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哪些削藩成/敗的典型案例？

01-15

有多少削成功的？削失敗的例子？

53年「五馬進京」——軟

54年「高饒事件」——硬

83年「葉帥高風亮節」——軟

87年「整紀整風整黨」——硬

90年「重新登記，嚴進嚴出」——軟

95年「破除堡壘，堅決清除」——硬

08年……

12年……

正如@淚痕春雨所言，最最成功的是漢高祖劉邦還有漢文帝。

漢高祖登基之初，有燕王臧荼、楚王韓信、梁王彭越、趙王張耳、淮南王英布、長沙王吳芮，韓王信，佔有天下大半土地。

漢高祖不動聲色，先一起滅了燕王藏荼，再以游雲夢澤為名抓了韓信降為淮陰侯，廢了張敖，殺了彭越。等到英布反應過來，已經沒人可以響應了~

漢文帝姿勢水平也很高，「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趙國一分為二。「齊悼惠王子硃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強大的齊國一分為三。

淮南王劉長謀反敗露死後，「上憐之，……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大塊地盤一分為三。

最成功的削藩在於不動聲色，讓後人都察覺不到，覺得那是在殺害功臣，是在發同情心。

http://m.sohu.com/n/421847234/?_trans_=000115_3w

【歷史】中國歷史上「削藩」大盤點及大一統意義

削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歷史現象。

削藩的本質，是中央政權與地方特殊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是通過國家力量來遏制特殊利益集團膨脹，進而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的正義之舉。理解削藩的意義，必須要從理解特殊利益集團的危害說起。

「特殊利益集團」的定義，學者眾說紛紜，本文對此的定義非常簡單：凡是遊離於國家意志之外的，其利益指向與國家利益相悖離的利益主體，都是特殊利益集團。

社會之中本就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的存在，乃是社會中的必然現象。特殊利益集團的危害，在於「特殊」兩個字，它們的特殊性在於：

一、對內的封閉性。在集團內部只有集團成員的遊戲規則，排斥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秩序；

二、對外的排他性，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通過種種手段掠奪和損害他人特別是廣大百姓的利益；

三、發展的狹隘性，過分強調自身利益，為了實現自身利益而不惜破壞社會公平正義，乃至不惜破壞社會穩定；

特殊利益集團並非今日一時的產物，在中國歷史上，不同的歷史階段，特殊利益集團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西漢之諸侯藩國、東漢之地方豪強、兩晉之功臣勛貴、南北朝之軍事貴族、唐末之藩鎮、明之文人朋黨……如此種種，都是特殊利益集團的歷史表現形式。其中，地方強藩，如漢初諸侯王和唐末藩鎮，由於具有獨立的官僚體系和獨立的武裝力量，因而成為歷朝特殊利益集團中最典型、也最具危害性的代表。中國歷史上，國家力量與這類特殊利益集團的博弈，史家稱之為「削藩」。

中國歷史上，最為激烈的削藩有四次：一是漢代削藩，引發七國之亂，平七國之亂後確立了中央對地方的最高權威；二是唐代宗、德宗、憲宗、穆宗朝的歷次削藩，先成後敗，暴露了節度使制度的弊端，為宋代提供了教訓；第三次為明建文帝削藩，引發靖難之役，成祖奪位後再行削藩；第四次削藩，則是康熙削藩，引發三藩之亂，經明清兩代，布政使制度得以最終確立，中央政權由此才確定了對地方的垂直管理。

我們來看看古代皇帝是怎樣的「削藩」的。

一：漢代削藩

大家知道，在秦漢之前，偌大個中國，其實是由許多個小的諸侯國組成的，它們各自為政，自己說了算，直到秦漢以後，才把這樣的若干小國統一成了一個整體的國家，這樣的狀態直到辛亥革命之前，都是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郡縣制」。

不過在漢朝初期的一定時期內，既有以前的諸侯國又有郡縣制同時存在，這是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些關係的，在當時政權並不十分穩定的情況下，一部分人還是主張諸侯國分封制，為的是在一些並不安定的區域由一些被封王的人直接管理，也會為朝廷分擔一定的壓力，這樣在西漢初期，劉邦就採取了這樣兩種制度同時存在的辦法治理國家。

但劉邦封王也僅限於劉姓範圍內，為使這一政策貫徹下去，還殺了一匹白馬，史稱「白馬之盟」，後來，呂后破壞了他的規矩，又封了呂姓為王，當然被人視為亂政，結果被誅殺。

可是，只封劉姓為王，就能永遠的相安無事嗎？這些藩王們能夠永遠的忠實於朝廷嗎？千百年後，人們再看那些歷史，朝廷與藩王們之間時常會發生些摩擦，甚至戰爭，於是，削藩是朝廷遲早要做的，只是等待時機的成熟而已。

晁錯削藩

削藩改革是御史大夫晁錯於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大刀闊斧地剝奪諸侯王的封地，削弱其權力。晁錯認為，削藩會反，不削藩也要反。

朝廷頒發削藩令之後，吳王劉濞就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隨即楚王劉戊、膠西王劉印、膠東王劉雄渠、苗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趙王劉遂，也都先後起兵響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

漢景帝殺晁錯以安撫七國，但無濟於事。最終名將周亞夫為帥，擊敗叛軍。

然而，這場讓改革者和國家都付出了慘重代價的戰爭，卻並沒有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封藩問題。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平定七國之亂中立下戰功的梁王劉武。梁王憑藉著40餘城的封地、天子至親的身份和顯赫的戰功，飛揚跋扈、窺伺帝位。

最終解決封藩問題的，是28年後（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根據主父偃的建議而實行的推恩令。

主父偃推恩

推恩令的內容簡單、巧妙。

原本諸侯王的爵位、封地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推恩令則規定諸侯王所有的兒子都有繼承權，都可以在原有的王國中分到一份土地。

這一政策表面上以「關懷」諸侯王的庶子們、實踐「仁孝之道」為幌子，實際上卻是大大削弱了諸侯王的實力。

推恩令一下，諸侯王勢力迅速瓦解，很快就「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再也構不成對朝廷的威脅。

削藩改革代價慘重而成果有限，推恩改革兵不血刃卻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

漢景帝和晁錯採取了全面削奪諸侯王利益的削藩政策，自然而然地爆發了中央政府與各諸侯王之間的全面衝突。

漢武帝和主父偃的推恩令沒有損害現任諸侯王們的利益，因為推恩令只與他們死後的事情有關，並且爭取到了眾多諸侯王庶子們的支持，幾乎沒有受到強有力的反抗就獲得了成功。

二：唐代歷次削藩

唐朝有「藩鎮之禍」。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盧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佔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

唐藩鎮到底是個什麼性質呢？節度使是唐玄宗開元初期設置的，目的是為了擴張疆土、鞏固邊防。有：河西、盧龍、幽州、劍南、朔方、河東、安西、北庭等十大藩鎮，後來逐漸增多。節度使是掌握著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的兵力，管轄著少則幾個、多則數十個州縣的軍政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大軍區司令，不同的是大軍區司令只管軍事、不管行政）。與西漢諸侯王的權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既無徵兵、徵稅的權力，又無任免屬下州縣官員的權力。皇帝還向各藩鎮派了監軍（宦官擔任），起監督的作用（叛鎮除外）。

