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帶去台灣那麼多黃金和人才起了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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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內的史學家們已經承認了當年國民政府撤台後，並沒有帶走那麼多的黃金。所以第一個問題是不成立的。至於帶走的那些人才！可以看看台灣目前有名的大學，有幾所不是在台復校的原大陸的大學。包括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東吳大學、中央大學、輔仁大學等等。這些高校培養的人才，為日後台灣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人才基礎。反觀大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等這些有名的大學，全部都合併了。而老蔣沒帶走的人才，基本上反右和文革都給干光了！

從傳統文化角度，帶走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孔德成、正一道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的意義非常大。對於傳統文人士大夫的宗教和信仰來說，這兩位代表的是道教和儒家的正統傳承。

從現實意義角度，也帶走很多能做具體科研工作、教育工作的人才，如下：

梅貽琦，物理學家、教育家、北京清華大學校長、新竹清華大學校長。

胡適，北京大學校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傅斯年，歷史學家、教育家，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

吳大猷，物理學家。

張大千，畫家。

于右任，書法家、教育家，民國元老。

梁實秋，文學家，翻譯家。

錢穆，歷史學家、教育家、儒家學者（1949年在香港，到1966年才遷往台北）。

林語堂，文學家、教育家。

暫時想到這些。發現沒有，這些人大多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和研究的，門生弟子也很多牛人。例如吳大猷在西南聯大做教授時，楊振寧是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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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1：

按照題目，以上人才對於1949年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和文化推廣起到重要的作用。

國府遷台，要融入並統治本島，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都需要一批相應的精英，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穩當地「建國」。政治方面，主要是民國南京政府的人；經濟方面，除了國府關係戶，還有一批滬商、浙商資本家。如果僅有錢而沒有這些精英，一旦錢花完了，也就呵呵了。

文化教育經英遷台，創辦、復建一批高等院校、研究所（這個得有錢，是吧？），極大改變了日佔期科教文的價值取向和指導思想，對基礎教育也有廣泛影響。

1948年至1949年，節節敗退的蔣介石一直秘密在做遷移台灣的準備，而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轉移黃金。在蔣介石的幕後指揮下，國民黨政府先後將700萬兩黃金分四批秘密運往台灣。
當年蔣介石的「總賬房」吳嵩慶是親歷大陸黃金運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吳興鏞在父親逝世多年後發現了其留下的絕密「軍費密記」，經過深入研究、探訪，首次向世人完整披露了60年前事件的真相。 ——編者
深夜秘密運金行動
1948年12月2日凌晨，外灘全面戒嚴。英國記者喬治·瓦因住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北樓）中國銀行一邊的客房。午夜過後，他向東望，從昏暗的路燈下依然可以見到岸邊的「海星」號；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國銀行的側門（今滇池路74號）及圓明園路口，挑夫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海邊，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停靠在黃浦江邊上。做新聞記者的他憑著專業的直覺，斷定所挑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便立刻從黃浦灘路 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華商報》(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報紙也轉載了這條消息。
據中央銀行檔案，幾天以後，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提銀元l000萬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從金圓券準備金里提出的，於12月8日利用淞滬警備部（司令陳大慶）夜間戒嚴時，以招商局的「海滬」輪運去廣州。

