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國為何會衰落解體？其之滅亡與中國有何關聯？

阿拉伯帝國在歷史上可謂鼎鼎有名。7世紀後期，阿拉伯帝國興起，其後不過百十來年，便從偏據阿拉伯沙漠一隅的小國，擴張成為東起興都庫什山脈，西抵伊比利亞半島的亞歐大陸頭號超級大國，極盛時期的國土面積高達1300萬平方千米！

這簡直就是奇蹟般的成就！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阿拉伯帝國所在的中西亞，以及北非板塊，從地緣角度來看壓根就沒有組成統一國家的起碼條件。

通常而言，一個大型國家的形成，都需要符合下列三個基本地緣條件：

首先，地緣結構相對完整，絕大部分國土都處在同一個結構相對獨立完整的地緣板塊中——畢竟，大型山脈以及海洋，都會在相當程度上，阻礙各不同板塊的交流和融合。

其次，有一個強大的本部核心區，其之實力強大到足以對四方邊緣板塊予以有效壓制，以遏制它們的分離傾向。

第三，國土形狀相對規整緊密，呈塊狀結構，核心本部大體位於國家的幾何中心——如果，可以最便捷的將本部中樞的影響力，擴散到四面八方，確保中樞對邊緣板塊的有效控制。

當然，完全符合這些標準的國家並不多。而中國，則是這其中最經典的一個：農耕時代的中原王朝，以長江——黃河流域為自己的本部核心區，長江——黃河流域的地緣實力，強大到超過東亞大陸其它地緣板塊實力之綜合，而且區位上，也大致處在東亞大陸農耕區的中央，這意味著中原王朝得以較為順暢將自身的影響力，傳送到四面八方。也正憑著這種結構的優異，中國於是成為中央集權國家的經典代表

而阿拉伯帝國的地緣條件，跟中國卻幾乎正好相反。阿拉伯帝國的國土結構稱得上是支離破碎，中亞的圖蘭低地、西亞的新月沃地、伊朗高原、阿拉伯沙漠、北非的尼羅河流域、撒哈拉沙漠，甚至歐洲西南角的伊比利亞半島，阿拉伯帝國囊括的地緣板塊非但數量眾多，而且地理環境各不相同，而且分布範圍太過寬泛零散，東西跨幅長達萬里——這意味著除非阿拉伯帝國的本部核心區超級強大，否則根本不足以壓制四方。

但是，阿拉伯帝國的本部核心區——兩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不管是體量還是質量，都遠不能跟中國的長江——黃河流域相比，單單依託兩河流域，輻射中東都差強人意，想統御東及帕米爾高原，西達大西洋的上千萬平方千米遼闊版圖，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都力有不逮。

由此看來，阿拉伯完全不具備構成一個世界級大帝國的的起碼地緣資本。即便能憑武力的強大煊赫一時，但用不了太長時間，就會像昔日的亞歷山大帝國，以及後來的蒙古帝國那般，淪為轉瞬即逝的流星。

不過阿拉伯帝國卻成功的打破了地緣規律的限制。這個大一統帝國，前後延續了600年之久。儘管後400年里，其已經內部分裂，名不副實，不過至少在起初的200年內，帝國的皇帝（哈里發），有強大的能量，對帝國絕大部分地區發號施令。

阿拉伯帝國為什麼能夠做到？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不過這裡面，中國因素卻產生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在上一節《地緣政治51：為什麼阿拉伯帝國會突然崛起》中，雲石君曾說過，阿拉伯之所以能夠把這些相互間缺乏足夠交流聯繫，政治與地緣上彼此獨立的零散板塊捏到一起，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通過商業利益形成捆綁。

阿拉伯帝國崛起於亞歐大陸中央，正好佔據了當時東西方交流的主要商業幹道。

商業需要流通，才能產生價值。而政治上的分裂，必然會對商業流通造成負面影響。如果整條商路都處在一個政權統治下，那麼政治藩籬對商業交流的負面影響就會大大降低，流通效率自然會明顯提升。基於這種邏輯，那些本來彼此獨立的地緣板塊，為了更好的追逐商業利益，逐漸滋生出政治整合的利益訴求。

這種情況下，當時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在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政治上，也成為中西亞各次級地緣板塊形成統一政治認同的重要紐帶。鑒於絲綢之路蘊含著巨大的利益，各次級地緣板塊的當地勢力，為了維護商路暢通，更好的從中獲利，故而對政治整合更加認同，希望藉此來減少商業流通過程中的不必要政治梗阻。