永貞元年(805)八月，唐憲宗即位，他開始執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平劍南西川節度使劉辟叛亂。同年﹐還平定夏綏節度使楊惠琳的叛亂。次年，鎮海(今江蘇鎮江)節度使李錡叛變，憲宗調鄰道兵征討，李錡被部將所殺。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為留後，憲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領兵討伐，沒有取得勝利，只得暫時妥協，承認承宗繼位。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子從諫年幼繼位，軍中推立大將田興(後改名弘正)，田興表示服從中央，遵守法令，申報戶籍，請朝廷任命管內地方官，送從諫入京。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將陳仙奇所殺後，吳少誠又殺陳仙奇，仍然割據自雄，繼位的是另一個淮西大將吳少陽。九年，吳少陽死，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在對淮西鎮的處置上，朝中大臣分為主戰、主撫兩派。憲宗主戰，徵集鄰道軍隊圍攻淮西。淄青、成德兩鎮暗中支持淮西，刺殺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憲宗以裴度為相，堅持平叛。戰爭拖了四年，宰相裴度親臨前線督師，十二年十月，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取得最後勝利。次年憲宗又發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將劉悟殺節度使李師道降唐。於是成德王承宗、盧龍劉總相繼自請離鎮入朝，朝廷另委節度使，第一次割據基本解決。

廣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黃巢軍攻入長安後，唐朝中央政權實際已經瓦解，這時在全國逐漸出現了許多割據勢力，有的原是唐朝的節度使(如高駢)；有的則是自己形成一個武裝集團之後，被唐朝授予節度使(如楊行密、董昌、錢鏐)。這樣，割據的藩鎮空前增多，其中最強大的就是朱溫和李克用。這些藩鎮立即轉入互相兼并的戰爭中，數十年戰爭不斷，幾乎遍及全國。天佑四年(907)，名義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鎮之一朱溫消滅，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代，可以看作是唐代藩鎮割據的延續。

三：明朝靖難

1398年朱元璋死，由皇太孫朱元炆即位，稱建文帝。朱允炆繼位後，為加強中央集權，接受了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削藩」建議。

1399年8月6日（明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在齊泰、黃子澄等的協助下削廢五王。

同日，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朱棣打著「清君側」的旗號，向南京進攻，這次戰役號為「靖難」。

經過3年多戰爭，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皇帝位，年號永樂。

永樂以藩王身份起兵，奪取皇位，他當然深知藩王對皇權的巨大威脅，所以他即位後無疑要把「削藩」作為自己的既定方針。但朱棣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充分認識到「削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他首先亮出的不是藩王的削奪者而是藩王利益維護者的姿態。對被建文削廢的五位藩王，除湘王自焚外，朱棣將其餘四王全部復爵，並對他們大加賞賜，使得這些藩王皆大歡喜。

與此同時，朱棣又不動聲色地將一些藩王改變封地。如寧王原封大寧，因助燕王「靖難」有功，當初朱棣曾有「事成中分天下」的許諾，但此時卻矢口不提，寧王請改封蘇州或杭州，均遭拒絕，最後改封南昌。

改封，使那些對永樂威脅較大的藩王脫離了原來經營已久的地盤和軍隊。這些藩王儘管有奇謀，善用兵，改封以後也只能如虎落平陽、龍困淺水，難以興風作浪了。領兵肅清沙漠、抵禦蒙古殘餘勢力的任務，已悄悄轉移到朱棣親信武臣手中，藩王統領重兵的格局也被打破了，解除了藩王對朝廷潛在的軍事威脅。

一些藩王完全不懂得乃兄永樂帝的用心，把永樂對他們的優禮看成是對藩王利益的真心維護，於是他們自恃宗室之親，得意忘形，驕縱不法，這正好給永樂提供了「削藩」的機會。

齊王朱榑驕縱殘暴，復封后在青州城內陰結勇士，招納王命，擅令校尉，甚至僭用帝號，用自己的護衛兵士守衛青州城，使地方守吏不得登城夜巡；他還任意拘留、監禁無罪之人。王府官吏李珙欲向朝廷舉報，被其秘密關押，企圖殺人滅口。消息傳到朝廷，永樂完全可以憑此將其廢削，但他為了不致引起其他藩王的疑懼，做得十分審慎。他先是賜書勸誡，希望他「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兩天後，再次賜書勸諭。但朱榑不思悔改，我行我素，並欲圖謀不軌。永樂第三次賜書，明確指出他「比為悖逆之事屬矣」，質問他為什麼「恬不知悔，恣肆日甚」。最後警告他：「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這次朱榑似乎受到震動，上表悔過，並要求來京謝罪。

誰知來京後，廷臣交劾，朱榑非但不接受批評，反而凶相畢露，瘋狂叫囂：「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耶？會盡斬此輩。」至此，朱榑的醜惡嘴臉已得到充分暴露，永樂順從眾意，下令罷去朱榑護衛親軍和王府官屬，並將其留在京郊，不準返回封國。朱榑心懷不滿，怨言嘖嘖。

永樂四年（1406年），下詔削去朱榑及其子之爵位，廢為庶人。朱榑成了永樂削廢的第一個藩王。

第二個被削的是谷王朱橞。他也是兇殘成性，驕肆妄為，搶奪民田，侵吞公稅，濫殺無罪之人。王府長史數諫，朱橞竟誣其誹謗，磔殺之；他又招匿亡命，演習兵法戰陣，製造戰艦、弓弩器械；大創佛寺，度僧幹人，整日咒詛；尤其嚴重的是，他陰謀趁元旦向皇帝獻燈之機，選壯士教之音樂，混入禁中，伺機謀變，還企圖拉攏蜀王共同起事。蜀王向永樂告發其陰謀，於是永樂召朱橞入朝，並向大臣公布了朱橞的罪狀，諸大臣同聲請誅。但朱棣引而不發，仍要諸王議其罪。如此慎行，一方面可以避免授人以口實；另一方面通過諸王議罪，又起到警告、教育諸王的作用。用心可謂良苦。周、蜀、楚等王認為朱橞違祖訓，謀不軌，誅無赦。應該說，一切都已水到渠成了，但永樂為避免激化矛盾，仍不開殺戒，只是將朱橞及其二子削廢為庶人。

寧王朱權改封南昌後，有人告其「巫蠱誹謗事」，永樂經過密查，屬無中生有。但風聲傳到朱權耳里，深知永樂為人的朱權看破紅塵，從此不問政治，潔身自保，自建精廬一區，蒔花種竹，鼓琴讀書。這種超然物外的處世態度，使他與永樂始終相安無事。

周王復封后，由於對屬下管教不嚴，府中違法違制事件時有發生。永樂多次賜書勸誡，周王也向永樂深陳悔罪改過之意。永樂後期，又有人屢告周王圖謀不軌，永樂召其入朝，周王頓首認罪。永樂亦以寬大，並未給予處分。聰明的周王立即主動交出三護衛官軍。從此，周王也遠離政治，以善述終其世。

