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和李政道誰在物理領域的學術上貢獻更大？

01-15

在知乎上看到很多人在討論並敬仰楊振寧先生，卻少有提及李政道先生的。兩人雖因為爭奪名譽分道揚鑣。可之後，兩人都繼續活躍在物理學的前沿。拜訪度娘，也搜出此類答案。楊振寧和李政道誰更有名
本人不懂物理，但好奇，想知道為什麼與楊振寧先生一道獲得諾獎的李政道先生，為什麼在知乎上較少提及。他們的學術成就，誰的更大一些呢？

好吧，我在果殼找了個另一個角度的答案，自己解答一下，有同樣疑問的朋友可以參見：

九維空間物理學博士

老楊靠宇稱不守恆和老李一起拿了諾獎，當之無愧，但這只是他排第二的貢獻。

老楊排第一的貢獻是Yang-Mills規範理論，這是整個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基礎。標準模型的兩大部分電弱統一模型和量子色動力學（QCD）都是靠Yang-Mills規範理論建立起來的，其中電弱統一模型直接用了他提出的SU(2)，量子色動力學在他的基礎上擴展到了SU(3)。標準模型的建立已經成全了7次諾獎，今年Higgs是最後一次，收官。按理再給老楊一次也不為過。

在活著的理論物理學家裡，老楊的地位能進前五。能和他相提並論的只有M.Gell-Mann，S.Weinberg，S.Glashaw，G.T"Hooft，P.Anderson，D.Gross，E.Witten這幾個人。

別看霍金靠科普賺的名氣多，物理學貢獻上他和老楊之間至少隔著幾十個諾貝爾獎得主，根本無法相提並論。舉個足球的例子，如果霍金相當於貝克漢姆，老楊得是齊達內這種水準的。愛因斯坦相當於馬拉多納，費曼相當於巴喬。。。。

關於二人之爭，中國科學史祖師爺的話是：二人在世之日，不可以研究這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二人貢獻相當。

誰先開撕的？大概是李。

沒關係，兩人都是我的神

誰還沒和媳婦吵過架呢，吵惱了的父子都很多。

1956年，李政道和他的合作者楊振寧提出，這兩種粒子可能——事實上就是一種相同的粒子，因為弱作用力的原因，導致其按照兩種不同的速度衰變，但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導致其衰變的弱作用力「不是」反射不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立。這個經李政道和楊振寧認真研究、系統分析後提出來的設想，有些與常理相悖。他們分析了所有以往研究原子、原子核中弱作用力的實驗，發現與所有人認定的正好相反，以往幾乎沒有實驗真正檢驗事物與其鏡像之間的對稱性。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李政道和楊振寧提出用專門的實驗來檢驗核弱作用力衰變是不遵守宇稱守恆的。

絕大多數物理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疑惑的是，怎麼可能會有自然規律在反射條件下是不對稱的呢？但是在幾個月之後，1957年年初「吳女士」與她的合作者進行了李政道和楊振寧提出的實驗，驗證了他們所提出的假設。李政道和楊振寧同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李政道和楊振寧關於自然界存在微小不對稱性的發現，引發了一場革命。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進一步的實驗逐步地、無可辯駁地驗證了弱相互作用中更多微小的不對稱性。而李政道就處於這些研究的中心。

李政道在哥倫比亞大學內外都是大名鼎鼎，聲名遠播。在浦品物理樓8樓，我參加的每周學術研討會上，每位發言人都感到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在李政道身上；發言的時候，他們的目光只注視著李政道，而李政道也從來不會放過那些不能完全同意的觀點。無論誰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李政道都高度關注主講人的觀點，只要有什麼令人難以滿意的觀點，他都會在第一時間打斷講話。有好幾次，主講人剛講了第一句話，就被李政道打斷了，只要沒有弄清楚，主講人就別想繼續。而有些時候，觀點壓根就沒有弄清楚。我曾經目睹過一位訪問博士後在原本用於演講的一個半小時內，都一直被要求為他所說的第一句話做出解釋的尷尬場面，而且沒人敢對李政道喊停。

