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作過哪些惡?
國民黨反動派最大的惡就是對國家進步的無能!
註:國民黨反動派和國民黨是兩個集團
來段穆公 @穆好古 的近代遺事,我們來看看北洋時期的民國工業
一戰後,列強為限制殖民地反抗,制定條約管制軍火出口。軍閥混戰期間,內地各軍閥無法自己進口武器,於是靠大煙在內地建立起一批小而全的山寨軍工企業,成了當地工業支柱,為日後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
民國初年,美國商人將勃朗寧M1917拆成零件帶入中國,想要高價兜售給苦於國際軍火封鎖的內地軍閥,不過要價數萬銀元。吳佩孚便以私犯軍火違反國際條約的借口將其關進監獄,並讓漢口兵工廠總辦楊文愷迅速反測繪,於是不花分文,就有了所謂「三十節」式水冷重機槍。 北伐前,安福系資本曾準備在天津建立一所鋼鐵廠,但因北伐與關東大地震雙重打擊而中斷,若干機械閑置於大沽港,國府北伐接管後不聞不問。抗戰爆發,日本將此閑置機械建立起天津制鐵所,年產生鐵三萬餘噸,鋼萬餘噸。 北洋時期,舊軍閥生財多靠強行借款或者受賄賣權,錢到手大抵投資銀行或投資實業,所以金城銀行這種軍閥資本就成了唯一工商業貸款業務超過金融貸款業務的銀行。
北洋軍閥雖然落後,但還知道為自保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嘗試發展一些工業。再來看看27年後的民國工業
南京時期,新軍閥發財多靠喝兵血,得錢後幾乎全部投入金融投機。至抗戰時,唯一主要從事工業貸款的銀行就剩TG秘密資金運作的建業銀行了。
民國初年,實業部為支持本國煙草產業,制訂了一套7級從3%到54%的累進稅率,以零售價為標準徵收,民族煙草產業大發展。中原大戰後,國民政府將煙草改為兩類稅率,高級煙15%,低級煙18%,按出廠價徵收,名曰鼓勵產業提升,還規定只能在京滬平津四城建立煙廠,民族煙業幾乎全軍覆沒。918局部抗戰爆發後,日紗實際稅率低於國紗,紗廠普遍虧損,業界商團前往南京請願提高關稅或提供工業貸款以支持國紗,孔庸之言:日本紗廠技術好,產品優,所以銷路暢,你們自己抱殘守缺不知提高,反而動輒干涉國家關稅,實在胡鬧!
商團怒言:院長以為鳳陽人是因抱殘守缺才出來唱蓮花落要飯的么? 范旭東三十年代訪日後對時任實業部長陳公博說「日本化學工業基本以仿造為主,缺乏研究能力,現在我們學習歐美最新技術,不出10年,超越日本不成問題」。 陳部長說「國防不振,修多少民用好廠都是給列強送口中食」。遂出資1200萬建世界先進之南京硝酸錏廠於民國26年二月投入使用。(10個月後南京城破)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工程師學會在重慶召開,選出名譽常務與常務二十餘人,其中八人為中統人員,九人為TG潛伏人員。 戰時在重慶成立的中國科學家協會是個理工科學協會,通過KMT中央政府與中央黨部備案,設有特別黨部,在復興關中訓練團總部開的成立大會,陳立夫、葉秀峰等黨國要人為榮譽主席/委員。 此協會乃曾家岩一手操辦,秘書等人皆TG,經費來源就是TG所謂第三條戰線上的建業銀行。 中央53兵工廠在48年後中央訂單斷絕,收入全無,不得不與盧漢合作,改收滇半開(之前只收法幣),將武器賣給地方保安團隊度日。
1907~1930年間,日本對華貿易順差(即中國對日貿易逆差)總額是24億2千萬日元。反動派治下的中國,輕工破產,重工停滯,工業智庫被競爭對手把持,打仗打到軍工廠要關門,操作不是一般的騷!
面對中國的工業資源,日本是怎麼操作呢?再來段穆公 @穆好古 的近代遺事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略蔡廷鍇19路軍駐地,淞滬抗戰爆發。3月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國府認真執行為日本「取締反日宣傳」之承諾,凡有「日本」既替以XX,如《中正文稿》,《總理遺教》中出現了很多XX帝國主義,XX警告之類,時任KMT宣傳主管的邵元沖憤而辭職。
1935年,蔣委員長授予凱申公特級上將軍銜。同年頒布《敦睦邦交令》稱: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
1937年南京城破
1938年,英國殖民政府對日綏靖,對香港反日言論進行管制,但香港文化官員漢語水平太低,無法對華文媒體進行有效管理,英國殖民政府致函國民政府要求予以協助。國民政府選派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前往,時人諷曰「委員不知亡國恨,隔海由刪抗X言」。
台灣中央通訊社徵集室制
香港工商日報,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一日XX殘殺下,南鵬厲症流行,X拒給醫藥死者日多陽江南鵬島,X兵減至僅得數十,唯唆使漢奸驅策我民眾日夜采鎢,無時刻停息,不堪苦役而傷病者數百人。X對我殘弱同胞諸多虐待,甚或推下海中以供魚腹者亦百人。 近日島上又發生疫症,X寇拒絕供給醫藥,因而染疫死者日有所聞,輾轉傳染,該島實已成為一極恐怖之死島等。 查島中糧食仍不給,漢奸譚某等幾次向X請糧接濟,半月來始得運到米石百多包,旋即告罄。什糧又不多,糧食問題日呈嚴重。 該島鎢砂已被採去七八,全島被翻及半,頓成千瘡百孔,泥濘載道,惟X寇在沿岸仍有所建設。關係擬築堤岸馬路一部同胞被拉充苦工,頗有乘間冒險逃出者雲。
日本做為當時亞洲新興的工業國家,1929年經濟危機後,由於本土資源貧瘠,它的戰爭目的就是要找到更多的原材料供應地及傾銷市場。在這張讓人哭笑不得的報紙上,我們可以看到鬼子為了提高掠奪效率,還知道在佔領地建設礦廠。
在抗戰期間,日本是個經濟危機,農民啃樹皮、為幾日元就賣女兒的窮逼法西斯國家。燒光國庫攢幾條軍艦之後,就基本沒錢給陸軍馬鹿裝備更多合格的坦克裝甲車,以至於東北的高粱地都能欺負關東軍的坦克!
馬前卒:古代戰爭中的地理優勢,在現代戰爭中還有作用么?
「北滿型」95式輕戰車特點主要表現在行動裝置上。由於95式輕型坦克的負重輪間距和中國東北地區紅高粱地的壠距差不多,致使這種坦克在這一地區橫跨地壠越野行駛很困難,甚至發生類似「共振」的強迫振動現象。為了克服這一缺點,日本人特意在第1、2負重輪和第3、4負重輪之間各加一個小直徑的輔助負重輪,才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這種「北滿型」95式輕戰車,僅在現地改裝了少量,用來裝備侵佔中國東北北部的關東軍戰車部隊。
那麼一個不重視本國工業發展的買辦政府,面對一個二流工業國的廉價戰車是什麼結果呢?
戰爭結束後是這樣的:1956年中華民國立法院長張道藩參拜日本靖國神社
但同樣的侵略者面對另一工業強國是什麼表現呢?
戰爭結束後是這樣的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買辦性質,27年北伐後本應繼續發展,奮起直追的國家工業止步不前,晚清和北洋時期一度小有成績的中國工業,在外國資本和其走狗買辦的壓迫下,相繼蕭條。在戰爭時期本應訂單排滿加班工作的的軍工廠居然要瀕臨關門!
國民黨反動派為什麼不重視國家工業發展?為什麼是買辦政治?