上海黃金擠兌慘劇
12月1日深夜的運金行動，不只轟動上海，也震驚了全中國，上海人心惶惶，沒過幾天就在中國銀行門前發生了震撼世界的黃金擠兌事件。國民黨政府在中國銀行以遠比黑市價格低的純金，有十百倍的利潤及保值，讓市民拿1000元金圓券（每日牌價上調）換兌黃金1市兩，但每天限售1000兩，先來先購，於是成千上萬的市民都到銀行外面去排隊。
上海《申報》12月27日刊登：各地「國行所兌出金銀，僅占庫存廿分之一」，如以庫存黃金400萬兩計，則兌出黃金全國為20萬兩。外灘擁擠成人海，最後以擠死擠傷多人告終。
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之最初二三十年，台灣當局對於黃金運台的事都噤口不言，因黃金運台的事情，從大陸民眾觀點來看是民怨極大的。
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金圓券快速貶值。以銀元與金圓券的兌換率來看，到1949年1月，銀元從開始的2元金圓券換一塊銀元漲到1000元兌一塊，到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已經超過1000萬元兌一塊銀元。8個月來，通貨膨脹超過500萬倍，也就是說，如果家有100萬美金，換為金圓券後，8個月後只能換回美金2角！再過三個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錢了。
海關緝私艦「海星」號運金
當年參與金銀外匯運台灣的軍經人士都是替蔣介石辦事的人，蔣曾千叮萬囑要守密，在台灣誰敢隨便談此事？但是，國外與大陸人士就可以盡量發表與發掘史實。
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中國海關總稅務司(1868-1907)羅伯·哈特信件集》，由費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編，由最後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作序，他在書中寫道：
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除了海關的收入之外）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按：約260萬市兩）及120噸銀元，從上海國庫轉移到台灣。
其實，在1948年12月用緝私艦運的兩次，是第一批260萬兩黃金、400萬塊銀元。第二批是先父吳嵩慶（當時擔任國民黨軍隊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的財務署長，掌管全國民黨軍隊費）經手的，是在1949年1月20日前後，約90多萬兩（大約33噸），是由海軍運去廈門海軍碼頭再轉鼓浪嶼。另外，在2月 7日至9日用中航（中國航空公司）及軍機運的60萬兩到台灣是第三批，到5月運的第四批20多萬兩。

蔣介石幕後主持運金
前中國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所提的80噸黃金是否正確，是歷史上亟待證實的。首先要問誰有權把國庫黃金轉移庫藏地點？答案是中央銀行總裁，當然幕後是蔣介石在主持。
1948年12月誰是中央銀行總裁？是俞鴻鈞。俞鴻鈞第二次擔任央行總裁是1948年5月19日。那年5月1日南京行憲國民大會選出蔣中正、李宗仁為正副總統後閉幕。該月底翁文灝內閣組成，以僅受小學教育、自修出身的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三個月不到，就發行無足夠準備金的金圓券，於8月19日深夜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的名義公布。其要點為：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據台北王紹齋等著《俞鴻鈞傳》記載：
……第一批黃金起運之夜，軍方實施特別戒嚴，上海外灘一帶斷絕交通，行人車輛一律嚴禁通行。直到嚴密裝箱的黃金一一安全運上海軍巡邏艦，解纜啟碇駛出吳淞口，外灘一帶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鴻鈞又在辦公室里焦灼緊張，繞室彷徨，惟恐解放軍攔劫，或是途中萬一有失。他一連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後，終於接獲台灣方面發來的密電，所運黃金全部平安抵達，他這才長長的吁一口氣。
……庫存黃金運送台灣一事，完全是俞鴻鈞個人鑒於時局逆轉，默察形勢，當機立斷，所作的一項重大決定。因此他在黃金安然運抵台灣之後，必須由上海連夜乘車直駛南京，向最高當局當面報告。
這段記述中有些明顯錯誤，首先，由俞本人單獨作此當機立斷的一項重大決定，這可能嗎？這牽涉到中央銀行之外的其他獨立機構，像海關、陸海軍，以央行總裁有權調動嗎？其次，並非由海軍的軍艦運送，而是用海關緝私艦運送，軍艦（「美盛」或「美朋」號）僅做護航的工作。
此件極為重要的關鍵決策，若無當時在南京的蔣介石總統在幕後決策，那位俞總裁就實在是太「膽大妄為」了，相信俞能再任央行總裁，也是蔣刻意安排的。且看這一年的前幾個月蔣的行蹤及動作：5月18日，他頒布「全國總動員令」，表明「戡亂到底」之決策；9月27日，解放軍攻克濟南；10月2日，蔣巡視沈陽，已知東北整個局勢惡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個華北也須做最壞打算。巡視完東北及華北後，10月8日到上海,10月9日召見俞鴻鈞及蔣經國，極可能蔣於此日已指示俞應做最壞打算。蔣11月的日記里已決定把央行大部黃金轉移「儲存地點」，此「安全地點」就是隔海的台灣。
即使1949年初他已下野，不再擔任總統，但他仍以無線電台的電訊及密碼遙控軍政，幕後掌控國庫「現金」運台及運用，堅持發行新台幣，把國民黨政府重心向台灣轉移，作「有計劃的放棄大陸」。
親歷運金的見證人

