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司馬遷「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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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塔西陀苦心孤詣撰寫《編年史》，是為了找出羅馬從共和淪落為帝制的原因一樣，司馬遷自比叔季之世的賢哲，在斯文垂滅的末法年代承擔人世背後無形的神秘法則——用儒家的術語講即是天命——賦予他的重任，發奮著書，梳理清楚自堯舜文武以降華夏多國體系緣何被赤裸暴力橫掃一空，最終蛻變為率獸食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秦政制。在他之後的儒生，漸漸滿足於儒家與法家體面妥協，喪失了秦漢交際之時前輩們反抗秦政的道德熱忱，棲惶於朱紫而非意義世界，歷史到此終結。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明白司馬遷為何將項羽也列入本紀當中，這不是因自己受漢武帝暴政緣故，簡單地對失敗英雄的移情，而是源於劉邦與項羽的鬥爭決定著華夏的憲法體系能否重回孔孟念念在茲的多國體系當中，一如龐培與凱撒的博弈決定著羅馬共和還是帝制的出路。項羽的失敗意味著歷史的無限可能性一時中絕，待到五胡亂華，外部無產者闌入，路徑重開，小徑分岔連綿而去，但那又是另一個五百年的故事了。

在《報任安書》一文里司馬遷透露了其宏大野心：「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然而遺憾的是史記並沒有完成這一重任，留給後來者的卻是他在伯夷叔齊列傳里的茫然與秦楚之際月表的困惑：如果上天是公平的，那麼為什麼好人總是居於下潦，惡棍卻能壽命長保；為什麼禹湯文武協和萬邦的華夏體系一朝灰飛煙滅，一個原本不名一文的無賴小子卻有一天披上龍袍，志得意滿地高踞眾人之上？

由孔孟先聖流傳下來的價值體系與解釋體系在五百年天搖地曳的動蕩里受到了極為劇烈的衝擊，這些都是司馬遷從年輕起就想試圖獲得解釋卻始終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如果用我們較為熟悉的西方思想來類比的話，前者相當於法利賽人困惑約伯作為一個義人，緣何卻遭到親死家滅的報應，並從中引申出神義論問題，後者相當於柏克遙寄友人的書信里所言——法國大革命最大的禍害在於國王從此失去了神聖的外衣，成為可以被隨意砍下頭顱的存在，並由此外延出保守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意識：法統與正統。

從精神氣質上講，偏好實用政治技術的華夏與古羅馬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哲學思辨並非其所特長，與古希臘先賢和中世紀以降的經院哲學傳統締就的蔚為大觀相比，華夏在神學與政治哲學上的些許推敲實在無足輕重，很難入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法眼，以至於黑格爾嘲諷孔子名過於實，不配列入哲人殿堂。試舉司馬遷的導師董仲舒為例，《春秋繁露》一書匯總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氣度，在思辨這一維度大概前無古人，然而今天視之亦不過裝神弄鬼，很難受奧卡姆的威廉詳細檢視，在《金枝》一類人類學視野里更不得不屈尊與毛利人巫術淪為一談。

因此司馬遷給不出合理的解釋並不是一個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讓我們嘖嘖稱奇的地方在於他對現實與歷史卻有一種敏銳的把握能力，這種把握能力體現在對歷史重要關口感知上，雖然雷海宗先生否認司馬遷是一個歷史學家，然而如果我們回顧司馬遷之前所謂的史籍，不難發現在他之前的更多是一種經學，而不是一種史學。

《史記》之前的史籍往往只是歷史記載的簡單編撰或者某種觀念學說的承載體，儘管《史記》的道德說教，也就是經學色彩同樣很明顯，但是他已經開始有意識的思考人類社會發展變遷的原因，並試圖給出自己的解釋。這其中的差別就彷彿古希臘記事散文與希羅多德《歷史》一書一樣巨大，因此稱司馬遷為華夏歷史學之父並不過分。然而司馬遷雖然能夠把握事物變遷的過程，意識到自己正站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他對為何導向而今十字路口的解釋卻並沒有超出前人天命論的窠臼。

所謂的天命是一個經學意味十足的概念，其並不具有兩希傳統常見的超驗性，往往落實在具體的人事代謝上，就算是被譏嘲為談天衍的陰陽家巨擘鄒衍，其所謂五德輪迴學說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政治倫理當中，遑論作為儒生的司馬遷，在他的視野里，所謂天命即意味著王道。