我們來看個地圖
「富強之道,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農工商礦為富國之要圖,不知無交通機關以運輸之,則著著皆失敗」——孫中山
發達的水系交通網路在平時是物流的高速通道,在戰時就是軍隊的生命補給線。日本侵華前,英國艦隊巡邏長江,有專門的「長江海軍少將」,控制中國內部水道。淞滬二次抗戰後,當日軍從東向西進攻中國時,日本海軍依託長江水系,進攻只會更順利!鬼子海軍的飛行員把長江沿線當作它們的新手村,磨快了它們的屠刀。
但這會我們不談作戰,談盤踞長江經濟帶的國府怎樣成為買辦。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551524/answer/69169100
這要說到國民黨政權佔據的第二個優勢——地理優勢。北伐戰爭的時候。蔣介石控制東路部隊,從南昌一路北上打到了南京,而國民黨左翼和共產黨的力量主要集結在湖南湖北,去了武漢。換句話說,長江流域出海的交通控制在蔣介石手裡。1950年的時候,上海軍管會統計過,中國2/3的對外貿易和84%的航運都集中在上海這個長江口,70%的國內貿易和金融交易也發生在上海。這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收稅最方便的地方被蔣介石控制了。
為什麼上海和長江口這麼重要?因為舊中國的陸路運輸非常落後,能用船的地方絕不用車。能翻幾座山到長江流域,就絕不會用馬車去其他的港口。否則的話,陸地上運100公里,比水路運1000公里都麻煩。中國雖然當時有了幾條鐵路,但相互之間不成網,也沒有配套的公路和汽車工業,唯一成型的鐵路網是日本人佔了東北之後修的。連西安這種有隴海鐵路的城市,大多數對外貿易都得通過漢江——長江再到上海進行。所以,蔣介石控制了長江口和上海,就等於控制了中國的對外貿易。這就給了南京政府收關稅的機會。出口是沒什麼關稅的,但進口可以收,所以貿易總額越高,逆差越大,南京政府的稅收也就越高。1931年全國外貿逆差是5.24億兩白銀,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億兩,還要高一些。南京政府從這中間收到了相對舊中國來說,非常了不得的一筆稅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萬兩關稅,1931年就達到了1.25億兩,全國進口稅達到2.6億兩。這筆錢主要用於償還國債和軍費。到了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51%的收入已經來自關稅。這樣問題就來了,你收關稅的目的不是發展國內產業,避免進口,而是為了維持你軍政的攤子。這個時候,就整個政府的趨勢來說,實際上就不是希望少進口,而是多進口了。逆差越大,國內產業越蕭條,但從短期來說,逆差變大,進口增加,南京政府拿到的資源反而可能更多一些。至於長期的效果,那根本顧不上。之所以製造業在所謂的黃金十年發展這麼慢,甚至基礎工業反而相對萎縮,就是因為在整個國家範圍內的製造業增長實際上和國民政府的短期利益正好相反。國民黨政府的確希望實業興旺,但他沒法和自己實際上的財政需求對抗,就像老闆給你發工資,你就必須完成老闆交辦的任務,不喜歡也得完成,因為你不能和工資過不去。這個依賴進口關稅的政府,我們過去的歷史書上稱之為買辦性,就是靠外國商品進口代理商撐腰的本性。所以,中國好不容易攢下的一點工業剩餘,就在關稅財政下變成了摧毀中國產業基礎的毒品。國民黨政府的強大,往往會意味著中國工業能力的相對下降。比如說前面提到的那個黃金十年,中國外貿數額暴增的同時,十年間國統區的鋼鐵產量反而始終保持在幾萬噸的水平。國民黨政府的關稅財政實際上毀掉了中國發展現代經濟的機會,浪費了中國幾億農民、上千萬手工勞動者生產的經濟剩餘。這樣的社會不可持續,這樣的政府也不可持續。這才是中國在重慶談判以後最大的政治矛盾,就看什麼時候會爆發。到了1946年,國民黨為了換美援,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全面開放市場,美國商品潮水一樣的湧入,短期內給國民黨吃了興奮劑,維持了內戰的攻勢。從幾年的周期來看,完全摧毀了中國工商業發展機會和國民黨在城市的執政基礎,引爆了前面所說的政治矛盾。
長征80周年總結之一:為何紅軍都要去陝北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半殖民地,即未被帝國主義全面直接佔領,但在事實上卻淪為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生產地的國家。
由於中國內地基礎設施落後,鐵路網不發達,在東北淪陷之後,三分之二左右的對外貿易依賴於長江(含支流)水路運輸,所以最核心的商業稅收就是長江口的關稅。蔣介石集團掌握了長江口,就拿到了中國最大、最穩固的一筆現金流,完全壓倒內地軍閥從土地上拿到的封建田賦。更何況內地軍閥買武器,買物資也往往要通過長江口,再被蔣介石拔一層毛。對於不想真正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秩序的政權來說,長江口簡直就是中國的心臟和大腦。為了這麼大一塊利益,蔣介石集團當然願意和帝國主義合作,保護各國在華資產,以低稅率和反蘇來維護帝國主義利益,從而借關稅和鹽稅(同樣集中於沿海)去壓倒內地軍閥。
1945年日本投降後,民族資產階級深知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為救亡圖存出謀劃策要把中國建成工業強國,並計劃將每年的11月11日定為「中國工業節」。
這個光棍節代表了有心振興實業的人們對未來的美好祝願,但在常公領導的江浙財閥買辦集團摧殘下,他們的祝願只能花為泡影。直到62年後,才有一個常公同鄉用另一種方式把這個依託於國家工業的節日發揚光大。
馬前卒:如何看待中國「雙十一」線上銷售額遠超美國「黑色星期五」這一現象?作何解釋?
當時,這些人看不到未來。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簽訂,1947年美國制定扶持日本振興計劃後,面對多重打擊,這些人幾盡絕望!
1946年的礦業
政府訂購大批美煤價格低廉
產品無處銷售相機被迫關門
1946年的輕工
美國麥傾銷
麵粉廠關門
1946年的工業
金屬冶煉幾全部停工,制酸工廠僅存一家。目前美貨充斥,經濟枯竭形勢下,中國工業似乎只有垮台了
到了1947年,不光中國大陸,連被英國殖民的香港都遭受傾銷危害,這種危害連國民黨反動派自己都不諱言了
難道國家工業就要這麼調零下去嗎?!徹底淪為列強的傾銷市場嗎?!湖南吐槽王實名反對!
面對這個追求工業發展的集團,國民黨反動派又幹了什麼呢?
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發現在明面的政治手段上競爭不過tg,就掀桌子、動刀子靠黑幫手段搞大屠殺,妄圖靠軍事手段殺上位。逆向淘汰,中國當時最大的進步政黨不再是黨,淪為各路土豪劣紳和投機分子的大雜燴。(當年的廣東街頭,為尊重烈士打了個碼)
主席家的烈士就不說了,從總理開始說:
周總理弟弟周恩溥,1945年被國民黨逮捕,嚴刑逼供下傷重不治,時年46歲。
朱老總妻子伍若蘭,1929年被國民黨逮捕,犧牲後頭被砍下掛在長沙城頭示眾,時年26歲。
劉少奇妻子何寶珍,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34年犧牲,時年33歲。
彭德懷弟弟彭金華,彭榮華,1940年被國民黨逮捕,犧牲。
林彪堂兄林育南,1931年被國民黨逮捕,犧牲,時年33歲。
賀龍姐姐賀英、賀戊妹,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犧牲。
賀龍妹妹賀滿姑,1930年被國民黨逮捕,被五馬分屍,時年30歲。(五馬分屍是公開說法,賀滿姑犧牲的另一說法是被凌遲)
五大書記中的四個,十大元帥中的四個都有血仇。對最高層尚且如此,基層如何呢?
江上清,1939年遭反動地主武裝襲擊,犧牲,時年28歲。
李碩勛,1931年被國民黨逮捕,犧牲,時年28歲。
宋振中,1941年被國民黨逮捕,49年犧牲,時年8歲。
結果呢?殺到1949年,軍事上也失敗,禍害台灣去了。禍害台灣以前,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國家輕重工業到49年時已經奄奄一息、瀕臨滅亡!人均鋼鐵比同年的韓國還少!在中美通商條約及金圓券兩大BUFF加持下,1948年,規模以上民營工業都陷入了倒閉或者資不抵債的狀態。TG建國後,這些企業不是要求TG債轉股,就是等著被TG收購。
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幹啥啥不行,吃啥啥沒夠!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
為補上被國民黨反動派拉下的20多年的發展缺口,逼得TG建國後只能勒緊褲腰帶重新開始,全國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蘋果,餓著肚子用附加值低下的農產品換外匯,進口工業品,像瘋了一樣全力發展基礎工業!
什麼叫反動?身為執政團體,阻擋生產力發展,這就叫反動!
再看看這本臨近新世紀出版的書
任何作品都是依附於時代的,94年中國大陸的軍費開支按美元計算,是台灣地區的三分之二。以此為底氣,李登輝在當年撕毀「九二共識」強推「台獨」。在之前的1993年,台灣的中華戰略學會出版了本由前「國軍」特戰上校寫的針對大陸作戰的「全攻略」,並由蔣緯國為其做序。
這一年,Intel公司正式發布奔騰(pentium)處理器,還有7年就要進入新世紀,可這本新世紀前夕出的書依然這麼LOWB,LOWB到讓人懷疑這本書的製作團體到底是個1993年的政治組織,還是一個中世紀的流氓團伙,這到底是軍隊作戰指南還是黑幫作亂指南。
就是這樣一個傻奸的陋鄙集團,居然還有人捧它的臭腳!