岷、代、遼三王，因罪被革去護衛。其餘的藩王因能俯首聽命，奉制守法，永樂仍保留其封爵。

至此，永樂順利地解決了明初藩王威脅中央集權的嚴重問題，徹底打破了藩王掌兵的格局，使其再也掀不起危及皇朝的狂飈。

四：清朝三藩之亂

到了清朝康熙年間，著名的三藩之亂，說的是清朝剛剛入主中原時，邊疆還未平定，於是封幾名明朝投降的大將為王，讓他們駐守在那裡，保衛並治理那塊屬於他們的領地，可是，當他們勵精圖治，付出了血汗把這塊土地治理好後，這時的清廷也已穩定，於是又騰出手來想收回給他們的權利，這些人當然不願意，於是就有了康熙平三藩的歷史，這是真正意義的削藩，從此這些人再沒有權力，甚至沒有了生命。

三個割據一方的漢族藩王，即雲南「平西王」吳三桂、廣東「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清軍在進入山海關後，介於自身八旗兵兵力不足和中國地域的廣大，所以扶植了三藩軍隊，作為攻擊李自成大順軍和南明偏安小朝廷的先鋒，即「以漢制漢」。但全國統一後，三藩卻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擁有過大的兵權、財權和地方政治影響力。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與清廷分庭抗禮，成為了清王朝內部的極大不安定因素。所以，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年輕的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決定，戰爭爆發。而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清軍攻入雲貴省城昆明，吳世璠自殺，歷時8年的三藩之亂結束。

總結：大一統的意義

反觀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力行郡縣開始，歷代王朝經過無數次削藩的探索，最終確立了，經過漢初宗法分封制的反動，至漢武帝時期力行《推恩令》，削弱藩國勢力，廣推郡縣，真正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普遍垂直管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垂直管理體制發軔於秦漢的郡縣制，完善於兩宋的安撫使制，成熟於明、清兩代的布政使制。正是這一制度體系，使得中華民族最終成為人口龐大、幅員遼闊的世界性大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中國在古代社會即可整合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僅能夠從事治理黃河、修築長城等規模龐大的社會性事業，更能夠有效抵禦外來民族侵略，維護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漢逐匈奴，「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戰役」；唐收高句麗，滅突厥，敗吐蕃，開拓西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清滅準噶爾，服蒙古，定西藏，屢平西北回亂，不僅收復了西北的廣大領土，更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這一切，都有賴於「大一統」政治思想的指導。

考察中華民族的衰弱，無不與違背「大一統」思想有關：漢以外戚亂朝，導致三國鼎立；西晉有八王之亂，導致五胡亂華；唐代藩鎮雄起，消耗國力，最終亡於朱溫；明代文人朋黨為禍，君主暗弱，中央運轉不靈，最終清兵入關，南渡後又群王並起，內訌不休，逐一為清所滅。種種敗亡教訓，都與不能有效瓦解特殊利益集團，悖理儒家「大一統」思想直接相關。

清室既亡，群雄逐鹿，更中華民族陷入了長期的分裂和崩潰狀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南京臨時政府，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政府，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雖然都在形式上維持了國家的統一，一度成為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卻均無力解決地方強藩——武裝特殊利益集團——的客觀存在。中國之所以在抗日戰爭中遭受了慘痛的損失，與中央政府的無力有直接關係。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奮起於民族危亡之時，不僅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更在隨後的解放戰爭中一舉打垮了南京國民政府和諸多地方實力軍閥，在形式和實質上真正實現了中國大陸的統一。今日學術界肖小之輩動輒以毛澤東晚年的失誤對其全盤否定，實在是無知到了極點。毛澤東以布衣之身，結束了清室滅亡後近半個世紀的分裂狀態，外逐強敵，內誅亂藩，貢獻了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一歷史功勞，足以比擬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以及唐太宗！如此功勞，豈能以小過而予以抹殺！

在大一統政治思想指導下的削藩，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為主動削藩，是指在國家強盛，中央力量強大，社會有進一步組織化、結構化的客觀要求的歷史條件下，國家政權對地方特殊利益集團所採取的主動行為；二為被動削藩，被動削藩多發生在國家衰弱，中央權威下降，地方利益集團高度膨脹的條件下，是衰弱的中央政權，面對日益膨脹、不服從中央管理的地方權力所作出的被動削藩。西漢三帝時代的削藩是中央主動削藩的代表；唐代後期代宗、德宗、憲宗時代的削藩則是被動削藩的代表。而明代建文一朝的削藩，則是中央缺乏統一規劃部署前提下削藩失敗的典型案例。三次削藩，是國家政權與特殊利益集團博弈的典型案例，其種種成敗得失，都是今日中華民族的寶貴經驗。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在中華民族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大一統」的政治指導思想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論資源。偉大的共和國既不能允許分裂勢力的存在，更不會容忍強藩橫行和特殊利益集團的產生。

削藩成功的：

漢景帝，武帝的削藩：雖然其中有七國之亂，但是被周亞夫平定後，削藩措施還是得以延續。

唐憲宗削藩：元和年間藩鎮暫時歸附朝廷，形成短暫的統一，李愬夜襲蔡州，生擒吳元濟，平定淮西是重要的轉折點，有力保障了朝廷的財源。

宋太宗削藩：南方小國均在太祖年間平定，剩下的泉州和吳越只留虛名，待太宗削去，基本不費吹灰之力。

永樂削藩：靖難之際先奪了寧王的朵顏三衛，靖難成功之後實際上是延續了建文的削藩政策，明朝的藩王徹底失去了武力造反的可能性。

康熙削藩：後果眾所周知，尚可喜耿精忠叛而復降，吳三桂自殺。

削藩失敗的：

唐德宗削藩：本身河北三鎮實力很強，加之李適本人剛愎自用，不能虛心納諫，因此在己方軍隊佔據上風的情況在內部產生裂痕，反過來威脅朝廷，德宗本人也被迫出逃奉天，廢了三年，削藩結果是承認藩鎮的既得利益。

唐憲宗削藩：沒錯，元和年間的削藩既是成功的，也是不成功，成功的是淮西，不成功的河北藩鎮，因為河北只是取得了名義上的統一，憲宗一死，穆宗即位，河北復叛。

五代十國的朝代更替除了後漢代後晉外，基本都是削藩失敗造成的。

建文削藩：削藩削出的靖難之役。

PS：曹操統一北方應該也算是削藩成功吧，好歹是以中央的名義。

歷史就是不斷重複削藩集權，失權，叛亂，再集權的過程。

對比歐洲，有人認為中國自從秦以後沒有封建。只有先秦有。

比如夏禹殺防風氏，服有苗，就是恩威並施的壓服諸侯行為。

而周商之戰，就是藩屬與宗主之戰。

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事殷商，周文王乃是盛德。可商朝對比之下好慘。

被一個藩屬偷襲。歷史上他還是囚禁過周文王的，有一些抑制周的舉措。

周公是周朝分封制度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採取分封宗法制度、把跟周王室關係密切的宗室，功臣，前代貴族分封出去，嚴格親疏禮儀制度，這樣就避免了大部分的征戰，以免透支國力，被下屬偷襲。

