英國立足馬來亞、荷蘭控制蘇門答臘、爪哇等馬來島嶼的情況下，雙方對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爭奪也日趨激烈。最終「主航道中心線原則」這一看起來最為公平習慣規則，決定了二地的政治歸屬。航道北側的新加坡島（及其附屬小島）成為了英國殖民地，荷蘭人則得到了廖內群島，並與其它「荷屬東印度」殖民地，在1949年整合成為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亞。 在這場殖民盛宴中，沒人會在乎土地原來主人——「柔佛蘇丹國」的想法。不過這個蘇丹國，在馬來西亞的地緣政治史中，卻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新加坡和廖內群島這兩片今天不為馬來西亞所有的島嶼，對馬來西亞來說，也有著不一般的意義。
海峽與航道並非完全能劃等號，受地勢、水深的限制，可通行航道的寬度總是要小于海峽本身的。具體到新加坡海峽的問題上，其西段島礁、淺灘眾多，通航水道的最窄處僅有4.5公里。當然，偏窄的寬度對於控制者來說，是十分有利的。比如蘇門答臘亞齊地區的巴塞蘇丹國，要想在海峽西端影響過往商船，其難度就要遠高於在新加坡海峽之側。後面我們也會解讀到，16世紀中葉崛起的亞齊蘇丹國，曾經在爭奪馬六甲入口的問題上，做出過什麼樣的努力。
狹窄而又重要的水道、星羅棋布的島嶼最容易讓人想到什麼樣「有前途」的職業呢？估計大家都想到的，是海盜。在三佛齊的海上霸權崩潰之後，淡馬錫（新加坡島）和廖內群島也一度成為了海盜猖獗之地。相比之下，淡馬錫因與大陸距離更近，更容易成為各方角逐的焦點。拜里米蘇拉一開始之所以選擇在此立國，也是看中了它特殊的位置 然而無論是立足於新加坡島，還是廖內群島方向控制航線，都會存在本身地緣實力不足的問題。也就是說，海峽兩側的這些島嶼，更有可能成為強大海上國家統治之下的一個節點。在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佔之後，馬六甲蘇丹曾一度率領軍民，退至廖內群島中最大的島嶼「賓坦島」上。只是僅僅支撐了15年（公元1526年），就在葡萄牙人的攻擊下返回馬來半島一事，便很能說明問題。 新加坡一直都對自己的獨立信心不足，原因也在於此。當然，馬來西亞為改變民族結構，而逼迫新加坡獨立的情況，在更崇尚叢林法則的古代是很少見的。大多數時候，不管島嶼的實際控制者願意不願意，都必須將自己置身於更強大的政權影響之下。問題在於兩點：一是這類節點通常也是各方勢力交匯之處，政治歸屬於哪一方是一件很需要權衡的事；二是控制國本身也會有衰弱周期，一旦衰弱就有可能給這類外島留下混亂的空間。 如此樞紐般的位置，也同樣為暹羅人和爪哇人所看中。在泰國大城王朝與爪哇滿者伯夷的壓力下，馬六甲成為了拜里米蘇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從地圖上可以看出，整個馬六甲海峽由西向東呈「酒瓶」狀輪廓。吉隆坡至新加坡部分為「瓶頸」，吉隆坡以西的瓶身部分，海峽寬度則驟然放寬。在瓶頸部分，馬六甲所對應的這段海峽，又是除新加坡海峽之外最狹的部分。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馬六甲成為了拜里米蘇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以及吉隆坡在爭奪馬來亞地緣政治中心的問題上，所具備的優勢。事實上，今天馬六甲海峽依然留有海盜的生存空間。其最危險的水域，恰恰是在馬六甲城附近海域。 僅僅依靠阿拉伯商團的幫助，新生的馬六甲王國要想從泰國大城王朝，與爪哇滿者伯夷帝國的包夾中突圍，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大的問題在於，馬六甲和阿拉伯人並沒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後盾。阿拉伯人當然可以盡量讓自己的商船在馬六甲停靠、交易，以做大後者的實力。只是覬覦豐厚通路利益的南北兩大勢力，並不會輕易讓他們輕易做到這點。泰國人把拜里米蘇拉從淡馬錫趕走，便是明證。 能夠對南洋產生影響的，並非只有東亞南地區，身處南海之北的中央之國，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在馬六甲王國試圖擺脫南北兩大王朝影響，艱難求生之時，大明王朝的這個歷史性決定，將對馬六甲及南洋的地緣政治生態造成重大影響。 公元1405年-1433年，鄭和奉命七次出海遠洋。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遠洋之舉，船隊編製有2萬餘人，規模達到200餘艘。其航跡從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邊地區。即使是後來在海外殖民事業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在開拓時期也難以望其項背。 如此大規模的中國船隊進入南洋，不可能不對當時的南洋造成重大影響。