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是否曾陷入馬爾薩斯陷阱?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13級學生，這是世界經濟史課程作業，以下的回答屬於個人原創，沒有剽竊。

普遍的觀點認為，古羅馬一度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這意味著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並沒有超過人口增長。然而，無論是土地與勞動的比率，還是實際工資，又或是生育率，都無法明確指出這一觀點的對錯。接下來會通過人口規模發展、農業結構、勞動力就業、市場運作、專業化程度的原因來探討古羅馬的人均經濟增長。

在Moses Finley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古代經濟》(1973)四十年後，古代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一致認為，對於古羅馬的經濟表現和增長，他悲觀的描述是不準確的。關於這一點，在學術界還是存在許多的爭議。古代歷史學家Geoffrey Kron指出，生活在古典時期位於最高地位的人，其生活水平毫不遜色於那些生活在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Peter Temin結合了關於新制度經濟學觀點的考古數據，強調羅馬經濟體制的現代性和高水平的市場表現。許多考古學家認為希羅世界(Greco-Roman world)的人均經濟增長在長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各項指標基本上都指向同一個方向：無論是瓦罐、瓷磚、硬幣、金屬工具、沉船、建築銘文還是腌制魚用的大桶等等，在帝國早期數量是大幅上升的，而之後又有明顯的下降。

地中海與鄰近地區的人口增長開始於公元前十世紀。到了公元200年左右，羅馬世界西部和北部的增長似乎有所減緩，而在東部大部分地區的增長一直持續到公元五至六世紀。許多考古學家認為人口增長與生活水平兩者是同時上升的，但並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有力解釋。與此相反，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人口的增長或多或少抵消了經濟增長。Richard Saller認為，如果沒有顯著的技術創新，羅馬世界的經濟增長並不會太快。另外，Peter Temin也指出，生產力的轉移可能會導致收入水平的上升，但是最終人口和資源將會回到相同的馬爾薩斯均衡。

Walter Scheidel強調指出，古時代的生活水平高於人們維持生活所需的基本水平，因此經濟的下行並不會立刻導致饑荒的現象。從長遠來看，人均消費量逐漸上升，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年間粗略估計上升了50%。然而，鑒於技術變革的低水平，通過制度安排管理租金、進貢稅收、農奴和奴隸，生活水平可能被扭曲了，人均消費水平沒有顯著變化。古代經濟陷入低均衡陷阱，從長期來看，有限的產出增加會提高盈餘減少人口規模，後者最終會抵消間歇性生產。Scheidel提出了一個例外：共和國晚期的戰爭使國土擴張，從新征服的地區大量流入戰利品、貢品、租金等，導致義大利的平均收入上升。不過在他看來，這是完全外生且短暫的效果。國家核心和外圍地區之間的關係變化，將導致流入的資本和商品減少，而人口繼續增長，必然使人均收入下降。

持續增長的理由是基於四個相互關聯的事態發展：

1. 人口增長迫使人均勞動供給增加；

2. 人口增長和非農業部門的增長刺激了城市化；

3. 城市化及通信和交通的改善開拓了農業及非農業產品的市場；

4. 糧食價格波動的減少，降低了非糧食生產部門專業化的風險。

相反，增長下降的理由是基於這些事態發展的逆轉：

1. 削弱市場一體化，尤其是在西方，大規模的戰爭會使糧食價格波動劇烈，因此非糧食生產部門的風險加劇，直接影響到糧食生產；

2. 人口減少和非農業部門的萎縮，會減少城市化；

3. 城鎮減少和較低的市場一體化意味著商品和勞動力市場萎縮；

4. 大部分人口從事小規模農業，導致農村勞動力的失業上升，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業盈餘不穩定。

換句話說，我覺得馬爾薩斯的學說不適用於許多古代世界，因為存在生產規模收益遞增。

根據馬爾薩斯模型，在工業時代前人口增長抑制了經濟增長，減少了人均可用土地，每個額外生產者耕作的土地數量不斷減少，他們所能提供的額外產出會下降。雖然糧食總產出會不斷增加，但是新增農民的邊際產量會下降，因而社會範圍內人均產量也會下降。Ester Boserup的人口增長模型雖然被當作是反駁馬爾薩斯學說的模型，但實際上還是會導致類似的結果：人口增長壓力迫使農民改善他們在農業的從事方法和增加勞動投入以提高產量。雖然這種發展可能涉及技術創新，導致更高的生產力水平，但在某程度上人口與總生產力是同步的，而人均產量則保持不變。