對比歐洲與羅馬，效果長期看起來是不錯的。這樣就把各個地方，過去可能強大的敵對勢力整合起來，把周的軟實力文化影響滲透出去。

因為在中國這個面積跟歐洲差不多大的一塊地盤上，沒費什麼兵力就實現了統一，對比古代的技術與思想，是很了不起的舉措。

儒家很推崇周公。

然後任用強國作為自己的輔弼。

當然也有管蔡叛亂。

這個局面一直到周天子衰落，諸侯開始互相攻伐開始。

天子也不是無所作為。昭王南征，對楚國估計也是想震懾。結果死在漢水裡。

也曾經親征過鄭國，被射了一箭。

到了戰國時代，周赧王還親率諸侯，征討過秦國。當時七雄已經不鳥他了，只有最重視禮儀，而且權力都被臣下瓜分得差不多的魯國來了。

帶著文多武少的魯國出征強大的秦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大敗而回，連債也還不起，每天在債台里躲債，留下個成語債台高築。

對比天子不成功的削藩舉動，諸侯想強大，把權力收歸自己，也在削藩。

比如孔子，名義上是保守復古派，當了執政就把矛頭對準了魯國的三個強藩，三桓。他們都是前代國君的後代，有自己的城池，軍隊，曾經趕跑過國君。

於是他們把孔子排擠出局。

郡縣制度為什麼會出現，也是擔心強藩尾大不掉，懸（古與縣通）而不封。

秦做的最為徹底，因此秦國對比之下最強大。

秦之後，郡縣與封建爭奪一直沒有結束。

比如項羽幾乎復辟了諸侯分封的局面。當然他也被諸侯圍攻而敗亡。

劉邦幾乎攻滅了其他異性諸侯，只留下劉姓的，還與功臣留下誓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景帝時候，有異心的諸侯也被消滅了。武帝繼續實行打壓政策，一個是借口獻金成色不足而褫奪大量諸侯的爵位，二個是把諸侯的其他子弟也分封。

先到這裡，有空再繼續

削藩失敗的就是漢景帝時期，晁錯推行的削藩令。晁錯很有才華，他的削藩令過於激進，遭到了袁盎和竇嬰嬰的強烈反對，為此，晁錯先把竇嬰和袁盎貶值，調離出中央，然後才推行削藩令。晁錯的削藩令很簡單，首先找出諸侯王的過錯，只要找出一條來就削掉你一個郡，有幾條就削幾郡。比如吳王劉濞因為不來上朝，就削去吳國豫章郡和會稽郡，趙王淫亂就削去趙國常山郡，楚王因罪削去東海郡。諸侯國也就幾個郡，晁錯一下子就把諸侯國削去一半，許多諸侯王站出來造反。所以漢景帝時期，吳國，楚國，趙國，淄川國，膠東國，膠西國，濟北國等7國聯合造反，迅速起兵推進到昌邑城下，幸好有欒布周亞夫竇嬰才將吳楚叛亂平定，但漢景帝還是廢棄了削藩令。

關於削藩，建國初期的「五馬進京」與「高饒事件」肯定繞不過去。想起一篇文很值得一讀。

未避免涉及敏感內容，為了此回答能活下來，以下內容全文轉載自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第5期。

此文現在人民網全文公開刊載。鏈接人民網：新中國成立初期撤銷大區的台前幕後

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第5期，轉載請註明出處（PS：我已註明出處了啊）

原標題：撤銷大區的台前幕後

2004年，曾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李銳接受黨史專家林蘊暉訪談，憶及巔峰時期的高崗，反覆說到的關鍵詞是「得意」。「高是國家副主席，又是國家計委主任。國家計委與政務院平行，實際是經濟內閣。高很得意。有一次，他見到我，對我說：李銳啊！你看，我這個人管經濟啊。啊唷！非常得意。」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國政壇發生一件盛事：「五馬進京」，即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董必武稱讚他們為「千里駒」。尤以高崗位高權重，統管全國經濟，一度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故時人稱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發了「高饒事件」，「五馬」之中二人落馬，直接促成大區的徹底撤銷，這一過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雲覆雨驚心動魄。

「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華北行政委員會和華北事務部撤銷的決議。原華北人民政府管轄範圍就是北京及其周邊省份，新中國成立後即歸中央直屬，此次撤銷華北機構順理成章。以此為標誌，針對大區的一系列裁撤措施開始了。

1952年6月，高崗、鄧子恢、習仲勛到中央探討了調整大行政區的問題。高崗回去後立即擬定方案，縮小東北大區職權，精簡機構，將七千多編製人員減少五千，多餘的幹部一部分送中央，一部分調至各省市各企業及基本建設部門。劉少奇向各大區轉發了東北局的方案供研究，要求以此為參考擬定初步方案上交。

為什麼要調整剛剛設立兩年多的大行政區？新中國成立三年，經濟基本恢復，政權趨於穩定，朝鮮戰爭也度過最困難時期，中共中央決定放棄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提前向社會主義改造邁進，準備從1953年開始效法蘇聯實行計劃經濟。要想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全國一盤棋」，就要加強中央集權，不能各自為政。

經濟建設是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說，「分散主義」苗頭令毛澤東十分擔憂。戰爭時期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解放區有相當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後，這種情況仍然在一定程度延續，大區領導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繼承戰時體制實行一元化領導，極具個人權威；大區擁有立法權，對於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規，並非都無條件貫徹執行。新中國成立後最能體現全國上下步調統一的工作，就是毛澤東親自挂帥的鎮壓反革命、整黨整風、「三反」「五反」等全國性政治運動，毛澤東直接給大區領導下指標定任務，具體指揮省級單位行動，以高強度方式整合了意識形態，也夯實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毛澤東認為，分散主義不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劉少奇負責組織人事和財經事務，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負責除軍事以外幾乎一切政務。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主張黨政分開，黨的方針政策要通過政府實施，黨不能直接向群眾發號施令，因此政務院所屬各部門工作，通常不向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請示彙報就推行。毛澤東身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對許多工作都不經手甚至不知情，楊奎松在《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引用高崗秘書趙家梁的回憶，毛澤東曾發牢騷說「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一方面，中央繁重的工作集中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且政府工作脫離黨的領導；另一方面，各大行政區都有一套五臟俱全的龐大機構，封疆大吏身兼數職，儼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個中央。這種矛盾形態，使毛澤東深感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將大區領導人調入中央任職則一舉兩得，既可以從地方收權，又可以分擔劉少奇、周恩來的權責，於是便有了調「五馬」進京的構想。