關於第一批運輸黃金銀元赴台的船隻，2006年《人民日報》（海外版）公布的「發行局簽呈」（1948年11月29日）最為可信：
……洽妥海關海星巡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按：後由「關盛」號）隨行護航……（由發行局密呈）
據當時任央行秘書處秘書兼機要科主任、專辦俞鴻鈞交辦公文的何善恆，在1985年4月18日寫給台北《傳記文學》社劉紹唐社長的信中提到，發行局負責簽呈的是副局長陳延祚，後來負責押運的是發行局襄理何驤及專員劉光祿。陳也負責安排戒嚴、防衛及運輸。
這艘運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裡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艇之一，屬AN型艦艇，系美國「二戰」後退役的防潛艇，據美國海軍記錄，此數十艘 AN型艦是1941年3至7月由美國七個不同的造船公司生產的，它的總長度是163尺，寬度約30.5尺，空重是500噸，滿載是700噸，航速可達每小時12海里。
為什麼用海關的船隻運送？除了在熱鬧的外灘江邊不引人注目外，還因為當時海軍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黨滲透，從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國民黨政府海軍共有90餘條軍艦起義。因此，避免用軍艦運，這種考慮是非常必要的。
海關是「洋機關」，中共滲透比較少，俞在1948年底使用海關船隻運送黃金、銀元兩次，的確讓中共地下黨「沒防到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後，中共地下黨在上海江海關已十分活躍，第二批國庫黃金就只有「冒險」以海軍軍艦運送了。
當年「海星」號船員范元健1991年8月在台灣回憶道：
……船長是鍾福林（安徽人），5名關員及30幾名水手都是中國人。那天應該是民國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點光景，艦長突然神色凝肅地進入船艙，告訴大副：「我們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準下地！」誰知道，等到當天晚上十一二點，都沒有接到開船指示，大家都覺得事有蹊蹺。到深夜一點左右，船忽然開動了，但是，讓我們吃驚的是，「海星號」竟然偏向左彎，隨船人員莫名其妙，因為向左轉就是上海外灘岸邊，根本不是出海緝私，大伙兒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號」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國銀行的專用碼頭，碼頭鄰近的街道上沒有一個行人，顯然已經實施局部戒嚴。幾分鐘後，中國銀行旁邊的街道內（按：即滇池路）出現了十幾個挑夫模樣的老百姓，二人一組，用扁擔挑著兩箱大約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見方的木製箱子，吃力地朝「海星號」魚貫而來。木箱子怎麼看起來特別沉甸的樣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著，東西似乎是從銀行倉庫搬運出來的，難道是金磚不成？同仁們好奇地彼此竊竊私語，艦長鍾福林這時告誡大家：「不要管裡頭裝著什麼？反正只管完成任務就是了！」船員們雖不敢問，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國庫黃金。
約莫一個小時之後，上來一位著便服的男人，很客氣地和我們打招呼，原來，他就是中央銀行派來押運黃金的人，鍾福林還派人在大廳為他準備了一具行軍床（按：應該就是央行職員劉光祿）。等黃金全部送上船，「海星號」即在夜色掩護下，駛向長江口，沒有人曉得船要駛向何方。等船開到舟山群島附近江面，鍾福林才透露：「我們這趟去台灣！」顯然，這是一項極度機密的運金行動，沒有任何軍艦護航。

