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过三国的血腥洗礼，汉民族没有走向复兴而是继续衰落？
一般来说经过一场大动荡，社会得以重新洗牌，之后新兴的国家应该生机勃勃。为什么汉民族经过三国大混战之后，新兴的晋国一开始就暮气沉沉，权贵穷奢极欲，文人清谈玄学，宗室自相残杀。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汉民族险些亡国灭种。
答案就在题主的问题描述里：
一般来说经过一场大动荡，社会得以重新洗牌，之后新兴的国家应该生机勃勃。为什么汉民族经过三国大混战之后，新兴的晋国一开始就暮气沉沉，并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
问题就出在这，三国确实是大动荡，但社会并没有因此而真正洗牌，西晋当然也不“生机勃勃”。
西晋的统治集团构成与曹魏并无本质区别。甚至西晋的大部分开国元勋，都是魏帝所征辟的曹魏旧臣原班人马。
整个魏晋更替过程中，即使是整肃也是针对个人，不会针对家族。很多被司马家清除的政敌，其子孙照样在西晋出仕为官，不会被认为政治不合格。就连淮南三叛领导者的子孙，都能在晋朝正常当官。换成其他朝代的话，这种现象简直不可思议。
总之这一过程中“血腥洗礼”的现象不多，更多的是原封不动的继承，继承曹魏的政治军事遗产，也继承曹魏没解决的问题。
一般的王朝更替，都是新集团打败消灭旧集团。但魏晋更替，却只是旧集团里的一派打倒另一派，两者政治背景十分相似。甚至可以把魏晋更替看作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政变，掌握力量的世家大族觉得曹家统治不利于自己了，就换了司马家来统治。
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西晋不能算是新兴王朝，它是直接从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开始的。其统治阶级主体也不是其他王朝初年那种军功起家的新贵，而是一群从汉代传下来的老牌士族。
分封宗室之后，诸王很快就跟地方士族勾结在一起，毕竟利益比亲戚要亲得多。八王之乱闹得不可收拾，就有士族在其中兴风作浪、政治投机的因素。八王之乱中打到最后的司马越、司马颖两家，就是诸王中和士族关系最好、好到穿一条裤子的那种。
这两家没有任何节操可言，只要能赢，就算是魔鬼都可以合作。匈奴、鲜卑、乌桓、羯，各种援兵都请来了。刘渊、石勒等野心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步步坐大。
手打，简单回答一下晋朝立国并不是破后而立，反而处处生“末世之像”，连开国的晋武帝都被比作“桓灵”，甚至现在大晋朝堂之上的那些人昨天都还是大魏的臣子，一副换汤不换药，店还是那个店，只是换了块牌子而已。所以，从汉末到曹魏再到晋其实是一脉相承，继承了道统，也继承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包括帝国的各种顽疾。这是内忧。
汉末三国的战乱加上瘟疫让中原汉地人口锐减，而一直受汉民欺压的各种少数民族此时群狼环伺，他们对于西晋朝廷具有民族和阶级的双重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民族冲突在酝酿中不可避免，就缺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就是司马家的王爷们
那个叫“永嘉之乱”，你抱着“五胡乱华”的心态去看，一定得不出答案的。
十六国
汉赵：匈奴的刘渊，自称汉家后裔（和亲公主后裔），也没屠杀，汉化程度极高，家族及大臣全为汉姓。有王弥，朱诞之类的晋国将领。国灭之后，除了被后赵砍的，应该大多融进汉人里了。
后赵：羯族石勒，这货不是什么好人，他儿子（石虎）和干儿子（冉闵）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手下也不乏各族的将领，甚至曹氏都有。后赵首推胡汉分治，既砍汉人，也砍其他族的人。后来儿子和干儿子相争，两个家伙到处砍人，斗争结束后，汉人被砍了一大批，羯族近乎全灭，还好后赵的地盘不大。（有人纠正他们的关系不是儿子而是侄子和干曾孙子，这能改变这几个人是杀人狂的事实？还是说有的人更在乎他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他们的行为？）
前燕：鲜卑的慕容皝，前燕就是压住了后赵的扩张的势力，这货是主动请汉人帮忙的典型，招揽了很多当时北方的汉族大家族，最早确切与汉族士大夫合作的势力，汉族士大夫还有特权。前燕不仅没有屠城记录，还兴办学校，开荒田地。慕容这个外姓开始成为汉姓的开始。
前凉：汉人政权，死于内斗……
前秦：氐族的苻坚，灭了最凶残的后赵就是这个，他手下最牛的就是汉人——王猛，官拜丞相、大将军，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前秦在王猛的行动下，连制度都是儒家标准，氐族彻底融入汉人里。前秦灭了北方所有势力，统一了北方。
后秦：羌，姚苌，他的势力里，这是一个军事制国家，所有民族一视同仁，最后以人多的汉族为主体，羌融合到汉里。