向蘇聯學習

在「五馬」進京之前，各大區軍事將領已經先行一步調離。遼瀋戰役後，東北無戰事，原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率部入關，由不太懂軍事的高崗接任司令員兼東北局書記；林彪一路南征，擔任華中局（後改稱中南局）書記兼司令員，1950年10月，他到蘇聯養病，將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中南局事務由第二書記鄧子恢負責；同一時間，彭德懷遠赴朝鮮戰場，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成為實際負責人；西南局劉伯承1950年主動提議到南京籌建解放軍軍事學院；華東司令員陳毅與毛澤東「相知多年值得託付」，並且陳毅與華東一把手饒漱石不和，留在當地也有制衡作用；華北聶榮臻入駐中南海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幾乎不再過問華北軍區事務。

中央同時採取多種措施加強對大行政區的聯繫與控制。比如密集宣召地方大員進京開會，新中國成立之後僅八個月，就召開了80多種全國性的專業會議。各大區主要領導人與中央及其他區之間的兼職和交流不斷，還規定大區每三個月須向政務院送工作綜合報告一次，重要會議記錄和資料報送政務院等。

新中國成立後各方面工作都向蘇聯學習，權力集中到中央後如何分工，首先想到的也是向蘇聯取經。1952年6月20日，毛澤東發給斯大林一封電報：「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即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為此，我們要張聞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談話，以便使他了解聯共（布）中央在這方面的經驗。」

毛澤東同時發給駐蘇大使張聞天電報，透露：「中央擬將各中央局書記及其他一些幹部調到中央工作，並擬參考聯共中央的經驗來建立黨中央的機構。但我們對於聯共中央的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個機構的組成、職權和關係還不清楚，我們想了解聯共中央有關這三個機構的經驗作為我們建立中央機構的參考。」張聞天的任務就是去問明這三個機構的性質、任務、組織成分、職權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等，然後向中央作一報告。

「五馬進京」

1952年7月，劉少奇批轉《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領導。」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因為周恩來和陳雲8月將出訪蘇聯，急需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主持工作，劉少奇7月中旬給鄧小平發電報，鄧二話不說7月下旬就攜全家到了北京。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鄧楠想到在重慶別人都管爸爸叫「首長」，好奇地問「到了北京爸爸是什麼長」？鄧小平回答：「腳掌」。

9月習仲勛到崗，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長陸定一降職為副部長。習仲勛時年僅39歲，是「五馬」中最年輕的，另外四人中最小的高崗也已經47歲。陸定一從大革命時代就從事宣傳工作，遵義會議後幾乎一直是中共宣傳口第一領導，習仲勛認為自己只有中等師範文化程度，又沒有宣傳工作經驗，讓陸定一這樣的前輩做副手不妥。

搞宣傳是毛澤東本人的強項，能讓他選中做宣傳部長的人必然是十分賞識的。毛澤東曾問薄一波對習仲勛的看法，薄回答：「年輕有為」，毛說是「爐火純青」。毛澤東堅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動一動」，習仲勛同志「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很善於做這個工作」。當習仲勛向毛澤東表達自己的顧慮，毛用耍蛇人的故事勉勵他：蛇看起來很嚇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裡就非常馴服。這是因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動規律。你沒有做過宣傳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傳工作的規律，不就可以當了嘛！而且還能夠做得好。

實際上，此前中宣部的會議經常是副部長鬍喬木主持，陸定一坐在下面聽。陸定一晚年說：「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經常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毛主席如何如何說的。我們只好聽他的。」「五馬進京」之前剛剛進行了「三反」運動，中宣部打虎會議竟然沒讓部長參加，結果研究推出的老虎就是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本來就居於副手地位的陸定一，對降職處之泰然，與習仲勛關係融洽。

1952年10月8日，高崗進京，毛澤東對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尋常。9月毛澤東給高崗發了三次電報催促速速來京，25日的電報還問，到京具體是哪一天、什麼時間，以便前去迎接。建國初期的東北可以說處處當先，事事垂範。高崗在陝北根據地時就受到毛澤東讚賞，東北解放較早，緊鄰蘇聯，戰略位置格外重要，讓高崗負責東北全局工作足見對他的重視。東北繼承日佔時代工業遺產，優先得到蘇聯貸款和技術支持，自然資源得天獨厚，高崗主政期間處處爭先創佳績。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等問題上，當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高崗都站在毛這一邊。

毛澤東對高崗信任有加，不止一次表揚他，對他也很寬容。高崗生活鋪張，與蘇聯方面過從甚密，頗受斯大林賞識，毛澤東心中有數。據《葉子龍回憶錄》記載，「三反」運動中各地打老虎，高崗竟真的打死一隻東北虎裝箱送到中南海給毛澤東，毛看著那隻碩大的老虎說：「這個高麻子啊！」高崗臉上有些麻子，故有此外號，毛澤東讓把老虎抬走他不要。葉子龍稱，對於高崗有很強的權力欲，毛澤東早就知道，但他認為「高麻子這人能幹事」，因此並無過多計較。

一邊翹首以待，另一邊舉棋不定。高崗覺得去中央人生地不熟，而且在東北幹得正起勁，不甘放棄。但任命已經決定，不得不去。他對秘書說，以後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謹慎，少說話，不寫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轄的工作。到北京之後高崗也許很快就忘記了憂慮。他受命籌建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機構與政務院平行，中央所有工業和經濟部門先後劃歸計委管理，堪稱「經濟內閣」。他迅速投入到極富挑戰性和成就感的新工作中。

1953年1月鄧子恢離開武漢舉家入京，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是「五馬」中年齡最大的，老成持重，長期從事農村工作，與富於工業經驗的高崗搭檔正好是一農一工。高崗秘書趙家梁回憶，高崗當時暫住在翠花灣的東北駐京辦事處，公務極為繁忙，通常不出來迎接訪客，唯獨鄧子恢來的時候他特意叫秘書出門迎候。

最後一個到位的是饒漱石，1952年秋他隨同劉少奇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耽誤了進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併兼管工會、青年團、婦聯工作。饒漱石也許也是帶著幾分彷徨的。1952年春，他患有嚴重的面部痙攣無法工作，經華東局常委會報請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養治療。5月間，他在半夜突然求見已經入睡的毛澤東。據楊尚昆回憶，「饒漱石東拉西扯地談了大約3個小時，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患得患失心理。過後，毛主席向我提起這件事，說那個晚上他聽了半天也鬧不清饒到底要說什麼，最後才聽出點眉目，原來饒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來了。」在鎮壓反革命、知識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運動中，饒漱石態度不夠積極，處理方法「偏右」，這些都是令饒漱石「心虛」的問題。「高饒事件」後，饒漱石花半年時間寫了份兩萬字檢查，交代自己四個錯誤，其中之一是「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休息」。在檢查中，他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而想從毛澤東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

高饒事件促使大區最終撤銷

「五馬進京」各就各位，對大行政區的調整也在同步進行。至1953年2月，以東北為首，各大區相繼撤銷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大區軍管制度結束，行政委員會不再是地方最高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而成為「虛級」，僅作為中央領導地方工作的代表機關，即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部分和派出機構。

各地權力收歸中央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央內部的統一和集權。毛澤東認為「在很多部門中極端缺乏思想領導和政治領導的狀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劉少奇諸多理念與毛澤東不一致，且經常不經過中央研究發表一些講話和指示。1950年，高崗把劉少奇支持東北存在富農的談話記錄上交給毛澤東，據高崗稱主席氣得發抖，臉色都變了，嘆氣說：「少奇同志有些重大問題也不向我請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亂子。」