在馬爾薩斯的框架下，只有災難性的流行病如黑死病，才會減少人口，使土地與人口的比率上升，生活水平提高。然而這些現象是短暫的，更好的生活條件會再次刺激生育率，人口增長又再次抵消了人均經濟增長，任何的經濟收益註定了沒有長期效果。歐洲在1500-1700年間，死亡率的上升實際上增加了收入。Galor and Weil提出了三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是馬爾薩斯制度，即固定人均收入及低人口增長；第二階段是後馬爾薩斯制度，西歐十九世紀初開始收入及人口都有所增長；第三階段是現代經濟增長制度，人均收入迅速上升但人口減少。Crafts and Mills提出部分證據支持這一觀點，他們發現在馬爾薩斯階段英國直到工業革命前都具有恆定均衡的實際工資，但同時也表明，在另一種意義上英國從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就不再處於馬爾薩斯階段，因為實際工資和生育率之間的聯繫消失了。

古羅馬並不完全符合馬爾薩斯模型，儘管人口數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未知數，而且與現代的估算有很大的不同。羅馬帝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應該是地中海核心地帶和近東地帶，而這些地區正是擁有悠久歷史的聚居和城市化的地區。比如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其人口持續增長至公元五至六世紀。與此相反，西歐與中歐地區的人口及城市化水平從公元三世紀就開始下降。土地與人口的比率似乎並沒有如假設般被約束。

馬爾薩斯模型還假定，人口增長改變土地與人口比率，低生產力導致生活水平的降低。工業化社會前的生活水平一般是以實際工資來計算，比如名義工資與消費籃子的市場價格之間的比率。Scheidel研究表明地中海和近東地區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1300年間，除了少數例外，社會中的非熟練工人的生活水平比那些生活在近代歐洲早期的還要低。我們是否要從非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得出結論，經過那麼多年經濟表現並沒有取得顯著進展，而只是外生人口衝擊帶來的影響?在羅馬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奴役勞動的作用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將平均生活水平的重塑複雜化了。

城市化與職業結構是緊密聯繫的。經濟增長並不意味著社會各階層都能得到相同程度的財富增長。關於非熟練工人實際工資的研究表明，這一較低階層的生活水平只會發生很小的變化，但這不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整體社會的生活水平和經濟表現的差異。在英國，農場工人和城市建築工人的收入差異趨於擴大，只有後者的購買力明顯提高。因此，De Vries所設想的「消費革命」可能僅限於城市社會階層，對農村生活水平的影響不大。Mayer「古代中產階級」的研究重點在於，從公元前二至一世紀，地中海的農業城鎮轉變成充滿著中產階級的工匠、商人、銀行家的繁榮商業城市，這些中產階級的大規模消費形成了城市繁榮的基礎。

馬爾薩斯悲觀地認為，人口增長降低人均產量，但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不同的結果：對小農戶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重新分配可用勞動力的利用。在更少的土地上繼續採用相同勞動分配方法的話，必然會導致更低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人口增長促使了可用勞動力的更有效利用，儘管並不是所有的農民能夠從新的市場條件下獲得相同的利潤。一般情況下，種植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經濟作物，包括非食用作物如亞麻或花朵，更具吸引力。當然這一進程的前提條件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足夠的生產剩餘，以及穩定的大宗食品市場。

基督徒作家Tertullian寫道：「Surely it is obvious enough, if one looks at the
whole world, that it is becoming better cultivated and more fully peopled than
anciently. All places are now accessible, all are well known, all open to
commerce. Most pleasant farms have obliterated all traces of what were once
dreary and dangerous wastes. Cultivated fields have subdued forests. Flocks and
herds have expelled wild beasts. Sandy deserts are sown. Rocks are planted.
Marshes are drained. And where once were hardly solitary cottages, there are now
large cities.」考古研究證實了他繪製的圖像，研究顯示早期羅馬時期的定居點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密集，農村開發越來越多。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更密集的農業形式也隨之擴張，城市化持續增加。