「海星號」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終於平安抵達基隆港二號碼頭，幾部大卡車早已靜候多時，一個小時左右卸運完畢，大卡車便在央銀人員押送之下，朝台北絕塵而去。
范元健作為親歷者的這段回憶是可貴的史料，記錄下了歷史的一幕。
「海星」號到基隆，當局安排了台灣央行的駐台代表沈祖同，負責點交給台灣銀行金庫存儲保管。據基隆海關（即當時台北海關）秘書課主任王樹德（江蘇太倉人，後任「總稅務司」）於1975年12月回憶：
……民國三十八年春，在一個深夜零時許，原台北海關（即現在的基隆關）三沙灣電台收到由上海海關總署發來的一封緊急密電，電文內容略為：「政府已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及白銀××噸交由海關『海星艦』運台，該艦將於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協調有關單位做必要之安排，並即交由中央銀行在台代表×××接收」。我當時即刻向稅務司報告。並依照稅務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項因應措施，當一切辦理就緒時，載運黃金白銀的「海星號」已在破曉時分駛抵基隆外港。由於當時已有萬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黃金白銀都很順利和安全地移交給中央銀行在台代表接收，該艦亦於完成任務後駛離基隆。
上述這一段26年前的舊事，海關同仁中恐怕知道的人很少，1978年王樹德退休時，蔣經國曾頒發景星勳章，他是在中國籍海關服務人員中唯一獲此勳章的，也許與黃金運台有功有關聯。
當年擔任央行總行發行局調撥科副科長的魏曾蔭曾參與押運第二批黃金去廈門，他回憶道：
……當時在上海，這批金子原來是存放在中國銀行、滙豐銀行和四行儲蓄會的倉庫里，由中央銀行發行局、國庫局和業務局三方管，發行局的具體任務落實在調撥科，業務局是負責加工成一兩、十兩的小條、大條。庫房管理制度非常嚴密，魏曾蔭說，當時規定如他死了，發行局掌握的暗號就由局長來對。他記得運台黃金是由海關緝私艦裝載，其中兩批直放台灣，一批先到廈門的中國銀行倉庫，再轉運去台。裝船都是深夜在警備司令部戒嚴下進行的。船上的押運人員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們互相監督，很嚴密。每艘船均由軍艦護航。參與押運最後一批黃金去台灣的是調撥科一位劉姓副主任，黃金運到後，他也就歸不得了。
現旅居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安仲英女士，其父安震宇是當時上海中央銀行職員，她在2004年11月13日回憶道：
……1949年4月間，在上海中央銀行任職的父親安震宇工作變得很忙，29日當天回家告訴母親說，家人們須搭乘最後一班飛機到台灣，下午四時她隨家人抵台，住進台北武昌街的台灣銀行宿舍。
……數日之後，安震宇帶著還不及十歲的安仲英和弟弟，說是去基隆抓「黃魚」，姊弟興高采烈同行。安仲英說，當時還真的以為是去海邊抓黃魚。後來，她與弟弟在港口看見父親們點收的箱子里，竟是一些金磚和做成魚狀的黃金（按：即l兩、10兩的金條），父親告訴他們那就是「黃魚」。……安仲英這才知道，那些是國民政府運台黃金的其中一批，安震宇後來才說出，那批黃金直接運到台北的台灣銀行地下室貯放，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尚未在台設分行。