王道意涵豐富，但大體不脫戰國儒生髮明的周禮仁政範疇。《太史公自序》里就說了：「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三代之禮可以隨時而變，但是王道之政卻一以貫之，這也就是他導師董仲舒「天人三策」里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史記》一書是天命觀念的道成肉身，在對從春秋到西漢五百多年王朝興衰的比較里，隱隱按著這樣的一條線：司馬遷試圖證明但凡是遵循王道的就會興盛發達，但凡是背離王道的就會衰微頹敗，而王道即不以力服人，以法統與道統而非赤裸暴力作為統治邦國的依據。能不能得天命，得天命之後能否久保都只與帝王如此有關。以至於他在他十分喜愛的項羽的本紀里為數罕見地對其批評，指責其不知天命，或者說不行天命，甚至發明出「奮其私智而不師古」這種同樣經學意味十足的修辭來。如果我記憶無差的話，在整本《史記》里司馬遷跳出來對項羽進行批評就此一處。

但一如我前所述，秦政和劉邦的勝利卻是對這番心血最大的諷刺，以至於一向瞧不起劉邦的司馬遷也不得不在秦楚之際月表裡如斯感慨：「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如果劉邦不是聖人，那麼這一切又怎麼解釋呢？可是劉邦依其德性卻又怎麼看怎麼都不像是聖人——但除此之外司馬遷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錯亂的世界了。

司馬遷的可惜之處在於他雖然察覺到項羽與劉邦的爭霸背後是多國體系對大一統帝國的反動，卻因為一系列路徑依賴比如自己的地位身份還有所受的教育等緣故，將現實想像成他如今所處的時代依舊在一個正常的歷史循環當中，只不過如今的自己處於這個歷史循環的衰頹階段，就好像夏商都曾經經歷過的從興盛到衰頹再轉為興盛的輪迴一樣——而原本以其對歷史的敏銳這其實是很容易看透的。在這種自欺欺人的安慰里，司馬遷將漢朝對周禮毀滅性的革命與周人對商制創造性的革命混為一談，彷彿兩者並沒有任何不同。於是順理成章的他就抱有一絲念想，或許隨著時間的變易，我們將又重新回到歷史新的開端，一切都會好起來。在這個邏輯的盡頭，便是王莽劇秦美新卻建立在秦制上的新政，悲劇到了最後卻以鬧劇收場。

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歷史對於漢武帝以後的儒生是一個巨大的嘲諷，在獨尊儒術的口號背後卻是陽儒內法的現實，儒生們從一開始就不得不在一個限定的框架內施展自己的學說，失敗是必然的，不失敗是不可能的。然而你又很難對他們產生同情，因為這一切都是自己親手做出的決斷，當他們放棄周禮賴以為基石的多國體系，習慣秦政的基石大一統吏治帝國時，一切早已註定，再怎樣掙扎也不會變更無形神秘法則的暗中裁決。司馬遷批評項羽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然而他又不何嘗不如是呢？如今的許多人又何嘗不是呢？

為什麼孕育出周禮的多國體系值得珍惜，毀滅周禮的大一統帝國必須摒棄，並不是因為周禮一定可欲，而是因為多國體系意味著希望，而大一統則意味著毀滅希望。只有在多國競爭的世界裡思想才有活力，自由才有可能，它可以孕育出周禮，同樣也可以孕育與周禮一樣偉大的意義體系，只要給予它機會，而這是大一統帝國不可能給予的，在大一統帝國治下的世界裡，只有一望無盡的荒漠，昔日的繁華轉瞬間只剩下文明的餘燼在輪迴中不知疲倦地跳動。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你渴望自由卻不能放棄大一統的執念，那麼就不必哀嘆自己順民的際遇，命運始終是公正的。

我曾經在微博上如此感慨道：「出身與路徑遠比個人的選擇重要，因為它鎖死了凡人可以選擇的方向，不管情不情願，也只能踉蹌地走下去。祖先積累與損耗的德性，遲早要報應在後人身上。如果司馬錯沒有入屠巴蜀，司馬靳沒有夷平上黨，為秦王國破壞多國體系創造機會，他們的後人司馬遷也不至於在刻薄寡恩的漢帝國中受辱，淪為刑餘之人，滿腔幽憤，只能寄期望於名山事業，以求實現身後報復。」

然而這並不是說選擇毫無意義，秦政在戰國中獲勝僅意味著自由是脆弱的，需要人們為之抗爭，並不代表新興專制必然強於古老自由，如果漢武以後的儒生在關鍵的機會窗口做出正確的政治決斷，摧毀大一統的吏治帝國，那麼他們王道的理想在多國體系里並不難以實現，而不是偏要後人收拾殘局，吞下先人自造的苦果。

