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末爾作為一個改革者和民族主義者如何調和突厥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和伊斯蘭教三者間的關係？

請大家多多指教，類似其突厥民族延伸到中國等言論和對伊斯蘭教的壓制讓人費解

這個問題非常有探討價值。凱末爾本人對待現代化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態度，也是土耳其學界研究的一個焦點問題。課題範圍很大，需要不少背景知識，所以本文內容也不局限於問題，同樣也談談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建立，實現現代化的歷程等相關話題，如果有時間，還可以設計一下共和國建立以後，凱末爾主義的發展、衰落與轉型，以及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對沖等 對土耳其社會關係重大的課題。

眾所周知，凱末爾改革對於土耳其影響深遠，改革使土耳其幾乎全面現代化，使土耳其成為一個世俗的民族國家。凱末爾開創了共和國，並用凱末爾主義引導了共和國之後幾十年的發展。儘管現在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不再向以前那樣「神化」凱末爾的功績，但土耳其民間依舊稱呼凱末爾為「Atatürk」----土耳其國父，在土耳其直稱其名凱末爾（Kemal）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即便是外國人這樣說也會招致眾人的指責。

問題中提到了三個關鍵詞「現代化」「民族主義」「伊斯蘭」。其中「現代化」和「伊斯蘭」兩者可以說是衝突的，凱末爾現代化改革的很多措施------比如廢除哈里發制，關閉宗教學校，徹底摒棄宗教法官和沙里亞法，採用現代意義上的憲法等等措施，都可以說是以打擊保守、傳統的伊斯蘭勢力為目標的，凱末爾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伊斯蘭教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影響，努力使民眾接受一個世俗化的社會以迎合西方潮流。凱末爾本人高度西化，他出生於土耳其坦齊馬特運動之後，和青年土耳其黨人（J?n Türkler）一樣，他正好趕上一個知識界高層全盤西化，極力模仿西方的時代，他對伊斯蘭傳統的認同其實是很低的。現在的土耳其人大多承認他不是一個很好的穆斯林（從不做禮拜，過度飲酒等等）。因此，凱末爾在改革過程中無所顧忌，不遺餘力地打擊宗教勢力就順理成章了。在社會改革中，他就是要用現代化來取代伊斯蘭教，用現代思想來對抗伊斯蘭教。今天有很多人認為伊斯蘭教和現代化可以相互兼容，同時也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不過按凱末爾時代的社會背景來看，如果不大刀闊斧地革除伊斯蘭教對土耳其社會，尤其是民眾心理的影響，土耳其很有可能還是一個教權社會。而一旦宗教的地位高於國家和民族，凱末爾是斷然不可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土耳其的。

首先從道統上，凱末爾就無法推翻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兼任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哈里發擁有對全部伊斯蘭信眾的宗教領導權，甚至遠在印度的穆斯林理論上都要服從其權威，凱末爾當然也是他的臣屬。很明顯，凱末爾並不認同這一點，他在安卡拉成立大國民議會，另立政府，對抗已成為西方大國傀儡的奧斯曼政權，首先要破除的就是所謂的哈里發的權威。 這在當時很容易辦到，因為奧斯曼蘇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其實沒有很認真地利用哈里發的名號，在很多遜尼派穆斯林心理，只有先知穆聖死後的四位哈里發，才是純粹的「信士長官」，後來無論是倭馬亞、阿拔斯、還是奧斯曼帝國的哈里發，都沾染了政治氣息，很多也不夠虔誠，他們是世俗的君主，而不是宗教的權威。事實上奧斯曼蘇丹極少干預宗教事務，奧斯曼時期在宗教方面做最高裁決的是?eyhüislam，他們有權發布宗教裁定，總理一切宗教事務。地方上的教權階層，比如烏萊瑪，卡迪（宗教法官）在普通穆斯林當中的影響，比起奧斯曼蘇丹，肯定會更直接，更顯著。到了20世紀，除了極為封閉、落後的鄉間農民、游牧民，凡是稍微受過點教育的民眾都不再認可哈里發這個大大過時的概念。凱末爾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以「國家大義」壓倒了宗教領袖的權威。凱末爾主義共有六條，其中「世俗主義」這一條就是說明，土耳其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而不是伊斯蘭國家，土耳其民眾有權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世俗主義也正是現代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後幾十年，堅定不移地向西看，加入北約，參與朝鮮戰爭；加入巴格達同盟條約，以致被阿拉伯鄰國視為跟隨西方國家打壓伊斯蘭世界的一條走狗。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近50年間，政府高層走現代化、西化的道路可謂不惜一切代價，不留後路，一條道走到黑，這是從凱末爾的時代就已經定好的路子。