去年回答一八零天改四次:如何看待聯合國維和部隊(非洲國家的維和部隊)與一些西方部隊性侵108人 多為未成年少女?
問題時用了這本書,有個留學加拿大,還搞政史類公眾號的人不信,為了給這幫垃圾洗白,居然誣衊我偽造資料。鑒於他在非國共的問題上還比較理性,以及互相拉黑,所以這就不@他了,只希望他的粉絲們以後能提高警惕吧
陋鄙集團的過去
對國家利益如何反動1949年前,首都在南京,為什麼南京沒有像北京一樣,把上海和江浙吸干? - 馬前卒的回答
對經濟發展如何反動
1948 年存入 50 萬法幣,現在取出該是多少錢(新人民幣)? - 生活
對中國人民如何反動
紅軍長征路上有哪些軼事?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蔣介石炸花園口是對是錯? - 歷史
江西河南人民怎麼得罪它了?!要享受這種待遇?!
對自己黨內如何反動
大陸的「民國粉」粉的是國父理想中的目標還是常凱申的爛攤子?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對自己軍隊如何反動
為何第二次國共內戰(解放戰爭)時美國不像蘇聯那樣對盟軍進行大力援助呢? - 馬前卒的回答
抗戰時期日軍比國軍強在哪?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對抗戰力量如何反動
「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被頭掛退」是什麼意思?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一八零天改四次:歷史上有什麼精彩的斬首行動?
對美國盟友如何反動
為何第二次國共內戰(解放戰爭)時美國不像蘇聯那樣對盟軍進行大力援助呢?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臨了要逃台灣了它還要反動一次
國民政府當年帶走的財富到底對台灣初期發展起了多大作用? - 馬前卒的回答
逃到台灣後繼續危害內地
初風:為什麼部分人會對國軍有偏見?
國民黨敗退台灣前後對大陸沿海的封鎖
上海人民怎麼得罪它個癟三了?要享受這種待遇?
陋鄙集團的現在
對國家利益如何反動中國評論新聞:馬英九:台日漁業協議是平等互惠協定
對經濟發展如何反動
黃安的所作所為有利於兩岸關係嗎?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對中國人民如何反動
如何看待蔡英文對台灣旅遊大巴事故中的罹難者的差別待遇? - 兩岸
對自己黨內如何反動
洪秀柱今正式卸任:國民黨認為我不合適,何必留戀
對自己軍隊如何反動
台灣民眾是如何看待國軍? - 常凱申的回答
對社會治安如何反動
如何看待台灣旅遊大巴車禍致26人遇難,陸客在台旅遊出事是否太多? - 統計
如何評價台灣鄧煌發教授評價台灣詐騙「是台灣福音,為台灣創收外匯」? - 網路詐騙
對救災援助如何反動
台灣地震,你還會捐款嗎? - 一八零天改一次的回答
意外頻傳、颱風肆虐 蔡英文忙上香祈
說個小的吧,抗戰時候,國民党進攻竹溝的新四軍傷病醫院……所有的,沒錯,所有的摩擦,都是國民黨的正規軍進攻Tg的後勤人員非戰鬥人員女性幹部~後來的閩平漁事件也是,國民黨這一輩子啊,就這麼點出息
江西省1933年近2000萬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00多萬人,除去直接因為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佔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捲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復。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樑、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倖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姦割乳,凌辱而死。 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只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1946年,齊白石應中華全國美術會之邀到南京、上海辦畫展,帶去的200多張畫,全部賣出。
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 ,一捆捆的數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麵粉都買不到。通貨膨脹以至如此,書畫篆刻真是不值一錢了,但白石老人總還要賣畫賣印。1947 年5月,白石老人自書了一張潤格:「一尺十萬(冊頁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 ,扇面中者十五萬,大者二十萬。粗蟲小鳥一隻六萬,紅色少用五千,多用一萬。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萬,朱文十萬,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這「一尺十萬」 、「一字六萬」 ,可真夠嚇人了!但「一個燒餅,賣10萬元,一個最次的小麵包,賣20萬元,吃一頓飯館,總千萬元以上」 ,這樣一比,還算貴嗎?白石老人感嘆說:
「人們紛紛搶購實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換上東西…他們異想天開,把我的畫,也當作貨物一樣,囤集起來。拿著一堆廢紙似的金圓券,訂我的畫件,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我案頭積紙如山,看著不免心驚肉跳。朋友跟我開玩笑,說看樣子,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實則我耗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腕力,換得的票子,有時一張還買不到幾個燒餅,望九之年,哪有許多精神,弄來許多廢紙,欺騙自己呢?只得嘆一口氣,掛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一平尺十萬,一個燒餅也十萬,算算養這一家子人一天得畫多少。最近題風有點轉性了,原來都是問,「國軍軍紀真的很差嗎」,「八路軍軍紀真的好嗎」之類的問題,按照一貫規律,現在該是問「國軍做過哪些好事」和「土共做過那些壞事」才對。沒想到竟然反轉問起國民黨的黑歷史了,哈哈!好事情。
1934年國民黨殺害抗日將領吉鴻昌。東北淪陷以後國民黨非但不積極收復失地,反而一邊圍剿紅軍一邊迫害抗日軍閥,常有很多人為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國民黨抗戰將領憤憤不平,可是他們大概忘記了更過分的國民黨剝奪了許多人的抗戰的權利。
將軍有劍,不斬敵寇,專殺異己。1937年的今天。唐生智等人拋下了南京抵抗的軍民不管,導致30多萬人無辜被殺。
曲煥章(1880—1938),字星階,世居雲南江川縣後衛趙官村,雲南白藥創始人,民國時期中醫外傷科著名醫家。少失怙恃,全靠祖母和姐夫家扶養成人。1892年12歲時即跟姐翁袁恩齡學傷科,開始學習加工配製傷科用藥的醫藥學知識。凡有上門求醫者,耐心醫治,療效顯著。又博採眾家之長,成為當時江川一帶頗有名聲的傷科醫生。
1902年曲煥章遍游滇南名山,學神農嘗百草,不恥下問,求教當地民族醫生和草藥醫生,獲得傷科名葯甚多,遂苦心鑽研試驗,研製傷科藥物百寶丹(即雲南白藥),經十載苦心臨床驗證,反覆改進配方,百寶丹乃告成功。百寶丹功效以治刀槍傷及跌打為最,凡外傷,只要身軟不死,雖人事不省,先入百寶丹,再服虎力散,氣絕者漸蘇,血流者漸止,再用消毒散、洗創止血藥,敷藥塗其傷口,傷輕者半月,重者月余即愈。凡瘡、瘍、癰、疽以及婦科、兒科疾病兼能治療,以此丹為主。婦科以干血勞藥酒、保身藥酒、紅崩白帶散為輔;兒科以洗腸散為輔,皆有明顯效驗。匪首吳學顯被槍傷胸部,傷情嚴重,強請煥章治癒。曲氏白葯漸漸聞名遐邇,聲譽大振。
1916年,曲煥章將白葯、虎力散、撐骨散藥方,呈送雲南省政府警察廳衛生所檢驗合格,發給證書,允許公開出售。當時雲南督軍唐繼堯,委任他為東陸醫院滇醫部主任兼教導團一等軍醫正。
1917年曲煥章到通海掛牌行醫。白葯由紙包改為瓷瓶包裝,銷量聚增,銷往全國。次年,吳學顯受唐督招安,委以軍長之職。吳感謝煥章治傷之情,函請曲煥章赴昆明開業,在南強街開設傷科診所。翌年,滇軍參與北伐,開赴廣西,討伐軍閥,後敗北回昆,吳學顯右腿骨被槍打斷,經當時昆明的法國醫院,惠滇、陸軍等醫院診治,皆認為截肢才能保命。轉請曲醫治,終治好傷腿骨折,行走如故,使西醫不得不對中國的傳統醫學深為佩服。一時曲煥章的醫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妙手」、「神醫」,前往求醫者,門庭若市。唐督賜給「葯冠南滇」,吳贈以「效驗如神」等匾額。
1923年以後,雲南政局混亂,「倒唐」及龍、胡、張、李爭權等混戰之際,曲煥章抓緊時機,苦鑽藥理、葯化,合理配方,集中精力總結驗證臨床,終於使白葯達到了最理想的療效,成為「一葯化三丹一子」。即:普通百寶丹、重升百寶丹、三升百寶丹、保險子。於是雲南白藥的聲譽,由國內走向港、澳、新加坡、雅加達、仰光、曼谷、日本等地。
1931年曲煥章在昆明金碧路建蓋「曲煥章大藥房」,又請人代筆編著《曲煥章草木篇》《曲煥章求生錄》二書行世。為了增加白葯的傳奇色彩,曲煥章給白葯另取名字「百寶丹」。白葯生產達到頂峰時,銷往省內外,年銷量達40萬瓶之多,並在香港、新加坡、泰國、緬甸等地開設了代銷店。但因百寶丹的信譽高,銷路好,不少人為牟取不義之財,便製作假白葯出售。為維護白葯的聲譽,對顧客負責,曲煥章鑽研出一種獨特的方法:用1- 2粒特製的藥片附加在瓶口的藥粉中,既是曲氏的特殊標誌,又是藥力很強的葯,專門用於危重病人,還可以保護藥品經久不變,有「保險、防護」之意,因此,被人稱為「保險子」,譽為「白葯中的白葯」、「丹中之丹」。 1933年曲當選雲南醫師公主席,他團結廣大中草藥工作者,積極組織醫學研究,為全省中醫藥事業作出了貢獻。
1938年「七·七事變」後,雲南60、58軍北上抗日。煥章出於愛國之心,願為抗戰盡一份力量。捐獻三萬瓶百寶丹給兩軍全體官兵,對台兒庄戰役的勝利作了貢獻。
同年,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專人將曲接往重慶,住在中華製藥廠內,該廠系「四大家族」創辦,令廠主焦易堂出面,以抗日為借口,百般要挾曲交出白葯秘方,曲嚴詞拒絕,被軟禁在渝,因而抑鬱成疾而死,終年58歲。
