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們是不是都很精通語言的意義，甚至比創作語言的人更懂語言本身？

01-15

像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等我們以為不好的，實際是好的，像浪漫主義，我們以為是好的，實際是不好的（個人看法，對哲學知之甚少）他們一定對這些辭彙有很深刻的理解對不對？維特根斯坦從經驗主義轉變到日常語言哲學（這個還不是很了解，還沒仔細拜讀他的著作）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補充：語言作為哲學的載體，它本身會影響哲學（語言不象公式嚴謹，哲學又是很嚴謹的學科）語言會帶領思想，思想會引導語言。所以，我想知道語言在哲學中的地位，先有哲學還是先有語言？
（由於沒什麼語文功底和邏輯，所以詞不達意，見諒）

與其說哲學家精通於語言，倒不如說哲學家精通於分析和探討語言所談論的那些情況。比如」XX主義「，哲學家會說明他會使用這一辭彙去對應地闡述一些什麼情況（如果比較精確的話就是定義），這種情況對於宇宙、人類、社會等來說具有什麼樣的位置、是否重要以及為何、如何重要等問題。大多數哲學家都會在這些地方下工夫並且顯示和其他人的不同。因此，哲學家不是文學家，也不是訓祜學者，他們不會對遣詞造句本身是否精緻、文采如何等下工夫，一切哲學語言的形成都是為了準確地闡明世間萬事萬物中的一些事情或道理。其次，哲學家一般會探討那些一般性的、理論上應該能夠為所有人所理解和談論的情況，不管這個人用什麼語言去談論。因此母語、文化歷史傳統等嚴格來說與哲學無關，如果有關，則它不能算哲學問題或者沒有得到哲學式的探討。

維特根斯坦的轉變恰好反映了上述情況。他正是覺得《邏輯哲學論》不足以完成他對世界的探討甚至有錯誤，因此寫出了《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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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比如我國古代有個故事：有三個舉子在上京趕考前去一個老道士那裡算命，問「我們這次能有幾個人考中？」老道士伸出了一根手指。舉子們回來之後很高興，說老道士您算得太准了。可是老道士對任何來訪的舉子三人行都是這麼乾的，而所有舉子們都說他算得准，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這一根手指可以被不同人理解為「考中一個／有一個不中／一個都沒中／一起中了」——這已經窮盡了所有可能的情況，那自然是準的。

那麼，從這個例子里我們可以知道什麼？題主自己總是不由自主地站在舉子的角度來看，那自然會覺得那根手指玄妙無窮，越想越有意思。但是哲學要做的是站在那個老道士甚至是講這個故事的人的角度來看，告訴一般人說不管那三個落入局內的舉子怎麼自我發揮，從我們客觀的角度來看他們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一看到這個問題我就進來了。語言和哲學的關係的確重要，不通語言的確不用談哲學，因為大家所說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討論起來就永無休止。

語言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這個很難說，它應該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但語言的創造者並不能夠決定它以後被怎樣使用，任何一個辭彙的涵義都是在不斷演化的，比如「科學」，比如「哲學」，再比如「知識分子」或是「小姐」，所有這些概念的定義既規範著我們的生活，也同時要被大家的生活所定義，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哲學家對語言的理解必須清晰而精準，這同樣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因為思維清晰，所以對語言的理解清晰；因為對語言的理解清晰，所以思維清晰。

如題主所說，「利己主義」在我看來是一個正常的，或者說比較善的辭彙，但得出這個結論背後所需要的思考和積澱則需要非常厚重——從這個程度上講，一般人所說的「利己主義」和我所說的「利己主義」雖然有相似之處，但涵義的確不同，尤其是思維層面不同。於是很多時候哲學家便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定義他所用到的辭彙，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並不是所有意思前人都已經準備好了，那些前任尚未準備好的概念，就需要哲學家去再創造，再利用，這全靠新的定義得以實現。