之所以說「鄭和七下西洋」之舉於當時只是一次試錯，是因為這場前後延續28年（1405年—1433年）遠洋行動，在鄭和身死之後便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幾年開啟海外探險之旅，且起點和規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不僅沒有因開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個腳印的構築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國」。 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概因為「海洋」對二者的意義完全不同。對地大物博、人眾多，並且在綜合實力獨霸於東亞的中央之國來說，海洋所帶來的商業之利只是用來錦上添花的。甚至這個「花」添與不添，亦不取決於是否有經濟價值，更要看有沒有可能影響王朝內部的集權度及穩定性。 反觀葡萄牙，則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土地狹小而貧瘠，人口不過百萬（15世紀），甚至一直籠罩在強大近鄰「西班牙」的陰影之下。海外擴張成為了其唯一改變國運的救命稻草。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率先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今天我們是沒有可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看到葡萄牙的。普通民眾，將更多通過本菲卡或者波爾圖這樣的葡萄牙足球隊，了解到葡萄牙人想一直渴望從西班牙獨立出去。就像巴塞羅納俱樂部和畢爾巴鄂競技隊，成為巴塞羅納人、巴斯克人表達獨立情緒的窗口一樣。 以「農本思維」來看，控制一片土地的最好辦法，就是「移民實邊」。然而鄭和下西洋之舉並沒有肩負這樣的戰略任務。讓更多的海外國家進入朝貢體系，以彰顯新王朝的強大，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至於由此而獲取的經濟利益，包括航路的開拓，反而只是可以可無的副產品了。 既然在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央帝國並沒有在海外擴張的動能，那麼自然也就不會主動去做什麼戰略性的計劃，尤其是在海外「再造中華」這種事了。事實上，帝國中央不僅沒有給予鄭和船隊 「殖民」海外任務，反而使之成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懾之旅。那些被視為背祖忘宗，且帶有濃厚了商業色彩的海外華人，被視為流民，甚至「天朝棄民」，回歸故土被認為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為此，明朝給予這些海外華人的政策是：給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為有原罪）。聽聞招諭歸國者，可既往不咎、還複本業。帶頭迴流的移民領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賜。反之則將受到嚴厲懲罰。這一點，在明成祖（朱棣）所頒發的詔書中有明確記載：「凡番國之人即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賚遣還；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過，俾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實施的深層次的原因是：在技術落後的古代，「人口」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應對戰爭，都需要大量人口。同時，「人頭稅」也長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即使不直接威脅中央之國的安全（比如做海盜），也會導致經濟上的損失。 在這一政策影響下，試圖在三佛齊故地立國的梁道明、陳祖義兩人，成為了正、反兩種選擇的典型。前者在鄭和一下西洋同時，聽從了使者的勸說即刻回國（公元1405年），並受到了帝國中央的嘉獎。大量遷居三佛齊的中國移民，也隨之迴流；後者則因率眾割據舊港、拒絕歸國，而與他的「海盜集團」一起，被回程的鄭和船隊所剿滅（公元1407年）。 剿滅陳祖義的直接理由，是其聚眾為盜、為害南洋，並陰謀襲擊鄭和船隊（搶奪財物）。當然，凡事都有正反兩面，「海盜」也並非不能為政治服務。這一點，後來的大英帝國最有發言權。從16後期的伊麗莎白時代起，英國人就開始為亦商亦盜的武裝民船，頒發「私掠許可證」，以從戰略上打擊西班牙等競爭對手。這股被稱之為「皇家海盜」的民間武裝力量，在商業和軍事兩條線上，都為「日不落帝國」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 事實上，陳祖義所代表的「海盜」，想做的也正是這樣的「皇家海盜」。然而無論從中央之國的文化屬性，還是明朝的政治結構來看，卻都是絕對不可能容許這種秩序破壞者的存在的（更別說「奉旨為盜」了）。為了避免海外華人的移民、商業行為，對國內之民造成不好的示範，王朝更願意採取一刀切式的「閉關鎖國」之策。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也導致了一個互為因果的怪圈。