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時代有食品安全問題嗎？
如今的食品安全問題是市場化造成的吧。無良商家
在短缺時代，只有「有」與「無」的問題，沒有安全不安全的問題。
當年村裡就過年才殺頭豬，如果非過年時殺豬，那是因為豬病了。現在病死豬做無害化處理，當時就是吃了，如果是痘豬肉，那就送到肉聯廠做高壓蒸汽加工。當時有種肉叫「高壓肉」，就是這類肉。
牛肉基本上想都不用想，與豬一樣，只有牛老死、生病時才給殺了。而且當時各隊都沒錢，都是殺牛後當天賣肉，早上剩下的肉和骨頭熬一大鍋土豆一屯子分著吃。
糕點也就過年時能買著，而且都是糖精做的……
關於食品污染調查的結果，在1973年國家計委的報告中也有反映：「農業中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農藥，有些地區在糧食、蔬菜、水果、雞蛋、煙葉、水產品中均已發現有過量殘毒，影響了出口任務……浙江省去年對全省二百億斤糧食進行化驗，有一百億斤被汞污染，其中四億斤不能食用。」[6](p.227)1974年，國家計委在給國務院的《關於防止食品污染問題的報告》中指出食品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有：農藥的污染，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糧油食品霉變的污染，家畜疫病的污染，生產和加工過程中的污染，飲食行業不衛生造成食品污染以及進口食品的污染。
在食品衛生調查方面，黃曲霉毒素備受關注，一方面是因其強烈的毒性和致癌性，另一方面是因花生和玉米等重要食物易受其污染。20世紀70年代，22個省市開展了食品中黃曲霉毒素B1的污染調查，並據其制定了中國食品中黃曲霉毒素B1的限量標準，[11]其中玉米中最高容許含量暫定標準為30ppb，花生及花生油為20ppb。1973～1975年，天津市衛生防疫站和糧食局承擔了相關的調查工作。期間共採樣測定352份樣品，包括8大類27個品種，其中黃曲霉毒素B1含量在25ppb以上者佔7.1%。 1975年，一份關於合肥市食品污染問題的調查報告指出了在食品生產、運輸和銷售等環節出現的污染問題，其中同樣有黃曲霉毒素B1超標的問題，如：「合肥糧食雜品廠用發霉的花生做花生糖，黃曲霉素B1含量超過國家暫定標準4倍……有的單位在食品加工製作過程中，濫用化學添加劑，也造成了食品污染。」
另一類人受污染影響的情況是有害物質通過飲食對人產生影響，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漁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後，在吉林省扶余、黑龍江省肇源兩縣發現當地漁民發汞含量比對照組及正常組高出數倍到幾十倍;有的漁民發汞值高達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過日本水俁病患者的發汞值。[4](p.71)其他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魚而出現不適癥狀的情況亦多有發生。
1971年4月27日，衛生部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衛生部軍管會)向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衛生局下達《關於工業「三廢」對水源、大氣污染程度調查的通知》(以下簡稱《「三廢」調查通知》)，該文件指出，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工業「三廢」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廢」中的有害物質排出是害、回收是寶，回收利用可以為國家創造大量的物質財富，反之則會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農業生產。「三廢」問題的解決不僅關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而問題的解決，首先要調查清楚其對河流、大氣、水源的污染情況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見，當時中央政府對於污染問題產生的背景、解決辦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職責已有初步的認識，工業「三廢」的污染調查工作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啟動的。
在全國開展污染普查的同時，一些污染事件引起了中央政府和領導人的關注，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官廳水庫污染問題和死魚事件。1972年3月，河北省懷來縣、北京市大興縣的群眾吃了官廳水庫有異味的魚後，出現噁心、嘔吐等癥狀，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經過一番調查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中央提交《關於官廳水庫污染情況的報告》;5月20日，李先念批示要著力解決這一問題。[3]6月8日，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和國家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建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官廳水庫污染情況和解決意見的報告》，陳述了初步的調查結果，並且建議建立「官廳水庫水源保護領導小組」，採取緊急措施制止水質繼續惡化，加強對官廳水庫上遊河流污染的調查，以及新建、擴建工廠必須有「三廢」治理措施，而且工廠建設和「三廢」綜合利用工程要同時設計、同時建設、同時投產。該報告經國務院批轉後，進一步的調查和治理工作逐步展開。