語言在任何領域中的地位，都是工具，哪怕在語言學當中，它也是用於研究自己的工具。如果說工具不好使，那什麼活也干不出來，尤其像哲學這種極為細密的思維勞動，沒有漂亮的語言工具那就是死路一條。如果要問語言和哲學誰在先，在歷史上看來，那毫無疑問是語言在先，這不需要我解釋吧？從邏輯和重要性上講，應該是相輔相成，不分彼此的。

如果要說得再細一點，多數人累的思維過程是依託於語言的。我知道不少哲學家語言功底很好，但我也見過語言功底一般的——我發現有人可以使用抽象的、非語言的方式進行思考，這樣看來，哲學對語言的依賴性也沒有那麼高。而且有些人智慧很高，但卻是通過行而非言所體現出來。

另外，出於我對哲學和語言的了解，我認為漢語要優於英文，因此我的哲學書都是用漢語寫作的。要理解我這個觀點，需要的積澱可就更多啦，有機會再說。

先就這麼多啦！

哲學家必須非常擅長運用語言，（比起創作語言的人就不得而知了），就拿滬教版的政治書來說。

其中，對於「矛盾」一詞的解釋是：對立統一。兩個詞語就能解釋矛盾的特性：1. 「對立」表現鬥爭性：指矛盾雙方是相反的，比如男女，比如好壞。2. 「統一」表現同一性：指矛盾雙方是相互依存，所指的領域也是相同的，男女都指性別，好壞都指品質。

在哲學中，類似於「矛盾」「對立」「統一」「鬥爭性」「同一性」，都是對於非常龐大科學理論的極度概括。換句話說，如果不用「矛盾」這個詞，我們就必須舉很多相關的例子來表現「矛盾」這個特性。

在一件小事中，比如孩子在玩遊戲，媽媽叫他做作業，孩子就問「不能兩樣都做嗎？」媽媽就會說：「你看，因為時間是有限的，你在做作業的時候沒法玩遊戲，所以你玩遊戲用的時間多，做作業的時間就少，你多玩遊戲就會少做作業。」哲學家看了，就會說：「做作業和玩遊戲是一對矛盾，因為矛盾的鬥爭性，你不能兩樣同時完成。」

看來兩者的解釋方式是一樣的，不過媽媽是「就事論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而哲學家是「將理論運用於實踐中，解決實際問題」的態度。

哲學家就是把媽媽「做作業沒法玩遊戲」「工作沒法做飯」等一系列的問題，都化成了「矛盾具有鬥爭性」這一句話，對於其中每個字的使用，當然要非常慎重，而句子中「矛盾」「性」這兩個詞更是不能改的，而能替換「具有」的詞語不多，能替換「鬥爭」的詞也非常少。

試問，有哪個詞語能代替「矛盾」一詞？「衝突」「相反」「抵觸」之類的詞語都只能表現兩者的鬥爭性，卻只有「矛」「盾」二字能表現：既相互相反，又隸屬於同一個品種。

這樣用語準確而概括的要求，就使得哲學家需要對每個字都理解透徹。

我對哲學史只知大概，也沒有對某一個學說深入研究，所以以下純屬個人看法。不對之處歡迎指正。

我覺得題主所說的功利主義、經驗主義、浪漫主義等等只是一個命名方式，本身沒有帶褒貶的感情色彩，只是譯者把西方哲學按其主要意思取出有代表性的關鍵詞來命名，因為那些學說含義豐富，所以一個詞不能完全概括其完整的意思，譯者也沒指望可以「概括」，只是用某個關鍵詞「標識」某些學說，做到識別作用。個人覺得不可按日常所用的辭彙的褒貶色彩來看待某個學說的「名字」。所以這與「精通語言」和「更懂語音本身」無關。哲學家只是用語言來解釋自己的學說或「想法」，那個「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一句話解釋不清楚就用兩句話，英文解釋不清楚就用法文，但求「說清楚」就好了。「精通語言的意義」的說法可能對他們不那麼重要，因為語言的意義是一個民族共同豐富和推動其發展的，那些哲學家可能在創立學說的過程中對豐富了某些辭彙，推動了語言的發展。因為語言是不斷發展豐富的，所以「比創造語言的人更懂語言」的說法也不那麼正確，誰知道語言會怎樣發展和發展成怎樣呢？文化和語言的發展靠的是整個民族。當然，聰明如他們，精通「現有」的語言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相關未必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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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補充：