這第二批90多萬兩黃金及第三批空運的60萬兩，加上第一批的260萬兩，及1億多兩的銀元及銀磚，當然還有近億的美金，就是今後支撐台灣和作戰的經費。所以，「老先生」下野時，心中很鎮定，舉止「甚安祥」（按：指1949年1月21日蔣下野當日在杭州機場所見的生動印象）。
由於黃金運輸從廈門到台北多是用飛機，所以當年空軍方面的目擊證人也很多，2004年，一位居住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劉存才，以及當年參與黃金空運到台灣的運輸機大隊長楊榮志都站出來說話。
楊榮志是1936年畢業於空軍航校五期的飛行官，雖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記得十分清楚。他說，那些黃金裝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須兩個人抬起搬運到飛機上。楊榮志時任空運隊第20大隊大隊長。他說，那是1949年春天，大陸情況甚是危急，第20大隊奉命載運人員及物資，運輸機往來大陸與台灣很多趟才完成任務。
目前旅居密蘇里州的劉存才也曾間接參與運送黃金的任務。他指出，1949年他擔任第11中隊作戰室文書上士，負責登記飛行任務的時間與內容。當時中華民國的兩個空軍運輸大隊，有近百架的空運能力，運輸機啟航時都是空機，返台時都是滿艙的人員與物資。所謂「物資」，其實就是黃金及銀元，但登記冊上一律寫明是「物資」，執行任務歸來的飛行員透露，載回來的就是黃金及銀元，由於情況緊急，飛行員還看到來不及裝運的銀元灑了一地……第20大隊因此被稱為「黃金大隊」。
運台黃金用在何處？
新台幣最初發行的準備金
上列第一批260萬兩黃金運台以後到哪兒去了呢？最大一筆是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省主席陳誠），以中央銀行撥還台灣銀行的80萬兩黃金及一千萬美元外匯做進口貿易資金，公告新台幣發行辦法。」這就是新台幣最初發行額2億的準備金。
據當年代表蔣介石在「財務署」管黃金的趙志華回憶：「曾在近9個月中經手約12次，每次以10萬兩黃金，以每兩280元，換為新台幣2800萬元做為國民黨軍隊薪餉」。從1950年4月1日到年底，每次10萬兩轉給中央銀行。此部分黃金如以280元一兩計，這100多萬兩就已經超過3億新台幣。
請參看袁穎生根據徐柏園的「政府遷台後之外匯管理初稿」所寫的《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中指出：
變售黃金以支應開支及以黃金折發軍餉，主要系發生在民國三十八，九年（1949和1950年）僅是黃金的變售價款，估計在此兩年就分別有新台幣超過一億六千五百萬元（約60萬兩）及接近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約140萬兩）。……此兩年度省財政歲入分別不過一億六百萬元，及三億八千七百萬元，則變售黃金價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財政歲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為政府的巨額收入，而在省財政及「中央財政」的歲入中，都未見列記……此200萬兩黃金數量與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幣發行之準備金（部分又被「變賣」回收新台幣）極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黃金（部分為「財務署」保管的黃金）轉給台灣銀行發行新台幣，大張旗鼓地公告，把超額發行的新台幣用來作軍餉，然後又「一魚兩吃」，靜靜地把部分黃金變賣，收回民間新台幣，來防止通貨膨脹，而在老百姓眼花繚亂之際，國民黨遷台初期的財政經濟就穩定下來了。

第二批存廈門秘密軍費黃金
1949年1月10日至月底，以軍艦密運到廈門的「軍費」部分，由蔣介石直接控制，支應1949年年內的國民黨軍隊作戰。據大溪檔案，廈門軍費黃金在1949年內用去786540市兩，另有3000萬塊銀元運到廈門，也做了軍費。剩餘約22萬餘兩在8月運台灣後與第三、四批及美國運回黃金合存一起，約100萬兩以上，部分繼續用於1949年內國民黨軍隊作戰。
軍費在內戰時使用更多的是銀元，近億塊，價值超過百萬兩黃金。其次還有1億兩的銀錠，這些銀子可能部分運到台灣，鑄成銀幣才能用。有數據顯示，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舊金山曾新鑄銀元3000萬枚（因百姓信任銀元，鑄銀元是划算的），以民國23年(1934)背面有帆船的「孫大頭」或「船洋」為主。
這批黃金銀元的支出主要是支應各省尚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國統區」親信部隊。在上海解放前夕，為了支應各地軍事需要，先父曾奉命各處奔走，與央行商量軍費，5月里飛行了14次，6月11次。尤其是台北、高雄、馬公、定海、廈門、福州、廣州、重慶、成都及海口，都是當時國民黨軍隊控制區，蔣介石也隨時隨地會突然召見。
蔣介石下野期間的總裁辦公費
曾擔任「國家安全局」主計室主任的趙志華，1949-1950年間在侍從室工作。2006年我們在美國洛杉磯有多次機會長談，才知道財務署的「軍費」也照顧了下野的蔣介石。
另據侍從醫官熊丸於1991年回憶：爾後財務署署長吳嵩慶為我們帶了銀元來溪口，那時我拿到兩百大頭，和曹聖芬各拿了一百大頭托張岳公（群）替我們帶回四川家裡，但沒帶到。
1949年7月10日，蔣介石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之邀，有碧瑤會議；8月6日應南朝鮮李承晚總統之邀，有鎮海會議。在這之前，據趙志華說，先父以「軍費節餘16萬美金，交總裁辦公室，方得出國訪問」。譬如，到菲律賓，預算為5萬美金，包括購買珊瑚等禮物在內。在1950年蔣介石復職前，毛和先父轉撥的這兩筆款子，據趙志華記憶，除了寧波市銀行的少數生活費外，是「總裁辦公室」的兩大筆收入。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訴筆者一件事，那就是「財務署」掌管的錢，在蔣介石復職之後，就成為他的「小金庫」。在50年代，台灣經濟尚未起飛，預算很緊縮，蔣介石就用其應付一些額外的需要。先父就記下了一項：「送林可勝出國5千元美金……」林可勝教授是國防醫學院的創始人（1947年成立國防醫學院於上海，以軍醫署長兼國防醫學院院長，1948年12月出任衛生署長，1949年5月辭職，赴美任伊利諾大學醫學院訪問教授，是研究止痛藥理的先驅，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的醫學專家）。
《聯合報》拿去了多少黃金？