官廳水庫污染及其治理是中國環保事業初創階段的標誌性事件，官廳水庫污染調查同樣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所代表的是對特定區域進行的綜合性環境污染調查與研究。隨著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不僅環境保護觀念逐漸傳播開來，而且在污染調查和治理實踐中建立了一批環境保護行政、科研和監測機構。1973～1975年，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北京市衛生防疫站、北京市環境保護研究所等38個主要科研監測單位組成的研究隊伍開展了官廳水系水源保護科研監測工作，對官廳水庫上游的污染源、水系的污染狀況、污染物與人健康和環境的關係、污染物的分析化驗方法和污水處理技術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調查和試驗研究，積累了十餘萬個數據，寫出了幾十篇專題報告。類似的綜合性環境污染調查與研究還有：1973～1976年，北京市組織開展的北京西郊環境質量評價研究;1975～1978年，河北省組織開展的白洋淀水污染與控制研究;1976年，天津市組織的對薊運河流域污染的調查與研究;等等。這些通過重點項目開展的區域綜合環境污染調研通常是由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如：1972年前後北京西郊發生多起影響群眾健康和生活的污染事件，1974年春灌時薊運河下游漢沽一帶發生了4.7萬畝小麥受害減產和絕產事件。它們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其成果也直接服務於區域環境污染治理。
各河流水系所得出的調查結果雖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各水系污染物主要來自沿河的大中型城市，其中長江主要受重慶、武漢、南京等21個沿江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影響，黃河主要受蘭州、包頭、洛陽等城市的影響，松花江汞污染主要受吉林市的影響。污染源主要是石油工業、化學工業和鋼鐵工業，如長江流域的重慶焦化廠、武漢鋼鐵廠、南京石油化工廠等，黃河流域的蘭州煉油廠、蘭州化工廠、包頭鋼鐵廠等，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化工廠等。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汞、酚、氰等。毫無例外，這些污染物都嚴重影響了河流的水質，破壞了水環境，造成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機;也給人民健康和漁業發展帶來威脅。魚類因酚、氰化物中毒而死亡，長江流域瀘州江段漁獲量比1960年減少了2/3，九江段的魚產量由1965年的3050擔降至1971年的1100擔，其他江段亦有類似的情況。而松花江流域的江湖水體和沉積物的汞污染，使繁殖其中的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通過食物鏈作用，富集了大量的汞和甲基汞。從1958年起，松花江流域便接連發生死魚事件，1960～1985年共發生死魚事件33起。25年間漁業損失額達9.69億元。[4]20世紀70年代初，沿江的漁民中甚至出現了類似於日本水俁病的有機汞中毒病例。[5]
其他河流的污染調查顯示：「遼寧省6條較大河流沒有一條是乾淨的……廣州市，在珠江沿岸的六個水廠的幾個主要取水口，水中氰化物的含量超過標準6～17.5倍，酚的濃度超過標準23～339倍……據初步估計富春江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魚死亡，從黃蜆以至百斤大魚都保不住。嘉陵江、岷江、烏江等經檢查也含有有毒物質。」 [6]1972年，對灕江的污染調查報告指出，桂林市每天排入灕江的工業廢水近3萬噸，使30多公里的江段受到污染。薊運河污染調查發現污染源主要是上游「五小工業」和下游天津市漢沽區的化學工業，其中天津化工廠每天排放廢水達12萬噸。即便是在新疆地區的內陸河流也未能倖免，「烏魯木齊的水磨溝原是秀溪清澗，現已成了臭水溝，含酚量超過標準24倍。」[6](p. 226) 可見，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主要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水庫和湖泊污染調查中，以對官廳水系和白洋淀開展的污染調研最為典型。官廳水庫污染調查顯示，官廳水庫的污染物質主要來自上游的工業，主要包括化工、造紙、製革、鋼鐵和煉焦等行業，242個排污工廠每天排放廢水約38.8萬噸，年排放廢水量約為1.164億噸，約佔官廳水庫多年平均來水量的8.3%。此外，農業生產過程中施用的化學農藥也是重要的污染源。