功利主義，英文是Utilitarianism，也可翻譯為「效益主義」，若果題主看到」效益「可能就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了，可以證明這只是一種譯法、命名，和譯者的褒貶無關，翻譯為「效益」和「功利」的兩個譯者也沒有試圖用一個詞來解釋一個學說，只是標識作用。

另有，就算是看到英文Utilitarianism，也不能」斷章取義「，不能看到utili-，就覺得這個詞（Utilitarianism）等同於utility.

同理，經驗主義Empiricism；浪漫主義Romanticism。

就算是英文本身，或某些學說的創立者是法國人，他命名的法文名字也和日常所用到的「看起來一樣」的辭彙的意義不同。

語言都有意義么？

當一個人說話或通過語詞表達時，假設至少有一個驅動他表達的動機。這個動機就是語言的意義么？比如一個人酒後說話，醒來已不記得，那麼他表達的動機可能是無意識的或下意識的，他並非有意識的想表達什麼，沒有明確的動機。那麼這種情況下，他說的話有意義么？例如他完整複述一段往事，表述清晰，聽上去似乎是有意義的，但若表述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那這個意義還成立么？或語言的意義與一個人是否意識清楚，是否有動機沒有關係么？

第二種不討論，只討論第一種情況。

若上述情況下，假設語言有意義，那麼語言意義與意識狀態，人的動機並不相關。醉鬼使用語詞，並無明確所指，但意義卻仍然存在。可見語言的意義，不等同於語詞的意義，也不一定與有意識的動機相關。語言的意義，直接與人使用語言這種表達能力相關，以及藉助這種能力且不一定貝有明確意識的某種心靈狀態相關。如果是如此的話，那麼人在使用語言時，多半並不明確知曉語詞的意義，因為很可能，語詞所表達的，一半是我們清晰意識到的，一半隱藏在心靈狀態中，是無意識的動機。語言的意義須結合語詞所指以及心靈狀態，才能更加完整的確定。

若語詞意義離不開表述者的心靈狀態，那麼只遍過文本分析，語詞分析，並不能充分解讀語言的意義。那麼可能歷史上對所謂經典的解讀，都是不充分的。甚至表述者本人，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表達的完整意義。

對語言意義的解釋，因此不存在完全了解，只能是會意，領悟。是在一種對他人心靈狀態的猜測，結合語法規則的表述，所形成的一種解讀。分析哲學妄圖只通過語詞，通過邏輯分析去斷定語言意義，撇開他人心靈問題，只能是一種偏狹，甚至遠離原意的方式，並不能使語言意義問題變得清晰，因為它不可能是清晰的，只能是簡單化處理，把複雜問題看得簡單了。

哲學家並不一定更理解語言意義，只是有的哲學家在晦澀處止步了。

蘇格拉底問了那麼多語詞意義問題後說:我所知道的，是我的無知。

再繼續討論。從私人語言問題入手。

有私人語言么？

語言被表述出來，一定是有一個表述語言的事物的，這個事物可以是人，但也可以是智能機器，在這種情況下，表述語言這回事，原來竟與人並非完全相關。即使智能機是由人設計編程，機器說話，也可能是研究團隊的成果，並非是與單個人完全相關。

當語言的主體是個人，但他所表述的語言，例如背誦，等情況，是複製他人言語，並不一定是自身想法。特別是知識方面，是已被他人研究的成果，當一個人掌握知識，從某種程度上，他需要接受知識的表述，而這種表述顯然並非由他本人所表述，他習得這種表述，就要理解語片語合後產生的意義，甚至他就是習得這種知識所使用的語片語合方式，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語片語合產生的句式，通過可驗證或已被驗證的方式，去賦予信任值。