閉關鎖國之策，使得本可依託母國，從正常貿易中獲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過海盜、走私等行為，獲取生存空間；這些行為反過來又更加刺激朝廷堅持海禁。 很顯然，這種結構性問題，不僅無助於中央之國的海外擴張，更會一次次的消磨掉，中國社會自發而生的海外遷徙熱情。回到「大航海時代」，中央之國的固有文明屬性，與海外商業、人口擴張的天然衝動之間，有的只能是互相消耗。 在一個大社會裡，個體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著於一個小社群，才能在競爭中不被吞噬。「宗族」就是華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個社群單位。姓氏和血緣，成為了抱團取暖的凝聚點。由此再上升一個層級，凝聚點則是基於地理位置及生存環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識。這個「地緣凝聚點」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發共鳴的歷史。同時，它也可以是宗教。 在成為「地緣凝聚點」這個問題上，宗教看起來比之其它點要更有優勢。一個宗族的擴張，需要數代甚至數十代人的努力，但一個能滿足時人某種心理需求的「宗教」，卻有可能迅速傳播，並形成規模效應。 從技術上看，一神教的傳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於其它宗教。這其中尤以3.0版本的伊斯蘭教為甚。不過理解了上述內容，大家其實也清楚了一點，對於中國境內的少數派來說，無論其所保持的自身特點，是該歸於民族特點，還是宗教特點，本質上就是為了凝聚自身所處的社群。從這點來說，以宗教為標識和與宗族/血源為標識，並沒有區別。 然而，同樣從技術上來考慮，對於客觀上屬於「少數派」的社群來說，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識別度又非常重要。從少數派的角度來說，保有的識別度過小，將面臨被多數派融合的風險；過大甚至與大環境格格不入，那麼實際在做的就是一種「自我種（民）族隔離」，並最終身受其害。 從中國穆斯林的角度來說，為了不被周邊民族吞噬（特別是多數民族），以宗教屬性來強調自身獨立性的需求，將會一直存在。問題在於， 「中國認同」的基礎其實是「文化認同」，這又與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結構性矛盾。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協。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不管此類問題出現在何地，在多數派往往佔據了政治及話語權的優勢，這個壓力更多是由少數派所承擔的。 明朝初年，在中國境內已經形成穩定社群的穆斯林群體，所面臨的正是一個戰略適應問題。 不過在初臨這個問題的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之舉卻似乎為這個群體和中央帝國找到了一條共生共贏之路。對於大明王朝來說，人口流失海外雖然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替王朝擴張海外影響力的，是源自有「中國」認同的穆斯林群體，情況就變得有些不一樣了。 為了在社群競爭中保持內部團結性，以伊斯蘭教信仰為「地緣凝聚點」的社群，勢必會有意無意的強調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族習慣。然而身處海外，情況就正好相反了。身處一個陌生的競爭環境中，「中國人」的身份將成為更佔優勢的「地緣凝聚點」。 現在我們應該能夠理解，鄭和下西洋過程中，有關伊斯蘭教傳播的一些信息了。在這當中，三佛齊故地管理者的身份問題，是最容易引發關注的。在梁道明、陳祖義這一正一反兩個代表，相繼「離開」蘇門答臘之後，梁道明的副手，穆斯林身份的「施進卿」成為了舊港的統治者。並以大明王朝所授予的「舊港宣慰使」一職（機構名則為「宣慰司」，為王朝的海外事業服務。 舊港宣慰司的設立，以及「中國/穆斯林」身份者的啟用，看起來完美解決了中央之國的內斂性，與海外擴張衝動間的矛盾。至於受啟用者的伊斯蘭信仰，是源自本人出身（回回後裔），還是在移居南洋受穆斯林商人影響後皈依（時有發生），反而並不重要。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或者移民團體的信仰發生的變化，保守的帝國官僚將不再會堅持其「回歸」；而傾向於擴張海外影響力的勢力，則可因勢利導的利用其「中國」身份認同，進行海外布局。 不過問題在於，以鄭和船隊規模所展示的企圖心來說，僅僅依靠數量有限的「中國/穆斯林」雙重身份認同者，進行海外布局是遠遠不夠的。如何平衡南洋各國的地緣政治關係，以使局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才更加重要。【馬六甲蘇丹國的崛起】 大明王朝海外擴張事業中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馬六甲王國」。