煥章死後,其妻繆蘭瑛繼續主持大藥房,生產百寶丹,直到解放,繆蘭瑛將雲南白藥獻給人民政府。從此「雲南白藥」為人民的健康發揮出更大作用。1951年,「百寶丹」在西南工業展覽會上榮獲一等獎。1971年,雲南白藥廠正式建成,1978年,白葯產量已達到1956年的156.8倍。雲南白藥每年為國家換回數百萬美元的外匯。曲煥章的名字與雲南白藥聯繫在一起,他的傳奇式事迹永遠在人民中傳頌。
這裡空白太小
生於不義,死於恥辱。
中華民族之恥。
歷史之恥。
人類文明之恥。
不應該問它作過哪些惡,應該問,
何時才能將國民黨挫骨揚灰。
順便提醒某些脖子之上長了一顆花生米的生物,如果49年這個罪惡滔天、惡貫滿盈的政黨沒有被擊敗,那麼我現在可能正天天騎在你們爸媽的頭上作威作福,欺負完了就把你們扔去填河,比起現在只能罵兩句你們這類物種,不知道要痛快多少。
即便如此,我仍然像上面這樣評價這個罪行罄竹難書、自絕於人民也自絕於文明的敗類政黨。
要記住,是誰,給了你們做人的機會。
雖然我覺得你們這種智商和良心都極有問題的生物沒啥資格做人。
1941年德軍圍困莫斯科,危急存亡之際慈父沒有走而是在紅場閱兵提振士氣,後蘇軍反攻取得勝利。
1945年蘇軍兵臨柏林城下,國之將亡元首沒有逃避毅然決然在地堡吞毒自殺,任然不失為英雄之舉。
反觀光頭,
1937年日軍即將進攻南京城民族危亡,而我們的蔣委員長已經與一個月前前往武漢坐鎮指揮,後南京陷落髮生屠殺。
1949年解放軍即將渡江,國民黨政權即將崩潰,蔣總統為了不當亡國之君辭職下野讓李宗仁背鍋,自己轉進台灣。
上樑不正下樑歪,國家領導人這個樣子,國家能好嗎?
花園水利救乾旱,長沙城火送溫暖。金圓券多富國民,保甲連坐撫贛南。
1937年的昨天,南京防禦總指揮唐生智當時下達撤退命令,但是未同時抵達各部門,導致各個城門與守軍誤會自相殘殺!結果很多部隊和群眾在城門擁堵,間接導致更多國人沒有逃出南京城後來的大屠殺!
唐生智呢?從水上坐船跑啦!mmp!除了731這種高科技做不來,日本法西斯做過的惡事國民黨反動派都做過
泛區居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有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倖不死,因而僅保餘生,大都缺衣乏食,魂盪魄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飢餒煎迫,疾病侵奪,往往橫屍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艱苦備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因之賣兒鬻女,率纏號哭,難捨難分,更是司空見慣,而人市之價日跌,求售之數愈伙,於是寂寥泛區,荒涼慘苦,幾疑非復人寰矣!
——《河南省黃泛區災況紀實》,河南省社會處首先說明一下:因為當年國黨是執政黨。所以不少黑鍋(責任)只能他背,他要是在野黨 這鍋可以甩給北洋軍閥了。
實事求是講提這問題對國黨不公平啊!題主你敢提其他執政黨的問題嗎?比如民主、共和革命等政黨
20世紀20至40年代,換誰都要犧牲一大部分國民的。像什麼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重慶窒息慘案
國黨背黑鍋理所當然,你把國黨搞滾蛋了。換你應付當時局面,也只不過少死點人,結果還是一樣結果。#要感謝國黨在前面下黑手,國黨要不是下黑手,哪有新中國,
抗戰勝利後,台灣同胞沉浸於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之中,從50年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的人民,像孤兒等待著溫暖的母親般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然而迎來的卻是一批貪官污吏和惡習敗紀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時的種種倒行逆施,給台灣同胞帶來新的災難,以致台灣同胞對國民黨政府由希望轉為失望甚至絕望。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台灣同胞每時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國的懷抱。1945年10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80餘人飛抵台灣,受到台灣人民的熱烈歡迎。10月17日,國民黨部隊在基隆登陸,受到來自各地久候的民眾歡迎。登陸部隊進入台北後,30萬市民夾道歡迎,並高唱《歡迎國軍歌》:台灣今日慶昇平,仰見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10月25日,盟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於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舉行,台澎地區的受降代表由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擔任,陳儀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
會場外的廣場上,被前來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泄不通,群情興奮。為了歡慶回歸祖國,台北市社會各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遊行。全省上下,到處張燈結綵。這種熱鬧感人的場面,足以用「如醉如狂」來形容。然而,沒過多久,這種回歸祖國的「狂喜」卻被失望、仇恨所取代。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強對台灣同胞的統治,在台灣設置了「台灣總督府」。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掌握了對台灣同胞生殺予奪的大權。在台灣同胞眼中,總督府是反動、專制統治的象徵。然而,國民黨收復台灣之初,不設省政府反設一個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公署,這套制度等於是照搬了日本治台的「總督制」,使台灣同胞產生了「總督制度復活」的錯覺。而國民黨反動政權在接收台灣之初的種種腐敗行為,更令台灣同胞極度不滿。
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民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中國普通話為借口,把許多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在行政長官公署9個處的18個正副處長中,只有兩個是台灣人;在高級公務員當中,台籍人士所佔的比例也很小;在縣市長方面僅有3位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市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且都是曾到大陸求學或工作再返回台灣的「半山」。
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各金融機構和大中型企業,也均由大陸人掌控。此外,許多接收大員還在機關之內大搞「牽親引戚」的用人作風,將台灣人從職位上撤下來,由一些毫無技能的「濫竽之輩」補缺。如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鍾把一位具有30年經驗的台籍技正弄走,然後由自己的姨太太來補缺;高雄市工業專修學校的一位劉姓校長,竟以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等等。不僅如此,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雖然做同樣的工作,大陸人的工資要比台籍人高出許多,並享有後者不能享有的其他補助。久而久之,引起被排擠在工作之外的失業者及受歧視者的內心不平。
國民黨到台灣後由接收變「劫收」。從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國民黨共接收日本駐台的機關財產、企業財產、個人財產110億元舊台幣,各縣市30%的房屋和佔全省耕作面積20%以上的土地。這些企業、銀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從台灣同胞手中搶去的,本應酌情還一部分給原主,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卻照單全收,台灣人無緣置喙。
此外,一些接收大員到台灣專門接收金條、洋房、汽車、小妾和高位,中飽私囊,時人譏之為「五子登科」。五子意指: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
對於接收大員們的「劫收」醜態,記者唐賢龍在「2?28事件」後不久,於南京出版的《台灣事件內幕》中是這樣描寫的:「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台灣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的那一套戲碼統統都搬到了台灣」。
吳濁流在小說《波茨坦科長》中則是這樣描繪的:男主人公范漢智,向他的新婚台灣妻子說:「台灣真是好地方,從重慶只穿一套西裝過來,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這些紀實報告和小說活生生地表現了一些接收大員貪婪、醜惡的嘴臉。
國民黨派到台灣的幹部,不乏清廉有能力者,但以權謀私、貪污舞弊者眾。1946年,大大小小見報的貪污案件屢見不鮮,其中比較大的有:任省專賣局局長的任維鈞,被人在《民報》上公開舉出證據的貪污金額就高達500萬舊台幣之多,但依然逍遙法外。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紙業印刷公司經理時,把幾部價值數千萬舊台幣的大機器廉價標賣,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極低的價格買入。李卓芝改調台北市專賣局長後,接任者發現此事,便向上級告發,但李卓芝僅被陳儀罵了一頓了事。台灣貿易局局長於文溪,被國民黨中央清查團查出貪污事實後,雖移交法院審理,但「錢能通神」,清查團走後,於文溪不久即從獄中放出。
