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有否能力對社會產生建設性(突破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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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來，截止於這幾年的開放政策，造就了80和90後兩代人(00後未形成戰鬥力)，他們成長於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相對於父輩們，思想更加活躍，更敢於冒險，不乏知識水平頗高者(非常熟悉西方的那一套理論)。如今80後已然步入社會，90後緊隨其後，他們能否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整個國家社會向著一個民主的自由的方向發展，而不至於長久地困於體制的牢籠之中；他們能否代表一個時代的潮流，成就一個文明開化(相對於老一輩各種陋習惡行的姿態，原諒我如此指責)的現代化的中國？

謝邀。當然可以，我有信心。

借用普朗克的一句話：新的科學真理的勝利不是通過說服它的對手們、使他們看到光芒，而是因為它的對手們終於死掉了，對它熟悉的新的一代成長起來了。（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無論對於科學史還是對於國民素質提高的歷史，都太適用了……

從題主的描述來看，題主所說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是特指認同現代西方社會主流價值信仰的知識分子，主要表現於強調民主、自由等社會理念。

如果是這樣，我的回答是：新一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將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其中包括可能對社會產生大的負面影響。

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基於目前為止，社會科學尚不具備自然科學那樣嚴謹的可重複性（後面有詳細論述）。這裡的可重複性本質上即客觀的普世性/普適性（普世強調價值觀，普適強調真理性。為了行文方便，後面統一用普世性表達這兩種含義）。也就是說，社會科學不具備客觀的普世性。

具體提到「客觀的普世性」，是因為普世性至少包括三種類型：1、主觀的宗教普世性，如基督教強調的「耶穌是唯一的救主」，這種排他性描述即是一種普世性描述，而且無法證偽也無法證明；2、強制的法理普世性，如《聯合國憲章》框架下的一些國際規則，這種普世性無需證偽也無需證明，而是一種國際權力博弈的結果，其基礎建立在國際強權（安理會五常）的綜合國力保護上（聯合國前身「國聯」因缺乏類似安理會的強權組織而很快解散）；3、客觀的科學普世性，如「兩個鐵球同時著地」等自然規律，這種普世需要經過嚴格的可重複性實驗進行驗證，具有可證偽性。

顯然，宗教普世性和法理普世性都不是客觀意義上的普世：前者依賴於信徒的主觀認同、後者依賴於強權的強制約束。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目前社會科學倡導的普世理念，恰恰傾向於宗教普世性和法理普世性，卻不具備客觀的科學普世性。

為什麼說目前社會科學倡導的普世理念恰恰傾向於宗教普世性和法理普世性呢？

其理由如下：

1、社會制度的成功很難複製。

譬如，目前推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有100多個，但聯合國認定的發達國家只有20多個，這說明推行民主制的各國差異巨大，推行相同制度無法達到相同的效果。社會制度的成功不具有可靠的重複性。

2、社會學理論中「階段論」的不可證偽也不可證明。

當社會科學理論在實踐應用中出現問題時，理論家往往將問題附之於階段論，如「XX主義初級階段」，「民主的陣痛」階段。其含義是指：社會科學理論是正確的，目前之所以與實踐不符，只是因為目前社會實踐還處於特定的不成熟階段，社會在目前的狀態下還需要繼續發展，最終肯定能達到理論預期的成熟狀態(如「成熟民主」狀態)。

「階段論」將驗證結果推到不確定的某個「以後」，使社會科學理論既無法證明也無法證偽。

3、社會學理念往往淪為強權施加國際影響力的理論工具

譬如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抗、冷戰結束後美國通過「民主」「人權」等社會理念對其他國家進行的政治干涉，都是國際強權將社會理念當作施加國際影響力理論工具的明證。

但是，蘇聯解體也許證明了蘇聯推行的社會理念不靠譜，卻不能證明美國推行的社會理念是正確的——也可能兩種意識形態都不靠譜！因為相關性並不等於因果性，例如，公雞打鳴後天會亮，但天亮不是因為公雞打鳴；同理，美國推行了社會理念和取得冷戰勝利，並不能說明美國的勝利是因為其推行的社會理念。更重要的是，個案不能得出普世！