1953年初，毛澤東寫信批評了周恩來、鄧小平、薄一波等，未經中共中央討論即由政務院通過了新稅制。同年5月，毛澤東給劉少奇和楊尚昆寫信說：「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在「否則無效」四個字下面加了著重號。

基於中央工作存在的上述問題，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指示政府各部門開展「反分散主義」鬥爭，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並對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八個全國主要工業部門劃歸給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委領導。這一安排改變了周恩來及政務院主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面，周恩來實際負責的工作只有外事和統戰，劉少奇負責的財經委員會工作也部分劃歸高崗。

一時間，劉周高在中央呈三足鼎立之勢，高崗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劉、周更耀眼。1953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如何過渡，過渡需要多長時間，這些問題使毛劉之間分歧再度加深，而高崗的意見往往得到毛澤東的贊同。毛澤東給予高崗不一般的信任，經常和他交心，坦言對劉少奇工作的不滿。

高崗個性好強，行事高調，身上帶著草莽氣，毛澤東的信任使他得意忘形，他多次向中央及地方的重要領導人透露毛對劉的不滿，進行「私下串連」，在若干事件中對劉少奇間接發難。這種非組織活動觸犯中共紀律的大忌。饒漱石恰好在同一時期與劉少奇發生一些爭論和衝突，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其間穿插蘇區幹部與白區幹部的矛盾，原華北局幹部與其他地區幹部的矛盾，「山頭」政治影響黨內團結。為阻止黨內分裂的趨勢，毛澤東發起對高饒的批判。

高饒「分裂黨的活動」正好是「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集權的反面教材。中共中央黨校黨史博士范曉春研究認為：「由於高、饒都有著大行政區的背景，因此，中共對『獨立王國』的批判就難以避免把高、饒在大行政區的某些執政行為冠以搞『宗派活動』的帽子，也就不能不涉及和影響到中共已然形成的即將取消大行政區的決策。」

對高饒兩人的批判及他們個人的檢討中，都提到了被調來中央工作時，疑心是「調虎離山」，等於說他們在地方有佔山為王之勢。這對各大行政區都有敲山震虎的效果，各大區紛紛向中央表決心。范曉春總結道：「儘管『高饒事件』不是導致大行政區撤銷的直接原因，但它卻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亦或是中央撤銷大行政區的有利時機之一。」

1954年4月開始，中共中央討論了撤銷大行政區的具體問題，6月通過撤銷大區的最終決議。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區先後撤銷。由於大區機構非常龐大，撤銷後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幾萬名幹部如何安置。大區高級領導人大部分進入中央任職並且受到重用，普通幹部在本地機關和職能、業務部門消化。東北因為出了高崗，高級幹部受到株連較多，主要領導幾乎全部撤職或降級下放，華東少數幹部受到處分。

大區撤銷是1954年中國政治體制轉向集權的一個部分。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制定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框架模仿蘇聯憲法，明確規定了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目標。《共同綱領》完成了臨時憲法的使命，全國政協也不再是代行人大職能的最高權力機關。大區撤銷標誌著地方權力收歸於中央，第一屆人代會標誌著中央權力收歸於中共。

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際，毛澤東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其中談到「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拿我們自己的經驗說，我們建國初期實行的那種大區制度，當時有必要，但是也有缺點，後來的高饒反黨聯盟，就多少利用了這個缺點。以後決定取消大區，各省直屬中央，這是正確的。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這種特殊不是高崗的那種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

（參考資料：楊奎松《建國初期中共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范曉春《中國大行政區研究》，王海光《高饒事件再解讀》，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鄧小平傳》《習仲勛傳》，《葉子龍回憶錄》）

建文削藩失敗了，但永樂帝控制藩王權力卻是成功了。

清朝成功削三藩，這個大部分人知道；皇太極時代開始，不停的削弱八旗各旗旗的權力，這個知道的不多。

皇太極的方法大體有二：

一、將直轄的重兵部隊拆成八旗，這就是後來的漢八旗。這樣就直接掌握了其餘諸旗的火力

二、不停的更換其餘諸旗的佐領。某旗主因罪罰掉幾個佐領，後因功補回。在這一過程中，就將自己的部下派到其餘諸旗，使得自己的人為各旗中層幹部的骨幹。

世界歷史上，幕末明治那個時代算最成功的削籓了吧，從尊王襄夷開始，到大政奉還，幾個強籓先削了最大的，然後版籍奉還，自己被廢，最後廢籓置縣，皇帝沒幹什麼事，各籓互毆，自殘，一直到團滅，甚至從階級級別上被消滅，堪稱完美。

最失敗的莫過於朱允炆。。。直接把自己皇帝削沒了，成全了自己的叔叔的一世英名，埋錯，我就是朱棣粉。。。

順著時間順序捋一捋，

（非專業人士，只憑記憶，勿怪。）

漢 - 景帝時削藩，導致七國之亂，提議削藩的晁錯被殺了，後來被周亞夫平定。

- 武帝，朝廷發布「推恩令」，遇到了稍微的反抗情緒，但最後還是推行成功了。

明 - 建文帝想削藩，失敗，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後來的明成祖。

清 - 康熙帝平三藩，都懂，不細說。

民國 - 蔣委員長對各系軍閥的拉攏、打擊，不知道算不算。但最後委員長的確是被趕到台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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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才發現，怎麼削藩的例子這麼少。想了想，恍然大悟，自秦開始，特別是漢武帝發明「推恩令」這一非常好用的技能之後，歷史上的中國，絕大多數時期都是以中央集權形式存在的，唐朝有藩鎮，但本人不了解，所以不多說。

突然發現，漢朝和明朝的開國君主，劉老三和朱重八，被拿來比較的地方也很多，例如出身，性格，與對手的關係，建國後的大殺功臣等等。

成功的削藩是不知不覺的削或者驚天動地的削，還讓大家覺得並非削藩。

比如杯酒，比如文革。

具體實例，樓上的回答基本都答到了，我就不贅述了。我來說宏觀的，從秦朝～清朝拉通來看，歷史上反覆出現削藩問題，嘗試著看清中國2300年皇朝史文明發展脈絡。故事的開頭要從秦始皇說起，秦始皇登基時，面對戰國其他6雄，他花了20年滅掉6國後，中國歷史上一個有里程碑意義的帝國出現，而天才的秦始皇將為這個帝國設計一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政治制度，這套制度要儘可能的避免國家分裂的可能性，從而達到秦萬世的政治目的。首先始皇帝放棄了分封制（暫時這麼叫，你也可以理解為封建制），他極有可能認為造成周失其鹿，群雄逐之的禍根就埋在這個分封制中，於是他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制度，及軍政分離，官吏分離，把全國最小權利機構設置在縣上，直接受中央垂直領導。（把全國最小