根據對張家口地區的調查，1975年化學農藥銷售量較1966年增加了1倍，10年內銷售各種農藥7453噸，其中滴滴涕、六六六占各年化學農藥銷售量的78.7%～100%。
白洋淀污染調查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上游工業是白洋淀的主要污染源。其他如對鴨兒湖的污染調查顯示，自1958年開始，武漢市在距鄂州市鴨兒湖的子湖嚴家湖7公里處，相繼興建了葛店化工廠、武漢化工二廠和建漢化工廠。這些工廠建成投產後，大量未經處理的化工廢水直接排入鴨兒湖，日排放量達8萬噸～10萬噸。
地下水污染調查通常是其他水污染調查的一部分而非單獨的調查項目。北京西郊環境質量評價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北京西郊地下水主要是因首都鋼鐵公司(以下簡稱「首鋼」)工業廢水的滲入和污水灌溉而受到酚、氰的污染;1970年前後，首鋼污水農灌量為3875萬立方米/年，污灌面積1萬餘畝。 北京東南郊的調查顯示崇文區和宣武區則出現了地下水中度污染區，東城區、西城區和丰台區等出現了輕度污染區，其他基本屬於未污染區。北京城區及近郊區16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中有毒物質超過飲用水標準，佔北京地下水總面積的1/5，被迫停用的水源井佔1/10，每天減少供水能力6萬噸。包頭全市一半地區的地下水受到鉻、酚等有害物質的污染。西南地區一些廠礦直接把廢水排入地下溶洞，造成河水和地下水污染。[6](p. 226)
1976～1979年，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協作組對珠江口海區和粵西沿海的污染狀況展開調查。珠江口海區的調查表明污染物主要來自珠江流域的主要縣市，特別是廣州市、江門市和佛山市的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約佔84%，有害物質總量約佔75%～95%，污染物主要是酚、氰化物、石油、硫化物、砷、汞等。廣州、江門、佛山、東莞四市120家主要工廠年排放工業廢水2.13億噸。韶關、肇慶、河源等地區的放射性物質礦場排放的廢水和廢渣隨徑流而帶到了珠江口海區。珠江口海區的生物已經受到了污染物的影響，如珠海檢測點甲殼類銅含量達36.56毫克/千克，而其他水域的平均含量僅1毫克/千克;魚類的汞、鉻、鉛等含量較高。粵西沿海的調查顯示污染物主要來自湛江地區的57家主要廠礦，年廢水排放量約為1.98億噸，污染物主要是酚、銅、硫化物和氰化物等。
關於大氣污染的狀況，1973年國家計委曾在報告里描述：「不少城市空氣污濁，有害氣體增多。有些工業區經常煙霧瀰漫，如同『煙城』、『霧區』。吉林市哈達灣地區每逢氣壓低時，煙氣籠罩，白天行車，必須開燈，市裡十分擔心發生『公害』事件。鞍山市工業區每月平方公里降塵量高達534噸……這些地區呼吸道疾病比空氣清潔地區高一至三倍。成都青白江工業區每天排出有害氣體五百多萬立方米，大氣中氟化氫、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等超過標準幾十倍到一百多，嚴重影響居民健康和附近農業生產。」[6](p. 226)
在諸多城市中，蘭州市的大氣污染是污染嚴重而且影響頗大的一個例子。1974年夏，蘭州市西固區常出現一種大氣污染現象，其情景被描述為「霧茫茫，眼難睜，人不傷心淚長流」，而其原因則是眾說紛紜。[8]是年北京大學和甘肅省環境保護研究所開始對這種污染現象進行調查和研究，歷經四年，證實了光化學煙霧在中國存在。1979年8月和9月，西固區又兩次發生光化學煙霧，據親歷該事件的科學工作者結合調查敘述：「從早上九點鐘左右開始，整個西固區呈現霧蒙蒙的一片，看去略帶淺藍色。大氣能見度很低，一般只有200米左右……普遍都能感到光化學煙霧的刺激作用。如辣眼睛、流淚、畏光等都很明顯，還有胸悶等感覺不適。一直延續到下午五點左右，煙霧逐漸消散。」[9]研究認為導致光化學煙霧污染的重要物質氮氧化物在西固區的主要排放源不是流動的汽車，而是大工廠的高煙囪排放。[8]
人受污染影響的調查通常是評估某地污染狀況及影響的一項重要內容，上文所述的調查活動大多包含這一部分的內容。在人受污染影響的諸多情況中，工作場所污染引起的職業病和急性中毒事件是重要的內容。1972年，衛生部軍管會曾下發《關於轉發工業衛生、職業病防治研究協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搞好安全衛生。在職業病調查中，有兩類典型的慢性中毒的情況，分別發生於化工廠和焦化廠。1974年，國家計委《關於研究解決天津市薊運河污染等問題的情況報告》指出：天津化工廠水銀電解燒鹼車間105名工人，半數患有失眠、手顛抖等汞中毒病症;聚氯乙烯車間183名工人中，有42人肝脾腫大，已有6人將脾臟切除。類似的情況不僅存在於吉林化工廠，也存在於蘭州化工廠等其他散佈於中國各地的大小化工企業之中。北京西郊調查中一個重要項目是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其中關於首鋼職工健康的調查顯示，心臟病和癌症的發病率上升迅速，分別居於首位和次位，而它們中最高的又分別是肺源性心臟病和肺癌，這種情況在焦化廠尤為嚴重;與之相關聯的是，焦化廠飄塵、苯並(a)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質日平均濃度均嚴重超標。同樣地，這個例子所反映的是鋼鐵廠的重要組成部分焦化廠的污染對職工健康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瀋陽市一些工廠發生的急性中毒的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如：1971年6～7月，瀋陽冶煉廠連續發生兩起氯氣泄漏導致中毒的事故，共造成1082人受害住院、6人死亡。[10]