在鄭和船隊抵達馬六甲之前，被迫從淡馬錫搬遷至馬六甲的拜里米蘇拉，仍不得不向泰國的大城王朝納貢稱臣。也許有一天，馬六甲王國能夠擺脫暹羅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記，南邊還有爪哇人的滿者伯夷帝國，在虎視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鄭和船隊的實力來說，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緣政治結構平衡的。順勢給舊港的華人領袖，冊封一個「宣慰司」的頭銜就是這一能力的體現。不過「舊港宣慰司」一類機構的設定，並不表明蘇門答臘等地，曾經在明朝時成為了中央帝國的殖民地。在羈縻化外之地時，類似頭銜更多只是在彰顯中央之國的中心地位。維持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平衡，使之為影響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統治者所希望做的。這種想法與後來大英帝國，在歐洲維持「大陸平衡政策」的出發點類同。 參與博弈者越多，彼此間的牽制越大。反之，對於外部平衡者來說，恰恰又是最願意看到被平衡板塊碎片化的。為了做到這一點，英國人不願意看到歐洲出現一個絕對的王者（更別說一體化了）；中國人也同樣不想看到，東南亞有一家獨大情況出現。就馬六甲這條關鍵水道來說，無論是歸屬了腹地在中南半島的暹羅人（大城王朝），還是被統一了南洋諸島的爪哇人（滿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獨大的局面。 即使中國人主觀上沒有介入馬六甲周邊地區地緣矛盾的想法，僅僅是為南洋帶去的貿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區平衡。換句話說，這種利好更加傾向於誰，就會助力其在地區競爭中脫穎而出。在這種情況下，拋開暹羅、爪哇兩支業以坐大的勢力，在二者之間扶植一個弱小的第三方，對維持地區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碼，在南北兩面都面臨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新生的馬六甲王國會更願意將自己的利益，與中國進行捆綁，或者說置於大明王朝的保護之下。 馬六甲並非唯一的選擇。沒有選擇馬六甲周邊地區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國家），一定程度是因為馬六甲王國統治者，與三佛齊王室之間的繼承關係的。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質都非常重要。相比馬六甲周邊地區，大量存在的部落級別的政治體，源出三佛齊的馬六甲王國，並不需要政治及商業理念的培養。簡單點說，會更懂遊戲規則。 穆斯林商團之馬六甲王國與間初步形成的合作關係，或者說王國已初步帶有的伊斯蘭屬性，是鄭和選擇馬六甲王國作為合作對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拋開鄭和本身信仰所帶來的親近感不說，在信仰佛教的暹羅人，與以印度教信仰為主的爪哇人之間，插入一個以伊斯蘭信仰為基礎的國家，將從結構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況出現。 事實上，今天馬六甲周邊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大體也是呈現如此平衡泰勢。 15世紀初的馬六甲王國，所承擔的正是這樣的個紐帶的角色。對於鄭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國海洋勢力來說，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穆斯林已經在馬六甲海峽以西的整個「西洋」（印度洋）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在南洋周邊地區，穆斯林商人的滲透工作，也絕不比中國人差。甚至出現，中國移民皈依伊斯蘭信仰的情況（反向則幾乎沒有）。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在海外啟用「中國穆斯林」，還是扶植馬六甲王國這樣的伊斯蘭信仰國家，都能夠讓穆斯林商業力量，將大明王朝視為一個戰略合作者，而不是一個競爭者來加以排斥。 馬六甲的綜合優勢，使之成為了鄭和船隊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鄭和船隊不僅協助馬六甲興建港口、城寨，還將此地作為中國使團和貨物的集散之處。也就是說，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帶往南洋進行交易的貨物，會先在馬六甲停、貯，然後再分別前往周邊地區。一旦外交和貿易任務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團也是回到馬六甲集合。 這一舉措，不僅使得馬六甲一躍成為了整個東南亞的貿易中心，更為之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利好。