后燕：前燕的后续，汉族豪强在其势力中占比很大，虽然最后的最后有人还想搞胡汉分治，然而，没机会了，汉化不可避免，何况还不杀人。
西秦：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势力，然而即使如此，他们却非常热衷汉化，制度和教育都是汉人文化为准，所以汉人强势很大。硬要说，他们也喜欢佛教，但佛教影响力涉及不到政治
后凉：氐族，吕后（没看错，刘邦老婆）家族的后裔……前秦将领，基本继承前秦政治模式。
南凉：鲜卑，主要势力是鲜卑原先的地区，汉人较少，但后来河西汉族豪门归附，汉人成为其势力的主要部分之一，最后灭于西秦，其部族和西秦一起高度汉化。
西凉：汉人政权，李暠，传说李渊家祖先，制度当然是汉制，其势力下的柔然也在此时汉化。
北凉：匈奴族为主，但创始人是汉人……二代传给了匈奴，被北方柔然所灭
南燕：鲜卑，慕容德，慕容家都那样，汉人士族在他们那都是有特权的。这个甚至有特权的太多一度导致财政困难。
北燕：汉人政权，不过这个汉人政权的老大鲜卑化了，但这不妨碍这个政权主要以农业为主，
大夏：匈奴，这个政权也挺凶残的，但这个势力在现代内蒙和陕西交界，虽然统治过长安，但长安附近的大族早就投靠各个势力了，可怜附近的平民
成汉：最后一个，氐族、汉族共同建立的政权，在四川一带，最后被东晋的恒温灭了。
看看各个势力，除了后赵有针对性砍人，其他势力大多对各族平民都是一视同仁，而有好几个都看得到汉族豪门的势力的参与，甚至掌权，有特权。你要说北方连年战争，平民损伤严重还好，但说北方汉人被屠戮至尽？不存在的。各大豪门聪明着呢。东晋十六国，简直就是汉人士大夫的政治试验场。
因为并没有洗礼。只有曹刘在世或诸葛亮这些第一代完成的统一，才可能做到洗礼。这个集团可以说是要逆天改命的，他们是从始至终和旧制度作对的。到了曹丕这代就开始妥协了，加上统一的是晋，这本身就是个礼教崩坏的王朝，怎么可能崛起？
系统重启的本质是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固化沉淀下来的资源释放出来，重新进入流通。伴生的情况是人口的大量死亡，结果就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加。
那么相对少量的人口面对大量的free资源，当然就会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来争夺资源，就表现为高效率的进行生产建设，同时普遍生活水准变好。这在外部看来，就是“复兴”。魏晋时期，人口是大量减少了，但是地方豪强没有被摧毁，反倒是被强化。就是说，资源没有被释放，而且随着人口大量减少，豪强垄断的优势更明显了，剩余人口不得不以佃农的形式依附于豪强，这就使得中央政府在与地方豪强争夺资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表现出来，就是魏晋时期的政治，内耗非常大，主要精力要用来窝里斗。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复兴。至于原因，我的看法是，我国从封建到中央集权的转变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尤其是交通和信息的技术水平，这个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有点勉强，撑不起来。首都放在西安，政令要下发到海南岛，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其实封建制度更符合客观条件，那么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就表现为“地方豪强”的生存空间很大。
西汉时期中央对地方豪强的打击贯穿始终，但是由于历史的自然逻辑和当时的技术水平，中央是越来越无力的，王莽是最后的高潮，结果玩脱了。
东汉起家就是所谓“秀巡河北”，与河北豪强结盟，一个地方豪强捧出来的中央政府会有多大能力和意愿去打击自己的基本盘？所以东汉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60岁的老人。到了东汉后期，所谓宦官外戚与士人集团三足鼎立，这里面的“士人”就可以看成儒学化、官僚化的地方豪强。在经济基础、社会资源、学术道义都被士人集团垄断的情况下，中央以宦官面目出面和他们博弈的时候，就只能不守规矩、不讲道义的乱来，这就是“党锢”，狗咬狗而已。当我们鄙视宦官、赞赏气节的时候，最好也想清楚，那些“名士”们的道德标准和利益取向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完全没关系的。
三国时期，那些我们心生向往的英雄人物，刘曹孙之类，其实大致都是被捧到前台的职业经理人，那些门阀世家地方豪强是天使投资。最明显的，就是陈登父子。看看他们，就知道为什么陶谦会被欺负成那样，为什么刘备能取得徐州，而后又坐不住徐州。
懒得写了，总之就是人死了不少，但是资源没释放。虽然你杀了不少进程，但杀的都是那些本来也不怎么吃memory的进程，mem占用还是99%，甚至那个最吃mem的进程反过头来开始和os抢系统控制权了，那你这个系统肯定是复兴不了。
