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濼是北宋抵抗遼國的有力武器嗎？

01-15

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棰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逾矣

瀉藥~

其實把曾瑞龍先生在這篇論文里的這一段讀懂，這個問題就不是個問題了。

以下引用：

大量史實說明，北宋的彈性防禦是歷史環境所造成。宋遼邊界的地理形勢使宋軍不容易建立鞏固的前沿戰線而寧採用彈性防禦。自滄州至順安軍邊吳淀，邊界有塘水阻隔。這段天然防線，按照何承矩計算，其直線距離「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⑥，但全長則「綿宜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⑨」按照沈括的記載，「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10）」但邊吳淀西向至長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敵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尤其是端拱二年(989)易州、滿城相繼失守，遼騎直叩唐河，是邊防最嚴峻的考驗（11）。據沈括的調查，這一地段中又可分為兩段，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和保州以東至順安軍一段。對於前者，宋軍可倚西山布陣，另以奇兵設伏，令局勢不致惡化。但後者則「平川橫袤三十餘里，南北徑直、並無險阻，不經州縣。可以大軍方陣安(長?)驅，自永寧軍以東直入深、冀，行於無人之地。（12）」這才是前沿的最大漏洞。

宋軍在前沿列置堡寨，作為體現主權、維持治安的機制，為巡檢司等小部隊提供基地設施，也作為難民的臨時庇護站。部分堡寨還有貿易功能（13）。可是這些堡寨未必能抵禦遼軍大部隊的進擊。縣邑的抵禦能力也似不強。《宋史·崔守素傳》說君子館戰役(987)之後「河朔諸州城壘多圮」，指的大概是諸州屬下的縣邑和堡寨。事實上，整個二十五年的宋遼戰爭中，宋曾經失陷的州城只有易州、深州和祁州，而失陷的縣城和堡寨則甚多。單遼軍端拱二年(989)的攻勢就攻拔了滿城、長城口、小狼山寨等多個宋軍沿邊的據點（14）。

在開國伊始，宋太祖似乎有從事前沿防禦的意圖，命郭進控西山、李漢超鎮關南、何繼筠領棣州、賀惟忠屯易州、張美鎮橫海、雖「少與之兵」，且「二十年不遷其任」，卻給與極大的自主權。

太祖任命這批前沿將領，歷受北宋一代文臣讚美，且作為一個典故在討論戰略問題的奏章上一再出現（15）。然而這是否便說明太祖具有前沿防禦的構想?似乎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論定。一方面，太祖時宋遼之間並宋出現持續的軍事對抗，諸將的任務可能僅在對付契丹的日常抄略。在開寶二年(969)圍攻太原一役，契丹援軍深入定州嘉山之後，才遭遇韓重贇所統禁旅伏擊而敗走（16），也反映出太祖對前沿防禦沒有寄以厚望。

因此，自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宋遼戰爭全面爆發後，「會兵設伏夾擊」（17）的彈性防禦方針就成為重要而必須的戰略。滿城會戰(979)是來軍第一場大型彈性防禦作戰。宋軍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敵，而將鎮州、定州兩處屯軍集結在徐河待機。宋太宗為這一戰特地頒下陣圖，結果因不合符戰場實際，以致諸將必須臨時變陣出擊而大受史家垢病。（18）然而無可否認，宋太宗的戰役意圖「會兵設伏夾擊」是完全達到，而且鎮、定和關南二路大軍的協同也恰到好處。這一方面，崔彥進巧妙的側翼迂迴功不可沒。他「潛師出黑蘆堤，趣長城口」，恰好在遼軍在滿城方向敗退時從後截殺，因而將大量遼軍趕入西山坑谷，造成巨大的傷亡。宋軍在處理戰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縱深上的徐河鞏固一個堅強的正面陣地，同時得到一個有力的外線兵團威脅敵軍的退路。這種戰役法鮮明地體現了彈性防禦的特色。

此後，宋軍的正面陣地大體就以定州為樞紐，環繞著唐河、徐河、保州、威虜軍、北平寨等要點，隨敵情而修正位置。如馮拯曾作出置大陣於唐河、中陣於邢州、後陣於天雄軍的構想（20）。寇準對澶淵之役的種種構想，也是基於在定州設大陣的既定方針而變化出來。（21）與在定州設大陣這一相對穩定的措施相比，如何構建外線兵團，卻是煞費苦心的事情。宋軍很難再寄望契丹會重蹈滿城會戰的覆轍，輕易地讓關南部署司切入其後方；而且宋太宗也表現出過度留戀戰區指揮權，遲至關南(瀛州)部署司在君子館戰役覆沒後，才設置一體化的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司。然而要怎樣建立必要的迂迴力量，仍然沒有定論。