那麼，為什麼自然科學具有客觀普世性、社會科學卻沒有？

一個根本的原因是：自然科學主要研究的是局部性的簡單系統，而社會科學研究的是整體性的複雜非線性系統。

簡單系統可以近似看成線性系統，基本服從線性因果律。譬如，「兩個鐵球同時著地」可以忽略空氣阻力，而結果不會出現明顯差異，「兩個鐵球」與「著地」之間具有確定性的關係。因此，研究簡單系統的自然科學可以實現嚴格的可重複性。

而複雜的非線性系統具有敏感依賴性，即：在一個複雜的非線性動態系統中，初始條件下的極小偏差，隨著長時間發展，最終結果將出現巨大差異。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應」，亦即混沌理論中的「混沌現象」。也就是說，在社會這種複雜的非線性系統中，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小偏差，都可以導致結果出現巨大差異。譬如， 2003年3月17日，孫志剛因出門忘帶證件被警察帶回詢問，隨後被誤作「三無」人員送至收容待遣所，後因生病轉至救治站而被同房收治人員毆打致死，引起全國嘩然，最後促使《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一個青年忘帶證件這樣一件生活中常見的小事，最後卻讓一部國家法規被廢止，可見，生活中許許多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隨時都可能導致社會發生翻天變化，因而社會的發展充滿各種差異巨大的不確定性或隨機性、並不服從線性因果律，所以，在不同國家施行同樣的社會制度也將因各種不同的隨機事件引發混沌現象而最終出現各種差異巨大的結果。這說明社會制度的成功難以複製。因此，社會科學理論不具有嚴謹的可重複性。

更多關於社會發展中的混沌現象，可以參看這個帖子感受下：歷史上有沒有小人物陰差陽錯的參與大歷史見證的？ - 小說

另外，對於「社會科學理論不具有嚴謹的可重複性」這一觀點，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姚洋寫的《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一文有過經濟學角度的論述。經濟學被譽為「最像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具有科學主義謬誤，那麼，社會科學顯然也具有科學主義謬誤，所以社會科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

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觀點：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中，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法律和外交領域的所作所為，此階段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功能只有一個：添亂。

托馬斯?索維爾在書中有列舉各種事例進行了佐證。其得出這一結論的理論依據是：世界上最為知識淵博的人，能否擁有世間所有知識的哪怕1%？那些擁有社會中少於1%知識的人，去指導或控制那些具有其餘99%知識的人，這種情形會不會既危險又荒唐？也就是說，最淵博的社會學者也只可能擁有少於世間1%的知識，用少於1%的知識去設計和指導具備100%知識的社會發展，就會如同盲人摸象，其指導理論會嚴重脫離社會實際。

從托馬斯?索維爾的觀點來看，社會科學目前也不可能是指導社會實際的實用科學。

如果上述幾個理論成立，則可以得出結論：科技產品的成功可以複製，而制度的成功幾乎無法複製。

因此，中國要發展，科技產品可以山寨，而社會制度需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盲目照搬西方社會理論進行社會改革存在很高的風險，而受西方社會理念影響嚴重的新一代知識分子難以對中國社會帶來建設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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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補充：

在亞里士多德以前，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力求提出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來解釋自然現象，結果未能成功；亞里士多德以後，許多科學家終於放棄提出完整體系的企圖，轉入研究具體問題。於是有了今天異常嚴謹的自然科學。

然而，社會科學領域，從《烏托邦》開始，到《資本論》，再到《歷史的終結》，社科學者們依然在希望通過頂層設計構建一套完整的社會制度體系，從而使人類社會走向發展巔峰。如同冷戰那樣，這種追求很容易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正如F·荷爾德林所言：「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中國的未來，能夠依託的是科技，以及各專業人士對社會具體領域的不斷完善，而不是頂層設計的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新一代知識分子「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這樣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才具有建設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