凱末爾主義中又有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土耳其的民族主義比較特殊，是一種建構式的民族主義，關於土耳其的民族建構，北大的昝濤老師有一本書講的非常詳細，可供參考。

奧斯曼帝國陷入衰落，嘗試改革時，曾經嘗試過三條道路，一條是「大奧斯曼主義」，以奧斯曼帝國的輝煌和統一來喚起民眾的認同感，呼籲人民捍衛這個存在600年的大帝國，維持穆斯林信眾的統一，但是奧斯曼帝國晚期淪為西亞病夫，節節敗退，在東歐的統治殘暴不得人心，先後在希臘獨立戰爭、俄土戰爭（1877-1878）、意土戰爭、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遭遇慘敗，喪失領土。東歐民族主義覺醒後，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國先後脫離帝國統治，奧斯曼主義對他們顯然是不具有什麼吸引力的。

第二條道路是「泛伊斯蘭主義」，簡單地說就是「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當然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顯然沒有遍及全世界，他們鼓吹的泛伊斯蘭主義，也就是要聯合奧斯曼統治的整個西亞、東歐和北非的所有穆斯林。 這個時候，奧斯曼蘇丹利用自己祖先賽里姆一世奪來的哈里發身份，號召穆斯林團結在他的旗下，發動對異教徒的聖戰（一戰時期的宣傳旗號），重建伊斯蘭世界的輝煌。 不過，並不是所有穆斯林都買他的帳，東歐的阿爾巴尼亞雖是穆斯林國家，但還是在一戰前乘亂獨立了，而一戰過程中的阿拉伯民族大起義，更是導致帝國戰敗的一個主要因素，20世紀初期的世界，註定是一個民族主義崛起，帝國倒塌的時代，宗教的號召力已經不復，泛伊斯蘭主義也行不通。

這個時候，「泛突厥主義」應運而生，典型代表就是青年土耳其黨。注意泛突厥主義跟凱末爾時期的民族主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奧斯曼帝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奧斯曼時期的知識界對於「民族」這個概念的認知還很模糊。包括今天「突厥人」和「土耳其人」（Türk）在土語中都還是一個詞，這正是體現了泛突厥主義和凱末爾倡導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往往被混為一談。二者的區別，簡單來看，就是凱末爾的民族主義更現實，很少談一個宏大抽象的突厥世界概念，他專心於土耳其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關於中亞那些突厥人，他不是不提，現在土耳其課本里有關突厥人3000多年悠久歷史（把匈奴算上）的無稽之談，正是凱末爾時代制定的。凱末爾本人收到泛突厥主義很大的影響，他算是青年土耳其黨的一個成員，不過沒有和黨內高層走得很近，思想相對獨立一些，他總結了青年土耳其黨人失敗的教訓，所以他的思想就是青年土耳其黨人的一個淡化版，剔除掉了其中激進、不切實際的部分。

青年土耳其黨的官方名稱是統一與發展委員會（Ittihat ve Terakki Cemiyeti）。泛突厥主義的產生比青年土耳其黨要更早，大約在19世紀晚期。 泛突厥主義的一個要點在於它提出了「突厥世界」這個概念-------所有使用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民族、國家都是這個大突厥世界的一部分。突厥世界分裂成了不同的國家，但這是由外部因素所導致的，並非天然如此。 突厥世界的所有民族共享一個歷史，一種文化，理應團結在一起，甚至建立起統一的國家。 在一個名為Leon Cahon的法國人的研究影響下，突厥學在西方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突厥人把近乎所有游牧民族視為自己的祖先，歷史上，包括中國北部的匈奴、鮮卑、柔然，中亞的哈扎爾人、嚈噠人，歐洲的匈人（阿提拉率領的游牧部落，有說法稱是匈奴西遷的後代）、保加爾人都是突厥世界的成員。 而當今的突厥世界從從東起中國的新疆，西達東歐乃至中歐的大片領土，北至俄羅斯的突厥民族（楚瓦什、圖瓦等等），南向今天的土庫曼邊境，他們煞有介事地匯出了一份突厥世界圖，希望能夠至少在文化上統一這一區域，實現突厥的復興。奧斯曼帝國時期，「突厥」或曰「土耳其」這個詞很大程度還是貶義，指安納托利亞地區沒有定居生活、文明程度較低的游牧民，很多情況下是指當地的庫爾德人。不過經過帝國解體前那一段民族主義高潮，「突厥」反而成為了民族自豪感的一個重要來源。諷刺的是，泛突厥主義最狂熱的一個鼓吹者-----齊亞.戈卡爾普（Ziya G?kalp），其實是一個庫爾德人，他很多激進的民族主義理論成為後來青年土耳其黨領導下的奧斯曼政府進行亞美尼亞大屠殺的一個理論依據；後來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凱末爾政府對庫爾德人權利的全面打壓，乃至剝奪其民族身份，很大程度也是出自他的觀點。不知齊亞.戈卡爾普泉下有知會做何感想。文學上，對土耳其語進行突厥化，本土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旗手---莪默.賽伊費廷（?mer Seyfettin）在種族上同樣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切爾克斯人。 「泛突厥主義」的崛起，靠的反倒是其他民族，可見奧斯曼時期，帝國民族成分複雜，民族認同混亂。而且就奧斯曼帝國人口比例來看，土耳其人並不佔絕對優勢，並沒有跡象表明，在今天土耳其的土地上，會出現一個以土耳其人為主體的民族國家。