李政道有一種為眾人所仰慕的性格，前額透出道道智慧的光芒，給人一種強烈的純粹感。最初，我以為他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質問是他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副產品。後來我才意識到，這其中潛伏著一種快感：他對別人演講中不完美的地方窮追不捨，並喜歡使演講者不知所措。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擺脫李政道固執追問的人是已故的亞伯拉罕·佩斯，他是一位個子不高但很活躍的荷蘭裔教授，任職於洛克菲勒大學。他能半開玩笑、半嘲諷地哄著李政道勿窮追不捨地追問。

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才華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李政道只願意指導最優秀的「天才」，這些人以後一般也都會成為非常年輕的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教授。物理系因此形成了一種講究師承的風氣；那些曾是他的學生、現在也是教授的人受他的影響——就像兒子在家受到父親的影響一樣——必定是非常強烈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通常會被那些偏離主流的問題所吸引並著手研究，就像尋找可以呼吸的新鮮空氣一樣。跟拉比和施溫格儘可能帶更多的學生，形成散布全球的學派不同，李政道從來沒有教出像他自己一樣有才華的學生。

一段時間後，我注意到李政道和楊振寧二人才華的另一面。20世紀60年代末，在我參加的一個美國物理學界會議中，我觀察到雖然李政道和楊振寧同在一個小組內，但他們相互之間好像都對對方視而不見。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課程中，我注意到李政道在講述二人共同發表文章中的洞見時，似乎只承認是自己的功勞。最後，有人告訴我這一領域內大家人所共知的事實：李政道和楊振寧幾年前就已經不再合作了，現在誰也不理誰了。幾年後，當我離開物理學界時，我看到了一份李政道發表的針對楊振寧回憶的、言辭激烈的回憶錄。在這份回憶錄中，他給出了他和楊振寧如何爭吵直至分開的另外一個版本，並描述了楊振寧如何在他的辦公室里痛哭流涕。我無法說誰對誰錯。我關注李政道只是因為他對我而言是更有直觀感受的。他做出了令人如此羨慕的發現，甚至對我們在浦品物理樓吸入的空氣都極富影響力。只是當知道即使是諾貝爾獎和永世不滅的名聲都抵不過虛榮與競爭的時候，感到有些失望。

歷史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轉折。對於20世紀60年代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而言，我們愚蠢地認為李政道在他和楊振寧的比賽中，看上去處於領先地位。這裡，我用了「愚蠢」這個詞，是因為李政道和楊振寧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講，都是我們無法企及的。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楊振寧的名聲日隆。20年前，在今天看來已是經典的論文中，楊振寧已經發現麥克斯韋關於電磁學的理論其實是一種精巧而又強大的被稱為「定域規範不變性」對稱理論的結果。楊振寧獨立將這一對稱理論應用到強作用力和弱作用力領域。這一思想沉寂了10多年後，突然被人們發現它為格拉肖-溫伯格-薩拉姆關於弱作用力和電磁作用力相互作用統一理論、蓋爾曼關於強作用力的量子色動力學理論奠定了基礎。近年來，很多對金融感興趣的應用物理學家開始將這一思想應用於研究市場參與者確定金融價值的「交易力量」分析。從這個角度來說，二人的貢獻尚無定論。

對於現在的物理學生而言，李政道和楊振寧都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對於我們這些見證者而言，很難抗拒這種不公平地把他們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衝動。事實上，我們中的任何一個哪怕只是寫出他們那些卓越論文中的一篇，就已非常難得了。然而，當昔日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畢業生歡聚一堂時，仍免不了爭論到底是李政道更棒還是楊振寧更棒，就像童話《柳林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的最後一章里，動物們回憶蟾蜍先生及其朋友的輝煌戰績一樣，討論這些往日英雄的豐功偉績。

單論學術的話，楊振寧貢獻大一些，好吧不是一些，是大很多

老楊貢獻更大，但也不否認老楊也更在意榮譽和利益，這些存在一個人身上並不矛盾，不必要求完人

這個問題沒懸念，楊比李大得多。

楊因為弱宇稱不守恆獲得炸彈獎，類似於愛因斯坦因為光電效應獲得炸彈獎。

人品是人品，成果是成果。

牛爵爺的人品更差，可他照樣是最偉大的科學家。

http://tdlee.ccast.ac.cn/question.html

如果問題是「楊和李誰對物理學的貢獻更大」的話，毫無疑問應該是楊，因為宇稱不守恆是李的最高成就但不是楊的。

如果問題是「在宇稱不守恆這項工作中，楊和李誰的貢獻更大」，這就不好說了，畢竟當事雙方各執一詞，旁觀者沒有可靠證據的前提下，沒法作出準確判斷。單從排名來看，論文「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作者排序是「Tsung-Dao Lee, Chen-Ning Yang」，按照慣例應該是李貢獻更大一些。