泻药，我也只是历史票友，简单发表一下拙见吧。
1.气候
2.人口基础
汉朝鼎盛时期的人口大约在六千万左右，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几次大的疫病和连年战乱，导致全国人口一度下降到七百多万，虽然西晋太康初年的人口数据已经恢复到2400多万，但是差距汉代鼎盛时期还是很远。人口要恢复和补充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人口基础作为支撑，在古代文明冲突中自然也会显得力量不足。3.政治生态
魏晋时期的政治生态是有一些问题的。司马氏得国不正，对曹魏旧势力进行了大量屠杀和清洗，以至于会出现“竹林七贤”这样的人士。后来司马氏内部对权力的争夺到白热化，出现了“八王之乱”，大量有志之士面对这样恶劣的政治生态，只能选择明哲保身，全国风气变得以清谈为主，说白了大家都是“莫谈国事”的态度，这样的状态自然没法子集中力量搞建设。4.制度
这个能说的太多了，我就拣大家都熟悉的一点说一下。晋承魏制，九品中正制是个好东西，它相当于是皇权与士族达成了一笔交易，皇帝保障士族的权力，让他们充分参与国家政治，士族为皇帝提供支持。士族是当时的社会主要力量，最早得到了士族的支持，所以才有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但是九品中正制也是个不好的制度。汉朝的察举制至少还能够让身处底层的人有机会能够做到两千石，但是九品中正使得社会阶级僵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哪怕上品的士族是个草包，他也依旧可以占据上品。这种制度容易让人不思进取，更多的人更加关心的是争夺权力资源，维护既得利益，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是不利的。我说一说我的一点拙见吧，西晋初的问题症结其实来源于西汉末期，西汉从刘邦开国始就一直再进行着变革，从黄老到确定儒家治政，这段时期改革相当之多，比改革开放大多了，西汉初是没有士族门阀这种怪物利益体的，只有豪强和诸候王，诸候王势力最强，但被连续几代帝王打压直至汉武帝时已基本不成气候了，剩下就是这个地方豪强了，这个东西或其衍生物在西汉之后一直没解决掉直至1949年，但在西汉初却被很完美的解决(暴力)掉了，就两招，一为陵邑制度，二为杀人，陵邑制度即为皇帝的陵墓，西汉有个制度，每隔几十年就在全国各地把那些地方冒头的豪强家族整体给迁到陵旁，豪强虽牛，我就当是割韭菜，几十年一割又如何，此为治标但作用极大，其次就是杀人了，其时法家尚在，几位皇帝特别是武帝任用法家大臣或酷吏打击豪强，杀的人头滚滚，所以《史记》中常有打击豪强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政治正确的，而后世王朝却鲜少敢这么干，但是在西汉末期儒家治政后，帝国政治制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开放灵活转入保守，大家熟悉的门阀政治开始萌芽了，从各个儒家学派和地方势力结合为开始，后来的科举世家衍生物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门阀家族大多拥有二样东西，一是学派力量，即文化解释权，史书中某某门阀专注于治某某经就是这个，二是族权，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了吧，三座大山之一，并且这些门阀拥有极多土地和奴隶简直是一个个自治小团体，这些团体牛到什么地步呢?王莽政权在侵害到他们的利益时被推翻，刘秀之后建立的东汉也拿他们没办法(不敢动)，后来的东汉其实只能算是披着国家皮的世家联合体，直到东汉末，这个怪物彻底成熟，此后一直没有哪个政权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算不了真正改朝换代，这是根本问候，直到侯景之乱时才算削弱了他们，而门阀的真正终结是在被武则天的打击下彻底衰落直到唐末乱世才被解体，那些群望家族也才终结，所以宋初才有生气，没有这些困扰，科举顺利推行，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总而言之，西晋是靠与世家妥协交换才篡位开国的，先天不足，利益体没得到大换血(这样好歹会有一些人才冒头)，固有的问题还没解决，而人口及经济在短时间内又没恢复，又遇到了草原势力的增长期，死的难看并不奇怪。
因为乱世拖得太久了，如果曹操在赤壁大胜，一举消灭刘吴，那才会迎来盛世
题主应该听说过一句话吧，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很遗憾，当时的中国，分裂乱世才是主流，大一统本身就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因此晋朝最后的崩溃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么讲可能太过笼统了，我尽量说一下吧，