同樣，對於私人語言問題，也面臨這樣一種情況，私人和語言兩個片語合在一起，如何對這一語片語合賦予認同或信任？語言的主體並不一定是個人，也可能是機器或一個團隊。語言表述顯然並非一定與私人相關。即使是個人表述，他有多大程度上是在表述以前的人的知識或被別人告知的內容，而這些算是私人語言么？語言的表述者不一定是個人，內容未必是能與他人表述內容相區別。那麼顯然從語言表述者和語言內本身，我們沒法驗證或認同，有一種私人語言。

而顯然，每一個語詞，它的內容與所指，不是任意的，是一套已經被前人達成某種認同的約定。這套約定被語言使用群體廣泛接受，形成有意義的語法和句式。一段時間內，表述的語詞，意義和彼此之間的關聯，具有群體權威性。但無論語詞自身的內涵，意義，還是語詞之間的關聯，甚至獲得公眾權威的關聯，都並非是具有全體認同的，而且即使最簡單的語詞，其內涵都會有至少多於一個的內涵，以上語詞句式等都會有不同的理解，隨時空群體不同而經歷變化。一切約定俗成的用法都可能改變，例如人們提到蘋果，卻說的是手機。

語言的意義變動不居，在早期使用中形成初始意義，在其後的使用中，因時空群體變化，而衍生中其它約定俗成的意義。人們發現語詞新的涵義，句式上新的關聯，有時與早期語言意義相符，有些則完全經歷了認識上的更新，產生新的涵義。但這種種變化，都是在一定群體環境下，在語言的使用中，達成了新的約定或共識。

所以一切新的約定，建立在語詞涵義和句式的變化上，以及這種變化受到某一群體的公認。那麼私人語言問題，在流俗群體中，經過一定解釋，是可以受到某一群體認同的，因為很多人會把表述自己的情感，內心世界，看作是在使用私人語言。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私人語言是否可以做為一種可靠的知識，受到一個群體認同呢？

能確定的是:某一個人，會使用語言。即正如群體使用語言，是一種現實現象。個人使用語言，也是一種現實現象。而個人在使用語言過程中，不僅可以遵循群體內語言的約定意義，同時也有賦予語詞新的意義，改變句式之間關聯的自由，當個人對語詞和句式的變化，有了可靠的依據，便會有一天受到群體認同，成為某一群體中新的約定。

那反過來說，當個人對語詞和句式的變化，未受到群體認同，沒有可靠的依據，便不可能是私人語言，因為任何語言都只有在約定的意義上被認同才可能形成使用的目的。語言的私人性，便可能是，能夠充足可靠地確定與語言使用者個人相關。

但從語言表述者和內容兩方面去確定這種相關性，在前面已經被否定了。那麼還有什麼方面可以去確定這種相關性呢？只能是語詞涵義與句式，在約定用法之下，所具有的個體相關性。即因為語言約定用法並非一個規則，而是不同群體有不同的約定，同一群體也有詞語和句式的混雜認同，具有混雜的約定。那麼私人語言，便應去將一個人的語言表述，綜合他的表述去分析，若每個個人都有獨特的語詞與句式的用法，有明顯的個人特點，並且同一人在語言表述上在不同使用中有相對同一性的特點，那麼便可佐證私人語言的存在。

知易行難。

中國人里倒是有很多懂得語言本身的真哲學家（不是貶義）

古有老子就留五千來個字，多說無益，

現有「悶聲發大財」。

中級發展，語言很有意義，最高級的，語言最沒意義。

但是吧，這個中級過程，對於一般人（甚至名人、各種"家」的）來說也不能沒有，是大多人安身立命之基礎。但你要是懂得人類社會真實運作，語言本身太蒼白，太無力。

看這浩浩湯湯的歷史，詞語的定義與變化，是誰在主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