2005年2月號的台北《傳記文學》有一篇頗有趣的文章，為習賢德所寫《王惕吾、王永濤與民族報崛起的相關考證》，細讀才知道，聯合報系的崛起與第二批黃金軍費有關。
王惕吾系以《民族報》起家的聯合報系創辦人，而王永濤即王逸芬，就是當年派駐台北收支處的那位處長，是蔣的親信，幫忙看管軍費金銀。1960年王以少將軍銜退伍就變成了台北《民族晚報》報社的發行人。請看這些蔣介石周圍的親信，是怎樣把老百姓的金子作為自己事業的「開辦費」，當然名義上是為「黨國」辦報紙。
習賢德在《傳記文學》上是這樣寫的：
……聯合報系（按：包括《世界日報》美洲版，2008年約年賺美金200萬元匯回台灣）能有今日的規模，一般人都會推崇：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結晶。但是，若要論及「聯合報」前身「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之前「民族報」時代的創業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視為至友的王永濤先生，才是全力扶植當年「民族報」逐步茁壯的重要幕後金主兼重要推手；如果沒有王永濤的適時配合，很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聯合報」。
……49年1月21日，蔣中正總統宣布下野前，特別將王逸芬由國民政府警備司令部軍需處長，調往台灣，擔任聯勤總司令部（按：中間還有財務署）台灣收支處主任，成為協同看管搶運來台的黃金、白銀、外匯美鈔等國有財資的重要角色。
……「民族報」創刊於民國38(1949)年5月4日，王永濤為創辦人。……該報籌備時的主要資金，部分來自當時姓名還是王逸芬的王永濤負責看管的央行存金，數目是100根金條。這100根金條，應該是屬於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財務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黃金。
……「民族報」創刊僅三個月即被迫停刊，將近滿月時，社內幹部央請同為鄂省鄉親的軍委會侍從室文膽出身的陶希聖出面向蔣請示：該報停刊快一個月了，是否可以准許復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報」的時機，即出現在蔣同意復刊之後。時任軍務局長的俞濟時奉蔣指示著手調處復刊問題時，建議對辦報頗有興趣的王惕吾無妨考慮接下正待復刊改組的「民族報」。王惕吾考慮後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濟時坦率表示：「我總不能空著兩隻手去接啊！」於是，俞濟時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動用了央行緊急轉運來台的資金。這回共拔交了200根金條，另加一筆美金給王惕吾，讓其風風光光的能以獨資的方式，力取經營實權，躍居「民族報」重新出發的發行人兼社長……
以上所說如屬實，《聯合報》以《民族報》起家，前後就從財務署保管的黃金中總共拿了3000兩，另加一筆數目不詳的美金。美金外匯一定是用來購買國外印刷機以及紙張的。僅僅黃金，如以3萬新台幣一兩算，就是近億元新台幣（加上外匯）。
黃金支出總賬
關於上海運出黃金的總量，1958年俞鴻鈞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在台灣「立法院」回答質詢時說：「庫存黃金搶運台灣，因繫於非常情勢之下奉命作緊急撤退，致攜帶賬冊不全，且所有原經辦會計出納等人員未能來台，致對撤退賬務無法清理……」其後，因應外界傳言有黃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調查卷宗，之後至1956年的三年多里，陸續有「監察院」三次及「審計部」一次的調查，「詳查有關案卷及賬冊憑證，惟因賬表殘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筆者以所公開的檔案與先父有關軍費的記錄，來作一綜合的總結。1948-1949年，國民黨政府總共「收入」黃金在465萬至487萬兩，蔣介石把其中約160萬兩命財務署掌管，作秘密黃金軍費，以避免立法院及李宗仁的監督與追討，因而均不詳見於大溪檔案及兩岸「中央銀行」檔案卷宗里，大溪檔案里只有約300萬兩。但其他100餘萬兩泄露於劉攻芸（央行總裁）、徐堪（財政部長）及周宏濤（蔣介石秘書）的記錄里。
最為模糊的部分是金圓券發行之初全國向民間及私營銀行金融機構所收兌的黃金量，這是中央銀行檔案里最為「殘缺不全」的部分，也是央行內部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這批檔案不在台灣，第一選項應是已被央行「別有用心」的人士銷毀，其次也有可能在戰亂中遺失。
這些黃金用在何處？如以全部480萬兩黃金來算，1949年用於大陸軍政費用是155萬兩（其中24.9萬又運返台灣），其餘近330萬兩在 1949和1950兩年用存於台灣，其中軍費為110萬兩，政費為90萬兩，其餘為新台幣準備金，至今尚有約100萬兩上海黃金儲存在台灣文園「國庫」里。
《黃金密檔》吳興鏞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國民黨去台後，台灣經濟高速發展：以1952年與1989年兩個年度的數據進行比較，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由16億美元增至1500億美元，增加了93倍，人均國民收入由136美元增至6890美元，增加了50倍……很難想像，這一切成績都要完全歸功於1949年從大陸運去的350萬兩黃金（時值兩億美元左右），或是1951年到1965年這15年間美國援助的15億美元。台灣的1949，同樣是起步於一片滿目瘡痍的土地，迎接的是一個跨海而來的陌生政權，但他們用自己的努力走向了繁榮。今天台灣的所有，是台灣人用他們的汗水和辛苦換來。