那麼，凱末爾究竟是怎麼做到將土耳其「突厥化」的呢？

其實現代人很容易忽略凱末爾立足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積澱，以為凱末爾以一人之力，改變了整個土耳其的歷史發展，卻忽視了在凱末爾之前土耳其的歷史沿革。 青年土耳其黨完全就是一個以民族主義（但特別麻煩的一點是 很難判定它到底更偏向於是泛突厥呢 還是更偏向於現代民族主義）為宗旨的政黨，當時的奧斯曼帝國正逐步邁向「突厥化」，或曰「土耳其化」的道路，強調土耳其人在奧斯曼帝國的主導地位，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奧斯曼帝國被擊敗，大批原本居住在巴爾幹地區的土耳其人（也包括其他民族的穆斯林人口）紛紛逃往現在的土耳其境內，而奧斯曼境內的基督教人口則逐漸外流，一個自然結果就是奧斯曼帝國境內突厥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到一戰前後的一段時間，奧斯曼帝國的「突厥化」特徵已經非常明顯，社會中瀰漫著頗為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狂熱直接導致了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發生。據稱150萬亞美尼亞人在這場種族滅絕當中罹難，歷史上稱為 西亞美尼亞和西里西亞 兩地的亞美尼亞人不是被屠殺，就是逃亡，這次大屠殺過後，安納托利亞東部的很多地區亞美尼亞人占多數的情況發生了轉變。

一戰結束後，土耳其人戰敗的屈辱與對抗侵略外敵的同仇敵愾相互融合，更強化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群眾基礎，正是因此，凱末爾的民族建構才能進展的如此順利。在土耳其獨立戰爭後，土耳其與希臘進行人口交換，更是使得共和國的土耳其人比例佔據了絕對多數，除了東部、東南部的庫爾德人在很多地區還佔據多數以外，整個國家已經全盤土耳其化了，這個時候，凱末爾的民族主義理念便成為了廣入人心，不可抗拒的事實。