另一類人受污染影響的情況是有害物質通過飲食對人產生影響，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漁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後，在吉林省扶余、黑龍江省肇源兩縣發現當地漁民發汞含量比對照組及正常組高出數倍到幾十倍;有的漁民發汞值高達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過日本水俁病患者的發汞值。[4](p.71)其他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魚而出現不適癥狀的情況亦多有發生。
再者，人們因生活環境受到污染而出現健康問題的情況更為普遍，特別是生活在排污企業周圍的人群。有關鴨兒湖污染問題的調查提供了一則極端的例子：從1962年至1975年，嚴家湖周圍因葛店化工廠等的排污，附近農民有2634人明顯中毒;一些兒童先天畸形，或在襁褓中夭折，或不到10歲就死去;在中年婦女中經常出現狂哭、狂笑病，豬、牛、狗狂跳亂蹦撞死的現象時有發生，人體肝硬化、癌症發病率高出其他地區3倍多。1963年，爆發了群眾與工廠之間的嚴重衝突，最終以工廠支付賠償款才暫時緩解了矛盾。 可見，這是一起因化工企業嚴重污染周邊環境並引發企業和民眾激烈衝突的例子。
環境污染調查揭露了中國當時廣泛存在的環境問題，並以科學調查報告的形式反映了中國的基本環境狀況，特別是工業污染的狀況。它使環境污染問題暴露出來，也使諸如「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產生污染」的極「左」理論不攻自破。它對人們的環境意識產生了一定的衝擊，在人們環境意識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直接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的污染調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動和主持下進行的，其中一些污染調查是由多個省、市、自治區以及多個單位合作完成的。幾乎每一個重點調查項目都是多個科研單位組成協作組共同完成的，所涉及的領域包括地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醫學等多個學科。污染調查開創了多個單位通力合作開展環境問題調查和研究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種污染調查機制，為之後中國的環境調查樹立了榜樣。
此外，正是在環境污染調查和研究過程中，中國的環境科學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發展。當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單位開始進行官廳水庫污染調查時，國內並不存在環境科學。調查人員以應用地理學的綜合分析思想指導污染調查，如上下游水質的相互聯繫、河水與水庫水的相互混合與相互作用等。在實踐當中，他們提出了調查方法、調查程序、監測的布點方法和調查結果評價方法。[12]北京西郊環境質量評價協作組對大氣、土壤和河流中污染物擴散或累積規律進行了基礎研究，初步提出了污染計算模式，並應用這些模式對西郊環境污染進行了預測研究。這些來自於科學實踐的理論和方法為後來中國環境科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中國環境科學發展過程中起奠基作用的科學家如劉培桐、章申等，不僅領導或參加了上述環境污染調查和研究中的一些重點項目，而且在此過程中培養了一批研究者，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的一些環境科學院系和研究所，為中國環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3]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危機，它促使中國政府開始關注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問題。環境污染調查是中國應對危機所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國環境保護起步的重要體現。在危機與應對的過程中，環境保護作為一項政府職責逐漸形成。大量的科學調查和研究，既推動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和社會中一部分人環境觀念的轉變，也驅動著政府去採取措施治理污染或遏制其惡化的趨勢，並為解決當時的環境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污染調查過程中還形成了多學科、多單位協作的工作模式，並且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環境科研隊伍和環境監測網路。這些工作不僅推動著中國環境科學的產生和發展，而且推動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