在汉朝之前，北方是绝对的经济重镇，军事重区，总体来说，北方生产力是要远远超过南方的（宋朝时候南方才超过北方），
可是在东汉崩溃之后，南方地区以及巴蜀地区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了，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的分裂已经有了物质上的基础，以前北方的生产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中国是不可能分裂的，但是在三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南方以及巴蜀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有了和北方政权分庭抗礼的实力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是李白发出的感慨，早知道这可是唐朝啊，蜀道却仍然这么险峻，就更不要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了
至于说长江天险，那更是众所周知，极其难过，攻克难度极大
因此在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南方及巴蜀地区凭借着自然天险便可以达成长久的割据，
这也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分裂了那么久的原因，
这段时期可谓英雄辈出，然而却迟迟无法统一，能够统一北方就已经算是牛逼无敌了，青史留名了
因此晋朝的统一，纯属机缘巧合，属于逆天而行，自然也就没什么好下场了
总是有许多人说什么如果司马家不内战就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也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因为在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骨肉相残同室操戈那实在是太多太多，因此我们实在是不能苛责他们太多，
最终中国之所以又能重归一统，也不是因为出了某个英雄人物的结果，
杨坚这个人说实在的，才能似乎并不比石勒，符坚这些人要厉害，到最后就是他统一了，
最终的统一还是因为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人们更容易攻克那些自然天险，使得自然天险的威胁大大降低了，在那个时候统一就是主流了，然后便迎来了辉煌的大唐盛世，
因此，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
。。。。。。。。。。。。。。。。。。。
感谢各位的阅读，各位帮忙点个赞吧
看到这个问题好激动，知乎萌新终于有机会写点自己会的东西了，因为就在两月前我就做过这方面的思考和笔记。
以下是我两个月前做的笔记:
五胡乱华时期的新体会。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时期之一，它的发生溯源来看，可以看做气候变化的结果。经历了近百年的三国乱战后，人口锐减，十存一二，如果从简单的人口-王朝周期律来看，在这一片废墟中崛起的晋朝，似是一道预示着新一轮盛世的曙光。可是为什么，中原大地随后迎来的却是比之三国时期更大的灾难，这其中晋朝自身的内乱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气候的变化因素却也不容忽略。事实上自汉末起，北方气候渐渐变冷，形成一段时间的小冰期，寒冷的气候致使农业生产所依赖的雨量、温度的降低，这就导致农业区的逐步南移以及随后牧业区逐步填充。这一情况逐渐发展到了晋朝，农业文明的晋朝对北方控制力减弱，不得不通过利益交换来让胡族为己所用，这样一种建立在利益上的关系十分脆弱，可以看到当晋朝内乱，对胡族没有强大威慑之时，各胡族纷纷反叛入侵，前后十六国，称为五胡乱华。注意在同一个纬度下的罗马，因为同样的气候原因，也正饱受着日耳曼蛮族入侵之苦。而在同一个经度下的中国南方地区，却正是中国玄学最为兴盛的东晋时代。坐而论道，乐不思蜀。今天有幸看了各位的回答，很受启发，但是各位啊，八王内乱只能视作导火索啊，君不见七国之乱？没有足够的火药，导火索有用？清谈只能算上事后诸葛亮，君不见我大唐诗文取仕？咱换个词用文教复习阔不阔以，嗯？所以啊，就像你说每个开国皇帝都天生异相，每个末代皇帝都是暴君昏君一样，这些原因太浮于表面。
同时我也不是很赞同气候引起游牧的集体入侵的说法，一个统一了整个蒙古地区的匈奴为什么都没有消灭新生汉朝，凭什么一盘散沙的五胡们就能？我觉得要讲清楚有必要补习一下初中地理。这是目前中国等雨量线