雖然於文溪最後被撤職,但在移交工作時,卻不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單銷毀,而且把倉庫里的存貨以一些莫須有的名目私吞,如謊稱食鹽被人民搶去1萬擔,紅土(好鴉片土)被白螞蟻吃掉70公斤,糖損失數十萬斤。
不用細想就知道這些純屬謊言,1萬擔鹽需要多少人才能搶去?多少白螞蟻才能吃掉70公斤鴉片?且白螞蟻是否吞食鴉片?又如,台北縣長陸桂祥貪污5億元舊台幣的弊案被報紙揭發後,還沒等到長官公署派人去查,倒是台北縣政府突然發生一場大「怪火」,連續燒了兩天兩夜,先是把會計的賬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再把捐稅處乾脆燒光,縣政府所有的接收、稅據等原始證據全被「火神」收去了,在無據可查的情況下,5億舊台幣就此不翼而飛。貪污盛行,造成台灣同胞對陳儀政權的失望與怨恨。
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內戰,開始對台灣進行大肆搜刮,造成島內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糧食奇缺,失業嚴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國民黨到台後,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業、600多個單位,全部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27家公司來經營。另外,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度,國民黨當局不僅將樟腦、火柴、煙、酒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由官辦的專賣局經銷,還將鹽、糖、石炭等許多民生物資也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統一承辦,如鹽的專賣由「財政部」台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台南鹽業公司來承辦。
甚至連毛筆、文具、教科書等都由省教育處主辦的台灣書店專賣,各機關團體若不從該店買文具書籍,會計處不予報銷。此外,與專賣局互為表裡的貿易局、運銷局、燃料調劑委員會等官方機構壟斷了全島工業產品的購銷與輸出,舉凡樟腦、米、糖、紙張、木材等重要物資,只有貿易局可以運銷島內外,進口貿易亦然,以致一些違法官商可以從中牟取暴利,受害、受剝削的乃是廣大的老百姓,從而極大地激化了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1947年7月,蔣介石開始發動全面內戰,為準備內戰物資所需、徵集軍糧,將台灣大米輸往大陸,加之奸商的囤積倒賣,國民黨來台不久,台灣就鬧起米荒。最先始於台北市,然後逐漸波及北部各地,之後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間全島各地都鬧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後,不但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趨嚴重。1937年以前,台灣的大米每斤為0.11元,抗戰期間為0.16元(配給價格),但國民黨接管台灣後,由於實行掠奪性的「田賦徵實」政策及將大批大米運往大陸,致使糧價急劇上漲,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漲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漲至40元,國民黨接收台灣僅1年4個月,糧食價格上漲250倍,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
對於台灣米荒的狀況,戰後初期被派遣來台的記者王思翔於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中這樣寫道:「台灣本來是穀倉,1946年的年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尚有餘,但因軍用米佔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反而比上海還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誅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被飢餓所迫的人們,年輕的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就使牢獄超額,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據統計,1946年,台灣兩季稻收成共640萬日石,台灣本省所需食米為500萬日石左右,剩餘的足可以應付任何意外或災患。出於內戰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把從台灣徵收的大米和用肥料從農民手中換來的大米,全部運往蘇北和華北充軍糧了,這才是造成台灣2月中旬米價再次暴漲與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
由於米價暴漲,大鬧米荒,台北出現了一個「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發生了台北市千餘人,聚集於華龍山寺口,整隊出發遊行請願,要求解決米荒問題。
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台灣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儀接管台灣後,雖然採取特殊政策,繼續使用原有舊台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台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
戰前台灣銀行發行鈔票約8000萬元,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台灣銀行總發行額為14.3億元。陳儀來台兩個月後,發行額劇增至20.8億元,1946年5月增至29.4億餘元,1946年底增至53.3億餘元,也即台灣銀行的發行額,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隨著紙幣天文數字般的泛濫,物價當然也就猛漲起來。台北市50種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
台北市一斤白米的價錢由1945年8月的二毛錢漲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漲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漲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價格上漲6.3倍。其中最慘的是農民,肥料價格上漲高達270倍。另外,由於當時台幣與法幣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即1元台幣兌30元法幣,於是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會分子,便從各種渠道將法幣兌成台幣,在台套購物資,運回大陸高價售出,使台灣的物資更加匱乏。
百業蕭條伴隨的是失業人口增加。由於統制經濟,剝奪了民間企業的經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聵無能、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破產、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到1946年底,台灣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業。據1946年統計,台灣失業勞動者已達80萬人,佔全島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後,約有數十萬的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陸續返台,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失業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會的重大壓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被生活所逼而淪為盜賊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發前的二三周,僅台北市大同區一個星期之間發生的偷盜案就有數十件之多。
物資的缺乏,尤其是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與社會不安。此外,國民黨當局還漫天要價地向台灣同胞徵稅,更使人民群眾怨聲載道。1947年2月中旬,由於糧食缺乏,各地發生了「搶糧暴動」。同時,島上街頭巷尾還出現了嘲笑國民黨政權的漫畫及宣傳。民間開始對國民黨的官員或士兵到酒樓、飯館白吃白喝進行抵制,甚至出現在大街小巷毆打「阿山」(外省籍的貪官污吏)及在偏僻處搶奪軍人槍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蘇花公路上的一樁慘案。
1947年初的一天,在蘇澳至花蓮的臨海公路上,一輛公共汽車在半途遇上一群軍人,這批軍人蠻不講理,要旅客下車,讓他們乘坐。司機和旅客不允,這些軍人便毒打司機,威脅乘客。司機見狀忽然改變態度苦勸旅客下車,司機駕駛滿載軍人的汽車急速沖向幾百丈深的懸崖絕壁,掉進太平洋。群眾集體反抗事件越來越多。
如1946年上半年發生在高雄市郊區灣仔區內的農民集體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頻頻發生勞工「反對解僱」的示威罷工,如台灣鋼鐵公司、高雄制鹼廠、高雄水泥廠、台北煙草公司、汽車司機等紛紛舉行罷工。甚至連公務員也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政府拖欠薪金而進行罷工或遊行、請願。學生們則進行罷課,學生的領導者甚至主張用實力來解決問題。