六、七十年代時，冰棍、汽水、蜜餞等食品中都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劑，而且是用現在最差的添加劑——色素、糖精和香精等調製而成的；當時國營的糧店裡賣的大米很多是陳米，這類陳米中的毒素——黃曲霉素往往嚴重超標；地溝油倒沒有，因為實在沒有多少食用油變成泔水，不過棉籽油倒是不少；瘦肉精當然不用，那時唯恐買到的豬肉不肥、沒多少肥肉（因為要拿肥肉熬油吃），但長了寄生蟲——「豬肉絛蟲」的囊尾蚴的病死豬的豬肉——「米豬肉」是經常可以在菜場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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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個農藥問題。農作物病蟲害自古就有，計劃經濟時代也不例外。基於那個時代的科技，很多農藥的使用都留下了重大隱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DT。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農藥消費國和第二大農藥生產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DDT 為代表的有機氯農藥曾經是中國的主導農藥。我國在1983年禁止DDT作為農藥使用，2002年，劉建國等人發表的論文《中國履行斯德哥爾摩公約基本義務和障礙的初步識別》中顯示，中國DDT的累計總量達到40萬噸。世界衛生組織發給《北京科技報》記者的一份關於DDT影響人體健康的最新文件，總結了世界各地DDT和人體健康相關研究的結果：DDT具有神經毒性，可能導致肝臟功能紊亂，並在高劑量條件下損害肝臟。該物質可能導致肝癌，並且有研究報告發現，多種人體癌症的發生和DDT有關。DDT作為一種激素類似物，能作用於人體。另外，由於DDT的親脂性，容易在母乳中富集，這很可能威脅脆弱嬰幼兒的健康。(●—●)也就是說，計劃經濟時代依舊有大量富含有毒農藥的糧食被人吃掉，並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計劃經濟時代只有「食物短缺」問題和「食品衛生」問題。沒有「食品安全」問題。
人類的追求總是逐級攀升的。最先追求的是溫飽，然後追求的是口味，最後才追求品質和安全了。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是在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開始追求食品口味的過程中出現前。它大致上出現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個階段。
而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視野還沒到肉眼看不見的範圍，只能看到一些眼前直觀的東西。如殺蟲卵，除四害，勤洗手，不喝生水等等粗淺的衛生習慣問題。當年我國主管衛生問題主要歸口部門是衛生部，而衛生部多年來主管衛生問題也確實做了不少工作。諸如四害的滅除，推進自來水清潔水源到戶等等。直到食品安全問題逐漸發酵後，我國才在衛生部下面成立了專門負責管理食品問題的部門。到了2013年，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了重要的民生問題，食藥局作為一個副部級部門，再委身於衛生部管轄下難有所作為，因此國務院花了一些代價把食藥局從衛生部里獨立了出來。
按照現在食品安全的概念來看，計劃經濟時代的食品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舉幾個例子。
（前方高能！以下一些圖片可能會引起觀看者的不適。）
例1、米豬肉
米豬肉實際上是豬肉絛蟲的蟲卵。80年代之前出生的城市人可能還會這個有印象，那時候早上去菜場買菜去晚了，好的肉賣完了，只剩「米豬肉」了。去得再晚一些的話，就連米豬肉都賣完了。
我的印象里，在90年代之後，米豬肉就逐漸開始消失了。而現在國家建了豬肉流通追溯體系，全產業鏈管理，這樣的寄生蟲豬肉會被擋在體系之外，無法進入流通領域。
2、糞肥澆菜（生糞）
可能有些人還記得小時候見過這樣的情景：
未處理過的生糞，直接用來肥田。
後來化肥廠多起來之後，生糞直接肥田的現象逐漸消失了。和它一起淡出我們視野的還有這些：
蛔蟲藥的市場也逐漸小了。這兩者看上去好像是兩個事情，但是卻有很緊密的聯繫。
生糞肥田幫助蛔蟲補全了完整的生活史，而掐斷了糞到食物的接觸通路，就能大大減少人類接觸蛔蟲的機會。
因此，現在的年輕人，你們不用磕打蟲葯，一定感謝化肥廠！
3、不清潔水源
蟲子講多了反胃，說點別的。
在用上自來水之前，城市裡淘米、燒菜等等用水都是取自天然的公共水源，如河水、井水等等。當然，這些天然的公共水源還可以干別的，比如下圖：
所以讓家家戶戶都用上自來水，當年算是大功勞，也是大工程。
1949年時，全國60個城市有自來水供水設施，日供水量只有186萬立方米；
1978年，全國467個城市的日供水能力達到6382萬立方米；
而到1998年底，全國668個城市，13922個城鎮，日供水能力總計達到23000萬立方米。可想而知當年很多人用不上清潔水源的年代，飲水本身就是一個風險。