先不说题主这种触底了怎么还不反弹的提法合不合逻辑，我们先要明确一个问题，是什么带领一个破败的国家走向兴盛。答案就是，组织力。 组织力具体到国家层面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外加一套适应生产力的制度模式。前者把力量集中起来，后者把力量释放出去，能收能放，就是合格的组织力了。 当然，他告诉我们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想当好人也得有机会，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势”，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势，英雄豪杰想要逐鹿中原，中原之外却虎狼环饲，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势。因此，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最起码的要求，不然如何保卫胜利果实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汉朝当初捏了一把汗，大顺泪流满面。 回到具体问题上来，汉末三国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生产力下降，组织崩溃的一个过程，至于为什么生产力会下降，那就是天灾人祸，气候异常加土地兼并了。所以说什么汉以强亡的都是扯淡，强的不是我中央政府，那还能叫强？长时间内耗把汉人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绝对力量降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什么蜀汉丞相，什么东吴大帝，站在华夏民族的高度来看都是反动军阀。绝对力量的下降造成的恶果就是后来的统一政权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良性政治遗产，北边的力量真空被游牧民族填补，自家统一靠的是向门阀氏族妥协，其实妥协了也没什么，中央集权可以后期加强，问题在于无论是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没有可以依赖的东西，老实说就这个局面，放到西边那就是妥妥的亡国灭种的下场，亏得是五胡人少，又没什么文化，不然真得嗝屁完犊子了，可见这个东亚的人口承载力和鼓励生育的文化的确是我华夏民族的两件法宝。
晋哪里新了，晋的建国没有流血，是承认和纵容之前旧官僚机器的合法性前提下，得到一个共主的名头。所以晋本来就旧。
而且，从宏观来看，还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自然方面的原因是第一位的：
汉末开始的冰期，减少了农业产量，进而造成社会的萎缩，内部表现为经济、政治矛盾。
关于这一点，关于唯物史观是有争议的，但我认为，人作为一个动物，和蜜蜂白蚁群居动物一样，是一定受自然环境制约的，而是是根本原因。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进程，社会内部矛盾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产生的。
经济方面的原因是第二位的：
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建立，四川和江南产生了大量的可开发之地，资源的丰富，经济模式是粗放扩张型，表现为自由竞争，伴随着四川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人口增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的稀缺，经济发展变为集约型，这个粗放和集约的变化和不适应，导致经济体之间开始兼并，并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生了大庄园经济的模式，庄园之间互相封闭不形成市场，而内部是闭环经济生态体系。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第三方面的：
地经济发展和巨头的产生，引起了基层政权的腐烂，因此汉朝的基层选举的察举制实际上已经彻底成为地方恶势力并且影响政权稳定，更改为九品中正制把基层官僚任命交给中正，实际上有重制深化基层政权的意图，他确实限制了地方民间恶势力（庶族地主），但是又造成了基层政权的新的恶势力（士族地主），最终因为士族门阀这种省一级的势力做大，瓦解了中央集权。
社会文化方面原因是是第四方面的：
佛教在兴起之初是作为社会保障机构和文化建设机构而存在的，他能提供给人民保障，能麻痹人民思想，深受中央政府支持。但是其迅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宗教门阀势力，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力。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民族复兴从来是要安定中徐徐向上发展，哪有血腥洗礼可以复兴的，照这么说，生病了不用治不用养，暴打一顿肾上腺一爆发就能好。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来都是中原战乱杀得尸横遍野，滚滚长江流的都是英雄血，内耗中精华损失殆尽，异族趁虚而入，再来个大减丁，驱除异族后，没个百十年缓不气来。这个可以参看动乱前后天下户籍数，动辄减丁几百万户，史书的地理志、郡国志部分都有记。