從人口趨勢得到了平行於各農業活動的幾個指標，比如橄欖油和葡萄酒的壓榨裝置投資。有別於其它裝置，橄欖油和葡萄酒的壓榨裝置在考古記錄中相當常見，這些大型裝置的核心部分由堅硬的石塊組成。橄欖油和葡萄酒壓榨裝置在地中海地區並不罕見，但是考古學家Annalisa Marzano指出，多個壓榨裝置反映了資本在農業中的巨大支出，壓榨裝置是這個特定農業領域的投資。

上圖表示在高盧的壓榨裝置總量。裝置被安裝後被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即使不再安裝新的壓榨裝置，產量仍能夠維持。由於其它的裝置及其強度並沒有考慮，所以上圖並不代表橄欖油或葡萄酒產量的變化。有趣的是，橄欖油和葡萄酒壓榨裝置總量在帝國早期呈現上升趨勢，在公元二世紀達到高峰期，之後逐漸下降。

義大利和西西里島的富有地主的土地產量水平可能只是略低於法國十九世紀的水平，但高於西班牙和希臘，因此古羅馬的經濟不是由農業技術落後的原因導致停滯不前的。羅馬時代的農業發展取決於繁榮城市市場的擴張與萎縮。使用奴隸和季節性工人的農場，其效率遠遠高於小農戶和租戶。在某程度上，在高峰期使用奴隸和季節性工人取代自給自足的農民，降低了每單位土地所投入的勞動力，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生產剩餘。

經濟中非農業部門的勞動失業率及勞動供給是影響人均產量的重要因素。Grantham強調指出，歐洲中世紀時候的農業表現往往低於其擁有的技術能力所能帶來的產量，這是由於高勞動投入、低勞動生產力、以及高勞動失業率造成的。他指出，十八世紀時的法國為維持整個人口所需的潛在勞動生產力不超過人口的40%，然而農業在法國人口就業的比例高得多，造成工人的總產量低於現有技術應有的產量。相比起英國，在法國和義大利等國的農業高就業率，減少了非農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在農業經濟中，農業作為「剩餘僱主」意味著找不到工作的人口就會從事農業，農業部門中的失業就是由於土地與勞動之間的不平衡以及非農業部門中缺乏足夠的勞動報酬。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是個經典例子，非農業部門的落後造成高失業率和有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非農業部門的增長將增加對勞動的需求，減少農業部門的勞動投入，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生產剩餘。非農業部門的萎縮意味著農業部門的勞動投入相對增加，勞動生產率降低。換句話說，更多的經濟萎縮，整體經濟效率會降低，農業勞動力的效率也會越來越低。地主停止投資於昂貴的設置，而小規模的租戶逐漸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更多的綜合市場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市場運作的改善使細分市場的專業化提高，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直接刺激專業化，從而形成更高密度的潛在買家和賣家，導致運輸和貿易成本的降低。專業化的提高為專家創造了更優越的條件，正如George Grantham所指出的，自給自足的程度降低的同時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人數量會增加。因此當專業化程度提高，工匠能夠獲得更多的顧客，同時會有更多的人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服務和商品，比如交通、食物、工具等。城市化的程度和人口密度是呈反方向變動的。這種增長模式的關鍵在於減少市場的脆弱性以減輕經濟危機帶來的衝擊。一個家庭通過市場來實現基本食物需求將會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風險：當作物收穫失敗時會導致食物價格上漲，或者是商品和服務的產量下降，又或者市場運作受到戰爭或惡劣天氣的影響被迫中斷，都會導致一個家庭維持生存所需的條件受到威脅。市場一體化的程度越低，食物市場的脆弱性越大，從而導致當地經濟遭受災難性的價格衝擊。

在很大程度上食品與非食品生產部門之間的聯繫並非基於商業上的交換，而是政治上的分銷渠道，即稅收和租金。事實上，帝國的主要城市中心——首都羅馬主要是通過持續從埃及和非洲徵收糧食來支撐的。羅馬的價格波動相對較低，這巨大而穩定的市場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中心腹地。租金和稅收的作用就是支撐如安提俄克、亞歷山大、迦太基等的主要城市。羅馬和其它大城市那極為集中的購買力不僅為地主和小農戶集中於專業化的細分市場如鮮花、牡蠣等創造了條件，最終也為敘利亞、高盧和非洲的地主投資橄欖油和葡萄酒壓榨裝置提供了背景。此外，城鎮當局也制定政策以減少城市食品價格的波動，從而避免動亂。