其實我們現在還能看到很多古老的傳統，諸如吃蕨菜，儲備大量腌制食品，用毛油燒菜等等傳統社會留下來的習慣。從食品安全的角度講，這些傳統習慣都經不起推銷。而未來時代的進步將會逐漸改造和淹沒這些傳統。
最後，作為食工出身的秀一下習慣：
食品安全不僅受市場化/非市場化這一個變數的控制。
更多時候，他是一個與生產力掛鉤的問題。
生產力不夠，產量低，加工方式落後，存儲條件差，衛生條件不足，農業生產資料不夠先進等，都是影響食品安全與否的重要因素。
發霉穀物產生的黃曲霉素中毒
沒有冰箱導致長期依賴泡菜所造成的亞硝酸鹽危害小農經濟低下的衛生環境所導致的大腸桿菌問題缺水少燃料導致的清洗和消毒不足ddt/666等難揮發農藥、塞力散等高汞農藥導致的大規模中毒無處理的工業廢水和城鄉污水導致的重金屬富集、衛生問題肝炎等傳染病集中爆發這些都是幾十年前中國食品安全面臨的大問題。
也許人心是好的，沒有製造不安全食品的主觀意願，但幾十年前客觀條件的落後這是無法否認的，這樣的客觀條件所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是必然的。
這和是否市場化無關，和什麼制度無關，和毛粉毛黑也無關。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力問題。
只要是一個合格的唯物主義者，就不難理解這一邏輯。
生產力提高了，物資豐富了，新鮮食品多了，交通便捷了，污水處理率提升了，新農藥的普及，冷鏈的普及，家用冰箱的普及，自來水和燃氣的普及等等。。。
"人心不壞"還需要配合上上述生產力的提高，才能真正帶來安全的食品。計劃經濟時代，我大姨就是做副食品的。她在供銷社的食品廠上班。那時候廠里做雪棗，類似京果的一種點心，有一個漫長的發酵過程。整個夏天瀰漫著酸臭味，據說缸里有很多蒼蠅的幼蟲。還做一種橘子水，就是買橘子香精和糖精，兌涼水。這放到現在，都夠可怕的，當時孩子們可是一點都不嫌棄，因為可吃的零食不多啊。
有，代替食品毒死過人。
在垃圾中尋找食物
第一張照片的原注釋：
SUMMARY: Photograph show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Canton, China, rummaging through a garbage pile for food.CREATED/PUBLISHED: 1962
CREATED/PUBLISHED: 1962
這兩張照片的來源：Forms part of: 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the Sun Newspaper Photograph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了嚴重饑荒。此時，美國新任總統肯尼迪及其政府認為，中國國內的嚴峻形勢以及中蘇兩國日漸交惡的變化，給美國帶來了調整對華政策的契機，決定嘗試通過糧食援助，向中國伸出橄欖枝。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國的方案。
在中美雙方的溝通中，中國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國人民絕不依靠別人的施捨而生活，更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由此拒絕了美國的糧食援助提議。
唐山大地震國際援助被擋在門外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級的大地震瞬間將唐山夷為平地。7月29日，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致電中國政府總理華國鋒時說，聯合國將為減少這場災難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而做出努力。同時，美、英、日等國也向中國政府公開表達了援助的意向。
然而，時局所造成的對國外援助的過度謹慎，使國際社會的熱情未能在受災嚴重的中國激起任何漣漪。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災努力說明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無命考驗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說明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散發了這篇社論。
各國認識到，中國顧慮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國際援助，對此，世界輿論感到很惋惜。
7月30日，當日本大使轉達日本對中國的援助願望時，中國以謝絕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國家的援助。
1980年「南澇北旱」謹慎接受外援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中國政府對於國際援助的態度，也因此開始朝著更加理性、務實的方向轉變。
1980年夏季，中國北方地區出現30多年來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億畝農田因缺水幾乎絕產。
長江流域則因連續暴雨浸於洪水之中。面對嚴峻形勢，中國政府首次決定向國際援助敞開大門。
當年10月，國務院批准了外交部與民政部聯合上報的《關於接受聯合國救災署援助的請示》，並指出，可以適當爭取聯合國救災署的援助。