針對題目下的一些答案說幾句：

1.項羽和劉邦的爭鬥絕不是什麼分封制VS大一統的鬥爭，這種論調明顯把劉邦放在政治正確上，而把項羽描寫成了時不我與的悲劇英雄——這是錯的！劉邦和項羽在本質上一樣的，你只見項羽糾合諸侯、搞分封，那看沒看到劉邦也是糾合諸侯、搞分封？項羽分封諸侯後就征討消滅政敵，打擊異己，結果玩脫了，劉邦分封后也動手消滅政敵，但他成功了，二人差別僅在成敗，所以項羽進入本紀有什麼問題？劉邦消滅異姓諸侯王的一系列戰爭的「歷史意義」遠大於楚漢爭霸。

項羽失敗原因：都彭城、殺義帝、戰齊地。

2.漢武帝後外儒內法？外儒內法不知道是誰提出來的，流毒甚廣，強行把法家之法理解為法制的法。搞得好像儒家政治沒法律制度、忽視法律制度似的，整個兒雞同鴨講。

3.大一統下、學閥壟斷話語權？這又是以今人角度帶入歷史，事實上，不是他們想要壟斷，而是只有他們能夠壟斷，當時文化傳播的媒介是簡牘，數量少，難攜帶，文化傳播相當不便，於是少量的簡牘只能落到少數人保管收藏，又因為能夠保管收藏大量簡牘的必有較強的經濟基礎，學閥與官僚、豪強結合，他們把持文化話語權，進而後來成為士族。

為什麼說造紙術和印刷術是跨時代的成就？很多逆向民族主義者叫囂四大發明改變西歐、沒改變中國——扯，南北朝時期造紙術成熟，文化傳播便捷，這是庶族知識分子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你有書，我也有書，憑什麼我信你那套？唐宋印刷術普及，文化傳播更快捷，士族徹底消亡。士族並不邪惡，這個階層只是走完了一個歷史階段而已。

我跑題了？嗯，因為這個題目就沒什麼意義，司馬遷是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我就這麼說了，你咬我啊！？

寫歷史他做到了：

1.把人當人寫

2.把歷史當歷史寫

我不知道題主是不是要黑司馬遷，反正我也猜不到。

成一家之言的意思：文筆，記敘方式已然成了一種新的流派，對之前左傳等等春秋時期的歷史記錄方式做出了革新。

你要是強行理解成，司馬遷是在亂吹鬍說啊，因為只有這小子最出名，然後什麼事都是這小子說了算，其他人辯解不了等等之類的想法，那我也沒辦法。

知乎的氛圍最近是越來越奇怪，不是憤青到處瞎讓讓就是抖機靈的一句回答漫天騙贊……對了，還有就是寂寞孤獨冷的少年到處尋求慰藉。

有時候我真以為我來錯了地方，我TM逛到天涯去了。

史學家有時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存在。他們身為演員卻企圖站在觀眾的立場看問題。然而當他們真的當自己是觀眾的時候，卻又希望通過自己的「觀看」來闡述演員的感悟。可以說，他們是一種，既不是演員，也不是觀眾的存在。他們當然有自己獨特的立場，但這立場，卻不屬於他認為自己屬於的任何一方。

司馬遷成，成在開創了這一尷尬的立場。不足之處，也是他沒有認清楚自己立場的尷尬。

當天人之際，古今之變，都只是外在認知的對象而不是內在構建本身的元素時，一家之言，也只是存在於內外之間的尷尬存在。

符號系統有其自身的形式，歷史學，則是形式的形式。只有將其當做形式的形式看，歷史學方有其可供理解的意義。這意義，必然從屬於系統，但卻是系統邊緣模糊的存在。相對於系統中和系統外的闡釋而言，這一家之言雖並不重要，卻也不可或缺。

司馬遷面臨一個秦政狂潮席捲的「已知世界」，惡徒獲得勝利，陳涉開創，項羽發揚和繼承的抗秦鬥爭事業，已經被劉邦篡奪，導向比秦帝國更為兇狠的方向，並且自居為抗秦主力。但這世界上已經沒有可以逃往的地方了，這種無邊的絕望，又有誰能理解呢？如果世間沒有美利堅聯合國，大概就會是這樣一種感覺了吧。

首先，開創了紀傳體，不同於左傳春秋的編年體。其次，時間跨度宏偉，上至軒轅，下至武帝，悉在其中。

至於文筆就不說了，唐宋八大家也要跟在太史公的後面吃灰。

記錄比較有真實性，但是有明顯的好惡。

歷史上有褒有貶，但個人傾向前者。不知題主有沒有預設立場-.-

班固曾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明代倡「童心說」的李贄反擊到:

「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真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也……

夫按聖人以為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

《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為也。其不為後世是非爾作也，明矣。其為一人之獨見也者。」（《藏書·司馬遷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