當然，這種結構的維繫，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商路所蘊含的利益，必須要大到足以誘使各地方勢力願意將部分政治權力上交——畢竟主觀上誰都不願意自己頭上多出個主子——除非你可以因此獲得足夠的利益。而且阿拉伯帝國在地緣結構上的零散與破碎，決定了帝國中樞對各邊緣板塊的強制威懾能力相對有限，並沒有足以威懾四方的絕對實力。

這是阿拉伯帝國跟古代中華帝國在政治上的一個根本區別。內部地緣結構上的差異，意味著中華帝國的國家向心力，更多的是依託長江——黃河流域這一強大核心區所形成的政治強權，是典型的政治主導；而阿拉伯帝國的整合，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次級地緣板塊，看上在錢的面子上的主動依附，是一種典型的利益捆綁。

在阿拉伯帝國建成之初，絲綢之路也正好進入到其之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隋唐時代，國家繁榮富強。而且隋唐時，中國的本部核心區依舊在北方的黃河流域，地處西北部關中平原的長安，更是東方世界的精華所聚。憑著連接中國西北的陸上絲綢之路，貧瘠的中西亞內陸地區，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商業收益，所以它們支持中央，認同大一統阿拉伯帝國的利益驅使更強，希望通過這種政治統一，來利於商路暢通，進而使自己能夠從中受益。

不過到8世紀中期，中國爆發了安史之亂，唐帝國由盛轉衰。

以安史之亂為界，中國發生了三大變化：首先，大規模的戰亂，嚴重削弱了中國國力，大量社會財富化為烏有；其次，藩鎮割據，四夷作亂，東方大陸的內部交流體系逐漸不暢——中唐以降，江南向長安的糧食轉運量大幅縮減，最嚴重時甚至對京城長安居民的生存構成巨大威脅；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黃河流域逐漸衰落，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朝長江流域——特別是東南沿海轉移。

這對絲綢之路構成了毀滅性打擊。戰亂降低了中國精英階層對西域珍寶的消費能力，而中國的藩鎮割據和內部的頻繁亂戰，也使得中國商品的採購難度和成本大幅抬升。而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更進一步抬升了得絲綢之路的運輸成本，收益大幅下滑下降。

當然，中國的這些變化都是漸進式的，以農耕時代的傳播速度，其向中西亞傳導，並對阿拉伯帝國政治產生影響，還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這就好比一副多米諾骨牌，既然頭一張已然倒下，那後面不管排了多長，也終有轟然倒塌的一天。

不過，雖然陸上絲綢之路日趨衰落，海上絲綢之路卻反而日漸繁榮。這條取道北印度洋的海上航線，依然能夠作為東西方交流的紐帶，甚至，隨著人類航海水平的不斷提升，以及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的含金量，甚至在之前的陸上絲綢之路之上。

但是，取道北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並不是一條可以把中西亞各地緣板塊有機串聯到一起的紐帶。比如中亞地區深居內陸，跟海上絲綢之路就八竿子打不著。

而且，由於海上運輸無需向其它板塊借道，故而也就不需要各地緣板塊勢力的共同維護。相反，蛋糕在一定時期內統共就只有這麼大，誰搶得的更多，誰收穫的利益就更大。這種情況下，東西方貿易，由昔日陸上絲綢之路時期的合作共贏模式，轉變為海上絲綢之路時期的零和遊戲。

這種由合作向衝突的轉變，徹底摧毀了構築阿拉伯帝國的共同利益基礎。當各地緣勢力因為一己之力彼此間發生衝突，而阿拉伯帝國的中樞又因為本部核心區實力有限，難以有效壓制，天長日久之下，帝國的土崩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切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都是利益格局的體現。阿拉伯帝國，甚至伊斯蘭世界由統一到分裂的變遷，就是這個規律的又一次驗證。

而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土崩瓦解，伊斯蘭教也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簡單的說，就是由以前的遜尼派一家獨尊，逐漸轉變為遜尼、什葉兩大教派長期對抗。

為什麼伊斯蘭教會一分為二？它們為什麼會彼此仇恨，廝殺千年？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在下一節《地緣政治53：伊斯蘭教派紛爭緣何而起》一節中，雲石君繼續為您分析。

本文選自雲石地緣政治系列53節——解碼伊斯蘭之第3章。對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感興趣的讀者，請訂閱微信公眾號：雲石，即可閱讀雲石地緣政治系列全部原創文章。

在數萬年的人類社會史中，至今都沒有探索出一套正常的領導人接班制度。

帝國墜落的直接原因大抵如此，阿拉伯帝國就這樣衰落解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