論對中國的貢獻，還是楊的大：

標題: Re: 當年楊振寧反對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真是太對了

對的，老楊是覺得中國褲子都穿不上的時候，不應搞搞這些門面工

程，

應該搞更靠近國計民生的化學，化工，生物等等，提高產業水平。

這都40多年了，中國一大幫挫貨還是不理解老楊。

雖然，我寫打油詩擠兌老楊吃嫩草，但是

老楊的境界確實是非常高的。

特別是在40年前，那絕對是首屈一指。

【在 scraper (天朝棄民之非洲螢火蟲) 的大作中提到: 】

: 這個建議非常得體，經營一個國家不能夾雜著太多浪漫主義。吃

飽撐了以後可以玩玩些

: 吹拉彈唱。

: 粒子物理也不是不能研究，後來不也是有HIGGS么，可是這些不是

一個國家的當務之急

: 。工程材料等在國家層面上要優先。登月遙控等比發現粒子要重

要。

標題: Re: 當年楊振寧反對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真是太對了

這也是我鄙視施一公的一個直接標杆。

施一公都是院士了，已經是頂級待遇，結果境界low的一逼，

還停留在，拿人民的錢灌水，數垃圾文章，洋洋自得的階層。

他給老楊提鞋都不配。

有不少中國的其他的院士，也都是這德行。

算了，不說了！

登月，遙控，航天，衛星等都很重要。

但是，要注意節奏，也不能上太多錢，

步子不要太大，不要扯到蛋。

物理還是很重要的，但是高能物理，基本粒子，

砸那麼多錢，除了垃圾文章，用途和回報實

在太少了。

別人都不玩了，我們還花大錢玩，有點太sx。

完全不是一個檔次，楊的貢獻往低了說三倍李政道以上

楊李二人獲得諾貝爾獎的理論，對於楊自己來說是二流的成果，對於李來說是其最頂尖的成果。所以你們覺得呢？

對於二人之後的分裂，比較贊同另一個問題的高票答案：對於這種大科學家們來說，有可能理念或者性格上的一點點分歧，都會造成常人無法想像的衝突，他們異於常人的思維往往做出常人無法理解的事情（大意是這樣）

神仙打架。

我建議咱們還是不比比了。。。。

楊貢獻更大，但李已經是一流的物理學家了

建議票友和鍵盤科學家們在這道題下退散，別在那指點江山了。人家的論文你半個字都看不懂，評論個哪門子勁==

請物理專業的人來回答。並且盡量淺顯地解釋給我們聽==

好了我退散了==

本人和物理研究領域無關，也沒有任何內幕，讀了幾篇評論文章，顯然這個貢獻更大之說與兩人決裂有關，從讀到的文來看說兩句讀後感（寫文的人難道不是讓人讀後有感想嗎？）

今天看到有人在轉楊振寧要轉中國籍（？），就讀了一下介紹，自然李政道的名字會出現，就上網查了一下李政道，搜索結果排在前面的就有李政道與楊振寧決裂事件_百度百科，讀後感，那裡的評論顯然是傾向支持李政道的，接著的搜索結果就是這裡，又進來讀了一下，我的感覺（只與兩人分手有關），從爭名利的角度講李政道絕無一點遜色，從知乎這裡（隔壁王老五）的評論看，提到因為那篇文章署名排名先後顯然李政道貢獻大就說明排名是有寓意的，我對「按慣例字母排名」說法不太相信，就算有這個「慣例」也不排除可以不按慣例，而「按慣例」李政道就理所當然的認定自己貢獻更大要求必須排前，李的內心顯然是要爭個先後，至於真正誰貢獻更大，反而在一些文中沒出現，似乎楊振寧因為姓氏字母就理應該排第二（不應該爭），而李政道理所當然應該排第一（不應該讓）。這就是我的讀後感。

