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代的秦直道(或者秦朝公路系統)和羅馬大道相比,哪一個在工程學上更優越?


秦直道是用夯土壓實築路,羅馬大道用石料築路,只是材料使用不同罷了。

咸陽北上的秦直道,處於陝西北部多風、少雨、溝壑多、坡度大的環境中,黃土自身粘性較好,夯實後在少雨氣候下很難損壞,能夠長期保持路面平整,築路結實。

而且夯土的造價較低,路面摩擦力大更方便馬車爬坡,工程質量到今天依然沒有損壞,用石材實屬沒有必要。

秦直道是一條軍事道路,具有其特殊性。和羅馬大道類似的,應該是統一六國後修建的馳道,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國道、高速路。

秦朝馳道不用石材的主觀因素缺乏史料論據,但從客觀因素上來說,有這幾個制約條件:

第一,秦朝統一之後超級工程太多,長城、阿房宮、秦皇陵均徵發了太多徭役。

本身戰國時期連續戰爭造成的人口減少就很嚴重,全國路網建設面積太大,石料的開採、運輸、建設需要耗費大量勞動力。使用填土夯土築路,可以減少勞動人口,避免拖延其他工程進度、糧食產量減少等不利結果。

第二,秦朝為郡縣制,廢除分封、瓦解私兵,政權和軍隊由國家統一管理,全國經濟處於恢復建設中。理論上,統一六國之後,客觀存在的敵人只有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南粵等文明不發達地區,國內不存在大規模軍事調動,石材築路也必然會消耗大量資金,所以築路的規格沒有必要高於秦直道。

第三,馳道不讓普通百姓使用,僅用於皇帝出行、政務信件等,日常損耗較小,不同於羅馬大道繁重的日常交通,因此不需要石材築路。

所以,不用石材只是當時客觀條件不允許,而不是工程能力上的差別。


我的好朋友@張蔻蔻 已經啪啪解答完畢,曲盡而有情,我就隨便歪下樓吧:

球那面的瑪雅人,也號稱有「發達的公路系統」,是其「帝國統治的命脈」,或許也不妨問,其工程學同羅馬大道比,哪一個更優越。

但實情是,瑪雅人既沒有馬,也不知有車輪,更遑論馬車。高原上的民族,遇到有天塹深谷,則以草揉繩,編成長索,一頭拴牢在這岸,一頭交由壯漢划船或者泅渡到對岸,錨固拉緊,即成懸索橋。高原風大,在瑪雅人那是後半天長刮,這瑪雅人就得過橋都得趁早。就是那皇家的信使,來去匍匐如飛的,也不能強上:因為這樣的草橋,平時如吊床,風來就直接賽蹦極了。

蔻蔻說材料,對的,就是這樣的材料。親們滿可以把它就有效置換成傳說中「飛奪」的那座瀘定橋,只不過,瀘定橋是鐵索橋,這裡卻是草橋。一旦磨損,無法替換修補,就必須一把扯下來燒了重來。所以這瑪雅草橋的保質期,通常就只一年。現今秘魯全境,只還有一座這樣的古橋存留,別個悉已更新為現代橋樑。它每年一度的「重建」、便成為當地村民、和有興趣的建築史家、技術史家和人類學家的小小盛會。

你問我瑪雅人咋就這麼樸素智慧又溫馨?無它,除了沒輪沒馬,冶金也從沒學會嘛。

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先生說過,古代世界裡城市的起源,唯有瑪雅人同中國一理:在西方世界,都有財貿的主脈動;而中國同瑪雅,卻純然先是貴族的城邑,統治的據點。現在瑪雅早已不存,而中國賡續未斷,是以良多可感。

我敬慕張先生的學風人品,卻很難同他這種自豪共振。就說瑪雅人無車、無馬,----準確說是先曾發明過輪子,但沒能展開便就失傳:無它,他們那旮旯愣是沒有可造之材的力畜罷了。

當時人因利乘便,或者因陋就簡,養成種種習慣,交互出一套系統,都是很難預見到將來時勢的突然翻轉,自己福兮禍兮到了哪一關。正如同致力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一輩子的林獻堂,沒看到自己老來會被歸類為「台奸」,更是客死日本。

青年讀史,往往容易作初級反思。例如,常會說「要是當時不XXXX就好了」,要是清廷老早就移民實邊東北就好了,沙俄不會割取那麼多領土;要是瑪雅人學會冶鐵就好了,不至於西班牙人來了他們真的「手無寸鐵」。

但不單當時沒有這麼好的「要是…就好了」,恐怕現在也沒那麼多「要是」。瑪雅人固然悲慘,但除卻架空歷史的意淫,很難設想還會有別的路徑上演。任何試圖從瑪雅帝國公路系統的別緻,作初級反思的嘗試,都將不能倖存於這種「要是……就好了」的塞壬的歌聲:無論正向說「羅馬人用石築路就是好,我們當時也該那麼干就好了」;還是反向說「瑪雅人其實比羅馬人更高明,所以我們要迎來自己的偉大復興」。

這不是一個好回答。一切只因我此刻太愛@張蔻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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