台灣回歸祖國才一年多的時間,台灣同胞的心情已從光復之初歡天喜地的熱望變成呼天喚地的失望,甚至瀕臨絕望,台灣同胞所累積下來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憤怒正在尋找機會發泄。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查緝私煙的查緝員傅學通、葉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帶抄查私煙時,查獲一名40歲的寡婦林江邁正在出售私煙,便將林婦的香煙和現款悉數沒收。林婦便以生活困難跪地苦苦哀求發還被沒收的錢、物,但傅學通等人不但不答應,還以手槍槍柄敲擊林婦的頭部,以致林婦頭破血流,當場昏倒。圍觀的路人看到這種殘暴行為,憤慨地一擁而上,把查緝員團團圍住,喊打之聲四起。被群情激憤的群眾所包圍的查緝員一看情況不妙,拔腿就逃,群眾則緊追不捨。為逃離群眾的包圍圈,查緝員便開槍亂射,一個在樓下觀看的市民陳文溪被射中,當場死亡,傅學通等則乘群眾慌亂之機逃進警察分局。群眾看到無辜的市民被射殺,群情更加激憤,蜂擁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殺人兇手以正法,警察卻說已把犯人交給憲兵隊,民眾又趕到憲兵隊,憲兵隊卻說根本沒有這個犯人。憤怒的民眾又回到現場,將查緝員遺留下來的卡車,連同車上緝獲的香煙,全部放火燒掉。
由於案件未得到解決,2月28日清晨,憤怒的群眾便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懲罰殺人兇手」。沿途的民眾陸續加入,使整個遊行隊伍達到數萬人之多。他們高喊「打倒陳儀」、「打倒貿易局」、「實施台灣高度自治」等口號,並沿街敲鑼打鼓通告罷市。全市商行,立即響應,全部關門閉戶,學生則全部自動罷課。漸漸地,群眾的憤怒情緒已無法控制,遊行示威轉化為暴力行動。他們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憤的民眾便將其圍住痛打,並沖入派出所內,搗毀所有物品。之後,遊行隊伍又向專賣局台北分局挺進,衝進局內打死該局職員2名,傷4名,並將局內的香煙、酒、傢具、現鈔,甚至汽車、自行車等都搬到街道上當眾焚毀,一時火光衝天,整整一天都沒有熄滅。
下午,遊行隊伍又轉赴長官公署陳情請願。由於長官公署四周已經布置了大批武裝部隊阻止民眾接近,激昂的民眾不顧哨警的制止就沖了進去。突然公署樓上有機關槍向民眾掃射,瞬間6名民眾倒地,其中4人喪生,2人重傷,人群便迅速躲閃。但不到一個小時,分散的人群突然瘋狂起來,許多激憤的民眾對身穿中山裝的貪官污吏追打,焚燒他們的汽車,其中為數不少的外省人公務員被毆打,真正的暴動由此開始。
為了平息民眾的憤怒,解決各地民眾的暴動,3月1日,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及省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建議行政長官陳儀籌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3月6日,「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指出,「2?28事件」的發生「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對「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意見和改革綱領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則電請蔣介石派遣整編21師的一個加強團來台「鎮壓叛亂」。
(摘自《國民黨下台內幕》,新華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列寧曾經講過,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無論是從革命這一概念的科學意義來講,還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也是以國家政權從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反動派手裡轉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手裡為首要的基本的標誌的。毛澤東指出:我們說標誌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接管全國政權,摧毀國民黨舊政權及消除其影響,建立並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
對解放了的城市採取軍事接管,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北平的解放同以前各大、中城市的解放方式不同,接管的方式也有自己的特色,即採取軍事管制下和平接管的方式。1948年12月21日,中共北平市委發出的《關於如何進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明確指出,進入北平後,立即實行軍事管制,並對敵人原有的行政和經濟機構及其系統,首先自上而下地系統地原封不動地加以接收與管制,待接收完畢,經過研究之後,再統一地有分別、有步驟、有計劃地加以處理。當時黨總的接管思想是:一場大革命除必須破壞的以外,應盡量多保存一些有用的東西。這樣做,政治上主動,經濟上也便於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和平接管北平,避免了對古都的大規模破壞,不僅有利於北平儘快恢復到正常的政治社會秩序,而且有利於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
一、區別經濟組織和政權組織,徹底打碎舊政權機構 中央在制定城市接管政策過程中,明確了對政權機構和經濟組織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中央提出在接管官僚資本企業時,「必須嚴格地注意不要打亂企業組織的原來的機構」。而對於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機構,如國民黨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及其各級政府機構,則強調「是應該徹底加以破壞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們必須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機構來進行統治,在舊的政治機關服務的人員亦只能在經過改造後分別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經改造地全套加以任用,否則,就要犯原則的錯誤。根據中央的精神,中共北平市委、軍管會確定了政權接管的方針。1948年12月21日,中共北平市委在《關於如何進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中明確提出:「我們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國家機構(包括政權、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必須徹底地予以粉碎,重新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國家機構。這就是革命。」《通告》同時指出:「粉碎一切的思想卻是錯誤的。應分別國家機構和企業機構,並採取不同的對策。對於敵人所經營的企業,應先接收並保持其原來的機構與經營管理方法,待了解情況後,再有步驟地加以研究改良,不要也採取完全粉碎的方針,更不要用落後的方法去代替比較進步的方法。」
1949年1月6日,彭真在《掌握黨的基本政策,做好人城後的工作》的講話中強調:「進城以後,我們總的任務是推翻舊的政權和建立新的政權,徹底摧毀、肅清反動勢力的殘餘。但必須注意把舊的國家機構和企業機構區別開來。國家機構即政權機關、軍事機關、警察、法院等,對敵人的此種機構,我們必須徹底粉碎。至於工廠、商店等企業機構,我們應予以接管和改良。」2月19日,彭真再次指出,「接管的對象有三種:一種是國家機構,接過來後須徹底粉碎。例如軍隊、市府、法院等,過去全是壓制人民的,如果不粉碎,我們進去了也會脫離群眾」;「再一種接管對象是工廠。工廠接管以後大部分照原狀維持,不許粉碎,將來再加以研究改良」;「最後一種接管對象是學校。對學校也只能去掉反動分子,大部分不動。」
3月25日,北平市社會局接管工作總結中也強調,對於舊機構,我們的認識是這樣:「關於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我們在農村中所用的一套是比較科學的,我們要學會管理城市,只要我們剔除其本質上落後的、反人民的成分,而吸收其較好的一面,對於樹立工作上還是必要的。因此,我們認為舊的機構必須粉碎,因為它是建築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基礎上的,但是若干方法還是值得批判保留和繼續發揮的。」
同年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在《關於北平市公營企業機構及員工薪金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對於舊的反動的國家機構,在接管後原則上必須加以粉碎,另起爐灶,建立嶄新的能夠與群眾密切聯繫的人民民主的政權機構。並且要認真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與文牘主義的作風。對於所接管的企業機構原則上不應打爛,應在接管後加以必要之改良,這是一條總的原則。」隨後,5月1日,在北平市政府的接管工作總結中,正式確定了政權系統的接管有兩種方式,「第一、權力機關,如市府首腦部、警備司令部、警察、法院,立即派人接管。第二、凡企業部門、技術部門則先派代表去了解情況,熟悉業務之後,先後派人接管」。在接管過程中,軍管會的接管是有主次之分和先後之分的,即「權力機關――行政首腦、公安局系統、司法部門、外交部門乃至稅收部門,必須立即接管,其他業務性的與技術性的各部門應行使代表制,甚至較長久的時間使用。以便我們爭取時間作各種必要的準備」。
接管人員進入北平後,有區別地對待不同性質的舊政權、舊人員、舊辦法、舊制度,把革命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破壞限制在最小的範圍,能夠保存的盡量保存,可以利用的盡量利用,哪怕是暫時的也好。對於執行反動的統治職能的機構,如市府首腦部、警備司令部、警察、法院等,立即徹底摧毀,停止一切業務,由人民政府取代,行使人民的權力。首先,接管舊政權機關。