從不少評論兩人分手的文來看，唯一的原因都是因為姓氏排名，假設按慣例排名應該反著排，那麼楊就應該理所當然一直排第一了，就根本不會出他要爭的問題了，那麼這就能成為他貢獻更大的依據？讀了這裡的回答，我現在感覺，楊要求署名排前肯定是對誰貢獻更大有看法的，而從這裡的回答，看樣子他對那篇得獎論文的貢獻應該更大（也許一點點？），退一萬步來說，兩人貢獻相同的話，李政道也沒理由非要堅持自己一直排名在前，顯然他知道排名在前給他的榮譽和優勢，理所當然的不願讓位，似乎他排前是理所當然的慣例，而楊要排前就是爭名利，這在我的眼裡，李沒有一點不爭名利的意思。

對於有爭議的排名，只有他們倆人清楚誰貢獻更大，而對外人來說只是個排名，並不是公開表示誰的貢獻最大，如果李要堅持按慣例排名，顯然楊與他合作研究發表文章就要永遠排名第二了，要麼倆人商量好排名的方法（哪篇文誰排名在前，這樣分析來看，顯然李也是不願讓步，因為只要楊不爭，那麼每篇文章按慣例就自然是他排名在前），要麼只好不合作了，這樣看，分手很自然。外人不清楚內情的只能分析了。

既然比的是貢獻，而不是個人專業能力強弱，也不是人品，那麼應該說楊更大。

楊振寧的學術成就：

（A）統計力學

A1. 1952 Phase Transition（相變理論）。

A2. 1957 Bosons（玻色子多體問題）

A3. 1967 Yang-Baxter Equation（楊-Baxter方程）。

A4. 1969 Finite Temperature（1維δ函數排斥勢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溫度的嚴格解）。

（B）凝聚態物理

B1. 1961 Flux Quantization（超導體磁通量子化的理論解釋）。

B2. 1962 ODLRO（非對角長程序）。

（C）粒子物理

C1. 1956 Parity Nonconservation （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受恆）。

C2. 1957 T，C andP （時間反演、電荷共軛和宇稱三種分立對稱性）。

C3. 1960 Neutrino Experiment（高能中微子實驗的理論探討）。

C4. 1964 CP Nonconservation（CP不守恆的唯象框架）。

（D）場論

D1. 1954 Gauge Theory（楊-Mills規範場論）。

D2. 1974 Integral Formalism（規範場論的積分形式）。

D3. 1975 Fiber Bundle（規範場論與纖維叢理論的對應）。

李政道的學術成就：

1) 弱作用宇稱不守恆

(2) 李模型

(3) 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RHIC)物理

(4) 強子結構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論

(5) Lee-Yang單圓定理

(6) 時間反演、電荷共軛和宇稱三種分立對稱性

(7)高能中微子實驗的理論探討

(8) 玻色氣體的Lee-Huang-Yang修正

(9) 李-瑙恩伯定理

(10) 場代數理論

(11)水力學中二維空間沒有湍流

李政道答記者問提到雙方的合作：

1948－1956年，在合作寫了宇稱不守恆的文章以前的八年中，我們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時期所有的論文之少數，僅佔三分之一弱。

在1956年寫了宇稱不守恆的文章以後， 1956－1962年六年中我們合作了二十多篇論文，占我在同時期所有論文的二分之一強。這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作三個大領域：

第一個領域是關於對稱和不對稱的各種現象的分析，是在因宇稱不守恆的發現而新開拓的物理領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個領域是統計力學和多體問題，屬於我和楊振寧1952年統計力學合作領域的擴展。

第三個領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從高能中微子領域推進至中間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李政道答記者問

朱光亞：李政道物理生涯五十年

楊振寧給吳大猷的信

大猷師︰

謝謝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憶》，是吾師三十年在台工作的總結，讀後感慨甚多。

一九六七年以來吾師在台不愉快的事，自書中多處可以看到。今日公諸於世也好。大公無私，直言不諱的精神是會受到有識者的敬仰的。

關於馬仕俊師的剪報我是第一次看到。

多年來知道吾師極關懷政道與我一九六二年決裂的事，因為我嚴格遵守「君子交惡，不出惡聲」的原則，始終沒有向吾師與吳太太談及詳情。今日簡要地談一下︰

I.一九六二年以前與以後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談李與我的關係，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兩位家庭朋友以外。這是我的原則。政道則四處亂講，說我與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帶領的，等等。我雖多次聽到關於他這種胡說的謠言，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原則，直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 Papers》中），才了解到謠言並非全無根據，才了解到他背後怎樣在歪曲我和他的關係。震驚之餘我才決定寫出真象，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頁足注的背景。