權利機構設置在縣上，這一機構設置在2300年的皇朝史中，基本就沒變化過。）為了實現能達到垂直領導的政治需求，他統一了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一切阻礙實現他政治抱負的人或物，都將受到他血腥的鎮壓。鎮壓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秦二世玩不轉了，秦朝被西楚霸王取而代之，西楚霸王滅秦後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徹底放棄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立馬回復了分封制，分封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被自己分封的漢中王給滅了，漢高祖取而代之。漢高祖多麼務實的人呀，他會總結前朝得失，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連始皇帝都玩不轉，分封制又不靠譜，於是他來了個折中的辦法，白馬盟約，非劉姓不得稱王。我想漢高祖的心路歷程是這樣的：封外人，不靠譜，全封自己家人總靠譜了吧，家人不會反對我吧！可事實無情的扇了漢高祖一個大耳光，事實證明皇權面前無父子，西漢到景帝時分封制就玩不轉了，面對北方游牧民族強勢崛起，處於分封制的西漢，根本不可能組織起強大的抵抗力量，兄弟幫兄弟，集中力量辦大事，成了句毫無意義的空頭口號，於是他決定削藩，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廢分封制。可是把權利分出去的時候，自家兄弟都相濡以沫，如今你要收回去，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兄弟們都起來和他拚命了。直到景帝死的時候，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也沒執行下去，他把這根接力棒交給了他的兒子，又一個天才人物登場了，漢武帝先從自己祖母手上奪回皇權，再把自己母親的權利給禁錮起來，然後把自己姑姑的權利廢了，自己死之前，還把太子的媽鉤弋夫人（此處可能有誤）拉來陪了葬。當然表面上看起來，漢武帝這輩子都在欺負女人，可凡事不能只看表面，首先他擺出百家，獨尊儒術，從思想根源上斷了天下讀書人的不臣之心（當然武帝too young too simple了，不過造成一點不好，就是讀書人的政治家，都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外儒內法，做正事之前，都要先來套表面文章）。平定淮南王之亂，推行推恩令，統一了內部，集全國之力和匈奴展開了三次決戰，逐匈奴於漠北，犯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漢武帝用一生的全部精力來加強中央集權，建郡縣制，可是沒有能徹底廢除分封制，分封制的幽靈將改頭換面，重新回來。歷史上第一個站起來反對漢武帝的，就是武帝最後立的太子，和武帝培育的文人集團，《鹽鐵論》徹底否定了漢武帝的「武功」，別人壓根兒就不提，只說「文治」，其實說白了就是要權利，要「分封」，只是漢武帝把儒術做的比較死，這套表面文章他們做不過去，分封的幽靈等待著一個又有膽量，又有能力的權臣來分家，於是王莽出現了。他來分中央集權郡縣制皇權的家了。光武中興後，防火防盜防權臣的政治運動轟轟烈烈展開了，整個文人集團都站到皇權的對立面，皇權想獨大沒問題，可實實在在的事總要有具體的人來做，誰來做呢？交給外人不放心吧！交給親人不靠譜吧！能力最強的是文人集團吧，可這個文人集團一旦出了權臣，就是既不放心，也不靠譜的主兒，老要防著它有一天又來個王莽似的權臣，被取而代之了。於是東漢發明了一個奇葩的政治制度，皇權和文人集團共制天下，是對扣；再加個外戚，叫鬥地主；再加個宦官，叫麻將。防上家，卡下家，相互傾軋，斗而不破的奇特政治生態，在東漢實現了。可是好景不長有，弱小的皇帝，身理有缺陷的宦官，貪財的外戚，怎麼可能是文人集團的對手，文人集團的代表人物袁紹來了，他將徹底打翻東漢的根基，滅掉整個東漢，分裂大漢帝國。大分裂的三國開始了，幾十年後，一個國家分裂成了三個國家，實力最強的魏國曹丕想稱帝了。文人集團就有這個毛病，自己是臣的時候，老想著從皇權處要權利，你皇權不給，我就變著法的和你掙，可自己成了皇權，又要變著法的防分權。你曹丕想稱帝，可文人集團又不是你一家人的，我們這些文人集團世家大族的代表，為你曹家的江山出力出錢出人，到頭了，你還想跟我們來麻將這套嗎？顯然不可能了，我們文人集團排個代表和你談吧！這個代表叫陳群，這個陳群寄出了文人集團的驚天大殺器，九品中正制，要當皇帝可以，但必需把權利分給我們，不僅要分，還要世襲，你是大莊家，我必須是小莊家，想甩開我們，門兒都沒有，曹丕比起他爹曹操的政治眼光不是差了一點半點的，他爹到死都不稱帝，也不廢帝，有其中一個原因是，曹操政治口號是唯才是舉的，豈容得下面無數小連莊來和自己分庭抗禮呢？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一旦突破了這層紙，曹操也沒把握擋住下面的一串小連莊，所以曹操一輩子都在當暗庄。可曹丕最終還是答應了。答應的結果就是，小連莊變成了大連莊，曹魏滅亡了。我們接下來再來看這個新莊家的處境，先前已說過了，文人集團又不是只有，你司馬一家，下面還有一堆小連莊看著呢？外面還有兩個大漢餘孽還虎視眈眈呢？曹家的困境又擺在司馬家面前，怎麼辦，中央集權的郡縣皇權制度執行不下去了，下面的小兄弟都已經連莊了，算了人死鳥朝天，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不搞了，學劉邦，搞分封，盡量把自己人分的多多的，把外人分的少少的。當劉邦決定分封時，就為漢朝埋下了七國之亂的禍根，不過漢朝運氣好，有文、景、武三帝來撥亂反正，外面也只有一個匈奴。可司馬一分家，七國變成了八王，一個匈奴，變成了五個胡，中國皇朝史上，持續時間最長，分裂最嚴重時代到來了，嚴重到什麼程度？漢族「最危險」的時候到來了，漢族對外，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防禦力量，被迫衣冠南渡，對內誰也不服誰，打成一鍋粥，為爭奪皇權不擇手段，賣國都算好的，賣祖宗，更有甚者把同胞當成軍糧賣給異族。當然書上說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促進了民族交流。當然現在我也只能被迫接受這一觀點，可我還是理解不了，只能感慨中華文明的語言藝術真是博大精深。這一局面持續到隋朝的建立。隋朝面臨首要問題就是打掉下面的小連莊，怎麼辦，開科舉，打通仕途，世家大族在地方上，有權，有財，有兵，光打通仕途，建立上升階梯還不夠，還必需引入新的力量和世家大族為代表的文人集團斗，武人集團就此粉墨登場了。六鎮軍人一聲吼，吼出了整整一個隋唐。開啟又一輪漢族崛起的強盛之路，多句嘴，這時漢族不管南北，早已是「雜交水稻」，各民族也的確是融合了的。可惜楊堅同志，革命尚未成功，就散手人寰了。而他的兒子楊廣，明明只有當文景的命，卻偏偏有顆當漢武的心，他要中央集權的皇權，要收權，不僅要從搖搖欲墜的文人集團世家大族手中收權，還要從實力雄厚的武人集團手中收權，他要效仿始皇帝，行漢武事，他要開運河打通南北，要實實在在實現垂直領導，把手伸到各縣之中，牢牢把權利抓在自己手中，可惜他玩脫線了。結果就是他成2300年中國皇權史中，最荒淫無道，最卑鄙無恥，最荒唐透頂的皇帝，被文人集團和武人集團死死的釘在恥辱柱上，連另一個奇葩朱厚照都不能望其項背，其實他真沒做什麼天怒人怨的事，老爹斷了文人集團世家大族的世襲之路，卻扶持了武人集團，兒子還想斷武人的路，楊廣你死不死呀，武人集團正春秋鼎盛，文人集團惹不起，武人集團的代表楊堅當然不能碰，英雄老子，狗熊兒，可算讓世家大族文人集團逮著機會了，不把你楊廣寫臭都對不起我們文人手中的筆。整個唐朝就是一部軍鎮史，成也軍鎮，敗也軍鎮，在政治制度又推出三省六部制，其主要目的其實也是為了加強皇權，從文人集團內部分化文人集團。前文提秦始皇和漢武帝時他們建立中央集權的皇權的目的是要避免國家分裂吧！漢族周邊不是時不時冒出一個外來勢力，威脅國內安全吧！如果想把他吃下，就要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吧。可國內文人集團要分權吧，分權的結果就是中央無組織有效抵抗之能力，國破家亡。前面我們看了文人集團分權的後果，現在我們來看武人集團分權的後果，又是大分裂，大融合，五代十國，漢族的內耗一點也不比五胡亂華小，造成的結果就是宋從建國起就先天不足，永遠的失去了燕雲十六州，連長城的影子都看不到。可趙匡胤老道呀，楊堅玩了手科舉制，軍神李又玩了手三省六部制，滅了世家大族代表的文人集團。趙同學同樣來了手漂亮的杯酒釋兵權，兵不血刃的滅了武人集團，趙同學拿了手最爛的牌，打出了一個中華文明的新高度，關鍵是他還有個比他還厚黑的子孫，跑跑大王康王趙構，跑呀跑，逃呀逃，硬是讓他在跑逃中跑出一個南宋，他才是當之無愧的Runing man。可仔細想想他可能是最不容易的皇帝之一了，好好一個國家，當能中央集權時，外圍誰都不是對手，對手要麼亡，要麼跑，對手沒後，自己家頭就開始內耗了，文人集團「禍亂」完了，武人集團又來「禍亂」，結果宋連長城的影子都看不到了，這能怪趙匡胤嗎？趙匡胤都怪不了，就更怪不了趙構了。只能怪內耗，沒完沒了的內耗。可宋就靠著它的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以寒門學子為政治班底和形不成集團的武人，硬是活生生的磨死北方強大的遼，南宋又以長江為天險，磨死了強大的金，還把元從成吉思汗磨到了忽必烈。不要和忽必烈這種「穿越」的人玩政治，玩戰爭，如果人類歷史上要評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有他忽必烈一位，如果只評50位，也有他，評10位，不好意，他在，只評5位，他還在。當然就不知道蒙古國人同不同意他算作中國人，博大精深，且極具包容性，無比燦爛的華夏文明已經把他算成中國人了。宋朝滅亡說到底是對手太強，就算要總結內因，把總結的內因都克服了，也無非是多苟延殘喘幾年的事，沒的說。元不談，不會。反正只知道它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是中國的一個朝代，當然它的領土也就是中國的領土。歷史終於進入漢族的最後一個皇權朝代明了，明和前面的漢族皇權大朝代相比，政治制度建設方面極其泛善可呈，它就是把前面一千七八百年發生的事，濃縮在200餘年的時間中，又重新經歷了一遍，且基本全被他老朱家玩脫了線。清反而是個好學生，把漢人這套中央集權郡縣制的皇權制度玩的個爐火純青，不僅從制度避免了老子英雄，兒混蛋的皇權繼承問題，也從根上斷了外戚宦官干政的可能，又通過文字獄和不間斷的洗腦把文人集團「奴化」了，還通過偶爾的戰爭把武人集團的勢力也平衡了。最後還通過大規模的和親，融合+洗腦把游牧民族的問題也解決了，把為皇權爭奪的內耗限定在了皇子之間，且掙完就算，當然失敗方基本都進了宗人府，也就沒出來過了，有清一朝，沒發生過一次，因皇子間爭奪皇權而發動的戰爭。清是實實在在得到了這套漢人政治制度的好處，可也把這套制度的弊病體現的淋漓盡致。這套制度最大的好處就是，能使國家相對穩定，安定，分裂風險小，可他最大的問題是，無法激發生產力。終於說完了。開始說樓主的問題。削藩。