2月3日,北平市軍管會主任、市長葉劍英、副市長徐冰召集舊市政府人員講話,宣布方針政策,對各局、處均以軍代表名義實行接管,並利用原機關人員工作。接著對各附屬單位包括社會局的企業部門、工廠,衛生局所屬各市立醫院,北平民食調配委員會等實行接管。其次,接管北平市警察局。此項工作早已開始準備,1948年12月17日,在河北保定成立了北平市公安局。1949年1月31日。市公安局全體人員隨軍人城。
2月2日,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任命了新的公安局長。當時由於接管人員力量不足,採取軍代表制,設立公安軍事代表辦事處,代表局長督導工作,暫時利用舊機構、舊人員維持局內工作和社會秩序。2月17日,北平市警察局所屬各單位和各分局已正式接管,即停止軍代表制,宣布市公安局新的組織機構和主要幹部名單。第三,接管舊的司法機關。這一工作從2月6日開始。總的接收步驟是先接管原北平地方法院及檢察處、河北高等法院及其檢察處、看守所。次接管最高民刑分庭、檢察分署。最後接管第一、二監獄。市軍管代表在召集上述9個單位人員講話後,決定自即日起停止職權,由北平市人民法院接收。司法機關的接管工作到3月底大體完成。
對於有較多社會管理職能和生產性的單位,如郵政、電信、交通等單位,則不宜打亂,在接收階段,盡量利用原有人員的管理經驗和業務能力,讓他們繼續從事業務管理工作,軍事代表只起政治領導和監督的責任。待軍事代表熟悉業務後,再對這些機構進行改造和整頓。當時北平接管過程中實行代表制有其客觀原因。第一,由於和平接管是有系統的接管,舊機構原封不動。
第二,新建立的人民政權接管幹部不足。
第三,對市政府各單位的業務工作需要有一個熟悉的過程。
第四,為了維護市政府各局處在接管期間的業務不間斷。實踐證明,代表制的運用,對接管工作幫助很大。當時接管力量單薄,人員不足,只有採取這種辦法,贏得充裕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才可能合理地對舊人員進行分別處理。
在北平的接管過程中,由於充分利用了「聯合辦事處」,縮短了在新舊交替中無政府狀態的時間和空間,了解了某些過去所不知道的接管對象。大大便利了接管工作的進行。對企業、技術部門採用先派軍事代表的辦法,保證了工作、生產不中斷,使社會秩序和民生不致發生大的紊亂。
二、對舊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 北平市軍管會在接管國民黨政權機構及企事業單位過程中,也接收了大量過去為國民黨政權服務的各類舊人員。如何對待和處理這些舊人員是接管工作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增加人民政府的對立面和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執掌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對舊人員採取了很慎重的處理政策。北平在政權的交接過程中,為了不致出現社會的巨大動蕩,採取包下來的政策,冷靜地接收舊人員,安定了舊人員的情緒。1949年2月3日,葉劍英、徐冰作為解放後新任的北平市市長和副市長及其他同志來到國民黨北平市政府大門口(今國務院地址)接管市府。在接管過程中,面對國民黨北平市政府的各級工作人員,葉劍英「宣布對舊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方針。他說,大家不要怕失業,我們要把全部人員包下來,人民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大批幹部。你們有工作經驗,這是工作經驗,這是很可貴的。但要改變立場,從為反動派服務,轉向為人民服務」。接管初期「包下來」的方針的確定,「深得各界民心,確保了社會安定」,為北平政權的順利交接創造了條件。
軍管會按照初步擬定的對舊人員「包下來」的方針,全面接收了北平市各單位的工作人員。3月1日,葉劍英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對北平市舊人員的接管工作做了詳細的介紹。其中,物資接管委員會(2月3日至15日)已接管604個單位(包括全部重要單位及首腦機關),已被接管人員共約83100人。文化機關委員會至2月19日止共接管了31個單位,人員有13756名之多。接收舊市府人員(法院及各區在外)共5121人。已接收的各單位的人員在這一時期「大部分人員仍在原職位上工作著,發給他們以必要的生活維持費,基本上克服了他們對我黨的恐怖心理」。
當時,國民黨舊職人員中「大多數人生活很困難,不少人靠典當、出賣舊東西度日,有的連窩窩頭、小米粥都吃不上」。鑒於這種情況,北平市軍管會決定對舊市府人員「暫時擬原薪作底發維持費」,對全部舊人員在分別處理前,按照原來的薪水發生活維持費,每人每月平均250斤小米。這一措施「對舊人員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受到他們的擁護,安定了他們的情緒。在發維持費時,不少人領完錢後向幹部鞠躬,代表全家向共產黨、人民政府表示感謝。他們紛紛表示,一定要做好人民政府分配給他們的工作,以實際行動報答對他們的寬大和關懷」。這一措施也使許多的舊人員解除了顧慮,改變了態度,「由過去疏遠我們轉變為主動靠近我們,向我們反映情況,檢舉國民黨骨幹和特務,爭取立功贖罪」。
9月份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對包下來的政策又作了新的解釋,其中寫道:對已解放城市,如京、滬、漢、長沙、蘭州等城市和即將解放城市,如廣州、重慶、迪化、台灣等接收之國民黨工作人員,除作惡多端、嚴重貪污及依靠門子吃飯的分子等,而為群眾所十分不滿者,應撤職並依法辦理外,一般均應予以留用。但一不是原職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動,要同這些留用人員說明人民與政府的困難,適當降低待遇,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
黨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對舊人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體現了黨在成為執政黨以後,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共同建設新國家的思想。這項政策不僅有利於發揮舊人員的技術和知識特長,而且有利於分化敵人,爭取廣大群眾,從而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政治影響。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薄一波深刻總結了中共實行這一政策的政治意義,他說:「看問題不能目光短淺,要看到政治影響。當然,政治不能代替一切,不能不顧及經濟;但是,如果不注意從政治上來考慮問題,只看眼前,不看將來,只看到一個側面,不看到全面,只看經濟上是否吃得消,不看政治後果如何,這樣的政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是不會有利的,最終也是行不通的。從政治上周密考慮和正確處理問題,歸根到底,也是為了保證和促進經濟的發展,是要更好地顧及經濟。人總要吃飯,包下來,進行教育,再轉入生產的辦法比較好。這是有秩序地給飯吃,比把社會弄得亂七八糟好。社會安定了,才會較易於恢復和發展經濟。」
三、堅持分類處理原則。妥善教育、改造和利用留用人員 舊政權接管以後,大部分舊職員仍在原職位上工作,並被發給必要的生活維持費,舊政府人員也基本上克服了對我黨的恐懼心理。但這些舊政府人員仍然擔心自己的前途,人民政府的同志和群眾也要求對舊政府人員有進一步的措施才好開展工作。因此,必須根據舊政府人員的政治條件、工作能力及人民政府的工作需要,對這些舊政府人員進行適當的處理。1949年1月20日,葉劍英在河北良鄉召開的北平幹部會議上作報告就說:「將來這些舊人員我們要不要用呢?沒問題是要用的。中央指示,根據瀋陽的經驗,接收過程中使用一些舊人,發現他們幫助我們很努力,很有辦事能力。我們的工農幹部 好,但對城市情況不熟悉,工作能力差。所以我們確定要使用他們,大批地訓練改造舊知識分子、舊職員,已經成為目前我們黨極嚴重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大膽使用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又要防右,只團結,不教育,不改造,喪失立場,成為投降主義,須知未經改造而用就會出亂子。」2月19日,彭真在市治安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國家機關接過來後須徹底粉碎,但「在這種機構中的人員可以分數種,以為舊機構中所有人員全不能用的觀點是錯誤的。第一種是特務性的,這種人一律不能用;第二種人是反動的政治代表,如國民黨的負責人、保長等,一時利用是可以的,但一般的不能用來為我們做事,並且要當心他們;第三種人是政府中的技術人員,帶有僱傭性質,不能當家的,這種人中很大部分可以用。對有劣跡的人必須改造後方可以用。對老老實實工作的人,我們應當耐心爭取教育,將來可以成為機關幹部;第四種人是機關中的工役,他們若不是特務便可以用」。
1949年1月20日,葉劍英在河北良鄉召開的北平幹部會議上作報告就說:「將來這些舊人員我們要不要用呢?沒問題是要用的。中央指示,根據瀋陽的經驗,接收過程中使用一些舊人,發現他們幫助我們很努力,很有辦事能力。我們的工農幹部 好,但對城市情況不熟悉,工作能力差。所以我們確定要使用他們,大批地訓練改造舊知識分子、舊職員,已經成為目前我們黨極嚴重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大膽使用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又要防右,只團結,不教育,不改造,喪失立場,成為投降主義,須知未經改造而用就會出亂子。」2月19日,彭真在市治安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國家機關接過來後須徹底粉碎,但「在這種機構中的人員可以分數種,以為舊機構中所有人員全不能用的觀點是錯誤的。第一種是特務性的,這種人一律不能用;第二種人是反動的政治代表,如國民黨的負責人、保長等,一時利用是可以的,但一般的不能用來為我們做事,並且要當心他們;第三種人是政府中的技術人員,帶有僱傭性質,不能當家的,這種人中很大部分可以用。對有劣跡的人必須改造後方可以用。對老老實實工作的人,我們應當耐心爭取教育,將來可以成為機關幹部;第四種人是機關中的工役,他們若不是特務便可以用」。