脫離暹羅控制立國，便是這一利好的初步體現。當然，能做到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動表示加入中央帝國的朝貢體系，並頻繁入貢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統治者（「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 為了維持這種有利於中國的平衡，大明王朝甚至數次在暹羅人進犯馬六甲時，要求暹羅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舉。 藉助大明王朝擴張海外影響力的大勢，在15世紀的上半葉，馬六甲不僅控制了馬來半島南部，還跨越海峽，控制了相對應蘇門達臘島海岸線（今印尼廖內省地區）。也就是說，這個瓶頸型海峽最重要的東部「瓶頸」部分，盡為被明朝稱為「滿剌加」（馬六甲）的王國所有。然而，因為鄭和船隊在海外布局時，重用中國穆斯林，及與滿剌加這樣伊斯蘭色彩國家交好，就認為鄭和是在假公濟私的傳教，也是有失偏頗的。上述做法，更多是基於國家利益，及當地的局勢而因勢利導罷了。另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體現在對錫蘭的外交態度上。作為印度洋上另一個重要的航線節點，鄭和本人曾經六次到訪這個僧伽羅人（佛教徒）主導的錫蘭島，甚至曾經在第三次遠洋之時，開啟過一場戰爭，並俘虜了對鄭和船隊不太友好的斯里蘭卡國王。 以明史的記載來說，鄭和錫蘭之戰的原因，與陳祖義被剿滅的原因一樣，都是圖謀鄭和船隊所攜帶的貨物。我們更關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緣政治後果。在錫蘭顯示強大武力之後，鄭和並沒有試圖在島上扶植一個伊斯蘭政權，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為連接點，取得彼此的共識（被俘的國王后來也被放歸回國）。今天斯里蘭卡的土地上，記錄鄭和布施島上佛寺等行為的「布施錫蘭山佛寺碑」。 事實上，儘管鄭和出使西洋之舉，客觀上促進了伊斯蘭教在包括馬六甲王國在內的南洋國家傳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來政教合一的「蘇丹國」性質國家，卻都是在鄭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顯強大武力之後。比如滿剌加真正變成政教合一的「馬六甲蘇丹國」，並跨越海峽進入蘇門答臘島的時間，是在15世紀中期。 限制滿剌加的擴張規模，也能夠體現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點。馬六甲蘇丹國在做大之後，無論是從政治、商業角度，還是身三佛齊王室後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夠順勢得到由「舊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為中心的三佛齊故地。只是能不能做到這點，絕不僅僅是個實力問題。 儘管鄭和的逝去，意味著中央帝國在海上強勢擴張時代的過去，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設的朝貢體系架構依然存在。馬六甲蘇丹國如果想「拿回」華人管理三佛齊故地，政治上也必須得到中央帝國的同意。要知道，即使不考慮外交和軍事上的風險，貿然開罪中央帝國，所帶來的經濟風險也是無法承受的。 最終大明王朝並沒有滿足滿剌加對舊港的野望，雖然在位的「舊港宣慰司」，看起來應該是個中國穆斯林。順便說下，之前被封為「舊港宣慰使」（對外自稱「三佛齊國王」）的施進卿，已於17年前故去，接替執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政權交替過程中，其長子施濟孫與其妹妹之間，曾進行過激烈的權力鬥爭，並各自尋求包括明朝在內的外交支持。這種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之爭並非我們所關心的，探討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緣意義。 施二姐能夠在舊港上位成功，是源於馬來世界當時還不那麼高的文明層級。簡單點說，就是馬來世界當時還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會遺風，對女性掌權一事本身，並沒有中國或者伊斯蘭世界那麼敏感。即使在今天，馬來地區內部還有不少地區、民族，有著顯著母系制文化特點（比如馬來西亞的森美蘭州）。 公元1440年，獨木難支的舊港宣慰司或者說三佛齊故地，重新歸入了滿都伯夷帝國的統治範圍。施二姐也率眾移居爪哇島，以避免在這個敏感之地成為博弈的犧牲品。隨著馬六甲蘇丹國的強勢崛起。為了更好的爭奪貿易資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島也在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掀起了伊斯蘭化浪潮，並迫使滿者伯夷帝國的印度教統治者，逐漸將勢力範圍退縮自東爪哇地區（直至滅亡）。