晋朝指望不上，一来是三国战乱中原元气大伤，一时恢复不过来；二来是晋国天下不是打下来的，政变上台，得国不正，缺少阳刚之气，忌讳太多；三来是宿命，大乱斗之后都有一个短命的王朝过渡，如秦、隋、后周。
因为公元三世纪的东亚，已经迎来了贵族政治。从汉到三国再到晋，东亚大陆经历了极为恐怖的人口缩减、隐蔽，中央政府一度被完全架空。但在280年以后的西晋，一片天下终于归于一统的祥和之中，其实贵族和门阀已经完成了从士人到士族的演变。当然，其实从曹操时代开始，北方政权就一直尝试着在跟贵族作斗争。曹操击溃了士人代表崔琰、孔融、荀彧，算是一时占据斗争的上风，但始终是以暴力压制群体中的个人，以短暂威慑整个阶级。从曹丕的时代开始，这种优势就逐渐被消耗殆尽了。在华歆为首的士人支持下被推上皇帝的位置，当然就是做了足够的妥协的，于是传说中的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其标志着门阀的形成和壮大已经没法遏制。到曹睿时期，解决了来自蜀汉外部威胁的魏明帝，已经丧失了一定的皇权，处处受臣下限制，最后郁郁而终。甚至明帝晚年这段历史传到现在，也侵染了了历代昏君都有的那些变态罪行。最终，司马懿击溃了曹爽势力，皇权的最后一层薄膜般的保障也不复存在，曹芳、曹髦再也无法组织成功的反抗。在这个时候与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如说贵族门阀加盟决定政权走向的潜规则，到此时已经路人皆知。蜀汉灭亡，顺水推舟地，最符合贵族阶层利益的司马家登上帝位。贵族统治是不可能稳定的，司马家在这个时候代表了大家的利益，大家哪个以后坐大了，一样可以代表。于是司马炎只能扶持外戚、藩王尝试制衡，然后立弱子而死。但是随着八王之乱的闹剧结束，随着积累了一段时间的少数民族兴起，天下还是一大半都不姓司马了。最后给东晋踹上最后一脚的，仍然是作为士人势力的桓玄。
“血腥洗礼”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强盛的缘由。民族强盛的原因是生产力的飞跃，而其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会凸显出来，在流血的磨合期过后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被应用，民族走向下一个文明高峰。“血腥洗礼”只是一个中间过程，并且不一定在生产力飞跃时才会有“血腥洗礼”。工科毕业生根据回忆高中政治历史必修部分答。
真正的洗礼是换汤又换药，三国之后是换汤不换药
泻药，但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我也仅仅发表下我的观点。1，宏观：自从汉朝以来，胡人就不断向中原迁徙（气候，季节，习惯，制度）各方面的影响，慢慢盘踞华北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入住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2，内政：在晋惠帝时期八王之乱以后，晋贵族分裂，国力空虚，军事力量迅速衰弱，再加上晋朝统治者的无能，对胡人无情剥削。3，西晋政策：以前汉朝虽然朝廷对地方没有强大控制力，但各地军阀都建立起有力的军队，能够吊打异族（董卓西凉铁骑，公孙瓒白马义从）而西晋无论是军事制度还是内部控制，都没有对异族造成威胁。
就像你说的三国死了太多人了，到了晋其实已经很危险了，然后晋的这些官又是一个比不上一个，被人打很正常啊。你别看五胡以为就5个小部落，在那时那些少数民族的地盘可一点不少，你可以去参考下地图。
“一般来说经过一场大动荡，社会得以重新洗牌，之后新兴的国家应该生机勃勃。”事实的确如此，可问题是“之后新兴的国家”已是新建的民族国家。三国只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大乱世里的一个小插曲，并不意味着统一三国的西晋迎来的就是大治。相反，很多东汉就存在的弊端一直延续到了西晋，比如：外戚干政，土地兼并，豪强倾轧，汉人生育率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内迁……继承这样一个历史格局，纵是尧舜复生，也无能为力。
但你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呢，结束南北朝后的隋唐，华夏获得了新生，创造了更为不朽的辉煌。陈寅恪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同理，北宋延续的是五代残唐的乱世，积贫积弱。而蒙古人统一天下建立元朝，华夏再次别开生面。满洲入关平定明末混乱，终创康乾盛世。三国汉人都杀光了，复兴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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