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是否存在矛盾？這一點很難說，理論上說，《古蘭經》在黃牛篇中明確提到凡是穆斯林就是兄弟，應團結在同一領袖的領導下，哈里發是信士的長官，是封印先知穆罕默德以後統領伊斯蘭世界的負責人。伊斯蘭世界向來有 只看重宗教或者教派認同，而不注重種族認同的傳統，伊斯蘭世界是一個龐大的文化圈，包容內部的所有民族，穆罕默德本人也是反對伊斯蘭世界分裂成不同的國家的。更何況直到20世紀，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概念在中東還不成熟，即使阿拉伯人都不認為自己和土耳其人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很多觀點認為，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反而是西方的舶來品，英法兩國為了分而治之，利用歷史上阿拉伯帝國伍麥葉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光輝傳統，煽動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緒」，對抗奧斯曼中央政權。當時阿拉伯民族主義活動的中心黎巴嫩，恰恰是和西方交往密切，深受西式教育影響的地區。一般來看，宗教信仰越虔誠的地方，對民族的認同感就越低。今天的恐怖組織ISIS，也可以視為教權主義幽靈的一種「借屍還魂」，巴格達迪非要自稱哈里發，建立「伊斯蘭國」，也是受伊斯蘭必須有一個「正統」繼承人這種思想的影響。他們極力排斥、否認中東地區的國家政權，認為它們「不合法」，原因就在於這些「現代國家」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多少是賽科斯-皮克約定和色佛爾條約 人為設計出來以方便英法兩國委任統治的。雖說歷史上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一直存在隔膜，即便是在表面大一統的阿拔斯王朝和奧斯曼王朝的治下，兩地也多有地方長官或反叛中央，或實現 事實獨立；但總體而言，它們都團結在一個宗教領袖的旗下，這是堅定不移的傳統，對今天的很多阿拉伯人來說，國家、民族主義都是西方殖民的產物，伊斯蘭世界只有宗教，只有信仰，只有真主，再無其他。然而，阿拉伯民族的發展壯大本身就是伊斯蘭教的結果，舍伊斯蘭教，阿拉伯民族文化就被剝奪了其本質內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阿拉伯民族很大程度上被等同於伊斯蘭教。而對波斯、突厥這樣的民族則不完全如此，兩者都有各自在伊斯蘭化之前的獨有文明，即使在伊斯蘭化以後，波斯的什葉派，在突厥民族中盛行的蘇非派神秘主義，又都成為兩者獨特的辨識標誌，使他們在一個龐大的伊斯蘭認同之外，還存在一個朦朦朧朧的民族文化認同，儘管在歷史上，他們可能不完全知道民族這個東西的存在。但在西方民族主義概念漸漸滲透進來以後，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就出現一個此消彼長的態勢。以至於一些宗教的虔信者也接受了民族國家這個概念。他們可以既是土耳其人，又是穆斯林，擁有雙重身份，而這兩者不矛盾。當然，凱末爾的民族主義改革並不是沒有阻力的，賽義德叛亂（Said ?syan?）和德爾西姆叛亂（Dersim ?syan?）雖說都是庫爾德部落酋長在被剝奪權力之後的反抗，但在動員過程中，很明顯的看出，他們還是認為凱末爾的民族國家實屬「非法」，有違伊斯蘭教義，這兩場叛亂顯然不能定性為庫爾德作為民族的集體反抗，更大意義上，是土耳其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之後，那些無法適應這個轉變的伊斯蘭教眾經歷了一個陣痛期，他們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在宗教與部落的傳統語境內流連，無法跨入新的時代，在部落領袖的煽動下，只得訴諸於武裝反抗。

另外，這裡還想再澄清一個長期以來的誤區。土耳其的現代化早就有了長期的積累，從賽里姆三世不成功的改革開始，歷經馬哈茂德二世大刀闊斧的軍事武器現代化，經歷了花廳御詔和坦齊馬特時代，進入20世紀初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和二次立憲，少說也有近100年的歷史，這還不算奧斯曼帝國鬱金香時代對西方文化的亦步亦趨。在這近100年的積累過程中，奧斯曼帝國確實是走在一個逐步開化，逐步發展的過程當中的，只不過這種過程被太多積重難返的固有弊端-所掩蓋。人們看到的只有冗雜的官僚體制，極度貪污腐敗的政府官員，以及奧斯曼君主的專制使得現代化過程時斷時續，無法連貫進行。再加上奧斯曼作為一個帝國，其民族、宗教成分複雜，內部矛盾激烈。改革 一是實施起來代價高昂，成本巨大，二是要考慮的利益群體太多 難免顧此失彼，引起地方不滿。

然而，西方世界站在外部角度，只能看到奧斯曼帝國專制殘暴的一面，而很難觀察到其緩慢但又堅實的進步過程，可能正是因此，英國在一戰初期與奧斯曼帝國作戰過程中才會過於輕敵，以至於在達達尼爾海峽戰役 (?anakkale Sava??) 中遭遇慘敗，在美索不達米亞戰線的庫特包圍戰（Kut』ül-Amare Ku?atmas?）中也遭到奧斯曼軍隊迎頭痛擊。奧斯曼經歷長期的現代化進程，雖不至於成為一等大國，但也足以自保，成為一方勢力。更何況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曾經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大帝國即使在衰落之際，也還是保有一定實力的。不然凱末爾也不可能憑藉一個羸弱之師，趕走英、法、意、希四國的入侵，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凱末爾的現代化改革，實際上是一個延續近百年過程的最高峰和圓滿的結果，而不是突兀地憑空出現於土耳其社會的舶來品。

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土耳其現代化、突厥化的演進，分析奧斯曼帝國19世紀初以來的沿革發展，這樣才能理解凱末爾改革的背景，才能真正明白，在帝國崩潰，共和國初生的歷史節點，土耳其人民究竟經歷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