同年3月20日,北平市軍管會成立了人事處理委員會,由市軍管會戎子和副主任及軍政部童陸生部長分任正副主任。從3月到5月,在人民解放軍與傅作義部隊組成的聯合辦事處領導下,人事處理委員會對舊政府人員進行處理。由於舊人員的歷史情況、思想動態極其複雜,必須審查周詳,分別對待,慎重處理。如果一個處理不當,便會使全機關的人員思想動蕩,情緒不安。相反,正確地處理一個重要分子便能激動全體人員的情緒,北平圖書館首先開除了一個貪污分子總務主任,人心大快,都說「共產黨辦事真是鐵面無私」,職工們的勞動情緒陡然高漲,自動延長辦公一小時半」。人事處理委員會在具體審查處理每個人的時候本著實事求是、治病救人及分別對待、對人負責的精神,「對除本機關留用及開除者外,其餘等待處理的人員要普遍徵求本人的志願,如工作、學習或回籍,再加我們的教育工作,爭取有工作能力的志願回籍者轉向學習,走上決心改造、為人民服務的道路」。而對於離開本機關的人員「要熱情相待,鼓勵其力求進步……對遣散者發給必要的路費、伙食費、證明書等,保證其平安到達」。被遣返人員感動很大,他們說:「共產黨真正寬大愛人,不像國民黨接管大院推出門外不管」。
經過嚴格審查後,北平市委對舊人員進行了分類並進行了處理。(一)有工作能力、思想不反動者仍留用;思想落後甚至反動,但政治上尚無反革命活動,且有工作能力為我需要者,可在本機關內予以短期訓練後,再分別錄用。(二)思想落後又無特殊能力,本機關又不需要者,可選送華北大學,予以長期學習。(三)國民黨特務分子、黨務分子及其行政上的代表(下自保長、人事科長、人事幹事、處長、局長),原則上一律不用。特務分子中,重大的送公安局受訓,審查了解。一般特務或黨團工作人員,開除登記,聽候處理。(四)貪污分子確有實據者,開除。重大案件送法院法辦。(五)年老力衰無工作能力者,思想頑固生活腐化者,其他堅決要求退休者,即予資遣回家。(六)少數高級職員,有相當技術與能力,但無適當工作位置者,或在本機關服務甚久,年雖衰老辭退影響不好者,可成立研究室或以其他辦法,臨時予以安插。
根據1949年6月《北平市軍管會各大單位處理原國民黨機關人員的工作總結》統計,「北平市軍管會包括市府、文管會、物管會、公安局等四大單位,共處理舊政府人員39135名(包括送歸軍事系統處理的1852人),留用者佔大多數,開除者占極少數。各單位處理總人數中留用人員30570名,佔78.9%,再加上介紹入學與參加南下工作團的,佔80%以上;資遣者4395名,佔11.3%;開除者共889名,佔2.3%」。根據上列各項統計說明,對舊政府人員的處理,大體上實現了既定方案即清除少數重大壞分子、留用大多數的基本精神。
對於舊政府留用人員,市委、市政府還組織他們進行思想教育和學習改造,以使他們適應新的形勢。剛留用的舊政府職員思想情況很複雜,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有家室,惟恐失業,因此在工作中表現小心拘謹,完全是混差事的態度。有的人怕被當作反動分子被清除;有的人輕視人民政府幹部的文化素質與政治素養,對中國共產黨能否保住勝利成果,推行新政策,建設新中國持懷疑、觀望態度等等。針對舊政府留用人員如此複雜的思想特點,人民政府採取了「團結、爭取、改造」的教育方針,有步驟地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
四、徹底打倒封建保甲人員權威,剷除封建的保甲制度 保甲是國民黨統治和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基層政權組織。保甲人員為國民黨反動政權催糧、逼款、要丁、攤派勒索,引起廣大人民群眾對保甲制度和保甲人員的極端痛恨。為此,中央建議平津解放後對少數有重大罪惡行為、人人痛恨的保甲長應予以逮捕。但對一般保甲長在短時期內,仍須暫行利用,使之有助於社會治安之維持。同時,明確指出,這種作法是為了暫時利用保甲人員,而且在民主政府的嚴密控制與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暫時利用他們,而決不是承認他們在民主政權系統中的合法地位。1949年1月6日,彭真在河北良鄉對準備進城接管北平市的幹部講話時明確指出,保長多是國民黨工具,多半對人民有罪行,必須按照中央的指示,對這些罪人進行妥善處理:「1.直接指明他們是罪人,但准其將功贖罪。2.對偽保中所有的特務及反動分子、散兵游勇,須負責登記,並交出保中所有武器、軍用品。3.對保中所有的學校、兵營、名勝古迹、機關等須負責保管,少一塊玻璃也得負責。4.來往過路壞人活動,搶案偷盜案等事件發生,均得由他們負責。一旦發生事件,唯保長是問。這些須立字為證,讓各保長互相作連環保,搞得好的,可將功折罪,如果辭職,我們不準。」
北平和平解放後,黨對保甲長採取了讓其戴罪立功暫時利用的方針。大多數區長就職後召開群眾大會,集合保長訓話,說明保長系國民黨壓榨人民的爪牙,肅清其政治影響,並讓其向人民認錯,戴罪立功。如八區代理區委書記王中在接管舊區公所後即召集保、甲長訓話,向他們指出:保甲制度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基層組織,是欺壓人民的反動工具,必須廢除。保甲人員是由國民黨指派,統治人民、壓迫人民的工具,對人民犯了罪、負了債,必須接受人民的審查。共產黨的政策是首惡者必辦,協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現在北平解放了,所有的保甲人員必須遵守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頒布的約法八章。協助軍管會清查散兵游勇、收繳槍支武器、檢舉特務、土匪、反革命,看管好公房和一切公共財產,維護社會秩序,通過這些工作審查和考驗他們。凡在這些工作中,積極、立功者受獎,怠工、隱瞞者受懲,造謠、撞騙者法辦。經過這次會議,保甲人員明白了共產黨對他們的政策,並逐步轉變了態度。會前,他們普遍心中打鼓,七上八下,惶惶不安。有的人叫家人一塊來開會,有的帶上了包袱,準備被 收審。會後,他們紛紛表示,「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共產黨區別對待,政策好」,「對我們這樣寬大,真沒想到」,「一定要做好分配給自己的工作,爭取立功贖罪」。大多數保甲人員都把他們所管轄地段內國民黨的黨、政、軍、警、特務的名單造了花名冊,送呈區政府,主動檢舉散兵游勇,挨戶動員國民黨軍官、黨棍、特務等去登記,有些保甲人員還親自押送散兵、游勇到區政府。在舊保甲人員會議開過之後,各區又分片召開了群眾會議,講解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舊政權和保甲人員的政策,號召廣大群眾檢舉舊人員、保甲長的罪行,監督他們的言行,從而極大地打擊了舊保甲人員的權威。
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通過了《關於廢除偽保甲制度建立街鄉政府初步草案》,明令提出必須徹底廢除偽保甲制度,並指出偽保甲制度徹底廢除後,偽保甲人員則應按各人情況,分別予以處理和使用。其中犯有嚴重貪污勒索罪行、為人民所痛恨的應有組織有領導地允許群眾予以說理清算,但在領導上要掌握,不要形成普遍鬥爭運動而引起保甲人員的恐慌,在清算中應採取說理方式,不要形成吊打等不好的鬥爭方式;對貪污不大、群眾痛恨不深者可撤銷其工作,讓其個人在群眾面前承認錯誤,給予戴罪立功的機會;對偽保甲人員(特別是甲長)比較正派、無貪污勒索行為、人民尚能諒解者,則仍應繼續使用,在工作中改造其思想意識。
由於彭真、葉劍英等人認真貫徹了黨中央的指示,在入城前做好了充分準備工作,因而不僅圓滿地完成了接管城市舊政權的任務,使北平古城完整無損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而且創造了接管大城市舊政權的經驗,為新中國在北平定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改造和利用舊政權留下來的各類舊人員,是一項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有效政策。妥善安置好他們,不但有利於新舊政權的順利、平穩過渡,還可以團結一切需要團結的人,對建國初期迅速建立統一戰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國民黨舊政權中。很多人受過高等教育,有的還留學歐美,還有一些優秀的經濟管理人才,這正是新中國所需要的。新中國建立前後對舊政權留用人員的正確安置促成了各方面有識之士的回歸,發揮了這些人的積極性和作用,為新中國保存了寶貴的人力資源。北平舊政權接管工作的成效,贏得了中外輿論的讚揚。當時國統區出版的《新聞天地》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葉劍英領導的中共幹部,為了打穩中共未來首都的基礎,接管是審慎、周到、仔細、嚴密的」,「幾乎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這是對北平舊政權接管工作的一種客觀而又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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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接管城市舊政權的政策與實踐
[摘要]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中共制定了接管新解放城市舊政權的政策,即區別經濟組織和政權組織,徹底打碎舊政權機構;對舊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堅持分類處理原則,妥善教育、改造和利用留用人員;打倒封建保甲人員權威,剷除封建保甲制度。
[作者簡介]張浩,中共廣東省委黨校黨史黨建部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政治系訪問學者壞事就讓別人科普吧,我說點遭恨的。
讀歷史讀成了納粹粉,那是你立場有問題;
讀歷史要是讀成了x粉,那是你智商有問題。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幹什麼什麼不成反共不成抗日不成反台獨不成一直是半吊子,內部從來不團結沒有戰鬥力
歪個樓,我就想說:果粉的共同特點就是讀書少還愛裝x~
建國以後轟炸大陸,屠殺漁民,搶劫貨船,匪性不改的垃圾政權,為了統戰現在都不提國民黨的惡行了,居然還有人粉起這個垃圾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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