II.一九八三年以後我仍然避免談李和我的關係，可是政道卻繼續亂講。近年來他發表了幾篇文章，包括︰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中（Birkhauser

1988）。在這些文章中他主要講的是︰

（a）他和我的關係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關於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頭的。

關於（a）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當弟弟待。我指點他學場論，學群論，學統計力學，還直接影響了他處世作人的方法與態度。以後我儘力幫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與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紹他去Berkley；次年

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紹他來Institute，才開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一九六O年我力主請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於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

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關於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時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為他時常來我的辦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說這篇文章是我們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來我們長期合作的許多文章，不論是粒子方面或統計力學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頭，我作的主要突破，我執筆寫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內。

關於（b）點︰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於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頁有詳細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與C"十個Couplings之idea的來源。該一九五O年的文章，與我一九四八年Ph.

D.論文，與一九五四年Snow，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觀念的背景。即時大家都在討論；heta—ao謎，可是只有我集此諸背景於一身，所以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觀念。（見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頁。）政道今日說Budde et al.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紹給Schwartz的。（這是他六十

生日會上他所打出的一張王牌。）如果此說能成立，為什麼一九五六年我們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為什麼一九五七年我的與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為什麼李的一九七O年仍一字末提Schwartz？

Ⅲ。政道和我的關係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頁有濃縮了的，感情豐富的描述，請吾師參考。大體講來我們的關係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長兄，是他的老師。

第二階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導他進入統計力學與對稱原理的研究。在這

段時問內我們親如兄弟，合作無間。我知道他不願被別人認為是我的副手，所以「

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的選集，第54頁。）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們成了名以後，政道內心起了恐懼。他自知對

Parity工作貢獻很小，極怕世人會說他其實不應得諾貝爾獎。這種恐懼與他的強烈的競

爭心交織在一起，腐蝕了他的人品。下面一個例子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顯示了我們

的複雜心理︰

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領獎前我們每人寫了一份短短的自傳（附上複本），這是獎金委員會循例要我們寫的。我們交換看了稿子。使我十分驚訝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沒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覺反應是我要告訴他這樣十分不妥、可是繼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沒有寫的原因︰他受到我的影響遠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響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開講出來我對他的影響。我知道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沒有向他提了。

第四階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這階段里，為了保護他自己（？），為了矇混世人（？），政道到處散布謠言，前面已經提到過了。

Ⅳ。政道是一個極聰明的物理學家，吸收能力強，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與數學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遜一籌，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後文章雖寫得很多，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沒有大影響。越是這樣，他的恐懼心病就越厲害，這是一個大悲劇。

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們的決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對政道有沒有做過不道德的事呢？有沒有做過錯誤的事呢？

關於前者︰沒有。絕對沒有。我們決裂以前，我雖然同我父親母親在歐洲見過三次，可是我從來沒有向他們提起政道和我的關係。決裂以後，於一九六二年秋我寫信給我父親向他交待政道和我決裂的情形時，只說政道和我的關係的發展很複雜，不是一時能講清楚的，可是我可以向父親報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間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師報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來二十七年間我仍然保持了這個紀錄。

關於後者︰我做過大錯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寫了以後，把作者簽為Yang and Lee，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

這封信會給您帶來不快甚至痛苦，請原諒。即問夏安

生振寧上

八九年七月七日

科學網-物理學之美：楊振寧的13項重要科學貢獻(增補版) - 施郁的博文

看看面相。

光電效應的解釋和相對論，前者是諾獎，後者沒有，哪個厲害？

對於普通人來說，這就好比看西遊記問如來佛主（楊振寧）和玉皇大帝（李政道）誰的本領更大，都是頂級神仙，凡人比他們大小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具體到各自的領域，他們都是最牛的；但放眼整個物理學科，佛主地位更尊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