事實上，對於以什麼樣的態度、接受何種程度的國際援助，當時中國政府仍是偏向謹慎的。儘管中國已表示接受國際援助的意願，但卻並沒有更具體地提出進一步援助要求。
比如，在向聯合國報告災情時，中方只說明河北省因旱災需要援助，而對山西、內蒙古、陝西、甘肅等地同樣嚴重的旱情卻沒有進一步說明。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國的決定也有很多謹慎——要求所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援助物資必須經由聯合國救災署發放給中國。
然而，從拒絕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國畢竟還是向前邁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由於聯合國救災署努力，國際社會為我國共提供了價值超過2000萬美元的賑災物資。
大興安嶺火災主動請求國際援助
1987年大興安嶺發生特大森林火災，導致5萬多人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5億元人民幣。
面對災情，中國紅十字會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受援請求。中國政府成立工作小組，統一領導接受捐贈工作。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這次災難也給予了特別關注。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捐贈了大量救災資金、器材、藥品和食品，為中國的抗災賑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88年，國務院出台新政策，明確規定如遇重大災情時，可以主動接受各方面友好國家、地區、組織及個人的捐贈。
1991年華東水災呼籲大規模國際援助
1991年，中國華東地區發生特大水災。當年六七月間，各國駐華使館紛紛打電話到外交部，詢問是否需要幫助。外交部將此建議轉到民政部。7月初，民政部綜合意見後，將報告送到國務院。
中國政府隨即果斷作出向國際社會呼籲緊急救災援助的決策。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直接呼籲國際社會加以救助。
7月11日，「救災緊急呼籲」新聞發布會在北京召開，民政部副部長陳虹向中外記者介紹災情，並代表中國政府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救災援助。
陳虹的呼籲很快得到響應。從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國共接受境內外捐款物合23億元人民幣。此後，中國每逢巨災大難，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便成了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國家在建國初期就開始了對中央等領導的特供食品，就連三年自然災害時都沒有停止過，可以說，特供的歷史已經很久遠。
2014年04月30日 08:38
光明網-光明觀察光明網 作者：徐冬梅 ：當特供不再成某人餐桌美味的時候
最近有群眾向「新華視點」記者反映，浙江一些部門和單位藉助權力在生態環境優越的遂昌縣開闢農產品「特供渠道」，讓當地一些綠色農產品基地高標準保障其部門和單位內部供應。
真相到底如何，記者專程赴遂昌縣進行了調查。
我們國家在建國初期就開始了對中央等領導的特供食品，就連三年自然災害時都沒有停止過，可以說，特供的歷史已經很久遠。建國初期給中央領導人吃特供食品的原因，是怕敵特的下毒。
直到現在，除了#外，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門也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吃起特供來。
在有權力人看來，吃上特供是一種身份象徵，也是權力的象徵。而現在我們不僅想問，為什麼領導就能吃上特供，這種特權是誰給的？
我國推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民主集中制，也就說說領導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是人民通過選舉的方式，選出代表來，而這個代表首先要做的就是為人民謀福。但現在只是一個食品上我們看到了領導的特權，那麼領導的特權還有多少呢？
食品安全問題至今已經成為國人頭疼的一大難題，從蘇丹紅的雞蛋到塑化劑的飲料，從地溝油到三鹿奶，從毒大米到吊白塊，這些已經不僅是食品安全問題，而是有毒食品在毒害每個沒吃上特供人。
民以食為天，而現在這個「天」卻變成了毒，國民在吃的問題上從沒有像現在這麼恐慌。以前領導吃的特供，與普通人吃的分別不大。但如今，特供食品儼然已經成為特權階層的產物。而這，在聲稱是社會主義的，沒有等級分化的國家中，特供這種帶有歧視性的食品，卻完全是特權階層的特殊產物。既然領導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但為什麼我們的領導們就這麼安心的吃著人民供給的特供食品，而不去考慮國民的食品呢？
南方都市報曾經曝光過背景的海關蔬菜基地，那裡就是特供的溫床。什麼是特供食品？就是種植蔬菜和糧食所用的肥料，都是用有機肥，即便是農藥也是生物農藥，而且採摘必須是安全期，未到安全期的，就算是爛在地里都不會摘。