宋遼戰爭期間，宋軍所施行的彈性防禦還有很多內在的問題。如八萬人以上構成的大陣中步兵比例高，以致行動和反應能力比較遲緩，後期的主將傅潛、王超作風保守，更大問題出在一體化的指揮難以達成。太宗、真宗雖然屢次頒下陣圖來劃一行動，但往往未能合符戰場實際。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對王超過於謹慎的作風似有微詞，索性將緣邊游騎的指揮權完全獨立出來，不受鎮、定、高陽關二路都部署，亦即大陣主將王超的指揮。宋真宗說，「本設奇兵撓其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四人無以自效。」（22）這樣無疑活躍了緣邊游騎的功能，但對於達成指揮一體化的目標而言，卻仍是迢迢無期。到慶曆時，邊患又再日益嚴重，朝廷仍在戰區指揮權的問題上出現分歧。程琳主張四路分帥，夏竦主張平時置四帥，戰時擇一位兩府大臣為總帥，而韓琦則主張分東西兩路。其問題徵結在於河北的政治重心在大名府，而軍事的重心則在鎮、定．「其勢倒置」（23），加深了建立一體化指揮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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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人說，塘濼是消極防禦，這話既對又不對。說對，是因為塘濼確實不是與對手進行積極對抗的手段。與對手進行積極對抗，應是與對手反覆爭奪戰略主動權才是。太祖所言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才是積極與對手爭奪戰略主動權的態度和立場。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防禦本身就是消極的了，因為防禦不能徹底解決敵人佔有戰略主動權的這個問題。

說不對，是因為防禦和進攻，本身並不是矛盾的兩面，而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手段。同樣的，即使是採取消極的防禦態勢，也不等於說就「一竿子捅到底」了。同樣是車，有的車裝了防盜鎖，有的車沒有裝，那你是選擇偷裝了鎖的，還是偷沒裝鎖的呢？

當然，這個思路還可以辯證一番來看。反過來想，如果北宋在可以直接突擊的平原地區縱深部署了強大的野戰軍，而有塘濼保護的地區則兵力薄弱。那遼軍會不會有可能從滄州方向強渡塘濼蔓延的地區，發動突然襲擊呢？

從戰役組織法的角度來看，也是可以的，而且這麼做大大出乎北宋方面的預計，會有很好的戰役突然性。

但如此一來，就等於把三關路方向放給宋軍主力兵團，讓宋軍從這條大路直接殺到幽州，而且遼軍還要背上塘濼的包袱。設若開封的戰略預備隊出動，與遼軍主力在滄州對峙，外線的宋軍野戰兵團則襲其側翼，咱家看恐怕歷史上不會有澶淵之盟，會先有滄州之盟吧！

以宋遼兩國的形勢來看這個問題，其實很明確：

塘濼這種天然和半天然的地形是對河北地區的平原地形的一種彌補，使得北宋的野戰兵團能夠躲藏在縱深的地域，等待遼軍的主力部隊暴露其主攻方向，然後再進行會戰部署，從而達到後發制人的效果。

設若不是從山西延伸到華北的部分地理條件，和滄州延伸出來的塘濼，能夠讓遼軍大舉南下的範圍限制到一個可以估計的程度，則北宋必須將其野戰兵團向前部署到沿邊地區去，這無論是對後勤還是軍備，都是及其巨大的耗費。

至於劉六符所說的，基本可以認為是吹牛逼。這種牛逼歷史上不只一次，南宋對蒙古的時候，耶律楚材也曾吹過牛逼，說南宋不過依靠「大江」，吹噓蒙古騎兵可以天上天上去，海裏海里去。

結果呢？後來還不是老老實實在襄樊圍攻了5-6年，最後水軍浮漢下了鄂州，才順著長江一路A到臨安的~

這個，可以看程龍的《北宋糧草籌措與邊防——以華北戰區為例》

貼兩段：

範圍如圖：

藉助現有的地理條件，人為製造更多的障礙，用來限制遼軍可以進軍的路線，於是宋軍「得以專力而控其要害」。

以前有人問，你說塘水有用，有沒有例子宋軍靠塘水打贏的？

這就顯然是把一個戰略阻礙當成了戰鬥中直接致勝的武器。

其次，塘水的形成是有時間性的，有些甚至是澶淵以後才有的（此前雄霸間塘水不相連），也不是所有的塘水都能完全阻擋行軍（比如「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為歸路」），所有不能把這張圖拿去套宋遼發生過的所有戰役。

塘濼是消極防禦的結果,總體作用是弊大於利的。

從弊端來講，佔用民田，使得農民失地；耗用民力，地方消極應付，財政疲敝；另外，塘濼附近的土地未必能享受到澆灌便利，反而由於河北的地質以及黃河的威脅導致塘濼易於產生泥沙淤積，產生水患，導致農民歉收，而且在北方種植水稻，本身是否合理尚待商榷。多方面破壞了河北的經濟發展。塘濼「綿延七軍州，屈曲九百里」，規模宏大，初始營建即「吞沒民田，盪弱邱墓，百姓始告病」，北宋士人多有提及，比如歐陽修就說「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包拯也在奏摺上提到「雖有田土,以迫近塘泊,遞年例皆淹澇,秋夏未嘗收熟「。

有利的方面，效果並不明顯。從防禦「戎騎」的好處講，雖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有限，原因在於塘濼雖然一定程度上縮短了北宋防線，但由於地形及建設難度，塘濼難以形成統一的防禦線，總有空隙可以使得騎兵進退自如，而且只是遲滯了騎兵的衝鋒速度，難以形成實際有效的傷害。而所謂屯田和運糧以及消除冗兵的好處，在初期尚有一定效果，但後期由於維護成本增大，屯田農地都幾乎沒法創造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契丹界內也修建有塘濼，劉六符誇口「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棰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逾矣」明顯是大話，而且意在打擊北宋的信心。可見在當時遼人的眼中，塘濼也是有用的。

是否是有力武器，主要還是考慮成本—收益選擇。前期佔地建設成本+後期維護成本+疏於管理之後的生產破壞對於國力的削弱，要遠遠大於所帶來的國防好處。

冬天一到，凍得很瓷實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卵用，你看君子館和女真滅宋哪次不是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