立藩（分封時或分權時）是現實政治博弈的結果，是為了眼前的政治生態能達到相對平衡的無奈選擇，是在給後世甩鍋，為後世埋下禍亂的隱患。削藩是清除禍亂隱患的過程，凡以戰爭形式的削藩少成功案例，原因很簡單，戰爭只有在中央與地方實力大致相同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也可說成削藩的執行方和被削方）。中央實力弱，地方實力強，那就不叫削藩了，叫周失其鹿，群雄逐之。中央實力強，地方實力弱時才叫削藩，而這種情況下，根本用不著戰爭，政治制度就能解決問題，如漢武實行推恩令；隋實行科舉；唐實行三省六部制；宋杯酒釋兵權。而一旦因削藩發動戰爭，就意味著削藩失敗。如漢之七國之亂，晉之八王之亂，明之靖難之變。少有的一次通過戰爭實現的削藩，發生在政治上還不成熟的康熙身上，他爹死的早，屁大點兒個娃娃不知道怕，十來歲就平定三藩了，很可能他晚年睡覺時，想起自己十來歲做的這件事時，都會把自己驚出一身冷汗。也算他家祖墳冒青煙，祖宗保佑了。還有就是這個三個藩的身份太尷尬了，雖全是漢人，卻得不到漢人的支持。要是把這三藩的主人換成康熙的兄弟，那就是清版的「八王之亂」，把三藩的主人換成康熙他叔，那就是清版的「靖難之變」。

終於寫完了，也算給自己一個交代，中小學歷史水平，就算自己寫的一個讀書筆記吧！沾錯地方了。不對之處，望指正！我也當學習了。

建文帝，失敗的例子——一腔熱血削藩（有眼光），藩王起來清君側又用人不當（能力不行），聽信文臣（空談誤國），然後gg

永樂大帝，成功的例子，靖難之役（實力證明），修改史錄（獲得輿論支持），同時控制住最有實力的寧王（抓住重點），剩下的輕而易舉

結論：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推恩令設計之巧既成功削蕃又免去殺伐

削藩失敗的，唐朝被藩鎮所滅，這可說來話長了，唐朝中央時刻都在想消滅藩鎮。明建文帝削藩被朱棣靖難，朱棣隨後削藩成功。

還有的就是民國了，蔣老頭子擊敗各地新軍閥，五次圍剿中共。後日軍侵華，之後又發動內戰削中共，結果被削到台灣去了。

其他的削藩？現在叫軍改。

金融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軍區改戰區

李從珂削石敬瑭，志大才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