通信的改善和風險的降低無疑刺激了帝國早期的貿易程度，但到了三至四世紀，西部的趨勢有所扭轉。這是由於邊界激烈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動蕩、內戰和嚴苛的賦稅。Ward-Perkins不只認為那些陶器和建築材料在考古角度來說是羅馬經濟表現最明顯的跡象，他還指出東部並沒有顯示任何有關商品範圍的下降，其分布的地理範圍或它在多大程度上滲透到農村和貧困階層社會。另一個顯示西部衰落的跡象可從採礦業和冶金業上看出。西部多數的採礦活動位於英國和西班牙，其強度和投資額在二世紀達到巔峰，隨後在三世紀急劇下降。

總的來說，西部的城市市場比東部的萎縮更多，而且商業渠道也變得不太安全。除了勞動需求和非農業商品的需求下降之外，非食品生產部門也變得更具風險，從而導致萎縮。更多的東部經濟持續吸收更多的勞動以維持農業生產力的高水平，而西部國家的經濟搖搖欲墜。

馬爾薩斯模型中的最後一個元素是生育率，財富的增加會導致生育率的增長。而在這裡需要確認的一點是，生育率是否一定會隨著經濟增長而有所增長。生活水平是建立一個新家庭最基本的考慮因素。隨著人均收入下降，越來越多的人很遲才結婚或者乾脆不結婚。當生活水平上升，生育率會成比例的上升。換言之，隨著收入增加，或者謀生條件改善，人們會更早結婚或更願意結婚，從而導致生育率的上升。因此，根據Frier, Scheidel, and Temin給出的假設，任何的經濟增長都是暫時的，因為人口增長會抵消人均經濟增長。

但是Scheidel指出，古代的人口戰略並不是通過結婚率來操作，而是在婦女產下嬰兒後對嬰兒的直接干預，包括棄嬰和殺嬰，多數情況下都是女嬰。一封於羅馬早期由一個丈夫寫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們無法撫養女孩，如果你碰巧生下了女嬰，她必須被趕走。」在早期的近代西歐，不良的物質環境使人們少結婚，從而生育率下降。物質條件和人口行為之間的連接包括人們可接受的最低收入水平，這適用於古羅馬和早期的近代英國。如果沒有達到這最低收入水平，人們不會要結婚,也不會要養大他們所有的孩子。殺嬰和棄嬰影響的多是女嬰，從而也大大地減少了潛在生育力。

在古羅馬，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城鎮非農業部門的專業化，有可能導致經濟市場運行良好和人口增長同時發生。隨著人口增長和更良好的市場運行刺激人們從事非農業部門的工作，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鎮。高程度的就業不足轉移到增加的農村勞動力利用和提高的城市化，從而優化古羅馬的生產潛力。然而，經濟增長並不會導致相稱的人口增長。相比起東部，西部的城市化水平和勞動分工更直接取決於中央國家及其軍事裝備。當西部國家和軍隊衰落時，經濟開始下滑，從而結束了經濟增長超過人口增長的漫長時期。在東部大多數地區，這一時期的繁榮一直持續到五到六世紀。而當繁榮不再，馬爾薩斯制約就幾乎不再存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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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就被人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是18世紀的人。

人口增長=人口基數*（出生率—死亡率）！你看一下現在大城市的出生率。

如果在古代，出生率應該也會減少，一個是結婚成本增加，人們選擇不結婚，另一個就是生育成本增加，人們選擇不生育。死亡率也會增加。人口不會長期呈現指數增長。

看我們國家古代人口的變化，並沒有出現長時間的指數效應，頂多一二代結束。

所以人口並不是按照指數增長的，只能說人口增長受到經濟水平，文化，政治因素多重影響。

生存資料——多老的詞語！我們就算是GDP吧。我們國家GDP的增長，30年超過8%應該算是指數增長的吧！指數變化不大。大概和古代增加一二代人口差不多時間。

所以看，一定情況下，經濟的增長也可以是一種指數增長。

但是適用到農業社會合不合適呢！這方面的數據我沒有。古代經濟水平和現在一樣肯定會受人口影響。但是同時也應該受地域和政策的影響。例如宋朝明朝，靠近江南和湖廣一帶的人更加富裕。

至於可耕土地，我也不是很清楚。梯田大概很早就有了，但是像我家靠近長江，都是圍田，還是民國開墾的，荒地也不能說沒有，開墾成本比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