今天以旅遊熱點聞名於世的巴厘島，則成為了滿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後遺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島伊斯蘭教傳播過程中，除了來自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國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這種選擇也不難理解，在中央帝國重回閉關自守的狀態後。原本更願意突出「中國」屬性的天朝棄民們，客觀上勢必會突出他們的穆斯林屬性，並最終在周邊地區完成伊斯蘭化後徹底融入。換句話說，現在無論在馬來西亞還是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純粹從血統上追溯的話，是很難追溯到鄭和時代的。
有考古證據表明，在伊斯蘭教席捲南洋之前，婆羅洲的一些沿海點也如南洋其它島嶼一樣，接近過印度文明的影響。不過真正讓婆羅洲為文明世界所熟知的，還是伊斯蘭教的傳播。整個婆羅州最早接受伊斯蘭信仰的，是15世紀中的「汶萊蘇丹國」（後面會具體解讀）。此後自16世紀起，婆羅洲沿岸的各重要港口，尤其是能直接受貿易線輻射的北、西、南沿海，隨之出現了一系列據港而興的小型「蘇丹國」。比如西加里曼丹沿海的三發蘇丹國、蘇卡達納蘇丹國；南加里曼丹的馬辰蘇丹國等。
鑒於婆羅洲本身的潛力有限，這些小型蘇丹國本身在南洋地緣政治舞台上大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其統治範圍也多是處在沿海的河口地區。至於說它們的建立者，是從馬來半島或是爪哇、蘇門答臘而來的馬來穆斯林，還是受穆斯林商人影響，而改信伊斯蘭教的達雅人，倒是並不重要的。伊斯蘭信仰及統治方式，足以將他們融為一體，並與原始達雅部族區別開。 對比達雅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落後的生產方式，馬來-穆斯林群體在婆羅洲擁有很大的優勢。換句話說，在伊斯蘭教的強大滲透力下，那些沿海蘇丹國必將漸漸向內陸擴張，並一點點同化土著的達雅人。比如汶萊就一度統一了包括汶萊、沙撈越、沙巴在內的整個婆羅洲北部。而這三個地區也因此經常在地緣政治上放置在一起，被稱之為「北婆三邦」，或者「砂汶沙」地區。 然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卻對南洋的伊斯蘭進程造成了重大影響。最顯著的改變，是處在伊斯蘭教傳播鏈最末端的菲律賓北部，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下，成為了天主教之地。在文明開化較晚的婆羅洲，類似的非伊斯蘭外來影響也同樣存在。除了以荷蘭人為代表的西方力量以外，華人群體也是重要的參與者，並對婆羅洲的地緣結構造成了影響。
在綠教傳入之前，印尼是一個主修印度教的國家，偶爾點一下佛教的天賦。兩邊都說自己的信仰好，搞得國王很頭痛。
後來有一天，信綠教的商人們坐船來了，他們對國王說，陛下你看那兩個教，整天沒事就是建各種巨大的神像，這得是多麼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費啊。看看我們的教，不建神像也不搞鋪張浪費的那一套祭祀節日，長此以往這能節約下多少國力啊！
國王聽了很高興，於是改宗綠教，並立綠教為國教。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有種說法是鄭和居然那麼受歡迎，只能說中國太天朝上國，鄭哥祖上是色目。據說改信佛教了。據說他的航海路線是色目交的。而且提醒一下。鄭哥只是在前人基楚上海航。他不是開闢路線。這條路線早就很多商人來往了。西亞商人也很早有很多通過這條來中國沿海地帶。
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化部分原因是想通過轉變信仰對抗北邊的強大泰王國。
泰國大城王朝極盛疆域圖，延伸至馬來半島
阿拉伯和中國海上貿易，在當地建立了幾個貿易中轉站。中國人只賺錢不傳教結果就成這樣了
先佔坑，容我找找乾貨。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說法，即鄭和傳教說眾所周知，鄭和出身回部，畢然也是穆斯林，最後一次下西洋還曾前往麥加朝聖。聯繫當時歷史環境，鄭和下西洋之前東南亞大多數國家主要信奉南傳佛教及印度教，鄭和來過以後，很快就都綠了再結合鄭和在東南亞一系列軍事行動，很有可能是他借下西洋之機，在東南亞諸國扶植信奉伊斯蘭教的貴族或派系，打擊信仰佛教或印度教的國王，使得這些國家的伊斯蘭教成為主流。蘇菲教團 以及14世紀 航運技術提高本質上一神教要比多神教先進的多 特別是組織度
推薦閱讀：
※汉服复兴运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三國時期的歷史為我國文學史產生過哪些成語？
※地球上如果真的存在史前文明，為什麼沒有在太陽系留下衛星一類的物體？
※為什麼美國這種墮落、腐朽的國家，能孕育出那麼多科技、文化瑰寶？
※鄧小平為什麼放棄對馬共、緬共、泰共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