國民黨去之前，台灣人口大約600萬，跟隨蔣介石去的國民黨老兵大約60萬，其他人員240萬。

想想有多可怕。

養活這些人可不是那麼容易的，很多原鄉人凄慘一生。

我惡意的認為，當年留下的，大部分都是投機主義者，認為國民黨必敗，還不如留下分桃子，相反堅定地跟隨常凱申背井離鄉去一個遲早被滅的小島負隅頑抗的，才是忠誠的國民黨戰士，才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追隨者，因此，後來很多留在大陸的遭到清算，很多奔赴台灣的成為社會中堅。

幫他們活了下來

那些黃金和美元，如果用來養活60萬殘軍以及200萬家屬的話，一年就用沒了。

跟著美帝混只要自己不是太差勁都混的不錯

黃金用於重建家園，人才得以妥善安置。趙家人喜歡辦運動會，運動會浪費的黃金太多，運動激烈而死的人才太多，運動而毀的古迹古物太多。

1)帶到台灣的黃金白銀價值多少，誰給一個權威的數據。

2)某黨共產運動過程中，收穫了多少價值的黃金白銀，誰知道？

至於某些人說光頭佬和其一幫手下帶著大陸的民脂民膏去台灣，巴拉巴拉一大堆。

想想，光頭佬及其一幫手下(基本都是岀身資本家地主土豪這類需要共產的家庭)，，那些人在大陸的家產被共產了，可能有些人的祖墳都被挖了吧。

至於那些人留在大陸的親友又有多少人能挨過前30年中的種種運動呢？

誰又比誰高尚？

未經處理，出自高華《歷史筆記》中《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

台灣1949年成年人識字率70%以上。

大陸20%。

台灣有經濟奇蹟不算什麼，日本人打下了非常好的硬體軟體基礎。

韓國新加坡才是經濟奇蹟。

黃金很多嗎？記得老蔣跑了帶走金子的體量，兔子之後在廣州一年就收回來了。

黃金幫助國民政府撐過了剛到台灣的時間。那個年代國家基本是鬆散的，老蔣能搞到的黃金也不多，加上49年50年兩岸實力差距懸殊太大，這點錢很快就用完了，所幸大胖發動了韓戰。

至於人才，不要低估當時知識界的左傾程度，別說台灣，美國知識界的共慘飛碟也是數不勝數，真正跟著老蔣走的人不多。不管立場，就看中國的局勢，也不會有多少人跟著老蔣走的。

都沒啥用，比較優勢大法保平安，信林sir，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