可這些被稱作特供的蔬菜，水果和糧食，就是被我們稱作綠色無污染的食品。
在台灣，把這稱作是「地果主義」，現在台灣已經普遍了「地果主義」的食品。但在隔海相望的大陸為了高產和多產，化肥農藥充斥著田間地頭。可就是最初級的食品安全，始終沒有落實下去。從生產加工的非法牟利到監管部門的懶政，這裡我們看到了特權階層的自私和對國民的忽視。
今年的年初上海染色饅頭事件由頭，引發了全國的食品安全問題，而在前幾天，更是查處了地溝油的特大制售窩點，從中我們看到了國家和政府在食品問題上的決心。但關於特供食品的問題，始終沒有被政府提出來。
既然特供食品就是綠色有機食品，那麼為什麼不能全國普及呢？如果政府將他們的公權力運用起來，將監管責任落實到位，讓更多的人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認識到違法的代價巨大，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人從最初的被動守法，到以後的自覺守法。而國家和政府更應該做的是，為這些種植綠色食品的人大力扶持，給予更多的優惠和照顧。對制售危及食品安全的人處罰更重，取消特供食品，讓特供食品成為百姓餐桌的常用品，那麼綠色和平就離我們不遠了。 （文/徐冬梅）有、有、有
上海人對肝炎的恐懼就是來自於計劃經濟時代的椰棗蘇式笑話一枚：A：計劃經濟時代有食品安全問題么？B：當然沒有，計劃經濟時代連食品都沒有，哪來的食品安全問題？
委內瑞拉的例子說明，全部都是國有企業，純粹的計劃經濟，大鍋飯的福利，這個民族和國家基本上是死路一條。
吃飽飯才是關鍵、食品安全？不存在。
我不去看實際上怎麼樣，我只說理論上的。
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里不大可能存在食品安全問題，除非故意破壞搗亂，或失誤，或者科學出錯這幾種情況。
公有制計劃經濟里，原材料是調撥的，不要食品廠花錢買，而且食品廠生產的食品是免費送出去的，沒有利潤，怎麼可能會造假？
比方說，你是一個奶粉廠的廠長，現在政府調撥給你100噸鮮奶，讓你生產奶粉。假設理論上100噸鮮奶最多能生產10噸奶粉。你想往裡面加三聚氰胺嗎？不可能的。
一 你沒有必要加。加了三聚氰胺後，奶粉的產量會增加，而產量增加了，你廠的利潤能增加嗎？不能。因為你廠的奶粉是免費送出去的，即使產量增加100倍，你廠的利潤也是0。產量增加了，能給你這個廠長發獎金嗎？不能。因為100噸鮮奶最多只能生產10噸奶粉，你的產量增加得離譜了，肯定有問題。
二 你搞不到三聚氰胺。你所用的原材料都是上面給你調撥的，三聚氰胺不是生產奶粉的原料，所以上面不可能給你調撥。你廠自己花錢買？不能，因為公有制里沒有商品，一切都是調撥的，你買不到。而且你廠一分錢都沒有，你廠也沒有錢買。
三 公有制里造假會增加成本，而不是減少成本。奶粉的原料是上面調撥的，不需要你廠買，但是要造假，你廠就得自己買造假的原料，就得自己掏錢。就算你廠有錢，可是你廠的奶粉是免費送出去的，你廠願意自己貼錢白送給人嗎？比方說你廠自己掏腰包花1萬塊錢買10噸三聚氰胺摻奶粉里免費送給大家，不就太傻了嗎？
所以理論上說，公有制計劃經濟里，不存在故意造假的行為。只可能存在下面幾種情況：1 有人恨這個社會，故意往食品里摻毒，但是他不是為了利潤。2 因為失誤。例如，工人操作失誤，或工藝控制不當產生有毒物質。3科學上沒發現某物質對人有危害而把它加到食品中。而這些都不是為了利潤而故意做的。
總之，公有制儘管不能杜絕失誤等情況，但是排除了為了謀利而故意造假的行為，就會使食品安全性大大增加。我糾正一下題主問的方向啊。
就是貪婪問題。
不僅有食品問題，缺斤少兩，以次充好，偷工減料，詐騙，盜竊，搶劫，貪污等等。
都是因為貪心太大，都是為了賺錢，無論什麼方法都用。
就是人的本性，不貪婪的動物早就在進化中滅絕了。
實在想不出跟市場有什麼關係
我估計只有聖人國沒有這種情況吧（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全是聖人。）
不邀自來。個人觀點，計劃經濟時代的食品安全問題絕對比現在還要多。不過這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沒關係。在計劃經濟時代之所以食品安全問題多是當時我們國家還處於生產力較低水平，連吃飽的問題都還沒解決，那有精力考慮吃好的問題。
綜合幾個高贊回答，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問題本質上就是生產力的問題，與人心好壞並無關係。
不是食品安全問題，是糧食安全問題。
食品安全問題有兩種
一種是條件所限或者不知情，無法提供更好的食品安全，體現為農藥超標，濫用添加劑，有毒化合物超標等等。
這種在計劃經濟時代顯然是存在的。但是起碼解決了有無問題。而且沒有主觀上的故意。一種是明知有害，為了攫取更大利益以次充好。這是有主觀上的故意的。這種么，不說了。那時候只有飢餓問題，沒有食品安全問題，因為連食品都沒有，何來安全？如果你一個月沒見過葷腥了，相信就是給你吃病死豬你也會感恩戴德
短缺經濟時代，為了彌補老百姓不夠吃用了太多方法，造假，劣質，也是很好的一種。當年食品添加劑就很多
當然，很跟市場經濟的良心壞了，獲取高利潤參假區別還是很大的供應不足是另一個問題，食品安全在計劃經濟時代確實沒出過大問題………………舉例說明：改開前家裡有在國營某食品廠工作的親戚，告訴我們買東西買他廠的，乾淨！……………改開後在某私營食品廠，勸我們別買他廠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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